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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名言的局限就在于“读者”二字。不读不行吗？不读哈姆雷特，免去了跟别的读者争执哈姆雷特是什么样的人的纷扰，这何乐而不为呢？对那些未从小被灌输莎士比亚的人来说，这样的反驳理直气壮。

但是，不读哈姆雷特也要读别的。“读”应该以其最大的广义来理解。只要加入了一个事件，你就不自觉地在“读”了，你要以你的角度说出你所知的那一部分。然后你会发现，你和其他人经历的不是同一事件，你和那些未亲历的人之间更缺少共同的体会，就如同在哈姆雷特面前，观众发生了分野。

在众多从一个人物的角度重叙荷马史诗的作品中，《喀耳刻》是绝对的后来者，为了表现后发优势，马德琳·米勒在书中囊括了尽可能多的人物和代表性故事，这里面有格劳科斯、代达罗斯、普罗米修斯，有米诺陀迷宫，有另一位有巫术的女人美狄亚，当然还有与喀耳刻直接打交道的奥德修斯，以及赫尔墨斯。作为主角的喀耳刻，被作者写成一个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的人，她想从“周旋在一众男人”之间的传统的女性角色里超越出来，并且和众多有名有姓的重大事件都取得联系。

“现代感”太强是本书的弱点，作者无法脱离她自己的经验，在塑造“声音”这方面，她只能做到通俗小说的水平。比如说，神灵之间都是可以乱交的，但是其间和前后他们是怎样对话的？这很考验作者的水平。倘若赫尔墨斯和喀耳刻的对话是“你愿意为我生孩子吗？”“不愿意，想都别想”这么一类，这本书的上限就不会很高了。

罗德里克·比顿教授三年前被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授予了荣誉司令勋章，比顿骄傲地称其为"一生中最大的荣誉“。他是伦敦国王学院古典文学系和希腊研究中心名誉教授，1960年时，年幼的他第一次来希腊，就被这里的风景之美，以及希腊人著名的好客精神所打动。于是他之后一次次到希腊，哪怕在七十年代军政府时期，他也冒着被怀疑的风险，到希腊去学语言。

《希腊三百年》一书是他的希腊情结的果实之一，它有历史学作品的翔实、严密，但又带有个人感情，一些地方的现场感很强烈，而对古希腊的众多典故、传说则较少援引，更不会在提到莱斯博斯岛的时候说到古代的诗人萨福。比顿把希腊看作一个现在进行时中的国家，希腊人的个性的形成不依赖于过去，而与诸如二战、独立战争、美国援助、塞浦路斯纷争这种现代事件有关。

比顿喜欢希腊诗歌和音乐，他为196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腊诗人塞弗里斯写过传记。他深悉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他看到希腊和他的祖国英国的竭力脱欧相反，一直在谋求入欧，在此过程中，希腊人过去的生活传统，例如注重社区和家庭等等虽有削弱，却还是受到强大的正教信仰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希腊的政治并没有像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国一样偏向极端，因此它可以成为一个忠实的欧洲愿景的维护者。

波拉尼奥永远是一个“后起之秀”——在作为一个文学史概念的“拉美文学”中，他前不着村，后也不挨店。在他之前，是公认的文学爆炸四大主将，他们在1950—60年代共同确立了一个高度，而那时刚出生的波拉尼奥“不宜”跻身四人之间，而在他身后，比他年轻的拉美作家，似乎都被他下了无所成就的诅咒。

这部《肖像》中的波拉尼奥是一个百分之百愤世嫉俗的人：“你别想要求什么，反正你什么也不会得到。你也千万别生病，因为没人会帮助你。”他对智利的文学生态有强烈的厌恶，对媒体和读者充满蔑视，“如果你不想活在地狱世界的话，请不要吝惜你对那些蠢货、瘾君子或是庸人的称赞。”

当初鹊起的名声，让波拉尼奥遭遇了被拉美大作家们一度冷落的命运。大作家们有自己的操守，显然不会轻易为这么一位进入“文学时尚”的晚辈背书，但从此书中可以看到，像是富恩特斯最终认可了他的水平，而巴尔加斯·略萨还为他写了见地深刻的评论。眼高于顶，却又忠于文学本身的波拉尼奥，与媒体发达的商业化的文学社会成为死敌；作家博尔皮在1999年说，他“那么耀眼，那么博学，那么不同寻常，他远离陈词滥调”，这样的评语今天让我们追慕他的风采，而在他当初成名之时，怕是只能成为出版商炒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