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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近百年哲学史》：跨越时空的父子合译

当我把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追忆父亲的文章《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记我的父亲李相崇》推荐给詹季虞先生读后，他说：我和李昕都是刚恢复高考后考取的武汉大学，我是77级物理系，他是78级中文系，我们的父辈年龄、经历也相似，但追忆父亲，我们的方式有些不同。

美国东海岸的秋日暖阳和煦地照进詹季虞的家。靠窗边拐角的工作台上，摆放着两台计算机显示屏、各种活页夹和文稿，还有他和儿子的照片。

有一组很小的编钟摆饰静静地陈列在拐角柜里，提示着主人与曾经出土过战国曾侯乙编钟的中国荆楚之地湖北有着深刻的渊源。

一本深蓝色封皮的书静静地躺在书桌上，封面右下方是《欧洲近百年哲学史（1850-1930）》几个银色大字，左下方是一行小字：【法】艾米尔·布列赫着，詹剑峰 詹季虞 译。

詹季虞所说的追忆父亲詹剑峰的方式就是这本译着，这是父子俩跨越80年时空，合作翻译并出版的，前后的生命时间线延续了百余年。

布列赫是法国哲学大家，按学界评价，“布列赫此着得以翻译出版，学术意义重大，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有助于汉语哲学界对1850-1930年的欧洲、美国哲学史开展研究”，“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作用”。但真正让人惊叹的是这本原著和译着在近一个世纪的漂流历程后，得以保全并面世，堪称翻译奇迹。

作为儿子，詹季虞在整理父亲的译着遗稿过程中，才算真正走进了父亲的精神世界。从他的立场看，这次合译可能无关学术，而更私人，像俩父子阴阳相隔后的再次交流，是一种精神的接力，更是一种心灵的皈依。

一、父亲的包裹

詹季虞是恢复高考的第一批考生，1977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78年才正式跨入校门。其学士论文经金属物理专业恩师田德诚教授指导，译成英文投稿到著名的Applied Physics杂志得以发表；同类成果的中、英文版本又在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发表，可谓一举成名。藉此学术成果，1984年他申请赴美，拿到奖学金继续深造，直至1992年获得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工作、生活。

1982年大学毕业那年，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30多年的哲学系教授、父亲詹剑峰溘然病逝。那时的他对父亲的认识就是嗓门特别大、爱抽烟爱喝茶、不做家务；童年时文革中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家中多次被抄，这种阴影一直存在于记忆中，以至于他在学校里胆子特别小；因为父亲在华师“文革”中历经磨难，曾经搬家七次，1971年住的平房还曾被龙卷风摧毁。直到1979年父亲落实政策，全家才搬到华师26栋，居住条件刚刚改善了一些，但没过两年父亲就去世了。

恢复高考的政策出来后，确定报考专业时，跟哲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问他是否愿意报考哲学，因为家中前三个孩子没一个愿意子承父业，他也没有报考哲学。那时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哲学能干啥呢？詹季虞说：父亲很民主，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所以四个孩子所学专业都跟哲学毫不相干，虽说心中难免有失落。

临终前，老人家告诉女儿：家里有一个文稿包裹，里面都是我很重要的东西。

这件遗物和妈妈查景云一起留在了华师26栋的空巢老房子里。1984年，不到30岁的詹季虞来到大洋彼岸，读研、读博，并且留美工作、结婚、生子。

背对故乡越走越远的身影再回首时，大多是亲人的生离死别时刻。

1989年母亲查景云故去，老屋腾空给别人居住，两位老人留存的东西堆放在一个华师小单元房里；1992年小单元房要拆迁，姐姐回去处理父母旧物，扔的扔卖的卖，好在女儿毕竟心细，想起了老父亲临终嘱托，从旧物堆中抢救出了那个文稿包裹带回了北京自己家中。

2003年，一晃又十多年过去，詹季虞回国探亲，姐姐说起当年父亲曾留下一个文稿包裹，但翻箱倒柜怎么也找不见，就此作罢；

2015年，又是十多年过去，詹季虞带儿子回国探亲。姐姐已经故去了，外甥女说：妈妈的家拆迁，我们帮忙搬家，居然找到了那个包裹。这次一定要给小舅舅您带走。

就这样，这个传说中的包裹终于交到了詹季虞手中，跟着他搭乘国际航班来到美国。夜深人静时，在自家的地下室里，他打开了父亲的包裹。

此时距离父亲故去已经33年。

詹季虞一辈子学物理、做实验、搞研究，虽说已年近60，但仍是冷静的理工男一枚。翻看着父亲一生的哲学著作，一包包分门别类，有论文有译着，仔细清晰，可见父亲当年多么用心。其中一包就是布列赫《欧洲近百年哲学史（1850-1930）》的译稿。

他事后回忆：没有心潮起伏，就是觉得爸爸的文笔真好，字写得真好看啊！

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的他，快要退休时打开的这个父亲的包裹，让他开始回转身来，回望故乡、故土、故人，并穿越时间隧道，陪着父亲重新走过他的人生。

二、婺源的厌物少年

1902年，詹剑峰出生于安徽婺源（现改隶江西）的一个小茶商之家。年少的他很淘气，上房揭瓦、下河摸鱼的事没少干，逢年过节大人忌讳啥他偏说啥，更有甚者，还能把人家供的菩萨像给打了。家里人都不喜欢他，村里人也视他为厌物。只有祖母有办法管教这个孙子，爱说坏话就拿草纸擦擦嘴巴，说“你嘴脏”。

1908年詹剑峰在婺源察关高湖山私塾开蒙读书。虽说是在辛亥革命前夜，但中国农村的教育内容和方式，还是几千年沿袭下来的那一套。《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书，背会就行；再两年学《论语》、《孟子》、《左传》等书，看了大量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章回小说，把一个老师的两柜书都看了。十六岁时参与全县举人秀才的会文，所写《人不可以无耻》一文获第一名，还得了四千文奖金。

正是辛亥革命前后，社会风气有了些松动，新学逐渐为人接受，并视为有前途。一些老师和亲戚主张送他去上海读“洋书”，但只有祖母不同意，认为詹家没有读书的风水。过去族里好不容易出了个秀才，十六岁就早早夭折，如果读书不好还把命丢了咋办？后来祖母请来了一个算命先生，看过他的生辰八字天格命格后，说这孩子能读书，而且只有读书才有出路。老祖母这才同意了詹剑峰走出婺源去上海读书。

詹剑峰多年后在自述中说：“我一生读书、教书、著书，但并非出自书香门第。是一个算命的瞎子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三、“学哲学的安徽朋友”

1926年，法国巴黎以东约100多公里的小镇沙多吉里的拉封丹中学，詹剑峰和几个从中国来的学生在这里学习法语。

从1918年离开婺源求学上海，他所经历的中学和大学正是五四运动狂飙突进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年轻人渴望自由、追求个性解放、冲破封建罗网，置身其中的詹剑峰思想也发生了革命，从孔孟程朱的信徒转变成鲁索、易卜生、克鲁泡特金的追随者，甚至在上海读中学期间就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1926年他考取安徽省勤工俭学助学金，到法国拉封丹中学半工半读。

一年后，一位叫李尧棠的中国学生由詹剑峰中学同学吴克刚介绍来，詹带他去找拉封丹中学校长后，校长同意他入学并且安排住在詹剑峰隔壁。当时李同学一直在创作一本小说，第二年终于修改完稿，并写了序言。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隔壁好友詹剑峰理所当然成了第一位读者。文学修养颇深的詹剑峰对此大加称赞，夸他有写作的天赋。

当时他们共同的朋友巴恩波离开拉封丹后，在项热自杀，李尧棠决定纪念好友，用其姓“巴”作为自己第一本小说笔名的第一个字，名字用什么却很费思量。

“‘金’字是安徽的朋友替我起的。”

这是巴金在1958年3月的〈谈《灭亡》〉一文中的回忆：

"‘金’字是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起的。那个时候我译完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前半部不多久，这部书的英译本还放在我的书桌上，他听见我说要找个容易记的字，便半开玩笑地说出了‘金’字。"

从此中国现当代文坛上闪耀半个多世纪的名字“巴金”诞生了，而学哲学的安徽朋友就是詹剑峰，两人友谊持续了一生。

1928年詹剑峰来到巴黎大学，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哲学家、唯一超级终身教授亨利·博格森（Henri Bergson）的学生、巴黎大学唯二超级终身教授艾米尔·布列赫（Émile Bréhier）学习逻辑、哲学和哲学史。四年间，詹剑峰涉猎颇丰，学有所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比较稳定的哲学史观和治学方法，认为：哲学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它是概念的诗。研究哲学史，只能让历史说话，不能让成见当权。这也成为他一生的研究信条。

他为自己拟定了研究计划，“拟着十大卷《欧洲哲学史》专著，所作笔记积满一箱，写就了十几万字的第一卷《宇宙论史的哲学》（希腊史与哲学）”，并想去盛产哲学大师的德国继续深造。但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使他震惊了：“我们这些留学在外埋头于书本的年轻人”，“我的民族已到这种地步，我如何还能够安心在国外读书？”和不少中国留学生揣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心陆续选择回国一样，詹剑峰也准备踏上归途。临行前，他带上了恩师艾米尔·布列赫的法语1932年版著作《欧洲近百年哲学史》，还有几大箱他收集的书籍和读书笔记。

布列赫的这本《欧洲近百年哲学史》自此乘船过海来到了中国，跟随这个年轻学者一起经历了意气风发还有颠沛流离。

（根据詹季虞多年后的走访和整理，当年和詹剑峰一起留学法国的好友、同学除巴金外，还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原人类学研究员卫惠林先生。曾给詹剑峰在上海中国公学上过课的世界语老师胡愈之先生、英文老师朱光潜先生也都陆续到法国留学。

八十年后的2001年，詹季虞利用出差机会在台湾“国立”图书馆找到了一张詹剑峰老先生与巴金先生、桂丹华先生于1928年春在法国留学时的合影。这张照片是巴金珍藏了将近80年，然后赠给有关部门收藏。照片上的几个年轻人意气风发，既被中国传统文化浸润过，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正是那一代留学生精神风貌的写照。）

四、祁门茶山洞中产子

1937年冬天天寒地冻，在安徽祁门盛产红茶的祁山山洞里，一对安徽大学教授夫妇逃避日军战乱时在这里生下了他们的大儿子。因条件艰苦，产妇虚弱，孩子未足月即夭折了。

如果活着，这个孩子就是年长詹季虞十八岁的大哥。

此时的詹剑峰已不复刚留法回国时的意气风发。巴金曾在《再思录》里回忆了他1932年刚回国时的情景：

"我今天还在怀念老友卫惠林伉俪，三十年代他们在俞楼住过一个时期，有一回我们的同学‘哲学家’詹剑峰从法国回来，要我和他同游西湖，我们到了俞楼，三个人在一起登山畅谈巴黎的往事。我和詹剑峰的劲头很大，南山北山，从上午走到傍晚，中途脱掉皮鞋在半山休息，相当狼狈，但事后又觉得痛快。"

游玩西湖后的詹剑峰带着这本《欧洲近百年哲学史》和其他从法国带回来的七八箱书，回家乡办学、到徽州中学教书、之后应安徽大学校长、恩师傅铜邀约，赴当时设在安庆的安大任教。期间与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的婺源女子查景云结婚。

安大教书，除哲学和逻辑学外，詹剑峰还编写了不少教科书。虽然一如既往地关注时局，发表评论，但日子还是很安逸。然好景不长，1937年安徽沦陷于日军铁蹄，安徽大学停办。此时查景云即将生产，他不得不护送其回老家婺源。一路颠簸走到祁门，妻子就熬不住快要生了。当地风俗认为孕妇在人家里生产不吉利，故客店拒收，想赁屋也租不到，不得已俩夫妇只能寻得附近一山洞暂住待产。两人虽随身带着几件行李，但大多是詹剑峰从法国带回来的宝贝书籍，生活用品极其不足。安大教授在山洞中生孩子，这事在当地成为一件奇闻。

有个祁门人许丹听说此事，便寻到山洞探看，才发现原来曾是在徽州中学共事过的故人，于是请至家中住了一个多月，这才解了俩夫妇的困顿之围。

回到婺源后，詹剑峰把几箱书籍寄存在堂兄家里，精挑细选了包括布列赫的《欧洲近百年哲学史》在内的一些书带在身边，开始向大后方重庆迁移。1938年6月迁移到武汉，8月到陪都重庆。1939年5月3日，日本飞机轰炸重庆，防空洞门被炸塌，人几乎被炸死。1940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创始人之一戴克光介绍去福建三元（今隶属福建省三明市）江苏学院任教务长，由重庆辗转到福建三元，这本书仍然随身携带。

五、“徽骆驼”战时译书

1943年，在国立暨南大学教书的文学教授许杰介绍詹剑峰去暨大哲学系。夏天，在福建省建阳县（今隶属福建省南平市）童游镇，詹剑峰正在利用暑假时间翻译他随身携带多年的导师布列赫著作《欧洲近百年哲学史》，屋外时常传来防空警报的声音。

由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位于武夷山南麓的小城建阳迎来了整体搬迁来的国立暨南大学，还有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及其下属机构部队的进驻，人口骤增。因山势阻隔，日军没有进袭，但经常实施轰炸。

“上面飞机下面人，携儿带女伏田茔。”

这是许杰所作描写建阳跑空袭场景的诗句。为避开敌机的狂轰滥炸，学生大都白天躲进防空洞逃警报，晚上才能点灯上课，过着“白天进山，晚上出洞”的生活。

詹剑峰在法国的同学范希衡介绍妹妹范小梵到福建找他谋一份差事，范女士在其自传《风雨流亡路——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经历》中描写了她所遭遇到的南平空袭：

"那次是由于空袭，燃烧弹投到了爆竹店，爆竹店旁边是酒店，因而一条长长的大街，被火烧得精光，虽然河水就在近旁，却救都来不及救。我所在的师专离城有十几里路，师专那儿的半山上已看得见火光冲天，大火历一昼夜不灭。"

范女士还在书中描述了詹剑峰当年的样子：

"詹当时已三十多岁了，又黑又瘦的小个子，似乎还抽烟，在我眼中他不仅是个大人，而且似乎是个长一辈的模样。还听希衡说，詹学哲学学成了神经病，见了哲学书就指着它说：‘这是个害人精啦！’一口徽州腔，他们叫他‘徽骆驼’。"

这是迄今为止詹季虞能找到的最直观还原福建建阳时期父亲詹剑峰样子的文字了。

“一生贫病苦，三害烟酒茶”，后来父亲老友、中山大学（广州）教授夏书章曾转述同事描述父亲的诗。的确，詹剑峰从安徽到武汉再到重庆到现在落脚建阳，历经武汉空袭、重庆大轰炸，多次生死一线，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一直在苦苦挣扎求生活、苦苦求索做学问，然亦保留着传统文人的一些风骨精神，烟不离手、嗜茶如命、秉笔直书、嫉恶如仇。

当时一家名为战地图书出版社的机构找到詹剑峰，希望他能翻译推介一些欧洲哲学著作，他找出那本带在身边多年、已有些磨损的恩师布列赫的著作。这本书从1850年叙述到1930年，以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和博格森为分界，分两期叙述前四十年和后四十年哲学的梗概与发展，其中牵涉到的哲学家达五十多人，著作有上百部。除尼采、博格森等哲学巨擘外，很多哲学家及其思想还不为中国学者所了解。

一旦做出了翻译决定，“徽骆驼”整个暑假便开始了通宵达旦的译书工作，虽常为空袭所打断，但凭借这些年来“学哲学学疯魔了”的积累，他不仅对这横跨近百年的哲学史概貌有全面把握，对每个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产生的土壤也能洞悉入微。而学跨中西的学术背景、深厚的文学底蕴，又让他能用民国时的白话文，优雅而准确地表达出晦涩哲学背后的趣味，通俗易懂，完美地遵循了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这一翻译的最高原则。

比如在第一章“时代概览”中，他用散文一般的笔触勾勒了1850年至1890年的时代图卷：

"1850年左右，所有人们基于重大哲学和社会构建的、带着诚意的希望皆成泡影。这个时期就此拉开帷幕，一直延续到1890年。

在这一时期之前，思想界普遍的主题，不外乎申明自然和历史是一最高实体降生的条件，这一最高实体有人叫他精神、理想、自由、人道、和谐，或者叫它为其他名字。

严刻的决定论，如果你愿意，那就是一个黑格尔派，一个孔德派，一个叔本华派所认为万有中必然发展的定律，在他们的眼光中，这条定律为其终极的自由所补偿；所谓自由一定链接这必然而不可分，自由或者如黑格尔以及孔德所主张，殆为这种必然的意识，或者如叔本华所主张，殆为意识之否定及解脱；那时候一般小说上的主人翁纯是一往情深，由于他命定的狂热而奔放四溢，时而地狱，时而天堂，时而坠入永劫，时而获得神庥；

当时的哲学思想，也具同样的情感，譬如华格纳（Richard Wagner）致威森东克（Mathilde Wesendonck）的信，结尾一段就有这种情感的表现，颇富文学的意味：‘当你那只神秘的和具有魔力的眼睛瞪着我，而我自身融没在这神秘和具有魔力的眼光的时候，在这一刹那，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在这一刹那，一切都互相融合，形成一无限的深炯的和谐而无间了。’"

詹剑峰驰骋在从1850年至1930年近百年欧洲哲学先贤的思想光辉中，用工整的行楷在战地图书出版社的稿纸上逐格逐行地翻译着“自黑格尔以降的哲学发展”，回顾着“科学大步向前行时，思想界所面临的道德与宗教危机”。

然而战时状态实在没法规划未来，詹剑峰花了整整两个月完成的译稿却并未按计划出版，只能做好标记，装入历史的包裹里静默等待。

六、跨越时空的父子合译

这本译稿再度被打开已经是72年后的2015年了。

在自家地下室里，詹季虞依照标记一层层打开父亲的包裹纸，映入眼帘的是从左至右竖写的字样：“欧洲近百年哲学史詹剑峰译”，去世三十多年的父亲的名字忽然以这样清秀整齐的繁体字模样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他似乎有点无措。

他第一时间出现的念头是：父亲的字真好看啊！

在他记忆中，父亲是研究先秦哲学的，尤其是以研究墨子和老子的哲学及形式逻辑的成果享誉学术界。他不知道父亲后来是否曾再次翻看过这书稿，这么完备的译稿一直如此束之高阁，岂非错付？当一页页翻到手稿最后一页时，他很是为父亲委屈。

1955年詹季虞出生于武汉，父亲按中国文化给孩子取名的习惯给他取名“小华”，以纪念出生地华中师范大学。他的长姐名“小南”，是纪念1939年出生于重庆南温泉；长兄名“小熹”，是纪念1941出生于福建建阳。北宋理学大家朱熹籍贯就在这里，而祖籍在婺源，其所兴建的考亭书院又为当时搬迁来的暨南大学提供了战时的教舍，詹剑峰深以此三宗自己与朱夫子的交集为缘；次兄名“小元”，纪念1945年出生于福建三元。四个孩子的名字组成的地理线构成了詹剑峰一生大部分的人生轨迹，而其中的高光时刻是跟朱夫子有交集的那段时光，当时他正在翻译《欧洲近百年哲学史》。

詹季虞以这本译着为参照物来回看父亲的人生，有其自己的道理。

一直以来，他选择学物理而不是哲学，是一个想逃离父亲的儿子能做的所有。那些与父亲有关的被抄家、被欺负的少年时光，潜意识里让他有点怨恨和委屈，直至看到父亲的这本译稿，这么重量级的哲学大家著作、这么漂亮的译文、这么隽永的字迹，让他内心升腾起一股对父亲由衷的景仰。不仅仅是因为父亲，还因为父亲是个了不起的哲学家。

他想起父亲向他征询是否学哲学，当得到坚决的否定答案后略显失落的样子，忽然觉得冥冥中似乎和父亲有了交流：他要完成老父亲几十年前在福建建阳时的愿望——出版《欧洲近百年哲学史》译着。

一方面把译稿一页页扫描发去文字输入，再返回进行校对，因为没有原书比对，校对工作非常艰苦；同时寻找出版社咨询出版意向。幸运的是，父亲的校友、毕业于巴黎大学哲学研究所的台湾学者黄国象读完译着原稿后很兴奋地写了一篇评论（代译序），对这本书的学术价值进行了介绍：

"这本短小精悍的哲学史，其中心论点就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交锋，或者可以更大胆地说，是宗教对席卷而来的科学浪潮的一种抵抗。⋯⋯科学大步向前行时，思想界所面临的道德与宗教危机，这种张力一直持续到今天，希望此书出版⋯⋯不忘前人在此精神家园的开拓耕耘，以砥砺我们继续前行。"

2019年，三联书店（香港）公司的编审委员会在看了黄先生的这篇评论后，打消了时代久远、学术价值不够的顾虑，决定立项出版。但交稿后没多久，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认真的三联书店编辑寻到了布列赫的原版书，发现原书有十五章节，詹剑峰的译稿只有前十一章。是漏译了还是原稿遗失了呢？

抗战胜利后，詹剑峰回到安徽大学任教，期间回到老家婺源，把包括布列赫的原书在内的一些书籍和1937年带回去的几大箱书整理成两大铁箱书，继续寄存在他堂兄家。

“父亲堂哥继承了爷爷的土地和财产被划为地主。在镇压反革命中，我有个姑父被枪毙了；另外一个表嫂的父亲是个老中医，也不知什么原因被枪毙了。书被交到詹氏祠堂里，相当于充公了，由乡政府管理。”詹季虞回忆说。

1958年，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批返国的侄儿路过武汉回家乡，詹剑峰委托他看能不能把那些书取出来。但这位退伍军人侄儿也没办成，回复说：当地政府要华中师大的介绍信才能取走这两铁箱书。再后来，传来消息，文革中这些书都被当作“四旧”烧毁了。布列赫就这样被付之一炬了。

詹剑峰文革时也正接受审查，自顾不暇。审查一直追溯到在他法国留学时的经历，是否参加过无政府主义活动，外调人员曾多次到上海找巴金了解情况。

"巴金曾被迫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写过三份关于詹剑峰这段历史的材料，但据詹剑峰看到材料后说，巴金所写都是实话实说，没有一句违心的假话。最难的是，那时的项目人员就是要将相同的问题问多遍，然后再在不同的交代里搞逼供。由于这三份材料前后一致，詹剑峰的所谓历史问题结论里就没有了‘无政府主义者历史反革命’这顶帽子。"

在遭受学生和同事的背叛和批判之际，詹剑峰感激于老友巴金的实话实说，也庆幸这些外文书没在身边，否则翻检出一些说不清楚的书籍岂不糟糕？付之一炬就付之一炬吧！

但这给几十年后的詹季虞出了难题。少了四章译稿，三联肯定是不能出版的。理工男的执拗劲儿上来了，他对三联编辑说：我来续译这后四章行不行？

编辑有些为难：您懂法文吗？

詹：我是武大物理系毕业，在美国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习，中英文都不错；我继承了父亲的学习能力，他精通法语、希腊文、拉丁文和德文，我边学习边翻译应该也能应付得来。

虽感念其诚，然三联并没有立即答应，毕竟这是翻译学术著作，不是儿戏。三联让他先翻译一节看看再定。

时间来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四起，居家隔离成了人们的日常。詹季虞已经65岁，索性彻底退休，全力投入翻译工作中。他找来英文、法文两版图书，一台计算机、两台显示屏，对照翻译，译完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文专业毕业的老师把语言关，同时发给黄国象和父亲的学生把哲学学术关，就这样翻译了一节提交给三联。

“与父亲相比，我的译文文采没法比，但好在用词老实、力求准确，也是一种风格吧。”詹季虞自嘲道。

因为译者由一人变成两人，三联编委会需再度进行立项审议，对合译者的资格和水平进行评估。最终詹季虞通过了严格的审议，获得了跨越时空与父亲合译的资格。

此后，就像号称“徽骆驼”的詹剑峰当年战时译书不眠不休一般，詹季虞也进入了骆驼般的工作状态，没有一丝意志的动摇，没有一丝偷懒的懈怠。每天他和居家办公的儿子各自把着自己的工作台，日出而作、日落不息。终于，在一年后的2021年11月份，完成了整个四章的翻译，交稿了！

他说：

"在翻译过程中，我才觉得自己真的是父亲的儿子，我们性格中有着很多相像的东西，比如低调，谦卑，坚韧，执着。他做学问的信条是：只能要历史说话，不能让成见当权，所以他藐视学术权威，任何情况下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我的人生经历又何尝不是这些性格成就的呢？"

代表父亲也代表自己，他以译者的身份写了简短的序言，献给自己的父母还有父亲的多位留法同学、好友吴克刚、巴金、卫惠林等诸位先生；也献给留学法国拉封丹中学的学长、原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秀峰、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以及章伯韬先生。他还专门刻了一枚赠书图章，赠书时自己签名父亲盖章，希望父子合译赠书更具仪式感，也希望九泉下的父亲能感知到这份用心。

1982年3月12日詹剑峰先生去世，詹季虞希望在2022年他的忌日这天能将这本父子合作翻译的书供奉在父亲遗像前，由于疫情耽搁至5月方拿到成书。看到两个詹姓名字并列排在一起，他特别自豪，比当年考取武大、发表论文、拿到出国读博士的奖学金都要有成就感。

他对自己的儿子小小詹说：我做到了，完成了！

小小詹很美国地说：Congratulations!

不知等小小詹到自己这个年纪，是否懂得慎终追远，又会如何看待自己的父亲呢？已经开始整理詹剑峰先生另一本遗作《逻辑纲要》书稿的詹季虞忍不住如此遐想。

本文作者：余伟利，武汉大学新闻学博士，高级编辑，在中央电视台从事编辑记者工作多年。

☆原文注释刊出时已略。

好书推介

《欧洲近百年哲学史（1850-1930）》

作者：艾米尔·布列赫（Émile Bréhier）

译者：詹剑峰、詹季虞

ISBN：9789620448577

出版日期：2022年5月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欧洲近百年哲学史（1850-1930）》为布列赫先生所作一套哲学史丛书中的最后一本。此书从1850年叙述至1930年，以尼采和博格森为分界，分两期叙述前四十年和后四十年哲学的梗概和发展。其中牵涉到的哲学家达五十多人，著作有上百部。这本短小精悍的哲学史，其中心论点就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交锋，或者可以更大胆地说，是宗教对席卷而来的科学浪潮的一种抵抗。因此本书除了讨论认识论的观点外，亦给出不少章节说明哲学家对形而上学和神学的思考。它带领我们重新回顾了自黑格尔（Hegel）以降的哲学发展，尤其是科学大步向前行时，思想界所面临的道德与宗教危机，这种张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此部译稿可谓历尽沧桑，历经战乱及“文革”的十年浩劫，被已逝的译者詹剑峰先生保存于武汉华中师大的故居。上世纪末，故居拆迁，译稿被挽救下来，经詹季虞先生（詹剑峰先生之子）整理、台湾学者黄国象先生校对，又由詹季虞先生代其父补译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经反复编辑、磨勘、与法文版核对，始面市以飨读者。除原书已具的哲学史价值，译稿亦具足翻译史的研究价值。

作者简介

艾米尔·布列赫（Émile Bréhier, 1876-1952），法国哲学家，研究方向为古典哲学和哲学史。于1945年被选为巴黎大学（索邦）的唯二超级终身哲学教授。为亨利·博格森（Henri Bergson，另一位超级终身哲学教授）的早期追随者。在1930年代，学界一种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博格森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被称为「法国历史上唯一对新柏拉图主义采取黑格尔式解释的人物」，也是黑格尔新康德主义的反对者。

译者简介

詹剑峰，1902-1982

出生于安徽省徽州婺源县（现属江西省)，哲学史家，逻辑学家，哲学家。1908-1918年在徽州私塾，1918-1923年在上海中学和中国公学中学部，1923-1926年在国立西北大学和国立北京法政大学，1926-1932年在法国拉封丹公学（又译为沙多吉里公学）和巴黎大学学习。1933-1982 年在安徽大学、暨南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任逻辑学和哲学教授。

詹季虞，1955-

出生于武汉市，物理学者。1960-1965 年在武汉华中师范附小，1965-1968年在武汉华中师范第一附中，1978-1982年在武汉大学，1984-1992年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学习，获得物理学士、科学硕士、哲学博士。1993-2021年在美国空间、国防、通讯和医疗设备工业做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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