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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江户的女人——江户想象与日本近代化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贾葭/文

日本明治维新，在过去一百多年来被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引为民族国家近代化的摹本之一。然则，明治日本的改革进路，却有其内在的不为中国知识人察觉的涓涓细流。例言之，以荻生徂徕、本居宣长直至会泽正志斋诸人贯穿其中的江户思想史变迁，为幕末的思想异动奠其先声，论者不可不察。

此外，江户时期的幕藩体制及其控制的日本封建农业社会，在幕末已遭遇相当程度的观念冲击。尤其是以江户为首的大型城市，对各藩藩士乃至普通农民，构成一种极为绚丽的城市想象，吸引他们冒着背藩的风险远走江户。1800年前后的江户，即已成为幕末日本的思想中心、运动中心，甚至是时尚中心。

美国学者艾美·史丹利（AmyStanley）的新著《江户城里的异乡人》，对幕末弥漫于日本乡间的这种对江户的绚丽想象，做了极为真实地描摹。作者依据幕末一位远走江户的越后国女性和家族的多年通信，还原了这位进城女性悲惨而浪漫的一生。

这似乎是一个老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近代化进程之中，城市与农业女性、与觉醒女性的关系为何？这是易卜生在奥斯陆看到的问题，当然也是鲁迅在上海看到的问题。娜拉脱离了禁锢，自由固然真切而实在，但并没有想象中那般美好，还可能随时失去。

史丹利撰写的这个故事，时间跨度自文化元年（1804年）开始，终于嘉永六年（1853年），在女主人公常野卧病离世之际，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在整个远东都没有对手的舰队来到了江户湾，巨大黝黑的烟囱冒出的浓烟弥漫于海面，据说在整个江户都可以看到（见半滕一利《幕末史》）。黑船来航是日本近代史的起点。作者选的这个人以及这个时间点，都非常有戏剧性。

《江户城里的异乡人——一个幕末时代叛逆女子的一生》

<美>艾美·史丹利 /著

林士棻 /译

远足文化

2023年2月

农村真苦，女人真累

故事从越后国（今新潟县）石神村的一家小寺院林泉寺开始。彼时，日本的幕藩体制从德川家康开始，已经安然无恙地运行了两百年，虽然其间也有各种各样的小型政治变动，但大体平稳，在幕府费尽心机的各种控制下，没有出现大的骚乱。

江户幕府之前，日本的权力阶层几乎以农民为唯一剥削对象。江户幕藩体制建立后，因为第一大城市江户需要被供养，江户城下町崛起，水道四通八达的日本桥成为商业中心，下町则成为市民通俗文化的滥觞之地。但江户之崛起，仅仅因为她是依据征夷大将军的构想而擘划建设的理想之城，是江户时代的单极；广袤的日本农村，反而因为将军（即江户）对诸藩的日益压榨而更加贫穷。

以越后国的农民为例，五谷丰登自然是苛求，如果想要勉强温饱，就必须水稻与其他作物混种，通常是小麦、大豆、小米、荞麦混种，春秋夏三季均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而农业税则以大米缴纳，约为收成的五成，这个税率在日本史上是最高的。即便如此，这些住在山里的农民，也要去遥远的海边采海带作为辅食。我一点也不讶异日本在天保饥荒（1833-1836）中的人相食的案例，这在中国历史中随时可见。

这也是女主人公常野从少年到成年所经历的。她除了农忙时节需要劳作外，作为寺主家的小姐，还要接受各种女学教育。在江户时代中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城乡女性，都会学习一本叫做《女大学》的书，类似一种启蒙教材。此书的编撰者不明，大部分内容来自江户思想家贝原益轩的《和俗童子训》，而后者，则又是依据中国的《弟子规》而来。

当然，这是一部“很日本”的书，在附录中有一章题为《女大学宝箱》，介绍了《源氏物语》的著名篇章，让少女们自小就接受来自平安时代的文字及美学熏陶，同样在附录中，另有一章《女万岁宝文库》，则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各种打扫、整理、收纳、化妆、纺纱、制作料理的方法。还有一些篇章，介绍自《源氏物语》以来的日本文学中的著名女性的故事，她们如何吟诗作画，如何弹琴下棋等，也介绍了中国的著名女性李清照等，还配有大量美轮美奂的插图。这些堪称教材的图书，向这些刚刚识字的少女们，展现了那些著名女性如何优雅地度过她们的人生，以及她们对世界的体验和感觉。

让我颇为惊讶的地方是，即便在这样艰难度日的日本农村，仍然能够给仅能果腹的少女们提供这样的教育。《女大学》的开头便说：“女者，唯以和、顺、敬为淑。江户时代直至今日，日本社会对女性的规训无日无之。辜鸿铭的那句“娶日本太太”的玩笑话其来有自，这当然是出自男性立场。今天的日本，仍然被视作是女权不彰的国家。

前不久去世的日本著名学者竹中信子曾有一部《日本女人台湾生活史》的著作，讲了大正时代的日本女人如何以丈夫与孩子为中心小心翼翼地活着。竹久梦二笔下的“大正美人”的那种哀愁与美丽，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过去百年来日本女性的审美基调和生活格调，但梦二是个家暴狂人啊。

日本是一个保守型社会，在女性问题上尤为明显。日本女性至今仍然保留了自江户时代以来的生活及审美习惯，这是人群的主流。从江户时代开始，少女及笄之后，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嫁人、服侍丈夫。《女大学》即说“有女长成，之子于归。”至今，我们在日剧里还能看到这样的情节，家长对女儿的唯一期待，就是嫁个好人。

女主人公的世界观于是就这样形成了。她一直在憧憬可以遇到一个像书上说的那种知书达礼、温柔体贴的男人。然而命运是如此捉弄人，在她半百之龄的短暂人生中，她嫁了四次，最终她认为自己不再需要男人——因为她已在江户了。

“我要去江户”

自1603年，江户是三百多位藩国大名需要誓死保卫的“将军之城”，甚至连江户城本身，都被称作是“将军的铠甲”（见泰门·斯科里奇《东京前传》）。

神秘的每一代德川将军，都是这些农民在田间地头口口相传的传奇人物，因为活着的将军从来不让别人给他画像，没有人见过他，就连本国的藩主也无法轻易见到将军。他身居于江户城的本丸和二之丸，传说中他妻妾成群，有上千间房子供他居住。

拿我们的女主来说，她读的每一本书都是江户出版的，她用的脂粉、锦盒都是在江户生产的。那些被藩国允许、冬季去江户打工的青壮年劳力，回来绘声绘色地给村里的小姑娘们炫耀在江户看到的一切壮丽的景观以及奇怪的事物。常野和她的女玩伴们，梳着一种叫做“江户头”的发型，尽管江户女人并不这样梳头。江户出身的先生，批评她们读诗的发言不够字正腔圆——江户的发音才是地道的。甚至，江户女人的腰带要比越后国女人的腰带更高一些，这样会显得人更瘦。

这一幕真是似曾相识。1860年代，从南京、苏州逃往上海的乡间地主们，很快习惯了租界里的惬意生活。整个江浙的乡间，都在流传着上海的传说。瓦斯路灯照亮的四马路，张园里赛狗的洋人，大世界里貂裘短裙的女子。即便在中国的1980年代，我作为内地的儿童，也坚定不移地认为只有叫做“上海”的雪花膏才是可以涂在脸上的。

对这些身处日本北国山林间的农民以及主人公而言，江户是一个无法亲身体验但又迸发着无限魅力的地方，甚至是一种新的生活标准。各个村庄里都流传着某位男子在江户因为机缘巧合进入大名屋敷工作，或是某位在乡村遭人抛弃的可怜女子在江户嫁入了武士之家。拿中国的比喻来说，江户是可以改变人生命运的龙门。

彼时的江户，历经德川将军两百多年的经营，已经是整个东方最大的都市，人口超过百万，其中有一半人口都与拱卫幕府政权有关。你很难说是将军寄生在江户城里，或者是江户寄生在将军身上。这座城市的野心在诞生之初就暴露无疑，那种试图在各方面超越天皇所在的京都的冲动无时无之。各地大名如过江之鲫，往来于江户与藩国之间，他们的随从可以跟小伙伴讲上一整年的江户故事。

对江户的这种想象，支撑了很多年轻人无数个不眠之夜。“我要去江户”，是幕末青年们的集体愿望，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无不如此。对于男性而言，江户是成就此生英名的唯一地点。在日本的漫画和时代剧当中，“去江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段，那可能是一个人最大的梦想和荣光。用现今流行的话说，江户是一种思考方法。

对幕末的农村女性而言，去江户则需要藩国的许可。于是主人公就在三次婚姻失败之后，抱着虚弱的病躯，盘算着如何脱离兄长对她的控制与压榨。她已经35岁了，有数次轻生的念头，但都被一个更强烈的念头推翻了，她在心里无数遍默念着：我要去江户。

也只有江户可以去了，江户是一种逃离，是脱离父权制家庭的唯一方式。她和一个和尚私密地讨论如何在没有拿到通行证的情况下偷偷去江户。在深秋的红叶之下，两人站在一座小石桥的桥头，密谋了这一切，甚至细到如何变卖自己的和服换成盘缠。

沉重的肉身

哪怕在这一幕发生后的100年后，中国江南乡间与顽固父亲吵了架的青年男女，仍然会以“去上海”作为他们唯一的选择，上海有大学可以读，有工厂可以打工，有报纸读，有电影看。当他们坐着摇摇晃晃的乌篷船，在潮湿氤氲的空气中停靠在外滩十六铺码头的时候，海关大楼的钟声响起，惊起的鸽子掠过江面，飞过鳞次栉比的各种样式的石砌西洋建筑，他们想必有着难以言表的激动与震撼。

又或者像1990年代来到深圳的青年，从东铁线红磡站出来之时，眼前就是硕大无朋而又白净明快的红磡体育馆，以及由港岛的无数大厦构成的错落有致的港岛天际线。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在那一刻，他会下定决心告诉自己：这就是我要的城市。

主人公常野历尽20多天的艰难步行，途中几次遭遇危险，终于到了她心目中的江户。但在路途之中她就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那个带她上路的和尚迷奸了。

看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当年我从南京到北京的时候，去广安门货站拿我的托运行李，两瓶很贵的白酒——是打算送给新单位领导的——不翼而飞，同时几套大书也不见了。我和他们理论了几天无疾而终。没有人会在乎一个刚刚在北京还没有落脚的京漂青年。我说服自己——这是北京给我的下马威。

主人公进入江户的时候，路过加贺藩大名屋敷的赤门，看着门口执勤的武士，甚至想象她可以在大名的藩邸做一个洒扫缝补的低阶女佣，毕竟这是在江户，做什么已经不重要了。然而很快有人告诉她，过了这个大门再往前，才算是江户的地界。如今这座被列为“国定文化财”的建筑，被称为“东大赤门”，在明治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是东京大学的正门。然而在幕末，这里连江户都算不上。

她的栖身之处是神田附近的长屋，类似于北京的大杂院或者大筒子楼，或者更极端一些，类似香港的劏房。而且，她需要保证人才能承租——保证人是日本租房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即便到了今天也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由于房间太小，她不得不把烧饭的炉子放在榻榻米边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家具。

作为寺主的女儿，在从小长大的乡间，她是人人尊重的大小姐。从童年时代开始，她就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江户的一切和她想的不一样，每一天都要为当天的吃喝发愁。她的孤傲和自赏，使得她拒绝了很多用意不纯的帮助。兄长历次来信请她回到越后家中，毕竟她仍为地方上的大家闺秀，即便不愿意再嫁人。但已在江户的她，在信中说：“总有一天，我要进入大名宅邸奉公，学习上流社会的礼仪，到时候就得把我的箱笼和所有东西运过来。”

这真是一位要强的女子，她和父亲、兄长、弟弟的关系都不会好了。作为家主的兄长扣押了她的嫁妆和私人物品，除非她愿意从江户回家。没多久，她因为极为偶然的机会进入一位旗本府邸工作。

这位叫松平友三郎的旗本是将军德川家定幼时玩伴，也是保护及服务将军的一百多位旗本中的一位，官职虽小，但他的府邸已经足够让常野感叹。她的梦想终于实现，虽然取乎其上得乎其中。这些洒扫缝补和厨房工作极为繁重，从清晨到深夜从未间断，让她无法承受对身体的伤害。她在府邸工作几周之后就不想干了。

在经历了短暂的失业后，她又进入当时浅草剧场中的歌舞伎名家五代目岩井半四郎的小妾家做女佣。如她自己所说，她终于进入到江户的上流社会。要知道，半四郎的一张门票，是她半年的工资。他是江户人人皆知的著名演员，那些“捧角儿”的不乏各级官员以及纨绔子弟。而她就住在他的家里——这是她在江户打工时间最长的一段。

后面的故事则全然是悲剧，她认识了后来成为她第四任丈夫的人——虽然并没有明媒正娶，但没多久，她与酗酒而且家暴她的这位没有名份的丈夫分开，继续在江户颠沛流离，随后终于难以为继，短暂地回到了家乡。

我们和他们

江户除了展示将军及幕府的威严之外，更是一个可以纵情声色的地方。江户的繁华与对欲望的满足，让回到乡下的常野陷入深深的痛苦。就像在北京经常去鼓楼剧场的文艺女青年，在三线以下的城市断断不会居住超过三天。北上广放不下肉身，故乡放不下灵魂，此之谓也。

常野没有真正想过，她到底属不属于江户？但她在长屋的寒夜里因为没有被子冻到大病一场的时候，她至少知道，只要她呆在乡间，呆在兄长和弟弟的控制之中，她的人生就毫无希望。只要离开那里，她的人生就会不一样，这就可以了。

她在江户的时候，还因为城里的大火，而被迫离开临时的住所，幕府对低端人口抱有深深的敌意，因为不能掌控的人员，对政权都是一种威胁。毕竟这座光怪陆离的城市是一个权力空间，武士、旗本、大名等有身份的人以及他们的家眷，占据了这个城市的一半人口，像极了晚清时的北京内城。

他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只有他们知道的“语言”。这是一个潜在的却又无处不在的秘密，除了举手投足仪态和衣服穿搭之外，语言是他们辨认乡下人和江户人的判断依据。这是无法迅速学会的东西，是长期的生活与学习才能拥有的能力获取，不是“在哪里看戏，在哪里放烟花，在哪里喝酒”这样的信息获取。

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回到了江户，因为她要死在那里。

葛饰北斋笔下的江户是美丽且浮夸的，浮世绘这种通过雕版印刷迅速传播的廉价印刷品，和流传在乡间农人之间的江户物语，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江户在整个日本人心目的形象。在江户时代晚期，“江户水准”即成为日本的生活方式的摹本，从穿衣吃饭到游乐学习，这座城池变成了一个可以全民共享的信息节点，完成了一种共同的想象。

易言之，作为幕府之城的江户，在日本近世塑造了自身是“日本的生活母本”这样的形象，江户的城市化和其一马领先的高水准生活和灵魂空间，聚集了相当多的地方才俊来到这里，并在幕末支撑了明治的维新事业。而这本书的主人公常野，就是幕末江户的一块微不足道的垫脚石而已。明治维新的事业，就是在无数这样的枯骨之上实现。

这个故事其实挺让人丧气的。作者研读了主人公多年的书信以及周边的档案文献，类似于《王氏之死》的写法，不过笔法更为白描，不大显露作者自己的观点或者评价，就像是一本简单的人物传记。然则，主人公所在的江户，正处在巨变的前夜，也是主人公所有故事的背景板。

这座城市在不久之后，就会由将军的铠甲变为天皇的新衣，从江户更名为东京。从一个陌生女人的一生中，我们窥见到，巨变前夜的日本城乡，一个个骚动不已的普通人，在不知不觉中，自以为完成了对自身命运的抉择，谁料却在时代的大江大海中不知所终。

（作者系作家、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