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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津：因装得太像汉奸，55年被抓捕后，在狱中写10万字自证身份

一棵树苗长成参天大树，既少不了沐浴骄阳的绿叶，也要有暗部提供养分的树根。共和国伟大的红色历程，便是如此。

如果说相对于战士冲锋陷阵的壮烈，我则更为敬仰蛰伏敌后的谍者。

因为相比于丰碑永存的战士，谍者却大多归于无名，乃至无法载入史册。他们要告别自己的家人，蛰伏敌后几年，乃至十数年。孤独、危险、诋侮、谩骂，这些都是他们要自己慢慢咀嚼的东西。

在共和国的缔造之旅上，便有这样一位伟大的谍者，不仅深入敌后，为我党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军需、物资与金钱，革命成功后又为了不暴露身份打草惊蛇，继续忍辱负重几十年，中间甚至被世人误解锒铛入狱二十年，无怨无悔，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他便是叶文津！

民国四年（1916年）广东东莞道滘叶家诞生了一个婴儿，父母给他取名叶文津。与取名“元宝”、“富贵”之流不同，小家伙一看便是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好家庭。等娃娃长大，更是不好兵锋，爱文艺。

民国初年的中华大地，正处于新旧更替，军阀并起，刀兵肆虐之时。老百姓要混口饭吃很不容易。慢慢长大的叶文津时常为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们憋屈不已，发誓要为了改变中国人的命运而读书。

小家伙天生聪颖又有家学渊源的底子，几乎毫不费劲就考入了北京辅仁大学深造。当时的日本已经经过明治维新，发展迅猛，大学毕业后的叶文津有志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毅然决然地东渡日本留学。

这样一位颇有文学素养与民族大义的有志青年，很快便在日本引起了各界名流的关注。在当时，日本国的狼子野心之态，已经在大多数日本人的身上昭然若揭。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夷华心理，对华人多有诋侮与排挤。留日期间的叶文津更加对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同时也通过自己的判断料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

然而，当叶文津展望两国国情时，不禁暗捏一把冷汗。一边是隐疾深种，军阀割据，忙着窝里斗，黎民涂炭的中华大地，一边则是维新有成，磨刀霍霍的帝国主义。留给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这是叶文津每天寝不眠食不香思考的问题。

就在二十出头的叶文津苦苦追寻民族自救，也是个人自救的道路而无果时，夏衍出现了。

夏衍，是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大纛。所谓“左翼”即指1929年加入鲁迅先生的“左翼作家联盟”。这个联盟是共产党人组织的对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文人组织。夏衍在中国“左联”，乃至整个近代文学史的地位，皆是显赫，且功勋卓著。

两位怀着同样抱负的留日学生相遇，注定擦出不一样的爱国激情，两人很快相见恨晚，惺惺相惜。只是身份上不同的是，夏衍此时已是经受得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

当时夏衍正在日本华侨圈中，寻找积极分子，宣传革命，发展党员。因此，仅在与叶文津一番推心置腹之间便将其作为争取发展的对象。

在听完夏衍一番对党的主义与宗旨的介绍后，颇有真知灼见的叶文津几乎不作过多思考便断定：这是一个为穷人说话，为人民当家作主而努力的组织！

很快，在夏衍的影响与一段时间的考察引荐下，叶文津很快成为了我党中的一员。

入党之后的叶文津，自觉有了主心骨之后，眼前努力与奋斗的方向终于明晰，决心加入到文学创作与革命中去，向鲁迅先生学习，给人们注入灵魂与动力，唤醒乃至解放人们的思想，一起为了民族的崛起而斗争。

1927年，因夏衍在日本进行的党建活动太过惹眼，很快被日本驱逐回国。从此，叶文津很快进入了一个几乎孤军奋战的局面，组织上知道其身份者渐渐屈指可数，反而为其后期的潜伏工作埋下了极大促进作用的伏笔。

1937年，中日战争终于爆发。值此民族存亡之际，叶文津越发难以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面目可憎，几乎一刻也忍不住地便收拾行囊秘密回国开展敌后抗日工作。

回国之后，叶文津很快与上海党组织接上头，改名叶德铭，并与袁殊一起加入了颇有汪伪性质的《新中国报》，传奇特工受潘汉年的直接指挥与领导。当时，我新四军在军备与物资方面，正处于困难窘迫时期，很多战士三个人也分不到一杆枪，穿的还是用粗布一截一截缝成的补丁军装，吃的更是难以维持，却在担任着极大的对敌任务。

明面上是《新中国报》的一名记者的叶文津，实际上的身份却是我党一名优秀的特工。组织上对其下达任务，想办法，一定程度上帮助新四军度过难关，解决武器与经济上的问题。

要解决十个人，几十个人的武器与粮食问题，容易，可要解决成千上万人的武器与粮食问题，绝对一人之力。自己没有，那就到日本人那里搞去。静下心来的叶文津，在和报社的同志们一番商量后很快有了谋划，并从此展开了其谍者生涯。

叶文津很快找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对其领事宣称，希望其能够想办法借给其5000大洋，那么《新中国报》则能够更好地配合汪伪政府，做好相关宣传与鼓动工作，做出更突出的贡献。

显然，只要演技足够，配合默契，这样的说辞显然对日本领事来说，是无法拒绝的。同时，于叶文津而言，5000大洋也是其对日本的投名状。汪伪只要在相关方面向外对此事大加渲染与宣传，那么叶文津与日本领事馆便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根本不用担心叶文津能够独善其身。

当时一块大洋，已经能够解决一个人一个月的口粮问题。因此，5000大洋秘密送到新四军，一如久旱逢甘霖，极大地解决了新四军的困难，为抗日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给日本上海领事馆递交“投名状”后，叶文津索性将计就计，与日本领事更加打得火热，扮演着一位流连上海滩的各种觥筹交错且长袖善舞的日本新贵，很快取得了日本驻上海高层的一致赏识，并打入了汪伪政权的内部。

众所周知，汪精卫是举世公认罪不容诛的大汉奸，帮助日本在上海成立了“汪伪政府”，因此汪伪政府实际上是由日本人傀儡的政府，能够打入其中，对我党的意义不可谓不大。

打入汪伪政权内部的叶文津，很快表现出了其长袖善舞的过人资本，几乎不露痕迹地便取得了汪伪高层的赏识，并与多数要员混得熟稔，得以接触很多内部机密文件与资料，再偷偷透过地下党员传送给我党，使我党对整个汪伪政府、乃至整个上海日本军方的活动都了如指掌。

如果说电视剧《伪装者》中的“明楼”是那样孤胆喋血令人肃然起敬，那么叶文津此时在上海扮演的角色也不遑多让。

除了情报。深入敌营的叶文津又时刻急党之所急。当时我党虽对经济上与粮食上有极大需求，可最急需的还是枪杆子，毕竟有了枪杆子，我们便有信心与能力能够打游击与埋伏，靠缴获自力更生乃至发展壮大。

叶文津深知这一点，因此打入汪伪与日本人内部后，其很快利用其身份开始发展关系找突破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相关人员的暗中牵针引线叶文津发现，日本与汪伪政府内部，和国民党军统、中统一样，同样腐弊横生，存在很多走私与地下生意，这便让其为我解决武器问题给予了极大的方便。

叶文津很快通过一番打点与关系接洽，盘下了汪伪与日本部分高层内部军火走私的生意。佯装从日本或汪伪某些部门那里走私军火，赚了钱按照抽成分账，实际上这些军火，都通过其一番神不知鬼不觉地操作，“走私”到了我党旗下，使我新四军得以人手一杆枪。与此同时，经叶文津手，运送到我党的物资，又何止仅局限于武器弹药，包括大量粮食与盘尼西林等刚需救命药品等也被送到了我党。

后来经过计算，仅仅2年表面上为汪伪政府与日本人服务期间，叶文津通过各种手段与方式转送给我党的物资便已达到50多吨之巨，大洋5000，大黄鱼20根，美金数千……。

等到1945年日本战败时，日本内部依旧把我党这位优秀的特工当作其最亲密的朋友，请其代理相关的事务，打理军方的生意。

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便是伟大的民族转折问题。我党在枪杆子上是劣于国民党政府的。在此关键时期，日本在上海有大量的武器与装备封库保存等待中国军队查收，当时上海的日本高官岩井因为与叶文津私下关系熟稔的缘故，先一步偷偷联系了叶文津，对其表示肥水不流外人田，授意其把这些武器转交给中国军队，相关好处费可看着给。

叶文津闻言，强按耐住内心的喜悦往仓库一看，惊得吸了一口凉气，整整一地下室堆得山高还没来得及派上用场的新机枪、手枪与子弹，后来用大卡车整整拉了五卡车才装完。

没过几天，又有日本高层与其暗中配合，授意其运走炸药近5400箱，雷管2000多支。

当然，这些武器，全部都充实到了我新四军的队伍当中。为了感谢岩井的慷慨馈赠，组织上特意批给叶文津一笔款项，令其转交给岩井。

收到好处费的岩井，十分高兴。为了报答他这位最可靠的朋友，又将日本海军藏起来的一个军需库里的194挺全新歪把子、300手枪、80多部无线电台、炸药500箱和各类物资30多吨，交给叶文津处理。

当时，这批物资之大，在转运上几乎一下子差点把叶文津难住了。为了掩人耳目，叶文津特意找到接近100多个上海商号，把所有物资，化整为零，分批转运出去，送到新四军手中。

经过后来核算，单单这批物资，便已经达到了近一万两黄金之巨。叶文津先后几次的行动，几乎已经是把所有驻上海日本部队的军火库都搬空了。这样的突出贡献在我党的地下工作史上，功勋卓著之至几乎算是最突出的。

接收到叶文津转运过来的各种武器与物资后，新四军军部特意为其写来嘉奖信，通过地下同志转交到其手中，却被其阅后一把火烧掉——干情报与地下工作的就是要不留痕迹！

从1945年至1949年期间，叶文津一直作为我党最优秀的战地记者，几乎出现在解放战争中的每一个伟大时刻。著名战地摄影记者沙飞的作品中，便为其留下多幅其采访解放军高级将领的珍贵照片。

1949年9月，叶文津再次响应组织的号召，千里奔赴香港，对国军上尉江富考展开游说工作，并通过其之前便与之结下的深厚友谊和其不俗的口才与能力，成功争取江富考驾驶一架装满美式新武器的C64运输机投诚我党。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进一步进行接下来的工作，叶文津便在香港扎根安了家，陆续为我国争取了大量投诚人员与朋友。

1951年，正值新中国百废待兴，朝鲜战争用钱用人之际，叶文津再次挺身而出，把其在香港苦心经营所得的多处房产与各种财产悉数变卖出去，所得收益10万美金眼也不眨地捐给了国家。然而，其又毅然决然地带领妻儿，回到祖国搞建设。

然而，谍者注定是孤独的，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也为了更加出色地完成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需要他们隐匿起来以最大程度迷惑对手麻痹敌人，他们有太多太多的秘密不能与外人说只能烂在心里。直到此刻叶文津回国，知晓其特工身份的依旧不过潘汉年、夏衍、袁殊等屈指可数的几人。

可没过多久，国内便爆发了一股大清洗风潮，潘汉年等很快便因为当初的“亲敌表现”而锒铛入狱，很快这场风暴也席卷到了叶文津身上。

1955年5月20日，因为当初叶文津的亲伪亲日表现，叶文津被逮捕入狱。当时能够证明叶文津身份的潘汉年等已经自顾不暇，叶文津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只能闷着头，坐了八年的苦狱与审讯。

在狱中，工作人员无数次对其审讯，让其交代一切，叶文津均对自己的特工身份只字不提。他心中有一份信念，没有接到组织允许之前，这份秘密就是死也要烂在心里。

诚然，当时的情况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到最后关头，谁也不能确认对方是同志还是敌人，是人还是鬼。倘若因为自己一时软弱败露了身份，致使组织平白遭受祸事，那于自己则是百身莫赎。

在狱中，叶文津矢口否认自己的卖国行为，并在各方申诉无门的情况下，写下近十万字的自述偷偷藏起来。

最终，相关部门看其顽固不化认定——“叶文津一辈子铁杆追随潘汉年，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利益！”

最终判其有期徒刑12年。

前8年，后12年，人生有几个20年？

期间，叶文津已经记不清楚有多少人提着他的耳朵吐唾沫星子大骂其是汉奸，有多少人对其肆意凌辱、谩骂，乃至拳脚相向。所有的一切，他都忍了下来，不为别的，只为心中那份“我以我血敬轩辕”的信仰。

直到1975年12月，叶文津才苦刑结束。出狱之后的叶文津便第一时间拿着自己在狱中写下的10万字自述，按照自述里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去多方求证清白达5年之久。

1980年，我国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在相关人员的证明下，叶文津的身份终于被平反：

叶文津是响应党组织号召，曾潜伏在敌伪与日本政府内部我党最优秀的地下党员，并前后为我新四军送来大量金钱、武器与物资，在整个抗战阶段，居功甚伟，功勋卓著。他是人民的功臣，更是我党的楷模，大家要向他学习！

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此时众人才知叶文津身份不简单，竟有如此曲折之经历。得到历史与人民认可的叶文津不需要太多虚名已经心满意足，仅仅在5个月后便因心脏衰竭与世长辞。

回忆起来，叶文津不正像那深埋于地底之下不见天日的树根么？生活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接触着世人最嗤之以鼻最污浊的黑水淤泥，饱受世人最恶毒的谩骂、侮辱，却为共和国这颗苹果树输送着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源。他的丰功伟绩与伟岸人格，单单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来形容似乎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叶文津先生诚如是。他与鲁迅先生是一类人，吃的是草，挤的却是奶。

英雄无名，让我们永远铭记伟大的中共地下党员叶文津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