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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撤离，再次印证了阿富汗是“帝国坟场”？

据新华社消息，阿富汗代理内政部长阿卜杜勒·萨塔尔·米尔扎夸勒15日对媒体表示，现政府将会把权力移交给过渡政府。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们正在首都喀布尔与阿政府商讨“和平移交权力”。按照塔利班方面的说法，该组织在10天内已攻占全国34个省会城市中的30个。

美国总统拜登今年4月宣布，驻阿富汗美军5月1日开始撤离，9月11日前完全撤出。到了7月8日，拜登又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于8月31日结束。自美国和北约军队撤军以来，塔利班加大攻势，攻占多座城市。塔利班将在被美国推翻20年后重新接管阿富汗。

阿富汗历史上曾遭受到数次入侵。每一次外敌来犯，入侵者都免不了陷入泥潭，最终选择离开。因此，阿富汗被称作“帝国坟场”。为何阿富汗会被大家称为“帝国坟场”？其实，阿富汗在第一次接触西方帝国的时候，就已经展现了其“桀骜不驯”。

喀布尔街头，图片来自新华社。

在19世纪，阿富汗作为英俄“大博弈”的前沿阵地，其地缘重要性被凸显出来。随后，大英帝国三次入侵阿富汗，花费了巨额的资金和人力，却在轻易获胜的战争后无法维持占领统治，在付出高昂代价后抽身离开。阿富汗又回到入侵前的状态。这段历史被后来苏联和现在的美国重新“演了一遍”。历史学家威廉·达尔林普尔在《王的归程》里描述了近代阿富汗第一次遭受入侵的历史，作者认为，这段历史与美国入侵阿富汗有许多相似之处。当英国人第一次进入阿富汗时，他们就已察觉到阿富汗的复杂性。阿富汗更像一个多部族诸侯国，其复杂的内部纷争或许是其“桀骜不驯”的原因。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王的归程》。

《王的归程：阿富汗战记 ：1839-1842》，<英>威廉·达尔林普尔著，何畅炜、李飚译，甲骨文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3月版。

原作者 | <英>威廉·达尔林普尔

摘编 | 徐悦东

处于“中间地带”的阿富汗

1809年新年伊始，沙·苏贾·乌尔木尔克可谓前景光明。3月的阿富汗正进入短暂春季，万物复苏，冰封的美景被齐腰深的积雪遮蔽许久后逐渐显现出来。此刻，小巧芬芳的伊斯塔立夫鸢尾花从冰冻的地下破土而出；喜马拉雅雪松树干上的凝霜开始融化；吉勒扎伊部落的游牧民将肥尾羊赶出御冬的圈栏，拆卸山羊毛帐篷，准备就绪后便开始首次春季迁徙，前往满是初生嫩草的高原牧场放牧。就在这冰雪消融、生机盎然的时节，沙·苏贾收到两条喜讯——苏贾统治时期政局纷乱，此等好事的确罕有发生。

第一条喜讯是一些祖传家产失而复得。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光之山”遗失十余载，其间由于时局动荡，沙·苏贾家族成员无心寻找。苏贾的兄长沙·扎曼是阿富汗逊位君主，据说他在被仇敌俘获、致盲前匆忙将宝石藏匿起来。同时失踪的还有另一件家传稀世珍宝：一颗硕大的被称作“荣耀”（Fakhraj）的印度红宝石。

沙·苏贾为此召见盲兄，查问名闻天下的家传珍宝的下落——他果真知晓它们被藏匿何处？沙·扎曼透露，九年前即将被俘时，他把红宝石“荣耀”藏在开伯尔山口附近的一条小溪中的岩石下。后来，他又将“光之山”钻石塞进自己最初遭捆绑扣押的堡垒牢房的墙缝中。御用史官后来记载道：“沙·苏贾立即遣派数名最可靠的手下，命他们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寻回这两枚宝石。他们在辛瓦里部落酋长（Shinwari sheikh）那儿找到了‘光之山’钻石——无知的酋长将钻石用作公文镇纸。至于红宝石‘荣耀’，则在一名塔利布（Talib，意为学生。）那儿找到，这个塔利布去溪边洗衣服时发现了‘荣耀’。他们以国王的名义予以征用，将两枚宝石没收并带了回来。”

第二条喜讯是：之前敌对的邻国使团来访，这对沙更具潜在的实用价值。年仅24岁的苏贾现已执政七年。就秉性而言，他是书生与思想家，喜好诗歌与学问而非征战和政治活动。但命运使然，他年未及冠就继位并接管疆域辽阔的杜兰尼帝国。这个由祖父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一手创建的帝国，是在其他三个瓦解的亚洲帝国——北边的乌兹别克帝国、南边的莫卧儿王朝以及西边的波斯萨法维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的，疆土最初自现代伊朗的内沙布尔起，横跨阿富汗、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旁遮普和信德，一直延伸至克什米尔，并与莫卧儿帝国都城德里接壤。而现在，祖父亡故不过30年，杜兰尼帝国已彻底走上瓦解之路。

这其实并非异事。过去2000年来，阿富汗人将该地域的大片土地称为“呼罗珊”。回顾阿富汗源远流长的历史，只有极少时间达成过政治或行政上的统一。国家通常处于“中间地带”：断裂破碎、所属权争议不断的绵延群山，以及漫滩和荒漠将其与井然有序的邻国隔开。其他时间，王国诸省互为敌对、冲突的酋邦，深陷战火窘境。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各方才团结在一起，凭借自身力量成为任意形式的单一民族国家。

沙·苏贾·乌尔木尔克在喀布尔的宫榭。

所有的一切都在阻碍阿富汗崛起：地形地貌，尤其是兴都库什山区高峻的石山构造。起伏的山峦如同巨大的岩石胸廓骨骼将国土分隔开来。在遭冰川蚀刻、积雪覆盖的山峦映衬下，嵯峨崎岖的圆穹状山坡上的黑色碎石格外醒目。

还有不同的部族、种族及语言分歧分裂着阿富汗社会：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哈扎拉族（Hazara）以及普什图族的杜兰尼部落与吉勒扎伊部落间的对抗；逊尼派（Sunni）和什叶派（Shia）的教派分裂；氏族及部族内部地方派系的冲突，特别是嫡系宗族内部的世仇。这些血仇宿怨如恶咒般世代相承，标志着政府的司法制度早已形同虚设。

在许多地方，氏族间的仇杀几乎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消遣方式——就等同于英格兰各郡的乡间板球运动，也时常引发惊人的大规模杀戮。沙·苏贾手下的一位首领打着和解的幌子，邀请约60名结怨的堂表亲“共享盛宴”——一位目击者写道：“他事先在房间下面放置许多火药，然后在宴会期间找借口出去，将来的人全部炸死。”这样一个国家只能通过巧妙手腕、深谋远略和丰盈财宝来治理。

因此，1809年初当信使从旁遮普带来消息称东印度公司使团从德里北上，力求与沙·苏贾紧急结盟时，沙理当欣喜。东印度公司过去一直是杜兰尼族人的心头大患。由于东印度公司拥有训练有素的印度兵部队，族人已无法南下至印度斯坦平原劫掠牟利，而数百年来这都是阿富汗主要的收入来源。现在看来，东印度公司想要拉拢阿富汗人——沙的新闻撰稿人来函告知，该使团已渡过印度河，正在前往冬都白沙瓦的途中。这使惯常的轮番围攻、抓捕及讨伐行动得以暂缓，苏贾不仅能稍做喘息，而且有可能拥有一个强大盟友——这是他迫切需要的。

之前从未有英国使团造访过阿富汗，双方几乎互不了解，因此，使团来访作为新鲜事，对大使一行来说格外有利。沙·苏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委派公认谦恭有礼的皇室仆人迎接大使一行，命他们负责接待贵客，要他们审慎行事，有礼有节地小心侍候。”

报告传来，沙·苏贾得知英国人满载各式礼品而来：“驮着金质象轿的象群，罗伞高挂的轿子，黄金镶饰的枪支和前所未见的精巧六弹巢转轮手枪，昂贵的钟表，双筒望远镜，能够映现世界万物真实原貌且款式精美的镜子，钻石镶嵌的灯具，来自罗马和中国的嵌金瓷花瓶和瓷器，树形烛台以及其他美丽奢华的礼品，如此光彩夺目、超乎想象又妙不可言。”多年之后，苏贾回忆起一件令他尤为欢喜的礼物：“一个能发出歌声般声响的大盒子，这种有着不同音色、和声和旋律的奇怪响声十分悦耳动人。”大使带来的正是阿富汗的第一架管风琴。

沙·苏贾在自传中缄口不提是否对这些携带礼品的英国人起过疑心。但是，年过不惑回头书写这段历史时，他深知正要开始协商的同盟关系将永远改变自己的生命历程和阿富汗的发展进程。

19世纪英俄“大博弈”的前沿阵地

派遣首个英国使团前往阿富汗——背后真正的肇因远不在于印度及兴都库什山脉诸山口——本与沙·苏贾、杜兰尼帝国乃至印度斯坦的王公贵族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纷争毫不相干。个中缘由要追溯到漂浮在普鲁士（Prussia）东北部尼曼河（River Nieman）中央的一只木筏。

一年半前，登上权力巅峰的拿破仑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此会晤，商讨缔结和约。会晤发生在1807年6月14日俄国在弗里德兰战役（Battle of Friedland）惨败之后。当时在拿破仑炮兵部队的猛烈攻击下，俄军损失惨重，2.5万人战死疆场，不过俄国人仍能井然有序地撤退到边境地区。此刻，双方军队正在蜿蜒曲折的尼曼河两岸的牛轭“U”形河湾处对峙。俄军新增援的两个师，加上20万民兵，在附近的波罗的海岸边待命。

拿破仑肖像画

当俄国人得知拿破仑不只想要和平，还想要结盟时，僵局终被打破。7月7日两国皇帝在一只木筏上碰面，木筏上搭有一顶传统的白色帐篷，帐篷上饰有巨大醒目的花押字母“N”。谈判签署的条约日后被称作《提尔西特和约》（Peace of Tilsit）。

和约中大部分条款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托尔斯泰将其巨著《战争与和平》的首卷命名为《提尔西特之前》（Before Tilsit）并非无缘无故。磋商的许多议题都关系到法国占领下的欧洲的命运，特别是普鲁士的未来。未获准参加会谈的普鲁士国王在河岸上焦急地徘徊观望，想知道会谈结束后他还能否拥有自己的王国。在和约的所有公开条款背后,有数条秘密条款并未披露。这些秘密条款为法俄联合进攻拿破仑认定的英国的财源宝地奠定了基础，而印度当然是其大敌最富饶的领地。

占领印度，作为一种使英国经济陷入困顿、削弱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的手段，长期以来一直是拿破仑以及早前数名法国战略家的痴心妄想。差不多恰好是九年前的1798年7月1日，拿破仑麾下部队在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登陆，对埃及内陆展开攻击以夺取开罗。他写道：“我们将经由埃及入侵印度。我们会重建穿过苏伊士运河的旧航道。”迈索尔（Mysore）的蒂普苏丹（Tipu Sultan）恳请拿破仑协助抗击英格兰人，拿破仑自开罗回函给蒂普苏丹：“您已经获知我亲率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到达红海沿岸，满怀渴望想将您从英格兰这具铁轭下解放出来。愿全能的主赐予您力量，消灭您的敌人！”

然而，在8月1日的尼罗河河口海战（Battle of the Nile）中，英国海军舰队司令纳尔逊（Admiral Nelson）几乎让整支法国舰队全军尽没。拿破仑原本打算将埃及作为稳固基地，借由埃及进攻印度，但计划幻灭迫使他改变战略，不过他从未背离初衷——拿破仑认为印度是英国的经济实力之源，就如同拉丁美洲的印加帝国（Inca）和阿兹特克帝国（Aztec）的黄金曾是西班牙的经济来源一样——他想要通过夺取印度，使英国陷入衰退。

这样一来，拿破仑立即谋划经由波斯和阿富汗入侵印度。他早与波斯大使缔结协定，声明如下：“如果法国皇帝陛下打算派遣军队由陆路攻击英格兰在印度的领地，波斯帝国皇帝陛下作为忠诚的亲密盟友，将准予通行。”

在提尔西特签订的秘密条款阐明了完整的侵略计划：拿破仑将仿效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率领由五万名法国士兵组成的大军（Grande Armée）出征，横穿波斯入侵印度；俄国则在同一时间穿过阿富汗向南进发。加尔达纳将军（General Gardane）奉派前往波斯联络沙，以查明哪些港口可供停泊且能为两万名将士提供饮用水和补给，并且草拟可能的入侵路线图。与此同时，驻圣彼得堡的大使科兰古将军（General Caulaincourt）奉拿破仑之命与俄国人进一步探讨该提议。法国皇帝写道：“越是听起来异想天开，越要试着去做（又有什么是法国和俄国做不到的？），这样才越能令英格兰人恐慌，让英属印度胆战心惊，让伦敦混乱不堪；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取道君士坦丁堡、被波斯予以放行的四万法国人，与途经高加索（Caucasus）的四万俄国人会合，将足以威胁并征服亚洲。”

但英国人亦非措手不及。一位理想破灭的俄国贵族成为英国军情局的一名线人，他藏匿于驳船下，虽然脚踝在河中晃晃荡荡，但他不畏寒冷，将这一切听得真真切切。他马上向伦敦发送急件，内容包括拿破仑的计划梗概。英国情报部门仅用六周时间就获取了秘密条款的确切措辞。上述情报迅速被转达至印度，同时英方命总督明托伯爵通知印度与波斯间诸国，对各国所处险境加以警告并商议缔结同盟，以反抗法国或法俄为讨伐印度而发动的任何远征行动。各大使馆还接到搜集战略情报及对英国原有的上述地区地图进行查遗补漏的指令。与此同时，增援部队要在英格兰随时待命，若有迹象显示远征军准备从法国港口启航，将即刻兵发印度。

明托伯爵并不认为拿破仑的计划是空想。法国经由波斯入侵印度未“超出以精力和毅力著称的法国现任统治者的能力范围”，明托伯爵写道。他还敲定最终的计划，以还击“法国在波斯十分积极的外交手段，亦即不知倦怠、想方设法将阴谋诡计加诸印度斯坦诸朝廷”。

明托最终选派四个使团分头行动，每个使团均携带厚礼出发，以警告、收揽身处拿破仑军队进军路线上的当权者。第一个使团奉派前往德黑兰（Teheran），以尽力打动波斯的法特赫·阿里·沙·卡扎尔（Fatteh Ali Shah Qajar），令其背弃法国新盟友。第二个使团前往拉合尔，与兰吉特·辛格及其旗下锡克教徒结盟。第三个使团受派联络信德诸埃米尔。拉拢沙·苏贾及其臣民的任务就落在冉冉升起的年轻新星、效力于东印度公司的蒙特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身上。

埃尔芬斯通是低地苏格兰人，年少时是个引人注目的亲法分子。父亲是爱丁堡城堡（Edinburgh Castle）司令官，埃尔芬斯通在城堡中法国战俘的陪伴下长大，跟他们学唱法国革命歌曲，长长的雅各宾式（Jacobin）金色卷发披在背上，以表达对他们的理想的支持。14岁时，年纪轻轻的埃尔芬斯通就被送往印度，以免他招惹是非。埃尔芬斯通熟练掌握波斯语、梵文和印度斯坦语（Hindustani），很快就成为一名雄心勃勃的外交官、一位求知若渴的历史学家和学者。

埃尔芬斯通踏上征途前往第一站浦那（Pune）时，预留了一头大象专门运载书籍，其中有多卷波斯诗人的诗集、《贝奥武夫》（Beowulf），以及荷马、贺拉斯（Horace）、希罗多德（Herodotus）、忒奥克里托斯（Theocritus）、萨福（Sappho）、柏拉图、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伏尔泰、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德莱登（Dryden）、培根、鲍斯威尔（Boswell）、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著作。自中印度的马拉塔（Maratha）战争起，埃尔芬斯通就与后来的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亚瑟·韦尔斯利（Arthur Wellesley）并肩作战。埃尔芬斯通早已放弃追求更为平等的人类社会的理想，他写道：“以傲慢著称的喀布尔宫廷想必对欧洲各国持有鄙薄的看法，因此，这次出使注定是一项壮举。”

1808年10月13日，西方强国派往阿富汗的第一个使团离开东印度公司的德里常驻代表官邸。与大使同行的有200名骑兵、4000名步兵、12头大象以及不下600峰骆驼，着实令人眼花缭乱。但显而易见的是，英国人试图向阿富汗人伸出橄榄枝、与沙·苏贾建立友谊，并非在意苏贾的自身利益，而只是想智胜大英帝国的敌手：英国人只不过将阿富汗人视为西方政治棋局棋盘上的卒子，可以任人差遣、随意牺牲。此后数年乃至数十年，多个强权三番五次循此先例，阿富汗人每次都能成功地捍卫自己的荒蛮领地，展现出的战力远远超出任何自许的操纵者的预料。

瞬息万变的多部族诸侯国

苏贾与英国人就结盟议题进行了为期数周的谈判。

苏贾热衷于与东印度公司结成联盟，是因为拿破仑已将这片土地许诺给波斯人，苏贾尤为渴盼英国人协助自己守疆卫土。从四面八方传回白沙瓦的坏消息让他心烦意乱，尽管苏贾的宫廷富丽堂皇，但是沙作为一国之君的处境远比英国人所认为的更岌岌可危。埃尔芬斯通和弗雷泽很快就开始怀疑，沙·苏贾所沉迷的宫廷大戏，在某种程度上是掩饰其势穷力蹙的幌子。

苏贾声称要为阿富汗政治带来新尊严，他所面临的麻烦事或多或少源于此。1803年苏贾首次掌权，将沙·扎曼解除监禁，却不屑于因循惯例弄瞎落败的同父异母兄弟沙·马哈茂德。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宽恕比复仇更美妙，遵循神圣《古兰经》（Holy Quran）关于慈悲的教诲，听从我们自身温良仁慈天性的召唤，承认人类是错误与疏忽的混合体。我们善意聆听他的辩解，赦免他的罪过，深信这种不忠行为不会再次发生。”

英军占领期间的喀布尔。

因此，苏贾将马哈茂德软禁在巴拉希萨尔城堡顶部的宫殿中。然而，该策略完全事与愿违：1808年沙·马哈茂德设法逃脱，加盟苏贾最大的敌手——巴拉克扎伊氏族。巴拉克扎伊氏族与萨多扎伊间氏族的纷争早已激烈血腥，不久后引发的冲突会让整个国家水火倒悬、部族分裂，为强邻的介入创造一系列机会，很快就演变为19世纪初阿富汗的核心冲突。

帕因达赫·汗是巴拉克扎伊氏族族长，曾是苏贾父亲帖木儿·沙的维齐尔。1793年帖木儿死后，他作为拥立者负责辅佐沙·扎曼上台执政。维齐尔帕因达赫起初忠心耿耿，六年后两人产生严重分歧。数月后，沙·扎曼发现维齐尔为保护贵族遗老的利益，密谋宫廷政变。此后，沙·扎曼的失误之处不仅在于杀了协助自己登基的维齐尔，还将所有主谋一并处死，而这些人大多是资深的部族长老。沙·扎曼未能保护维齐尔的21位子嗣中的任何一位，这令局势更加恶化。沙·扎曼非但未消除来自巴拉克扎伊氏族的威胁，实际上还捅了马蜂窝，从而引发阿富汗最显赫的两大家族间的仇杀，沙·扎曼在当权阶层敲开的裂缝将很快扩大为内战的深谷。

维齐尔的长子法特赫·汗接替父亲担任巴拉克扎伊氏族族长。不过逐渐明朗的是，巴拉克扎伊小伙子中意志最坚定、最具威胁性的是其年幼得多的弟弟多斯特·穆哈迈德·汗。多斯特由帕因达赫的奇兹巴什庶妻所生，自幼担任维齐尔的斟酒人，年仅7岁就亲眼看见父亲被朝廷处死，这次可怕的经历似乎给他留下终生伤害。长大成人后，多斯特成为沙•苏贾的所有仇敌中最危险的一位。1809年，17岁的多斯特不仅成长为一名残酷无情的战士，而且还是一位狡黠机警、深谋远虑的战略家。

1803年沙·苏贾首次执政，他千方百计想要终止与巴拉克扎伊族人间的仇杀，设法将他们拉回自己阵营：得到宽恕的巴拉克扎伊诸兄弟可随时回归朝廷，与此同时，为了确立新的同盟关系，苏贾迎娶了他们的姊妹瓦法女王。起初一切看似平安无事，但巴拉克扎伊族人只是在等待时机替父报仇。沙·马哈茂德一逃出巴拉希萨尔城堡，法特赫·汗和多斯特·穆哈迈德立即就团结在他的旗帜下犯上作乱。

埃尔芬斯通的外交使团抵达白沙瓦后不久，沙·马哈茂德和巴拉克扎伊反叛分子就攻占了阿富汗南部都城坎大哈。一个月后的1809年4月17日，正当埃尔芬斯通和苏贾最后敲定条约措辞之际，叛军占领了都城喀布尔，随后还准备向白沙瓦的沙·苏贾发起攻击。事实上，苏贾麾下的大部分将士已出征抗击克什米尔的另一场叛乱，这就使局势更加危急。喀布尔沦陷的消息传来，克什米尔的战报也纷沓而至——克什米尔的战役挫折重重，派去负责指挥进攻的两名贵族反目，其中一人投靠了反叛分子。

国王心神不宁，听任埃尔芬斯通一行人自行展开情报搜集工作。他们盘问来自阿富汗不同地区的商人和学者，打探地形、贸易惯例和部落习俗，派遣多位密使，譬如以50卢比为酬劳，派纳吉布毛拉（Mullah Najib）搜集有关卡菲尔斯坦的什雅巴什部落（Siyah Posh of Kafirstan）的情报，该部落据说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希腊军团的后裔。埃尔芬斯通发现，可以从沙·苏贾的门士那儿获取格外丰富的情报：“他习惯隐居又勤奋好学，但的确是个有天赋的人，永无休止地渴求知识。虽然其因精通玄学、伦理学而名扬国内，但他酷爱的是数学，也正在学习梵文，以便研习并发掘印度教的文化瑰宝。”宫廷里还有其他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介于两者之间，有“通晓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学问……的毛拉——有些博学，有些老成练达，有些是自然神论者，有些是思想僵化的伊斯兰教徒（Mahommedan），还有一些满脑子都是苏菲派神秘教义”。

沙恩准埃尔芬斯通一行人自由出入御花园，他们早起继续探查情报，下午则在沙·扎曼花园（Shah Zeman Bagh）里稍做休息。那里栽种了茂密的果树，“正午的阳光无法穿透繁茂的枝叶，因而提供了一片阴凉静谧的休憩地……用罢午餐，我们会去其中一个铺满地毯的凉亭，凉亭墙面上写有许多波斯诗句，我们读诗来消磨时光。诗文大多暗指命运无常，有一些诗句显然适用于国王的境况”。

此刻，埃尔芬斯通会坐下草草书写日记。阿富汗人的性格有太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他正试着去理解。埃尔芬斯通写道：“他们的缺点是报复心强、妒忌、贪婪、掠夺成性和固执己见；而另一方面，他们又热爱自由、忠于朋友、善待侍从、热情好客、勇敢无畏、吃苦耐劳、克勤克俭、审慎精明。”他十分敏锐地留意到，在阿富汗，战争的胜利极少取决于直接的军事胜利，更多的是通过改变部落拥戴格局的谈判来获取胜利。埃尔芬斯通写道：“胜利通常取决于某位首领的投敌之举，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大部分人员要么效仿，要么逃跑。”

苏贾目前正为政权延续谈判。威廉·弗雷泽写自白沙瓦的家书显示出外交使团最初的乐观情绪如何迅速被焦虑之情取代。4月22日，弗雷泽写道：“今日，对不幸的朋友苏贾·乌尔木尔克非常不利的传闻满天飞，据说喀布尔和加兹尼均被叛乱分子夺取，克什米尔（Kashmerian）的军队估计也已挠败。这些都是城镇上的传闻，但大体上是可信的，我担心事实完全如此。因此，这个男人不再真正为王，他得赶紧离开，至少短期内如此，否则就要孤注一掷地与敌决战。”

英国人渐渐了解，阿富汗是桀骜难驯之邦。过去2000年来，阿富汗只在短暂时期由强大的中央集权控制、不同部族同奉共主，更短暂的瞬间算得上拥有统一政治体制。阿富汗在许多方面都不像国家，更像是瞬息万变的多部族诸侯国。相互竞争的酋邦由马利克（malik）或瓦齐勒（vakil）统治，各路诸侯效忠谁纯属个人意志，可谈判可收揽，而非理固当然。部族传统主张相互平等、独立自主，部族成员只会依照个人意愿屈从权威。金钱赏报或可实现合作，但罕能确保忠诚——阿富汗战士首先效忠于养育自己并支付酬金的当地酋长，而非远在喀布尔或白沙瓦的杜兰尼王国沙。

然而，即便是部族首领也常常无法保证族人言听计从，因为部族权威本身就含混不清、难以捉摸。正如谚语所说：每座小山丘后都坐着一位皇帝（pusht-e har teppe, yek padishah neshast），或者人人皆是可汗（har saray khan deh）。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国家从未有过权力垄断，统治者不过是诸多相互竞争的僭位者中最受众人拥戴的一位。俗语有云：“阿富汗埃米尔睡在蚁丘上。”观察到沙·苏贾的统治在其身边瓦解，埃尔芬斯通领悟到了这一点。他写道：“若部落内部的治理完全自给自足，那么王国政府就算极度混乱，既不会打乱部落的运作，亦不会干扰部族民的生活。”阿富汗人骄傲地认为巍巍群山是反叛之地（Yaghistan）也就不足为奇了。

很多部族数百年来都以向邻近帝国提供服务为生，以此换取作为保护费的政治等价物。举例来说，纵然是在莫卧儿帝国鼎盛时期，远在德里和阿格拉（Agra）的君主都明白就连尝试向阿富汗部族征税的想法都是徒劳。相反地，要与莫卧儿王族的中亚故土保持开放交通，唯一途径就是向各部族支付大笔年度津贴。奥朗则布统治时期，莫卧儿国库每年向阿富汗各部族首领支付60万卢比，以确保其忠心不二，仅阿夫里迪（Afridi）一个部落就得到12.5万卢比。然而即便如此，莫卧儿王朝对阿富汗的控制充其量也只是间歇性的。1739年获胜的纳迪尔·沙从德里抢掠归来时，连他本人都要向部族首领支付巨额金钱，以保障来往自如地安全通过开伯尔山区。当然也有其他选择：若用劫掠来的财物和征战所得战利品的五分之四来收买阿富汗人，他们或会接受某位领袖的权威，正如艾哈迈德·沙·阿布达里和帖木儿·沙两人所为。但如果缺少一位拥有丰盈财宝的统治者，抑或未能以劫掠物利诱国家的不同利益集团，阿富汗通常都会趋向分裂——鲜有的一统天下是基于军队的连串胜利，绝非成功施政。

毫无疑问，祖父创建的帝国的沉疴宿疾给沙·苏贾惹来不少麻烦。时至1809年5月，在埃尔芬斯通及其使团到来两个月后，苏贾所面临的全面灾难跃然眼前。弗雷泽写道：“国家前途未卜，政权曾有的少许管束力已荡然无存，获解脱的所有氏族及部族首领肆意劫掠、彼此反目、相互对抗。”国王的军队在克什米尔被彻底打垮……1.5万名将士只撤回3000人，其余人员要么丧生，要么投敌……与此同时，沙·苏贾竭力筹措资金：挖空心思示好以索取一些，巧言以骗取一些，剩下的就只能靠开空头支票弄到手。他还与对手派系的长老（sardar）私下密谋。

面对空虚的国库、溃散的军队以及一帮傲慢不羁的贵族，作为一位勇者、一个忧心忡忡的国王，沙·苏贾尽其所能，甘愿牺牲一切。情急之下，沙从开伯尔山区诸部族招募了一支新军，整个5月都在操练能养得起的新兵；还有一些士兵零零落落地从克什米尔陆续加入进来，他们“下马徒步，手无寸铁，几乎一丝不挂”。白沙瓦的局势相当紧张：满城谣言四起，说英国人一直与反叛分子保持联系，还说苏贾下令洗劫英国人的居所，之后便有一群愤怒的暴民聚集在使团住所外。英国使团目前身处危境，道路也变得日益艰险。6月12日，埃尔芬斯通及其随从遂与沙道别，前往东南方向的德里和加尔各答。

此时苏贾准备全力抵抗。据苏丹·马哈茂德·杜兰尼（Sultan Mahmoud Durrani）所著《苏丹传记》（Tarikh-i-Sultani）记载：“尽管来自四面八方的灾难性消息笼罩着沙，他无可奈何地看着恶行和厄运腐蚀自己的政府，但他未被恐惧击垮，反而立场坚定地率军抵抗沙·马哈茂德的进攻。”

不过一周，英国人就在印度河左岸宿营，宿营地恰好位于阿塔克（Attock）的巨大城堡掩蔽墙下方，该城堡由阿克巴大帝兴建。就在那时，他们见到一辆污浊不堪的皇家大篷车抵达北岸，匆忙准备渡河。那是失明的沙·扎曼和瓦法女王带着萨多扎伊氏族女眷前往更安全的地方。弗雷泽写道：“向你们讲述这样的偶遇对我们一行人心灵的触动，就如同诉说愁思一样难以言表，许多人努力抑制住泪水。失明的君主坐在低矮的帆布床上……距离适度的话不会察觉到他双眼的缺陷，每只眼睛上仅像有一个表面稍许不平整的斑点。我们落座后，他以惯常的方式欢迎我们，说他只是对苏贾当前的逆境感到惋惜，并坚信这将取悦真主，祂将再次施恩于苏贾。”

沙·扎曼带来的消息糟糕透顶——苏贾的失败毋庸置疑。他率军从贾拉拉巴德向喀布尔推进，就在尖兵刚抵达内姆拉莫卧儿花园的柏树林、整支军队仍沿道路鱼贯而行之际，便遭遇伏击。叛军手持长矛和锋利的开伯尔短刀骑马冲下来，呼啸着用长矛刺、用火枪枪托猛击。被长矛掷中、刺穿的身体仿佛突然泄了气般地倒下。骑手紧接着翻身下马，挖出阵亡者的内脏，割下生殖器塞入尸体口中。转眼间，苏贾属下将军阵亡，新兵抱头鼠窜。苏贾手下许多权贵被法特赫·汗·巴拉克扎伊（Fatteh Khan Barakzai）收揽，临阵倒戈。沙·苏贾一直行进在队伍尾后，等他获悉前面有伏兵时，伏击战已结束。苏贾麾下新军瓦解，在仓皇奔逃的混乱中他甚至与御前侍卫跑散了。

随后，在雷声滚滚的薄暮中，一场暴风雨彻底击溃了这支败军，风雨声淹没了精疲力竭的战马沉闷的蹄声。据《苏丹传记》记载：“这般天灾。那日的豪雨令河水泛滥，几乎不可能渡河。然而沙·苏贾将自己托付于全能的真主，策马涉水而渡。”一开始，马腹仅触到水面，牡马还能在满是沙砾的喀布尔河（Kabul River）河床上站稳。但在苏贾“渡河半途中，一阵激流涌来，他从马背上滑落下来。他和坐骑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游到对岸，不过其余将士拒绝渡河。于是，沙遭到所有侍臣仆从遗弃，最终独自一人过夜”。苏贾自己的记述更为简洁：“我们孑然寡处，无人守护，如同镶台上的珍贵宝石。”

新年伊始国王好似前景光明，就在几周前还上演了令人目眩神迷的戏剧性场面来展现他的绝对权威。此刻，如年少时一样，苏贾再次成为一位孤独的逃亡者，在阿富汗的夜色中漫无目的地驱马缓缓穿行于愈发昏暗的乡间。

原文作者 | <英>威廉·达尔林普尔

摘编 | 徐悦东

编辑 | 王青

导语校对 |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