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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在撒马尔罕“泛舟”！

撒马尔罕Samarqand，坐落于中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东部边陲的重要城市，已经有2500年的建城历史，至今仍有50万人在那里生活。大部分读者应该对这座城市感到陌生，然而在唐代，在陆上丝绸之路最为繁忙、繁荣的那个年代里，这座由粟特人建造的城市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心。当驼队载着一批批丝绸从长安出发，穿越河西走廊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翻越葱岭必在这里休整。商队从这里向东南方通过阿富汗的崇山峻岭，就可以进入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明区域；往西南方是波斯、阿拉伯帝国所控制的西亚地区，并从那里向更遥远的欧洲、北非进发；向北方可进入欧亚大草原和欧洲北部。而印度的黄金、香料，伊朗高原的宝石、手工艺品，以及更加遥远地方的奇珍异宝，都藉由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入东方。长安胡风大盛，心态开放的大唐帝国人民，喜好胡马、胡服，葡萄美酒与胡旋舞为达官贵人宴饮所必备。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的狄仁杰做粟特人的装扮，给我们展示大唐开放与文化融合的影像。那么粟特人对文化的吸收情况呢？我们凭借文字甚至图像也能够得知。

撒马尔罕大使厅北墙壁画武则天泛龙舟与唐高宗猎豹彩图及线描图

粟特人从唐朝接受的影响还要从安西都护府翻越葱岭，进军中亚说起。在大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之间，决定中亚命运的怛罗斯之战（751年）和导致唐代中央力量退出西域地区的安史之乱（755 - 763年）以前，唐代设置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曾经创造了中国古代史上唯一一次对中亚地区的全面控制，其管辖范围，曾达到今天哈萨克斯坦东部和东南部、吉尔吉斯斯坦全部、塔吉克斯坦大部、阿富汗大部、伊朗东北部、土库曼斯坦东半部、乌兹别克斯坦大部等地。这段长达百年的辉煌时期，正起始于唐高宗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将苏定方灭亡西突厥汗国一役。关于这段历史的文字记载，保存在中国史书如《两唐书》与《资治通鉴》等著作中。然而，由于唐代在中亚当地占优势地位的粟特民族的语言文字早已经失传，我们几乎无从了解这一时期当地人对中国力量入主中亚地区的看法。

幸而，随着中亚考古事业在20世纪的蓬勃发展， 1965年，前苏联考古队在撒马尔罕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 23号遗址房间内（编号R 23 / 1）发掘出唐代粟特国王拂呼缦（Vargoman）的大使厅壁画。自出土以来，该壁画一直受到国际粟特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在这一学科领域以外的学术界，特别是在国内，对于这一重大发现的认识，却要迟至21世纪初。随着法国与当地考古合作项目不断努力，撒马尔罕大使厅的壁画终于得到了完整披露。如今，已经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一中古艺术瑰宝的高清大图。大使厅四面墙体壁画，三面保存都很完整，只有东面保存较为残破。其内容根据学者研究，南墙为粟特王波斯新年诺鲁孜节出行图，北墙为唐高宗猎豹和武则天泛龙舟图，西墙为突厥武士和各国使臣宴饮图，东墙为印度摩诃婆罗多史诗场景图。这一壁画情况与唐代杜佑在《通典》的《何国》一章中记载的：“北壁绘华夏天子，西壁则画波斯、拂菻诸国王，东壁则画突厥、婆罗门诸国王” ，以及《新唐书》的《西域下》一章所记载的：“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的内容高度一致。可见当时唐人对于中亚各国的了解确实相当缜密与系统。

我们看到北墙壁画的内容，却会惊叹中亚人对于当时唐代中国理解和观察的细致入微。正如上文所言，这幅壁画，不单补充了中国唐代史料中匮乏的图像资料，也揭示了粟特人对于中国的理解。

首先，北墙的观念，就来自于中国的天子面南背北，说明了这一时期，唐高宗与武则天对中亚秩序的主导地位。对面的南墙，正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秩序中，称臣的典型形象。 《唐会要》记载：“显庆三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康国）所居城为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缦为都督。 ”这位拂呼缦大王就是唐朝在中亚地区为管理粟特人的昭武九姓国而设立的“康居都督府”的都督，是唐帝国在中亚两河地区的全权代表。这九国基本上都起了汉姓，撒马尔罕自称为“康”国。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君主（指南越王）宜郊迎，北面称臣” 。南墙的波斯历新年场景，大王服饰异常华贵，随行列队十分庄严，整幅画面显得隆重典雅，不正可以看作是“郊迎”吗？对面的高宗和武后正猎豹和泛舟，却身穿轻便的服饰，愉快而欢乐。这样一种画面的对比，展示了粟特人的微妙心态。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中作粟特人装扮的狄仁杰

其次，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左侧的武则天泛龙舟图中，众女所乘的龙舟、所梳的双环望仙髻，乐伎所用云和琴，是典型的中原地区的唐代器物，都是中亚原本所无，画工如果没见过实物，断然不可能画得这样惟妙惟肖。曲江池中，鱼、荷叶和荷花、鸭子，以及水鸟给幼鸟喂食等图案，显示出一派富贵祥和的欢乐场景。北墙与东墙突厥汗国壁画的肃穆庄严，南墙粟特新年的典雅华贵，共同使整个大使厅营造出“一日之内，气候不齐”的奇特景致。

从右侧的唐高宗猎豹图来看，狩猎猛兽主题是中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波斯文化地区，自古以来描摹帝王的标准图像，不能据此认为唐高宗猎豹真有其事。这幅图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上的唐代狩猎装备与服饰，均可与其他中土的出土图像资料与实物资料相互印证，可以说是中亚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的极佳案例。而在武则天泛龙舟图的细节上，也可以看出文化融合显现的特点：船下水域中的动物长有双翅、卷曲分叉的鱼形尾及一双马蹄足，这种奇特的神话生物，与波斯祆教（又称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中水神、河神为马形的记载显然有直接的关联。

如果将北墙壁画与其他二墙的君主壁画相比较，可以较为明显地发现，其他二位君主均以傲人之姿，占据了画面的中心，彰显了王者身份。而北墙的武则天与唐高宗，则由一江曲江水之隔，平分于画面两端，不分轩轾。这立刻令爱好唐史的笔者，想到了《资治通鉴》那条著名的记载：“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丙戌，宰相上官仪下狱，自是上（高宗）每视事，则（武）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唐高宗与武则天，并称天皇天后，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世界历史上也罕见的“天有二日，国有二主”的局面。画出这样的壁画说明粟特人对中华文明、唐朝政治非常关心和了解，两者关联较深。由于朝廷礼仪中没有帝、后平等的规矩，只可能是粟特大使从旁观察或者打听到了相关信息，透视了微妙的玄机。对比明清时期，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使节对明清王朝那些啼笑皆非的误会与不解，就能认识到这种深入理解，是多么难能可贵。也只有李氏朝鲜的《燕行录》 ，能够达到相应的高度。同时，也印证了当时唐帝国在中亚政治文化的影响力之大，如史籍中所说，“中外谓之二圣”的“外” ，已经远达撒马尔罕。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与中亚的文化联结，迈向了新的阶段。乘着新风，撒马尔罕大使厅的武则天泛舟图，也回流了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