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局：到2022年石窟寺重要紧急情况全方位清除，

石窟寺保护｜郭青林 等：甘肃省石窟寺保存现状与对策研究

以下文章来源于石窟与土遗址保护研究 ，作者郭青林等

石窟与土遗址保护研究.

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刊载石窟寺保护、壁画保护、土遗址保护、科技考古、文物数字化等领域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弘扬优秀文化遗产。

郭青林1，2，3，黄井镜1，2，3*，裴强强1，2，3，张琪1，2，3，李义杰1，2，3

1.敦煌研究院，甘肃敦煌736200；

2.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甘肃敦煌736200

3.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甘肃敦煌736200

摘要：甘肃是我国石窟大省，素有“石窟艺术之乡”的美誉。本文基于甘肃省石窟寺专项调查结果，梳理总结了甘肃石窟资源的分布特征、重要价值、石窟营造环境及病害关联关系，从保护管理机构、安全防范现状和主要保护措施等三个方面阐明了甘肃石窟整体保护现状。在此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开展保护利用现状量化评估，并按照评估结果将甘肃所有石窟寺划分为保障、拓展和提升三个层级，提出了“一个典范高地引领，三处世界遗产支撑，四大片区协同发展，一廊一带互容互通”的甘肃石窟的总体发展思路，从保护、研究、管理、利用以及人才队伍建设五个方面谋划了未来的重要任务和发展方向，为下一步甘肃石窟寺发展布局决策提供依据。

关键词：石窟寺；保护利用；层次分析法；量化评估；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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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甘肃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东连中原、西通西域的独特地理位置使甘肃成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黄金通道，也是佛教在中国传播与中国化的锁钥之地，为中国石窟艺术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丝绸之路造就了古代甘肃的辉煌，沉淀了以敦煌莫高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为代表的众多石窟文化遗产，形成了东起庆阳北石窟寺，西至敦煌莫高窟的“千里石窟廊道”。甘肃石窟资源禀赋独特、价值突出、数量众多、年代久远、分布广泛，素有“石窟艺术之乡”之美誉，对后续佛教文化在中国其他地区的传播、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榆林窟等代表性加固工程，为石窟保护加固提供了不同模式，为保护全国石窟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近年来，我省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夯实了石窟寺保护理论与基础研究，形成了成套石窟保护与数字化技术，开启了多学科交叉下的石窟考古报告编撰新范式，在石窟寺保护、研究、管理和利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我省石窟寺数量众多、环境各异、经济落后、人才匮乏，缺乏对石窟寺资源统筹规划，对石窟寺的整体保护利用带来很大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国保级别的保存状况较好，省保及以下保存状况差，个别石窟寺还存在一定险情，全面提升中小石窟的基础条件是当前面临的艰巨任务；二是石窟寺文化价值研究的广度、深度不足，价值阐释和挖掘手段单一，亟待开展与丝绸之路关联关系及丝路文化传播与交融探索性研究；三是石窟寺展示手段、展陈方式单一，借助网络、文化创意、艺术展览、研学教育和通俗作品等传播方式刚刚起步，尚未形成多窗口、多视角、立体化的石窟寺核心文化价值的传播模式；四是石窟寺保护机构和人才队伍的建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特别是中小石窟发展滞后，社会力量对石窟寺保护与展示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五是绝大多数石窟寺本身造血功能不强，文化创意产业水平较低，科研成果转化渠道拓宽力度不够。以上问题均严重制约着我省石窟寺在价值挖掘、保护技术研发、预防性保护、展示利用等方面的发展。

针对甘肃石窟寺整体保护、研究、展示和利用现状，本文基于甘肃石窟寺专项调查数据成果，梳理总结甘肃石窟寺（含摩崖造像）资源与分布特征、赋存环境、保存状况、影响因素、保护管理机构、安全防范情况等现状，采用层次分析法综合评估我省石窟寺整体情况，按照保障、拓展和提升三个层级以及所对应的重点任务，提出“一个典范高地引领，三处世界遗产支撑，四大片区协同发展，一廊一带互容互通”的总体策略，为未来甘肃省石窟寺的保护、研究、管理与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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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石窟分布特征及重要价值

2.1 石窟资源分布特征

根据甘肃省石窟寺专项调查报告统计数据，全省现有石窟寺（含摩崖造像）219处，文物点236个，包括石窟寺229个，摩崖造像7个，分布于13个市（州）、53个县（区）。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处（含世界文化遗产3处，文物点34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4处（文物点15个），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96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1处），一般文物点69处，新发现22处（图1）。河西片区（酒泉、嘉峪关、张掖、武威、金昌）共有石窟寺（含摩崖造像）53个，分布在14个县区，占甘肃石窟总量的23.79%；陇中片区（兰州、白银、临夏、定西）共有石窟寺（含摩崖造像）39个，分布在17个县区，占甘肃省石窟总量的16.52%；陇南片区（天水、陇南）共有石窟寺（含摩崖造像）56个，分布在11个县区，占甘肃省石窟总量的23.72%。陇东片区（平凉、庆阳）共有88个石窟，分布在11个县区，占甘肃省石窟总量的37.28%（图2）。

佛教文化东传西渐的过程中，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以及古代中西方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最重要通道，以莫高窟为代表的石窟艺术承载了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和中华文明的文化元素，展现了石窟寺与佛教中国化的完整历程。从长安至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东段的南北两线，北线从长安出发经泾川、固原、靖远至武威，形成了以北石窟寺、南石窟寺、王母宫石窟为主的陇东片区砂岩石窟寺群，南线从长安经凤翔、天水、陇西至张掖，形成了以麦积山石窟、水帘洞石窟群为代表的陇南片区石窟寺群。陇中片区最具代表性的石窟寺为藏汉两种风格并存的炳灵寺石窟。依托地貌单元开凿的其他石窟均受典型石窟不同程度的影响，形成了河西、陇中、陇东、陇南特征鲜明、风格迥异的四大片区石窟群。

2.2 石窟主要价值

甘肃是继新疆之后我国最早开凿石窟的省份，自十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至清代均有开凿（图3）。就其历史价值而言，甘肃石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时代序列最完整的石窟艺术长廊，是“丝绸之路”上佛教艺术东传西渐的唯一孔道，是一部完整的中国雕塑编年史，记载了大量的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补充印证了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华夏文明接续传承的历史信息；以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榆林窟、北石窟寺为代表的甘肃石窟保留了中国石窟艺术4—19世纪的杰出成就，完整的体现了佛教艺术传入及中国化的完整历程。就其艺术价值而言，甘肃石窟留存有最精美的壁画和雕塑，敦煌莫高窟被称为“墙壁上的博物馆”，麦积山石窟被誉为“东方雕塑馆”；石窟造像的变化深刻的体现了古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的建筑、造像风格和艺术元素并存的特征，并逐渐衍生了类型多样、造型独特、结构鲜明的石窟建筑形制和艺术风格，是中国艺术史上传承脉络清晰、关联性密切、体系完整的类型。就其科学价值而言，甘肃石窟寺开凿选址、开凿技术与工艺、使用颜料的筛选与配制、壁画与塑像制作材料与工艺等均体现了古人的聪明才智，另外甘肃石窟寺与所处大漠戈壁、崇山峻岭、奇峰异石等自然景观浑然一体，外部空间的“造势”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石窟艺术景观，凸显了“天人合一”的科学设计理念。就其社会及文化价值而言，石窟艺术集中体现了历代人民的审美情趣、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水平，为研究甘肃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社会样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是当代“文化强省”最重要的社会文化资源类型。以莫高窟、炳灵寺、麦积山、北石窟为代表的四大石窟群片区，映射出中华文化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以及独具特色和普遍价值突出的石窟艺术长廊，是丝路沿线国家保障线路畅通、互融互鉴的精神依托，也是多元文化最有活力的承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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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营造环境与病害特征

3.1 地质构造与石窟营造关系

石窟的开凿和布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质条件制约，甘肃石窟寺开凿岩石类型及地质年代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布特征，这与特殊的地质单元及地质构造密切相关。甘肃石窟寺主要开凿于砂岩和砂砾岩中，部分石窟寺开凿于灰岩、泥岩和花岗岩（岩浆岩）中。砂岩石窟寺主要分布于庆阳、平凉、天水以及张掖，由于成岩好，硬度适中、质地细腻，易于雕刻等特性，使得砂岩地层成为开凿石窟和雕刻塑像的理想选材，甘肃砂岩石窟数量占比全省近五分之三；河西地区的石窟大多数石窟等均开凿于砂砾岩或砾岩中。砂砾岩胶结弱、颗粒较大，不宜精雕细刻，故这一区域石窟塑像大多采用石胎泥塑或木骨泥塑的手法；玉门市昌马石窟则比较特殊，岩性不同于周边石窟，开凿于白垩纪泥岩中；灰岩石窟则主要集中于陇南地区，灰岩也是我国石窟开凿的主要岩石类型，具有整体性好、粒径均匀细小，硬度适宜雕琢等优点，陇南菩萨石窟、西姑庵石窟均为灰岩石窟。除上述沉积岩外，全省还有近20处石窟开凿于岩浆岩中，主要集中分布于武威、金昌及天水一带。从地层年代征看，甘肃石窟主要开凿于三叠纪、白垩纪、古近纪、新近纪和第四纪地层中。

3.2 石窟赋存环境与病害关系

甘肃位于黄土高原、内蒙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汇处，地形复杂多变、地貌类型丰富。东南部重峦叠嶂，山高谷深，水流侵蚀作用强烈，石窟容易遭受降雨或地下水侵蚀，产生较多与渗水、水盐活动关联性强的病害。中东部大多为黄土覆盖，形成独特的地形地貌，在强降雨容易携带细粒物质导致山洪或泥石流，也可能导致石窟崖体产生冲沟、滑坡等病害。河西走廊一带地势坦荡，地貌以绿洲与沙漠、戈壁为主，气候干燥，风力剥蚀作用显著，因此风蚀和降雨侵蚀对石窟威胁较大。另外大多数石窟所在区域的气候特点是：春季升温快，冷暖变幅大；夏季气温高，降水多集中；秋季降温快，初霜来临早；冬季雨雪少，寒冷时间长。主要灾害性天气有暴雨、冰雹、霜冻、大风、洪水等，尤其是暴雨和洪水对石窟寺长久保存危害大。甘肃从南向北包括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和高原高寒气候等四个气候类型。不同区域气候类型长期作用导致石窟寺保护状况也存在明显差异，河西地区属于暖温带干旱性气候，干燥少雨的环境为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石窟寺壁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陇东南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气候，气候湿润、降雨充沛，常年高湿环境使得麦积山、北石窟寺等石窟壁画保存难度很大。此外，强降雨引发的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也对石窟寺带来极大风险。由此可见，区域气候环境对石窟寺文物的完整保存影响巨大。

3.3 石窟寺主要病害特征

甘肃省大部分石窟位于地震、洪水、泥石流频发区，长期受地质灾害威胁，石窟寺存在围岩坍塌、裂隙发育、冲沟明显、表面风化严重等病害影响。在自然因素的影响下，石窟寺壁画起甲、酥碱、空鼓、粉化、变色、生物侵蚀等病害突出；塑像产生肢体残损、歪闪、骨架糟朽、渗水酥碱、表面风化、起翘等病害。按照结构失稳、风化、水害、生物病害、自然灾害和其他风险等6类病害统计分析发现（图4），风化是石窟寺岩体与壁画、塑像中最普遍的病害，甘肃219处石窟均有风化病害，位居第1位；其次结构失稳病害有169处，处于第2位，结构失稳病害的主导破坏因素是开裂、地震、渗水等，如地震就对麦积山石窟造成很大威胁；位居第3位是水害，有147处石窟寺均不同程度受到渗水和降水的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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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石窟保护管理现状

4.1 保护管理机构

根据石窟调查结果，甘肃石窟寺的236个文物点保护管理机构共计83处。按照保护级别划分，甘肃石窟寺保护管理机构具体设置情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4个文物点）24个保护管理机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5个文物点）10个管理机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96个文物点）47个管理机构，一般文物点（69个文物点）37个管理机构，新发现（22个文物点）10个管理机构。统计分析保护管理机构的人才队伍现状为，甘肃省石窟保护队伍总人数为2436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学历37人（均在敦煌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学历137人、本科学历1223人、本科学历以下1039人（图5），专业技术人669人，占总人数的27%。从保护人才队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来看，远远和石窟大省的地位不匹配。

4.2 安全防范现状

石窟寺安全防范主要包括“三防”建设（安防、消防和防雷）和安全保卫队伍机构两个方面。调查结果显示，针对“三防”建设，甘肃省236个石窟寺（含摩崖造像）中，安防、消防和防雷均完成的为平凉云崖寺石窟（莫高窟没有防雷需求），已建成安防系统的有30个石窟寺（79.41%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建成消防系统的有5个（91.67%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建成防雷系统的有2个（有防雷需求的石窟寺105个，建设率不足2%）。安全保卫队伍方面：安全保卫机构的石窟寺为69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3个），占石窟寺总量的27.8%；有安保的57处，文物保护员的115处，既无安保又无保护员的76处，说明30.6%的石窟寺还处于无人看管状态，可见甘肃省石窟寺整体安全防范还需进一步提升。

4.3 石窟寺主要保护措施

（1）保护规划编制

甘肃省石窟寺已批准公布保护规划的有24个，占全部石窟寺总数的9.68%，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在编制的有11个。文物保护规划编制情况如表1所示。

（2）监测体系建设

目前已建立监测预警系统的石窟有莫高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均为敦煌研究院管辖的石窟。自20纪50年代以来，敦煌莫高窟率先开展了气象环境监测，之后逐步发展到岩体裂隙、色度、周边环境、文物本体病害及游客的多因素监测。初期监测工作主要目的是为保护提供依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监测内容逐渐增多，手段逐渐丰富，科学监测的结果不但为莫高窟保护提供依据，也大量应用于石窟寺的管理和开放中，为构建监测预警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1年，敦煌研究院基于国家支撑计划课题的研发成果，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率先建立起了基于风险管理理论的监测预警体系。监测内容主要包括：遗产地大环境气象（温度、湿度、降雨、风速风向、地下水）、卫星影像地貌与植被变化比对监测；洞窟微环境监测（相对湿度、温度、二氧化碳、VOC、震动、空气颗粒物）；洞窟本体监测（壁画微变定点监测、裂隙）；石窟载体监测（围岩外观监测、裂隙监测等）；游客监测等。经过几年的运行，监测系统总体运转良好，具备了向全省推广的条件。总体而言，除敦煌研究院管辖的石窟之外，甘肃石窟寺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依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开展，依托于敦煌研究院的研究成果和技术人员建设全省石窟监测预警体系是解决甘肃石窟由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过度的可行路径。

（3）主要保护措施

长期以来，文物保护工作者基于我省石窟寺保护现状，围绕岩体、壁画、塑像等本体和载体出现的典型病害和自然灾害威胁，开展了诸如防洪、岩体加固、保护修复、改善保存环境等系列保护研究工作，抢救了大批濒危文物。20世纪60年代，采用“支”、“顶”、“挡”、“刷”的工程措施，开展了莫高窟南区崖体加固工程，有效地解决了石窟崖体坍塌失稳的威胁和游客参观可达性的问题，为石窟崖体加固与开放性设施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20世纪80年代，以麦积山石窟为代表的喷锚支护工程，有效地遏制了石窟局部区域失稳、浅表层风化落石、石窟塑像失稳脱落等系列病害。20世纪90年代，以锚固、灌浆、防风化为主的榆林窟崖体加固工程，解决了崖体坍塌、冲沟渗水、表面风化等系列难题。这一阶段，甘肃在崖体加固、防风化、窟檐建设等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21世纪以来，以莫高窟为代表的甘肃石窟逐渐由抢救性保护向抢救与预防性保护并行转变，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开展的莫高窟第85窟保护项目，为石窟科学保护程序确立、保护技术方法体系构建以及保护修复精细化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建以来，以敦煌研究院为主的团队通过承担多项国家支撑计划课题，研发形成了包括酥碱壁画修复、起甲壁画修复、空鼓壁画修复为主的成套古代壁画保护修复技术和装备，并推广应用于全国十余个省（市、自治区），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科技厅的支持下，敦煌研究院团队研发并建成的我国文物保护领域首座多场耦合实验室，为深入探索文物病害机理、评估保护技术、研发防控措施提供了良好的实验平台。

尽管敦煌研究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甘肃省石窟资源众多，省内236个文物点，尤其是省保及省保以下的石窟寺保存状况较差，依然有大量的保护问题亟待解决，县级及以下的保护单位几乎没有开展相关保护工作，经费严重缺乏、工作不规范、专业人员匮乏、文物保护重要意义认识不到位等均制约着甘肃石窟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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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分析与评估

5.1 评价方法

为改善和提升甘肃省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水平，基于石窟调查报告和相关数据，利用层次分析法，按照石窟寺价值、文物本体和载体安全、基础设施、管理能力、展示利用、研究等6个指标对全省石窟寺进行量化分析评估。评估共包含40项评估指标，每一项评估指标分为3个等级，第一等级为最好，第二等级次之，第三等级最差，并对应等级分别赋值为2.5、1、0，根据最终得分划分出石窟寺所处状态，为每个石窟寺个性化保护利用提供科学依据。评估细则如表2所示。

5.2 评估结果

通过上述方法对甘肃省236个石窟寺（含摩崖造像）文物点进行综合评估，统计结果显示：最大分值为94（莫高窟），最小分值为5，从数据也突显了甘肃省石窟寺保护利用发展极不平衡的现状。利用相关数据，将甘肃石窟寺分为三个层级，层级划分具体名录如表3所示。

0—30为保障层级。该层级石窟寺绝大多数为省、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或一般文物点为主，规模较小（共计217个文物点）。该层级一般没有专门的保护机构，多为所辖县（市）文广局、博物馆兼管或代管，比较突出的案例为平凉市庄浪县博物馆共有19名专业人员，同时管辖25个不同级别的石窟寺文物点。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还有3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位于该层级，分别是五个庙石窟（得分8）、东千佛洞石窟（得分8.5）和文殊山石窟（得分28）。按照评估标准，下一阶段该层级的石窟寺急需开展排查安全隐患、加大价值挖掘、完善基础设施和改善周边环境等措施，为石窟寺保护利用提供保障。

31—60为拓展层级。这个层级石窟寺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主（27个文物点），后续工作需要深化价值挖掘，提升相关基础设施，改善石窟周边环境，丰富展示利用手段并加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通过多层级拓展突破保护利用所面临的困境，实质性推进石窟寺保护利用的新局面。

61—100为提升层级。达到这个层级的石窟寺只有4个，分别是莫高窟（94）、麦积山石窟（83.5）、炳灵寺石窟（82）和榆林窟（62）。这4处石窟均有一定的保护利用规模，需要开展丝绸之路视野下的价值深度挖掘，监测预警体系指导下的保护修复与预防性保护，以优秀世界遗产标准为目标提升基础设施与周边环境，基于高新技术提升或打造个性化展示利用新模式，全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目标的专题研究等任务，全方位提升该类石窟寺保护利用状况，实现石窟寺保护与利用的双赢。

5.3 结果分析

近年来，尽管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石窟寺保护、研究、管理和利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全省乃至于全国石窟寺的保护利用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但由于甘肃石窟寺数量众多、环境复杂、经济落后、人才匮乏，各级别石窟寺保存状况差异很大，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发展极不平衡，对石窟寺资源统筹规划、科学谋划的力度明显不足。

（1）保护方面的主要问题

甘肃石窟寺总体保护状况较好，以莫高窟、麦积山为代表的石窟在上世纪60年就开始了崖体加固工程，经过70年的努力虽然探索了成套保护技术，但面对长达1700多公里，横跨极旱、干旱、半干旱和半湿润区，且岩性复杂的大量甘肃石窟寺，结构失稳、水害、生物病害、自然灾害和其它类型病害的威胁依然严峻。省内石窟寺监测体系构建还不平衡、不充分，尚未建成甘肃省石窟寺监测平台建设；对大部分中小型石窟寺现状掌握不够全面和精细，处于被动状态，不能精准开展有效保护和防控。目前，石窟寺保护规划已批准公布的共24处，正在编制11处，甘肃省石窟总体保护规划正在编制，统筹谋划石窟寺保护利用思路正在厘清。石窟寺保护专业队伍发展不平衡，石窟寺大省地位不匹配，不能完全满足省内石窟寺保护的需求。

（2）展示利用方面的主要问题

层级较高的石窟，例如莫高窟、麦积山已有较好的展示利用基础，需要基于数字技术继续加大并创新展示利用新模式，以便更加准确全面的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文化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总体来看，甘肃石窟寺价值挖掘与阐释的广度、深度、推进的力度和系统性均不够，各层级石窟寺间的关联关系研究较少，严重制约着甘肃石窟寺整体打造、个性展示模式的构建。中小石窟寺展示手段、展陈方式单一，相关展陈配套设施有待提升，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石窟寺保护利用的能力差，文化创意、IP授权、文创品牌、科研成果转化渠道拓宽力度不足，部分石窟寺处于无序旅游状态。以上因素导致石窟寺自身造血功能不强，既不利于石窟的展示，也难以充分发挥应有的价值。

（3）管理方面主要问题

全省石窟寺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大部分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位坐标，仅有四至边界说明，从管理角度而言可操作性不强，县级以下石窟寺尚未公布保护范围与建控地带，为这些石窟的保护与管理带来很大挑战。我省规模较小的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石窟寺或一般文物点，通常没有直接保管机构，所辖县（区）文物局或博物馆一个单位统管多处石窟寺的现象较为普遍。省级及以下石窟点的安防设施落后、监测手段薄弱，安防工程建设不够规范，大多数石窟没有安防应急预案和常规化演练模式，应急处理水平亟待提升。管理人员资源很不均衡，大多数中小型石窟寺缺少专业管理人员。

（4）研究方面主要问题

石窟寺保护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瓶颈技术亟待攻关，全生命周期的损伤规律和劣化机制不明，营造技术和全链条工艺的再现与重构尚未开展，系列性保护材料的研发有待突破，定量表征和评估方法不够系统，预防性保护环境控制与干预缺乏理论指导。石窟寺区域系统调查、洞窟测绘、题刻和壁画等重要遗迹信息记录、窟前遗址和相关寺院遗址考古发掘等的方法体系尚需构建，技术标准体系不健全，缺乏专门的石窟寺田野调查规程及数字技术规范。重点石窟寺的考古报告工作相对滞后，部分石窟寺调查、维修报告编写不规范，调查简报、内容总录和图录作为阶段性成果不能反映石窟全貌。省内石窟寺多维度价值的挖掘不够深入广泛，多学科交叉融合、系统化研究的深度不足，与丝绸之路、中亚、西亚的关联关系及文化交融的研究尚在探索。专业人员紧缺，基层单位研究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不足，研究能力不强，人才断层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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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管理对策

基于甘肃石窟寺调查数据和保护利用现状，分析梳理保护、研究、管理和利用面临的实际问题，立足全面消除重大安全隐患，安防设施全覆盖，打通产、学、研、用、管全链条，综合提升保护利用水平，促进研究成果的高效转化，形成“一个典范高地引领，三处世界遗产支撑，四大片区协同发展，一廊一带互容互通”的甘肃石窟的总体发展思路（图6），显著提升石窟寺保护利用的社会效益，助力甘肃文化大省建设。

（1）保护方面，以打造世界文物遗产保护典范为引领，实现石窟寺预防性保护。探索新时代“平安石窟”建设的技术标准和理论，全面推进全省“平安石窟”建设，守好文物安全底线；加大不同气候与地质环境石窟寺崖体、洞窟、塑像、壁画及附属设施的损毁机理和保护技术研究；研究不同自然灾害影响下的防灾减灾技术，注重石窟寺的日常保养与维护；建成基于风险管理理论的甘肃石窟寺监测预警体系，加大监测数据与病害的关联关系研究，研究石窟寺病害评估和预警阈值确定导则，提出全省不同层级石窟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必要条件和控制指标，助推我省石窟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进一步研发完善石窟文物数字化保护技术体系，分期分批完成全省石窟的数字化工作，实现重要文物的永久保存；加大力度推进基础设施改造，生态环境治理和智慧化旅游建设，全面提升我省石窟寺的保护水平。

（2）研究方面，以建设敦煌学研究高地为目标，架构完善的石窟寺研究体系。系统开展石窟寺文献研究、文献与壁画互证研究、不同石窟寺内容总录撰写与修订，加快推进石窟寺考古发掘工作，高标准完成石窟考古报告；加强甘肃石窟寺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方面的研究，重点开展石窟寺与丝绸之路、多民族共生交融、文化传播交流等方面的研究，构建多学科支撑下的石窟寺研究体系；着重加强同时代中小石窟的对比研究，从甘肃石窟的全局深入探析不同石窟开凿历史和重要地位，基于历史演进与区域环境变革梳理甘肃石窟时空演化脉络与发展规律，阐明甘肃石窟寺在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为“一带一路”倡议和文化自信贡献甘肃力量。

（3）管理方面，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机构设置，建立健全石窟管理体系。深入研究敦煌研究院形成的“十位一体”质量管理模式，适时向其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石窟寺个性化推广移植，提升我省石窟寺管理水平；加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窟寺人才队伍建设，通过特殊政策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为处于拓展层级的石窟寺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确保十四五期间能够跟得上、铺得开、推得动、走得远；在中小石窟寺集中县区，探索成立省文物行政部门直接领导下的保护管理机构，汇集专业人才，提升队伍专业素质和管理能力，统一承担辖区内石窟寺的保护、研究、管理和利用任务，实现中小石窟寺的专业化保护与利用。

（4）利用方面，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高质量适度开展我省石窟寺展示利用工作。将敦煌研究院创建的“总量控制+线上预约+数字展示+实体参观”石窟展示利用新模式，根据各石窟自身实际，适时选择性推广；持续推进游客承载量研究、搭建开放服务平台、完善旅游服务设施、设计个性化服务等相关工作，提升石窟寺展示利用能力。筛选能够彰显甘肃石窟整体价值的重要石窟寺，全面提升展示利用水平和基础服务设施，利用莫高窟、麦积山和炳灵寺和优质石窟资源，在河西、陇中和陇东南建设不同环境下的石窟寺展示利用示范区，形成以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和北石窟寺为核心的四大区域协同发展态势，打造“四区一线”总体空间格局下的甘肃石窟艺术展示利用长廊（图7）；在省会兰州建设甘肃石窟艺术展示中心，涵盖全省石窟导览、监测预警、数字展示、展演文创、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石窟文化宣传与体验集散地，全面提升甘肃省石窟总体展示利用水平。

（5）人才培养方面，以人为本，打造甘肃石窟寺保护研究与管理铁军。此次调查也突显了甘肃基层文物管理机构普遍存在人力资源不足、日常管理与运行经费匮乏、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偏低等状况。“十四五”期间，需根据石窟寺层级划分结果进行人才队伍配置。第一层级（提升层级）队伍建设要以培养高水平领军专业人才为目标，通过组织文博单位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建立联合培养机制，通过项目支持、文物资源倾斜、双导师制等措施，全面提升优秀青年研究人员的国际视野、专业素养和科研能力，使得一批青年英才脱颖而出，引领我国石窟寺保护、利用、管理和研究的事业发展，提升中国文物保护研究的国际影响力。第二层级（拓展层级）队伍建设主要是通过文物保护单位、省内相关高校和设计施工企业组成联合体，遵循“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的原则，以科研+工程+人才的模式培养一批基础理论扎实、动手能力强、热爱文物事业的硕士研究生，为甘肃储备过硬的专业技术人才后备力量。第三层次（保障层级）主要培养石窟寺基层日常管理与维护人员，学历以本科为主、精通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熟练编制石窟相关档案、有序开展日常保养与监测维护的专业管理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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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无论从石窟数量与文化遗产价值，还是从保护研究水平与专业技术队伍，甘肃是名副其实的石窟大省，但全省石窟寺保护管理和展示利用发展极不平衡，大部分中小石窟管理水平落后、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安全防范形势严峻、保护工作亟待开展。

（2）基于全省石窟调查结果，利用层次分析法按照6大指标和40项评估内容，对所有石窟寺开展量化评估，依据评估结果将甘肃石窟寺分为保障、拓展、提升3个层级，并科学分析了不同层级石窟寺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3）针对甘肃石窟寺存在的问题，从保护、研究、管理、利用以及人才队伍建设五个方面谋划具体对策，提出了“一个典范高地引领，三处世界遗产支撑，四大片区协同发展，一廊一带互容互通”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甘肃石窟寺保护研究事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决策支撑。

致谢：本文是在甘肃石窟寺调查项目的支持下完成的，非常感谢甘肃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感谢所有参加石窟寺调查组的成员在调查过程中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感谢甘肃省石窟寺调查与甘肃省石窟寺保护规划编制参加人员的努力和贡献。

本文经作者审定，原文载于《石窟与土遗址保护研究》2022年第2期，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