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江湖绝命毒师攻略 新手毒药培养技巧，

导言：

今年是德国化学家施拉德尔合成神经毒剂“Preparation 9/91”八十周年。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臭名昭著的化学武器给人类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和极端的痛苦。科学出于求真之目的，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但只要一涉足应用领域，它马上就有了正反两面的属性，可以南可以北，或是或非。鉴往知来，我们特推送这篇编译文稿供大家评说那些作为纳粹帮凶研制神经毒气的科学家们。

撰文 | 莎拉•埃弗茨 （Sarah Everts）

责编 | 伊默、艾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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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化学武器，神经性毒气是最臭名昭著的一类。痕量的毒气便能对受害者的神经系统造成长期的伤害，高剂量则会导致痛苦的死亡，通常为窒息所致。

军队和恐怖分子中不乏神经毒气的粉丝。它们的魔爪出现在两伊战争中，出现在1995年东京地铁袭击中，甚至出现在叙利亚的游行队伍中。尽管如此臭名昭著，神经毒气仍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80年前，二战即将打响的时刻，纳粹德国发明了神经毒气。第三帝国期间，德国科学家制造了能够装填化学武器的炸弹，纳粹军队也在悄悄囤积着这些残忍武器。

►希特勒与将军们商定战略

（来源：Federal Archives of Germany, Bild 146-1971-070-61）

如果德国在空袭伦敦时使用化学武器，毫无疑问，结果是毁灭性的。化学武器专家乔纳森•塔克（Jonathan B. Tucker）在《神经战争》（War of Nerves）一书中如此设想。

纳粹是如何意外发现神经毒气的呢？希特勒又为何不在战场上使用它？本文将一一道来。

噩梦的开始

无巧不成科学史，神经毒气的发现也是个意外。时年33岁的年轻化学家格哈德•施拉德尔（Gerhard Schrader）供职于德国法本化学公司（IG Farben），他接受上级的命令，正埋头研发新型杀虫剂。当年的德国战略家认为德国应尽量减少对外国的粮食依赖，故而用新型杀虫剂减少农业害虫，成了重要的“国家任务”。

►格哈德•施拉德尔，塔崩毒素和沙林毒素的发明者

（来源: Bayer AG Corporate History & Archives）

失败是常有的，施拉德尔尝试合成了几种含氟、含硫的化合物，但效果都一般，于是他决定在磷和氰化物上碰碰运气。这回不知道是施拉德尔走运还是倒霉，他成功找到了一个候选分子，但由于毒性太强，痕量的物质便让他在医院待了几个星期。可惜这没能阻止施拉德尔的脚步，1936年12月23号，施拉德尔回到实验室，合成了名为“Preparation 9/91”的化合物。这是种剧毒物质，其稀溶液除了能杀死粮食害虫，还会导致人呕吐、呼吸急促、瞳孔扩张、流口水、出汗、腹泻，能杀死猿猴等哺乳动物！

►格哈德•施拉德尔在法本公司实验室

（来源: Bayer AG Corporate History & Archives）

但施拉德尔的成果并未被上司认可，因为公司需要的是只杀灭虫子的药物，而不是什么都能毒死的毒药。鉴于这种分子对人类的猛烈毒性，法本公司向德国军方汇报了这一情况。这可能就是噩梦的开始。

潘多拉盒打开

►风景秀丽的施潘道城堡，塔崩和沙林在此处军事化

柏林的西北角静静伫立着雄伟的施潘道城堡（Spandau Citadel），它自16世纪便坐看这里的风云变幻。今天这里时常会举办音乐会、戏剧、婚礼、展览会，它还是一群蝙蝠的栖息地。途径此处的游客可能不会想到，80年前这里藏着纳粹秘密研究化学武器的科学家，这种行动显然不被《凡尔赛协定》允许。

施潘道城堡中的德国军方科学家首先分析了施拉德尔的“Preparation 9/91”。可能是震惊于它的毒性，纳粹科学家给这个分子起的名字塔崩（tabun）来源于禁忌（taboo）一词。芥子气和光气跟塔崩比就太小儿科了，前者杀人需几个小时到几天，塔崩只消20分钟。军方给了施拉德尔和另一名同事50000马克（当时相当于20000美元）的奖金。

►塔崩和沙林的分子结构

►施潘道城堡中的防化实验室设计图

（来源: Avda/avda-foto.de; Wikipedia Commons）

接着，德国军方着手研究如何把塔崩武器化，他们找到了将塔崩装入弹药，又不会泄露的方法。还有一批人负责做动物测试，继续合成更多的塔崩，开发解毒剂和类似物。因为塔崩“名利双收”的施拉德尔尝到了研究杀人武器的甜头，在魔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仅仅是两年后，施拉德尔便合成了一种新的试剂，其毒性是塔崩的两倍。1939年，施拉德尔带着他新发现的化合物“Substance 146”再次来到施潘道城堡。这种新毒剂便是大名鼎鼎的沙林（sarin）毒素，它的名字来自法本公司的4位研究者的姓氏中的5个字母：Schrader、Otto Ambros, Gerhard Ritter、Hans-Jürgen von der Linde。

制造！装填！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德国军队在明斯特市附近的兰布卡麦尔（Raubkammer）森林地点建造了一个能够生产400公斤毒药的塔防试验工厂。在那里，他们测试了含有塔崩的空投炸弹，发现使用这种不易挥发的毒药的最致命方法是先用小爆炸将其分散成雾状。

►一枚二战中装填了塔崩的炸弹

（来源: Federal Archives of Germany, Bild-037035-001）

到1943年春天，战事正酣，纳粹终于在华沙40公里外的戴亨霍夫小镇（Dyhernfurth）上建起了首个大型塔崩工厂，月产量高达350吨。到战争结束时，这个工厂共生产了12000吨塔崩，并装填于炸弹中。

戴亨霍夫是个强制劳动工厂：战争期间，数百工人死于毒气暴露、过劳、疾病和营养不良。周围的居民甚至觉得他们是“行尸走肉”。

到战争过半时，纳粹越来越觉得之前在塔崩上下的工夫有点亏，因为沙林从各方面来说都比塔崩好。尤其是它的易挥发性简直就是为了杀人准备的，当然，使用起来也更具风险。1943年，德国军方批准在柏林以外70公里处的法尔肯哈根（Falkenhagen）修建全新的沙林工厂。

向魔鬼出卖智慧的诺奖得主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理查德•库恩，同时也是索曼毒素的发明人

（来源: ETH Library Image Archive）

1943年，德国军方聘请了理查德•库恩（Richard Kuhn）研究神经毒气。库恩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他解析了维生素B和胡萝卜素的结构和功能，刚于1938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但可惜库恩是个纳粹狂热分子，他举报过自己的三名犹太同事，甚至会在科学报告和信件上签“Sieg Heil”（意为胜利，纳粹分子见面时的招呼语）。库恩和同事的任务是弄清楚神经毒剂的作用机制。他们发现神经毒剂能阻断胆碱酯酶，这种酶负责分解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是在电信号传导中释放到神经突触中的神经递质。当这种酶被阻断时，大脑和肌肉中的神经细胞被卡在过度刺激的状态，导致各种各样的症状，包括过度出汗、流口水、针尖状瞳孔、呕吐、癫痫和窒息。作为他们研究的一部分，库恩等人合成了一种全新的神经毒剂梭曼（soman），它抑制胆碱酯酶的能力是沙林的两倍。

►梭曼的结构式

希特勒拒绝神经毒气？

德国上校赫尔曼•奥克斯纳（Hermann Ochsner）于1939年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一些军人急于用他们的化学武器空袭敌人腹地，毫无疑问，如果伦敦遭受神经毒气的攻击，英国政府甚至盟军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但即便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1943冬季，被后世认为是二战转折点）失败后，希特勒也没同意使用神经毒气。是什么阻止了希特勒？

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希特勒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学武器（可能是芥末气）的受害者。由于这一经历，希特勒认为在战场上使用毒气是不道德的。不过这一理由恐怕不能站住脚，因为希特勒下令用齐克隆B （Zyklon B）和其他有毒气体杀死了数百万集中营囚犯。另一种观点认为，德国陆军用闪电战取得了巨大的军事成功：使用坦克和轰炸机快速、猛烈的攻击，再派步兵进场。 因此，大规模使用神经毒剂将污染占领区。还有人怀疑纳粹害怕盟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杀死了数百位集中营囚犯的齐克隆B

（来源: Michael Hanke/Wikimedia Commons）

实际上，盟军并不知道德军生产储藏了这些致命化学武器。但他们应该知道的，上帝在历史的节骨眼儿开了个小玩笑。1943年5月，德军在突尼斯战败，盟军俘虏了23万轴心国士兵。其中一个人声称自己是名化学家，曾在施潘道城堡从事毒剂研究。他告诉英国检察官，城堡里研究的无色无味的毒素，能够20分钟内杀死敌人。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英国检察官信了。他向上级如实汇报了这种毒剂的存在，但可能战事太忙，伦敦方面忽略了这份报告（不知道战后当时的检察官有没有觉得不寒而栗）。

►突尼斯战败的德国战俘

<来源: Imperial War Museum NA 2866/Wikimedia Commons (both)>

刺杀希特勒

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希特勒欲做困兽斗。他对副手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说：“败亡之国，寸草不留。”1945年3月，希特勒发布了焦土政策，称为德意志领土强制拆除法令。命令中要求毁掉德国的基础设施，以免落入盟军之手。施佩尔还算有点良心和远见，他担忧国家的未来，并未完全遵照希特勒的命令执行。

►阿尔伯特•施佩尔

（来源： Wikimedia Commons）

在战后回忆录中，施佩尔自称当时想用塔崩或其他毒剂暗杀希特勒。他打算设法把毒气部署在希特勒常去的柏林地堡中。但就在暗杀计划实施之前，希特勒突然下令加强地堡的安全警戒，并用3米高的烟囱堵住了通风口。此时的独裁者脆弱而多疑，害怕苏联红军会用毒气攻击地堡。

►希特勒的柏林地堡

（来源: Bundersarchiv Bild 183-V04744）

不过很多人并不相信施佩尔的故事，作为当时第三帝国最有权势者之一，会找不到足够高的梯子对付烟囱？实际上，二战后，不少前纳粹党人公开对肮脏的过去撒谎，以提高公众形象，使自己的作为合法化，避免被起诉。施佩尔就曾说他对屠杀犹太人一无所知，但他死后发现的文件显示，他对奥斯维辛发生的事一清二楚。

1945年开春，盟军继续在德国领土上摧城拔寨。德军眼看大势已去，便一心想掩盖塔崩和沙林的秘密。德国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Wilhelm Keitel）下令决不能使这些神经毒剂落入敌军之手。但如何安全运输这些化学武器是个不小的挑战，当时德国很多铁路已经被炸毁，还时常遭到盟军空袭。有那么一次，美国飞行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洛萨附近的货车投弹，爆炸产生的毒雾使四位附近居民在几分钟内死亡。最终，大部分塔崩炸弹通过多瑙河、易北河的驳船运到了安全地点。

苏联红军到达戴亨霍夫的塔崩工厂时，德军在严冬中驱散了数千强制劳工。没被冻死的人也多半被秘密警察枪杀。德军无论如何都要守住神经毒剂的秘密。但哪有不透风的墙，红军还是发现了塔崩和沙林工厂，他们拆掉了整套装置，在斯大林格勒重新组装起来。

战后大分赃

英美的运气比红军稍差。美国士兵在巴伐利亚多瑙河沿岸的一艘驳船上第一次得知了化学武器的秘密。一贯顽强的德军在经过几轮炮轰后，居然挥舞白旗，因为他们知道船上的武器比美军的炮火更加致命。与此同时，英国陆军发现了一个有关施潘道城堡化学武器研究的文件，这些文件隐藏在兰布卡麦尔，塔崩的最初测试场地。很快盟军科学家发现，一些德国弹药含有的未知有机磷神经毒剂，胜过他们所知的任何毒素，于是他们开始分赃（鉴于所瓜分之物的属性，分赃甚为贴切）。美国人和英国人共享了资源，开始寻找参与化学武器研究的科学家。当军队在家中逮捕塔崩发明者施拉德尔时，他立即交出了化学式和神经毒剂的其他细节。后来，英美得知俄国人重建了塔崩和沙林工厂，一场化学武器竞赛就此开始。

随着美苏关系紧张，两个超级大国都竭力招募前德军科学家为自己服务，以获得第三帝国的技术发明。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不想让好战的纳粹分子踏上美国国土，但尴尬的是很多不错的科学家参加过纳粹党。美国军方只好替这些污点科学家洗白，制作新的履历和自传，并以军事安全名义带他们入境。

被美国“招安”的纳粹科学家中最有名的要数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他领导过纳粹的导弹研究，是纳粹党员，后来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他的才智显然对美国人的登月计划助益良多。还有十几名纳粹化学家受到美国矿业局的资助，在马里兰州的伍德兵工厂继续从事化学武器研究。当然，英国也有类似的招募行动。

►上世纪40年代的伍德兵工厂

（Credit: Edgewood Chemical Biological Center）

1997年，化学武器公约生效。此前的50年间，大国开发新型化学武器的努力从未间断。

那么现在，阴谋是否依旧暗涌？

本文发表于Chemical &Engineering News 2016年94卷41期26—28页，原文链接：http://cen.acs.org/articles/94/i41/Nazi-origins-deadly-nerve-gases.html。由颜磊编译，图片均转引自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