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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丹死亡行军，二战日军一场惨无人性的虐杀③

潘廷岸河大屠杀

潘廷岸河大屠杀受害者的埋葬地示意图

4月11日，菲律宾第91步兵师残部于半岛西部的巴加克地区投降，日军命令约1,500名战俘沿着8号森林公路前往巴朗牙。第二天早上，这些战俘于潘廷岸河被日军步兵第65旅团拦截，后者是巴丹战役中遭受最重损失的日军部队之一。日军强迫战俘劳动，重建被破坏的桥梁，之后将他们赶到萨马特山距河岸约2.5千米、8号公路与另一条森林公路交界的一座树林下。时至中午，一位日军将领出现，将属下军官召集谈话，随后战俘被日军分为两组，其中一支约1,100人的队伍被带往巴朗牙，军官与士官双手被反绑在背后、排成一列纵队，最终他们来到一座峡谷边，现场的一名担当翻译的日本平民向俘虏转述日军的“决定”：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感到抱歉。若早点投降，我们也不会杀了你们，然而我们损失惨重，所以还请谅解。若死前有什么遗愿，还请告诉我们。

日军随后进行约两小时的屠杀行动，受害者被排成一列，队伍首尾两侧，一端是军官与士官使用军刀斩首，另一端则由士兵用刺刀刺杀，总计约有300至400战俘被日军杀害，而整场屠杀中仅佩德罗·L·费利克斯与其他三名战俘幸存。费利克斯之后活到了战后，并在战后审判本间的军事法庭上以证人身份出席。

当时在廷岸河下令屠杀的将军为步兵第65旅团团长奈良晃少将，但其命令的主要煽动者为辻政信中佐，此人同样也在新加坡杀害华人的“肃清大屠杀”中负有主要责任。此人于4月时抵达第14军司令部，主张这是一场“种族战争”，所有在菲律宾捕获的战俘都应被处死，美国人是“白种殖民主义者”、菲律宾人则是“亚洲民族的背叛者”，并还指此为总参谋长杉山元将军的指令，而本间不同意杀害战俘，许多前线军官也抵制辻的主张。尽管如此，在本间不知情的情况下，辻还说服了好几位参谋部的军官，也设法让约400名战俘死于廷岸河。根据历史学家吉姆·纳尔逊的推测，“潘廷岸河大屠杀”的主要行凶者为第65步兵旅团第122步兵团的官兵，而让-路易斯·马戈林则认为是来自台湾的“高砂义勇队”。

铁路运送至卡帕斯

4月13日，第一批战俘到达圣费尔南多，之后两星期陆续有其他队伍跟进。在当地，战俘第一次得以享用热食，菲律宾红十字会也获准照顾少数患病和疲惫不堪的战俘，许多俘虏认为最惨的时期已经过去。然而实际上当地的日军后勤单位同样没有为接受大批战俘做好准备，因此再度发生了巴朗牙和奥拉尼的惨况，大量俘虏被赶进斗鸡用的赛场、街道上以铁丝网围起的空地、家禽屠宰场、舞厅等建筑，俘虏也食物配给一片混乱，部分队伍每天都能吃到几顿餐，有的则没有任何食物。还有日军不分发水和粮食，而直接放到收容战俘的建筑物门口前，结果仅最强壮和最靠近门口的战俘能将其占为己有。到了晚上，日军还组织起“娱乐活动”，如使用刺刀攻击伤病的俘虏，而后者若试图自卫则将当场被杀害。

铁路运输方面，日军的措施同样混乱，战俘队伍有的抵达圣费尔南多当天即运送至卡帕斯，有的则要等待班车两天以上。日军的运送战俘的火车是木制、车身低矮、窄轨规格的小型火车车厢，高大的美军战俘几乎无法站着上车，每辆车厢约装载50人，而稍大的车厢则容纳了多达100名，而正常容量则为40人或8匹马。在高温环境下，车厢室内温度随即上升，甚至到碰了墙壁可能被烫伤的程度，许多战俘还患有痢疾，车厢地板因此很快便被污染。整趟运输过程中，俘虏先要在车站等上一个小时以上，接着又在车上忍受三到五小时的恶劣环境才抵达40千米外的卡帕斯。

由于车上极度拥挤，大部分的俘虏都被迫旅程都站着，若有俘虏死去也被挤成直立的姿势。由于车内极度闷燥、俘虏们抢着靠近车厢的窗口呼吸新鲜空气，而有些日军会在停车时同意打开车门让空气流通，也允许战俘向菲律宾民众购买水和食物。有时菲律宾籍的火车司机也会刻意放慢车速，好让聚集在铁路沿线的民众给车厢内的战俘投送水或食物，原先鄙视菲律宾人的美国人也开始感激他们的勇气和人道精神。然而有时日军会在整趟运输过程中紧闭车门，或使用警棍殴打靠近车窗口的俘虏。整趟旅程中有数百名俘虏因为疲劳和缺氧而晕倒，还有许多人就此死去，而即使到达目的地，俘虏还要走上数英里才能抵达最终收容地“欧唐纳德”营，不过这段路的地形较之前好走得多，且日军也比先前更愿意让菲律宾民众为俘虏提供水和食物。

日军原计划整场巴丹半岛运送俘虏行动最多就几天，但实际上花了近三周时间，最后一批战俘直至5月底才抵达“欧唐纳德”营。

受害人数与原因分析

“死亡行军”罹难者尸体

“巴丹死亡行军”是日军于太平洋战争犯下最著名的暴行之一，尤其在美国大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至今仍为极为敏感的话题。

“巴丹死亡行军”的参与者和受害者人数难以估计。大约有8万名士兵于1942年1月在巴丹半岛被切断通讯，而在将近4个月的围城战、尤其是战斗最后阶段里究竟有多少人死亡则难以确认。一般认为截至4月初日军发动最后的进攻时，巴丹方仍有78,000名守军，有些资料则将此数据列为俘虏的总人数。迈克尔·诺曼与伊丽莎白·诺曼指出在投降前不久有约2000人，包括300名美国人和一批医护人员撤退到科雷吉多岛，因此至4月9日投降时应仅剩76,000人。日方的资料记录共63,000名战俘到达“欧唐纳德”营，美方的资料来源则为54,000至56,000名，包括9,270名美军和45,000至47,000名菲军。然而投降至战俘收监减少的人数并不意指所有人都死在路上，有相当数量的菲军士兵设法脱下了制服、混进平民中。此外还有几百名菲军和几十名美军士兵躲到山里，而后变成抗日游击队。

关于遇害人员的统计，迈克尔·诺曼与伊丽莎白·诺曼认为有500名美军和2,500名菲军死亡；让-路易斯·马戈林估计受害者至少有600名美军和5,000名菲军；加万·道斯估计约500至1,000名美军与高达10,000名菲军；汤姆·兰斯福德估计有650名美军和5,000至10,000名菲军；爱德华·拉塞尔估计有8,000名美军和菲军，而关于行军期间遭到杀害的平民则人数不详。

造成“死亡行军”大量人员损失的原因很多，包括：日军误判了巴丹守军的投降时间、人数和其恶劣的生理状况、日军缺乏药品和粮食、后勤单位无法负担如此大量俘虏、巴丹半岛道路状况恶劣等。然而上述皆无法解释日军虐待、屠杀俘虏的原因，特别是阻止后者在路边取水或接受菲律宾民众的帮助等方面。日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因此很难将这些行为视为个别士兵的“恣意妄为”，事实上在日本军队里，对敌国俘虏实施残酷行为是司空见惯且普遍能被接受的行为。在第一批战俘被关入战俘营后，日军透过马尼拉的《论坛报》对外发表有关“死亡行军”的报导，并宣称日军已给予战俘“人道待遇”以及将俘虏死去的原因推诿给美军长时间抵抗：

四月九日在巴丹前线投降的战俘，他们一路从那走到圣费尔南多、邦板牙，从之前所遭受到的对待到永久性集中营，要写下我所观察到的这一路的悲惨景况是相当难以下笔的；因此，我们避免对于整个经过作过多细节描述。因此大众才不会对那些谜样的言论产生误解。不过，我们要为皇军说些公道话，他们的志业就是明确进行战争，直到最终胜利为止；而且对于这五万名曾经的死敌，还特地以超乎最为明理的人所能预期的程度去喂饱与救助他们。
尽管日本人正给予这些战俘人道待遇，假使后者因为过于虚弱而走到生命的终点——因为在他们之中有许多官兵早就因为缺乏粮食和疾病侵袭而脆弱不堪——我们只能责怪这是美军最高指挥部不肯投降的过失。

本间在战争期间曾抵制辻屠杀俘虏的主张，而在战后前者也坚定表示没有收到任何在运送俘虏时的犯罪行为报告，也未亲眼看见“不正常的情况”发生。然而这种说法的可信度存疑，因为巴丹守军投降时，本间的司令部就在巴朗牙，加上后来转移过去的拉毛，这两处驻地皆位于“死亡行军”的路线上，且本间担任驻菲日军总司令期间没有任何官兵因虐待俘虏而受到惩罚。道斯还另外指出，日军早在被巴丹守军包围时投下的劝降书时就曾宣传过缺乏粮食的惨况，因此本间理应能预料战俘的生理状态应极度恶劣。本间的支持者则主张该人曾于多个场合表达过对俘虏的关心，如本间的一名前部属作证将军曾命令他们“以友好的精神对待、而不要虐待俘虏们”，因此顶多只能指责其未能有效控制部属，而日军对俘虏犯下的罪行应由狂热的下级军官、尤其是辻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