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出文健全外汇交易市场行为准则 推动销售市场井然有序发展趋势，外汇市场管理条例

资本主义成功后,能继续下去吗?

结束语　资本主义成功后,能继续下去吗?

大约50年之前,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了一种两点论,即“资本主义制度实际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业绩是如此宏伟,否定了关于这一制度将在经济失败的压力下垮台的看法”;但是,“恰恰是它所取得的成功,破坏了保护它自身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创造了使自己无法存活的条件”(Schumpeter 1954:61)。今天看来,这种两点论好像不可思议,然而在提出这种理论的时候,两点当中的第一点,而不是第二点,似乎是最没有道理的。当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制度,正经历着它历史上一次最严重的危机;最恰当的问题似乎不是资本主义能否存活下去,而是通过什么样的改革和革命,它才会死亡(Arrighi 1990b:72)。

不管怎样,当时很少有人愿意打赌,资本主义或许还剩下很强的生命力,足以再创造半个世纪左右的它在1928年之前创造过的那种总的经济增长率——在熊彼特看来——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历史可能性。本书的基本论点是,历史可能证明熊彼特不是一次正确,而是两次正确。他认为,再次成功运转,完全在历史资本主义的能力范围之内;这种看法当然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情况很可能是,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左右时间里,历史也会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即每次成功运转,就为资本主义越来越难以存活创造了条件。

熊彼彼这番话主要是针对当时盛行的那种观点说的:大企业的“垄断行为”取代“完全竞争”——或者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垄断”资本主义取代“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会从根本上削弱资本主义原先那种克服周期性危机和届时在总的和人均收入方面产生巨大增长的能力。针对这种看法,熊彼特认为,在历史上,“完全竞争”几乎没有存在过;无论如何,它没有资格被定为一种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有效模式。相反,一种由许多强大的、占控制地位的大单位组成的企业制度,具有据说“完全竞争”所具有的一切有利条件,而无它的不利条件。

一方面,对促进长期增长真正重要的竞争——那就是说,源于“新的商品、新的技术、新的供应来源、新的组织形式”的竞争——在有大的企业单位的情况下一直要比在没有大的企业单位的情况下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大的企业比小的企业能更加自如和更加经常地使用限制性措施,事实也是如此。这些措施在性质上都是“为长远打算”获得“空间”和为保护商业“免受临时性市场解体的损害”所必不可少的手段。这样,“‘对贸易采取限制性措施’,比之完全任其向前发展……到头来可以使总产值不但更加稳步地,而且更大幅度地增长;任其发展总是多灾多难的。”(Schumpeter 1954:84-95;98-103)

换句话说,在熊彼特看来,“竞争性”和“限制性”措施并不是对立的市场结构的两个互相排斥的特点,而是同一富有创造力的毁灭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在他的格局中,这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

如同说汽车因为有了制动器要比没有制动器跑得更快一样,这里没有什么矛盾……引进新商品或新过程的……或是重组部分或整个工业的“企业”……本质上是入侵者,挥舞着竞争这个真正有效的武器。除了在极少数情况下,它们的入侵总是能在质量和数量方面提高总产值的,既通过新的方法本身——即使这种方法根本得不到充分利用——又通过它对原先存在的公司所施加的压力。但是,这些入侵者处于这样的境地:为了防御和进攻,它们除了需要自己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以外,还需要几套盔甲;而且,连价格和质量也必须始终从战略的角度加以操纵,这样它们在任何时候好像都只是在限制产量和保持价格高涨。(Schumpeter 1954:88-9;黑体字是原作者的) 

熊彼特强调,增长潜力是大企业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但是,他的看法不等于认为,这种潜力是必定能够实现的。“30年代,”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道,“很可能被证明是资本主义的最后时刻。”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增加了这种可能性,上述可能,真的会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变成现实;或者,他认为,人类等不到“在社会主义的地狱(或天堂)里窒息(或享福)”,就会“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恐怖(或荣光)中化为灰烬”。熊彼特想要确立的,就是“没有单纯的经济理由说明为什么资本主义不能再次成功运转”(Schumpeter 1954:163;黑体字是原作者的)。

不管我们同不同意熊彼特的论点的细节,甚至它的要旨,大企业资本主义尽管采取种种限制性措施,在过去的50多年里毫无疑问又像先前存在过的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那样成功地运转了一次。然而,跟熊彼特的预料相反,大企业资本主义之所以获得了一次充分展示它的发展潜力的机会,恰恰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和荣光。大企业抓住了这个机会,但这个机会本身是(美国)大政府创造的。这个政府通过战争、由于战争而变得很大,而且变得更大,以应付欧亚大陆上的共产主义革命提出的挑战。

波拉尼在跟熊彼特同一时期撰文时,更加注意政府而不是企业。他提出一种论点,恰好补充了熊彼特的论点。熊彼特是针对资本主义神话般的竞争时代的所谓优越性的,而波拉尼是针对19世纪一种关于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观念的。他认为,这种观念包含着“一种纯粹的理想主义”:　

如果不消灭组成社会的人类和自然实体,这种制度不可能存在任何长的时间;它会从肉体上消灭人类,把他的生存环境变成荒原。社会势必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但是,不管它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损害市场的自我调节,打乱工业生活,从而从另一方面危及社会。正是这种困境,迫使市场制度形成一种常规状态,最后破坏作为它的基础的社会组织。(Polanyi 1957:3-4)

波拉尼(Polanyi 1957:22)在评论伴随19世纪的世界秩序在20世纪30年代最后瓦解所发生的社会灾难的时候,接着断言:

唯一可以避免这种灾难性局面的途径,是建立拥有一种超越国家主权的组织权力的国际秩序。然而,这样一种途径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哪个欧洲国家,更不用说美国,会愿意接受这样一种制度。

波拉尼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罗斯福政府已经在倡议建立预示着这样一种秩序的国际组织。结果,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会议,还是20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建立的联合国组织,实际上都没有权力来行使罗斯福想象中的战后世界秩序中应该行使的那种世界政府的职能。不过,由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非凡世界权力,美国政府能够行使那种职能达大约20年之久。

在整个这段时期,关于自我调节的市场观念在原则上和实际上遭到美国政府的摈弃;相反,它开始把自己的权力战略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前提的基础之上。这种前提之一是,世界市场只有通过政府和大企业组织的有意识管理,才能得到重建和扩展。而且,美国的行动是以这样的透彻认识为前提的:世界市场的这种重建和扩展,以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繁荣,需要把流动资金从美国的国内经济大规模地重新分配给世界的其他地方。在罗斯福的想象中,这种重新分配原先是他国内的新政政策在全世界的一种延伸。结果证明,这种观念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在杜鲁门政府和之后的历届政府时期,通过发明和巧妙地驾驭冷战,把它当做一种高度有效的手段来赢得美国国会对在金融和军事领域行使世界政府职能的共识,这种重新分配终于成为现实。

从大约1950年到大约1970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整体上经历了一次贸易和生产的大扩张。在此期间,杜鲁门的冷战世界秩序始终十分牢固。这次发展为熊彼特的论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即大企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它也为波拉尼的论点提供了强有力的反事实的证据,即世界市场只要得到管理,就会获得积极的而不是灾难性的消极的结果,世界市场只要存在任何长的时间,就少不了某种世界管理方式。鉴于这种强有力的证据,19世纪对自我调节的市场信念在20世纪80年代突然复苏,鼓吹“灵活专业化”和“非正规化”的理论家们重新发现小企业的优点,这好像是令人惊讶的。然而,这种倾向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不可思议,或者那样不合时代。实际上,它完全符合皮伦尼最先注意到的那个早已确立的模式——“经济自由”阶段和“经济调控”阶段交替出现的模式(参见第四章)。

构成20世纪80年代特点的,是先前已被替代的对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信念的重新复苏,这完全可能是皮伦尼的钟摆朝着“经济自由”又一次长时间摆动的先兆。经过管理的市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成功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一成功打乱了“经济调节”的条件,为16世纪和19世纪的那种“非正式”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创造了条件。跟以前所有的摆动一样,一种正方向的组织推力,产生了一种反方向的组织推力。

龙尼茨在论证中提到国民经济,“一种社会制度越是拥有正式的官僚机构,越是受到调控和规划而又不能充分满足社会要求,就越是容易产生摆脱这种制度控制的非正式权力。”这些非正式权力“在正式制度的夹缝里成长,利用它的不足之处壮大,并通过弥补缺点和在制度内部产生派系或利益集团让那些不足之处存在下去”。正式经济创造了自己的非正式格局,这主要因为,用亚当斯(Richard Adams)的话来说,“我们越是组织社会,社会越是具有抗拒我们试图组织它的能力。”(Lomnitz 1988:43,54)

国民经济是这样,世界经济更是这样。按照定义,世界经济包括多种政治辖区,因此对官僚机构来说更难组织、调控和规划。然而,如此做法的企图,同朝着相反方向的“非正式化”倾向一样,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和扩张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式组织和正式调控的威尼斯资本主义的成功发展,促使作为相反倾向的非正式组织和非正式调控的热那亚超越国境的资本主义的形成。而热那亚资本主义的充分扩张,又引起了正式组织和正式调控的资本主义通过组成强大的合资特许公司在荷兰东山再起。随着这些公司的扩张达到极限,非正式资本主义在英国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制度下再次取得胜利,但结果又被美国的大政府和大企业资本主义取而代之。

钟摆的每次摆动,源自摆动之初恰好处于主导地位的那种组织推力——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的机能失调。美国体制的“调控”推力,对英国体制的“反调控”推力的机能失调作出反应,得以发展。因此,今天的“反调控”推力很可能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一次朝着“经济自由”的新的摆动,就如80年前皮伦尼含蓄地预言的那样。然而,这次朝着“经济自由”的新摆动,也有可能在开始之时就会被它的规模、强度和速度所引起的相反倾向加以阻止。我们的调查表明,皮伦尼的钟摆的每次摆动,并不使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组织结构回到摆动之前的位置上。相反,历次摆动中形成的结构,比之原先的结构总是要大而复杂。每种结构都综合了被它替代的那些结构的特点和由它恢复的那些结构的特点。不仅如此,如果以每种体制从形成、占据主导地位到达到极限所需的时间来衡量,每次摆动的速度随着体系资本积累过程中主要机构的规模和范围的扩大而不断加快。

在第三章的结束部分,我们把这种模式归因于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一种倾向,即通过——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更大的规模上重新为自己设置这些障碍”的办法来克服它固有的组织障碍的倾向。在历史上,积累过剩危机标志着一种组织结构向另一种组织结构的过渡,这些危机也为更加强大的政府和商业机构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它们能够在更大、更广泛的基础上重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而解决这些危机。然而,我们已经在绪论中提到,这一过程势必受到时间的限制。它迟早会达到这样的阶段:积累过剩危机不可能再产生一个强大得足以能在更大、更广泛的基础上重建那种经济的机构。或者说,即使能够重建,那个产生于危机之中的机构也不可能强大得能够结束为流动资本而进行的国际竞争,而从15世纪起,用韦伯的话来说,流动资本“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创造了最大的机会”。

确实有迹象表明,我们或许已经进入这样的阶段。尽管自我调控的世界市场如今实际上只是得到部分恢复,它已经发布了许多无法忍受的裁决。整个社区、国家,甚至大陆,如非洲的次撒哈拉地区,已经被宣布为“多余的”,对世界范围内的变化中的资本积累经济是多余的。加上苏联这个世界大国和领土帝国的垮台,这些“多余的”社区和地区跟世界供应体系的脱钩,已经在“谁比谁更多余”的问题上,或者说得清楚一点,在由于脱钩而变得极其稀少的资源拨给问题上,引起无数纠纷,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是以暴力形式出现的。总的说来,这些争吵被诊断为社会为了防止业已建立的生活方式在日趋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的影响下受到扰乱而进行自我保护的表现,并照此进行治疗——在多数情况下确实如此。然而,它们却被诊断为地方“霸主”之间的世代仇恨或权力斗争的表现,并照此进行治疗——两者充其量只是起到一种次要作用。整个世界体系之内的暴力活动现在已经失去控制,但只要这种诊断和治疗方法仍占上风,暴力活动还会更加失去控制,从而给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造成无法驾驭的法律和秩序问题,就像阿明(Samir Amin 1992)所谓的“混乱帝国”(Empire of Chaos)里出现的局面那样。

当今世界上的暴力失控局面,跟现代领土国家制度渐渐失去作为世界权力的主要场所很有关系。第一章里已经谈到,在给予亚洲和非洲人民自决权的同时,又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施加史无前例的限制,还对跟主权有关的国内外义务寄予同样史无前例的期望。加上世界规模的生产和交换过程在跨国公司的组织领域内的国际化,以及超国家的世界金融市场的东山再起,这些史无前例的限制和期望已经变成强大的压力,要求向上和向下重新安排民族国家的权力。

近些年来,要求向上重新安排权力的最重要的压力,来自那种以组建世界政府的进程来抵消不断升级的体系混乱的倾向。罗斯福政府在第二次大战的最后几年里所组建的那些超国家的组织,本来处于休眠状态,此刻却以完全未经筹划的形式,在形势的压力之下被匆匆唤醒,以履行世界政府的最紧迫的职能,而这些职能美国既不可能置之不理,也不可能单独完成。在第二届里根政府时期,甚至违背它的本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被赋予担任“世界财政部长”的权力。在布什政府时期,这种角色得到巩固;更加重要的是,联合国安理会被赋予担任“世界警察部长”的权力。在这两个政府任期之内,七国集团经常开会,使这个组织看上去越来越像是一个管理世界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随着这些管理世界的超国家组织恢复元气,布什政府以更加坚决的口气谈到建立一种世界新秩序来替代已经不复存在的战后美国秩序的必要性。然而,破坏世界秩序比建立世界秩序要容易。结果,由于布什政府似乎对自我调控的市场持有坚定信念,因而在面对持续衰退的情况下忽视了美国国内经济,该政府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遭到失败。但是,曾经驱使布什政府寻找管理世界的国际形式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很可能还会继续迫使美国政府朝着同一方向努力,不管目前的和未来的政府遵循什么政治方向。

这种努力能否达到目的,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仅是当前积累过剩危机的程度和严重性,以及它飞快蔓延的速度,就很容易造成这样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这个创建最低有效程度的世界政府结构的任务,超出了美国和它的盟国的能力范围。由于这场危机伴随着体系资本积累过程的中心在空间上的一次大转移,这种结果是格外可能的。这种转移,在标志着一个体系积累周期向另一个体系积累周期过渡的所有危机和金融扩张中都曾发生过。皮伦尼认为,每次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的过渡,总是包括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过程的领导者的更迭。而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高点上的每次换岗,都反映了一个“新的”地区对一个“老的”地区的“胜利”。我们是否将要目睹一次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高点上的换岗,目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还不大清楚。但是,“新的”地区(东亚)取代“老的”地区(北美),成为全世界资本积累过程的最富活力的中心,这已经是个事实。

作为一种粗略估计,东亚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大跃进程度,可以从图21中描绘的趋向来测定。该图显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明显的“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组织核心”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例子。我们在别处已经下过定义,组织核心涵盖所有这样的国家:在过去大约半个多世纪里,它们一直在全球附加值等级里占据高位;由于这种地位,它们(单个地和集体地)设定了它们的政府都想保持、同时别的政府都想达到的财富标准。从广义上说,在美国周期中,这个组织核心的成员包括北美、西欧和澳大利亚(Arrighi 1990a;Arrighi 1991:41-2)。

日本的“赶上”显然是最持久、最瞩目的例子。不错,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轨迹,极像德国和意大利的轨迹——它们都在50年代挽回了在40年代的损失。然而,从60年代开始,日本的追赶速度要比它的前轴心国盟友快得多。到1970年,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意大利;到1985年,它已经超过德国;过不多久,它在总体上超过了那个组织核心。

图21同时显示,实际上,那个地区(东亚)的“经济奇迹”并不是20世纪70年代——那就是说,美国积累体制的信号危机之后——才开始的。在60年代,韩国仍是个低收入国家中的“瘫子”——在整个60年代中期,国际开发署的人是这样称呼韩国的(Cumings 1993:24)。在60年代的后五年里,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很快,但它没有挽回前五年的损失(对组织核心而言)。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情况好一点,但也不如西班牙这样大得多的非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60年代,在未来的“四虎”中,台湾地区的情况最好,但仍然远远没有超出世界经济中低收入阶层的范围。总之,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按照世界标准来看,只有日本的成就非同一般。如同小岛清人的“雁行”模型那样(Kojima 1977:150-1),日本大跃进的腾飞,先于并带领地区腾飞。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在80年代,随着世界所有其他地方发生发展危机,东亚的“例外论”才开始光芒万丈地出现(Arrighi 1991;Arrighi,Ikeda and Irwan 1993)。

卡明斯(Bruce Cumings 1987:46)强调,只有适当注意“这个世纪里地区努力的基本统一和一致”,才能理解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卡明斯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业扩张方面,认为1955年以后日本工业增长的“长距离摆动”,只是比早先20世纪30年代的“长距离摆动”稍微成功一点。那次摆动第一次大规模地促进了日本的殖民地的工业化进程:

日本是为数不多的把现代重工业设在自己殖民地里的帝国主义强国之一。钢铁、化学工业和水力发电设备设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汽车生产一度设在中国的东北……到1940年,台湾地区工厂里的雇工,包括采矿工,达到8.1万人。在20世纪30年代,制造业以平均每年大约8%的速度增长。工业发展在朝鲜要快得多……到1940年,21.3万朝鲜人在工业领域工作,还不包括矿工,也不包括前往日本本土和中国东北的工厂或矿山做工的成千上万的朝鲜人。1929年到1941年期间,采矿业和制造业的净产值增加了266%。到1945年,朝鲜的工业基础设施在第三世界是发展得最为完善的,尽管极度偏向于宗主国的利益。(Cumings 1987:55-6)

我们在本书中一直认为,工业增长率,或狭义上的生产率,并不能非常可靠地说明国家在为提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竞争优势的斗争中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从爱德华三世的英国,到俾斯麦的德国,或者甚至到斯大林的苏联,不管工业发展怎么迅速,其本身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加值等级根本起不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历史上,在缺少别的更加基本的因素的情况下,快速工业化不会以相应的程度缩小现存的附加值的差距。更加糟糕的是,它还不止一次成为十足的国家灾难。

我们已经说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惊人的工业发展是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再补充一句,20世纪30年代日本及其殖民地的不大惊人而又相当巨大的工业发展也是这种情况。尽管它取得如此程度的工业化,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它仍是个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只有组织核心的五分之一,它的经济地位跟30年代努力实现工业化之前已经达到的地位没有太大差别。我们从所能获得的少量资料中得知,朝鲜和台湾地区的情况也不妙,可能更加糟糕。快速工业化和更加厉害的剥削,使得两处殖民地都陷于低收入层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远低于组织核心的10%(此估计基于Zimmerman 1962;Bairoch 1976b;Maddison 1983,提供的资料)。

当然,快速工业化使日本变成了一个非常令人惊叹的军事强国。这是它努力实现工业化的真正目的。但是,又如德意志帝国和纳粹德国一样,日本通过快速工业化在扩张世界军事和政治权力方面取得的收获,一旦干扰了衰落中的(英国的)和崛起中的(美国的)霸权主义者追求权力的事业时,马上变成了巨大的损失。卡明斯(Cumings 1987:82)指出,日本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里“为争取核心国家地位所作的努力,不大像是大雁,倒像是扑火之飞蛾”。

跟战前和战时发展的灾难性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使东亚的经济扩张成为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成就的,不是快速工业化本身。缩小高收入国家——即我们所谓的“组织核心”——和中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工业化程度的差距,一直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个特点。但是,正如图22所显示的那样,缩小工业化的差距——对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是渐渐消灭这种差距——跟缩小收入的差距没有联系。恰恰相反,到80年代初,工业化竞赛的结果是极大地扩大了收入差距,尤其是对那些中等收入的国家来说。

我们之所以谈论东亚的经济奇迹,或者大跃进,正是因为这个地区有几个政治辖区避开了这一陷阱。在这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里,在实现快速工业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加值的等级和剩余资本的等级也向上移动。从这两点来看,日本的成就要大大胜过东亚内外的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获得较大部分世界收入和流动资金的速度和程度,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是独一无二的。日本资本家阶级因此自成一类,成为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资本家阶级的真正继承者,像它们在各自大跃进时期那样是资本主义体系积累过程的新的领导者。

我们将会发现,新崛起的日本领先地位能否真正成为第五体系积累周期,这根本不大清楚。但是,无论能还是不能,日本自美国体制的信号危机以来在体系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领先程度,比图21所描绘的轨迹所显示的要大得多。一方面,这些轨迹所显示的是人均资料。但是,如果按平均数计算,日本的人口大约是前西德(德国趋向指的是前西德)或意大利的两倍,是西班牙或韩国的三到四倍,是台湾地区的大约十倍,或者是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总和。因此,跟别的向上移动的国家相比,虽然日本的相对人均收入的增幅已经比较巨大,但它在世界附加值中所占份额的增幅还要巨大。

更加重要的是,一个数目巨大的人口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多层结构中如此惊人升级的同时,它在巨额融资领域里也取得了同样惊人的进展。只要说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1970年,《财富》(Fortune)杂志所列的世界50家最大的银行中,已经有11家是日本银行。到198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4家;到1990年增加到22家。更加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日本银行在这50家最大银行的总资产中所占份额的增长幅度,从1970年的18%,增加到1980年的27%,增加到1990年的48%(Ikeda 1993:表12和表13)。另外,到80年代末期,四家最大的日本保险公司已经成为欧洲债券的最大保险人,而日本的债券、外汇和股票市场在规模上都已开始比得上它们的纽约同行(Helleiner 1992:426-7)。

韩国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上升幅度,虽然不像日本的增长那样巨大,但是按照当代世界经济的标准来看实际上也是相当惊人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它们在美国体系之下成功地离开了低收入的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的群体。而只有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加上西班牙,离开了低收入的群体,稳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群体(Arrighi,Ikeda and Irwan 1993;本书图21)。

再重复一遍,这不是工业化本身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也经历了飞速工业化的过程,但是谁也没有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加值等级中往上移动。东南亚制造业的增长率在世界上是属于最高的。1980年到1988年期间,泰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为6.8%,马来西亚为7.3%,印度尼西亚为13.1%,而所有向世界银行报告的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8%;所有高收入国家的增长率为3.2%(世界银行,1990:180-1)。然而,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在同一时期,跟组织核心(更不用说日本和“四虎”)相比,所有这三个国家的人均收入都减少了,它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跟组织核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比,泰国下降了7%,马来西亚下降了23%,印度尼西亚下降了34%(Arrighi,Ikeda and Irwan 1993:65,表3.1)。

因此,就前“四虎”来说,它们自1970年以来的经济扩张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它们已经设法在如此程度上成为金融扩张的积极参与者和主要受益者。60年代末期以来,新加坡已经密切参与创建亚洲金融市场,为欧洲货币银行系统提供了海外活动基地。过不多久,香港地区迎头赶上,就外国银行代表机构的数量而言,于1982年成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仅次于伦敦和纽约(Thrift 1986;Haggard and Cheng 1987:121-2),而台湾地区则“专门”积累外汇储备。到1992年3月,它的官方储备已达825亿美元,远远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后者的外汇储备是709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The Washington Post,1992年6月29日:A1)。韩国——“四虎”中在70年代唯一成为债权国的国家——在80年代继续享有大量债权(Haggard and Cheng 1987:94);它甚至在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方面经历了一次爆炸性的增长,从70年代的年均大约1亿美元,增加到1984年的1.7亿美元,1987年的6.25亿美元(Ogle 1990:37)。不仅如此,像三只较小的“老虎”一样,韩国自己也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者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末,“四虎”作为一个整体,超过了美国和日本,成为东南亚国家的主要投资者,占1988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量的35.6%,占1989年流入总量的26.3%(Ozawa 1993:130)。

总而言之,日本和东亚在美国积累体系的危机和金融扩张中的“例外”,以该地区工业的持续扩张来衡量是不够的,或者是不可靠的。东亚渐渐崛起,成为体系资本积累过程的一个新的中心,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它的几个辖区已经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加值和世界金融等级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不错,东亚资本主义“群岛”在附加值方面所占的份额仍然远远少于资本主义力量的传统所在地(北美和西欧);这些传统所在地的私营和国营金融机构仍然控制着世界货币的生产和调节。七国集团中六比一的代表制显示,北美和西欧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依然称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制高点。

然而,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而论,东亚资本主义已经占有领先位置。1980年,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总值开始超过大西洋地区的贸易总值。到80年代末,前者超过后者1.2倍。与此同时,太平洋边缘亚洲一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总值,快要超过越(太平)洋贸易的总值(Ozawa 1993:129-30)。

资本的物质扩张的主要所在地从北美向东亚的这种转移,对美国倡导的建立超国家的世界政府组织的倾向,又构成了一个强大的促进因素。它构成了一个强大的促进因素,因为建立超国家的世界政府组织,为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国提供了一个驾驭东亚资本主义活力的机会,以达到延长西方在当今世界上的霸权主义的目的。但是,它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障碍,因为对美国霸主的摇摇欲坠的结构来说,东亚资本主义的活力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限制因素和不稳定因素。

一个新生的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机构,跟一种仍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秩序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一个体系积累周期向另一个体系积累周期过渡的共同特点。在过去,这种矛盾是通过占统治地位的秩序的垮台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高点上的换岗来解决的。我们是否又将目睹这一过程?为了估量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简单调查一下作为旧的(美国的)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那个新生的资本主义机构的活力的渊源。

日本资本主义凤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灰烬中再生,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和日本统治集团之间建立了政治交换关系。多亏这种关系,日本资本家阶级像四个世纪以前的热那亚资本家阶级一样,能够实现保护成本外部化,一门心思追求利润。舒尔曼(Schurmann 1974:142)在社会民主党政权的全盛时期曾经说过,“跟20世纪20年代柯立芝时期的美国一样,自由民主党控制下的日本政府的公务就是做生意。”

在二次大战中战败,美国的占领,给日本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这是战后资本主义在日本所取得的巨大胜利的基本组成部分,正如以不同的形式在西德出现的情况那样。在二次大战中战败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垮台;而美国的占领,完成了摧毁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组织结构的任务。这些是建立战后新的日本政治制度的先决条件,“但是,这种制度最后之所以能够取得全面胜利,是因为美国恢复了世界经济”(Schurmann 1974:142-5):

日本政府摆脱了保护成本的负担,把所有的财力和精力都用于扩张经济;这使日本变得富裕,把它的生意一直做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战争仅仅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因为人民和保守政府拒绝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那样的外国战争。政府按照跟美国人签订的安全条约作出任何必要的让步,只是为了参与会给日本企业带来经济利润的行动。(Schurmann 1974:143)

开始的时候,美国的庇护本身就是日本企业的利润的主要源泉。艾奇逊有句名言(见第四章):“朝鲜战争爆发了,我们得救了。”“这里的‘我们’包括了日本”(Cumings 1987:63)。“朝鲜战争划定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太平洋资本主义的西北疆界;战争物资的采办起着‘日本的马歇尔计划’的作用……推动日本沿着战胜世界的工业化道路前进。”(Cumings 1993:31;同时参见Cohen 1958:85-91;Itoh 1990:142)

冷战开始之前,美国在日本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解除它的军事能力,不大关心恢复日本经济。重建既被看做是日本的迫切需要,也是遭受日本侵略的那些国家的迫切需要。然而,美国在1946年提出的一份关于战争赔偿的报告中直截了当地说:“比较这些需要,总的说来,日本应当排在最后。”(Calleo and Rowland 1973:198-9)然而,不到一年,冷战爆发以后,这种对抗锋芒完全改变了方向:

凯南的遏制政策总是十分有限和缺乏气度的。它基于这样的想法,即世界上存在四五个工业结构;苏联人只有一个,美国拥有四个,这种局面应当保持下去。在亚洲,他只对日本怀有兴趣。其他政权都是靠不住的。怎么能让靠不住的政权跟遏制发生关系呢?凯南和他的决策人员在促成对日政策“改变方向”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Cumings 1987:60)

随着“热”战在朝鲜爆发,冷战通过美国和西欧的重新武装而加快步伐,美国政权本身很快成了最“靠不住的”政权。到1964年,美国仅在日本就花费72亿美元,用于海外采办和其他军事开支。总而言之,在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间,美国给予日本的援助平均每年高达5亿美元(Borden 1984:220)。对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加起来就更加数目巨大。1946年到1978年期间,对韩国的援助达到130亿美元(平均每人600美元);对台湾地区的援助达到56亿美元(平均每人425美元)(Cumings 1987:67)。

美国把支持日本的地区经济力量看做是美国世界政治力量的一种手段。美国的“靠不住”,远非削弱,而是增强了美国在这方面的兴趣。早在1949年,美国政府似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美国、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三角”贸易的优点,它为“各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提供某些有利条件”(国家安全委员会48/1,第一草案;引自Cumings 1987:62)。不过,在整个50年代,美国政府有比控制成本更加迫切的事情要做。这样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恢复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甚至不惜重建一个改良型的30年代那种中央集权的政府和商业结构,涵盖曾经占据制高点的那些大银行(Allen 1980:108-9;Johnson 1982:305-24)。另一件事情就是强迫它的不大愿意的欧洲伙伴,尤其是英国,接纳日本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Calleo 1973:200-4)。

但是,一旦日本国内经济的恢复工作得到加强,美国的财政援助开始达到极限,控制成本确实成了美国考虑的一个问题,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中的作用得到完全新的解释。罗斯托夫(Walt W.Rostow)在1961年加入肯尼迪政府之后,他的第一批计划之一就是“让韩国和台湾地区朝着出口领先的政策发展,重新将它们与蓬勃发展的日本经济结为一体。面对首次出现贸易赤字的形势,肯尼迪政府努力放弃艾森豪威尔年代那种代价高昂、损耗国力的安全计划,采取诱导有关地区自力发展经济的政策,以便结束50年代那种巨额援助,让韩国和台湾地区这样的盟友更加自给自足”(Cumings 1993:25)。

20世纪50年代,美国已经促使日本和它以前的殖民地分别统一到自己的贸易、权力和保护体系以内。60年代,在不断紧缩的财政压力之下,美国开始促使它们互相统一到以日本为中心的地区贸易体系之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政府积极鼓励韩国和台湾地区克服它们对日本殖民主义过去的民族主义不满情绪,向日本的贸易和投资敞开大门。这样,在美国的霸权之下,日本在20世纪上叶曾经费尽力气通过领土扩张才获得的,最后又在灾难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的经济资源供应地区,现在白白地得到了。

日本得到的,实际上还不止是一个东亚经济资源供应地区。通过美国政府的干预,它被接纳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成员国,获得了进入美国市场和利用美国海外军事支出的特权。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容忍日本经济不让外国私人企业知道它的管理制度。几乎任何别的政府假如采取这种做法,都会在冷战的讨伐运动中被定为自由世界的敌人。

毫无疑问,美国政府并不是出于慈悲为怀的动机。基于后勤和政治的需要,美国政府应当支持——必要的话,通过防范美国大企业的竞争——那几个外国工业生产和资本积累中心,因为自由世界对于共产主义世界的优势是以此为基础的。而日本恰好既是这些中心当中最弱的一个,又是战略价值最大的一个,因为它在美国跟亚洲的持续战争中——先是在朝鲜,后是在越南,以及在“遏制”中国的整个时期——临近战区。

日本恰好还是奥康纳(James O’Connor)所谓的美国“战争—福利国家”的一个高度有效和胜任的“仆从”。当60年代财政压力不断增大,预示着美国快要爆发财政危机的时候,使日本企业成为美国购买力和亚洲廉价劳动力相结合的中介,就像国家安全委员会48/1第一草案所预示的那样,其成本效益就变得特别有价值了。正是这场快要爆发的危机,而不是任何别的原因,造成了美国从日本的进口出现爆炸性增长,在1964年和1970年之间增加了两倍,结果美国以前对日贸易的顺差,变成了14亿美元的逆差。

日本对富裕的美国市场出口的这一爆炸性增长,以及它的贸易顺差,是日本同时在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过程中开始大跃进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这根本不是因为日本摆出了气势汹汹的新重商主义姿态。相反,这是因为美国政府越来越需要降低对它在国内外追求权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物资供应的价格。假如不是能以比在美国或任何别处低得多的价钱从日本购得大量战争和生活资料,60年代美国国内福利开支和国外战争开支的同时升级,本来会给财政造成比之已经造成的还要严重得多的损害。日本的贸易顺差并不是美国政府财政困境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美国这个战争—福利国家越来越厉害地挥霍财政。日本资本家阶级旋即抓住机会,从美国在采购战争和生产资料方面需要厉行节约的做法中得到好处。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它就像自由世界中的任何资本家阶级那样,为美国政府谋求势力的事业提供了有效的服务。

总而言之,到美国积累体系出现信号危机之时,日本仍是那个全部由西方富强国家组成的俱乐部中一名受到美国邀请而来的客人。这是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9:第四章)所谓的“应邀发展”的一个极好例子。总的说来,日本也是一名小心翼翼的客人。它对美国出口的增长幅度,从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调控;因此,在1971年,它跟美国的贸易大约有34%是以限制性的“自愿”协定作掩护的(Calleo and Rowland 1973:209-10)。同样重要的是,如图19(本书)显示的那样,到70年代初,由于外国直接投资升级而出现的日趋剧烈的竞争,仍然完全是欧美之间的事情。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积累过剩危机,改变了这一切。美国政府不再迫使它的欧洲伙伴和东亚仆从为日本的资本主义扩张腾出地方。它转而迫使日本政府重估日元的价值,向外国资本和贸易开放日本经济。随着与中国恢复关系,签订1973年的巴黎和约,从而跟亚洲的战争告一段落,美国进一步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重新分配它的经济扩张带来的利益。美国政府转身想要关闭马厩的门,可是那马已经脱缰而去。或者更确切地说,大雁已经飞起来了。积累过剩危机促使日本资本走上跨国扩张的道路,很快使整个东亚地区经历一场革命,也许还预示着最终取代美国积累体系。

这次扩张的核心事实是,它主要在于日本的多层次转包合同企业制度的扩大再生产。正如“非正式化”和“灵活专业化”理论家所强调的,自大约1970年起,各种各样的转包合同制度在全世界兴盛起来。然而,有人(Arrighi,Ikeda and Irwan 1993)更加详细地论证说,在70年代和80年代得以跨国扩张的日本转包合同制度,在主要方面不同于所有别的转包合同制度。

第一,与其他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转包合同做法相比,日本制度依赖于一种更加分散的生产活动结构,而且倾向于繁殖那样的结构。它分成许许多多层次,包括主要转包合同商(他们直接从最高层次转包合同),第二转包合同商(他们从主要转包合同商那里转包合同),第三转包合同商,如此等等,直到这根链子到达底层。底层是由一大批家庭组成的,他们转包简单的作业。假如没有所有这些由形式上独立的转包合同商组成的次要层次的帮忙——日本对外贸易组织认为——“日本的大企业就会摇摇晃晃,坍塌下来。”(Okimoto and Rohlen 1988:83-8)跟它的美国和西欧同行相比,日本大企业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接受这类外部配件。比如在1973年,在大型汽车制造商当中,成品汽车的附加总值在日本是18%,在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是43%,在德国大众和奔驰公司是44%(Odaka 1985:391)。然而,1981年,丰田汽车公司能够在仅有4.8万名雇员的情况下,生产322万辆四轮汽车,在较大程度上依赖外部配件是最最重要的因素;而通用汽车公司需要75.8万名雇员才能生产462万辆汽车(Aoki 1984:27)。

第二,与美国和西欧的转包合同体系相比,日本的转包合同体系是企业之间纵向和横向合作的稳定得多的、有效得多的手段。在美国和西欧,转包合同商不得不比日本的转包合同商更经常地重新进行协商,承受来自其他转包合同商的竞争压力。结果,那些纳入转包合同体系的企业的组织辖区之间的,旨在达到一个共同目标——比如转包合同体系的成品的高质量或低价格——的合作,比在日本更加困难。在日本体系中,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的合作被理想化地看做是“母公司”和“子转包合同商”之间的“家庭关系”,因此达到比较紧密的程度,以致“公司之间的严格界线变得非常模糊。我们发现有些原材料供应公司就设在母公司的工厂之内,较小公司由较大公司的前雇员担任经理,或者小公司的大部分机器是从主要买家手里以处理价接过来的”。母公司和转包合同商的这种合作关系,是以母公司本身的半永久性贸易协议和集团之间互相控股为形式的合作关系为基础的。这种高层的横向合作,使每个转包合同体系内部的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变得非常顺畅。它防止不必要的接收出价。它让管理人员着眼长期成就而不是短期利润。“这种长远目光是日本企业的一个特点;成员集团内部的主要银行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它们确保享用贷款的机会,即使在银行贷款十分有限的时候。”(Eccleston 1989:31-4;同时参见Smitka 1991)

强大的贸易公司的活动,进一步加强了大、中、小企业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在为钢铁、化学、石化和合成纤维这类连续生产的工业所制造出来的越来越多的产品开辟销路的过程中,贸易公司建立了自己的中、小型公司体系。它们向这些公司为后阶段的加工和销售提供原料,也向这些公司提供财政、管理和销售方面的援助。像大制造商控制的前阶段体系一样,这些后阶段体系把大企业的市场和金融力量,跟中小企业的灵活性、专门知识和低工资结合起来(Yoshino and Lifson 1986:29)。

第三,这点跟上面一点密切相关,日本的多层转包合同制度,使得日本大企业具有较大的能力来利用和再现工资和其他级差,以奖励劳动力的不同部分和不同层次之间的努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的多层转包合同制度,只是企业之间合作的一种更加普遍的管理战略的一个方面,那种战略旨在将大小企业在劳力市场上的竞争减小到最低程度。另一个密切相关的方面是转包合同制度的高层歧视性地反对雇佣妇女的做法,这种做法对于重新出现大批女工起着很大作用,她们可被用来充分利用这一制度的较低层次。当然,这种做法在北美和西欧也是相当普遍的。但是,在转包合同、限制从别的公司拉走雇员和歧视妇女方面,哪里也没有像日本那样做得井然有序、有条不紊。用希尔(Richard Hill 1989:466)的话来说,几乎成了一种规律,“附加值等级越高,公司就越大,企业利润就越多,工作和工资条件就越是享有特权,劳动力中就越是男性占支配地位。”

最后也是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的多层转包合同制度在国内产生,在国外扩张,这跟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充足的、竞争激烈的劳力市场有着密切的、共生的关系。假如没有这种共生关系,很难想象日本的资本积累能够取得60年代以来如此迅速的进展,同时又没有破坏以及最终打乱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而日本的多层转包合同制度在国内的生命力和在世界上的竞争力,正是以这种合作关系为基础的。如果把与日俱增的巨大利润用来重新投资于日本本国经济的贸易和生产扩张的话,各个企业或家庭企业势必会被迫侵犯彼此的体系和市场,以抵消降低销售价的压力,或抵消提高采购价的压力,或两者兼之。这种彼此侵犯,反过来又会使日本企业的合作公会,变成由许多激烈竞争的派别组成的杂乱无章的合唱团。

实际上,在60年代中期,这种倾向似乎正以一般所谓的“过度竞争”再度发生的形式出现。很有意思的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那个表达方式在美国实业界也很流行(参见Veblen 1978:216)。过度竞争的再度出现,跟土地和劳力的日益短缺很有关系。土地和劳力的价格——尤其是工厂的青年工人的工资——无论在绝对意义上,还是对于参与竞争的工业集团的销售价格的相对意义上,都开始上涨。起初,利润幅度的下滑,可以通过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得到弥补,而且还绰绰有余。然而,到了60年代末,生产力的增长已经不足以抵消利润率下降的倾向(Ozawa 1979:66-7)。

尽管如此,由于竞争压力加大而出现的利润危机,并没有打乱作为多层转包合同制度基础的合作关系。它也没有中止日本经济的扩张。恰恰相反,多层转包合同制度扩散到了东亚的精华地区,继续增大它的规模和范围。这一扩散对该地区开始出现的经济奇迹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但是,它不仅对日本多层转包合同制度克服积累过剩危机的倾向,而且对它将周围地区的劳力资源和企业家纳入自己的体系,从而加强它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的倾向,作出了更具决定性的贡献(Arrighi,Ikeda and Irwan 1993:55ff)。

从60年代中期起,日本的直接对外投资的累积数开始迅速增长。但是,1967年以后,尤其是在1971年调整日元的价值以后,出现了真正的爆炸性增长(见图23)。这一爆炸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多层转包合同制度为了弥补由于日本劳力市场紧缩和日元升值而损失的成本效益,实现了跨国扩张。这是一场日本将生产组织中附加值较低的一端大规模移植国外的运动。这种移植主要涉及纺织、金属制品和电器这类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它由大小企业一起完成;移植的目标集中在亚洲,而在亚洲,目标集中在正在形成中的“四虎”(Yoshihara 1978:18;Woronoff 1984:56-8;Ozawa 1985:166-7;Steven 1990:表Ⅲ3)。

至少有些转包合同“家庭”的成员跟着它们大的“母”制造公司来到国外。但是,反倒是贸易公司,在带领小的日本企业踏出国门方面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它们提前支付一些所需的资金;它们跟当地伙伴安排合资项目;它们为进口原料和机器以及出口成品充当代理人。它们经常在合资企业中拥有少量股份,确保自己继续发挥作用(Woronoff 1984:56-8)。一般说来,日本企业的向外扩张远不像美国或西欧的企业那样坚持和依靠掌握半数以上的股权。因此,在1971年,掌握半数以下股权的公司以及合资企业,占了日本公司的海外制造子公司的大约80%,而对法国的公司来说只占47%,对意大利的公司来说只占35%,对比利时和德国的公司来说只占大约30%,对美国、联合王国、荷兰、瑞典和瑞士的公司来说只占大约20%(Franko 1976:121)。

换言之,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完全不足以衡量日本贸易和生产体系对外扩张的程度,因为日本企业在国外接管或者建立设备的过程中,所投入的资本远远少于美国或西欧的企业。然而,正是日本资本在周围低收入地区的跨国扩张的这种“非正式性”和“灵活性”,在世界整体上处于成本增加型通货膨胀的时刻提高了它的竞争力。在整个70年代中期,这些资本积累的战略和结构的竞争优势,在不断上升的美国和西欧直接对外投资面前相形见绌。在所谓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直接对外投资中,日本的份额从1970年到1971年期间的不足3%,一下上升到1973年到1974年期间的8%还多,然后跌到1979年到1980年期间的不足6%(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83年的资料计算)。不仅如此,由于石油和其他原料供应的价格不断攀升,前景日趋不明,获得这方面的供应成了日本企业对外扩张的头等大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资本把赌注下在多种来源上,作为弥补与产油国家联系不畅的权宜之计。这种战略使日本度过了石油危机。但是,在这一方面,日本企业较为松散的纵向联合显示了它的竞争劣势多于竞争优势(参见Hill and Johns 1985:377-8;Bunker and Heam 1993)。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直接对外投资的组织和地理特征看来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弱者的武器”,而不是一种根本性的竞争优势的源泉。因此,在概述它所谓的“日本型的跨国公司经营体制”的特点的时候,小泽辉智指出了为什么在海外投资的大多数日本制造商按照西方的标准来看是“不成熟的”;为什么日本企业的向外扩张是需要而不是选择的结果——是为了避开在狭窄的国内空间里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陷阱而斗争的结果;为什么日本跨国公司愿意与东道主国家的要求达成妥协(比如接受低于半数的股权)——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对东道主国家,还是对北美和西欧的竞争对手而言,日本缺少强有力的讨价还价的本钱。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在为控制世界资源和市场而进行的斗争中,这些弱者的武器被证明是一种根本性的竞争优势的基本源泉。日本在世界经济附加值和剩余资本的等级中的攀升势头不减。但是,在1979年到1980年和1987年到1988年期间,连日本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份额——这一份额完全不足以衡量日本商业体系跨国扩张的程度——也增加了两倍多(Arrighi,Ikeda and Irwan 1993:62)。到1989年,这种非同寻常的扩张最后使日本在国际对外直接投资者的行列当中名列前茅,就投资量(441亿美元)而言以很大的幅度超过了美国(317亿美元)(Ozawa 1993:130)。

前面已经提到,到80年代末,接受第一轮日本对外工业扩张的国家和地区——“四虎”——作为一个整体,本身也成为东南亚的主要直接投资者。由于不断上涨的工资破坏了“四虎”在工业生产的较低附加值那端的相对优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加入了日本企业的行列,利用许多较穷和人口较多的邻国的——主要是东盟国家的——仍然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结果就出现了第二轮对外地区经济扩张,将更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组合进来。这种扩大了的廉价劳动力组合,维持了东亚资本主义群岛的活力;但它也破坏了作为它基础的劳动力资源的竞争力。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不久以前已经发生了——第三轮扩张马上开始。接受第二轮地区工业扩张的国家(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泰国)的企业,加入日本和“四虎”的行列,将比较低级的、劳动力密集型的活动移植到更穷、人口更多的国家(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中国和越南),后者仍然拥有大量有竞争力的廉价劳动力储备(Ozawa 1993:142-3)。

小泽辉智用图表(重新复制为图24,文字略有变动)归纳了发生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投资潮流中的连续几轮寻觅劳动力的“滚雪球”现象。以本书采用的世界历史角度来看,图24描述的流动空间可被解释为构成了一种新兴的积累体系。像所有最终会产生一次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物质扩张的新兴积累体系一样,最近出现的这种体系是前一种体系的产物。

小泽辉智(Ozawa 1993:130-1)指出,东亚空间的劳动力寻觅型投资和劳动力密集型出口,源自“战后早期……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的‘宽宏大量的’……贸易体制”。正是这种“宽宏大量的”体制,使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经济奇迹般的结构改革和升级”成为可能。而正是日本经济这一奇迹般的升级,成了整个东亚地区工业扩张和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因素。

东亚资本主义群岛继续依赖于旧的美国体系,这一点从图24中显示的劳动力密集型出口流量的“上升”看得出来。这类出口把连续出现几轮地区工业扩张的地方,跟组织核心的——尤其是美国的——市场联结起来。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加值等级中的升级,已经使日本本身成为地区工业扩张的产品的一个重要的核心市场。“四虎”较小程度上的升级,也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虽然不如日本那么重要的市场。然而,地区工业扩张的整个过程,以及该地区资本主义“群岛”的繁荣,仍然是以享用“旧”核心的富裕市场的购买力为基础的。日本“国民”经济扩张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所建立的那种模式,在70年代和80年代在扩大了的(地区)范围内得以重现。新兴体系的主要结构特点,仍是为富裕市场提供体现穷国廉价劳动力的产品。

然而,正是这种结构特征构成了对旧体系的否定。新兴体系在旧体系的缝隙里形成,并且利用它的无能成长壮大。新兴体系的这一方面,从图24中的劳动力寻觅型投资流量的“下降”看得出来;这类投资将每轮地区工业扩张的地方和随后出现几轮扩张的地方联结起来。当然,劳动力寻觅型投资从较为富裕的转向较为贫穷的国家的现象并不新鲜,它也是美国和西欧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特点,尤其自美国体系出现信号危机以来。然而,日本多层转包合同制度的“非正式性”和“灵活性”,加上东亚地区丰富的勤劳节俭的劳动力,在全球不断升级的削减劳动力成本的竞赛中赋予了日本和东亚资本一个明显的有利条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新兴的东亚积累体系是对旧的美国体系的否定。

这是因为,通过提高美国劳动力的“消费标准”和将世界购买力纳入美国政府和企业组织的组织范畴之内,美国体系成为主导体系。通过把这种购买力重新分配给一批精英盟国和仆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采用美国提高了的消费标准,美国体系引起了一次世界范围的贸易扩张。通过跨国公司把第三世界国家的物资(尤其是石油)加速转移到第一世界国家,美国体系维持了这一扩张。这一体系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保护成本和生产成本飞涨的时期达到极限。

东亚资本主义群岛就是在这个时候崛起的,劳力寻觅型投资浪潮就是在这个时候扩散的。浪潮将群岛的主“岛”跟那些小“岛”联结起来,将所有的“岛”跟整个地区“没入水下的”劳动大众联结起来。这些劳动大众本来是,在很大程度上现在还是,被排斥在美国体系的奢侈的消费标准之外的。一旦这种标准推广到10%—15%的世界劳动力的时候,它马上无法维持下去。这些勤劳节俭的劳动大众构成了新兴的东亚积累体系最最重要的基础。美国体系通过从根本上提高再生产成本而上升到显著地位,而东亚体系通过从根本上降低这同一成本而形成了。

在美国体系之下,保护成本一直是再生产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东亚体系的又一种力量所在。我们已经说过,在历史上,日本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加值等级中的上升能力,是以一种政治交换关系为基础的。由于这种关系,日本资本家阶级能够实现国内的保护成本外部化,通过为美国这个战争—福利国家提供廉价产品而专门谋求利润。只要美国跟亚洲的战争继续下去,美国提出的能使日本实现国内保护成本外部化和享用美国购买力的特权的条件,依然是“宽宏大量的”。一旦美国决定撤离越南,寻求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美国为保护日本而付出的供方“代价”马上开始上扬,而且逐步升级。

在里根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总的来说是按照美国的要求办事的。因此,在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第二次冷战时期,它调动了巨额资本来支撑美国的国外支出赤字和国内财政不平衡。另外,它还把它日益增加的双边援助中的很大部分给了像土耳其、巴基斯坦、苏丹和埃及这些被认为是对美国战略需要很重要的国家。与此同时,日本没有打乱美国在巨额融资领域的统治地位。当美国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为可贷资金的竞争弄得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濒临破产的时候,用斯托林斯(B.Stallings 1990:19)的话来说,日本银行“比美国银行还要严格地”执行了美国关于处理随后发生的债务危机的方针。而当美国政府决定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来处理危机的时候,日本马上同意增加对这两个组织的贡献,而又不根本地改变它们的表决结构(Helleiner 1992:425,432-4)。

日本如此服从美国的要求,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它仍然依赖美国——与其说是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美国的军事保护已经在越南充分显示出它的局限性),不如说是依赖美国和其他核心市场,以使它的企业有利可图。假如旧体系因缺少日本的财政支援而垮台,第一个遭殃的可能就是日本企业。吉野寿寿木在一篇发表于1987年危机前夕的文章中充分表达了这种担心。文中流露出的情感在许多方面使人想起了1929年危机前夕戴维斯(Norman Davis)的国际主义告诫(参见第四章):

历史教导我们,每当一个新兴的、资产丰富的国家拒绝向别国开放它的市场,或者不能有效地把它的财政资源输送到发展世界经济之中去,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就会发生越来越大的冲突。在过去,这种冲突已经导致战争,导致世界经济分成许多界线分明的保护主义集团。今天,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磨擦,以及美国日渐增长的保护主义都是警告的标志:世界又一次面临这样一种危机。(引自Johnson 1988:90)

然而,对于引发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危机的担心,只是达到了确保日本支持美国体制的程度。我们在绪论中已经提到,1987年,在十月危机之前和之后,美元大幅度的贬值使日本资本蒙受巨大损失,扭转了日本对美投资的潮流。随后,在1988年,美国和日本就第三世界债务问题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争吵。更加重要的是,1989年,日本银行的新行长三重野靖改变了自1985年以来一直执行的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办法强化了当时存在的把日本资本撤出美国的倾向。直接的办法是提高日本国内利率;间接的办法是捅破日本自己的金融泡沫,从而迫使日本金融机构掩盖它们国内的储备状况。翌年,日本成功地阻止了美国起先反对将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选举股份提高到第二位的努力。日本在80年代初曾经屈服美国的压力,将它的双边援助输送给那些被认为是对美国战略需要很重要的国家,而在1991年,它公开采取强硬立场,反对美国提出的关于减免波兰和埃及这些国家的债务的战略性建议(Helleiner 1992:435-7)。

对于日本的批评,美国的反应先是忿忿不平地取消了上述建议,然后向日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让它提供收拾“美好的”里根时代留下的全球混乱局面所需要的资金。在里根时代,美国政府是通过借钱以及转让美国资产和未来收入来为自己追求权力的事业谋取日本资本的支援的;而在布什时代,则是通过纯粹的捐款(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成本”)来谋取这种支援的,比如在海湾战争期间和之后。同时,布什政府不再满足于日本“主动”限制对美出口,开始逼迫日本政府使用行政手段减少它对美贸易的顺差,这跟美国政府向世界别国所宣扬的自由贸易论是完全矛盾的。

然而,即使在对美友好的自由民主党执政时期,日本越来越觉得没有理由顺从美国的要求。即使顺从,1987年以后的日美关系在实质上也是日本投资渐渐从美国转向亚洲。日本资本在美国损失巨额钱财以后,最后发现通过徒劳无益地接受美国技术和文化,或者通过资助美国越来越不负责任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并不能获取最大的利润。相反,这种利润要通过更加彻底、更加广泛地利用亚洲的劳动力资源才能获得。日元对美元的升值,是七国集团在1985年的普拉扎会议上强加给日本的,曾给投资于美元的日本资本造成很大损失。然而,这也无意之中提高了日本资本的权力,使它更深、更广地扎根于东亚和东南亚。正如图23和图24所显示的那样,1985年以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一次新的飞跃,第二轮地区工业扩张开始了。

日本资本越是往这个方向移动,就越是摆脱对美国保护和购买力的依赖。前面已经提到,在整个世界经济处于很不景气、日益萧条的情况下,东亚市场成了扩张的最富活力的地区。更加重要的是,由于日本资本从跨国扩张转向靠近本国的地区而产生的新的两轮地区工业扩张,将冷战时代的宿敌编织成了一个互相依赖的、密集而又广泛的商业网络。结果,这一地区的保护成本大幅度下降,东亚作为世界经济新的车间的竞争优势相应增加了。

如要说出新兴的东亚积累体系在摆脱旧的(美国)体系的过程中最后将会产生什么结果,现在还为时太早。日本撤回对美国赤字开支的金融支持,已经强化了70年代的积累过剩危机变成生产过剩危机的倾向。在70年代,主要由于与日俱增的大量剩余资本想要重新投资于贸易和生产,因而驱使利润下降。在80年代,主要由于世界都在削减政府和企业支出,因而驱使利润下降。这一削减,使得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贸易和生产设备对于周转中的购买力来说成为多余,从而引起新的几轮支出削减,形成“无限制的”螺旋形下降。到1993年,这种螺旋形下降似乎也把日本卷入其中。然而,还没有大国冲突升级的迹象,也没有1987年危机前夕铃木义雄设想的那种世界经济分成保护主义集团的迹象。

1987年以来,热战确实增加了。但是,大多数是围绕原料和资金日渐短缺的问题,而且是以地方纠纷的形式出现的。不仅如此,这类暴力升级往往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军事上联手采取警察行动或惩罚行动,而不是将它们分成互相对抗的集团。至于保护主义情感,它在美国和西欧都有增长势头,但显然无力阻止各国政府朝着进一步实现对外贸易自由化前进的步伐。美国国会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成功结束“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谈判,都证明了这一点。

为什么吉野寿寿木设想的情景没有成为现实,很可能将来也不会成为现实?这主要是因为,他所提到的历史教训,是从英国积累体系向美国积累体系过渡中的教训,是从一种主要基于资产丰富的国家(联合王国)开放国内市场的体制,向一种主要基于新兴的资产丰富的国家(美国)为提高精英民族经济等级而输送金融资源的体制过渡中的教训。然而,今天,将被超过的是美国体系本身。那个新兴的、资产丰富的国家(日本)和旧秩序的主导国家(美国)之间的关系,跟20世纪上叶的美英关系截然不同。伯格斯坦(Fred Bergsten 1987:771)问道:“难道世界上最大的债主国仍然还能是世界上的头号大国?难道一个如今在军事上无足轻重的、远离传统势力中心的小小岛国,还能提供起码一点儿所需的全球领导作用?”

这两个问题指的是美国体系积累周期末期出现的世界力量的独特格局。一方面,美国保留着在世界范围内合法使用暴力的近乎垄断的权力。1987年以来,随着苏联垮台,这种近乎垄断的权力加强了。但是,它在财政上是如此负债累累,只有得到控制着世界流动资金的组织的同意才能继续拥有这种权力。另一方面,日本和东亚资本主义群岛中的一些小“岛”已经在世界流动资金方面获得近乎垄断的权力。1987年以来,随着西德在接管东德以后财力衰退,这种近乎垄断的权力也得到加强。但是,它们在军事上是如此缺少防御能力,只有得到掌握着在世界范围内合法使用暴力权力的组织的同意,才能继续行使那种几乎垄断的权力。

15世纪下叶以来,枪炮力量和金钱力量结成的“难忘的”联盟,一直推动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空间和时间上向前扩张。如今世界力量的这种独特结构,好像特别适合于再一次组成这样一个联盟。除了第一个热那亚—伊比利亚联盟以外,所有这些难忘的联盟都是属于同一个国家——联省共和国、联合王国和美国——的政府和企业集团之间的联盟。前面已经谈到,在整个美国积累周期中,把追求利润的日本和追求权力的美国联结起来的那种政治交换关系,已经很像16世纪的热那亚—伊比利亚关系。既然美国体系正在接近或者已经进入临终危机,为了促进和组织一次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物质扩张,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重新建立这种关系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重视伯格斯坦的看法:日本是“远离传统势力中心”的。这确实是如今世界力量的格局跟前几次过渡中——不仅是英国体系向美国体系过渡中,而且是热那亚体系向荷兰体系过渡中,荷兰体系向英国体系过渡中——通常存在的格局之间的另一个根本区别。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起源以来,金钱的力量好像第一次正在从或者已经从西方手里滑掉。

不错,长期以来,日本只是西方的一名“名誉成员”。但是,这种名誉成员资格,总是以在“真正的”西方国家追求权力的事业中充当次要角色为条件的。卡明斯说,在20世纪到来之时,日本对于英国人来说是“神童”,但对于德国人来说是“黄祸”;在30年代,它对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来说是一名“神童”,但对于英国人来说是一头工业怪兽;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对于美国国际主义者来说成了一名“神童”,对于美国保护主义者来说成了一头怪兽。总的说来,西方人一直要求日本取得成功,但是不能成功到对他们造成威胁的地步,“因为到了那种地步,你就从奇迹变成威胁了。”(Cumings 1993:32)。

当今的力量格局有一点新意,那就是通过在东亚地区专门牟取利润,而让美国(在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恰巧”是胜方的其他国家的合作和竞争过程中)专门谋求世界权力,日本已经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能够从西方手里夺走它在过去500年里获取财富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剩余资本的控制权。这是因为,在西方获取财富的历次体系积累周期当中,每一次都是以建立越来越强大的地主阶级—资本家集团为前提的;这些集团由政府和企业组织组成,拥有比先前的集团更大的能力,能够扩大或加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空间和职能范围。今天的形势看来也是这样的,这种进化过程已经达到或者即将达到它的极限。

一方面,资本主义西方的传统权力中心的立国和战争能力已经达到如此高度,只有通过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帝国才能进一步提高。随着苏联的垮台,随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了应付日趋严重的体系混乱状态而重新成为合法使用暴力的全球“垄断者”,在今后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有可能真的建立一个世界帝国。这个世界帝国的实质将是什么?是使这个星球在生态方面免于自我毁灭,还是管理世界上的穷人,让他们老老实实,还是为更加合理地使用世界上的资源创造条件,还是别的什么?这个问题不在本书的研究计划之内,因此无法给予任何有意义的回答。但是,不管这个世界帝国的实质将是什么,它的实现要求控制世界上最丰富的剩余资本来源,这种来源现在位于东亚。

另一方面,西方传统的权力中心究竟使用什么手段才能获得和保持这种控制地位?这个问题现在根本不清楚。当然,它们可以走东亚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努力重新确立对剩余资本的控制地位。它们已经这么做了。它们加快了自己在东亚的投资活动,并且努力更加彻底、更加广泛地收纳邻近本土的廉价劳动力储备,比如美国和加拿大正试图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来达到这一目的。然而,在绝对意义上,尤其在对于东亚的相对意义上,西方先前的得天独厚的地理和历史条件都已经变成不利条件。在这种时刻,那种努力只会促使全球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进一步升级。最好的结果是,全球竞争压力的进一步升级,将破坏东亚资本的获利机会和流动程度,但又不会增加北美的(更不用说西欧的)资本的获利机会和流动程度。最糟的结果是,它很可能会破坏作为西方传统权力中心的立国和战争能力基础的社会内聚力,从而摧毁这些中心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力量来源。

在整个冷战时代,政治交换关系把东亚资本主义和美国的全球军事凯恩斯主义联结起来。为什么不能通过重新谈判这一关系的条件,设法摆脱这种自我毁灭的竞争呢?体系资本积累过程的中心已经移向东亚,限制了西方的立国和战争能力,不管这些能力看来是或者的确是多么史无前例、多么无与伦比。为什么不承认这种基本限制呢?换句话说,为什么不让东亚资本强制规定它愿意帮助西方强大的条件呢?这类交易难道不是历史资本主义一直在做的吗? 

同前面的问题一样,由于本书的研究计划有限,我们只能提出这些问题,但是无法给予有意义的回答。这些答案主要应当从市场经济和物质生活的基本结构方面去寻找,这始终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以内。然而,美国积累体系正处于危机之中,有可能产生三种结果。我们可以指明这些结果对于作为一种世界制度的资本主义的含义,并以此作为本书的结束语。

第一,旧的中心有可能成功地终止资本主义历史的进程。在过去500多年时间里,资本主义历史的进程是一系列金融扩张。在此过程中,发生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高点上卫士换岗的现象。在当今的金融扩张中,也存在着产生这种结果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被老卫士强大的立国和战争能力抵消了。它们很可能有能力通过武力、计谋或劝说占用积累在新的中心的剩余资本,从而通过组建一个真正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帝国来结束资本主义历史。

第二,老卫士有可能无力终止资本主义历史的进程,东亚资本有可能渐渐占据体系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个制高点。那样的话,资本主义历史将会继续下去,但是情况会跟自建立现代国际制度以来的情况截然不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高点上的新卫士可能缺少立国和战争能力,在历史上,这种能力始终跟世界经济的市场表层上面的资本主义表层的扩大再生产很有联系。亚当·斯密和布罗代尔认为,一旦失去这种联系,资本主义就不能存活。如果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资本主义历史不会像第一种结果那样由于某个机构的有意识行动而被迫终止,而会由于世界市场形成过程的无意识结果而自动终止。资本主义(那个“反市场”)会跟发迹于当代的国家权力一起消亡,市场经济的底层会回到某种无政府主义状态。

最后,用熊彼特的话来说,人类在地狱般的(或天堂般的)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帝国或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社会里窒息(或享福)之前,很可能会在伴随冷战世界秩序的瓦解而出现的不断升级的暴力恐怖(或荣光)中化为灰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资本主义历史也会自动终止,不过是以永远回到体系混乱状态的方式来实现的。600年以前,资本主义历史就从这里开始,并且随着每次过渡而在越来越大的范围里获得新生。这将意味着什么?仅仅是资本主义历史的结束?还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结束?我们无法说得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