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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黄河的血脉

第二节：黄土的馈赠与农耕文明（下）

农耕生产方式的确立，改变了游牧方式“逐水草而居” 的游动生活现象，带来了农业定居点的出现。这些定居点逐渐发展成为遍布农耕区域的村落，而村落一直到今天仍是我们民族从事农业生产者(农民)的传统居住形式。随着村落规模的扩大以及产品交流的日益频繁，手工业、商业也在农耕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村落与手工作坊、集市贸易的结合，就形成了城镇乃至初期的城市。德州有村落与城镇的历史非常悠久，很多自然村和城镇的历史可以上溯的上千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现德州境内保留村庄为8000余个，绝大多数村庄为历史上形成的自然村。在德州现有区域内，已知的汉代古镇就有神头、糜镇、德平、宴城、祝阿、保店、杨安镇、黄家镇、柴胡店、四女寺、抬头寺等等，唐宋以来的古镇更达上百个之多。德州有城市的历史也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夏封有鬲氏部落为方国，始开始筑城、秦朝设立鬲县，历经汉代的安德、广川，隋唐时期的长河、德州，宋元两代的陵州，明清时期的德州，形成了今天德州的中心城区。

另外，德州辖区的10个县市所在城市，也有比较久远时 建城历史。陵县，古称厌次、安德、平原、德州、陵州等，汉代即建有城垣，为安德国治所，唐代为平原郡，宋元称德州。明代洪武年间 “ 德 陵互换”，易名陵州，清代称陵县。临邑，《史 记》 载"汉元朔四年封中山靖王子刘光以临乐国为食邑”，是为 城名的由来，南朝时宋置临邑县，沿用至今。宁津，原名卧牛岗，旧 属临津县，因鬲津河流经此县，故名临津。公元1128年(金 天 会六年)，临津县城毁于大水，东迁二十五里为治，取名 宁津，为 “鬲津安宁”之义。乐陵，其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 一是燕将乐毅筑 “ 重合” 城得名说; 二是汉桓帝入继大统，奉祖父 陵为乐成陵，县因得名说; 三是安乐公(阿斗)的陵在境 内五里冢，因以得名说，但据史料查证，以上三说均不属实。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清乾隆时期的《山东通志》，言 “乐陵” 县名得自于 汉代初年，意为“大阜日陵; 乐，取四民用足，国乃安乐之义 也”。庆云，旧称无棣，西周时为齐之无棣邑，隋代设置 无棣县，明洪武年间，为避燕王朱棣名讳，改名庆云，取 “ 庆云“ 以兆祥瑞之义，义出《汉书.天文志》“ 若烟非烟，若云非云，郁郁纷纷，萧索轮 囷 ，是谓庆云。庆云见，喜气也。” 武城，夏朝即有其名，春秋时期建城，为齐国边鄙，战国时曾属赵国，为 平原君赵胜的封地，《史记》载: “ 赵平原君胜封东武城。” 西晋太康年间设置武城县，沿用至今。夏津，古称 “ 鄃 ”，西汉初年始置 鄃 县，属冀州清河郡，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于古 鄃 城西南建 鄃 县，又另置夏津县，此为 “夏津” 得名之始，后将夏津并入 鄃 县，唐天宝元年(742 年)改 鄃 县为夏津县。平原，其县名之由来，众说纷纭，旧志记载不一，有以 “平原君” 名县、“原山” 名县、“因地处平原” 名县三说。1985年重修《平原县志》时，对三说认真考辨、论证，认为 “地处平原” 名县说最符合实际。此说见于明万历年间御史张蕙撰《平原县志●新砖城记》: “地平土沃无山河之限，此邑之由名。” 春秋时期为齐国平原邑，秦朝实行郡县制，设立平原县，汉朝初年设立平原郡，东汉末年刘备曾任平原县令。禹城，因大禹治水而得名，相传禹城曾为大禹在北方治水的指挥部，今仍留有具丘山、禹王亭等纪念遗迹。春秋时为齐国属地，称祝阿，唐朝天宝年间正式设立禹城县，以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齐河，春秋时为齐国正卿晏婴的封地，后称晏城，秦朝设立祝阿县，北宋时期改称齐河县，因城临济水，济水又名齐水故名。宋代黄河夺济水入海，齐河便成为了一 所黄河岸边的城市。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中记载

农耕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农业定居点的发达，形成了中国传统的 “聚族而居” 的居住方式。在中国传统的村落、城镇乃至城市中，都生活着一些由相同姓氏人们组成的大家族，他们有着相同或相近的血缘关系，每 一氏族的分支都可上溯到同一个祖先。有些大家族还把自己的起源与某些神话传说、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结合起来，以显示自己历史的久远与出身的高贵。如 “龙” 式家族就为自己确立了这样的定位: “舜纳言龙之后，或曰出于御龙氏” (亦作豢龙氏)。所谓 “御龙氏” 就是以饲养龙和驾驭龙为专长的氏族，或者也可以说是以龙为图腾的氏族。龙氏的祖先可以上溯到舜帝时的这位以善于向君主 “ 纳言” 而著称的重臣的可谓历史久远、身世显赫。后来刘邦成为皇帝后，刘氏家族也自己与龙氏家族说成是同一起源，依照《姓氏考略》的记载，在夏朝御龙氏族中，出了一名叫刘累的人物，他曾向豢龙氏父学豢龙、御龙，入籍于豢龙氏。据《左传》、《史记》记者刘累生活在夏代孔甲时代，因出生时手上显现 “刘累” 纹样，家人以为吉祥，遂以刘累为名。相传夏孔甲为帝时，天降龙于今河南省临颖县豢龙城东南角龙荡沟处。孔甲派刘累到此养龙，长达七年之久。因刘累豢龙、御龙有功，孔甲封他为御龙氏，代行豕韦国君。刘累就成为后世刘氏家族的始祖，也是龙氏家族的祖先之一。可见在中国黄土地上产生的这些大家族非常注重自己的血缘关系及血缘的高贵性，这形成了中国人的 “血统” 传统。

家族形式成为中国人传统的居住及生活形式后，形成了农耕文明的一些特有的文化规范，后人一般将其称之为 “家族制度”。 家族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 长幼、男女尊卑分明的家族秩序，即后来 “三纲 ”中的 “ 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 家长或族长为一家(族)之主的集权式权力结构，家族的一切财产由家长或族长支配，家族成员的个人权利也要服从家长或族长的权威；以长子继承制和嫡传制为主的家族延续方式，长子为大宗，其他为小宗，嫡传为正宗，庶传为旁系; 家族供奉同个祖先，祖先具有神格特征，形成以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家族信仰。中国早期的经典伦理著作《礼记》、《周礼》、《仪礼》(合称 “三礼”）中对这些内容都有着明确规定。中国的思想先贤把家族制度的些内容归结为了一种道德规范，这就是 “礼”。可以说，“ 礼“是中国家族制度的文化符号。由家族制度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宗社会，并形成了以宗法社会为基础的宗法制国家。对于家族制度和宗法社会，近代以来人们多有批判。“五四” 新文化运动对家族制度的批判尤为激烈。但是客观分析，家族制度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社会基础，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文化传统的建构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正是在家族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统一体并产生了以这一民族为主体的统一国家，也造就了长达数千年而不衰的中华文明。

从家族制度而引伸出的 “家天下” (宗法社会) 的社会结构和国家结构，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文化理念，如 “四海之内皆兄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 “君待臣以仁，臣事君以忠”、“同仇敌忾，保家卫国”、“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包括中国人的社会理想 —— “ 大同” 理想也是从家族制度里生发出来的。《礼记》中对“大同”理想的描述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种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产生于中国的2000多年前，是极为可贵的。这也可以看做是以家族制度为基础的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德州历史上曾经产生了许多大家族，这些家族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中大多都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形成了 “诗礼传家” 的传统。自秦汉以来，德州历史上著名的名门望族有汉代的东方家族、张氏家族，魏晋南北朝时期崔氏家族、高氏家族，隋唐时期的孙氏家族、房氏家族、刘氏家族，宋元时期的吕氏家族、孟氏家族等，尤其是明清以来，德州因其经济、交通、文化优势，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较大历史影响的大家族，如葛氏家族、邢氏家族、程氏家族、谢氏家族、李氏家族、田氏家族、卢氏家族、孙氏家族、张氏家族、董氏族等等。这些大家族的形成，往往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及文化传承，钟鸣鼎食、诗礼优渥、缙绅 簪缨 、香火不辍，是中国传统耕文明的家族制度与文化传统所传承的结果，也是由黄河所带来的黄土地的赐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