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与制作人岁初景明活动攻略，

中国人的生老病死，被这部9.2分纪录片说尽了

2019年10月21日，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漭水镇河尾村。漭水中学校长请来艺术家文那，将孩子的诗画在墙上。

出生、上学、工作、买房、结婚……纪录片《人生第一次》回顾了普通人一生中面临的12种“第一次”，这些时刻凝聚着我们一生无法忘掉的回忆与情感，也串联出每个人的人生剪影。

生孩子有多疼？

就像有人从你鼻孔里挤出一个西瓜，或者用尖皮鞋不停踢你的肚子。

这样的形容或许仍不够直观。在上海瑞金医院，准爸爸们可以借由仪器体会女性分娩之痛。随着疼痛指数上调，准爸爸们开始承受不住，喊着“停停停”。

然而真正的分娩，非但不能叫停，有时还伴随着极大的风险。

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双胞胎母亲向爽，迫于身体情况，不得不在怀孕27周时进行心脏外科手术。手术前夜，她和丈夫说，梦到了孩子的名字——春和、景明，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人生第一次》，见证了“春和”与“景明”的诞生。

最终，手术成功的向爽，在一个月后经剖宫产见到了自己的春和与景明。

人生初见的浪漫与悲喜，被央视网拍摄的纪录片《人生第一次》原原本本记录下来。

1月15日上线播出的《人生第一次》，选取了普通人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12个“第一次”：出生、上学、成长、当兵、上班、结婚、进城、买房、相守、退休、养老、告别。

总导演秦博认为，和自己执导的凝聚生死、情节大开大合的纪录片《人间世》相比，《人生第一次》更像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河。

“从一个人由生到死这个维度来看，人生曲线不会起起落落得太过剧烈。但正是在这样相对平缓的曲线中，总有一些时刻，凝聚着我们一生无法忘掉的回忆与情感。这些时刻，在外人看来无足轻重，但对个体而言，却无比重要。”

2019 年10月29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杨浦院区病房。拍摄团队蹲守产科病房数月，记录人生初见的浪漫与悲喜。

“它们是中国人的高光时刻，”在央视网视频中心内容总监、《人生第一次》总制片人张昊看来，“所谓‘高光’，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遇到困难、面对从未有过的挑战时，不气馁、勇敢面对、竭尽全力战胜它。”而这些高光时刻，反衬的正是“中国人如何坚韧地活、勇敢地爱”。

“这些娃娃有多大事都憋着，

就像闷雷一样，你不走进去不行”

《人生第一次》筹备于2017年，那时由于技术更新和视频行业的发展对影像创作的影响，央视网视频中心纪实团队也投身短视频创作，“然而明明一个好故事，呈现出来后，作品真实性却被削弱，甚至无法表达我们最初的感动”。

思考之后，团队决定，“我们要拍最真的东西，关注当下普通中国人个体命运的发展，关注他们一生各个节点的命运起伏”。

张昊和其带领的纪实团队搜寻了大量资料，并拍摄了几集样片。之后他们找到秦博工作室，双方一拍即合，开始了以“第一次”为主题的合作。

确定选题时，两个团队梳理了人从生到死所经历的各种“第一次”，讨论、论证，再做筛选。

《人生第一次》团队在准备拍摄。

有网友留言：为何《成长》会聚焦学习诗歌的留守儿童，《上班》则以残障人士就业培训学校展开故事？“我们希望在共性中寻找有个性的人群与切入点。”张昊说，选择大山里的孩子，选择残障人士，是因为他们在经历人生某一特定阶段时，和我们有同样的困惑与迷茫，但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或者肢体上的不便，让他们的故事包容度更大。

而这两个选题也是秦博选题库中的多年“私藏”，他和张昊强调，它们无可替代。因为“一个故事只有深深打动自己，我们才能做二传手，把它传递给观众”。

位于云南山区的漭水中学的施应锁与穆庆云，是《成长》的两位主人公。分集导演孙功旭初见他们时，发现两个孩子都乖乖的，也闷闷的，就像校长说的，“这里的孩子懂事早，就连爸妈离开他们去遥远的地方打工，他们都不会哭、不会闹。这样的孩子，太安静了”。

“学诗歌的孩子，不会砸玻璃。”

这样的孩子面对镜头时，往往也是拘谨的。孙功旭记得，拍摄前几天，除了一些山山水水的空镜，摄制团队毫无所获。他向秦博求助，秦博告诉他：“这些娃娃有多大事都憋着，就像闷雷一样，你不走进去不行。”

孙功旭放下摄像机，试着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他发现看着木讷的施应锁，其实有很皮的一面，而且非常爱护自己的妹妹；穆庆云则懂事到让人心疼，“她眼里闪烁着对外面世界渴望的光芒”。

施应锁放牛时，对着远方的山谷喊出自己的第一首诗：“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看到了绿色的风。它拂绿了山林树木，烫金了我的小牛，亲吻了家里的白墙，染黄了阿爹的苞谷。但我不会把风变色的秘密，告诉你。”

心事重重的穆庆云夜晚对着手机屏幕，鼓足勇气为妈妈哽咽地念出：“小鸟是大鸟的孩子，白云是蓝天的孩子，路灯是黑夜的孩子。母亲去广东的时候，我把我的鞋，放在母亲的鞋的旁边，因为我是母亲的孩子。”

穆庆云在念诗。

这些时刻都让孙功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这些孩子并不只是活在报道和电视中的标签，并不只是‘留守’‘贫困’，他们需要关注的目光、情感的共鸣。诗歌可能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命运，但确实可以改变一个人”。

“‘蹲守’不是死等，

而是结合自己的经验，敏锐地捕捉与判断”

《上班》的主人公王绍军，却真的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众多残障人士的命运。

34年前，王绍军患上腓骨肌萎缩症，这种病与“渐冻症”一样，都属于运动神经元疾病。之后的日子，他先是左腿无法动弹，过了不久右腿也无法动了。五年前，王绍军用全部积蓄在河南中牟建立了一所残障人士培训学校，让学生们通过免费学习获得人生第一份工作——阿里云客服。

在分集导演詹佳骏看来，以往以残障人士为题材的纪录片大多反映个体的自强不息，而王绍军创建的残障人士培训学校更像一张网，几百个原本不相干的人，他们的命运在这里交织，他们的爱情、友情也重叠在网中。“我们展现的不是个体，而是群像的力量。”

《上班》分集导演詹佳骏与拍摄对象的合影。

残障人士最怕什么？是社会“异样”眼光下“廉价”的同情。

前期调研时，拍摄团队获得消息，作为阿里云客服的残障人士，每到午夜0点就不能登录工号，这是阿里为了照顾他们的身体，不允许他们夜间加班。只有“双十一”这晚，他们可以工作到凌晨2点。

秦博第一时间预判，这两小时意义不同寻常——“只有这个时候，大家才不把他们当作特殊人群。”拍摄团队一直“等”，“等”到“双十一”。那一晚，有残障人士说，作为客服会面对各种声音，有些顾客态度很差，会发泄、会骂人，但那时他们心里却有种异样的感觉——因为对面的人，终于把他们当成“常”人。

“这是真正的平等”。

秦博团队素以“蹲守”出名。当年《人间世》拍摄的前一年，全组没有进行拍摄，而是去了医院，“化身”医学生：早上7点半穿着白大褂跟着大夫查房，在抢救室学基础知识，在手术室学无菌规范……

《人生第一次》采用的也是“蹲守”方式——12个小组，每组进行4到6个月拍摄。大家同样也是先期进入民政局、遗嘱库……放下摄像机，和工作人员一起“上班”，默默观察、充分交流，同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捕捉意外惊喜。

“‘蹲守’不是死等，而是结合自己的经验，敏锐地捕捉与判断哪些人可能有故事。”秦博和分集导演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走到哪里，这个片子就在哪里”，“作为一部观察型纪录片，《人生第一次》很多时候依赖于分集导演发现事物的眼光和看法”。

负责《买房》的90后导演黄旭晨，刚接到这个选题时，脑袋有点懵，因为家里的房产大事向来由父母操办。在向父亲请教了诸多细节后，他信心满满地出门，却在拍摄第一步——融入一个家庭时，被挡在门外。

黄旭晨一直记得那个“神奇的下午”，在房产中介“蹲守”多日后，他遇到了买房者温先生，并拍下了温先生买房谈判的全过程。“那一天摄制组第一次拍满了所有内存卡。”黄旭晨说，由于私密性等原因，这也是他们拍到的唯一一例买卖双方交易谈价的场景。

《人生第一次》中，关于买房谈判的一幕。

“人与人建立信任所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

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代替”

无论是秦博还是张昊，他们都知道，选择“蹲守”，也就选择了与风险、压力相伴。

“有时等七天、十天、半个月，都没有等到一个好故事。心里也会打鼓。但怎么办？咬着后槽牙继续等！”张昊说。

秦博记得，这种等待的艰难，在最后一集遗嘱库拍摄时体现得更为明显。

很长一段时间里，摄制团队看到的都是些鸡零狗碎与家长里短，沮丧的分集导演和秦博说：“拍出来恐怕就是电视台的调解栏目。”

然而有一天，一个准备做遗嘱留言的老人出现了。他的老伴儿患有阿尔茨海默病，摄制组陪他回家，看到他家黑板上写满“记得关门关窗”之类的“叮嘱”或说“情话”。一个故事就这样慢慢生长。秦博觉得，有时所谓好运气也不过就是“等啊等啊等啊，守株待兔”，等出一个圆满。

很多时候，好故事要靠等。

而终于等到好故事时，张昊说，只是瞬间的开心，“你会发现，这么多天以来，你第一次感觉到饿了，想吃东西了，那是一种多巴胺充斥全身的感觉”。

秦博隔几天就要看一下分集导演们拍回的素材，统一全片的整体叙事风格与节奏，有时也会进行拍摄人物的调整。就像《进城》中的主人公王银花，最初她并不是摄制组锁定的主要拍摄对象。有一天，秦博听到分集导演张涛提到家政女工，这激起他的好奇——

作为妈妈，把自己的孩子留在家乡，到城里照顾别人的孩子，这是一种什么感受？在看过几个备选主人公后，秦博觉得王银花“内心带点坚硬，看起来又很善良”。他让张涛连夜开车，翻山到王银花家补拍内容，最终抓拍到王银花家那场劝她不要出门的“家庭大会”。在秦博看来，“纪录片就是这样的，没有先期预案，很难根据台本走。它在每一天的前进中决定方向”。

王银花最终还是去了上海，出发前一天，她悄悄给张涛发信息，告诉他这是自己第一次出省。在火车上，她拉着张涛问上海的各种事情，从她的眼神中张涛感到了不安与忐忑，也感到了信任。

进城寻找机遇，对王银花们来说，意义非凡。

由于摄像机天然的侵犯性，如何让被拍摄者打开心门，对主创团队而言一直是个考验。

“你要和他长时间交往，让他慢慢习惯你、习惯摄像机的存在。在他人生的重要时刻，你要陪着他一起经历，当他把你当成‘自己人’，和你有命运相通的感觉，就容易向你敞开心扉。”在秦博看来，这种人与人建立信任所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没有其他方法能够代替。

当然，为了达到更好的拍摄效果，摄制组也会运用“技巧”。比如拍摄孩子入园，他们就专门请来有自然纪录片拍摄经验的导演，用拍动物时常用的隐藏、远离等方法，捕捉一个个真实画面：有的小朋友努力闭上眼睛，试图忘掉想妈妈的“悲伤”；有的锲而不舍地哀求老师放自己回家；有的则非常“淡定”，评价老师们“很好”“都不错”“都蛮凶的”……

2019年9月2日，中国福利会幼儿园。涉世未深的孩子在片中肆无忌惮地表达“想妈妈”的情绪。

有观众看完《人生第一次》后，给主创们留言询问：为何有的故事会戛然而止，没有一个所谓的结果？“因为这就是人生。人生的很多选择和决定，有时候真的未必有什么结果。”

张昊记得，《上班》那集播出前三天，团队得到消息，王绍军被意外烧伤，病情严重。“我们也有犹豫，要不要把这个信息放在片尾，毕竟整集都在讲梦想、讲希望，而王绍军几乎是很多家庭最后的希望。”商量后，团队仍旧决定如实播出。“我们没有加工，没有酷炫的剪辑，只是老老实实地记录，诚诚恳恳地表达。”在秦博看来，诚恳永远是一把刀。

团队在《上班》这一集的结尾，放上了这则消息。

王绍军烧伤后，摄制组也在为他加油鼓劲。王绍军没有诉苦，没有抱怨不公，只是简短地回复：生命无常，我要跟它斗争到底。“如果你不了解他，这句话听来只是口号。但要是你知道他的过往，知道他此刻在经历什么，你会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人在面对苦难时骨子里那种坚韧。”

张昊说，这也是他和秦博执着地选择“蹲守”拍摄的原因：“纪录片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他们的经历容不得我们去讨巧，我们这四五十个人愿意用最笨的方法揪出那份真。”

✎作者 | 罗屿

原标题：《人生第一次》：中国人如何坚韧地活、勇敢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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