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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迪伦马特：司法

本小说无事实依据。所有姓名、人物、地名和情节皆为作者虚构。凡与现实事件、地名、人名（无论在世与否）相似者，皆纯属巧合。

一

的确，我写下这篇记录是出于对秩序的偏爱，出于某种迂腐的念头，好让它入档归宗。我要强迫自己重新审视这些导致杀人犯无罪开释，又使无辜者平白丧生的事件。重温那些我被人引诱着一步步走过的路，重温我曾采取过的措施，还有那些被排除的可能性。我还要再一次凭良心去探究，法制到底还有多少机会能伸张正义。不过我之所以写下这篇记录，主要还是因为有时间，有很多时间，至少两个月。

我刚刚从机场回来（回来后去找酒吧了，这无关紧要，现在的状态也不是我的本色。我烂醉如泥，不过明天就会清醒的），巨大的飞机载着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升上夜空，呼啸着，怒吼着，向澳大利亚飞去。当时，我正带着打开保险的手枪从自己的大众汽车里跳下来。他居然给我打电话，又是一次大手笔。可能这老家伙知道我的打算，而且谁都知道我没钱去追赶他。

所以我只能等他回来了，没别的办法。他回来可能是6月，也没准儿是7月。我等啊等啊，时而酗酒或经常酗酒，取决于财政状况。同时我写东西，一个律师，被人按部就班地搞垮了，这也就成了唯一适合他干的事。不过有一点，那位州议员先生搞错了：时间不能救赎他的罪行，我的等待也不会减轻它，我虽喝醉了，但不会忘却它，我的记录更不可能原谅它。我通过描述真相，使之深深地刻在了心底，也使我有朝一日有能力自觉地行动，不管他6月或7月或随便什么时候回到这里（他总得回来的），那时不论我是醉是醒，我都会主动自觉地去做那个事，那个现在只能在感情冲动中想想的事。这篇记录不单单是为一桩谋杀所做的辩护，而且还是为谋杀所做的准备。一次正义的谋杀。

我又清醒了，坐在办公室里，写道：正义只能通过一次犯罪得以伸张。不可避免的是，之后我也会自行了断。我不想以此来逃避责任，恰恰相反，这是我负起责任的唯一方式，虽然不是法律上的责任，却是道义上的。我拥有真相，却不能证明它。关键时刻我缺少证人。通过自杀会让世人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更容易相信我。我像一个为了知识而用自己来做实验的科学家，愿意赴死，因为我彻底想通了自己的案件。

案发现场：它一开始就意义非凡。“剧院酒店”有洛可可式的外墙，在我们这座建设得一塌糊涂无可救药的城市里，这家酒店可算得上屈指可数的地标建筑之一。它有三层，但大多数人不知道，都以为只有两层。在漫长的上午——我们这儿人人都起得早——，酒店一层的客人主要是些没睡够的大学生，还有生意人，一直坐到中午。上过樱桃酒咖啡之后，店里才会安静下来，女招待也不见人了。直到四点才会有人来：精疲力竭的教师、累了一天的公务员。晚餐自然是客流高峰，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半以后，来的有政客、经理人、搞金融的、自由职业或更自由的职业者，此外还有些略感惊讶的外国人，我们城市爱显示自己有国际风范。酒店二层，风格就变得精致造作了。这个词用在这儿恰如其分：两间装修成红色的低矮屋子，温度就像在热带，但人们强打精神忍着。

女士们穿晚礼服，男人们大多穿着黑礼服。空气里充斥着汗味儿香水味儿，最浓烈的还是饭菜味儿：本地特色牛肉丝配土豆饼什么的。客人们（其实跟楼下的人没什么两样，只是穿得更正式些）看完了首演或做完了大生意后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谋划大事，而是为了庆祝所干过的事。

“剧院酒店”三层的特色又是一变。人们会惊讶地发现这儿有一丝随便的气氛，弥漫着轻松适意的感觉。这儿的房间又高又亮，很像那种廉价的酒店大厅，寻常的木质椅子，桌上铺着格子布，到处是酒杯垫，紧挨楼梯有个半空的舞台，表演平庸乏味的魔术，还有更加平庸乏味的脱衣舞。大厅里有人打台球，有人玩牌。客人有我们城里的蔬菜水果商、建筑商和商场主、汽车行老板、拆迁专家。他们常常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赌注大得离谱，身边围着一堆人，七嘴八舌地吵嚷，都是些奇怪可疑的人物。还有几个妓女，三四个吧，都坐在窗前一张桌子上等客。她们不仅仅是被勉强容留的，而且算得上这儿的标准配置，物美价廉。相对来说还算物美价廉吧。真正富人花起钱来其实很在意。

我初次遇见州议员柯勒，是我刚刚通过国家考试的时候。我的论文通过了，又获得了博士学位和律师证，同时仍在史提西-卢平那里干高级一点的跑腿活儿，跟读大学时一样。史提西-卢平因为曾在艾蒂兄弟、罗莎·皮克、都贝尔贝斯和阿姆斯勒那几桩谋杀案里，为疑凶争取到了无罪开释，还成功地调解了特鲁格医疗公司与美国的纠纷（为特鲁格争取到了很大的好处），所以名扬国内外。

当时，我按史提西-卢平的要求，为他送一桩疑案的报告文件到“剧院酒店”去，他最喜欢的就是疑案。在三楼一张台球桌边，我找到了这位大律师，他刚与州议员打完一局台球。另一张桌上，贝诺博士和温特教授正在对垒。这会儿，随着我把这一切写下来，我才发现后来情节中的关键人物都聚齐了：简直就像序幕。

天气已经冷了，是11月或12月的样子吧——具体日子我记不太清——我冻得透心凉，因为我不习惯穿大衣，而且我的大众汽车也不得不停在离“剧院酒店”几条街远的地方。

“你给自己点杯格罗格酒吧，年轻人。”州议员对我说。他谨慎地打量着我，招手叫侍者过来。

我不由自主地听从了，因为我还要等史提西-卢平的安排，他拿着报告一个人走开，坐到一张桌子旁去翻看。大厅前面蔬菜商人正在赌博，窗户衬出他们的黑色剪影。

街上电车车轮闷声滚过。州议员继续打量着我，直勾勾的，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目光。

他大概快七十岁了。只有他一个人没脱外套，却一点汗也没出。我最终还是介绍了自己，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人，虽然不知道他姓甚名谁。

“施派特上校的亲戚？”他问道，还是没说自己的名字。可能他觉得没必要，或者他以为我知道他的姓名。（施派特上校：好战的农场主出身，现在是联邦议员，核武器支持者。）

“算不上。”我答道。（先说清楚：我是1930年出生的。我没见过我的母亲安娜·施派特，也不知道父亲是谁。我在一家孤儿院里长大，很喜欢回忆那里的时光——特别是它边上那片广袤的森林。孤儿院的院长和教师都很好，我度过了快乐的童年。父母双全也不见得总是好事吧。我的不幸是从认识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开始的，在此之前，我虽然生活困窘，却并非毫无希望。）

“你要成为史提西-卢平的合伙人？”他问。

我吃惊地看着他：“我可没那么想。”

“他很看重你。”

“这个他可从没让我瞧出来。”

“史提西-卢平从不让人瞧出什么。”老头儿干巴巴地说。

“他错了，”我满不在乎地说，“我想自己干。”

“这会很难的。”

“也许吧。”

老头儿笑了：“你还要经历些奇事呢。在我们国家要白手起家干出点儿名堂可不容易。——你玩台球吗？”他突然问道。

我说不会。

“你错了。”他说，再次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灰色的眼睛里充满惊讶，没有一点儿开玩笑的意思，看上去全无幽默感，很严厉。他把我领到第二张台球桌边，贝诺博士和温特教授正在打球。

他们俩我都认识。我上大学时就认识教授了，我入学时他还是讲师。贝诺博士是我在夜生活中认识的，我们的城市夜生活很普遍，那时还只持续到午夜，但正因为如此，也并非不热烈。贝诺博士职业不定。他曾是奥林匹克击剑冠军——因此人们称他为奥林匹亚海因茨——，又曾是瑞士射击冠军，还是知名的高尔夫球手。他曾经营过一家画廊，可是生意不好。据说他主要做些资产管理的业务。

我向他们问好，他们点头。

“温特永远是新手。”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说。

我笑了。“你大概是位高手吧？”

“那当然，”他平静地答道，“台球是我的挚爱。你把球杆递过来，教授，这个球你打不中的。”

阿道夫·温特教授把球杆递过来。他六十来岁，身材笨重矮小，头顶秃得发亮，戴一副金质无框眼镜，留一嘴保养得当的黑色络腮胡子，里面夹杂着几绺白须。他不时庄严地在胡子上撸一撸。他向来注意穿着，装扮风格保守，颇有心思。我们大学里有一撮人爱对人道主义夸夸其谈，他就是其中之一。他还是国际笔会和乌斯特里基金会成员，写过一部两卷本的地摊书《卡尔·施皮特勒和赫西奥德或瑞士与希腊——对比研究》，阿尔泰弥斯出版社1940年出版（我这个学法律的从来就受不了哲学）。

州议员小心地用壳粉擦好球杆皮头，动作平静又镇定。不管话说得多么唐突，他本人却不显得狂妄，而是显得自觉又随意，一举一动都体现出权威与明察。他微微低头，观察台球桌，然后果断迅速一击。

我目光追随着白球，看着它在滚动，撞到桌边又弹回来。

“这叫台边球。就得这么打，贝诺，”州议员说着，把球杆还给温特教授，“懂了吗，年轻人？”

“我对这些一点儿也不懂。”我回答道，转身去拿侍者放在小桌上的格罗格酒。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笑道。他从墙边拿起一卷报纸，走开了。

谋杀：三年之后发生的事，人人都知道，可以很快地被讲述（讲的时候我也不必十分清醒）。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放弃了自己的议席，尽管他所在的党派想提名他为州政府议员（不是联邦议员，几家外国报纸报道说是联邦议员，弄错了），他却完全退出了政坛（他退出代理业务要更早），转而去领导一家制造砖瓦的托拉斯，把这家企业的跨国规模越做越大。他顺便担任多个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同时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一个委员会任职，有时候好几个月在城里都见不着他。1955年一个春意盎然的3月天，人们看见他陪着一位英国的部长B先生坐车穿城而过。部长此行是私人出访，在一家私人医院里治了胃溃疡，那时他坐在这位前议员的劳斯莱斯车里，不太情愿地在飞回英国之前再被领着参观一次城市。四个星期来他一直拒绝参观，现在还是不得不从命。他坐在车里看着那一个个景点，哈欠连连。景点一个接一个，科技大学、综合大学、大教堂，罗曼式的（议员在旁边提示参观要点），河水在温和的空气中波光粼粼（太阳正要落下），河边大道上人头攒动。

部长打起了瞌睡，嘴唇上还残留着土豆泥和瑞士麦片的味道——那家私人医院里让病人没完没了只吃这玩意儿——，他在梦里喝着纯威士忌，议员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地方传来，车流的声音像更加遥远的呼啸；他感觉到铅一样沉重的疲倦，也许还已经意识到，这次胃溃疡带来的麻烦不会小。

“请稍等。”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用英语说着，让司机弗朗茨在“剧院酒店”前停了车。他从车上下来，示意司机等一会儿，还不由自主地用雨伞把指了指酒店外墙，用英语说“十八世纪建的”，然而B部长却毫无反应，继续打着盹，做着梦。议员进了酒店，穿过旋转门，进到大餐厅里，领班谦卑地向他问好。

快七点了，桌旁已经坐满了人。人们在吃晚餐，屋里一片嘈杂，满是咀嚼和餐具碰撞的声音。前议员环顾四周，走向餐厅中间。温特教授正好坐在一张小桌子旁专心地吃着罗西尼牛排，就着一瓶香贝坦葡萄酒。议员掏出一把手枪，把这位笔会成员打倒。

他事前并未说什么友好的问候语（但一切都做得极为体面），然后就轻轻松松地走了。领班呆若木鸡地看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女招待们都被死人吓傻了。议员从他们身边走过，穿过旋转门，走进温和的三月夜晚，重新上了劳斯莱斯，在打盹的部长身边坐下。

部长什么也没察觉，连停了车都不知道，像刚才一样，他兀自打着瞌睡做着梦，可能梦见了威士忌，也可能梦见了政治上的事（后来在苏伊士危机中他也失势了），或者是关于胃溃疡的某种预感（上周我看见报上登了他的死讯，仅仅附有简短的评论，大多数报道都不肯认真负责地写对他的名字）。

“去机场，弗朗茨。”伊萨克·柯勒博士命令道。

他被捕的插曲：讲述这段插曲的时候不能不带点幸灾乐祸的心情。离受害者几张桌子远的地方，我们州警察局的警长正在与他的老朋友欢宴，朋友叫莫克，是位雕塑家，因为他耳聋而且一直在想自己的心思，所以整个过程发生的前前后后，他都完全没意识到。他们俩在吃一份炖菜，莫克很满意，警长却颇为懊恼，他不喜欢“剧院酒店”，所以不常来。什么都不对他的胃口：肉汤太凉，肉煮得太柴，蔓越莓太甜。

当枪声响起的时候，警长没有抬头。这有可能，反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自己正想着怎么巧妙地从骨头里吸出骨髓来。但他还是立刻站起身，碰倒了一张椅子，这个秩序的守护者随即将椅子扶了起来。他来到温特身边时，发现他倒在了罗西尼牛排上，一杯香贝坦葡萄酒还握在手里。

“刚才不是柯勒来过吗？”警长问领班。领班依旧六神无主，茫然而又面如土色地瞪着他。

“是的，真的。”他嗫嚅着说。

警长仔细审视被谋杀的日耳曼学家，目光阴沉地落在盛着土豆饼和豆子的餐盘上，又掠过一碗拌有西红柿和小胡萝卜的细嫩沙拉。

“没救了。”他说。

“是的，真的。”

客人们一时像中了邪似的，都跳了起来。柜台后面，厨子和帮工们都向这边看。只有莫克继续平静地吃着饭。一位高瘦的男子挤上前来。

“我是医生。”

“你别碰他，”警长冷静地命令道，“我们得先给他拍照。”

医生向教授弯下身子，却仍听从了命令。

“确实，”他肯定地说，“死了。”

“不错，”警长平静地回答，“你回自己的桌子去吧。”

然后他从桌上拿起那瓶香贝坦葡萄酒。

“这个被没收了。”他说着把瓶子递给领班。

“好的，真的。”领班嗫嚅着。

紧接着警长去打电话。

他回来的时候，检察官叶梅林已经站在尸身旁边。他穿着一身庄重的深色西装，本来正要去音乐厅听一场交响音乐会，刚在二层的法国餐厅吃了一份火焰蛋卷作甜点。那时他听见了枪声。叶梅林不招人喜欢。人人都盼着他早点退休，妓女们和其他妓院的竞争者，小偷和入室窃贼，不忠实的代理商，处于困境中的生意人，还有司法机关，从警察局到律师，所有人都烦他，甚至同事们都不搭理他。人人都讲他的笑话：别问这城里的日子为什么过得越来越悲凉，因为有个叶阎王的！

法律界就过得不能再惨了，一言难尽啊。检察官坚守在业已失去的阵地上，他的威望早已被损害，陪审员越来越频繁地反对他的提案，法官也一样。警长尤其让他备感折磨，人们都说警长总是把我们这座城市里所谓作奸犯科的人当作更宝贵的。

不过，叶梅林是位出色的法学家，他并不总是失败。他的提案和答辩让人害怕，他不依不饶的作风引人憎恨，但也让人印象深刻。他是那种老式学院派检察官，每次有人被宣布无罪他就真心感到痛苦，不论贫富，他对谁都一样不公平。他独身，从不受任何诱惑，从来没碰过一个女人。从职业角度来说，这些都是他最大的缺点。罪犯在他眼里是一种无法理解的存在，简直就是撒旦，他们使他心里燃起《旧约》中所说的那种怒火，他这个人，是那种宁折不弯、不讲情理的品德的孑遗，在“宽恕一切的法制泥沼”中，他是一块漂砾，这话是他自己狂热又凶狠地说出来的。这时，他也怒不可遏，更何况他既认识凶手，也认识被害人。

“警长，”他愤怒地叫道，手里还抓着餐巾，“有人说，伊萨克·柯勒博士实施了这次谋杀！”“是的。”警长恼火地回答。“可这简直不可思议啊！”“柯勒一定是疯了。”警长答道，坐在死者旁边一把椅子上，点上一支永不离手的巴伊亚诺雪茄。检察官用餐巾擦干额头的汗珠，从邻桌拽过一把椅子，也坐下了。死者肥硕的身躯趴在餐盘上，两位身材高大而心情沉重的官员分坐两边。

他们等着。饭店里一片死寂。没有人继续吃饭，大家全都瞪着这阴森恐怖的几个人。直到一群大学生社团成员走进饭店之后，才又出现了一阵混乱。学生们唱着歌纷纷落座，一开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尽力欢唱，过会儿又尴尬地不吱声了。赫伦上尉总算来了，带来了重案组的一帮人马。

一名警员负责照相，法医不知所措地站在一边，一位同来的州检察官向叶梅林道歉，请他原谅自己来晚了。一个个低声的命令，一个个安排。然后，死者被扶了起来，脸上挂着汤汁，络腮胡子沾满鹅肝和绿豆，他被放在担架上，抬进救护车。

女招待艾拉获准打扫现场时，在土豆饼中发现了那副金质无框眼镜。紧接着，州检察官对第一批目击者进行了问讯。 可能的谈话一：这会儿，吓得魂不附体的女招待们才又平静下来，客人们也迟疑地回到桌前，有几个已经又开始用餐，第一批记者也赶到了现场。

检察官叫人把自己和警长领到厨房旁边的储藏室去商量。他想与警长单独待一小会儿，不要别人在场。必须组织和举行一次末日审判。

这场谈话是在摆满面包、罐头、油瓶子和面粉袋的架子旁边进行的，谈得并不顺利。根据警长后来向议会报告说，检察官当时要求投入大量警力。

“为什么？”警长不同意，“像柯勒这样作案的人，就没打算逃跑。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家里抓捕他。”

叶梅林来劲了，“我至少可以指望你对柯勒和其他罪犯都一视同仁吧。”

长不做声。“这人是本城最富有最知名的市民之一，”

叶梅林继续说，“秉承最严格的态度行事，是我们神圣的职责（他的口头禅）。必须避免一切嫌疑，别让人觉得我们对他有所偏袒。”

“我们的神圣职责，是节省不必要的费用。”警长平静地解释道。“不用大动干戈？”“我没这打算。”

检察官盯着身边的面包切片机。“你和柯勒是朋友，”他最后说道，一点也没有恶意，只是用公事公办的口气冷冰冰地说出来的，“你认为有没有可能，自己的客观性在这种条件下会受影响呢？”

寂静。“警官赫伦中尉，”警长冷静自若地说，“会接手柯勒的案子。”

就这样，一桩丑闻发生了。

赫伦是个善于行动的人，雄心勃勃，处事鲁莽。他如愿以偿地在七点半广播新闻时段插播了一条特别报道，就这样没用几分钟时间，不仅所有的警察，还包括全体市民都得知了这个消息。整个警察全力以赴行动起来。

人们发现柯勒的别墅空无一人（他是鳏夫，女儿在瑞士航空公司当空姐，正在飞机上值勤。厨娘看电影去了）。人们推测他有潜逃的企图。无线电通讯车暗暗在街道上巡逻，已向边防警察通报了消息，外国刑警都通知到了。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说这一切都值得夸奖，只不过警长意识到的可能性被人们排除在外了：大家正在找的是一个根本不想逃跑的人。

8点刚过的时候就从机场传来消息，说柯勒将一位英国部长送上飞机之后，就坐着自己的劳斯莱斯从容不迫地回到城里。此时，不幸的丑闻就已经发生了。对检察官来说，这是一个特别沉重的打击。国家机器开动时所表现出的威力让他安心，他也为胜过可恨的警长而沾沾自喜。他已准备好欣赏莫扎特的《后宫诱逃序曲》，美滋滋地向后靠着，捋着修剪过的灰白胡须。

蒙德申已经将指挥棒举了起来。就在此刻，那个被寻找的人，那个正在被各种最先进的侦察手段追踪的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出现了，走在本城最富有最无知的一位寡妇身边，穿过音乐大厅的中间过道，经过一排排坐满人的观众席向前走去，平静、镇定一如往常，带着一副极其无辜的表情，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他在叶梅林身边坐下，还与不知所措的他握了握手。

纷扰，窃窃私语，更不幸的是还有阵阵偷笑，都听得很清楚。序曲演奏明显地出了错，因为连乐队都注意到了这一切。一位双簧管乐师甚至好奇地站了起来，蒙德申不得不两度重启演奏。

检察官如此吃惊，以至于在整个《后宫诱逃序曲》连同后面的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演奏期间，他都僵直地坐着没动。虽然当钢琴曲响起来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了目前的境况，但此时他又不敢打断勃拉姆斯作品的演奏。他对文化太崇敬了。他感到痛楚，知道早该有所动作，但为时已晚。他坐着，直到中场休息。然后他行动了。

他挤开好奇地围着议员的一群人，跑到电话间，却不得不立刻回来，去衣帽间女招待那儿取了点零钱，然后把电话打到警察局，找到了赫伦，大队人马随即呼啸而至。柯勒继续装出茫然无知的样子，在吧台请寡妇喝香槟酒。这家伙还真走邪运，音乐会的下半场在警察即将抵达之际开始了。

于是叶梅林与赫伦只得在上了锁的门外等候，里面在演奏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乐，无比漫长。检察官气愤地跺着脚踱来踱去，领位员好几次警告他要保持安静，就当他是个野蛮人似的。他诅咒整个浪漫派，诅咒布鲁克纳，里面却还在奏着柔板。当第四乐章结束，掌声终于响起来时——掌声也没完没了——观众们从拥上前来的警察们组成的夹道中走出去，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却没有出现。他消失了。

原来警长通过演员专用通道把他请上警车，带到了警察局。可能的谈话二：警察局里，警长把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带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在去警察局的路上，他们都一声不吭。警长在前面带路，走过空旷幽暗的过道。到了办公室，他无声地指了指一张舒服的皮椅，别上门，脱下外套。

“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他说。“谢谢，我很舒服。”议员回答道，坐了下来。

警长在两张椅子间的桌上放上两只酒杯，从柜子里取出一瓶红葡萄酒，“温特的香贝坦。”他边说边给两人斟上酒，坐下之后，兀自瞪着眼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拿出手帕，仔细地拭去额头和脖颈上的汗珠。

“亲爱的伊萨克，”他终于开口了，“看在老天的份上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打死那头老驴。”

“你是指——”议员迟疑地回应。

“你到底清不清楚自己干了些什么？”警长打断他的话头。

这一位则慢悠悠地品着杯里的酒，并不急着回话。他打量警长时的眼光更多带着轻微的惊愕，还带着一丝嘲讽。“当然了，”他说，“我当然清楚。”

“那么，你为什么要枪杀温特？”

“哦，这个啊，”议员回答，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紧接着他笑了起来，“哦，是这事儿。不赖。”

“什么不赖？”

“整个事情。”警长不知该说些什么，他给弄糊涂了，惹恼了。

凶犯却快活起来，不时低声发笑，仿佛被什么事逗得直乐。

“这么说吧。你为什么要谋杀教授？”警长再次执着地发问，咄咄逼人，同时又一次擦去额头和脖颈上的汗珠。

“我没有原因。”议员招认道。

警长吃惊地看着他，不相信自己确实听到了这样的话。他一口喝光了自己那杯香贝坦，添酒的时候洒了些出来。“没有原因？”

“没有。”

“简直荒唐至极，你肯定得有个原因呀，”警长不耐烦地叫起来，“荒唐透顶！”

“我请你履行自己的义务。”柯勒说着，慢慢悠悠地喝完了酒。“

我的义务就是逮捕你。”警长声称。“正是。”警长绝望了。他喜欢把所有事情都弄个一清二楚。他是个清醒的人。对他来说，一桩谋杀是个不幸的事件，他对此不做道义上的评判。但作为秩序的守护者，他必须知道原因是什么。在他看来，一桩谋杀如果没有任何原因，与其说是对伦理的侵犯，倒不如说是对逻辑的侵犯。这可不行。“我最好把你关到疯人院去观察观察，”他怒冲冲地说，“你没有原因去杀人，哪会有这样的事呢？”

“我完全正常。”柯勒平静地回应。

“想让我给史提西-卢平打电话吗？”警长提议。

“为什么？”

“你需要一个辩护律师，我的老天。我们最好的辩护律师，史提西-卢平就是最好的。”

“官方指派的就够了。”警长放弃了。他扯开衣领，大口吸气。“你一定发疯了，”他喘着气说，“把枪交出来。”

“什么枪？”

“你用来打死教授的那把枪。”

“”我没有。”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说着站了起来。

“伊萨克，”警长乞求道，“我希望你至少不想让我们搜你的身吧！”他又想给自己倒酒，可瓶子已经空了。“该死的温特，喝得太多了。”警长喃喃地说。

“该把我带走了吧。”凶犯建议道。

“请吧，”警长答道，“那么该例行的程序就一样也不会少。”他也站了起来，拔开插销，按了按铃。“请把这个人带走，”他对进来的警员说，“他被捕了。”

迟来的怀疑：当我努力想再现这些谈话场景的时候——“可能的”，因为我没有亲身经历它们——，并不是打算去写长篇小说。我写这些，是因为必须把发生的事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来，但这并不是困难所在。司法程序虽然主要远在幕后展开的，然而即使在幕后，原本外面看起来清晰明了的力量对比也都变得模糊不清了，角色被重新置换或分配，在公众面前作为势不两立的敌人出现的双方却在幕后对谈，完全是另一种调子。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记录归档了。

信息要么被继续转达，要么被隐瞒了。比如说，面对我的时候，警长总是开诚布公的样子，乐于交谈，自愿告诉我一切，让我看到重要的文件，甚至多次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直到今天，我都觉得他很亲切。是的，就连史提西-卢平对我也挺热心，即使我早就站在另外的阵营里。现在，风向才变了，但这无疑出于完全另外的原因。所以我不需要虚构这些谈话，而只需重构。最坏的情况下，它们必然是猜想出来的。

不，我“创作的”困难在别的地方。尽管我也明白，我计划中的谋杀和随后的自杀并不能切实保证让人们相信我，但当我写下那些事情的时候，一种疯狂的希望却一再袭击着我，希望能多提供这样一个证据：比如说，要是我能发现柯勒的枪是怎么处理掉的。凶器一直没有找到。

一开始人们没在意这个环节，它对整个案件的进程没有影响。凶手确定无疑，有足够的目击证人，“剧院酒店”的员工和顾客都是。尽管警长在调查之初就全力以赴寻找那支枪，但那也不是为了更有力地指控柯勒——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而只是出于对规章制度的尊重，这是那种所谓犯罪专家的作风。

可是警长一无所获。真难以解释。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从“剧院酒店”到音乐厅的路径尽人皆知，每一个细节都有证据。他开枪打倒了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罗西尼牛排的教授之后，就径直上了自己的劳斯莱斯坐下，旁边的部长还在梦里喝着威士忌，这些我们都知道。

到了机场，凶手和部长下了车，司机（他不知道发生了凶案）没看到有什么手枪。瑞士航空公司的主管急忙前来欢迎客人时，也没有看见手枪。几个人在大厅里聊了一阵，客套地把机场大楼夸了一番，准确地说是夸内部装修好。然后就溜溜达达走到飞机旁边，柯勒轻轻地扶着部长。

他与部长隆重地道过别，就同主管一起回到候机厅，还看了一眼已经在滑行的飞机。之后他在报亭买了《新苏黎世报》和《民族报》，穿过大厅，主管一直跟他在一起，但他这次没注意大厅的装修。车一直在等着，他上了车，从机场开到佐立克街，在那个毫不知情的寡妇房子前鸣了两声笛，她立刻出来（一行人当时在赶时间），从佐立克街径直开到了音乐厅，丝毫没有凶器的痕迹，寡妇也没发现什么。手枪消失得无影无踪。

警长让人对劳斯莱斯进行了最细致的搜查，然后是柯勒走过的整条路径，再就是他的别墅、花园、厨娘的房间、弗莱尔街上司机的住宅。一无所获。警长又提审过柯勒几次，甚至对他爆过粗口，差点变成疲劳审讯。全都白费。名誉博士以极佳的状态经受住了这一切，倒是再次前来提审的调查法官霍恩努瑟尔彻底崩溃了。于是检察官提出抗议，他认为警方和调查法官不必太死板，别拿手枪来做文章，反正它不是那么重要，继续找下去只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警长和调查法官必须放弃寻找。直到后来，那件消失的凶器才通过史提西-卢平获得了重要性。

近日，我心中又注入了新的希望，但这是另一个故事，是我伟大壮举中的一个困难。我作为正义拯救者的角色是渺小可怜的，除了写我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只要远远看到一个新契机，采取行动的一种新方式，就会立刻丢下自己的赫尔墨斯宝贝牌打字机，跑到车子前（又成了那辆大众），发动车子，一溜烟开走。前天我就这样一溜烟开到了瑞士航空公司人事部主任那儿。我心里冒出一个想法，一个强大的答案。我痴狂地开着车，奇迹般安全抵达了机场，也没伤着人。

但人事部主任对我无可奉告，根本不想接见我。回去的路就开得慢了，我路过一个十字路口时，交通警察向我吼着，问我是不是想推着车走过全城。我再次感觉自己被耍了。再找私人侦探林恩哈德重新调查是不可能的，他要价太高，而且据当时的情况看，他可能对这案子也没兴趣了。谁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所以没别的法子，只有试着去找海伦娜本人问问。

我打了电话。她不在家，“在城里。”我再次出发去碰碰运气，这次是步行。去过几家餐馆书店都没找到，后来就忽然遇到了她，迎面遇上了，只不过她正与史提西-卢平一起坐在“选择”咖啡馆外，面前放着一杯卡布奇诺。我到了跟前才看见他们，有些发蒙，因为我只想找她，也有些发怒，因为史提西-卢平坐在她身边。可这又有什么关系，这俩人没准儿早就同床共枕了，杀人犯的女儿和她父亲的救星。她曾是我爱过的人，而他曾是我的老板。

“请原谅，柯勒小姐，”我说，“我想占用你一点时间，单独谈谈。”史提西-卢平递给她一支香烟，自己也叼上一支，点上火。“你觉得方便吗，海伦娜？”他问她。我本可以把这位大律师一拳打倒。

“不方便，”她说，看都没看我，只是把烟放下，“但他想说什么就说吧。”

“好，”我说，拉过一把椅子来，点了杯浓缩咖啡。

“你想说什么，我尊敬的法律天才？”史提西-卢平懒洋洋地问。

“柯勒小姐，”我说着，几乎难以压抑自己的激动，“我要问你个问题。”

“请吧。”她又抽起烟。“问吧。

”史提西-卢平说。“你父亲送那位英国部长到机场的时候，你是瑞士航空公司的空姐吧？”

“没错。”

“也在送部长回英国的那架飞机上值勤吗？”

她掐灭烟。“有可能。”她说。

“谢谢，柯勒小姐。”我说着站起身，向两人道了别，把那杯浓缩咖啡留在桌上离开了。

那时我才知道凶器是怎么消失的。原来一切都这么简单，简单得让人发笑。在劳斯莱斯车里，老家伙把手枪塞进了部长的大衣口袋。他的女儿海伦娜又在飞机上把手枪从衣兜里掏了出来。作为空姐，她干这事轻而易举。我知道了，却又觉得空虚疲倦，沿着河边大道信步乱走，走了很久，右边就是那蠢兮兮的湖，湖上有天鹅和帆船。

如果我的想法是对的——一定是对的——，那么海伦娜也是知情人。跟她父亲一样有罪。所以她才对我不理不睬，她肯定早就知道我是对的，那么她父亲早就已经赢了。他一直比我强大。与海伦娜斗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她早已打定了主意，斗争的结局也早已确定。我不能强迫她出卖自己的父亲。我要唤起她做什么呢？唤起理想？什么理想呢？唤起她说出真相？她隐瞒了真相。唤起爱情？可她背叛了我。唤起正义？那么她会问我：为了谁呢？为了一个地方有才智的人？尸骨化为灰烬了。为了一个软心肠的、虚伪的好色之徒？他都化为灰烬了。为了我？不值得费那个劲。正义又不是个人私事。她还会问我：要正义做什么呢？为了我们的社会？充其量是一桩丑闻罢了，只是茶余饭后的笑料，转过天就会换成别的话题。

我思来想去后得出结论：在海伦娜看来，正义的价值抵不上她爸爸重要。

对一个法律人来说，这是个让人丧气的领悟。难道我还要把亲爱的上帝也拉进这场游戏吗？他准是个和善却又陌生的先生，谁知道他到底存不存在。

转念想想，男人就是不容易啊！（德西特算出的宇宙直径——过时了，算得太保守——精确到厘米，得出的数字是一个一后面二十八个零），但关键是要坚忍不拔，重振旗鼓，扼死哲理玄思，继续与社会、与柯勒、与史提西-卢平做斗争，向海伦娜开战。

思考是一个虚无主义过程，怀疑一切价值，于是我又转向积极面向尘世的生活，精神抖擞地掉头向内城走去，左边是湖、天鹅和帆船，我从一对对情侣和一个个退休老人身边走过，落日的万丈光芒照得我无比舒畅。之后我喝了一晚上克莱维内葡萄酒（我根本受不了这种酒）。

将近半夜一点，我跟着一位名声不好然而身材特别的女士钻进她的公寓。这时，风纪警察史图伯正站在大门口，登记来往人员的地址，他彬彬有礼地鞠鞠躬，这种举动是要羞一羞我这个不成器的律师。倒霉的经历。可能也不全是倒霉（但那个女士很仗义，她说她很荣幸，账我可以下次再付她。但我怀疑自己还会不会付这笔账。向她坦白，说下次我还是不太会有这个能力。我把自己的职业告诉了她，她随即邀约了我）。

国家和人民：几点说明是必须的。一桩谋杀案的范围也包括小环境和大环境，不高不低的气温，不多不少的地震发生率以及人为的氛围。

一切相互都交织在一起：那个我们时而称之为国家时而称之为祖国的组织机构，粗略地算来始于二十多代以前。地点：最初的一切都发生在石灰岩、花岗岩和磨岩层中，后来第三纪地层也加入其中。气候：不好不坏。时代：起初平平淡淡，哈布斯堡强权家族崛起，依靠武力强大起来。

那时讲究拳头里出政权，他们家族打拼出来了，粉碎了骑士阶层，还有保险柜般坚实的修道院和城堡，血腥斗殴，获取猎物，从不抓俘虏，战斗之前先祷告，大屠杀之后就狂欢豪饮。打仗是有利可图的好事。可惜后来发明了火药，强权政治遭到越来越顽强的抵抗，长柄斧和狼牙棒的威力也没那么大了，白刃战战士老远就会被轰得稀巴烂。

哈布斯堡家族还没传到八代，就发生了那次著名的撤退。从那时起七代人又经过了相当野蛮的岁月，人们一边自相残杀，奴役农民（他们一直没能弄明白自由是怎么回事），为了宗教打来斗去，一边又大批地去当雇佣军，谁出价最高就给谁卖命，他们保卫贵族免遭市民的反抗，保卫整个欧洲免遭自由的危险。

后来法国大革命终于爆发了，万恶的皇家卫队在巴黎被击溃，他们勇敢地站在业已失去的阵地上，效忠那个上帝保佑的腐朽体制。与此同时，他们队伍中有一位贵族军官却躲在阁楼上安全地做诗：“层林尽染，收割后的田野一片金黄，秋天来了。”

不久之后，拿破仑将贵族老爷们连同从属国的残渣余孽一扫而光：战败对这个国家是有利的。出现了民主的萌芽和新思想：贫穷、衣衫褴褛、激情四射的裴斯泰洛齐走遍全国，经历了一难又一难。

国家开始骤然转向商业和制造业。工业普遍发展，各种新的理想装点其间。到处建起了铁路。虽然地下矿藏贫乏，煤炭和矿石不得不依靠进口加工，但人们个个都吃苦耐劳，于是财富不断增加。不过人们并不浪费，可惜也就不那么耀眼。节俭被树立为最高美德，各地都开起了银行，一开始人们还犹犹豫豫的，觉得借债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要说以前我们出口的是农奴，那么这时我们出口的就是破产者：谁在国内破产了，到大洋彼岸去就会有机会<插图>。一切都得有利可图，而且也确实带来了利润：就连那些数不尽的方石头堆圆石头堆、冰川、悬崖也都能拿来挣钱，因为自从人们发现了大自然，自从每个傻瓜蛋在孤寂的深山老林里都可以觉得自己很崇高，就一直有外国人的生意可以做：这个国家的理想总是那么现实。再说，人们坚决地选定了这样的生活态度，以至于息事宁人对任何一个可能的敌人都有更多的好处，这是一种自身不够道德但却有益的生存态度，它虽然证明不了什么伟大，却有相当高的政治智慧。通过两次世界大战，我们国家出落得更有出息，跳梁于猛兽之间，却总能脱身。我们这一代出现了。

当代（公元1957年）：大部分民众过着近乎无忧无虑的生活，有保障有保险，教会、学校和医院花费都不高，紧急情况下火葬还是免费的。生活运行在平稳的轨道上，但往事却时时晃动着这座大厦，动摇着它的根基。拥有的多就害怕失去的多，人们在度过危险之后会倒霉，就像骑手跨过博登湖后反而会落马：人们太难理解自己的机智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受不了自己不是英雄，只是理智的普通人。

人们把自己排进胜利者的队伍，关于战斗的先辈们的传说重新被追捧，神话已经快要让人们脑子短路了。他们梦想着那些远古的战役，写诗做文把自己美化成反抗斗士，总参谋长们甚至已经在想着要变出一个尼伯龙根世界，他们梦想着核武器，梦想在受到侵犯时与敌人进行英勇的灭绝战，军队的终结会导致民族的灭亡，彻底、干脆、最终的灭亡，而四周其他受压迫的民族却早就知道如何勇敢机智地逃脱这种命运了。然而，可能的灭亡却开辟了另外的道路，更加可笑。

外国人买光了人们一心想要保卫的国土，经济在外国人的股掌之中腾飞起来，只是由国人来管理，而几乎不由他们掌控。国家公民形成了上层社会，在他们之下，意大利人、希腊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土耳其人紧紧地挤在贵得离谱的住宅里，节衣缩食，穷困潦倒，有些被人瞧不起，还有不少文盲、农工杂役，在很多雇主眼里，他们压根儿就是下等人。一旦这些人变成了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意识到这个半被外国资本买走的国家其实完全是依赖他们的，就会因为本阶级容易焕发的生机而强势起来，要求得到权益。我们这个小小的国家——人们明白这点时难以置信地擦着眼睛——在走进这个大交易世界的时候，真的脱离了历史。

公众的反应：名誉博士杀人案就突显在这样的背景上。这件案子的影响得从长计议：由于我们国家把政治非政治化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引领未来的，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步入了现代化，真的具有开创性。世界将来要么灭亡，要么全面瑞士化——；由于对政治再也没什么可期待的，奇迹也好，新生活也罢，也许只有慢慢还会变好的马路；由于这个国家本身在生物学方面沾沾自喜，并且在生育孩子方面保持克制（我们人口不多，这正是我们的一大优点；而我们的种族幸亏有了外来工人才慢慢得到了优化，是更大的一个优点），所以，每每打破千篇一律的老一套，人们都会很感激，他们欢迎每个变化，更为甚之，每年行会举行的庆典游行呆板严肃，带来的乐趣远远不能填补缺少的狂欢节所造成的空白<插图>。在这种背景下，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的行为方式简直就是一种解放，人们公开表示愤怒的事情，可以私下拿来开心。就在事情发生的当晚就有传言，即使不是出自市长之口，也是由一位市级高官说出来的，说柯勒为自己又赢得了一个名誉博士头衔，因为他阻止了温特8月1日要做的演讲。警方的愚蠢举动也让人们无法表示更多的愤慨，幸灾乐祸简直铺天盖地：民众与警察的关系很紧张，我们的城市的确早就名不符实了。它意外地变成了大都市，它要保持那安逸的东西，它要保持市民勤勉的东西，它要保持那道德的东西，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始终赋予自己这样的品格；它也要在非个性中始终保持个性，坚守传统，即使传统早已见鬼去了：不管这座城市怎么努力，时代变得更强大，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摆布这座城市。于是，我们既不再是我们曾经的样子，也不是我们现在必须成为的样子。我们与当下对抗，不想做我们非做不可的事，我们从不甘心把必要的事做彻底，而顶多只做一半，就连这一半也做得勉勉强强。警察职能的不断膨胀就是这万般苦难的体现：因为谁在与当下对抗，谁就会受到限制。我们的公共体制早就成了个警察国家，它什么都要管，要管风纪，也要管交通（二者都混乱不堪）。于是警察并非是保护的象征，而更是刁难的象征。写完了。醉得厉害。再说上次那位公寓女士正好到我办公室来了（又是镜街那阁楼），寻求司法保护。我会建议她给自己弄条狗来，夜里可以连人带狗一起出去遛两次（这可是动物保护协会的建议，叶梅林咬着牙接受了）。

检察官叶梅林：他恨那个州议员。他满不在乎的态度让他愤懑。他不能原谅柯勒，因为这人在音乐厅里，居然握了叶梅林的手。他这样恨他，恨得自己都分裂了。仇恨和公正感之间的张力到了让他无法承受的地步。他考虑要不要声明自己抱有成见，然后又希望议员会拒绝由他担当本案的检察官。在一筹莫展之中，他向州最高法院的法官耶格雷纳吐露了心声。这位法官从调查法官那儿打听情况，调查法官又从警长那儿打听情况，得知警长唉声叹气地让人把议员从州监狱带到办公室，好让谈话进行得舒服些。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的情绪非常好，还夸白马庄园葡萄酒棒极了。警长又提起史提西-卢平，因为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是个臭名昭著的窝 囊废。柯勒回答说这无关紧要。警长最后不太情愿地把叶梅林的疑虑搬了出来。州议员却肯定地说，他再也想不出比叶梅林更合适的公诉人了。这个回答传到叶梅林耳朵里，气得他暴跳如雷，他说这回要让这州议员瞧瞧厉害，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话差点使最高法庭的法官撤消了他的公诉人身份，但后来还是没这么做，因为他担心叶梅林会气得中风，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太好。

审判：在州最高法院，当着五位法 官进行了审判。对我们这里的状况来说够早的，可谓是风驰电掣，谋杀案才过去了一年，又是3月。谋杀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不需要证据来证明谁是凶手。唯一搞不明白的是谋杀的动机。仿佛根本不存在什么动机。从议员嘴里什么也掏不出来，成了一个谜。即便法官对被告进行了详细的讯问也没能问出任何蛛丝马迹。凶手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是人们可以想到的最正当的关系。他们没有生意往来，嫉妒吃醋之类的事也完全可以排除，甚至没有任何猜测能沾上边。对这样罕见的事实有两种解释：要么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有精神病，要么他就是个反道德的怪物，是个以杀人为乐的凶手。前者来自官方指定的辩护律师吕蒂，后者是公诉人叶梅林提出来的。从外表上看，第一种解释站不住脚，柯勒给人的印象完全正常；第二种也因柯勒的光鲜历史而难以让人信服：能做政客和商界老板的人，本身就德行高尚。此外，他的社会（不是社会主义）倾向而受到赞誉。但这场官司是叶梅林最看重的一桩。仇恨，羞辱，笑话，都在激励着这位年老的司法人，他不可抗拒的斗志让法官无力招架，而平平庸庸的吕蒂从头到尾都全无用处。叶梅林指控柯勒是个没人性的家伙，虽然让所有人都很吃惊，但还是被接受了。五位法官认为必须树立一个典型，就连耶格雷纳也让步了。法庭又一次做出了努力，想要挽救道德的脸面。判决书中说，人民不仅必须有权要求经济和社会的较高阶层在生活作风上无可指摘，而且还要能看到他们的生活已经做出了表率。议员被判处二十年监禁。不是终身监禁，不过是事实上的终身监禁。

柯勒的表现：凶手出庭时所表现出的尊严引人瞩目。他走进审判庭时泰然自若。案件调查期间，他的拘禁主要是在博登湖边一家精神专科医院度过的，虽然警方多少有些松散的拘禁条例要遵守，但密友哈伯萨克教授仍然能陪伴在他左右。他可以走动，医院所在村庄的警员为他充当高尔夫球童。当终于站在州最高法院法庭上时，柯勒拒绝接受任何照顾，要求“得到一介平民的对待”。庭审一开始就很精彩。名誉博士正在生病，病毒性感冒，体温一度升到了39度。但他还是拒绝延期审理，坚决不肯坐人家给他安排的病人座椅。面对五位法官，他宣称（庭审记录）：“我站在这里，是为了让你们本着良心、依据法律对我做出公正的判决。你们知道我是因为什么而被指控的。很好。现在，就看你们如何判决，而我如何接受判决了。我会承认判决是公正的，不论判决结果如何。”判决结果宣布后，他深受触动地表达了感激之情，特别感谢自己所受到的人道待遇，还对叶梅林表示了感谢。听众听着他这番表白，与其说受了感动，还不如说被逗乐了。人们普遍觉得，伊萨克·柯勒博士是司法遇上的一个特例。随着他被带出法庭，一桩既晦暗不明又确凿无疑的事件仿佛终于落下了帷幕。

我当时和现在的情况：上面平铺直叙的是前奏，让人失望。我知道，这天提供的一个事件只会让局中人和知情人感到惊奇，是他们闲聊、或多或少地谈笑风生以及对西方和民主危机一些道义上的观察的一个契机。一桩刑事案件，有法治记者尽责尽职报道，有法制新闻公事公办地进行了报道，有我们这家享誉世界的报纸的主编（柯勒的朋友）采用习以为常的庄严态度点评。一个持续几天的话题，几乎都传不出我们这座城市。是一桩地方丑闻，理所当然很快就会被人遗忘，要是在它的背后没有隐藏一个计划的话。我要在这个计划中扮演一个关键角色，是我个人的不幸，尽管我承认一开始就预感到某些不祥的东西。但是在这儿，我也必须先说说柯勒案审判之后我自己的情况。当时情况已经不妙了。我确实努力想要自己单独干，在镜街租了间办公室，楼下是乌特里圣徒会的活动小厅，一个虔诚的小教派。我的办公室是一间斜顶房间，对着三面窗户。一张飘菲牌办公桌，四周摆着几把 椅子。墙上贴着《观察者》杂志彩页，墙纸还是不说为好。有部尚未开通的电话。房主拆掉了两个复式屋顶之间的墙，又把两扇门中的一扇用墙给砌堵上了。那个牧师，也就是乌特里教派创始人的家就安在第三个复式屋顶下面。他叫西蒙·伯格，长得像弗吕厄的圣尼古拉，我与他共用楼道上的厕所。虽然我的办公室环境特别浪漫，布希纳和列宁都在附近住过，望出去是老城区上方的烟囱和电视天线，这景象会令人惊叹，让人觉得熟悉，唤起家乡小斗室的感觉，勾起养育仙人掌的兴致。但可想而知，这景象不适合于一个律师，小窝棚不仅交通不便，而且还很难找：没有电梯，陡直的楼梯摇摇晃晃，楼道绕来绕去。（还要补充一下：当时这个办公室的位置不怎么便利，但我有抱负，想自己创业，干出点名堂，成为一名优秀的公民。可眼下，对这个堕落成妓女专职律师来说，窝棚倒是理想的地方。这里添了一张沙发床之后，地方就更挤得吓人了，我在这儿睡觉、跟女人睡觉，甚至连做饭都在这儿。夜里，我浸泡在乌特圣徒会高唱《诗篇》的歌声中，“沉思吧，人与基督，拯救你的灵魂，拯救一切可拯救的，没有缺憾。”鲁奇，就是那位身材惹眼、行当特殊的女士的保护人，时不时来找我，有时是因为好奇，有时出于对生意的担忧，顺带探听消息。他对这办公室挺满意，平易近人地说，在这儿可以安心松口气了。）就这样，当时基本上没有顾客来，我没什么业务可做，接的小案子无非是些商店失窃、追讨债务之类，还要为一个犯人体育协会起草规章（这可是司法部委托的）。我去河边大道的绿色长椅上闲坐，或在“选择”咖啡馆进进出出，跟莱瑟尔下棋（我们每次都固定走西班牙式开局，最后差不多总是以和棋收场），然后在妇女协会餐厅<插图>吃点儿索然无味但并非不健康的饭菜。在这种境况下，我收到柯勒的邀请信，让我去监狱里拜访他，我怎么能回绝呢。这个邀请把我吓得不轻，因为我想不出这老家伙要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律师身上打什么主意，而且我也害怕他的强势；但我还是驱散了害怕和担忧。必须驱散。这才得体嘛。这才是我们的职业道德该有的嘛。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于是我开车前去赴约（当时还是那辆大众）。

我们的监狱：开车二十分钟就可以到达那里。平坦的山谷，城乡接合处的村庄，无聊的景色，很多水泥建筑，几座工厂，远处地平线上的森林。其实也不能说我们这座城市人人都知道这监狱。关在这儿的四百个犯人还不到全城人口的千分之一。但周日散步的市民应该很熟悉这地方，尽管他们常常以为这儿是啤酒厂或疯人院。然而，一旦你穿过大门，站在主楼跟前，你就会感觉自己面前的红砖楼是一座建得很糟的教堂或礼拜堂。这种隐约的宗教印象到了门卫那儿还一直持续着：友好温和的面孔如同救世军<插图>，到处是一派虔诚的宁静，让人精神放松，你会在寒冷半黑的天色中不由自主地打起哈欠来，尽管多少还是有点压抑。司法机构在这儿蒙上了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毫不奇怪，反正那个女士总是蒙着眼睛的<插图>。此外就是种种积德行善和灵魂关怀的迹象：出来了一位大胡子神甫，一副孜孜不倦精力旺盛的样子；后面跟着监狱牧师，过会儿又来了个戴眼镜的女心理治疗师，你能感觉到想要拯救灵魂、强化灵魂、树立灵魂的意图。只有在那冰冷、无望的过道尽头才隐约闪现着一个危险的世界，然而带栅栏的玻璃门让你什么也看不清楚。两个身穿便服的男人坐在监狱长房门外一条长凳上，顺从而阴郁地等待着，这情景让人产生一丝疑虑，一丝难以言状的不快。然而，一旦玻璃门打开了，你就会跨过那神秘的门槛，深入到最里面，不论你是略感尴尬的某委员会官员，还是被司法机构送来的囚犯，都会惊讶地看见一个秩序极其严格而又不失仁爱的父权王国，也就是说站在三条五层高的回廊前，从任何一个地方看去都一览无余，一点也不阴暗，而是被顶上的光线照得通亮；你会站在一个牢笼和栅栏世界前，毫无疑问，的确不是没有友爱和个性。在这里，通过半开的牢门，可以窥见一片画成天蓝色的天花板和一棵椴树的嫩绿，那儿有几个友好满足、身穿褐色囚服的身影。犯人们健康状况无可挑剔，过着修道院一般有规律的生活，晚上早早就熄灯，简单的食物产生了真正的奇迹。除了游记、传记、两个教派的发展史之外，图书馆虽然不见得总能提供最新的图书，却也提供各种经典。管理部门每周放一次电影，这周放的是《我们是神奇的孩子》。牧师的布道比外面的好得多，生活节奏缓慢而规律，人们得到了适宜的照料和娱乐，有各种评分，表现好就会得到回报，能减刑期，当然只对那些刑期短的，十年或十年以下的，对他们来说管教是值得的。对那些不可救药、终身监禁的犯人，得到缓解并不能保证带来改善。然而他们却代表了监狱的傲气，有些凶犯的名字听上去温良平和，却因他们的罪行让市民惊惶恐惧，看守对他们抱着一种羞怯的景仰。他们是犯人里的明星，也以明星自居。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有些一般的犯人对他们心生嫉妒，一心想着等到下一次也干一票更大的。我们这座监狱的奖牌再灿烂，也总有它的背面，但总的来说，谁在这儿能不变得积极向善呢：高官从以前的职位上跌下后精神颓废，一落千丈，现在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抢劫杀人犯开始研究人智学；强奸犯和乱伦犯也有了精神上的追求，他们粘纸袋，编篮子，装订书籍，印刷小手册。政府议员甚至将定制西装交给监狱成衣厂缝制，整个监狱弥漫着温暖的烤面包香气，这里的烘焙房是出了名的，做的香肠小面包味道惊人（香肠是配送的），勤奋工作、举止有礼就能得到虎皮鹦鹉、鸽子或收音机。监狱办夜校满足更多的学习需求。外面来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心生嫉妒，突然意识到原来这个世界才是井然有序的，而不是我们那个。

与监狱长的谈话：出乎意料，我被请到了狱长泽勒先生那儿。他在办公室接待我。办公室里摆放着一张威严的谈判桌，还有电话、文件等。墙上挂着图表，几块黑板上贴满纸条，很多纸条上都是一笔好字。可惜，犯人中间也有很多是教师，像在这个国家其他地方一样。窗户上没有栅栏，看出去是监狱的围墙和一片草地，这儿的景象也像学校，所不同的只是这里绝对安静。听不见汽车喇叭声，就像一座敬老院。监狱长矜持冷静地问候我，我们坐下来。“施派特先生，”他开口说道，“你是犯人伊萨克·柯勒请来的。我允许你们会面，你将在看守在场的情况下与柯勒会谈。”“可我从史提西-卢平那儿听说过，即便没有第三者在场，他也可以会见委托人。”“史提西-卢平是我们信任的人，”狱长对我的问题应答道，“我们不是不相信你，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们确实还不了解你。”

“我明白。”

“还有，施派特先生，”狱长接着说，口气变得友好了，“在你与柯勒会面之前，我想跟你说说我对这个犯人的看法。也许这对你很重要。请别多心。我不关心我看管的人是怎么到这儿来的。这与我无关。我要做的只是施行看管，仅此而已。出于这个原因，我也不想对柯勒的罪行说三道四，但我要向你承认，这个人让我有些困惑。”

“为什么这样说？”我问道。

狱长踌躇了片刻后回答道：“这个人看上去开心极了。”他说道。

“这可是好事儿啊。”我说。

“唔——我不明白。”狱长回答。

“你这儿不愧是模范监狱。”我说。

“我尽力而为，”他叹息着说，“可尽管如此，一个亿万富豪，高高兴兴地坐着牢，这听上去不对头。”

监狱围墙上，一只胖乎乎的大乌鸫在踱来踱去。也许它指望能待在这儿，那些精心饲养的笼中鸟儿啾啁婉转地歌唱着，过于热闹的叫声透过铁窗栅栏传来，吸引着它。天很热，夏天的热劲儿好像又回来了，远处森林上空，云朵正在聚集，从村子里传来教堂的钟声。九点了。

我点上一支巴黎女人雪茄。他推给我一只烟灰缸。

“施派特先生，”他继续说，“你想想，有这么一个犯人，他敢毫不遮掩地对你说，这座监狱棒极了，看守多么能干，他在这儿感觉很开心，什么都不缺。莫名其妙。这话我听了反感。”

“为什么呢？”我问，“你这儿的看守难道不能干吗？”

“他们当然很能干，”狱长答道，“但这话得我说，而不该是一个犯人说的。谁也不会在地狱里欢呼吧？”

“这倒是。”我同意。

“我发火了，命令所有人都要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尽管司法部跟我打过招呼，管理要尽可能地宽容。再说世上也没有哪一条监狱规章禁止犯人感觉快活。可我就是在感情上觉得很困惑。施派特先生，你一定要理解这一点。柯勒被关过更严厉的单独禁闭，关押在黑屋里——有什么办法呢，本来是禁止这么做的——，但几天之后我就发现，看守喜欢柯勒，简直有些崇拜他。”

“那现在呢？”我问。

“现在我也拿他没办法了。”监狱长低沉地说。

“莫非你也崇拜他？”

狱长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你瞧，施派特先生，”他说，“要是我坐在他的牢房里听他说话——鬼知道，他身上就会散发出一种力量，一种信念，让人又相信起仁爱来，相信一切美好善良的东西。就连我们的牧师都被吸引住了，简直就像瘟疫。可话说回来，谢天谢地，我又成了健全的现实主义者，不相信世上真有绝对幸福的人。至少不相信监狱里有这样的人，不管我们花多大力气想让监狱生活好过一点——我们毕竟不是残酷不仁的人，但罪犯就是罪犯。因此我还是对自己说：这个人可能很危险，他一定很危险。你才刚刚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所以请你当心，别让他给你下了什么圈套。你最好放手，别管这事。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你是律师，自己会拿主意。人要是不用左右为难该多好啊。这个人要么是圣人，要么是个魔鬼，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提醒你，现在我也这么做了。”

“非常感谢，狱长先生。”我说。

“我让人把柯勒给你带来。”监狱长松了口气说。

委托：在旁边的房间，我与快乐的囚犯见了面。陈设和屋外的景色与刚才那间相同。当看守把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带进来的时候，我站起身来。老人穿着褐色囚服，看守身着黑色制服，看上去却像个邮差。

“快请坐，施派特。”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说，完全是一副主人的气派，大方和蔼，平易近人。

我敬畏地道谢坐下。然后我递给这囚犯一支巴黎女人雪茄，柯勒拒绝了。“我戒烟了，”他说，“我利用坐牢的机会，将享受和有益的事情联系起来。”

“你在监狱里觉得特别享受，是吗，柯勒先生？”我问。

他惊讶地看着我：“你不觉得吗？”

“我没在这儿待过。”我答道。

他嫣然一笑。“这儿棒极了。这般安宁！这般寂静！以前我过得太累了，经营托拉斯。”

“我能想象得来。”我附和着。

“而且还没有电话，”他说，“我也变得健康了。你瞧瞧，”他把膝盖弯了几下，“一个月前我还做不到呢，”他得意地说，“我们这儿还有个体育协会。”

“我知道。”我说。那只胖乎乎的乌鸫还在外面满怀希望地踱来踱去，也没准儿是另一只。

这个快乐无忧的人兴致勃勃地打量着我。“我们见过面。”他说。

“我知道。”

“在‘剧院酒店’，那可是影响我人生的地方。你当时在看我打台球。”

“我对台球一窍不通。”

“到现在还是一窍不通？”

“到现在还是，柯勒先生。”犯人笑起来，转身对看守说：“莫瑟尔，帮忙给我们的客人点上火好吗？”

看守跳起来，跑去找来一个打火机。“那当然，议员先生，不言而喻。”他也笑得很灿烂。然后看守又坐了回去。

我开始抽烟。两人的殷勤让我精疲力竭。我真想打开那扇没有栅栏的大窗户，可监狱里大概不让这么做。

“你瞧瞧，施派特，”他说，“我只是个犯人，没别的，莫瑟尔是我的看守。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引领我探究蜂巢的秘密。我觉得自己简直成了养蜂能手。而另一个看守布鲁纳——你也该认识认识他——教我世界语。我们只用世界语交谈。你自己也会发现：这儿到处都快活、舒畅、真诚，这儿多么宁静。我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从前的日子？我的天！……我研读柏拉图的原文著作，编篮子——你要篮子吗，施派特？”

“可惜用不着。”

“议员先生编的篮子可是大师之作，”角落里的看守自豪地说，“编篮子是我教他的，可现在他编得比我们谁都好。真的，我没夸张。”

我再次婉谢：“太感谢了，我不需要。”

“可惜啊，我本想送你一个。”柯勒说。

“多谢了。”

“留个纪念嘛。”

“不必了。”

“可惜，真可惜啊。

”我变得不耐烦了，“我可不可以知道你为什么叫我来？”我问道。

“当然，”他回答，“当然了。我完全忘了，你是从外面来的，还有很多事要奔波忙碌。说正事吧：你当初在‘剧院酒店’告诉过我——可能你还想得起来——你打算自食其力。”

“我是在自己干。”

“我听说了。生意怎样？”

“柯勒先生，”我说，“在这儿没人会对这个感兴趣吧。”

“也就是说不好，”他点点头，“我早想到了。你的办公室位于镜街一间阁楼上，对吗？不好，很不好。”

我受够了，站起身来，“要么你现在就告诉我为什么叫我来，柯勒先生，要么我马上走人。”我唐突地说。

这位真正幸福的人也站了起来，突然变得威严强大，不可抗拒。他把我摁回椅子上，他搭在我肩上的双手沉甸甸的。“待在这儿。”他咄咄逼人地命令道，几乎气势汹汹的样子。

我没别的办法，只好顺从。“请讲。”我说，静静地听着。看守也和我一样。

柯勒也坐了回去：“你需要钱。”他断言说。

“这里不是谈这事的地方。”我回答。

“我准备给你一份委托。”

“我在听。”

“我希望，你能重新调查我的案子。”

我愣住了：“就是说，你希望案件再审，柯勒先生？”

他摇摇头，“要是我寻求再审的话，那必然会是量刑有误，但量刑没问题。我的人生已经终结了，归入了档案。我知道，狱长一直觉得我是个伪君子，而你，施派特，你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可以理解。可我既不是圣人也不是魔鬼，我就是一个人，忽然有一天，我觉得人生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只需要一间牢房，到死几乎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只要一张床，日后再来一副棺材，这就够了。因为人的天职在于思考，而不在于行动。随便哪个蠢蛋都会行动。”

“说得好，”我说，“值得赞扬的人生准则。可现在你想让我为你行动，让我重新调查你的案子。那么我这个蠢蛋能不能问一问，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我的葫芦里什么药都没有，”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干脆地答道，“我只是在思索。思索世界、思索人，也许还思索上帝。不过为此我需要材料，不然我的思想就只能活动在空虚中。我想从你那儿得到的，无非是给我的研究提供一些小小帮助，你完全可以把这看作一位百万富翁的癖好。再说你也不是我唯一求助的人。认识老克努珀吗？”

“那个教授？”

“就是他。”

“我听过他的课。”

“你瞧瞧。他现在已经退休了，为了不让他闲死，我也委托了他办一件事。他在从事一项研究：凶杀案的后果。他要确定他那位同事惨烈的死在当时和之后造成了哪些影响。非常有趣。这让他感到其乐无穷。要的就是找出事实，精确测量一个案件的影响。说到给你的委托，亲爱的，将是另一回事。在一定意义上与老克努珀的工作相反。”

“怎么个相反法？”

“你先要假定我不是凶手，在这个前提下重新调查。”

“我不明白。”

“你只要提出一个假设，没别的。”

“可是你就是凶手，这个假设毫无意义呀。”我声称。

“只有这样，它才是有意义的，”柯勒回答，“你不用去调查事实，这事由老实的克努珀去干。你要调查的是事实背后多种可能性中的一个。你瞧瞧，亲爱的施派特，事实我们都了解，我也为此在这儿坐牢，编篮子。但对可能的东西我们却几乎不了解。明白吧。可能的东西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而真实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种会成为事实。真实的东西不过是可能的东西的一个特例，因此也可以有另外的想象。由此可以得出，我们必须换位思考那真实的东西，以便挺进到那可能的东西之中去。”

我笑着说：“真是个奇怪的思路，柯勒先生。”

“在这个地方，苦思冥想总能想出些东西来，”他说，“你看，施派特先生，常常在夜里，当我透过栅栏看星星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凶手不是我而是别的什么人，事实会是什么样。谁会是这另一个人呢？这个问题我想让你来解答。作为酬劳，我会付你三万元，一万五预付。”

我保持沉默。

“怎么样？”他问。

“听起来像个魔鬼契约。”我答道。

“我可不要你的灵魂。”

“没准儿会的。”

“你不会冒任何风险。”

“也许吧。不过我看不出这事有什么意义。”

他摇摇头，笑了。“只要我能看到意义就足够了。其他就不用你操心了。我所要求你的，无非是接受一个建议，这丝毫不会触犯法律，我需要它只是为了研究那可能的东西。一切费用当然由我来承担。你去联系一个私人侦探，最好找林恩哈德，雇他来，他要多少钱都行，钱有的是。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又把这个奇特的建议考虑了一番。我不怎么喜欢这样做，隐隐觉得他给我设了个陷阱，却发现不了陷阱在哪儿。

“可你为什么偏偏找到了我呢？”我问。

“因为你对台球一窍不通啊。”他轻松地说。

于是我打定了主意。“柯勒先生。”我答道，“我认为这委托太不透明了。”

“你去告诉我女儿吧。”柯勒边说边站起身来。

“没什么可考虑的，我拒绝这委托。”我说着也站了起来。

柯勒平静地看着我，笑意盈盈，轻松愉悦，满面红光。“你会接受的，年轻的朋友，”他说，“我比你更了解你：机会总归是机会，而你正需要它。我要跟你说的就这些。现在，莫瑟尔，我们回去接着编篮子吧。”

两人走了，竟然还互相挎着胳膊，千真万确。我很高兴能离开这个真正幸福的地方。我要尽快从这事中脱身。我决定不插手这事，永远不再见柯勒这个人。

后来我毕竟答应了。也就是说，第二天一早我就想反悔。尽管还没什么名气，可我感觉这是拿我当律师的声誉在冒险。而柯勒的建议毫无意义，是一场游戏，有辱我的职业尊严，为了挣点儿钱就去干这样的蠢事，会伤害我的自尊。那个时候，我还一心想着清清白白闯天下，一心想接些真正的案子，寻找机会帮助人。

我给州议员写了一封信，再次通知他我的决定。在我看来事情已经了结了。我把信放在包里，离开弗莱尔街的住处。像每天早晨一样，我九点整出门，习以为常地打算先去“选择”咖啡馆，然后去我的办公室（镜街的阁楼），之后再去河边大道。我在房门口和女房东打招呼，在阳光中眯起眼望着消费合作社旁边的黄色邮筒。几步之遥，滑稽可笑。然而，生活经常就像蹩脚的小说家写作一样，于是在这个燥热压抑、我们城里再普通不过的工作日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我接连遇到了1）老克努珀，2）建筑师弗里德里，3）私人侦探林恩哈德。

1）老克努珀：我在邮筒旁边遇上了他。我正要把回绝信扔进去时，他抢在了前面，拿着一大叠信件，小心地往邮筒里塞，一封接着一封。老人的妻子总是跟他在一起。卡尔·克努珀教授差不多有两米高，又干又瘦，一副皮包骨的样子，酷似神甫西蒙·伯格和弗吕厄的尼古拉，只是没有大胡子，邋邋遢遢，不论春夏秋冬总披着一件短披肩，戴着顶贝雷帽。他的夫人跟他一样高，同样干瘦，同样不修边幅，一年到头同样披短披肩戴贝雷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是他夫人，还以为是他的孪生兄弟。两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有名气，都是社会学家。他们在生活中从不分离，在学术上却是死对头，经常在媒体上恶语相加。他是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代表作《资本主义是精神上的历险》，弗兰克出版社，1938年），她却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以笔名摩斯·斯太林而闻名（代表作《此岸的马克思人道主义》，欧罗巴出版社，1939年）。两人在政治风云变幻中同被记录在案：卡尔·克努珀不许拥有美国签证，摩斯·斯太林被禁止进入苏联，因为他尖锐批评美国“本能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而她则更加毫不留情地抨击苏联“小资产阶级的叛变”。可惜现在说起这些都得用过去时了：两周前，“冲击拆迁公司”的一辆载重汽车将二人碾得粉身碎骨，他被土葬，而她则被火化。这是他们早在遗嘱里写好的，让处理后事的人好生为难了一阵。

“你好。”我招呼道，手上还拿着给柯勒的信。

卡尔·克努珀教授没有回应，只是隔着蒙尘的无框眼镜不信任地向下看看我。

他的夫人（戴着同样的眼镜）也没吭声。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教授先生。”我有点沮丧地说。

“记得记得，”克努珀说，“我记得你，法律专业的学生，在我的社会学课上混过。你看上去有点像个毕不了业的。考试都通过了？”

“早就通过了，教授先生。”

“当上律师了？”

“是的，教授先生。”

“真能干，真能干。你八成是个社民党人吧？”

“算半个吧，教授先生。”

“是个资本的忠实奴仆，嗯？”克努珀夫人问。

“算半个吧，教授。”

“你大概有什么心事。”卡尔·克努珀断言。

“是的，教授先生。”

“跟我们来吧。”夫人说，我跟在他们身边，向着“孔雀”饭店方向走去。我一时没想起来寄信，反正邮筒还有很多。

“什么心事？”他问。“我去看了伊萨克·柯勒博士，教授先生。去监狱看他了。”

“是这样啊。你去看了我们这个快活的杀人犯。嘿，嘿，他也把你叫去啦？”

“是啊。”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问起来。“他还是那么高兴？”

“是的！”

“还是那么乐呵呵的？”

“可不！”我们又走过了一个邮筒。我本想停下，把回信投进去，可克努珀夫妇一直不管不顾地走着，迈着急匆匆的大步。我得跑着才跟得上。

“柯勒告诉我说，你从他那儿接受了一个特别委托，教授先生。”我说。

“特别？为什么特别？”

“教授先生！我说句老实话：柯勒让人调查他杀人的后果，这简直太疯狂了。这家伙光天化日之下杀了人，平白无故地杀了人。现在他却让人进行社会学调查，还借口说是为了探查真相。”

“当然会彻底调查的，年轻人。要刨根问底。”

“可这背后一定有别的企图！他肯定在打什么鬼主意！”我叫道。

克努珀夫妇站住了。我喘着气。他擦擦无框眼镜，走到我面前，于是我不得不仰头看他，他也低头看我。他重新戴上眼镜，眼睛闪闪发亮。他妻子也怒冲冲地瞪着我，走上来紧挨着丈夫，逼近我。

“这背后是科学，年轻人，只有科学。这还是第一次，用科学方法研究市民社会中凶杀案的后果，并对此进行详尽的描述！多亏我们这位阔绰的凶手。多难得的机会啊！各种关系都浮出了水面！血缘关系、职业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没什么奇怪的。这世上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我们这可爱的城市里，一切也是互相关联的。这一个依存于另一个，这一个提携另一个；要是一个倒下了，许多人都会跟着栽跟头。许多人就是这样倒下的。我现在正忙于研究这桩凶案在我们可敬的系里产生了什么后果。这仅仅是个开头。”

“抱歉，有车。”我把两人拉到安全地带，克努珀夫妇刚才太激动，从人行道走到马路上去了，一辆出租车不得不急刹车。车里坐满了人，有位帽子上插满假花的老妇人撞上了挡风玻璃，司机冲着外面大声嚷嚷，话说得非常难听。克努珀夫妇却脸不变色心不跳。“全然无所谓，”他说，“不管我们会不会被撞，在统计学上都无关紧要。只有那委托才是正事，只有科学才是正事。”但克努珀教授夫人不同意：“要是真撞了我那就太可惜了。”她说。出租车开走了。克努珀又谈起他的社会学研究来。

“谋杀就是谋杀，毫无疑问，但对科学家来说它是一种现象，跟其他现象一样，应该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人们只关心原因、动机、过程、环境，而我则要一心扑到对后果的研究上去。我敢说：这项研究是我们系的福音，亦是整个大学的福音，这个谋杀案。可以说有人本身就是想杀人。是呀，当然了，事情本身是可悲的，这样一种恶行。但通过温特留下的这个意外的空缺，会流进来新鲜的空气，新的思想。多棒啊，一切都在这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可爱的逝者温特是麻烦制造者，一个落后分子，就像莎士比亚说的：‘我们愤怒的严冬’，不过我既不想背后议论也不想说三道四，我只是描述，提供事实，年轻人，就是事实，没别的。”我们到“孔雀”饭店了。“上帝保佑，律师先生，”克努珀夫妇边说边告别，“我还要跟科技大学的人见面，谈点儿重要的事，”他补充说，“我会在这个领域继续研究。温特之死对教育委员会的影响已经自成一章，我预感会出现一些引起轰动的东西，好戏还在后面呢。”在饭店入口他们又一次停下来转向我，竖起一根手指：“科学思维，年轻人，科学思维。这你还得学一学。律师也一样。亲爱的。”克努珀教授夫人摩斯·斯太林说。他们走了，我的信还一直没寄出去。

2）建筑师弗里德里：之后不久，我坐在“选择”咖啡馆里，那封信仍在包里。“选择”：咖啡馆，人们坐在那里，始终坐在那里，从来都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或者几百万年都是如此；当雷龙蹚过下面的河时，就有人坐在这儿了。弗里德里是我为史提西-卢平工作的时候认识的，他的地产投机生意时而遇到困难，不过没什么事情会难倒他，他是一个肥得流油的大亨，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他势如破竹地横扫我们这座城市，以至于在那一条条林间通道上，商场、公寓、出租房拔地而起，一次比一次贵，价格相应无比肥厚。仔细看看这个自然祸害吧：五十来岁，一大堆汗渍渍的肉团，小眼睛，炯炯有神，不知深藏在什么地方，鼻子很小，耳朵也一样，其他一切都无比硕大。他白手起家，在长街上长大（亲爱的施派特，我的老妈跟陌生人跑了，我老爸喝酒喝死了，埋他的时候我还亲手给他坟里倒了一瓶啤酒），他赞助自行车赛，要不是他提供特别奖，六天的赛程根本不可想象。比赛期间，他在体育场中央正襟危坐，吞下了不计其数的圣加仑烤肠和维也纳小香肠。他还赞助音乐活动，多亏有他的扶持，我们的乐团和歌剧院才没有彻底沦为二流水平，吸引了像克伦佩勒、布鲁诺·瓦尔特甚至卡拉扬这样的指挥家。近来他又在提拔蒙德申。就这样，他虽然用新楼房和改建的楼房把我们的城市彻底糟蹋掉了，但至少又让它弥漫出一些音乐气息。他立刻就认出了我。那个早上刮着热风，好暖和，人们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在这令人疲惫的天气里，大家都像麻木或中邪似的，挤成一堆坐着。我挨到了黏糊糊的弗里德里。他情绪很好，把一块又一块的羊角面包蘸进一杯又一杯的奶咖里，毫无节制，叭唧叭唧地嚼，吸溜吸溜地喝，咖啡在他的丝质领带和白衬衫上留下褐色的印道儿。

他高兴的原因是看到了我们这个举世闻名的地方报纸上登的一则讣告。讣告说，出于上帝的意志，在一次不幸的事故中，“我们永远不可忘怀的丈夫、父亲、儿子、兄弟、叔叔、女婿以及姐夫奥托·艾里希·库格勒被召到天上去了。他的一生充满了爱。”“你的敌人？”我问。“我的朋友。”我表示哀悼。“他准是飞车去卡姆时撞上了一棵树，这个勇敢、善良、亲爱的库格勒，”弗里德里解释着，神采奕奕，一边还吸溜着咖啡，把羊角面包泡泡咖啡再吃掉，“骨碌碌滚入了永生。”“我很难过。”我说。“你真该看看他的菲亚特，简直成了一堆废铁。”“可怕。”“命运啊。人总有一死。”“显然如此。”我说。“天哪，”他说，“你压根儿就不知道这个厄运对鄙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肥硕的鄙人友好地盯着我。“库格勒留下一个寡妇，”他解释道，“一个绝代佳人。”

我豁然开朗：“你想娶这位绝代佳人。”建筑商弗里德里摇动着那一堆你会猜测是脑袋的肉团：“不，年轻人，我不想娶寡妇，我要娶的是她的情人的妻子。也是一个绝代佳人。懂吗？事情很简单：如果那个情人娶寡妇，那他得先离婚。然后我就可以娶他妻子了。”“真是神机妙算啊。”我说。“你懂了。”“但你也得先离婚才行。”我提醒说，模模糊糊地盼着来桩生意。“我已经离了。一周以前。第五次离婚。”又落空了。侍者又送来些羊角面包。一群学生穿过广场，都是女孩，有几个还扎着马尾辫，另有几个看上去都像成年女子了。她们停住脚步，站在电影院外面看海报。弗里德里朝着女孩群张望。“你是个好笑的律师，居然把办公室安排在镜街的阁楼上？”他问，仍然盯着女孩们。我不得不承认。“九点半了，”他说，冷笑着又转向我，“我无意冒犯，因为我是个彬彬有礼的人，施派特。但我有个强烈的感觉，你今天还没去过办公室。”“猜对了，”我说，“你这强烈的感觉没错。我想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或者今天下午会去那儿。”

“哦，也许今天下午，”他仔细地打量着我，“亲爱的施派特，”他说，“你这名字叫得有点道理。今天早上我从七点到九点差十分一直都在工地上忙活，”他毫不张扬地说，“我挣几百万。对。我盖楼挣钱，投资挣钱。正儿八经。但那都意味着工作、纪律，该死的。我喝起酒来像个无底洞，坦诚地说，我可是每天早上都得打起精神才能爬起来。”

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慈父般地把胳膊搭在我的肩上：“亲爱的施派特，”他亲切地说下去，一派完全肥得流油的巨人感觉，面对冒着热气的咖啡喜上眉梢，脸上手上都沾着面包渣，“亲爱的施派特，我想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明明启动有困难，你也用不着跟我装模作样。结果呢，对于认真的人来说你就不存在。一个律师，九点半了还没有坐到办公桌前去工作，这样的律师对严谨的生意人来说什么都不是。我这会儿不想太逼你，虽然我看你也不是个懒汉，可迄今为止你还没准备好奋力拼搏去过上体面人的生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懂什么是做派，既没架势，也不是大腹便便。上过大学当然是好事，但除了学校老师，谁也不会在乎你的好成绩。仅有一张办公桌是不够的，不管你在这桌子后面端坐多久，客人也不会纷至沓来。对啊，他们干吗要来。不，我的小朋友，你的失望是错误的，开着大众轿车，在阁楼里办公，这不单说明你社会地位低，也多少能证明你精神上的贫穷。你别嫌我说话不好听，我毫不反对正直和谦虚，但律师嘛，一出场就要惊天动地的架势。你首先需要的，是真正的办公场所，待在鸽子棚里是没有出头之日的，没人爬到那么高去找你，人家要的是打官司，不是高难度体育。简而言之，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想给你个机会。明天早上七点到我办公室来，给我带四千大钞，我们会在帐篷街给你搞几间像样的办公室。”（接下来是久久地详谈了炒地皮的事，又吃了很多羊角面包，喝了很多奶咖，他说话尖酸刻薄。在他的意识里，这里最恶劣的勾当只能以合法的途径去搞，而且搞得成。然后他又把话头转到了斯特拉文斯基音乐节和霍尼格作品巡演上。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他还在说我们城市之所以交通拥堵，就是因为市长只步行不开车。）

3）私人侦探弗雷迪·林恩哈德：与我同年出生。细瘦，黑发，引人注意地寡言少语。父母离异，他是独子。上中学的时候，他就被怀疑杀了自己的母亲和她的情人，两人被发现全身赤裸地躺在他妈妈的卧室里，尸体干净平展，女的躺在床上，男的横躺在她前面，如同一条床前小地毯。他是她的心理治疗师，来自屈斯纳赫特。林恩哈德被从毕业考试考场上叫了出去，他正要翻译一段塔西佗的文章时，警察抓住了他，他的情绪看上去很绝望。只有他有作案可能，案发当晚只有他在家里。尽管他声称一直待在自己的阁楼房间里，埋头苦读经典名著和动物学书籍。再说他也倒霉，当时正好满十八岁，所以他不能由青少年专职检察官来接管，而是落到了铁石心肠的叶梅林手中。拘留期间和陪审法庭的讯问都够严酷的，叶梅林对这位中学生千方百计进行逼供，但林恩哈德出色地挺住了，竟然占了上风，原本严密的证据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矛盾，最终不得不宣布他无罪；法律能做到的甚至都不够判他行动管制。叶梅林暴跳如雷，遭受了第一次精神错乱。他多次想提请联邦法院重审此案，但都无济于事。后来当林恩哈德开始报复的时候，他就催促得更频繁了。这位嫌疑犯发了大财，数目大得惊人。他离异的父亲非常富有，把全部财产留给了儿子，他又继承了富婆母亲的遗产，财产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向他滚来，涌来，飞来，积累，成倍地增长，无限地增长，遗产一笔又一笔收入他的囊中。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祖父祖母、姑母姨妈、叔叔舅舅都迫不及待地、可以说一批又一批地与世长辞，可能都给他留下了遗产。那时候，宛若天堂地狱都接连不断地贡献出自古以来储备的各种死法，好把最大的幸福赐予林恩哈德，他确实得到了无与伦比的恩惠。他刚一从气得发疯的叶梅林的管辖区被释放出来，还不到二十岁，摇身一变成为超级富翁。这是传奇，靠的是运气而不是聪明才智，当然他的头脑也不可小觑。他对付检察官的手段也是步步为营简单明了：他始终跟着叶梅林。不论叶梅林在哪儿，林恩哈德都如影相随。每次叶梅林在法庭上公诉，林恩哈德的脸总在某个地方冲着他冷笑。他在餐馆吃饭，林恩哈德就坐在旁边桌上。他总在叶梅林近旁。叶梅林住哪儿，他就挨着他住。要是叶梅林气恼地另租一个地方住，林恩哈德就会忽然出现在他楼上。叶梅林不知如何是好。他只要一看见林恩哈德就气急败坏，有好多次他都想冲上去把林恩哈德暴打一顿，教训他一下，有一次甚至买了把手枪。他不断地从一条街搬到另一条街，从一个城区搬到另一个城区。他从后山街搬到了C.F.迈耶尔街，又从沃利斯霍芬搬到施瓦门丁根，最后他远离闹市，让人在维蒂康边上的猫尾街给自己造了一间木屋，与此同时旁边也动工盖起房子来。叶梅林感觉情况不妙。打听出旁边屋主是个银行代理之后，他只是暂且放下心来。不言而喻，到了春天，当他穿着衬衣撸起袖子给新草坪喷水的时候，忽然看见花园新漆的篱笆后面，林恩哈德向他热情地招手示意，行为举止就像老熟人（他们毕竟也是这样）自报家门，是他的新邻居。那个银行代理不过是个花招。叶梅林踉踉跄跄回屋，还能挣扎到阳台上。他再次精神崩溃了，还并发心肌梗塞。医生犹豫不决，不知该将他送到疯人院还是门诊部。叶梅林躺在家里，一动不动，面如土色，人家以为他完蛋了。然而他好坚韧，重新站了起来，虽然精神上被整垮了。面对林恩哈德，他无声无息地投降了。两人比邻而居。在森林边上。远眺着维蒂康。叶梅林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而他对林恩哈德的另一种活动也更加无能为力。林恩哈德当上了私人侦探，生意做得很大。他在塔拉克区富丽堂皇的商务楼里租了办公室，一出手就租下了一整层，房间一个套一个。时髦的办公桌后面坐着几个彪形大汉，都是退役运动员，只是有点啤酒肚，抽着雪茄，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头发剪得短短的。还有退役的警员，是他花钱买来的。林恩哈德出的价钱远远胜过我们这座城市所能提供的。但让叶梅林气愤的不是出手阔绰，生意就是生意，可惜谁对此都没什么可指责的。让他痛苦的是林恩哈德完全另外一些做法。他无法视而不见，塔拉克那些富丽堂皇的房间里经常活跃着经他之手被判过刑的人。有当年的囚徒，也有重罪的年轻人，如今都变得老实了，被聘为专业人员。林恩哈德的“刑侦处”在我们市里做得有声有色，尽管他要价很高，还要算上昂贵的手续费。因为“林恩哈德私家调查所”（正式名称）提供各种证据。他们证明被怀疑的配偶是忠是奸，为变了心又不想便宜了老婆的男人想办法，他们提供有关个人或工业界的各种消息，派人监视、跟踪、侦查，签订秘密协议，辩护律师利用他们挫败叶梅林的打算，提供相反证据，又抛出些全新的东西。在很多案件中，全靠林恩哈德的调查所才为被告扳回了想都没想到的有利局面。律师们也在塔拉克秘密会面，林恩哈德是个出色的东道主，甚至政敌们都在他那里交换底牌。

先交待这些。那天上午我们正好在“选择”咖啡馆前邂逅。十点刚过，弗里德里终于走了，我也站了起来，想把给柯勒的信寄走。但我可能已经不那么坚决了。就在这当儿，林恩哈德出现了，准确地说是开车过来的，一辆保时捷。他把车停下。上大学时他就认识我，他也学过法律，只学了一学期。以前也向我提出过到他那儿去干，但我回绝了。“律师，”他坐在敞篷保时捷的方向盘后，说话时并没有看我，“有生意给我吗？”“可能有。”我答道。“上车吧。”他邀请我。我顺从了。“这车跑得快。”我说。“五千。”林恩哈德说，他的意思是他愿意以五千元出让这车。他有好多辆车，有时候让人感觉他每天都开一辆不同的车。我将自己与老柯勒的会面经过告诉了他。林恩哈德沿着湖开，这是他的习惯，重要的生意都在车里做。“没有目击证人。”他开口道。他开得很平稳，一丝不苟，同时仔细地听我说。我说完的时候，他停下车。那是在乌特里康，一个电话亭前。“有好处，”他认为，“做调查？”我点点头，“要是我接受的话。”他走进电话亭。出来的时候说：“他女儿在家。”于是我们开到葡萄园路，停在柯勒的别墅前。

“进去。”他要求我。我愣住了，“这么说我该接受委托？”“当然。”“太不透明了。”我装作迟疑的样子。他点上一支香烟。“你要是不接受的话，会有人接的。”他说。这么长的句子对他来说算一篇演讲了。我下了车。大门旁边，铸铁的栅栏里头安着一个公共信箱，亮黄色，好扎眼。一个警示。回信依旧在我包里。我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可是我凭什么要回绝柯勒的委托，装作满有个性的样子？我急需用钱，就这样决定了。钱又不是满街等人去捡，总得有个机会，现在机会来了。想当个成功的律师就得有派头。建筑商弗里德里说得对，我是想成功。再说吧：柯勒的委托说到底是没有什么不好，不过是科学研究，反正他挥霍得起。“你想五千块卖掉这辆保时捷？”“四千。”林恩哈德答道。“真大方。”“取决于生意。”“可你又不需要这笔生意。”“说着玩吧。”“我得先跟柯勒的女儿谈谈。”我说。“我等着。”林恩哈德答道。

致检察官：再也不可回避了。我必须描述我与海伦娜第一次会面的情景。这个令人痛苦的行动，虽然可以小心迂回，却不能避而不谈，即使要谈到某些隐私。终于非写不可了，因为你会怀着兴趣阅读和做标记。你：一点不错，你指的就是检察官约阿西姆·弗伊瑟尔先生。你只会平平安安地吓一跳。干吗不直呼姓名呢，作为叶梅林的继任者，你将会在警长之后第二个读到这些话，正如你现在正在做的。在这个时刻，我感到一种地狱般的乐趣——这话一语双关——仿佛我从彼岸问候你。说真的：你是同类中一个迂腐的典型，尽管与已故的叶梅林相比，你已经进步了，会跑去聆听每一场心理学会议。你喜欢证据。刚才，你为了维护秩序在停尸间看过了我的尸体，你身穿浅色雨衣，规规矩矩地把帽子拿在手里，神情显得公事公办的沉重。自杀干得干净利落，这你得承认。而且在柯勒身上，我也干得妙不可言。我们俩现在这样并排躺着，看着多么庄严啊。不过，现在还是走出你的现实回到对你而言业已逝去的现实吧。对我来说，你的现实寓于未来。时间就是这样交错。你明白吗？我相信没有。至多不过气坏了。我是经过精心准备的。

首先，要从历史、建筑学和哲学上说一说：对内心生活重要的东西需要一个确切的框架。在历史方面也是如此。就这样，我对柯勒的别墅进行了一番了解，甚至还在中央图书馆查找过。这房子原来是尼科德穆斯·莫尔奇的官邸。尼科德穆斯·莫尔奇，二十世纪初一位思想家，一个长着摩西式大胡子的欧洲人，出身和国籍不详（一些人认为他是亚历山大三世与一位澳大利亚歌女的合法儿子；另一些人认为，他是曾因与儿童乱伦而被判过刑的伯格多夫中学教师雅克布·海格），他曾经营一家由一些富有的寡妇和爱好文艺的上校所赞助的独立研究院，与晚年的托尔斯泰、中年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和青年克拉格斯都有过书信往来。他规划过一个可笑的革新运动，号召组建一个素食者世界政府，可惜颁布的政令没人遵从（一战、希特勒——虽然是个素食者——二战，以及之后发生的全部战乱恐怕会避免的！）。他出版刊物，要么宣扬神秘主义，要么描写色情。他还写神秘剧剧本，后来皈依佛教，因为卷入了无数贪赃枉法和玩弄妇女的事上被通缉，最终做了一个和尚的秘书并死在这个位置上。不过这也只是一种说法，还有些参加电影剧组的市民说好像三十年代在上海一个酒吧认出了他，当时他在酒吧做钢琴手。

别墅的情况：一文不名，出身低微，想要奋力一搏（弗里德里说的），过上体面的生活，对这样一个律师状况来说，从林恩哈德的保时捷到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的豪宅大门这条路是励志之旅。这条路穿过一个公园。自然风景弥漫着财富。茂盛的植物独有特色。那一棵棵树木壮丽辉煌，依然一幅夏天的景象。热风在这里也感觉不到了。甚至在这里想必与有关部门签署了什么协议吧，有钱人能办很多事。（对陌生人而言：热风在我们这里理解为一种天气状况，会促使头痛、自杀、婚姻破裂、交通事故和暴力案件发生。）你穿过一条精心养护的石子路。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公园，而更多是老式风格，得到了精心的维护。有精心修剪的树篱和灌木丛。有长满青苔的雕像。一个个赤裸裸的大胡子神祇，屁股和腿肚子像年轻人一样结实。一个个静谧的池塘。一对气派十足的孔雀。此外，这公园位于市中心，这地方可是寸土寸金，价值连城啊。电车喇叭围着它轰鸣，汽车从它四周隆隆穿过，交通的嘈杂像汹涌澎湃的大洋一样冲击着威严的镀金顶铸铁栅栏，轰隆声、铃声、喇叭声响彻天空，而柯勒的公园里却一片寂静。也许这嘈杂的波浪声被禁止穿透吧。只能听见一些鸟鸣。

房子本身：事实上，它的样子曾经好吓人，简直是建筑艺术上的一桩罪恶，这是那位西方思想家设计的。议员柯勒究竟怎么才把这里弄得可以居住，并有点人味的，这是他的诸多秘密之一。显然有不少的穹顶、塔楼、凸窗、裸体天使和星相动物（尼科德穆斯·莫尔奇也搞星相学）被砸掉了，直到从一片杂乱无章中冒出了这幢被野葡萄、常春藤和玫瑰丛缠绕着的别墅，尽管仍保留了很多三角墙，却因而显得更加舒适，又大又宽敞。我看了那辆看上去变成了一个小红点的保时捷最后一眼后便走进别墅里，它从里面看上去也是这个样子。建筑师们干得好出色，凿开墙壁，挂上墙毯，一切都舒服且轻盈。古董家具，都是值钱货，墙上挂着印象派名画，后来是荷兰古画（一位女佣领着我观看）。我要在议员的书房等着。房间很宽敞，被阳光照得金碧辉煌。穿过对开门就能到达公园里。门两边的两扇大窗户几乎接近地面。名贵的木地板，一张巨大的办公桌，深深的皮椅，墙上没挂画，只有一排排书，直顶到天花板，全都是数学和自然科学著作。台球桌与可观的藏书形成了奇异的反差。它放在远处一个宽敞的角落里，绿色台面上还有三只球。角落靠墙是一排台球杆，其中不少是古董，上面刻着铭文。有奥诺雷·巴尔扎克的，有戈特弗里德·凯勒的，有来自杜富尔将军和俾斯麦的，甚至有一根据说是拿破仑用过的。我环顾四周，有些窘迫。到处都能感觉到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的气息，我觉得他随时都可能从公园走进来，仿佛听到了他的笑声，感觉到那警惕的目光在扫视着我。

想象：这时，某些奇怪的事发生了，其实是某些幽灵似的东西。我一下子理解了这议员。突如其来。这种领悟简直袭击了我。我猛然猜到了他行动的动机。我从那些珍贵的家具里、从那些书堆里、从台球桌上闻到了它。我从十分严密的逻辑与游戏的关联中发现了它，这房间刻上了关联的印记。我闯入了他的房子里，现在看清楚了。柯勒之所以杀人，因为他是个玩家。他不是赌徒，赌注吸引不了他，吸引他的是游戏本身。那一个个球的滚动、谋划和实施、球局的走向。幸福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所以他会把自己看作完全幸福的人，一点也没胡说）。他只是感到骄傲，因为选择游戏条件的权力掌握在他的手中。他喜欢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必然性如何一贯到底——这就是他的幽默所在。当然这样做也有理由。也许是精深无比的权力欲望，一种不仅玩球，而且也玩人的渴望，一种想把自己与上帝相提并论的诱惑。有可能。但并不重要。作为律师，我要停留在事情表面，不要沉溺于心理探秘，更不去钻哲学或神学的牛角尖。随着这桩谋杀案，他又开始了新的球局，事情就是这样。一切都在照着他的计划进行。我无非就是他的一只台球，他出杆让我开始运动起来。他的行动完全符合逻辑。在法庭上，他没有说出杀人原因，因为这是不可说的。

凶手杀人一般都出于确切的动机，因为饥饿或爱情。精神动机很少见，即使有，也会因一些政治操作而变形走样。宗教动机几乎已经没有了，否则会直接把凶手送进疯人院。而州议员却是为了科学精神而作的案。这看上去很奇怪。但他是个思想家。他的动机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人们必须这样来认识他。他喜欢台球，并非作为游戏本身，而是因为台球在他看来是现实的一种模式。是一种简化了的可能的现实（现实的模式，这个词是我从雕塑家莫克那里借来的，是他最爱用的词之一。他对物理学颇有研究，用在雕塑上的心思反倒不多。他爱胡思乱想，让人困惑，最近我经常去他工作室——在这里，午夜以后要喝酒还能上哪儿去呢——他耳聋，难得跟他进行什么交谈，他却给了我很多启发）。出于同样的原因，柯勒也钻研自然科学和数学，同样认为它们是“现实的模式”。不过这些模式不再能满足他了，他必然会走上谋杀的道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模式”。他拿犯罪做实验，谋杀仅仅变成了一种方法。所以他才会委托克努珀去弄清谋杀的后果，所以也就有了这个“离奇”的委托，去找出另一个“可能的”凶犯。现在，只有在他的书房里，单独与老家伙平时探讨的东西为伍，我才弄明白了我在监狱里与他的谈话。“有必要弄清事实，精确测量一桩罪案的影响。”还有，“我们必须换位思考那真实的东西，为了深入到那可能的东西中去。”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打的是明牌，我却没有弄明白他的游戏。只有认真对待他的游戏，动机才会浮现：他杀了人，为了进行观察；他行了凶，为了研究人类社会法则的基础。然而，要是他在法庭上说出这个动机，恐怕只会被看作借口。这样的动机对司法来说太抽象了。但这就是科学思维的本质。思维的抽象性就是它的护身符。可话说回来，思维有可能从护身符中突然冒出来，变得很危险。这样一来，我们则无能为力去对抗它。柯勒做的实验就引起了这样的后果，这一点无可争辩：科学精神导致了谋杀。由此议员既没有变得无罪，科学也没有受到玷辱。一种暴力行为的动机越有精神意义，罪行就越恶劣；越自觉，就越不可饶恕。这样的动机是不人性的。一种亵渎。就这点而言，我当时没看错，我的想象在这方面得到了肯定，从而保证我不会去仰慕柯勒，认为他是无罪的。这个想象促使我会鄙视他。从这一刻起，确信“他就是杀人凶手”的念头就再也没离开过我。遗憾的莫过是，我当时没能看清柯勒在我的协助下继续玩的这一局球有多危险。我以为，共同参与游戏不过是一个无害的技术问题，局球有多危险。我以为，共同参与游戏不过是一个无害的技术问题，不会有什么后果。我想象着，这一局恐怕会在空无一人的球场进行，只是发生在一个渎神者的头脑中。他的游戏始于一桩谋杀案。我当时为什么就没看出来这场游戏必然会导致第二次谋杀呢？导致一个凶手不再是名誉博士伊萨克·柯勒，而必然是我们实施的谋杀，我们这些司法机构的代表，老家伙在玩弄司法机构。

其次是心理层面：伟大的相遇不仅要求一个确切的框架，它也要求在一个与之相应的心境下进行描述。所以我把自己灌得烂醉，又跟妓女鬼混。我先是喝了几升苹果酒，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风格（只是价格问题），可我喝这种酒，只是为了进入状态。那姑娘来了之后，我们便改喝白兰地。别担心，我的胃是喝不坏的。那姑娘不是吉赛勒（她的身材值得注意），而是莫妮卡（或玛丽，或玛丽安娜，反正她的名字是玛字打头），她很棒，事后给我唱了好多德国电影里的民歌。我睡着了，再后来她就拿着我的钱消失了。这期间，我又改喝梨子烧酒，后来，我在贝尔维尤附近一家无酒精咖啡屋里找到了她，发现吉赛勒又和她的保护人在一起（之前提到过的鲁奇），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她的保护神。我跟她理论，他则很讲理地把账算清，玛莱娜（或者莫妮卡，或者玛格达莱娜）不得不把钱交出来。其实这事从头到尾很有人情味，甚至很高尚。女招待没发现我偷偷带来了威廉梨酒，我们四个人一起喝。然后海伦娜就来了，完全没想到，我根本没料到她会来，她就像从另一个世界冒出来的幽灵。来自一个更坏的世界。自从我看见她跟史提西-卢平在一起以后——那是什么时候，两个月、三个月还是半年以前？——我就没再想过她。顶多也就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过，那时天快亮了，赤裸裸的吉赛勒骑在我身上像尊菩萨似的晃来晃去。之后就再没想过了，肯定没有了——只是瞬间还想起过一下，那时我正走过贝尔维尤雨后的街道。但那次不算，只是天气突变引起的情绪波动。而她此刻却站在这儿，肯定是径直到咖啡店来找我的。我强笑起来，所有人都跟着笑。海伦娜还是那么平静、友好、强势、清白，统统都是你想要的、无可挑剔的举止。这才是让人绝望的地方，她总是那样有自制力，那样宁静，那样友好，那样强势，那样清白。我恨不得杀了她，弄死她，掐死她，强奸她，把她也糟蹋成一个娼妓，这才是我最想要做的。

“我要跟你谈谈，施派特先生。”她边说边企求地看着我。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呢？”吉赛勒问。

“是个好姑娘，”我说，“一个好人家的姑娘，杀人犯的女儿。”“她到底跟谁睡？”玛丽安娜（或玛格达莱娜，或玛德莱娜）问。“跟一位出色的律师，”我说，“跟那个法律明星中的明星，一个训练有素的浪荡子，跟那个伟大的、无所不能的律师史提西-卢平，每次做爱都是一个司法活动。”“施派特先生。”海伦娜说。“你坐吧，”我应道，“你想坐在这位顶呱呱的鲁奇先生怀里吗？他保护这两位女士，而我则有幸做他的代理律师。还是你希望来把椅子？”“椅子。”海伦娜轻声回答。鲁奇推给她一把椅子，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正是这个善于处世、蓄着黑色络腮胡子、长着一张棕色面庞和圣徒般的褐色眼睛的鲁奇甚至还躬了躬身，呛人的香水味和骆驼烟味几里外都能闻得到。她迟疑地坐下。“我本想与你单独谈谈。”她说。“用不着，”我笑道，“我们这儿没有什么秘密。我跟吉赛勒小姐已经睡过好几星期了，今天晚上跟能干的莫妮卡睡，要不就是玛丽安娜，鬼知道她叫什么。你瞧瞧，一切都光明正大。你有话就快说吧。”海伦娜眼里噙着泪水。“有件事你曾问过我。”“知道。”“当时我跟史提西-卢平先生喝咖啡……”

“我完全清楚你想说什么，”我打断她，“只是你不必在这个流氓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二字。”“我当时没弄懂你问的意思。”她轻声说。突然静了下来。吉赛勒从我怀里溜走化妆去了。我怒不可遏，咕咚咕咚地灌起酒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头发黏糊糊的，满脸是汗，两眼通红，胡子拉碴，浑身发臭。姑娘 们突然的尴尬让我暴怒，看样子，仿佛她们在海伦娜面前自惭形秽，仿佛一种救世军般的气氛在蔓延开来。我恨不得打碎一切，世界简直颠倒了。海伦娜本该在这些姑娘面前抬不起头才是，她也会抬不起头来。我越喝越多，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瞪着面前那双深色的眼睛。

“海伦娜·柯勒小姐，”我笑着，吃力地站起来，摇摇晃晃的，“我现在要给你有一个交代，一个地地道道的交代——是的，交代，正是这个词。我碰到你和那个睡了你的男人——安静，女士们——我碰到了你，海伦娜·柯勒，和那个睡了你的男人，也就是史提西-卢平在一起。没错吧？我问你，谋杀发生那天你是不是在飞机上值勤，是不是正在英国部长坐的飞机上，那架飞往他的可怜的小岛的飞机。没错，没错，一点没错。你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我现在要把最关键的一点直言不讳地告诉你——是的，直言不讳，海伦娜·柯勒：部长的大衣兜里有把手枪。你把手枪拿走了，你是空姐，这样干易如反掌。而这把手枪就是你尊贵的爸爸用过的凶器，一直没被找着的凶器，这你心知肚明。你是共犯，海伦娜·柯勒，你不光是杀人犯的女儿，你自己就是杀人犯。你真可憎，海伦娜·柯勒，我简直受不了你的气味，因为你浑身发臭，跟你的狗父亲一样散发着凶手的臭气。不像我，我只有酗酒和鬼混的臭气。你应该活生生地烂掉，我希望你那尊贵的子宫里长癌，因为你要是生下一个小史提西-卢平来，我们这个世界就完蛋了，世界似乎太脆弱了，哪儿能承受这样一个怪胎呢。然而，尽管她们有罪孽，我还是觉得这个世界因此太可惜了，为了这些美丽的妓女，她们跟你不是一路人，尊贵的女士，她们老实本分地干一门儿营生，不干谋财害命的勾当。无比亲爱的，你现在最好还是快溜走吧，走得远远的。躺到你的大律师身下……”

她走了。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再也记不清了。我想我倒了下去，无论如何趴在地上，可能还弄倒了一张小桌子，那瓶酒流光了（这点确信无疑）。有个长着思想家额头、戴着眼镜的客人抱怨起来，女招待一阵风赶到，一个敬业的老鸨，还有高尚的鲁奇把我带到了厕所，我忽然对他的络腮胡子恼怒起来，就动手打他。他以前当过业余拳击手，于是我流了血，躺倒在小便池里。很难受，这一切有着浓墨重彩的象征意味，就像一部糟糕的电影。警察来了，值班干警史图伯带着两个人。他们拘留了我几小时，做了问讯和笔录等等。

补记：可以断定，纯粹从技术上说，我试图去讲述与海伦娜初次会面的情景，失败了。我讲述了我的最后一次会面。因此将来必须采取防范措施。醉酒时写东西需要小心谨慎。要写短句子，长句子太危险。句法会造成混乱。好了，有个续篇要记下来（刚刚又收到柯勒的明信片，这次是从里约热内卢寄来的。诚挚的问候，他要从里约飞往旧金山，然后去夏威夷，再就是去萨摩阿。我时间充足），也就是州警察局的警长来找我了。这次拜访很重要，这一点我很清楚。也许正因为这样，我现在神智才完全清醒。现在还没有得到任何证据，但我猜想警长预感到我打算干什么。这样一来，事情就糟糕了。可也不对啊，他把手枪留给我了。他来得十分突然。咖啡屋里那不愉快的一幕过去两天之后，快十点的时候他来了。街道上还残留着雪泥。他忽然站在阁楼门口。楼下，那个教派还在欢唱：“准备好吧，基督徒，最后审判到来之日，让你的灵魂得救，他秉着风雷而至。”警长显得有些不自然。他有点难为情地看看我的桌子，上面摊着写得乱七八糟的纸张。

“你不会还想当作家吧。”他喃喃地说。“干吗不，警长先生。要是有故事可讲。”我回答。“听上去像是威胁。”“随你怎么想吧。”他环顾四周，胳膊下夹着一瓶酒。可惜沙发上还躺着个姑娘，我不认识她，她自己跟我来的。也许是鲁奇送的礼物。显然她已经脱了衣服躺着等我了，带着被她曲解的敬业精神（我们国家的工作氛围到处都显而易见）。我根本不在乎，打算开始工作，把纸拿了出来。“穿上衣服，”他命令道，“不然你会感冒的。我要跟律师谈谈。”他把酒瓶放在桌上。“白兰地，”他说，“爱德诗的，一个少见的牌子。西部一个朋友送的。我们尝尝吧。你拿两个杯子来，施派特。她今天不能再喝了。”“好的，警长先生。”姑娘说。“你回家去吧。工作结束了。”“好的，警长先生。”姑娘说。她差不多已经穿好了衣服。他看着她，泰然自若。“晚安。”“晚安，警长先生。”姑娘走了。我们听见她急急下楼的声音。

“你认识她？”我问警长。“认识。”警长答道。楼下那教派还在唱着世界毁灭赞美诗：“太阳愤怒地爆裂，大地消失。谁要拯救灵魂，就站在基督面前。”警长倒上酒，“祝你健康。”“祝你健康。”“你有枪吗？”他问。否认是没有意义的。我从抽屉里取出枪来。他看了看枪，又还给我：“你依然认为柯勒有罪？”“难道你不认为？”“也许吧。”他说着，坐在沙发上。“那你为什么不接着玩了？”我问他。他注视着我。“你还想赢吗？”“我有我的赢法。”他看看手枪。我把枪收起来。“这是你的事，”他说，又倒上一杯，“怎么样，喜欢爱德诗吗？”“棒极了。”

“我给你留在这儿。”“太好了。”从楼下传来布道或祈祷的声音。“你瞧瞧，施派特，”警长说，“你陷入了不妙的境况里。我不愿意说可敬的鲁奇先生什么不好，更不想说刚才那个可怜的家伙有什么不好。有人干这样的事，其实也不能怪这两个人。可是你作为妓女的代理律师能走多远，就另当别论了。监督委员会很快就会找你的麻烦，这你应该清楚吧。他们不反对以此为生的妓女律师，但他们完全反对这样一个分文不取的律师。这有损律师阶层的荣誉。”“那又怎么样？”“你刚才问我为什么不接着玩下去，施派特，”警长接着说，点上一支粗壮的巴伊亚诺雪茄，点得很小心，手一点都不抖，“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我也觉得柯勒是有罪的，我觉得发生的一切都是闹剧，我本来可以防止它发生。但我没有证据。你有什么进展吗？”“没有。”我说。“真没有？”他追问。我再次否认。“你不相信我？”他问。“我谁都不信。”

“好吧，”他说，“随你便。对我来说，柯勒的案子已经结束了，以我的失败告终。很多案子对我来说都是这样告终的。遗憾啊，但是，在我的职业中，你必须能够承受失败。我想，对你的职业来说也一样。你得打起精神来，施派特，重新开始。”“这不可能了。”我回答。楼下又欢呼起来：“关上地狱的报复之门吧，地狱之烟如果还在升腾，迟了，哦，渺小的人类啊，世界将要崩溃。”我忽然起了疑心：“你是不是对我隐瞒了什么，警长？”他一边抽烟，一边看着我，又抽抽烟，站了起来。“可惜呀，”他说着跟我握了握手，“祝你顺利。也许我会为了工作传唤你。”“祝你顺利，警长先生。”我说。

一场恋爱的开端：我又卡住了。我知道，再也不可能有什么借口了。我要说说我与海伦娜初次见面的情景。我必须承认，我爱海伦娜。还要补充说，是一见钟情。因此，自打第一次见面就这样。承认这个很难，所以我拖到现在才说。然而这场恋爱没有可能了。所以我现在要写的这场恋爱，是我不曾承认的，也许我有可能使之变成现实，但我没有做到。写它不容易啊。现在我当然明白了，海伦娜不是我所看到的那样。到现在我才看到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是共谋。当然我理解她。她包庇自己不仁的父亲，是仁义之举。要求她出卖自己的父亲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她的供词能毁掉这州议员。然而，她绝对不会提供这样的供词。而我毕竟是个法学家，不能向她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我要走我的路，而她要走她的。但我不能否认她曾经留在我心里的图像。她不符合这个图像，从来都没有符合过，这不是她的错。我为自己激烈的言辞而悔恨。我知道自己在她面前的种种表演是幼稚可笑的。还有我嫖娼、酗酒。她有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我则赋予自己杀死她父亲的权力。要是我当时在机场追上了她父亲，他和我这会儿可能早就死了。事情就圆满了结了，世界也早就恢复了秩序。我的人生只剩下一个意义：跟柯勒算总账。这账算起来很容易，一枪就够。但我现在必须等待，这个我没计算在内。也没想到会耗费精力。匡扶正义是另一回事，不同于必须在盼望实施的过程中度日。我觉得自己像个疯子。我喝了这么多酒，只是我荒谬生活的表现：我就像被正义感弄得醉醺醺的。伸张正义的感觉在毁灭我。没有什么比这种感觉更可怕了。我置自己于死地，因为我弄不死柯勒这个老家伙。我看到自己和海伦娜处在这种暴怒中，回首我们的初次相遇。我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一切。幸福是不可替代的，即使那幸福其实是疯狂，而我今日的疯狂其实是清醒。如此认识现实是残酷的。于是我悲伤地回首往事。我想忘都忘不了。一切都清清楚楚地固定在我记忆里，就像刚刚发生过的一样。我还能听见她的声音，看见她的目光，她的动作，她的衣着。也看见了我自己。我们都年轻，少不更事。那是不到一年半前的事。现在我已经老了，腐朽不堪了。那时，我们彼此信任。要是她不信任我，也是很自然的事。她无非把我看成了一个想要挣钱的律师。可她从一开始就信任我。我当时就感觉到了，而且我也信任她，准备去帮助她。多美好啊。尽管我们不过是相对而坐，彼此有事说事。当然我心里明白，事实不是这样的，一切不过是表象、梦幻、错觉，不，比这些还糟，只是卑鄙的阴谋，是海伦娜对我、专门对我耍的阴谋。但那时，那时，当我还不知道的时候，我还浑然不觉的时候，我是幸福的。

“请坐吧，施派特先生。”她说，我谢了她。她在一张深深的皮椅里坐下，我坐在她对面，也是一张深深的皮椅。一切都有些奇特：那姑娘，大概二十二岁吧，棕色的头发，面带微笑，轻松随意，过会儿有些怯生生的；那许多书，沉重的写字台，后面的台球桌，桌上有球，照进来的阳光，半开的玻璃门后的大花园，她就是从那扇门进来的。有一位年长的先生同来，名叫费德尔，穿着整洁，说他是柯勒先生的私人秘书。他沉默不语地打量了我，甚至有点咄咄逼人。然后，他又走了，没有打招呼，甚至连一句话都没说。于是就剩下了我们两人了，她有些尴尬，我也一样。对她父亲的想象让我为难，让我无法开口。我同情她。我忽然想到，她永远无法理解自己的父亲，他那无法理解的行为让她受痛苦。

“施派特先生，”她说，“我父亲总是跟我说起你。”这让我很意外。我吃惊地看着她：“总是？”“自从你们在‘剧院酒店’见面以后。”“他都对你说些什么？”我问。“他对你的事务所感到忧虑。”她回答。“那时我还没有事务所呢。”我说。“现在有了。”她说。“但却不怎么成功。”我坦诚地说。“他把委托的事告诉我了，他给你的委托。”海伦娜接着说道。“我知道。”我答道。“你接受吗？”“我决定接受。”“我知道其中的条件，”她说，“这张支票是预付金。一万五。另有一万五是手续费。”海伦娜把支票递给我。我接过支票，把它折好。“你父亲很大方。”我说。“他很关心你如何执行委托。”她说。

“我会尽力的。”我把支票塞进钱夹。我们沉默着。她不再微笑了。我感觉她在寻思着该说的话。“施派特先生，”最后她结结巴巴地开口了，“我很清楚，你方才接受的委托很特别。”“相当特别。”“费德尔先生也这么认为。”“我相信是这样。”“但它必须付诸实施。”她坚决地要求道，态度近乎激烈。“为什么？”我问。她恳切地注视着我，“施派特先生，我一个月只能见到爸爸一次。他一一地吩咐我。他的生意很棘手，但他却了如指掌，让人吃惊。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他是父亲，我是女儿。你知道，我必须服从他。”“当然。”海伦娜变得激烈。她的怒气是真诚的，“那个私人秘书和律师们想要剥夺他的行为能力，”她坦诚地说，“他们说是为我好。可我很清楚，父亲没有精神错乱。后来就有了给你的委托。对私人秘书来说这是个新证据，证明我父亲有精神病。他说这委托毫无意义。但我坚信这委托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又沉默了片刻。“尽管我弄不明白他的意思。”她轻声补充道。

“对一个律师来说，柯勒小姐，”我回答道，“调查温特教授之死的委托，只有假设你父亲不是凶手，才有法律意义，因为你父亲不是凶手。然而这种假设是不可能的。所以委托是毫无意义的。在法律上没有意义，但在科学上并非必然没有意义。”她吃惊地看着我，“这怎么理解，施派特先生？”她问。“我仔细地看过这屋子，柯勒小姐。你父亲热爱台球，也爱读自然科学类书籍……”“这就是他所爱。”她肯定地说。“正是……”“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能力去杀人，”她打断我，“他一定被人采用什么可怕的方式逼到了这样的地步。”我沉默了。要是无所顾忌地把真相一股脑说出来，我觉得有失公允。她父亲之所以杀人，是因为他一味热爱台球和自然科学，这样一种奇谈怪论式的真相是无法跟她讲明白的。跟她说我的想象，毫无用处，因为那只是我的直觉，不是可以证明的事实。“柯勒小姐，你父亲为什么被判刑的原因，没有人告诉过我，”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说，“我想说的是别的事，这事不能解释他的行为，却能解释他交待给我的委托。你父亲想通过委托，让我来调查一下那可能的东西。这是他科学研究的目标，他是这么说的。我必须严格遵守这个原则。”“没有人会相信是这样！”海伦娜激动地喊道。

我不同意。“我要相信它，”我说，“因为我接受了委托。对我来说这是一场游戏，你父亲有财力玩这个，其他人就效犬马之劳好了。作为律师，我觉得你父亲的游戏非常刺激。”她思索着。“我确信，”她终于迟疑地说，“你将会找到真正的凶手，一定是他逼得爸爸去杀了人。我相信爸爸。”她的绝望让我同情。我很想帮助她，但无能为力。“柯勒小姐，”我说，“我要开诚布公地告诉你。我不相信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原因很简单，因为根本没有这样一个人。你父亲可不会任人强迫。”“你开诚布公地告诉我。”她轻声说。“我希望你能信任我。”她直盯着我的脸，专注而阴郁。我没有躲开她的目光。“我信任你。”她说。“只有你放弃所有希望，我才能帮你，”我说，“你父亲是凶手。你只有不走偏路的时候，才能真正理解他。必须在你父亲自己身上去找他杀人的原因，不能到别人身上去找。你别再为这委托费心了。那是我的事。”我站起来，她也站起来。“你为什么接受委托？”海伦娜问。

“因为我需要钱，柯勒小姐。请别错看了我。就算你父亲认为委托有科学上的价值，对我来说也只不过是一次机会，好让我的事务所走上正轨。但它不该在你心里唤起任何错误的期望。”“我明白。”她说。“我没有能力用另一种方式行事，只能按现在这样的方式。我必须遵从你父亲的愿望。但你要知道自己该信任谁。”“只有你能帮我，”海伦娜边说边和我握了握手，“认识你我很高兴。”在公园前面，林恩哈德依然待在保时捷里等着，只是换到了副驾驶的位子上，抽着烟，心不在焉地想着什么。“办好了，”我说，“我接受了委托。”“支票拿到了？”他问。“拿到了。”“很好。”林恩哈德说。我坐到方向盘后面。林恩哈德递给我一支烟，点上火。我吸着烟，把双手搭在方向盘上，想着海伦娜，心里乐滋滋的。我为未来感到高兴。“怎么回事？”林恩哈德问。我思量着，还没发动车子。“只有一个可能，”我答道，“对我们来说，柯勒不再是凶手了。我们得跟着玩。”“同意。”

“你把那些证人再询问一轮吧，”我接着说，“调查一下温特的过去，有哪些朋友，哪些敌人。”“我们调查贝诺博士吧。”他答道。“调查奥林匹亚-海因茨？”我吃惊地问。“温特的朋友，”林恩哈德解释道，“还有莫妮卡·施台尔曼。”莫妮卡·施台尔曼是特鲁格医疗辅具股份公司的唯一继承人。“为什么？”我问。“贝诺的女友。”“最好别把她牵进来吧。”我思索着说。“好吧。”林恩哈德答道。有什么东西不对劲儿。“奇怪。”我说。“什么？”林恩哈德问。“是柯勒向我推荐你的。”“巧合。”林恩哈德说。我发动车子，小心地开起来。我还从没摸过保时捷的方向盘。到了火车站桥上，林恩哈德问道：“你认识莫妮卡·施台尔曼吗，施派特？”“我只见过她一次。”“奇怪。”林恩哈德说。到了塔拉克，我把他放下，然后开出城去。不知道去哪儿，随意开进了秋色之中。

莫妮卡·施台尔曼的形象浮现在海伦娜·柯勒形象的前面，一个我怎么都挥之不去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