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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天下的大明火器，为何这么厉害？居然与外国人有关

16世纪，当明朝将中国传统火器在各方面都改进到“登峰造极”的级别时，欧洲人带着自己“独辟蹊径”的火器来到亚洲，为中国的火器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相比中国传统火器追求轻便、高火力密度的野战设计思路，欧洲火器在相当一段时间则追求的是高瞬时威力和远射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差别，在于中西方巨大的环境差异。中国传统火器的研发者中原王朝，面对的主要敌人是游牧民族——他们依靠草原大规模发展游牧业，马匹众多，从而拥有高机动力。他们依靠战马的机动优势，可以经常制造对中原王朝军队来说“敌众我寡”的战场形势，并随着一轮轮的技术扩散，不断缩小了与中原王朝的技术差距，拥有越来越强大的野战和攻坚能力。明代边防官员尹耕所著的《乡约·塞语》一书，就曾记载过蒙古人用步骑战车混合作战的战例。中国传统火器便是在这种环境下不断发展的。

欧洲则不同，尤其是在火器较早出现的西南欧并没有“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的游牧敌对势力，只有林立的城堡。再加上地区狭窄，欧洲火器主要用于步兵之间的战争和攻守堡垒。这种环境便导致中西火器设计的极大差异。

最早的欧洲火器在形制上与中国的火门枪没什么本质区别。后来随着欧洲人认识的发展，他们发现更长的炮管可以增加火器的威力和射程，于是欧洲火器的管径比渐渐延长。但因欧洲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铸造技术不合格，早期的欧洲火器大量使用了铁条、铁棒、铁环拼合焊接。那时，欧洲人认为火炮口径“越大越好”，使得火器非常沉重，难以在攻城战外的时候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用铁条焊接制造出的火炮并不坚固，1460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死于火炮炸膛。后来，欧洲人开始用铸造铜钟的技术铸造青铜大炮，欧洲的铸造火炮渐渐多起来。

但事实证明，那个时代即使是青铜铸造的大火炮，依然危险且效率低下。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围城战中，工匠乌尔班铸造的乌尔班巨炮虽然看似恐怖，但一天只能发射七次，除了有威慑效果外，对拜占庭守军造成的实际损害并不如那些小火炮。乌尔班后来还被火炮炸死（炸膛）。因欧洲火炮管径比较长，重量较重，装填也比短管径比火炮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欧洲人便在火炮后部直接装入火药与炮弹，这种设计便是后世著名“佛郎机”炮的设计起源。

欧洲对火器的另一创新则更为有名，那就是现代扳机枪械的鼻祖——火绳枪。早期的西方火铳与东方火门枪在发射方式上没有区别，都是用手点火。这种一手握着火铳一手拿着火绳，不适合一个人操作的点火方式，很不利于在堡垒中作战。于是，欧洲人将欧洲弩上的弩机装到了火门枪上，产生了最早的火绳钩枪。西方弩机是类似于蛇杆的装置，蛇杆的上端是为了卡住弩弦的牙，当扳动弩扳机时，蛇杆向下使卡住弩弦的牙也一并向下，弩弦得以松开进而射出弩箭。这种蛇杆设计十分适合安装在火门枪上，代替人手点燃火药，因为火门枪的火门也是需要从上向下点燃。于是，西方弩机催生出了火绳钩枪。此后，随着西方金属工艺的提高，火炮越做越小、越做越细，最终与早期的短管火绳枪融合，成了火绳枪。随着不断改进，蛇杆的下部越来越小，就成了现代的扳机。

火器帮助欧洲人在海外的殖民活动非常顺利。欧洲人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到达中国广州后，他们所带来的欧洲火器，很快被明军仿制。在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的叛乱中，政府军和叛军都使用了这些火器。随后的屯门之战（1521年）和西草湾之战（1522年），明朝军队俘获了葡萄牙人的战船并获得了欧洲火器的大量实物。南京兵仗局从此之后大量仿造欧洲火器。六套佛郎机炮（母铳+子铳）于嘉靖四年（1525年）与仿制的“蜈蚣船”一起被交付使用。嘉靖八年（1529年），明代名臣汪鋐上疏《奏陈愚见以弭边患事》，建议在北方使用佛郎机炮。嘉靖二十年（1541年），在火绳枪传入日本前，明军就已大量装备鸟铳。火绳枪传入后也掀起了新一轮火器改进的风潮，就连传统的“三眼铳”也借鉴火绳枪的枪管技术得到了改进。火绳枪的熟铁锻造枪管技术还被用在了新的连射火器上，“五雷神机”便是在火绳枪技术传入后才出现的火器。这类连射火器最“登峰造极”的则莫过于“车轮炮”。车轮炮将锻造而成的三十六根炮管安在车轮上，使用时，车轮旋转依次射出炮管中的弹丸杀伤敌人，类似武器西方也有。将佛郎机炮与火绳枪结合也被中国人实践，明代著名火器专家结合二者开发出了“掣电铳”，将火绳枪和佛郎机的性能发挥到了极致。清朝政府也大量装备了佛郎机，因为以“骑射为本”的满洲人也非常看好其高射速的优点。满洲人自崛起便开始与北方蒙古势力有冲突，这种冲突直到他们入关后依然存在。满洲人需要用这种火器对蒙古形成军事技术优势，因此将其作为重要武器。但满清政府却严格限制汉人为主的绿营使用这种武器，因佛郎机的高射速能有效压制骑兵冲锋，削弱满洲人的骑兵优势，满洲人担心有“叛逆之心”的汉人会通过绿营获取甚至仿制佛郎机，导致满清王朝不能“长治久安”。

总之，明军装备的大规模火器使步兵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也能在野战中与拥有优势兵力的蒙古骑兵正面交锋。因火器对士兵体力消耗不多，明军与蒙古骑兵交战后因人困马乏被屠杀的可能性减小，从而可以全身而退。嘉靖年间，明总兵杨照率领一批“铳卒”（火器兵）出塞进攻屡次犯边的蒙古人。杨照因对道路不熟悉而迷路，在离明朝边塞六十里的地方遭遇了优势敌军，杨照中流矢而死。但其手下士兵凭借火器奋力作战，损失50多人的情况下斩敌首级220个（因蒙古人有抢拖尸体的习俗，蒙古人的伤亡应高于这个数字），并收敛了杨照尸体，后安全撤回。步兵孤军遭遇敌军大队骑兵能安然撤回并获得不小战果，在冷兵器时代是难以想象的。由此可见火器对一支军队战力的影响多么大，明军大力在军中推广火器也是这个原因。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