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谋士的双面人生

黄承彦(诸葛亮之岳父)的千金小姐黄月英并非丑陋，而是一个非常聪明美丽、才华出众的姑娘。黄承彦怕有为的青年有眼不识荆山玉，故称千金为“阿丑”。阿丑黄月英不仅笔下滔滔，而且武艺超群，她曾就学于名师。艺成下山时，师傅赠送她鹅毛扇一把，上书“明”、“亮”二字。二字中还密密麻麻地藏着攻城略地、治国安邦的计策。并嘱咐她，姓名中有明亮二字者，即是你的如意郎君。

后来黄承彦的乘龙快婿，就是吟啸待时、未出隆中便知天下三分的名字中有“明”、“亮”二字的未来蜀国丞相诸葛亮。结婚时，黄月英便将鹅毛扇作为礼物赠给诸葛亮。孔明对鹅毛扇爱如掌上明珠，形影不离。他这样做不仅表达了他们夫妻间真挚不渝的爱情，更主要的是熟练并运用扇上的谋略。所以不管春夏秋冬，总是手不离扇。

谋士，顾名思义，是设谋献策的人。在古代还有门客、军师、幕僚等称呼。今天，我们对这一职业的印象，往往来源于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的形象，头戴鹤氅裘，手拿鹅毛扇，于万军对垒之间，镇定自若，气定神闲。

在中国古代社会，谋士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存在，从春秋战国、楚汉争霸、三国争峰，再到历朝历代，或风云乱世，或峥嵘图治，谋士这个角色似乎永远是神一样的存在，常常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可谓显赫而又令人高深莫测。他们的名字早已烙入中华历史，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如周朝一代名相姜子牙；春秋时期的著名人物有子产、管仲、晏子、赵衰、荀偃、文仲、范蠡等；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有苏秦，张仪、商鞅等；楚汉争霸时期有张良、范增、蒯通、陈平、萧何、郦食其等；三国时期名垂青史的人物有诸葛亮、庞统、法正、司马徽、贾诩、郭嘉、荀彧、荀攸、司马懿、程昱、鲁肃、张昭、陆逊等；接着而来晋有羊祜、杜预等；大唐一代有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等；宋有赵普、元有耶律楚材，明有刘伯温，清有范文程等等......

举不胜举，灿若晨星。

然而，历史往往带有两面性，在这些闪耀春秋的名字中，有一些人，却也明显留给了历史，不光彩的另一面，阴暗、丑陋、隐晦，值得我们后人进行甄别对待。接下来，我就来与大家一起分析，中国古代谋士产生的土壤是什么？中国历朝历代君王，当然还有社会是一些权贵阶层需要他们什么？当他们中有人劣迹斑斑时，他们依然能深受君王倚重？

一、历史的土壤与古代谋士；

二、古代谋士的负面人生；

三、真正的谋士是智谋守德之士。

一、历史土壤与古代谋士

古时的谋士，是贵族的一种，贵族一共有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靠辩论、说服、出谋划策来谋生的士，也叫说客和辩士。相当一部分“学而优”却不能“仕”的读书人，常以“门客”、“军师”、“幕僚”等身份，为自己的“主人”、“主公”，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有时甚至以死相报。

如《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析公奔晋，晋人寘诸戎车之殿，以为谋主。”《后汉书·苏竟传》：“延岑护军邓仲况拥兵据南阳阴县为寇，而歆兄子龚，为其谋主。” 宋洪迈《容斋三笔·记张元事》：“ 张吴既至夏国，夏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等等历史传记中，都记载着谋士的作用与地位。

由此可见，谋士的产生，有历史的土壤，也有自身现实的基础。

谋士，即为以谋取士，用自己的智谋为王侯霸业服务，从而达到自我实现的最高理想。“谋”是一个动词，也是一个名词。对于谋士自己来说，“谋”是一种保护；对于他的主人来说，“谋”是一件武器；对于他的敌人来说，“谋”则是一把利剑。

有人总结出：“谋”有五层境界，层次越高，谋略也就越深，而能达到第五个层次的人，我们就称之为国士无双，天下谋士。

第一层：“谋”己。作为一个谋士，若连自己的生命都保全不了，何来谋人、谋兵、谋国、谋天下？运用自己的谋略，让自己活下来、并且活得有价值是成为一个谋士最基本的条件。是故，“谋己”是谋士的第一层境界。

第二层：“谋”人。学会了为自己谋，还要学会为别人谋，若是一个谋士不能为别人出谋划策，他能称为什么谋士？如果不能为别人谋划的谋士又有什么使用价值？是故，“谋人”是谋士的第二境界。

我觉得这一层的谋士，在春秋战国时期比比皆是，如春秋四君子所养之士中，十有七八就是这一层人物，如毛遂、侯生等。他们中虽多鸡鸣狗盗之辈，但也不乏为主人出谋划策、纾难解困之名士。

第三层：“谋”兵。会谋己、谋人都只能保全少数的几个人，而作为一个谋士，他必须具有“谋”成千上万人生命的能力。这就是“谋”的第三层境界——谋兵。兵者，国之大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此一切以政治斗争为最终目标而展开的种种智谋较量，在现实中最最集中体现的就是兵争攻伐。所以谋士的最现实的作用就是对于战争的测谋，这也是我们一般人对于谋士智谋水平优劣品评的最直观的测评指标。

到了这一层的谋士，可谓称得上真正的谋士了，如谋兵者这一层，比较典型的人物有春秋之孙子、楚汉之韩信、三国之法正、郭嘉等。

第四层：“谋”国。比起“谋国”来，为一人谋、为千人谋都是很浅的层次。一个人要是能做到“谋国”（国代指诸侯势力），必须具备远大的眼光和超人的洞察能力，这些都不是常人所能具备的。是故，谋士的第四层境界是“谋”国。谋国是建立在上述三个境界的基础上的，但是仅仅拥有了上述三个境界还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谋士所策划的计策实在不能称之为谋略，因为仅有谋己、谋人和谋兵三层能力的谋士所作的策划实在太狭隘了，并不能达到战略的境界。而谋国是建立在对于国家资源、国际关系和战术优劣对比基础上，对于国家命运的把握，这是需要具有大眼界和大智慧才能完成的“不可能的任务”。

到了能为君王谋国的谋士，自然不是等闲之辈了，历史比较著名的人物如楚汉之范增、三国时期东吴之鲁肃、姜维，宋代之赵普，清朝之范文程等。

第五层：“谋”天下。做到了以上四点的人， 如果还能更进一层，在谋国的基础上，辅助君王，谋夺更大的天下，这一级别的谋士，绝对是国士无双式的人物。因为从道德层面来看，上述四个境界都是出于对于有限资源的无限渴求和残酷掠夺，这其实是“人性恶”的集中体现。但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而屹立于大千世界，正是由于人类深刻了解了这种“恶”的道德层面对于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致命危害。从而诞生出对于“性本善”的道德向往，而真正拥有以天下为己任胸怀的士，是那些真正能够将对于人本关怀自始至终贯彻于自己一切行为中的人。因此，所谓谋天下，并不是以天下为个人或集团资本而进行谋划，而是以天下苍生为本源进行呵护的大智谋。这才是谋士的最高境界。

“以天下为笼，则雀无所逃”。这是这一层谋士的思想境界。历史上有能配得上国士无双这一层谋士称呼的，可能人人心目中人选不一样，但绝对是凤毛麟角，在我看来周朝之姜子牙、春秋之管仲、三国之诸葛亮等等可以配之。

从谋士的五层级分析可以看出，每一层谋士都有他存在的现实意义与基础。他们能成为谋士，替人排忧解困、出谋划策、问鼎江山，都是因为他们或有过人的才干，术有专攻，或满腹经纶，足不出户却知晓天下事。在本文中所谈的谋士，主要是讲谋兵、谋国、谋天下这一层级的谋士。

和平时期，也有谋士，但这时的谋士更多是大到辅助君王治理国家，小到为主家襄理家园。只有在战火纷飞、大乱之世时期的谋士，更易声名显赫地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左右时局、社会的发展，更易被后世所记住。今天我们讲的谋士，莫不如此，和平时期，大力发展生产，谋士的作用容易当作群治的作用，而淡化在历史的过程中。

所以说，某种程度上，谋士，这所以成为中华历史过程中一颗闪亮的明星，无不是因为战争的反复迭起，社会争纷的各方，为了争夺天下，必须网罗天下英雄、天下奇人异士所至。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正是说明了这个道理。

才华的施展、为国为民的历史地位等等完全取决于辅佐的君王。如果谋士恰遇雄主，志在天下，知人善用，好比伯乐与千里马，那谋士们 功成名就、名垂青史；如果效忠的人是个阴险狡诈、嫉贤妒能或者刚愎自用、不听劝谏的的昏庸之主，那谋士们再如何优秀，后果也是不堪的，要么另投他人，要么结局悲惨。如项羽的范增，袁绍的田丰、沮授，空负了一腔凌云之志等等。

历史现实的呼唤，天下雄主手握天下万物于胸中沟壑的胸襟与气度的吸引，还有神机谋士们梦幻式的奇谋异策，扭转乾坤之雷霆之势，注定了历史社会在不断进步、分裂、大治、大乱的循环往复的过往中，江山代有谋士出，卓越之士辅助天之骄子问鼎江山的传奇故事经久不衰地上演，传奇不断地叠加，诸如“诸葛亮式”的人物不断地出现，更是不断地激励着后世向着“俱往矣”的历朝历代的梦幻人物致敬、向往与学习。

这就是历史的土壤、现实的天空、人文智慧的交汇，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交相辉映，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一段亮丽的色彩。

二、古代谋士的负面人生

既然谋士，是依靠自己的智慧，为掌权者提供计谋，出谋划策的一类人，自然他们在成名之前，不是社会的主人，他们也只能是中国古代社会等级中较为低下的贵族，因中华民族从西周时就开始执行这样的分封制、宗法制的等级，并代代相承：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可见，“士”作为社会阶层中最低一级的贵族，一旦出现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们为了谋生，就会择其长处，兜售自己的智慧，靠脑子和嘴皮子吃饭，从此谋与野心家、英雄家、帝王家，兵戈为伍。

这种现象，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普遍兴起了养士之风，不是君王依仗谋干，一些权贵王侯，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和楚国的春申君），各自其手下豢养的门客都在千人以上，以至，谋士这一群体的数量，在这一时期，开始变得庞大起来，而且历朝历代从未断绝，清朝地方官员旁边的师爷可算作古代最后一批谋士了。

既然谋士成为了社会的普通现象，既然谋士必须通过自己的智慧，才能吃上体面的饭。那谋士自身人性上的优与劣、罪与恶，又恰好符合、满足了权贵者的需求，于是这种需求的背后的人性之恶便不断地散发出来，成为这个职业阶层中难以抹去的历史之污垢，值得我们后人去鉴别与反抨击。

这样的污垢、隐晦、阴险的一面，连同谋士的智慧、光明、正义的一面，组成了谋士的双面人生，是正面的，我们就要去弘扬，代代相传；是负面的，我们就要去摒弃，去抨击，让后人学会对错与是非。
接下来，我们就举几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案例，阐明这样的谋士不在少数，其中人物，有历来形象高大的人物，也有本身就被定为历史小人的人物。

1、“商鞅欺魏”让友情成为殡葬品

商鞅欺骗魏国的次数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前340年，商鞅率兵攻魏国的西鄙，魏国派公子昂迎战。以当时的兵力而言，秦国很难速胜。商鞅觉得正面交战不行，就写信给公子昂。商鞅和公子昂在魏国有旧交，商鞅假意怀旧，愿意罢兵和好，并约公子昂来饮酒会盟，公子昂欣喜异常自然深信不疑，并应约前去会盟，不料会盟刚一结束，正饮酒之际商鞅早已埋伏好的甲士出现，公子昂便成为秦国的俘虏。而秦军乘势进攻魏军，魏军毫无防范，又失去主将，被打的落花流水，商鞅用这种不光彩的手段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

2、“张仪欺楚”让阴谋论变成理直气壮

张仪欺楚，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战国中期，为了抗衡强大的秦国，楚国和齐国建立了联盟。对此，秦惠文王派遣张仪去瓦解齐楚联盟。在此背景下，张仪劝说楚怀王，答应归还楚被侵占之地，条件是要楚与齐绝交。楚怀王听信了张仪的话，不听屈原等大臣的劝阻，断然与齐绝交。张仪看到计谋得逞，马上赖掉了归还侵地的诺言。

公元前313年，在得知楚怀王和齐国断交之后，张仪欺骗了楚怀王，告诉楚国使者并非割让商于之地六百里，而是自己的封地六里。也即张仪通过一个文字游戏，从而戏弄了楚怀王这位一国之君。对此，楚怀王自然是非常愤怒，也即冲冠一怒，立即和齐国联合，从而发动了一场大战。

以前，我们一提到张仪欺楚这一历史典故，过去的观点就是楚怀王实在太昏庸了，反面表扬张仪之智慧，这是非常不应该的，这样的阴谋论，不应该成为中华民族学习的榜样，而应是摒弃的坏典型。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中，楚怀王在受到张仪欺骗后冲冠一怒，发起了一场大战，楚军大败，被斩首八万，秦军占领汉中。这场大战牵涉了六个诸侯国，不仅波及诸侯国多，也对战国历史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3、“高阳酒徒”郦食其使人性之恶千古糜烂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逞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这就是李白的诗，这诗中的高阳酒徒便是狂人郦食其。

据说这个狂人， 出场时即已古稀之年，后人常说如果其人不死，足可列为“汉初四杰”之一。人们常赞颂其凭一嘴，为刘邦拿下70座城池，因与刘邦臭味相投，而得到了刘邦的喜爱，君臣一见如故。但他的人性之恶，从其“初出茅庐”第一计便显露无遗，注定一生不得好死。

当时还是沛公的刘邦，准备攻打陈留时，郦食其托人得见他。郦食因是陈留高阳人，深知陈留之重要性，与刘邦对话没几下，也让刘邦暗为敬佩，也让刘邦同意其去充当他的说客，劝陈留县令投诚。

刘邦何乐不为。郦食其连夜回城后，力劝陈留县令投降沛公。遭县令严辞拒绝，县令却因他是长者留其在县衙过夜。夜半，郦食其一剑将沉睡的县令刺死并割首级，再悄悄出城来到汉军营中。

天亮后，城中守军发现空中挂着县令头颅，乱作一团，刘邦乘势挥军攻城。城中百姓见汉军声势浩大，只得开门迎降。于是，刘邦没有花费成本占据了陈留，并得到了大批军粮。于是，刘邦封郦食其为广野君，镇守陈留。而郦食其表现更令人满意，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让汉军的队伍扩充至三万人攻打秦国，居功甚伟。

从这老狂生郦食其的这一面可以看出，他有杀伐果断的一面，但却不值得弘扬，因为灭绝人性，背信弃义，是典型的小人。今天我们表扬他，无不因为刘邦是一位成功的君王，如果刘邦失败了呢？我们又如何评价狂生呢？个人认为，评估人性之善恶，不应该因为成功与否来作差别定义。郦食其作为有识之士，不为陈留县令出谋划策，却为他人倾囊相授，一则背信陈留人，二则背信陈留令，上歁君王，下灭家园。这一点，我们是一定要批判的。

后来，他被齐王田广煮成肉汤，也说明了善恶有因果，世事有轮回。

以上三个负面案例，说明了谋士这一角色中，有的人为了出人头地，用心狠毒，六亲不认，这是人性之恶的陋习，也是当时社会法家们的主题宗旨，认为可以为了目标与追求，放弃社会道德与伦理，一切从个人追求出发，攫取最大的人生赢面。

但我个人认为，非常反对这种人生追求与动机，史料也证明，社会为什么经久动荡不安，往往就是因为阴谋家太多，法家太多，真正的智谋之士太少，仁德之君太少之故。

今天，我们用史实也证明了：真正名垂青史，令后人敬意油然而生的谋士，莫不是德才兼备、怀仁抱素的模范。只有这样的谋士，才值得后人膜拜与称颂。

三、真正的谋士是智谋守德之士

历朝历代的文人士子大都有自己的文化气质、理想追求和道德诉求，智谋之士在出谋划策的活动中常常面临着一个基本的态度问题，即如何处理好用智谋与尊德性的关系，说白了，这就是用计谋与讲道德的关系问题。

因为，智谋之士的特点，一则多是文人出身，他们在伦理立场上要尊德性，坚守特定的文化准则，遵守基本的道德规范，重修养，讲道义，有良心；另则，他们又必须按谋略的原则去筹划，为了达到谋略的目的，必须设奇谋，重智胜，用妙策，甚至行诡道，所以，他们在尊德性和行诡道方面，是存在着矛盾的，但真正的智者，却让直面人生之惨淡，寻找正确的人生道路。

回首历史，看古代智谋之士，他们中的多数，还是能够将谋略与尊德性统一起来，鄙视“阴谋”，注重“阳谋”，出谋划下守住基本德性，用智用谋讲基本道义，设谋用计讲基本良心，所以，古代智谋之士用谋略，基本上是能尊德性的。

《礼记》曰：“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礼记•中庸》）对此，郑玄注曰：“德性，谓性至诚者也。”（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疏曰：“‘君子尊德性’者，谓君子贤人尊敬此圣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诚也。”（ 参看孔颖达《礼疏》）士人尊德性，便是坚持自然之诚，坚持自己的真诚本性，而如果不尊德性，等于是丧失了人的本性，成了“无德”或“缺德”的人了。

在古代儒学谋士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把“格物致知”“修身齐家”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性的基本修养和表现。先能“修齐”，后才能“治平”。

本来，从谋略学角度看，智谋、韬略只是为了达到谋划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只有工具的意义，并没有道德上的倾向性，但是，对于古代有儒学修养的谋士来说，谋略必须与道德原则是统一的，谋略的运用必须站在尊德性的立场上，所以，谋略文化也被纳入儒家的德政学说之中，从这个角度看，军事韬略方面讲“诡道”，战争谋划中使“诈”，是治国平天下的需要，不但是允许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但前提在于，用“诡道”，使“诈”在总的目标上必须是有利于实行“仁政”的。服务于“王道”的兵学“诡道”是正义的，而为了行“霸道”，巩固暴君统治而搞阴谋诡计，却是违背道义的。所以，在儒家政治学说里，兵家行“诡道”，若为施“仁政”，搞的不是阴谋，而是在用阳谋。

中国古代智谋之士大都努力将用谋略与尊德性统一，这与西方谋略文化的主流，即马基雅维里式的一味强调阴毒诡诈的计谋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古代谋士们注重尊德性，这与古代士人强调道德修养，注重修身养性的习惯是分不开的，古代谋士把修身养性看成提高智谋水平的必不可少的方式。对于智谋之士来说，德性修养功底的深厚与否，决定了智谋水平的高低。在中国古代谋略家看来，有了高水准的德性修养，谋士们即便是使用“诡道”“诈道”，也仍然属于是“阳谋”的范畴，有德之士在使用谋略时，能坚守尊德性的立场，能保持高尚的道德操守，而品行卑劣的阴谋家在使用奇妙怪策时，是不会受道德底线的限制的，不守道义的阴谋家，最终的结果是惨败，下场是非常悲惨的。

在古代智谋之士的视野中，只有高修养尊德性的智谋高人，才能充分地利用各种有利因素，使谋略得到最有效的运用，从而获得长远利益和最终的成功。

中国古人强调：“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公孙丑下》）说得都是尊德性、守道义的重要性。佛学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缨络经·有行无行品》），主要是劝普通大众应行善弃恶，表达佛佑善者的观念，但从谋略学角度看，主要是强调尊德性而用谋略，才能获得长远的有利的条件，取得最终的成功。善者全胜。

当然，与儒学谋士有些不一样，法家、纵横家、兵家、墨家等其他学派的谋士们，并没有像儒学谋士那样把用谋略与尊德性看成是必须统一的，这些学派的谋士们并没有将使用智谋看成是必须建立在遵守道德原则的基础上。更没有把“修齐”看成是“治平”的前提，他们更重视的是利用谋略来富国强兵，他们使用智谋是为了让他们所辅佐的君王能实行霸权，兼并他国，杨威于天下。对这些学派的相当一些谋士来说，谋略常常是手段，而德性经常是可以放弃的，只有富国强兵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法家、纵横家、兵家、墨家基本上都不赞同儒家把德性修养看成是第一位的，法家重“法”，将法、术、势看得比道德原则更重要；纵横家重视权和利，掌权伐交、言辩获利才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兵家虽然很重视讲“道”，重视守道义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他们虽论“战”重“诡道”，用谋讲使“诈”，用兵讲出奇制胜，并特别重视“用间”（使用间谍）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在实战中，尊德性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墨家讲“兼爱”“非攻”“节用”（墨家主张人与人之间平等相爱，即“兼爱”，反对非正义战争，即“非攻”，推崇勤俭节约，即“节用”），把侠义看得比仁义更重要。

其中，法家与儒家的区别是最为明显的，法家认为法治先于道德，应以法治来取代道德教化。在法家的代表人物看来，坚守法制比遵守道德原则要重要得多，用谋略是为了推行法治。

法家早期代表人物管仲在《管子》一书中明显表现出“重法轻德”的倾向，在他看来，以法治国是基本的政治策略。他强调臣民应以法为主，以德为辅。管仲认为，教化应以法令为前提，法治是治国的根本，他说：“故为人君者，莫贵于胜。所谓胜者，法立令行之谓胜。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法不繁匿。”（《管子•正史第四十七》）显然，在管仲看来，礼是用来分等级的，而法是用来治国理政的。他还强调：“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祥，百官服事者离法而治则不祥。”（《管子•任法》）道德是源于法制的，他说：“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圣之所以一民者也。”（《管子•任法》）

管仲之后，商鞅、韩非都把法与德绝对对立起来，认为法的重要性是德所不能比拟的。商鞅主张“不贵义而贵法”（《商君书•更法》）；韩非主张：“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在韩非看来，传统道德原则只适用于上古时期，社会在变化，治世之道也应随之改变，旧的道德原则已不适用于现今，只有法治才是最可行的，君王治国,只能“唯法为治”。商鞅、韩非抨击儒家“德治”，认为儒家所主张的仁义德行，不合时势，是虚伪的，只有法治才具有现实性、合理性。商鞅之五马分尸，说明了什么呢？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他政策的不良后遗症。

法家学说强调三个基本原则，即“法”“术”“势”，其中，以商鞅为代表，主张重“法”，其基本政治策略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即奉法遵令者必赏，犯法违令者必罚；以慎到为代表，重“势”，主张树立统治者威权，以强压来治理国家，压制臣下；以申不害为代表，重视用“术”，强调君王要善于用阴谋，善于耍手段，声色不露辨别忠奸，赏罚莫测驾驭臣下，让属下胆寒。显然，在法家这几位重要的代表人物看来，“术”是谋略，是为“法”服务的，讲究策略，使用手段，为的都是推行法治。

正是因为如此，法家的势起，使得春秋战国时期一步步突破了前人的底线，个人修为的底线，国家决策的底线、战争规则的底线，从此把社会推进了几千年循环往复的死胡同中。

这是社会之悲，也是人性之悲！

当今社会，谋士也依然存在，正如前文中所说的一样，和平时期的各行各业谋士、治国安邦之谋士，显赫难以高于治乱。尤其在今天，商业社会，讲求共赢共存，不是战争中的你死我活，零和博弈，自然，谋士的意义，连同其他职别的称呼，融入了社会大潮中，不再特别。

但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我认为，守住人性的底线，守住人性之德，摒弃人性之恶，减少智慧上的负能量，用真正的人类智慧，造福于国家、社会、组织，这才是真正的智谋之士，愿今天的智谋之士愈来愈多，为社会的和谐进步发挥各自的光和热。

参考资料：

1、《史记》；

2、《三国志》；

3、《明史》；

4、《中国历代谋士》；

5、 儒家学说；

6、网络资料。

【作者】谷新光：湖南岳阳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深圳市科技专家库专家、经营治理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