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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大讲堂丨北大教授赵冬梅：华夏群星闪耀时——宋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

编者按：11月27日，2022悦读宋韵节在浙江图书馆启动。现场，北京大学教授赵冬梅以“华夏群星闪耀时”为题开讲，带领线上线下听众，走近千年之前的“文人天团”——欧阳修、范仲淹、富弼、司马光、韩琦、李公麟、苏轼、米芾、黄庭坚……细说宋代士大夫的家国情怀，社会反响热烈。

赵冬梅教授

赵冬梅教授从历代王朝疆域对比切入：宋朝在版图上是“小帝国”，但在文明史上却是“大时代”，是华夏文明的“造极”期。其中的重要标志，就是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政治。

通过援引史书上丰富的人物事例，如范仲淹事君顾全大局、欧阳修做官以“不扰”为善政、富弼青州救灾堪称模范……赵冬梅教授介绍了这群士大夫的思想追求，以及诞生这种社会文化的时代背景。

范仲淹等人是宋朝千千万万士大夫的代表，这些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高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高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关心国家政策、公共道德、思想倾向、社会福利和教育，追求儒家理想社会的大道。以史为镜，宋代给我们今天的文化复兴和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带来启示。

以下是赵冬梅教授演讲内容的文字整理版，

欢迎在场还有线上的各位师友，非常高兴在这个时间点上还能够来到杭州，跟大家分享我学习宋史的一点心得。

我们首先来看几张地图。在这个地图上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唐代的疆域，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汉代的疆域，再接下来是南宋的疆域。在南宋的疆域上边，同时并立的民族政权有金、西夏、蒙古、西辽、吐蕃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今天的大中华的范围之内的。

南宋非常小，北宋比南宋大一些，可是它也是与多个民族政权同时并立的。从北宋到南宋，也就是从公元960年到公元1279年的这个时间段内，虽然我们把宋也作为中国传统上的一个主要的王朝来介绍、来记忆，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我们严肃的看，事实上它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时期”，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就版图而言都是非常可怜的，都是空间概念上的小帝国。

赵冬梅教授

然而这样一个空间概念上的小帝国，对于华夏文明的发展却有着跨越时间的深远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我称它为“小帝国的大风范”。

关于“小帝国的大风范”，民国时期那些卓有见识的学者们、非常有学术敏感力的学者们，已经做出了他们的判断。比如说严复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严复认为宋代是一个塑造了后代中国的时代，在宋代发生的一些变化，改变了后来中国的样子，塑造了后来中国的样貌。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钱穆先生，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钱穆先生和严复先生都是具有非常敏锐的学术判断力的民国时期的大学者，他们认为在宋代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塑造了后来中国的样子。但是这个变化究竟是好是坏？严复说“为善为恶，姑不具论”。对于宋代所发生的变化的价值评判，在这两段叙述当中我们是看不到的。

赵冬梅教授

另外一位民国时期的大学者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就更近了一步，他对在宋代发生的变化做了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价值判断。陈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先生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在1940年代初抗日战争时期，他自己本人当时正在桂林避难。在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代的时候，陈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也就是说一直截止到1940年代，华夏文明的巅峰期仍然是宋代。“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还仍然是在“复振”的路上。

我的祖师爷邓广铭先生有一个相对而言又收回来一点的判断，他说“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陈寅恪

邓先生这个说法稍微往回收了一些，如果我们综合看来，如果把经济的因素加进去、技术的因素加进去、外来文化的因素加进去的话，它是一个更加综合性的判断。但是就今天我学宋史的感受来讲，如果我们谈政治文化、谈文化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我个人还是站陈先生这边，同意“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明，是华夏文明的造极期。我个人是站在政治文化研究者的角度来认同陈先生的观点的。

简单的看，宋代作为华夏文明的造极期，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此间有，千古风流人物”。这些千古风流人物照耀了过去，照耀了现在，而且我相信只要有汉字在，只要有汉字所承载的华夏文明在，那么再过一千年，这些人物仍然能够照耀我们的文明，而且我相信它也会照耀人类文明。因为这中间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它是属于全人类的。

苏轼的“朋友圈”，来自赵冬梅教授的PPT。

这是2020年故宫“千古风流人物展”的一个展板，展览者用现代流行方式，做了一个苏轼的“朋友圈”。苏轼的朋友圈当中可能有一些归纳我未必同意，可是如果我们不看它的归纳，单看这些人名的话，你会同意我的判断——这是一个“华夏群星闪耀时”。在这里，我借用了茨威格的书名，斯威格说的是“人类群星闪耀时”。而当我们回望华夏的历史星空的时候，宋代毫无疑问是一个华夏群星闪耀时。在这张图上，我们能够看到苏轼、苏洵、苏辙、司马光、吕公著，我们能够看到欧阳修、范仲淹、富弼，还有画家李公麟等等。就是在这样一张图上，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内，我们都能够看到华夏群星璀璨的样貌。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段扩大至两宋的话，那么这些闪耀的大星星，这些闪耀在华夏星空中的那些群星其实是更加璀璨的。宋代毫无疑问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华夏群星闪耀时。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

那么，这些华夏群星，他们究竟是谁？他们是宋代的士大夫。刘子健先生在《中国转向内在》里面曾经这样介绍。“宋朝的士大夫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刘先生自问自答：“他们是受过儒家经典及相关知识教育的无数个人，因此有时又被称为‘士’。通过荐举或科举考试，他们称为文官集团中的终身成员或曰职业官僚。如此这般，他们构成统治阶级。”他们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统治精英，他们通过科举获得官位，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承载的是华夏的传统的最优秀的那一部分的文明。

宋代的士大夫的核心和主流指的是科举出身的新型官僚。

龚延明、祖慧 编《宋代登科总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按照今天我们教科书上一般的讲法，科举始于隋，但是科举真正改造了中国社会是从宋代开始的。我们可以看一些数据，比如说北宋的时候，它的71名宰相当中科举出身的是占到了92%，副宰相当中科举出身的占到了91%。而北宋的蔡襄曾经说过“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就是大部分是那种科举出身、文章写得好的人，是真正的士大夫。“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蔡襄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简而言之，就是“文士”——那些读书读得好的士大夫——他们在宋代是包打天下的。

何怀宏先生（注：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在《人累科举》当中有一个总结，他比较了宋代社会和唐代社会，科举的出现是如何改变中国社会的样貌的。何怀宏先生说：“唐代虽行科举，但进士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极小，基本上还是一个贵胄社会，或如陈寅恪所言，是一个有赖于门第的旧贵族与借助于科举的新贵族并存及相争的社会。”这是唐代。

那么到了两宋时期就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宋代考试行糊名、誊录、锁院等”“糊名、誊录、锁院”就是考试当中的一些防弊措施，“糊名”就是我们高考的时候要把卷头盖住，“锁院”其实我们今天高考、高级别的考试也在举行，高考出题的人要被关起来，等到考完了才能放出来。“誊录”是我们今天所没有的，高级别的考试那张最后的卷子其实要经过特殊处理，由抄书的人用统一的字体抄了之后，才能抵达判卷的官员。“宋代考试行糊名、誊录、锁院等”，通过这些理性的技术手段的应用，可以达到“取士全然不问门第”，关键就是看自己。由此产生的宋代的士大夫，他们是一群新人，“多出草野，贵族就无论新旧而皆消亡，社会渐转成一个完全的科举社会了”。

严复说宋以前宋以后不一样，一个重要的不一样，宋以前它其实还是带有贵胄色彩的，但是到宋以后就是一个科举社会了，是一个可以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中国梦的社会，是科举社会。

士大夫，宋代通过科举考上来的这群士大夫，他们其实是一群新人，他们不同于旧贵族。旧贵族的规则是家族决定个人，士大夫则可以是个人决定家族的。当然，进入王朝的中后期以后，家族对个人的发展很显然还是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总体而言，宋代是个人决定家族。它的统治集团是一群新人，新人创造了新政治、新文化。“华夏群星闪耀”，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就是士大夫创造出来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这个最好成绩是在北宋仁宗时期开始显现出来的，在此之前是一个萌芽涵养期。

士大夫政治就是以士大夫为主流的官僚集团所造就的新型的政治形态、新型的政治文化，那么政治文化的这群人的特点和他们所创造的政治文化的特点是什么？

苏轼，明代曾鲸绘。

用苏轼《六一居士集序》里边的总结是这样的，他们“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他们是有学问的，是儒家学术的继承者和创造者，这叫做“以通经学古为高”。他们又是国家的治理者，他们“以救时行道为贤”。在君主的面前，他们是臣子，有君臣之别，但是他们对君主是怀着大忠之义的，他们从道不从君，他们是把道（真理）摆在君之上的，这叫做“以犯颜纳说为忠”。他们的忠诚是一种更高级别的忠诚，他们不惜犯皇帝之颜，让皇帝不开心，也要把自己认为是对的东西贡献出来，这叫“以犯颜纳说为忠”。

以上是苏轼的总结，我把分成以下的几点：一是他们有非常高的儒学修养，他们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个人的理想，他们是有着家国情怀的忠臣孝子，他们在家为孝子，在国为忠臣，而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是一种大忠之义，大忠指的是他们的忠诚的对象不是皇帝个人，而是江山社稷，是皇帝所代表的江山社稷。

皇帝在统治，但是皇帝是代表着列祖列宗在统治的。其实皇帝才应该是大公，是大私无私的，就是最大的私反而是没有私的。臣子有大忠之义，他们忠于江山社稷，忠于国家，所以才不惜犯颜纳说。而他们的大忠之义、犯颜纳说，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他们有着道统自觉，他们以真理的继承人、儒家的继承人为自己的最核心的认同。

除此之外，这样一群人又是国家的官员，他们绝不是像我这样简单的书生，就只是读书写文章，他们是实干家，是能够做事的官员，他们做事的能力值得赞美。

用刘子健先生的话来说，“他们是在文臣中的儒臣，守原则，重理想。” “宋代知识分子共同珍视的价值观念集中在国家事务和社会福利两大领域。……对‘道”（我们可以简单翻译成真理）的最高追求始终要重于他（们）对官僚生涯的渴望。他（们）是官员，却从不把自己局限在衙门的日常争讼之中，而是保持着广泛的兴趣，关心国家政策、道德水准、精英行为、哲（儒）学倾向、社会福利和教育。一言以蔽之，（这群人）他（们）关怀儒家的理想生活之道。”这就是士大夫和士大夫所创造的政治。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些具体的说法和做法。

朱熹有一个总结，说宋朝忠义之气却是自范文正做成起来也。范文正就是范仲淹，从范仲淹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群新人以一种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传统政治舞台上，他们表现出来全然不同于过往的一种全新的精神状态，一种集体的自信。

他们有着基于道统自觉的自尊自信，他们秉承着大忠之义，对他们来讲事奉皇帝是要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倘若君违离了道的话，那么一个真正的士大夫是应当把君劝回来，把君拉回来。

影视剧《清平乐》中的范仲淹。

欧阳修这样总结范仲淹的一生，说他事奉皇帝和上级（事上）、对待事和人（遇人），靠的是自己的自信，而这个自信所凭借的是他对真理的自觉。也就是说，他不是依据利害来做取舍，他要看这事对还是不对。“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他做什么事情都必尽其力，一定要尽力去推行。“这个事情由我负责，我就应当这样做。至于这事能不能做成，有些因素是我不能决定的，即便是圣贤也不能保证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成功，我又怎么能（因为可能的挫败而）苟且呢？”“其所有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这就是范仲淹“事上”“遇人”的态度。

接下来我们先看范仲淹的“事上”，对待皇帝和上级的态度。他的“事上”所秉承的是一种理性而有温度，对事不对人的态度。比如说对待皇太后。仁宗初政时期有十年是刘太后在摄政。太后摄政母后临朝，是一种临时状态，它是非正常的。正常的状态，依据当时的伦理秩序，应该是皇帝在上，哪怕这皇帝只是一个小孩。太后摄政，未来必须还政于皇帝。这是范仲淹依据伦理秩序做出的判断，他将依据这一判断行事。

范仲淹的笔迹《道服赞》，现藏故宫博物院。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太后临朝听政的时候，有一年，在冬至大朝会之前，礼宾官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仪式，要让皇帝亲自率领百官拜见太后。如此一来，皇帝将作为群臣的首当众拜见太后。皇帝拜太后，以子拜母，在宫中出于孝道行私礼，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冬至大朝会上皇帝率百官为太后寿的话，那就是国礼了。按国礼，天子无北面，不能拜任何人，包括太后。范仲淹表示了反对，他说：“天子无北面，且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

根据当时所公认的伦理秩序，天子是面南背北之人，没有北面拜人之礼。如果我们这样做了的话，就会开一个恶例，削弱皇帝的地位，强化母后的地位，这是违反原则的，所以这件事情不能做，范仲淹反对。当时刘太后是皇权的实际掌控者，而范仲淹敢于坚持原则，对太后提出反对意见。

等到太后过世了之后，范仲淹又能够从大局出发，保全太后的大德。刘太后死后，皇帝才知道原来太后不是他亲生的母亲，他亲生母亲另有其人。在这种情况之下，母子之间其实是很容易生出嫌隙来的。在这个时候，就有“言事者希旨”，有些人就开始钻空子，“多求太后时事，欲深治之”，在搜罗太后掌政时期的黑材料了。这样不利于高层的团结，很可能会造成分裂和动荡。

当此之时，又只有范仲淹提出来说“太后受托先帝，保佑圣躬，始终十年，未见过失。”也就是说，在过去十年的摄政过程中，太后的大节是好的，主流、大面是好的，是应当肯定的，至于小问题，死者为大，深究无益，范仲淹建议“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

范仲淹行书《二札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我们将范仲淹在太后生前、死后的说法、做法两相比照，就可以明白范仲淹真正在意的是什么。是真理，是秩序。他与太后之间没有私憾，所以在太后炙手可热的时候，掌握大权的时候，范仲淹敢于批评；而等太后死了，那些小人要搞太后的黑材料的时候，范仲淹又能从大局出发，维护太后的身后声誉，而维护前任领导人的声誉，其实也就是维护高层的团结。而皇帝接受了范仲淹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建议，下诏“中外勿辄言皇太后垂帘日事”。

这就是范仲淹的事上之道，他是理性的、温和的，真正有格局的，对事不对人的。

我们接下来看“遇人”，对百姓、对事物的态度，宋朝的优秀士大夫是能够忧民之忧，以“不扰”为善政的。

王安石在《百年无事札子》当中这样总结本朝的施政，“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安利元元”是什么？就是能够保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任何政权都追求长治久安，只不过这个长治久安的具体内容会有差异。但是，长治久安毫无疑问是一切政权所追求的长远目标，传统国家也不例外。而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要做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要达到一个平衡。

欧阳修

宋人讲“安利元元”，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欧阳修比范仲淹小，但他们在政治上属于一个代际。欧阳修年轻的时候曾经被贬官贬到了夷陵，一个小县城，地方偏僻，他找不到书看，到处找有字的东西，于是就把当地的案卷拿出来看，结果看得他脊背发凉，他看到了很多的冤假错案。当看到这些他前任所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不是说要去追究前任，而是自省，是自警，他觉得这种情况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知道，凡是与老百姓有关的事情都不是小事情，所以他后来做官遇事都非常谨慎认真，“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凡是关系到老百姓的事情，都不能够随随便便，而是要认真对待。

欧阳修手迹《灼艾帖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我们今天是把欧阳修作为一个文学家来对待的，他的诗和散文写得都好。欧阳修在他活着的时候也确实既是政坛领袖，也是文坛领袖。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晚辈们来拜见的时候，欧阳修很少会跟他们谈文学，他都是跟他们谈政事。因为他觉得“为政”是更重要的。对于士大夫而言，为官的那一面更为重要。

欧阳修的政绩观是非常特别的，他做官不求声誉，也就是说他不在乎政绩，他在每一个地方做官都是静悄悄的，但是等在他离去以后，老百姓都会怀念他，因为他秉承的是这样的一种原则，他说“治民如治病”，治理地方就像给人治病一样，“不问吏才能否、设施如何”，就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有没有表现出来什么样的才能，“但民称便即是”，老百姓说好才是真的好。

这样一种态度，这样一种能忧民之忧，“以不扰为善政”的态度，其实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儒家的态度。

我想再举两个例子。欧阳修和范仲淹属于同一代际，他们的政坛前辈李沆和王旦，这两个人都做过宰相。李沆喜读《论语》，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为宰相，而论语中‘节用爱人、使民以时’两句，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做宰相、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维护整个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保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

李沆的“同年”——跟他同一年考中进士的王旦做宰相的时候，薛奎被任命为江淮发运使。江淮发运使是做什么的？他的工作是负责把东南六路的财赋转运到首都去。因为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东南地区是国家的大粮仓，但政治中心还在北方，所以把东南物资转运到北方去就成了一项重要工作。薛奎为江淮发运使，临行前去拜别王旦，向宰相辞行。“旦无他语”，王旦没有说别的，只说了一句话，“东南民力竭矣”，东南老百姓受到的剥削已经够重的了。薛奎听到这个话，退下来感慨说“真宰相之言也”。为什么这是真宰相之言，因为他关心的是整个国家的长远和整体利益。

张士逊作江西转运使，这也是负责财政工作的官员，拜别王旦的时候向王旦求教，王旦跟他说的话是“朝廷榷利至矣”，也就是国家的专卖的收入已经达到了（老百姓所能承受的）极限了。于是张士逊“迭更是职，思旦之言，未尝求利”，后来张士逊做过几任转运使，从来没有额外追求增收，他只是完成了他职责所规定的事情，完成了国家所规定的收入额度，保护了他治下的这一方土地。张士逊竭力在国家与社会、朝廷与天下苍生之间保持了一个平衡。当时的人说“此运使识大体”，这个转运使知道大体。“这个转运使识大体”，“这真是宰相该说的话”。这个转运使、这个宰相，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是江山社稷，是这个政权的长远利益。要想长治久安就必须努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找到并保持平衡，要关心老百姓的福祉，能忧民之忧，以不扰为善政，社会发展了，政府收入才能增加。

在“遇人”方面，宋朝的士大夫还是积极的行动者。再举一个范仲淹的例子。范仲淹有一句名言是“为官者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公罪和私罪的分别在哪里？私罪是因谋私而违反制度规定乃至法律所犯的罪过，公罪是因为要做（公）事而犯的错误。范仲淹说“为官者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也就是说，做官的人绝不可以谋私，他应当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但如果你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就要对事负责，要努力的去做事，在努力做事的过程中，有时难免会犯错误。“公罪不可无”的核心是不能懒政，要积极作为。

范仲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杭州主政的时候，遇上了大饥荒。范仲淹采取了不同于传统和一般的救灾方式。传统的救灾是要苦哈哈的，与民同苦，而范仲淹的做法是“与民同乐”。他“纵民竞渡”，鼓励老百姓进行水上文体娱乐活动，他本人则“日出游出宴湖上”，每天在西湖上泛舟。他很快乐，居民也很快乐，这是范仲淹的一项救灾举措，他在大搞娱乐业。此外，他还鼓励建筑活动，”又谕诸佛寺兴土木”，鼓励寺庙大兴土木，“又新厫仓吏舍，日役千夫”，官府也投资修仓库、修衙门、修宿舍。“日役千夫”，直译就是每天都役使一千个劳动力，以我们今天的知识，很容易就能明白，这是每天提供了一千个工作机会。

范仲淹在杭州之所以这样救灾，显然是因为杭州这个地方富裕，民间的富民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还有寺庙的力量也很强大，所以范仲淹要把这些力量动员起来，要给饥民创造工作机会，让饥民通过自己的劳动体面地获得收入，解决生计问题。这其实就是“以工代赈”。

范仲淹的这种做法有没有风险呢？有。因为这不是传统的救灾。传统的救灾，是老百姓面如菜色，官员也要搞得面目黧黑，亲自去施粥，这才“像”。而范仲淹在杭州是一种很欢乐、很体面的救灾。果然，他受到了弹劾。“监司劾杭州不恤荒政，伤耗民力。”范仲淹向朝廷辩白，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欲发有餘之才，为贫者贸易饮食”，并且说“荒政之施，莫此为大”。

范仲淹的以工代赈的做法，因地制宜，他自己承担了政治上的风险，最终是非常有效的，“是岁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杭州的做法对路，所以杭州“民不流徙”，它保障了杭州的平稳度荒，而范仲淹的做法也没有受到朝廷的指责，这说明当时的朝廷是能够容纳这种多元的做法的，政治上有宽容度。

像范仲淹这样的士大夫，在那个时代不是个别的。当然，我并不是要说当时所有的士大夫都好，在吏治比较好的时代，也不是没有坏的人、坏的事，可是它的大面是好的，它的底线是在的。

影视剧《清平乐》中的富弼。

我还想再举一个例子。这是人类救灾史上、人类文明史上都值得被铭记的“富弼青州救饥”。富弼比范仲淹小15岁，他娶的是晏殊的女儿，而范仲淹是他的媒人，但他们在政治上可以算是同辈人。富弼的青州救饥是非常了不起的，它体现出来理性的伟大力量，以及宋朝士大夫超高的组织力。

苏轼的《富郑公神道碑铭》记录了这件事。黄河决口，河北灾民大量流向山东。富弼当时担任青州知州，还管着其他的一些州。第一，他要找粮食。他劝说辖区内收成比较好的五个州的富民捐献粮食，得到了十五万斛，就这样，他得到了最重要的赈灾物资——粮食，吃的有了。然后，他把民间捐赠的粮食和官府存粮放在一起，“随所在贮之”，不是集中管理，而是分散储存。

第二，他要找房子。“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他从民间和官府征集到了十余万处可以居住的地方，然后他把这些灾民分散开来，同样，不是集中管理。

第三，他要找人。具有管理能力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资源。过去肯定更加稀少，大规模的赈灾，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富弼下令“自前资、待阙寄居者，皆给其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廩之”，只要是当时生活在山东地面上的，甭管处于什么状态，凡是有管理能力的官员，都登录起来，使用起来，发工资，让他们参与救灾的组织管理工作。

第四，征用自然资源。用国家的行政强制力，命令当地富民开放私有山林湖泊，“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为生者，听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这是紧急时期政府在行使公权力。

第五，发布奖赏政策。“官吏皆书其劳，约为奏请，使他日得以次受赏于朝”。紧急时期的征用，未来国家会给补偿，会给荣誉。由此，国家把人民团结成为一个整体。

第六，“率五日辄遣人以酒肉粮饭劳之，出于至诚。”每五天都要派人去，用酒肉等好吃好喝的来慰劳办事的人员。

第七，“流民死者为大冢葬之，谓之丛冢，自为文祭之。”给死者以尊严。饥荒时期的死亡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生者对死者有表达哀悼的责任，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

以上七点，发生在11世纪的中国，放到整个人类的赈灾史上都是熠熠生辉的。宋朝中国的官员，有这样的觉悟，有这样的组织能力，有这样的推行力，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富弼赈灾的结果如何？转过年来（1049年），“麦大熟，流民各以远近受粮而归”，富弼在青州，“凡活五十余万人”。五十多万河北灾民在山东得到了救赈。皇帝派人去慰劳富弼，要给他升官，富弼说“救灾，守臣职也”，拒绝接受，能够完成青州救饥的壮举，在富弼看来，比他当宰相还要荣耀。富弼在此之前曾经抵达副宰相级别，在此之后又做到宰相，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臣。

富弼创造性地发展了大规模饥荒的赈救方法。在此之前，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饥民聚为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次数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这种做法，适用于小规模的饥荒，用来应对几十万人规模的饥荒，是行不通的。而富弼采取了这样一种新的办法。“自公立法，简便周至，天下传以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几千万人矣。”这就是宋代的士大夫、宋代的官僚，他们敢为天下先。

第二年富弼离职，接替他的就是范仲淹，这是范仲淹莅任的最后一个职位。范仲淹到青州之后，给他曾经的同事韩琦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说：

某上巳日方至青社，继富公之后，庶事有伦，守之弗坠。但岁饥物贵，河朔流民尚在村落，因须救济，数日间入城者六七千人，无非饥穷，其来未已。二麦须稔，方可复苏。四向亦有寇盗，齐博间稍炽。三两日来，时有雨泽，但未沾足，亦有望也。忧责非轻，岂衰老可当？受国重恩，不忍辞避。

我在上巳日（三月三）才到青州。有富公的创造在先，各种情况都建立了制度，我严格遵守。只是年成不好，物价上涨，还有部分河北流民滞留在村落之中，为了取得救济，这几天进城的人达到了六七千，只是因为饥饿穷困，恐怕后续还有。等到夏天麦子丰收，日子就好过了。附近各州有打劫的，齐州、博州最严重。过去这两三天，时不时地下场雨，虽然还不够，但还是有希望的。这份责任重大，哪里是衰老之人承担得起的？只是我深受国家重恩，不忍推辞，不忍逃避。

当范仲淹在1051年春天抵达的时候，仍然有赈灾的压力，作为一个地方长官，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祈望雨水充足，夏粮丰收。他知道责任重大，豈衰老可當，但是他承担了，因为“受國重恩，不忍辭避”，因为这是他们心心念年的天下国家。

中学语文课本上的《岳阳楼记》。

大家应该都读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那些话是他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是他的心声，或者也可以说，他把他们所践行的理想用文字表达了出来，而在这个表达之后，他们更加坚定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

我之所以把范仲淹的这封信跟大家分享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第二年范仲淹就过世了。庆历新政失败之后，范仲淹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辗转地方。但是他没有灰心，没有放弃，他知道“岂衰老可当”，但是他又说“受國重恩，不忍辭避”，他是真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宋朝优秀士大夫的代表。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宋王朝取得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最好成绩背后的皇帝因素和政治传统。在宋朝，科举出身的文官成为了官僚的主流和官僚的主体，这是一群中国政治史上的“新人”“新官僚”，这群“新人”在传统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创造了一种新文化，一种新的政治风气，就是士大夫政治。宋朝取得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那么，这个最好成绩有着怎样的形成原因？

这些原因包括宋朝政治的宽容。关于宋朝的宽容政治有一个说法，是说太祖曾经留下一块秘密的誓碑，只有新即位的皇帝，才能够被引领着去看它。这块誓碑上是太祖的政治遗嘱。它的内容包括，不杀钱氏子孙，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大臣是高官，是国家最宝贵的治理资源。言事官是什么？批评者，不杀批评者，保住批评者的性命，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批评。

太祖誓碑被揭示出来已经很晚了，是南渡以后，高宗到了南方才知道有这一回事儿。学术界对于太祖誓碑的物质实体究竟有没有，一直都有讨论，我本人不曾介入讨论，而且我认为誓碑的物质实体有没有其实并不重要，但是它的精神实质是在的。不杀大臣、不杀言事官的政治传统，宋朝不仅仅是有的，而且是践行了的，当然岳飞是一个丑恶的例外。

宋太祖坐像，（传）宋代王霭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不杀大臣，不杀人言事官，所昭示的是一种宽容的政治传统。这种宽容是非常了不起的，跟唐朝相比，跟明清以后相比，其差别不可以道里计。所以说宋朝的政治是最接近儒家理想的政治，在儒和法之间，宋朝应当说取了一个中道，这是宽容政治。宋朝还有一个政治传统就是“异论相搅”，不同意见可以在朝堂之上并存讨论。

士大夫政治为什么能够产生？除了皇帝的宽容以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思想的自由。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真正有创造力的时代一定是思想自由的时代。六朝的自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个打破僵化的旧思想的自由，而宋朝的自由则是一个在外来思想长期冲击以后、再次重新找到自我、树立自我的具有创造性的自由。正是在这样一个自由的时代，才出现了“华夏群星闪耀”的美好。

谢谢大家。

【人物名片】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特邀主讲人，致力于宋代制度、政治文化和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写作和传播。

主要著作有《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大宋之变，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和武学》《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千秋是非话寇准》，译著《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宋学大讲堂，由浙江大学教授龚延明主持。

本次讲座是“宋学大讲堂”第四讲。“宋学大讲堂”由浙江大学教授龚延明主持，定期邀请国内外一流宋学研究专家主讲，旨在传播宋韵文化，构建具有中国气派和国际影响的宋韵文化交流传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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