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史家胡同博物馆多功能厅内放映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法合拍电影的故事片《风筝》。电影中用彩色影像记录的故宫、东四、北海、景山等地更是让前来观影的观众、东四老街坊们产生了诸多共鸣。观影之后，观众们对着东四的老照片，纷纷讲述他们记忆中的年代韵味和故事。

作者：袁新雨

取材于小说《侠隐》的电影正在热映，其中的老北平为观众称道。更有影评称，在给电影的评分中，应该专门有1分打给北平街景。这座古都街景带着特有的年代感和韵味，民国时期的北平如此，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亦是如此。

近日，史家胡同博物馆多功能厅内放映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法合拍电影的故事片《风筝》。电影中用彩色影像记录的故宫、东四、北海、景山等地更是让前来观影的观众、东四老街坊们产生了诸多共鸣。观影之后，观众们对着东四的老照片，纷纷讲述他们记忆中的年代韵味和故事。

1.中法曾合拍电影《风筝》

“这儿原来是我家！”

“这之前来有个粤菜馆。”

“我在这信托行里买过一双冰鞋！”

东城区史家胡同博物馆内，刚刚看完电影《风筝》的东四老街坊们正对着活动组织者、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孙天培放出来的东四街景照片回忆着。触发他们生动回忆的，正是由中法两国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合拍的故事片《风筝》。

这部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十二岁的法国男孩皮埃罗和妹妹尼克尔在偶然之中得到了一只从中国远渡重洋漂泊而来的精美风筝，风筝是穿着黄色僧衣、驾着祥云的毛脸和尚形象。虽然不知道这个形象到底有何寓意，但是兄妹二人和他们的小伙伴们仍然将这风筝视为珍宝，为了得到风筝，小伙伴们还进行了一番争抢。

皮埃罗最终得到了风筝，和另外几个小伙伴把玩的时候，他们发现齐天大圣的裤管里塞着一封用毛笔写成的中文信。为了读懂信上的内容，他们找到一家由一位中国老先生经营的古董店，请教这位老先生，信上到底是什么内容。老人告诉他们，风筝上的形象名叫孙悟空，并且给他们读了信上的内容：写信的人是一名叫宋小清的中国少年，希望能跟捡到风筝、读到信的人交朋友。

皮埃罗和尼克尔很开心，十分想和宋小清成为朋友，正满怀期待地等着老先生给他们翻译宋小清的地址时却发现，他们的朋友倍博特刚才在抢风筝的时候抢走了写有宋小清地址的部分。皮埃罗赶紧叫来其他小伙伴“围堵”倍博特，想要回地址。但是倍博特的倔劲上来，就是不给。

焦急万分的皮埃罗向孙悟空祈愿，哪知道孙悟空竟然在当天夜里活生生地从风筝上走了下来，连翻了几个跟头展示自己的本领。不仅如此，孙悟空还拔下几根毫毛，施展法术，满足了皮埃罗的愿望。皮埃罗和尼克尔乘着自己睡觉的大床来到了中国。兄妹两人在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里展开了一段奇幻冒险。

到中国的第一站，皮埃罗就进了故宫，没想到故宫里竟然还有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小皇帝”正在上朝。“小皇帝”看到这个陌生来客，便下令将皮埃罗“拿下”。皮埃罗逃也似地跑了，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可以帮助自己脱困的玻璃球。之后，皮埃罗找到了走散的妹妹，来到了北海公园，遇见了很多少先队员。虽然语言不通，但是聪明的中国少先队员找来一本世界地图册，皮埃罗一指自己国家的国旗，少先队员便明白了：“原来你是法（四声）国人（按，北京话中将国家名发作四声，这一读音现在仍在台湾地区使用）。”

后来，皮埃罗在中国小朋友们的帮助下四处寻找宋小清，虽然不知为何，倍博特也远渡重洋来到中国阻挠，但在中国小朋友的帮助下，皮埃罗和妹妹走过了北京的景山公园、东四大街、天坛等地，终于得知了宋小清的下落。就在即将见到宋小清时，皮埃罗从梦中醒来，才发现刚才的经历原来是自己做了一场梦。这时倍博特来找皮埃罗，告诉他自己也找到了古董店的中国老先生，并且知道了信的事，所以他准备把地址拿给大家，大家一起给宋小清回一封信。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观众们的热烈讨论才刚刚开始。观影现场其实不只有东四的老街坊们，还有许多跟着中青年家长同来的十几岁少年，听着老街坊们的讨论，他们也表现得挺有兴致。在观影过程中明显可以发现，当片中故事在中国展开，现场观众的反应热烈了起来。电影中提到了一处北海公园内的“少先队水电站”，立刻有观众互相对视一眼，说道：“这现在是邮局。”

就像现在正在热映的电影《邪不压正》一样，《风筝》中拍摄了大量中国的老街景。不同的是，《邪不压正》的许多街景是根据资料复原的，而《风筝》则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中国实拍，影片中拍摄了大量的中国街景，包括故宫、东四、景山公园以及天坛等地。孙天培感慨地说：“有人会对上世纪的老北京留下刻板印象，觉得‘破旧’，但是通过这部彩色电影不难发现，那会的北京很美。”

2.《风筝》是第一部中外合拍片

观影现场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东四居住的老街坊们，其中更有拍电影时就在现场的街坊。电影在东四取景拍摄的时候，有很多人围观：彼时，高鼻梁深眼窝、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在中国实属罕见。东四的居民们口耳相传，一起在不干扰拍摄的情况下，看了好几天的“西洋景”。

现场就有一位观众曾在电影拍摄时随家里的大人围观过，那时她还是个上一年级的小孩子。小孩个矮，大人就把她放到了台阶上看。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大，现而今已是六十余岁的人了。这位观众回忆，当时电影“拍了好几天”，她是第二天拍摄的时候去看的，还是街坊告诉了她家人这个消息。电影画面中撒了一地的水果，她仍然印象深刻。还有人回忆，当时镜头里有个正在翻炒栗子的工人师傅，就是附近商店的员工，而那锅栗子也在拍摄的过程中反复炒了好几天。

《风筝》完成拍摄于1958年，是第一部中外合拍片。主创人员由双方共同组成，分别由中方编导王家乙（《五朵金花》的导演）和法方编导罗歇·比果。法方导演比果很早就有一个愿望：他想将世界上不同国家孩子们的日常拍成系列短片，做成有关孩童生活的百科全书。因此，他在欧洲著名导演尤里斯·伊文思的引荐下与中国政府相关负责人员见面，针对合作拍摄进行沟通。1957年4月3日的晚间，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在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上宣布了中法合拍的事宜，《风筝》这部极具价值和意义的彩色儿童片就此开始筹备。

有资料显示，电影中重要的线索“风筝”最初只是一架普通的蝴蝶风筝，直到伊文思由北京给本片导演比果带去一架孙悟空风筝时，他才获得启发。于是，这个曾经轰动过巴黎的“孙悟空”风筝便出现在了电影当中。

当年的7月22日，中方导演王家乙飞赴巴黎，7月30日电影在巴黎开机。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拍摄了大约全片的三分之一的内容。8月30日下午，法方导演罗歇?比果以及小演员等人飞抵北京，准备拍摄电影的第二部分。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何文今以及这部电影的中国小演员们都到机场欢迎。

9月10日，《风筝》在北京部分正式开拍。首个镜头的开拍地点选在北海公园。工作人员为了庆祝这次合作的友谊，特鸣放鞭炮举行开拍仪式。北京府右街小学的孩子们充当群众演员。他们在北海五龙亭前划船、游戏、钓鱼，突然有四个中国小朋友带着两个法国儿童在公园里兜圈子，有懂法文的小朋友上前进行翻译，终于得知皮埃罗兄妹是来中国寻找宋小清的——这就是《风筝》在北京第一天开拍的一个镜头。

这天上午，剧组只拍了一个镜头，原因是参加这个片子的中法两国小演员，大都是初次尝试水银灯下的生活，全片只有饰演巴黎中国古玩店主的谢添是职业演员、导演，而饰演孙悟空的则是京剧名演员张春华。此后两个月时间，“风筝”摄制组均奔波于北京市区拍外景。

3.东四老照片展征集到了许多故事

这次观影活动实际上是之前由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东城区史家胡同博物馆举办的“京城回眸——东四地区老照片及模型展”的延续，而在活动现场收集故事似乎也成了这一系列活动的“规定动作”。今年5月7日的《北京晚报》报道了这一展览，据孙天培说，报道见报的第二天一大早，史家胡同博物馆门口就挤满了人。这些参观者全都是曾经住在东四地区的老街坊：“老人家起得都早，一大早，博物馆还没开门呢，就等在了门口。”

博物馆大门打开，等候了一段时间的老街坊们便都涌入了东四旧照展厅，看着曾经熟悉的街景照片、复原模型，他们回忆的闸门打开了，找到孙天培述说属于他们的故事和记忆。对于这些已经不在这里居住多年的老人们来说，照片不仅仅是一份史料，更是他们打开自己回忆抽屉的钥匙。

此前东四地区也组织过向当地住户征集老故事的活动，但一来活动限定必须是征集时住在这一带的人才能提供故事，二来征集时没有可视的线索，这就让回忆的难度变得很大。因为有可能说着说着，就变成了回忆者的“个人经历”，而单纯的个人经历则不一定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所以，当这些老街坊们看着自己曾经生活、工作的地方的时候，他们的回忆会变得清晰起来，之前报道中提到的许多地点、故事，竟然也在老街坊们的丰富下有了更新。

之前的报道中提到话剧表演艺术家蓝荫海在春风理发馆师傅的帮助下给自己设计了发型，后来有一位郝阿姨来到了展览现场，对孙天培讲述了她与理发馆的故事：改革开放之前，她一直留着有时代特征的双麻花辫；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她请师傅剪去了自己的长发，并且烫了个时髦的卷花头。“发型好是春风理发馆的梅师傅的手艺，照片照的好是光陆照相馆老师傅的技术。这个照相馆原在隆福寺街里，放大和上色是在东四北大街隆福寺东口南边做的。这些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深刻的记忆。”时至今日，老人家依然会隔一段时间烫个头，显得精神利落。她还特意用手机翻拍了自己当年的照片，拿给孙天培看。

东四大街上曾经有家私营的大陆医院，负责人的孙女一直在这里居住、生活，小时候识字都是医院院里的刻字师傅教的。那时医院还经常有新生儿降临，响亮的啼哭声清晰可闻。几十年过去了，医院已经不在，这位老人也已经搬走了。但当年生活的细节依然清晰，当她得知有这次展览的时候，依然委托住得近的老同学来看看，“有没有我们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老人家在72岁生日当天，放弃与家人团聚，来到史家胡同博物馆，和自己的同学们团聚，回忆当年的往事。

如今的东四地铁站附近，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曾经有一座名为普云楼的饭馆，五十年代曾经改为东四百货商场的食堂和宿舍。有位老先生刚毕业参加工作时就在那里工作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孙天培说，彼时的北京还没有太多的高大建筑，在普云楼的二层上便算得上居高临下了，在这里可以一览东城区无遗，又能够感受一年四季的变化。这种独特的感受，是特定时代的特定观感，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登临感受，更是一种与古都融为一体的特殊快乐。孙天培自己有点羡慕地说：“在这种地方住时间长了，特容易变‘宅’。”

在提供故事的人里，还有一位很有意思的老先生。他曾经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随着父母在东四居住了一年，当时院落空间独特的近距离接触与浓厚的人情味还是少年的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年之后，由于工作等原因，他随父母搬到了莲花池一带居住，但心中仍然念着东四生活的点滴——多年后，参观展览时，仍然对那些回忆记得十分清晰，很难让人想到，他只在这里住了一年。为了找回这种院落空间带来的独特居住感，老先生还在京西买了带院子的大房子，但却发现周围连邻居都少有，更难得当年的那种交往。孙天培问起老人的具体姓名，老人则颇有点神秘地连连摆手：“算啦小伙子！”说完便走了。

孙天培还分享了一段人艺老艺术家蓝荫海关于菊隐剧场的记忆：“这里原是同仁堂乐家的产业，在日伪占领北平时期，被日伪商人以大大压低交易价格的方式被迫出售。日本投降国民党派来的接收大员以‘敌产’形式接收。这时一支演剧队被派往北京并进驻了这座‘大楼’。这个演剧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建立的对日斗争剧团，该剧团由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共同组成，郭沫若曾任该剧团团长，入驻大楼的是该团的第十支队。北平和平解放后，由于此大楼原是演剧队的地方，这里也就安排给随解放军入城的北京人艺前身，华北人民文工团。人艺成立后，楼上做排练厅，楼下用于布景制作。”

蓝老回忆大楼的条件非常好，房间宽大明亮，两层小楼，一层地面是水磨石的，二层地面是木地板的。当时人艺在年节时组织舞会——“那时舞会通常因地面条件不好要洒点滑石粉，但菊隐剧场条件好，不用滑石粉。”

4.“城市不只是个漂亮的壳子”

在收集、整理这些故事的过程中，孙天培发现，有些人提供的故事是错误的。例如，有一位老街坊说当年曾经轰动一时的冒充领导笔迹提款案就发生在东四的人民银行，虽然当时好多在场的街坊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表示这事就发生在这里，冒领人还是蹬着板车把钱拉走的。但根据孙天培的查证，发现这件案子根本就不发生在东四；又如有的人把门牌号记错了一位，只是末尾的单双数变了，但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大街一侧单数，另一侧是双数，差了一位，路侧就不一样了。”这些类似于“口述史”的讲述确实容易存在这样的问题：虽然生动有趣，但很难考证其细节或者真伪。

为什么要收集这些考据难度极大的资料？

在孙天培看来，这些老街坊讲述的故事是生动鲜活的城市生活，才有市井味道、生活的烟火气息。他曾经在听老街坊讲隆福寺小吃的时候“听得自己都饿了”，也有感于现在很多地方有了形式，但是没了曾经热闹而富于人情味的生活气息，所以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城市不是做个漂亮的壳子，要有人在这里生活。”

孙天培也曾在文章里这样写道：“了解城市的过去当然需要查找历史资料、档案，但这些资料基本上都是粗线条而宏观的，很难细微到街区、社区，细微到老百姓的具体生活。而如今北京进入了城市存量发展时期，城市管理也越来越精细化……都是直接跟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都需要居民的记忆来补充粗线条历史资料的不足。”

从东四的街景变化上也不难看出大历史和小变化的相互映衬。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之后，一直作为重要商业街的东四地区居然出现了民居。这正是因为公私合营之后，许多经营范围相似的私家店铺整合为一家，空出来的房子便成为了民居；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的活跃，门脸房又显得十分珍贵了，业主们便将自己的门脸房再次用于经营。正是这种大小历史的相互影响和反映，才让历史显得更为鲜活、生动。

（原标题：老电影里的东四）

来源：北京晚报

编辑：TF2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