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中国经济发展已深入融进全球经济 对外开放的大门口只能越来越大，

瞿秋白的苏联历程

摘自《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陈铁健/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势，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诸国。两家报社发表了“共同启事”，内称：“吾国报纸向无特派专员在外探取各国真情者，是以关于欧美新闻殊多简略之处，国人对于世界大势，亦每因研究困难愈趋隔阂淡漠，此诚我报一大缺点也。吾两报有鉴于此，用特合筹经费遴派专员，分赴欧美各国担任调查通讯事宜，冀稍尽吾侪之天职，以开新闻界之一新纪元焉。”

瞿秋白应北京《晨报》的聘请，准备以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动身到莫斯科去。

当时的中国，是个“阴沉沉，黑魆魆，寒风刺骨，腥秽污湿的”“黑甜乡”。没有阳光，没有光明，没有路径。在这里生活着的人们，昏昏酣睡，失去了感觉视听，无从辨认道路；有些开始觉悟的人们，在复杂纷乱的环境和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思想混乱得怕人。这时，中国的近邻俄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在觉醒了的中国青年心目中，革命后的俄国，是“灿烂庄严，光明鲜艳，向来没有看见的阳光”的所在，是“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那里有使人们觉醒的真理，有使中国从黑暗通向光明的火种。有志于救国救民的觉悟青年，应当到那里学到真理，把它播散给中国的劳苦大众；取得火种，把它点燃在中国的黑暗的大地。等待是不行的，“须得自己动手”，“拨开重障”，“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担一分中国再生思想发展的责任”。这种强烈的“内的要求”驱策着瞿秋白到俄国去。

这时，从中国远行到俄国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革命后的苏俄，在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的浩劫之下，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当时赴俄留学的肖劲光回忆说：

苏俄战争的创伤历历在目。工厂、矿山遭到严重破坏停产了，农村遭受兵祸，被洗劫一空，天灾人祸，粮食欠收，人民贫穷不堪，各种物资极其缺乏。到处都是弹痕累累，道路桥梁被破坏得不象样子，全俄处于普遍饥荒之中，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路旁。

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者，肆意攻击苏俄是“洪水猛兽”，是“赤色帝国主义”。即使对俄国革命并无恶意的人，也把苏俄看作是“饿乡”，把布尔什维克党看成是“穷党”。因此，当瞿秋白决定到苏俄去，立刻遭到亲友们的反对。

堂兄瞿纯白坚决反对瞿秋白到苏俄去，说这是“自趋绝地”。瞿秋白却守定宗旨，认为自己“不是为生乃是为死而走，论点根本不同，也就不肯屈从”。

决定赴俄后，瞿秋白忙看做一些准备工作，并向亲友们辞行。

1920年10月初，瞿秋白仆仆风尘赶到山东济南去看望父亲瞿稚彬。瞿稚彬这时住在济南城内娘娘庙街（今岱宗街）十五号路北王璞生家。王是江苏人，做过山东乐陵县知事。王宅西邻大明湖南岸的百花洲，距鹊华桥码头不足百步。

一天晚上，在大明湖滨的小酒馆里，父子两人，还有父亲的一位道友，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桌上摆了几个冷盘热炒，炉上温着酒。在父亲说来，这是为即将去国远行的儿子饯行，而对儿子来说，则是为了在离开祖国之前孝敬一番长期寄人篱下，孤寂无依的父亲。父子虽强颜欢笑，心底里却都是苦楚难言。父亲年近花甲，长期穷困潦倒，忧病煎逼的生活，使他显得格外苍老。他不象北京的亲友那样，固执地反对瞿秋白远行。他知道儿子的决心，即使拦阻也拦不住。他惜别地深情地对儿子叮嘱说：“你这一去……随处自去小心，现在世界交通便利，几万里的远路，也不算什么生离死别……只要你自己不要忘记自身的职务。你仔肩很重呵！”说得瞿秋白心头一热，眼泪已含在了眼眶里。

三个人都站起来，沿着大明湖畔，随意散步。秋凉夜深，未免有些寒意。对着这凄凉的境界，又是远别在即，父子两人的心更加亲近不忍离舍了。回到屋中，父子俩又整整谈了半夜。

第二天一早，瞿秋白依依告别了父亲，离开了济南。

父亲的勉励，增加了瞿秋白远行的决心。回到北京，他开始整理行装，准备启程。

要离开北京了，离开这寄住了三年多的纯白哥哥的家了。愈是这时，瞿秋白的心情意绪就愈加留恋这融融泄泄，安闲恬静的家，连这小院里的秋花秋草，他都觉得辜负了它们的好意。这几天，他晚上回到家里，就同哥嫂闲谈。原来执意反对他到俄国去的纯白，现在看到秋白一切都已决定，也就不再留难，反而勉励秋白到俄国后专心研究学问，不要半途而废。这种殷切的关怀，反倒使原来理智强烈的秋白情感激动，低徊感慨不止。对于这位用“家族的旧道德”培育他的堂兄，瞿秋白有时因为志向不同，不肯屈从，但此刻远别在即，觉得兄弟情分却有些难以割舍了。

瞿秋白这次去国，差不多等于“出世”一样，一切琐事，都需要作一个收束。母亲死时遗留下来的债务，需要暂时有个交托；旧时作的诗词古文，需要整理出来，父亲要它留作纪念；幼时的伙伴，虽然远在江南，不能握别，也要写信告辞。写信时，他不禁想起了两位表姊。

一位是少寡的表姊，现在独自一人带着一个遗腹子孤苦伶仃地住在行将破产的母家，精神痛苦不可言喻。

还有一位表姊，从小丧母，是与瞿秋白一同长大的。她家也是破产的绅士之家，丈夫是小学教员，儿女一大群，仰事俯蓄，艰难得很。她深感中国妇女的痛苦，每每对于人生发生疑问，但她又何尝能够解决呢？

夜深人静，瞿秋白在昏暗的灯光下，提笔写信，又下不得笔。他想：“旧话重提有什么意味？生活困难，心绪恶劣，要想得亲近人的慰藉，这也是人情，可是从何说起！亲人的空言虽比仇人的礼物好，究竟无益于事。况且我的亲友各有自己阶级的人生观，照实说来，又恐话不投机，徒然枉费。中国的社会生活，好象朦胧晓梦，模糊得很。人人只知道‘时乖命蹇’，那知生活的帐子里有巨大的毒虫以至于蚊蚋，争相吸取他们的精血呢？大千世界生命的疑问不必提起。各人吃饭问题的背后，都有世界经济现象映着，——好象一巨大的魔鬼尽着在他们所加上去的正数旁边画负号呢。他们怎能明白！我又怎能一一的与以慰藉！”几封告别信，总算写完了。

住在京津的几家亲戚，瞿秋白一一登门拜别。

住在天津的，是他的一位表姊。表姊夫是位鸦片瘾者，在铁路局做事。这位表姊，本来是家乡的著名美人，现已饱经世变，家庭生活的痛苦，犹如狂风骤雨扫净了春意，她已没有当年的意趣风韵了。她见到瞿秋白，只是诉苦。饮过白兰地，酒酣耳热，大家吃着茶，对着鸦片烟灯说话。表姊夫指着烟灯说：“我一个月赚五六十块钱，这东西倒要去掉我六十元。你看怎么过？”表姊说：“他先前行医也还能赚几个额外的钱。他却懒得什么似的，爱去不去，生意怎么能好？铁路局里面的事情，还是好容易靠着我们常州‘大好佬’（这是常州话，指京里的大官说的）的面子弄着的，他也是一天去，两天不去。事情弄掉了，看怎么样！”他们的女儿丰儿忽然插话，她天真地对瞿秋白说：“双舅舅，双舅舅。你同我上北京去罢？去看三姨，三姨上次来我家里，和娘娘谈天，后来不知道怎么还淌眼泪来呢。……”茶凉酒醒，瞿秋白在走回客栈的路上，感到天津繁华的街市也似乎格外凄凉了。

丰儿的三姨，就是名叫珊珊的表妹。她刚由江南嫁到住在北京的同乡恽家，丈夫是位家道中落而又无所事事的青年人。瞿秋白少年时每到环溪姑母家，总是和表姐妹们在一起玩耍。她们如今都已长大，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条千百年来实行的老办法，各自找到归宿了。瞿秋白称珊珊为三妹，幼时关系亲近，隔别了数载，却不曾忘怀。见面之后，她向他诉说着自己的境况。她说：“我刚刚从南边来，你又要到北边去了！……我一个人离母家这样远，此地好象另一世界似的。”中国妇女做新妇，是她们一生一世最要紧的事，丈夫之外，同公婆、妯娌、叔姑的关系，都是她们面临的难以应付的大问题。瞿秋白深深地理解新嫁娘内心的惶惑与不安，他忙接着对她说：“你的小叔、小姑还算是好的。”她苦笑了一下，愁苦而低沉地说：“也就这样罢了。”她眼里流露出儿时的天真，但又深怀惋惜地说：“想起我们那时在环溪，乡下地方，成天的一块儿玩，什么亦不管……”这一切，都成为温馨的旧梦了。

这一天，瞿秋白本来想看看三妹就早些回家，但是不知不觉却同她谈到黄昏时候。恽家住在北京和平门外相当荒凉的南下洼。从这里走回崇文门附近的草厂胡同，要个把小时。秋夜，龙泉寺边的深林丛树送出阵阵秋声，满天黑云如墨，地上是半枯的秋草。路上，人差不多已经全回家了，只有一星两星人力车上的灯光，远远近近的晃着。

瞿秋白见过表姊表妹，看到她们凄凉的境况，心情格外沉重和痛楚。往事如烟，一幅一幅的又都呈显在眼前，但它们已经不是瞿秋白所留恋的东西，而是他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他为表姊妹们的悲蹙的现实感到伤心，因为他急切地盼望着她们和所有的人们都能够生活在幸福欢愉的新天地里。

1920年10月15日，晚间，瞿秋白到王府井南口的北京饭店面见苏俄远东共和国代表优林，办理出国护照。然后，他匆匆赶到好友耿济之家中。在那里，几位朋友等待他的到来，参加他们送别的聚会。他们中除耿济之外，还有郑振铎、瞿菊农、郭绍虞、郭梦良、郭叔奇。瞿秋白带着一身北京深秋夜风卷起的街尘，进入耿家的客厅，摘下眼镜边擦边充满歉意地向已经等待他多时的朋友们说明他迟到的原因。

“明儿早上几点？”有人直截地问。“六点半，天还不亮哩。”瞿秋白说。“谁也不必送，哈！送么？也就是东车站，这离赤塔还远得很呢，哈哈！”虽然明儿早上瞿秋白就要开始走上遥远的旅途，但他还是那样满不在乎地洒脱神气。

大家谈到俄国的严冬，担心瘦弱的瞿秋白连皮大衣也没有，恐怕一到哈尔滨就冷得受不了。

有些朋友，还是想劝瞿秋白放弃赴俄的打算。瞿秋白冷静而又热烈地对朋友们讲了他这些天反复考虑的结论。他说了一大篇：

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的。我们对社会虽无责任可负，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是负绝对的责任的。唯实的理论在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安排了几千万年的基础。——用不着我和你们辩论。我们各自照着自己能力的限度，适应自己心灵的要求，破弃一切去着手进行。

……清管异之称伯夷叔齐的首阳山为饿乡，——他们实际心理上的要求之实力，胜过他爱吃“周粟”的经济欲望。——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

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我暂且不问手段如何，——不能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用新闻记者的名义去，虽没有能力，还要勉强；不可当《晨报》新闻记者，而竟承受新闻记者的责任，虽在不能确定的思潮中（《晨报》），而想挽定思潮，也算冒昧极了，——而认定“思想之无私有”，我已经决定走的了。……现在一切都已预备妥帖，明天就动身，……诸位同志各自勉励努力前进呵！

朋友们带着佩服与羡望的心理，望着瞿秋白。今晚，瞿秋白脸上的神采，胜过他那瘦弱的身体，说话又快又响亮，象一切困难一切顾虑都不曾挂在心上的、老有经验的战士。纵然有些疲倦，他还是把精神提起来。

第二天，10月16日一大早，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三人登上停靠在北京车站的列车，和到站送行的瞿纯白、瞿菊农、郑振铎、耿济之及亲友们一一握手言别。当天到达天津，瞿秋白又到二表姊家告别。晚上，他就睡在北洋大学张太雷、张昭德、吴炳文那里，抵足长谈。天津电车的喧闹声，旅馆中阔佬的搓麻将声，酒馆里新官僚的划拳声，都引入这几位青年朋友的谈资。

郑振铎、瞿菊农、耿济之送别秋白后，又分别写信写诗从北京寄到了天津。18日早晨，瞿秋白收到诗信，立即复信，并附以答诗。信里写道：“我们今天晚车赴奉，从此越走越远了。越走越远，面前黑魆魆地里透出一线光明来欢迎我们，我们配受欢迎吗？诸位想想看！我们却只是决心要随‘自然’前进。——不创造自创造！不和一自和一！你们送我们的诗已经接到了，谢谢！……菊农叔呀！‘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我们此行的意义，就在这几个问题号里。流血的惨剧，歌舞的盛会，我们都将含笑雍容的去参预。你们以为如何？”并附诗——

去国答《人道》

来去无牵挂，

来去无牵挂！……

说什么创造，变易？

只不过做邮差。

辛辛苦苦，苦苦辛辛，

几回频转轴轳车。

驱策我，有“宇宙的意志”。

欢迎我，有“自然的和谐”。

若说是——

采花酿蜜：

蜂蜜成时百花谢，

再回头，灿烂云华。

天津倚装作

诗人以邮差自喻，表达了他毫无牵挂地前往苏俄考察和报道俄国革命实况的愿望。前途的道路虽然崎岖坎坷，但是驱策诗人远离祖国走上这艰苦旅程的却是“宇宙的意志”，人民的愿望，而欢迎诗人的，是经过伟大变革的“自然的和谐”的新俄国，是流光溢彩、令人神往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将要逐渐地伸延扩大，包括未来的新中国。诗人确信，自己虽然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蜜蜂，可是当着蜂蜜酿成时，一定会有益于人民大众，有益于再造中华。

当火车离开天津时，瞿秋白对同伴俞颂华、李宗武说：“我们从今须暂别中国社会，暂离中国思想界了。今天我复菊农的诗，你们看见没有？却可留着为今年今月今日中国思想界一部分的陈迹……”

火车隆隆声中，瞿秋白坚毅地而又充满了温情地告别了朋友们，向着北方出发了。这个真理和光明的热烈追求者，以少有的痴情和勇气，以苦为乐，开始了艰苦的跋涉。

哈尔滨五十天

1920年，从北京到俄国去，陆路交通有两条：一条是西北向，经恰克图——伊尔库茨克；一条是东北向，经满洲里——赤塔——伊尔库茨克。走恰克图须乘张家口到库伦的汽车，穿越外蒙古的腹地。直皖战争后，徐树铮办的汽车已经分赃分掉了。其余商办的也没有开。至于满洲里方面，白匪谢苗诺夫与苏俄远东红军大战方酣，可瞿秋白等却不知道。优林的秘书告诉他们，如果能与即将“启节”赴任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驻莫斯科总领事同行，专车可以由哈尔滨直达赤塔。

瞿秋白等听信了优林秘书的话，与总领事结伴同行。

总领事叫陈广平，偕副领事刘雯、随习领事郑炎，一行三人。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同他们一道于10月18日午夜登上京奉列车离开天津，开始了漫长的旅程。

19日清晨，火车驶近山海关。远望一角海峰，白沙青浪映着朝日，云烟缭绕，景色奇异。当晚列车抵达奉天（今沈阳市），换乘南满列车，车上的职员全是日本人，车站上甚至连一个中国的搬运工人也看不到。瞿秋白感到这里“已经另一个世界似的，好象自己已经到了日本国境以内呢？……帝国主义的况味，原来是这样！”俞颂华懂得一点日本话，由他来办理交涉，免去了很多麻烦。

20日早上火车到长春车站，换乘中东铁路客车。瞿秋白步出车站，一看，天地已经萧然变色，车站前一片大旷场，四面寒林萧瑟，西北风吹着落叶扫地作响，似乎在告诉人们：“已经到了北国寒乡了。”长春以北是中东铁路，形式上已收归中国管理，但车上一切职员还大多由俄国人担任。车站外停着的是俄国马车，驾车的也是俄国人，而担任中东路护路的又是日本警察，他们同驻在路旁的中国警察不时起些小冲突。

火车到哈尔滨站，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天黑了。瞿秋白一行乘上马车，在块石磷磷的路上走了一阵，来到福顺客栈。住下之后，又返回车站取行李。哈尔滨车站纯为俄国式，但管理之糟使人骇怪：头等、二等候车室里供着希腊教的神像，三等候车室满地泥水，到处是横七竖八的行李。福顺客栈的单间客房，只有一张桌子、两张凳子、四张板铺，三人同住，每天要付房资二元。

从天津到哈尔滨，一路上的种种景象对瞿秋白的刺激是深刻的：虽然这是同关内地域相连、山水相接的“中华民国”的版图，但却是“走过三国的铁路，似乎经过了三国的边界：奉天是中日相混，长春、哈尔滨又是中、俄、日三国的复版彩画。”“从天津到奉天，北京天津的中交票不能用了，要换日本朝鲜银行钞票，从长春到哈尔滨，中东路未收归中国管理之前，还不得不换俄国卢布买车票，现在虽可用中国银元，然而天津钞票已不大行，非得哈尔滨钞票或日本钞票不可。”他透过亲身的经历和观察所得，清醒地觉察并体验了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经济生活的痛苦。

到哈尔滨后，瞿秋白才听说谢苗诺夫的白匪部队横梗在满洲里和赤塔之间，战事激烈进行，无法前进。总领事陈广平一行也没有马上离哈北进的打算。起初，他们曾经想退回北京去等待时机。商量之后，决定百折不回，静候时局稳定，继续前进。这样，瞿秋白一行在哈尔滨竟停留了五十多天。

哈尔滨这个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国际城市，真好象是中国社会走向殖民地化的一个缩影。这里，原来是俄国人的势力范围，道里和南岗俨然是俄国人的禁脔，建筑是俄式的，商店是俄国人开的，即使是在俄国店铺里任职的华人，也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放弃不平等条约，把中东铁路交还给中国，旧俄势力在哈尔滨逐渐减弱，而对哈尔滨垂涎已久的日本人的势力乘机发展起来。道里的市面有一半归了日本人，以前哈尔滨商场向以俄国卢布为单位，现在卢布价值跌落，日本金票几有取而代之之势。日本人野心勃勃，企图再进一步取得中东铁路的特权。日本人锐意经营哈尔滨，扩大他在满蒙的权利，是与他出兵西伯利亚，侵略东亚，进而侵略全世界的战略计划密切相联的。

哈尔滨市面上居然也有日本警察。瞿秋白有时走在街上，常常听人说中国人与俄国士兵、警察起冲突时，日本警察就来干涉。日本人对于哈尔滨的市政，调查得比中国人、俄国人都清楚。日本的商品，充斥市场，中国货难以与之竞争。正如瞿秋白所说：“俄国势力倒了——旧俄帝国已死——日本却又来了。”

俄国人聚集在哈尔滨为数很多。瞿秋白同各个阶层的俄国人进行接触后所得到的印象是：俄国人是以阶级划分的。俄国革命后亡命的白俄资本家、将军，虽然是亡命之徒，却还是高楼大厦的住着，肚皮吃得饱饱的，和日本人鬼鬼祟祟串些新鲜把戏。各派俄国社会党在哈尔滨组织了一个中东路工党联合会，以它和哈尔滨城市工人联合会为实力后盾。哈尔滨的俄国和中国的工人运动者，以这一联合会为中心，举办一些教育卫生活动，团结俄国工人、青年和中国工人。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的介绍，瞿秋白和友人廖连柯同去中东路工会联合会拜晤了该会会长，并到隶属于这个联合会的哈尔滨劳工大学听邬芝栗洛夫先生讲授《俄国社会发展史》。通过这些活动，瞿秋白看到了“中俄两国民族的接近，确比日本人及其他欧洲人鞭辟入里得多。中国苦力心目中的俄国人决不是上海黄包车夫心目中的‘洋鬼子’。下级人民互相间的融洽……大家本不懂得‘文化’这样抽象的名词，然而却有中俄文化融会的实效。”瞿秋白的这个论断，只是一时的观察所得，并非历史地考察了中俄关系之后所作出的，因而不免失之片面。

哈尔滨的冬天越来越冷，枯树，疏林，积雪，冷月，一派荒寒萧瑟。下层居民的经济生活寒俭得很，文化生活也就更加可怜。瞿秋白所得到的印象是“满洲三省的文化程度几等于零”。马路上到处是粪尿垃圾。中国住宅区的穷苦人家，“几间土屋，围着洋铁皮木板乱七八糟钉成的短墙，养着几只泥猪。”这样低下的生活水平，哪里还谈得到文化呢？！文化不是天赋的，中国民族应当如何努力？东方文化古国的文化何时才能重新振兴？这一系列的问号在瞿秋白的脑中萦迴不已。没有文化便不能直接接受新的学说，就不能有阶级的觉悟，就无法再造文明。这里急需“往民间去”的先锋队，可惜这里的知识界又不中用。怎么办？回答是：到俄国去！“宁死亦当一行”！他的决心更坚定了。

192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瞿秋白应邀参加了在哈俄国人的纪念会。会场设在哈尔滨工党联合会预备开办劳工大学的新屋。场中人满，挤不进去。于是他坐到演说坛上。宣布开会时，全场高呼“万岁”，起立齐声唱《国际歌》。这是瞿秋白第一次听到《国际歌》，“声调雄壮得很”。会后，他应邀到一位布尔什维克党员的家中去参加晚宴。屋里摆着盛筵，红绿色电灯，满屋红光灿灿，墙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肖像。席间，大家痛饮欢呼。一些热情的俄国女郎香气浓郁，凑近来问中国、北京、上海的风俗人情，絮絮不已。一位来自莫斯科的俄共党员，立起演说：“我们在此地固然还有今夕一乐，莫斯科人民都吃黑面包，还不够呢。……共产党担负国家的重任，竭力设法……大家须想一想俄国的劳动人民呵。”瞿秋白同他攀谈，他问瞿秋白是不是共产党，中国政党有多少？瞿秋白答道：“中国社会党（按指共产党——引者）还没有正式成立的，只有象你们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时的许多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会。”这是瞿秋白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执政党党员的一次颇有兴味的谈话，他更加急切地向往苏俄了。

从满洲到赤塔

12月初，得到确实消息，谢苗诺夫匪帮已经溃退，满洲里方面总算肃清了。瞿秋白等去看了陈广平，知道他的专车已经办妥，定于12月7日离哈北行。可是，这位领事大人又横生枝节，以收取车费为名，从瞿秋白三人那里要去一千元，又答应与三人在行车中共同起伙，后来算帐，却索取了三人三百斤面粉做为车中一个半月的伙食费。12月8日，他们搬上专车住宿，然后交旅费、买粮食。透过这些琐屑的事，瞿秋白“这才尝着现实社会生活的滋味。……原来是不懂得世故人情，没有经验，就该受骗。懂世故人情，有经验的人都受过‘骗的教育’。……后悔不曾多受几年东方古文化国的社会教育，再到‘泰西’去。”

12月10日，专车离开哈尔滨往西北方向，穿行黑龙江全省向中俄边境的满洲里进发。车窗外边一片云色，往往几十里内绝无人烟。13日，抵达满洲里。这里算是中俄交界第一商埠，几经战争，凋敝不堪。旅途中，三个记者与三个外交官无事闲聊。瞿秋白深感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两个社会的人聚在一块，双方各自隐匿了真面目，委蛇周旋也夺去他不少精力。但另一方面，闲聊中，也多少了解中俄外交的鳞爪。十月革命一起，各国驻俄公使团退出彼得堡，别国公使多少总料理自己侨民归国，或是自己带着走。中国公使刘镜人自己得了一辆专车，赶紧偷着就跑，唯恐侨民和他纠缠。有些留学生挤上专车同走，公使竟要索取车费。贫困的侨工十多万人，至今流落该地，饥寒冻馁，无人照料。总领事陈广平的赴任，第一件事就是照料侨商，遣送华侨返国。陈广平先后在刘镜人公使馆任职七年，但瞿秋白同他交谈中，发现他对俄国文化一无所知，外交政治上的大势也茫然，连几句普通的俄国话都说不完全。中国北京政府边防处派驻俄国军事代表张斯麐中将，这时恰从莫斯科回国途中抵达满洲里。瞿秋白见到张斯麐，听张说：中俄外交本来是很有希望恢复和发展的，可惜北京政府没有诚意，畏葸犹豫，没有确定的计划和方针。张斯麐赴俄本由北京政府同意，但后来出尔反尔，人为地制造困难，使张无法任事。他惋惜地说：“俄莫斯科政府，很愿意放弃一切帝国时代所侵略的权利，和中国开始友谊的谈判，恢复通商。……政府不给我全权，我的事情也是办得有头无尾。俄政府招待外国代表向来是非常之优待的，——我亦在优待之列。不意‘段督办’一倒，中央政府特电伦敦，说我不是正式代表。劳农政府几乎当我是间谍，……一切开始的交涉都成泡影……”随张斯麐一道回国的，还有一位刘绍周，即刘泽荣，旅俄华工联合总会会员，是留俄学生中最出色的人材。瞿秋白与刘绍周交谈，知道了俄国经过四年内战后的社会经济状况。

张斯麐的专车南下，陈广平的专车却欲进不能。张斯麐在莫斯科奉北京政府撤回命令时就报告苏维埃政府，另有总领事赴莫。但中国政府的电文却由驻伦敦使馆转致，苏维埃政府得不到正式通告，远东共和国更不知道陈广平赴莫任总领事。因此，陈广平的专车只好等候远东共和国首都赤塔方面的通知，才能前进。适逢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都夫到满洲里办事，因病回赤塔，陈广平的专车就挂在沙都夫的专车后面，于16日启行穿越中俄境线，进入俄国。18日抵达赤塔。专车又须等待手续齐备才能前进。瞿秋白一行在这里一直等待到1921年1月4日，共十七天。

赤塔经过战乱，经济萧条，民生困窘。瞿秋白受哈尔滨一俄人之托，带着信和礼物，到一家俄国居民家中拜访。女主人略懂法文，见瞿秋白的俄国话说得不太熟练，就夹着法文问长问短。吃饭间，主人的一位亲戚从伊尔库茨克来，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谈话间不断地咒骂布尔什维克。瞿秋白斥之为“智识阶级式的武断的头脑”。中国驻赤塔副领事葆毅，是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的同学。他谈起俄国革命后的情形颇不满意，劝瞿不要到莫斯科去。葆毅的女友是一位俄国资产阶级小姐，带着恐惧的神色连说：“可怕得很！可怕得很！莫斯科去么？”她说家里的一幢房子大半已被充公，赤塔如此，莫斯科更不必说了。瞿秋白一笑置之，他心里沉思：“资产阶级的心理，生来如此。”

瞿秋白一行抵达赤塔，正值远东共和国国民议宪大会召开之际，暂时还是临时政府。新政府由布尔什维克掌握，而宣言实行民主主义。这一方面是为了缓和外交冲突，成为苏维埃俄罗斯共产主义政权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缓冲地，另一方面也适合于以个体农业生产为主的西伯利亚地区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瞿秋白充分利用在赤塔停留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和新闻采访，这样既可以练习俄文，又可以研究远东共和国的政权及共产主义。他和俞颂华先后访问了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都夫（谈中东路问题），粮食总长葛洛史孟（谈新政府的粮食政策及中俄通商问题）。1921年1月2日晚，远东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兼外交总长克腊斯诺史赤夸夫，在外交部官邸会见瞿秋白、俞颂华，一一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主要如瞿秋白所记：“远东政府，虽有共产党在内，然依本国经济组织，决采共和民主政体，不日召集国会——‘国民立法大会’——着手于新国家之建设事业。远东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是一协约的同盟国，一切自主，唯外交得与莫斯科政府协商。对于中国，竭诚希望缔结密切的友谊的条约……”①克氏体形魁梧，面貌刚直，但正在病中，不得不躺在卧榻上同客人谈话。克氏的夫人是一位晚装轻盈的少妇，一口纯熟的英语，她对瞿、俞关照说：克氏多病，请勿过于多谈，恐怕他劳神。克氏虽言语喘急，仍然以英俄文尽力解答问题，直到夜九、十点钟才结束谈话。

赤塔共产党委员会送给瞿秋白许多书刊，其中有《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共产国际》杂志、《社会主义史》。瞿秋白把这些书刊读过一遍，了解了俄国共产党的理论。“再往前去，感受其实际生活。”面对着社会变革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现象，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意料之中，意想之外的，等等，引起了这个青年记者的沉思。用刚刚学到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分析社会生活中千姿万态的变象，有时会觉得无味枯燥，然而一旦达于极处，便会豁然开朗，顿然醒悟。

社会革命，俄国的社会革命，不是社会思想的狂澜，而是社会心理，——实际生活“心”的一方面，——及经济生活，——实际生活物的一方面，——和合而映成的蜃楼。来俄之前，往往想：俄罗斯现在是“共产主义的实验室”，仿佛是他们“布尔塞维克的化学家”依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公式”，用“俄罗斯民族的原素”，在“苏维埃的玻璃管里”，颠之倒之试验两下，就即刻可以显出“社会主义的化合物”。西伯利亚旅行的教训，才使人知道大谬不然。

“只有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习，只有实际生活能教训人，只有实际生活能产出社会思想，——社会思想不过是副产物，是极粗的现象。”

从枯寂的冥思苦想，步入活生生的现实社会，认识到生活之树是长青的，而理论是灰色的；只有从实际出发，才可能获得真知，摒弃教条式的理论束缚。这对于刚刚踏入社会主义俄国大门的瞿秋白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一个可喜的开端，也许可以说，这是他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梯。这时，他更加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感到此次赴俄的意义。“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寒风猎猎，万里积雪，臭肉乾糠，猪狗饲料，饥寒苦痛是我努力的代价。现在已到门庭，请举步入室登觉吧。”

从哈尔滨到满洲里，从满洲里到赤塔，一路上仆仆风尘的采访、调查，积累了许多见闻资料。在总领事的专车上，外交官们酒食争逐、赌博嬉戏的腐败生活，使瞿秋白感到厌倦，然而又不得不违心地应酬一番，浪费许多宝贵时光。有时，他索性避开喧闹的牌局，躲在一边阅读，翻译，思考，写作。振笔疾书，文如泉涌。1920年10月到1921年1月，他寄给《晨报》、《时事新报》的二十余篇通讯，多半是在这种条件下写成的。

同外交官们应酬，虽然浪费光阴，就中却知道了几件官场轶事。其中的一件事是：陈广平在哈尔滨时，预先付印一批留俄华侨护照。陈广平收到印好的护照后，如获至宝，藏入箱内，锁好，又打开，打开又锁上，惟恐丢失一份。当天晚间，陈又把箱子打开，翻看护照，忽然拿到一张，一掀一掀的给随员看，说道：“到了莫斯科，这就是钞票呵！”护照的意义原来如此！无怪乎，驻赤塔的领事管某，以前在伊尔库茨克领事馆里，因为和馆员分护照费不均匀，互相打起来，因而被撤差。

寄希望于新俄

从死寂的半殖民地的故国，来到新兴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异邦，瞿秋白顿觉耳目一新，感慨万千，思想与认识大进一步。尽管新兴俄国困窘得犹如西伯利亚荒原的酷寒，瞿秋白却透过了死沉沉的严冬的暮帘，窥见了遥远未来的春意和繁花似锦。他由衷地体察到新俄是世界的希望和榜样，也是中国的希望和榜样。这位青年学子已经把眼光从东方的出世主义，西方的人道主义，转向了一个时代的斗争中心——新兴的俄国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出了这种殷切的期望。

中国无产阶级只寄希望于你们，勇敢的俄国工人，你们为全人类的幸福而英勇奋斗，你们建立了苏俄社会主义共和国，你们正在实现着社会主义原则，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克服着无数困难，你们忍受着百般困苦而始终不丧失信心。中国无产阶级极为钦佩你们，衷心地祝愿你们获得成功和胜利。

我们尤为赞赏的是，你们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性质，而且具有国际性质。……我们希望，由于你们的努力，世界上将会出现人道和正义；由于你们的努力，全世界人民将会觉醒起来。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作《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原稿是未经修订的俄文打印稿，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党中央档案库。1921年2月27日出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公报》第一期《远东来信》栏内发表了这篇文章。与原稿相比较，内容相同，仅仅在文法和署名上有差别。公开发表的文章署名是“秋白（广州）”，而原稿则只署名瞿秋白，并未注明地点。瞿秋白写这篇文章的时间，当是在赤塔停留的十七天内。

瞿秋白根据手头上有限的资料，颇有胆识地分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和前景。他指出，由于中国工业生产薄弱，“中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是由农民组成的，至于工人的数目则很少。……大多数中国工人是手工业者。”中国工人遭受着与欧美工人同样的压迫，或者甚至更厉害，因为他们所受的压迫不仅来自中国资本家，而且来自外国资本家。“中国各大城市中的工人比居住在乡镇中的工人农民更加成熟。可以预期，在中国未来的社会改革中，他们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首领。”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至今还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尽管中国无产阶级所处的条件非常可怕，但他还没有觉醒，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没有认识，没有组织。”显然，由于把农民划入无产阶级，因而他对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估计得偏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谁能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呢？只有已经觉醒的中国青年，或者是热心的中国社会主义者。”没有文化的人，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没有文化的人，同样无法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只有经过先进的知识分子传播和灌输马克思主义学说，工人阶级才能找到批判的武器，使自己成为有觉悟有组织的战斗队伍。而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将在这个伟大斗争中得到改造，进而无产阶级化。瞿秋白把他与俞颂华、李宗武的赴俄，看作是实现这一神圣使命的重要一环。他满腔热诚，信心坚定，告诉俄国朋友说：

我们充分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为此目的，我们来到了俄国。……我和俞颂华、李宗武同志分别代表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我们来到俄国是为了向中国正确报导俄国的情况。我们切盼能认认真真地完成我们肩负的任务。我们希望，我们的到来将会带来良好的结果，而我们的这次旅行将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第一次推动。

这些真诚的话，说明瞿秋白带着很高的自觉性深入异邦，探取火种，为挣扎在黑暗途程上的中国人照亮前进的方向，探索新路。做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中国革命的先驱人物，瞿秋白确是当之无愧的。

1921年1月25日晚十一时，瞿秋白一行抵达赤色的都城莫斯科雅洛斯拉夫车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司长杨松会见了他们，安排了他们的食宿和工作。随后，他们会见了《真理报》的主笔美史赤略夸夫，工作就此开始。他们住进了一幢由旧时旅馆改成的公寓。寓所周围是小树林，大教堂的铜顶金光灿灿，耀人眼目。这种居住条件，虽然饮食营养很坏，也可以安心工作了。

此刻，瞿秋白心境极不平静，他说：“我寻求自己的‘阴影’，只因暗谷中光影相灭，二十年来盲求摸索不知所措，凭空舞乱我的长袖，愈增眩晕。如今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虽然只赤光一线，依微隐约，总算能勉强辨得出茫无涯际的前程。”他自称为“东方稚儿”，怀抱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宏愿，翻开了他生活经历的崭新的一页。

进赤俄的东方稚儿预备着领受新旧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甘露了。理智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的社会主义，性灵的营养，敢说陶融于神秘的“俄罗斯”。灯塔已见，海道虽不平静，拨准船舵，前进！前进！

一切都在表明，这个“东方稚儿”，已经登上了新时代的航船，认清目标，拨正方向，破浪扬帆，奋然前行了。

俄罗斯文化天地漫游

瞿秋白一行住进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为他们安排的公寓，三人占了二间屋。凭窗眺望，公寓四周的树林，覆盖着白雪，显得格外宁静，然而，瞿秋白的心情却是兴奋而充满着激情的。

到达莫斯科十天后，正值全俄华工大会召开。从俄国各地来到这里的华工代表近二百人，代表着在俄国各地的华工数万人（其中欧俄部分占四万多人）；他们有的是在俄国做工经商的，有的是参战华工，从法国、德国逃出而流落此地的。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很苦，多数是文盲。他们听说从中国来了新闻记者，异常的高兴，热情地欢迎瞿秋白三人参加大会。瞿秋白发表了即兴讲话。他介绍了国内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激起了与会华工的爱国之情。中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不来出席会议，引起华工代表们的不满。会议的重要议题是华工回国问题，这件事与总领事的职权有密切关系，因此，陈广平就成了会议代表们指责的中心。瞿秋白在会间结识了几位华工，后来时常同他们来往。

《真理报》主笔美史赤略夸夫会见了瞿秋白一行，热情地向他们介绍参观考察的手续；他们的参观考察也就从这里开始。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特地派了二位翻译陪同他们参观考察。一位是英文翻译，另一位是俄文翻译郭质生①。瞿秋白与郭质生一见如故，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他说：“自己又可以说几句俄文，本来用不着他，然而后来我同郭质生意成了终生的知己，他还告诉我们许多革命中的奇闻逸事，实际生活中的革命过程。因此我们正式的考察调查从那天见美史赤略夸夫起，‘非正式的’考察调查也从那天见郭质生起。”

具有悠久历史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和革命以后的崭新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化，处于更替交错的时期。研究俄国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和俄国社会，必须研究俄国文化。瞿秋白对于考察和研究俄国文化，是非常重视，非常有兴味的。在赴俄途中，他就与俞颂华商妥：俞颂华负责通讯工作，他自己则勉力作有系统的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研究。

瞿秋白来到了莫斯科特列嘉柯夫美术馆参观，这是他到达莫斯科后选择的第一个游览点。这里陈列着俄国著名美术大师们的作品。在连年动荡，战灾浩劫中，这些珍贵的艺术精品，竟丝毫未受损伤；连这美术馆的创始人特列嘉柯夫的石雕像，也安安逸逸地陈列在他死时的病榻旁。这说明了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经历了严霜寒雪，荒原广漠的旅程，来到这“名画如山积，山水林树”的美术殿堂，“置身其中，几疑世外。兵火革命之中，还闪着这一颗俄罗斯文化的明星。”瞿秋白此刻激动不已。他感到了“‘文化’的真价值。俄罗斯文化的伟大，丰富，国民性的醇厚，孕育破天荒的奇才，诞生裂地轴的奇变，——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呵！”

馆中陈列品中，既有现实主义画家，如列宾的作品，瞿秋白誉之为“旧文化沙砾中的精金，攸游观览，可以忘返”，也有未来主义的作品。未来主义出现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先发源于意大利，十月革命前后流传于俄国。未来主义认为艺术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应当完全消失，成为生产、生活或政治的一部分，实质是对艺术的否定。它的整个反艺术倾向，使它没有留下有价值的东西。在俄国艺术中，未来主义的作品反映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和对待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俄国未来派的画家，否认古典遗产，反对传统的绘画形式。瞿秋白站在未来派画家的作品前，看到那“粗暴刚勇的画笔”，似乎觉到它们也有可取之处，“令人的神意由攸乐一变而为奋动，又带几分烦恼：粗野而有楞角的色彩，调和中有违戾的印象，剧动忿怒的气概，急激突现的表显，然而都与我以鲜，明，动，现的感想。”

经友人的介绍，瞿秋白在2月14日会见了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诗人关切地询问中国文学的情况，并把他的一本诗集《人》送给了瞿秋白。马雅可夫斯基也参加过未来派。可是在他的早期抒情诗，例如长诗《穿裤子的云》、《战争与和平》中，明显地表现出使他超出未来派的人道主义倾向。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于破坏个性的“无冕帝王”——资本的抗议，并充满了革命的预感。他的诗歌作品中诗句的特殊排列，从所谓“梯形”一直到冲锋式的“爆炸”节奏，都表现了这种革命的预感。对于他的诗，瞿秋白感到它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些费解。他说：“我读他不懂。只有其中一篇〈归天返地〉，视人生观似乎和佛法的‘回向’相仿佛。”

瞿秋白敏锐地觉察到，未来主义在革命后俄国的盛行，“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夜之余，无产阶级文化的晨之初”。这虽是黎明来临的先兆，但黎明毕竟迟早就要来临的。他怀着极大的兴奋，期待着“万重山谷外‘新曲’之先声”，倾听着暂时“还依稀微忽”的“清明爽健的劳作之歌”。他连续到几个剧院去看戏剧演出。在家乐剧院，他看了未来派的戏剧，感到“一切旧规律都已去尽，亦是不可了解”。在国家第二剧院，他看了卢那察尔斯基编剧的《国民》，这是一个历史剧，描写古代罗马贫民的革命，所用布景虽是未来主义的，但内容并不神秘，而且有些英雄主义的色彩。在莫斯科大剧院，瞿秋白欣赏了歌剧，觉得“花露润融，高吟沉抑”。大剧院的美妙华丽的建筑艺术，得以完好的保存，也使他感到由衷的欣慰。事实不正说明：俄罗斯文化深深植根于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群众之中，他们热爱自己的文化，珍视它的存在和发展，因为它孕育了俄罗斯历史上的英雄，也将孕育着新的一代更伟大的英雄人民；俄罗斯文化，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必将更加发扬光大。

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于2月上旬病故于莫斯科。苏俄党和政府为克鲁泡特金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瞿秋白参加了送殡仪式。当天送殡的除各种无政府主义团体外，还有学生会、工人和海员联合会、艺术学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俄罗斯共产党、共产国际和红军的代表都参加了送殡行列。过了几天，瞿秋白经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纪务立的介绍，同克鲁泡特金的夫人，一位贵族出身的老人见面。她已经老态龙钟，但听说中国的新闻记者来访，凭吊克鲁泡特金，非常感动。无政府主义在俄国的深厚影响，引起了瞿秋白的深思，从而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俄国性，东方文化性，在俄国社会思想朴实的农民之中比较的发展，俄国式的智识阶级尤其喜欢空谈的无政府主义。”

为了了解苏俄的教育事业和东方文化问题，瞿秋白前往克里姆林宫，访问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进入克里姆林宫，看到巍然高耸的宫墙，古老壮丽的建筑，瞿秋白倍感神爽。宫中地方很大，走了一程，经人指点，才找到卢那察尔斯基办公的绿色房屋。房中扶梯积了一层灰尘，电灯残破不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疏疏落落地排着几张华美的锦绣座椅，都是宫中原物。办公室中，只有卢那察尔斯基一人。他看到瞿秋白一行，热情地招手请进。瞿秋白向他提出问题请教：苏俄最近教育上的设施和对于东方文化问题的意见。卢那察尔斯基是苏俄的政治家、文艺评论家，谈吐文雅，简截了当。他对记者说：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立即着手进行学校教育上的革新，扶植无产阶级文化。由于战乱频仍，非共产党人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怠工，使文化教育的改革进展缓慢，但在物理学、化学和医学方面都有可喜的进展，因此欧美各国对于俄国革命后学术文化上的进步，非常之感兴趣，大家都想来研究。政府曾派出留学生到欧美深造，并在德国印制俄文书籍及印刷品，以解决国内纸荒和印机缺乏所造成的印刷出版困难。关于共产党人对于东方文化的意见，他说，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第一，俄国地跨亚欧，和东方文化素有接触；第二，革命以前俄国境内各民族也处于被压迫地位，对于东方各民族极为同情。况且苏俄与欧美不同，不妄自尊大，蔑视东方。我们对于东方各民族极为平等看待，对于它的文化尤其有兴趣。为了促进东西方民族的互相了解，吸取东方文化，苏俄已经设立了东方学院。卢那察尔斯基热烈地赞扬了东方文化的古，美，伟大，崇高，并说东方的诗文哲学，兴味浓郁；不过东方文化中的宗教性，已成过去的东西，应当自然消灭。他兴致很好，侃侃而谈。只是因为还要去参加会议，不得不结束了这次有意义的谈话。

过了两个星期，教育人民委员会派车，送瞿秋白一行到莫斯科的几处幼儿院、劳动学校去参观。这几处设施，规模虽然不大，但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很好。其中一所专为体弱儿童设立的学校，在距莫斯科约二三十里的森林中间，空气清新，房舍清洁，设备非常完美。当中国客人到来时，活泼的小学生们，唱歌跳舞，热烈欢迎，拥着客人们问话。有一位学生，居然学会用汉字写了“中国瞿秋白”五个字，这使身在异邦的瞿秋白十分感动。

这时，瞿秋白的心境愉悦。他被苏俄的种种新兴的事物所振奋，所激荡。他看到了新旧两种文化的并行和斗争，但他坚信，新的文化必然取代旧的文化，而旧文化中一切有生命力的精英，也一定会保留下来，继续为其自身的发展，和对人类文明事业作出贡献。闲下来，瞿秋白有兴致的时候，仍然写诗作画。在会见克鲁泡特金的亲戚林德女士时，应林德之请，为她题了一首题画诗《秋意》。诗中写道：“虽有些纤云薄翳，原不碍，原不碍，他那果毅沉潜的活力，待些须，依旧是光华万丈。”诗中写出了西风萧瑟，万木森疏中，秋月当空，光华四射的优美画面和沉潜意境。“一任他秋意萧萧，秋云暗暗，我只笑，笑君空扰攘。”诗人充满了自信，自豪；那一轮不受纷扰，自放灵光的秋月，正抒发了诗人的理想和情怀。

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刘白文纳女士给瞿秋白等送来许多书刊，其中有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主人以白面包招待客人，她吃了一个面包，又拿了一个，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两三年没有吃着这样的面包了，我想带一个回去给我母亲，她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主人赶紧答应，并且又送她两个面包。女士谈到了家庭和社会问题。俞颂华问她：“共产主义的家庭怎样？”她笑着说：“柯仑泰女士著书说家庭生活社会化，我们还想不到这一层。”她临走时，听说李宗武能唱京剧，便同他们约定日子一起到无产阶级文化部去参加音乐会。

无产阶级文化部，简称“无产文化”，是教育人民委员会设立的文艺团体。音乐、美术、文学、戏剧界的新作家都可以加入，凡有新的作品可以拿来讨论。经常举办音乐会或诗歌文艺晚会，有时自编戏剧为工人演出。瞿秋白、李宗武出席音乐会，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李宗武唱了一段京剧《马前泼水》，戏文和唱腔都是著名京剧演员汪笑依创作和设计的。音乐会上，俄国朋友还放了几张粤剧唱片，并请客人欣赏了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所作歌剧《蝴蝶夫人》的音乐。音乐会会长对中国客人说：“旧文化的音乐人才，革命中未免凋零，新的还很幼稚，然而假使物质生活不这样困苦，我们的工作还可以强几倍呢”！

苏菲亚•托尔斯泰女士，是俄国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瞿秋白到莫斯科不久，经纪务立介绍，与她相识。苏菲亚盛情邀请瞿秋白一行瞻仰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故居陈列馆，并到她家中叙谈。苏菲亚的母亲很亲切地接待他们，并赠送了书籍。苏菲亚母亲告诉中国客人：各种社会公共设施，虽然不是共产主义的，只要不带有政治上的危害作用，如托尔斯泰陈列馆等，都不受苏俄政府的任何妨碍，有时还能够得到资助。这是苏俄政府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又一个生动的证明。

在这前后，瞿秋白为答谢苏菲亚的友好接待，为她写了一首五言旧诗《皓月——题画赠苏菲亚•托尔斯泰女士》：“皓月落沧海，碎影摇万里。生理亦如斯，浩波欲无际。”这是一幅充满了哲理的月落沧海的画卷，起伏波动的万里海涛，使沉落之际的皓月玉碎银分，波光放射，构成了一幅变幻无穷，苍茫阔大的景象，使人自然联想到人生哲理的无限丰富。

“世间的唯物主义”

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经济问题，是瞿秋白考察的重要课题。1921年春，俄国仍然是不平静的。苏维埃国家内部的状况非常困难。国民经济只相当于19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的水平，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大部分企业无法开工。按人口平均计算，生铁的产量每人不到一公斤，棉织品每人不到一公尺。居民最必需的工业品极度缺乏。工业中心的工人常常挨饿，许多人为了逃避饥荒跑到农村去。而农村经济也非常困难，1920年农业产值只等于沙皇俄国农业产值的一半多，粮食和其它最必需的食品都不够。除了经济上的困难，还发生了政治性的严重危机。农民不满意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因为根据余粮收集制，农民必须交出全部余粮。这种制度不能刺激他们发展自己的经济，他们希望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在市场上自由出卖自己的产品和购买工业品。农民的这种不满情绪，被国内的敌对势力利用，煽动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在坦博夫省、顿河、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等地，发生了农民暴动。1921年3月初，正当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彼得堡附近的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了水兵暴动，口号是“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派！”企图排除共产党人对苏维埃的领导，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瞿秋白把这次事变称之为“革命的反动”。叛变被红军迅速平息，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瞿秋白初到莫斯科认识的一位共产党员，在镇压叛乱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国内政治危机，促使俄共中央和列宁开始研究由适合国内战争的政策过渡到能够实现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政策的途径。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大会建议政府立即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粮食税的税额应该大大低于粮收集制的征收额。免征贫苦农民的某些实物税，在特殊情况下免征各种形式的实物税，优待勤劳的业主，在地方经济周转的范围内允许买卖剩余产品。新经济政策保证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结成牢固的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

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并以满腔热情忠实地报道了大会情况。3、4月间，他写了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全文约三万字，从6月22日起到9月23日，在北京《晨报》上连载了二十七次。他向中国人民报告了苏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状况，指出苏俄已经“由军事时代过渡于和平时代”。文中介绍了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指出苏维埃俄国的民族政策，“确为世界上开一新纪元”。瞿秋白赞赏苏俄共产党人和苏俄的政治制度，他说：“共产党严戒党员利用自己的地位作威作福”，“共产党人的办事热心努力，其中有能力有觉悟的领袖，那种忠于所事的态度，真可佩服。”他称赞苏俄政治“不失为一种贤人政治”。他热情地宣传共产主义学说，说共产主义是“无国界”、“自由平等”的社会，“实行共产主义真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共产主义学说在苏俄的逐步实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桩伟大事业，是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业，“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旧是社会主义丛书里的一个目录了”。写到这里，瞿秋白不由想到了东方的故国和自己的同胞，他希望“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走什么样的路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他意味深长地写道：“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因为，共产主义已经不仅是社会主义丛书中的一个目录，而是在苏俄开始“人间化”了。

共产主义唯其不是天上的乐园，而是人间的社会，它的发展过程中就不免发生各种困难和某些弊病，而克服这些困难和弊病，需要勇气、决心，也需要流血牺牲。瞿秋白在旅俄通信中，如实报道了所见所闻。1921年东俄旱灾，灾区非常大，瞿秋白转述俄国中央及各省报纸上的灾区通信：“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啮草根烂泥”，“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这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当时不少外国新闻记者据此百般渲染，把苏俄社会主义制度描绘成人间地狱。瞿秋白与之相反，他在报道灾情的同时，也说明苏俄政府救灾的对策：“劳农政府设着种种方法力图救济。各机关实行赈捐，没有被灾的农村，都派人募收志愿捐助的食粮。各城市中呢，举行音乐会，演剧，募捐；学生，赤军，医生，看护妇热心参加。职工联合会组织募捐队，又到灾区去调查。请外国红十字会来俄考察赈助”。瞿秋白谴责了借俄国灾荒施展阴谋反对苏俄的欧洲资本家的行径。他说：“几百万人的性命在文明人眼光里算得什么！”指出，苏俄国内资产阶级是“欧洲政客的同类”，他们企图组织“无党的赈灾会”，其中有些贵族老爷“想借此出境，却不肯到困苦的灾区去”，因而被苏俄政府解散，并逮捕了其中的阴谋分子。

瞿秋白是一个真挚热情地追求真理的青年新闻工作者，他带着严肃的科学态度，去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考察革命后的俄罗斯。他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追求与信仰，同宗教的偶像崇拜和教条迷信不同。他向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但决不先入为主地观察和描绘苏俄社会，把那里写成是一片光明的极乐世界，或者匆忙得出简单肯定的结论。他要对社会现象进行周密的调查和深入的思考，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就是他所说的“世间的唯物主义”。

俄国社会各种问题中，国家机关中的官僚问题仍然相当严重。瞿秋白在采访中得知，一个小学的女教师因为学校停课，配给的口粮不够吃，便去兼任临时教席，以求多得一点口粮。农工检察委员会派员整顿考核时发现了女教师的“违法”行为，这位女教师不得不受审判。可是，参与审判的审判官们每人竟至少超额领取了七份口粮，因为他们是官。另一件事，是一位营官作弊贪污五百万苏维埃卢布，营长和委员长起初假装不知。营官以地毯贿赂营长夫人，并骗过了委员长。不料委员长夫人得知此事，便揭发出来，营官被判处死刑。这种阴暗面，存在于革命后的俄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宗教迷信，也是苏俄社会中一个突出的问题。1921年4月23日，友人郭质生邀瞿秋白去参观希腊教的复活节礼拜仪式。这一天，居民几乎家家都插“瘦柳”，教堂中举行盛大的礼拜活动。他们来到莫斯科最大的教堂——基督救主庙时，已有众多的教徒，每人手持“瘦柳”，等待神甫驾临。救主庙的神甫，是全俄最高的神甫，革命前受国库供养，统辖全国教务，成为“国中之国”。革命后，教制仍旧存在，不过与国家政府脱离关系，只受教徒供养。大礼拜式，进行了二小时多才散去。它给瞿秋白的感触很深，他对郭质生说：仿佛不在欧洲。希腊教仪式竟和中国道教相似。

复活节的夜祭恰巧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一天晚间。入夜，莫斯科人几乎倾城出动，城中一千五百多个教堂的钟声响彻夜空，基督教主庙里，人山人海，至少也有两三万人。瞿秋白挤在庙中，观看夜祭的仪式，好不容易挤出来，回到寓所已是5月1日的清晨四点多钟了。红场上虽有无产阶级文化部演出歌舞，并有加里宁演说等，但不如复活节活动的盛大隆重。

农民问题，官僚问题，宗教问题，苏俄社会中这种种的阴暗现象，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它引起了瞿秋白的沉思。他没有迷惑，而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索和分析它们的社会历史根源。他指出农民的反抗，民众的迷信，是旧俄这个经济落后国家的守旧性，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反映；而官僚贪污作弊，则是植根于封建遗毒，东方式专制政体。由此，他论到“俄罗斯东方式的国民性”，指出：原来俄罗斯民族本较西欧各民族包含些东方性。譬如沿街小便，戏院里吸烟室里烟灰火柴满地，约人常常失信，这还都是小节。下级官吏的作弊受贿，尤其是俄皇时代遗传下的“成绩”中最显著的一点。“因有社会经济的根源，只在变化不在消灭，革命的巨潮如此汹猛尚且只扫刷得一些”。可喜的是，现在无产阶级新文学已出现新的果戈里式的作家为官僚主义画像，而共产党的报纸也积极努力的攻击官僚主义。这就证明，这些阴暗现象，都不是苏维埃新社会自身的痼疾，它们将不断受到新兴力量的冲击，逐步地被消除。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必将带来新的建设，新的生活。瞿秋白正确地向人们说明：“共产主义是‘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人’，是‘人间的’。他们所以不免有流弊，也是自然不可免的现象。如单就‘提携小民族，使越过资本主义的过程而并达于共产主义’的大政方针，及他们首领的深自警惕，抱定宗旨，不折不挠的去实行，这种态度看起来，虽不能断定他们最后的成功，然而必是见他们实行自己的理想而并且能深切研究实际生活中之状况及对付它们的相当办法。这是中国人所应当注意的。”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继公布课税法改善农民生活以后，又着手改善工人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公布了关于工人报酬问题等一系列法令。新经济政策实施，不久便见功效。瞿秋白在采访考察中，亲身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实际生活带来的变化。在5月复活节时，居民已可从市场上买到鲜肉等食品，举行节日的家筵。“回忆二三月间，我到俄人家里，那冷淡枯寂的生活，黑面包是常飡便饭唯一的食品，中国茶是请客的佳味。现在丰富得多了”。“大概而论，大多数劳动人民也受许多方便利益——工厂工资大增，废劳动券而令得购买于市场的可能。”随着政府开放商业命令的发布，莫斯科街头广场，出现了革命以来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到处是一排排的小商摊，“人山人海，农家妇女，老人，工人，学生……种种色色人，簇拥在一处。这里一批白面包，香肠，火腿，牛奶，糖果点心，那里一批小褂，绒裤，布匹。一堆一堆旧书旧报，铁罐洋锅，碗盏茶杯……唔！多得很呢”！有的学生拿着一裤一鞋；贵妇人手持金表、宝盒；贵族少年展示贵重挂毯，都在做生意。不久，新的商店、面包房、咖啡馆都以华丽的门面开张了，其中有些店铺是贵族集资开设的。面对新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巨变，瞿秋白试图从理论上加以分析，他说：“再想不着：严冬积雪深厚，——我们初来时，劳动券制之下，——这些丰富杂乱的‘货物’，都埋在雪坑里冰池底么？经济市场的流通原来这样。”“其实新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在相当范围内可以发展。”一个犹太商人开的面包房，每天可以获利几千万苏维埃卢布，“资本的发展——按经济学上的原则——真是‘速于置邮而传命’”。对于苏俄政府的新政策，瞿秋白真是佩服了！他欣然写了一系列的通信，如《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俄罗斯之工人及协作社问题》、《俄都纪闻》、《劳农政府内政外交之新局面》等，高度评价了新经济政策对巩固工农联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功绩。指出：“劳农政府从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国内经济生活都因自由商务的开放而渐渐发展”，“此期是劳农政府最发展的时期”，俄国“复活”了！因而他由衷地称赞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第二篇”，是“社会革命史之第二篇”。

瞿秋白对于苏俄农村中出现的新事物的萌芽，如“农业协作社”也予以充分注意，用了许多统计数字和调查情况来说明农业协作社的优越性和发展前途。他还饶有兴味地研究了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与外国资本的关系。先后采访了当时在莫斯科的德国经济调查员兼外交代表史德勒博士、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亚尔史学葛，并由史德勒介绍会见了来访的美国资本家房德列浦及《旅俄六周记》作者郎塞，同他们进行广泛的交谈。德国的史德勒博士对他说：德俄两国的经济恢复必须互相辅助，他来俄就是为两国正式缔结外交关系作准备。瞿秋白问他来俄的感想，史德勒回答说：资本家是可以推翻的，资本却不可以毁的，——无产阶级胜利后，那资本就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库藏，俄国革命中或者有这一类失误之点。美国的房德列浦则表示，他此行是为两国间关于开发堪察加订立租约的事，如果成功，美国可以供给各种原料，及主要的工业品机器等，俄国方面的木材、皮货、矿产等自然资源可以得到开发。为了深入了解俄国对外关系，瞿秋白等专门访问了苏俄政府通商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列若乏。

列若乏说：俄国与国外通商，是政府的专利。现在与外国关系已经很好，英国已正式签约，德国、意大利、捷克都已经或即将缔结通商关系协定。外国商人在俄国的利益，受到政府担保。现在政府正在努力协理各种租借地，借外国资本来发展俄国工业。战时俄国工业毁坏太甚，技师死者很多，所以非聘用外国技师，购买外国机器来发展工业不可。列若乏强调指出：没有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况且决不能在隔离状态中实行新村式的共产主义……我们俄国革命史上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民粹派主张无工业的农村公社社会主义。马克思派和民粹派的争执的焦点就在于此。你们想必很明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行这种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当然并且必须和暂时没有打倒的外国资本家相利用，——发展工业培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看罢，是资本家胜呢，还是我们？列若乏的这番话，是很精辟的，瞿秋白显然欣赏并且同意他的论断：采访归来立即写进他的《赤都心史》一书。也许，从这番话得到启示，瞿秋白更感到有必要学习和研究俄国革命史和革命理论，于是他着手写作《俄罗斯革命论》即《新俄革命史》。这部书稿后来交给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但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禁止，未能出版。瞿秋白准备赎回，又遭书馆老板拒绝。1932年1月28日，书稿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同毁于战火中。

为了使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必须获得和平的环境。苏俄政府在革命胜利四年之后，按照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方针，力求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实行广泛的经济合作。1922年4—5月间，苏俄代表团出席了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包括俄、德等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经济财政会议。苏俄政府虽然没有同协约国列强达成协议，却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之间矛盾来维护和平和苏维埃俄国的安全，与德国在拉巴洛（热那亚郊区）签订了苏德条约。同时苏俄政府大力争取同被压迫的和附属国的人民接近，1921年苏俄政府同伊朗、阿富汗和土耳其签订了条约，对这些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给予了援助。瞿秋白高度评价了苏维埃俄国外交政策的成就。在通信《莫思科传来——日诺亚会议情形》一文中，他尖锐地嘲笑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一块烂骨头，抢来抢去，自己咬着自己的尾把（巴）了！”他说：“四年以来，协约国对俄，始以军力，不成；继之以阴谋及经济封锁，不成；现在居然公请到会，国际地位上，俄国实际上已得‘事实上的政府’之承认。”瞿秋白还高度赞扬了苏俄政府支援被压迫和附属国人民的外交政策和国际主义精神。

在苏俄两年，瞿秋白的考察采访所涉及的方面很广，接触的人物很多，上至领袖、教授，下至老妪、幼童，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了解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情况，写出了五六十篇（其中遗失十多篇）旅俄通信，仅在《晨报》上发表的就有四十篇，约十六万字。他出色地完成了《晨报》所赋予的使命，称得上是一位年轻有为、才华出众的驻外记者。

澎湃赤潮的洗礼

沙俄旧都彼得堡是十月无产阶级革命的起义中心地。瞿秋白到俄后，就想前往参观，但一直到1921年5月初，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经过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安排，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三人免费到彼得堡作了三天访问。作为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都城，彼得格勒在战前有小巴黎之称，其繁华可想而知。但是当瞿秋白一行到达后，却觉得它颇为荒凉，一是几座名园和几条街道毁于战乱，尚未修复；二是城中马路宽阔而行人寥寥。给他们印象最好的，仍旧是画院、美术馆和剧场。他们在彼得格勒富丽堂皇的剧场中，欣赏了驰誉世界的芭蕾舞，“置身其中，却又觉得有些繁华了。”他们来到芬兰湾头，这是旧俄的北方出海口，彼得大帝的巍巍铜像仍然耸立，他面目威严，把一只手向海口方向指去，仿佛告诉俄国人那是俄国的出路。然而，曾几何时，沧桑巨变，在阿芙乐尔巡洋舰攻打沙皇宫阙的炮火硝烟中，那个老朽的帝国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代之而起的是在战火中兴起的苏维埃俄国。此时，苏俄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

在十月革命以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各国都出现革命的高潮，共产党的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例如，1919年春，匈牙利和巴伐利亚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1918年到1919年初，在阿根廷、芬兰、奥地利、匈牙利、波兰和德国等成立了共产党，许多国家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和左派社会党人的组织，这样，就有可能实现列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提出的任务——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1919年3月初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共产国际的成立。这就是瞿秋白所概括的：“十月革命爆发，莫斯科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

1921年6月，莫斯科的初夏时节，莫斯科河畔已经绿草如茵，灌木青青，一派生机勃勃。这时有四个国际性的大会即将在这里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妇女部第二次代表大会，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赤色职工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感到了革命的力量，他把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盛大集会，形象地称之为“莫斯科的赤潮”，并使自己投身于这赤潮的澎湃波涛之中，进行紧张的采访活动。

6月17日，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差不多都到齐了。苏俄政府在红场举行阅兵典礼，欢迎各代表团。“广大的旷场，几千赤军，步马炮队，工人军事组织，共产党军事训练部，男工，女工，儿童，少年都列队操演。……各国代表都致祝词。”

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开幕式。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出席了大会。他报道大会的盛况说：“大剧院五千余座位都占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人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祗诺维叶夫致开会词：‘我以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宣布第三次……共产国际大会开会……’下面鼓掌声如巨雷，奏《国际歌》”。各国代表致词后，著名歌唱家夏里亚宾唱歌助兴，最后全场五千多人都卷入《劳工歌》的声浪中了。瞿秋白的思想的浪潮，也随着莫斯科的赤潮激荡着，他把激动的感情融进了新闻报道中。

开幕式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安德莱厅进行。瞿秋白再次来到这艺术之宫。今天，这古旧朴素的宫殿，似乎在赤潮中更增添了异样的光彩。他写道：“现今则安德莱厅赤色光辉四射，全宇宙映耀，各国劳动者代表的演辞，声音震及环球，——第三次大会的共产国际；今日之克莱摩宫真做得人类文化三阶段的驳杂光怪的象征。”

7月6日，在瞿秋白的旅俄生活中，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在安德莱厅瞿秋白荣幸地看到了伟大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他在当日写下的一束文字，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并且最早向亿万中国人民描绘了列宁的形象。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

安德莱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会间休息时，瞿秋白在走廊上遇见了列宁。看到这位举世景仰的革命伟人，瞿秋白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可惜列宁实在太忙，他亲切地指给瞿秋白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简略地谈了几句话，便道歉分别了。虽然只是简短而匆匆的会面，却使瞿秋白心里异常激动，他说：“政治生活的莫斯科这次才第一次与我以一深切的感想呵。”会间，瞿秋白也见到了托洛茨基，并谈了话。

1921年9月，瞿秋白除担任新闻记者外，开始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任教。东方大学成立于1921年5月，是一所政治性的学校，名誉校长是斯大林。学生大部分来自苏俄远东各少数民族，也有一部分是从远东各国来的，其中有中国、日本、朝鲜等国的学生。中国学生单独编为中国班，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卜士奇、肖劲光等都在这里学习。瞿秋白在班中讲授俄文，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俄文课的教学很困难，其原因：一方面中国学生初学俄文，比较吃力；一方面教师的中文水平太低，俄国教师中除郭质生外，都不懂中文。没有教材，而工具书只有哈尔滨出版的很不象样子的《俄华辞典》。瞿秋白为了让这些历尽艰辛、冒着生命危险到苏俄来寻求真理的青年同志学好俄文，总是设法讲好俄文课。课前，他收集适用的教学材料，认真备课，上课时注意讲授方法，循循善诱，收到良好的效果。他经常到学生中去，询问学习情况，对大家十分关怀。据曹靖华回忆：“秋白教给我们俄语应当从那里学起，要注意什么问题……真是诲人不倦。秋白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知识很渊博，酷爱读书，也喜欢聊天。几乎每个星期日，我和韦素园都去找他聊天。真是书呆子碰到了书呆子，好象《天方夜谭》的人物似的，聊一千零一夜也聊不完。那聊天也是真正的学习，是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学习。中国有句俗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和秋白同志的一夕谈，胜读百年书啊！”

俄国女友苏菲亚•托尔斯泰曾经数次邀约瞿秋白等，到清田村（即雅斯纳亚波梁纳）一游。但是因为忙，一直未能成行。清田村离莫斯科四百余里，列夫•托尔斯泰的邸宅就在这里。十月革命后邸宅保存完好，由教育人民委员会管理，改为托尔斯泰邸宅陈列馆。10月间，恰好逢上莫斯科教育厅第一试验模范女校有一班学生读托尔斯泰文学事迹后，要到清田村游览实习，于是瞿秋白、李宗武（俞颂华已于5月间赴柏林）便趁便同行。

10月13日晚从莫斯科苦尔斯克车站登上火车，14日抵图拉，停车至晚又行，夜里抵达清田站住宿。15日由清田站步行，向托氏邸宅走去。这是一个秋云微薄，桦林萧瑟的天气，沿着村路两旁矗立的树林，红叶斑斓，小桥溪流，水云映漾，人们轻步在衰草上，如同走在绒毯上，心神散畅，乡趣油然而生。托尔斯泰邸宅是一座中世纪式堡垒，原是托尔斯泰母亲家复尔康斯基公爵的遗产。托尔斯泰的幼女、也是陈列馆的负责人亚历山大出迎参观者，并讲解室内陈列内容。使瞿秋白感到惊讶的是，托尔斯泰书房中竟有芝加哥出版的汉英对照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午飡时，瞿秋白与托尔斯泰的妻妹以及幼女亚历山大、媳安德莱夫人等同桌，他们频频问及中国的政治情况、老子学说等。饭后，安德莱夫人友好地邀请瞿秋白等游览花园，他们在法国式的小径上漫步，谈话。瞿秋白问安德莱夫人乡居如何？她说：“乡居也不过因为有事罢了，此间人愚蠢，无可谈心，未免焦闷。‘你看，那些人，老军官现在已反成希腊教徒，我们两位亲戚女太太们，成天的骂革命政府，俄国平民对着她们都有罪似的，——难道这是托尔斯泰的主义？……’所以他说很乏味，在乡间住着，说还是偶然到农民家去走走，倒可散心。”他们信步走到一位农民家中，女主人原是托尔斯泰的农奴，还有一位客人是安德莱夫人以前的陪嫁丫环。女主人很热情，招待他们吃茶。

从农民家中出来，他们去参观托尔斯泰主义者创办的公社。公社主人欢迎中国客人，并向他们介绍了公社的情形。他说，托尔斯泰主义者主张非战，他们屡次抗拒征调，往往被捕，但出狱后大家组织起来，仍然不去当兵，后来得到教育人民委员会允许在这里组织了公社。田地用托尔斯泰遗产分给农民后所余。有麦田四十七俄亩（一俄亩抵中国十八亩）、菜园二俄亩，另有三十五俄亩果园，其中一半与同村农民共有。马六匹，牛七匹，羊十头。社员十八九人，都能下田劳动，女社员还缝工织网，农忙时可以雇人。生产品完全公有，各取所需；每年只向国家交纳五十普特的粮食税，其他一切自由，几乎与外界隔绝。他们预计，一年的生产足以自给，不过，今年是第一年，还没有到收获季节。

归途，瞿秋白又到农民中访问。一位农民对他说，由于实行粮食税，负担轻些，但生活还不宽裕。谈到托尔斯泰主义者的公社，他说：他们都是大学生，虽说什么集体合作生产，究竟不大会种田。那四五十亩田，据我看来，还不如分给我们小农好些。农民有他们自己的观点。

清田村一游，瞿秋白感到畅心满意。他看到了旧俄贵族遗风还喘息于乡野，依稀度着残梦。知识分子的唯心派，新村运动，还在作最后的表演，虽然他们不具有生命力。农民的生活，仍然不富裕；他们和富有的知识分子之间，在情感上也是两样的。由此他加深了对于俄国社会的认识。

回到莫斯科后，农民问题一直在瞿秋白的头脑中萦回。新村运动，虽然在苏俄还与苏维埃农场、协作社一起存在着，但它终究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他说：“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同时农民却是小资产阶级，——这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的。”“农业会议近来屡次宣言土地国有的原则，而使用土地者的私有生产品权仍保存，——因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在现实的世界中，不得不有此政策。”瞿秋白认为，布尔什维克党实行土地国有是革命第一期的土地政策，现在第二期实行新经济政策，是为了加强“无产的工人与小资产的农民间之协进”，即巩固工农之间的联盟。对于俄国农民问题的历史发展和前景，瞿秋白这样写道：“资本主义中‘最初积累’的发展，必定令农民为阶级的分化；国家工业的发达，必定一面吸收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一面扩充财政，技术的影响于乡间，——相对的双方发展；在某一时期之后，引到非常剧烈的经济的阶级斗争——然后治者的无产阶级的胜利及西欧美洲的奋起，方渐创社会主义现实的基础。固然，俄罗斯革命的意义，不是这几字可尽，然而很可以明白：俄国不能成隔离的新村制，而是现实经济改造世界中之一部分。”这一段文字，从俄国的工农联盟，联系到世界范围的革命联合，说明作者的目光是远大的，他的论点中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色彩。

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瞿秋白怀着极大的求知欲望，来到俄罗斯大地，他把革命后的俄国比之为琳琅满目的宝山，他要集注全力取回宝物，去献给苦难的祖国。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顽强刻苦地学习着。生活条件本来已很艰苦，他还要节衣缩食，自己烧饭和料理生活，吃得很不好，甚至吃不饱，连定量供给的一点糖，他都节省下来去买书。因此，到莫斯科不久，瞿秋白就患病了。1921年3月11日他在记事中说：“莫斯科生活开始，我们求学考察还正兴致勃勃，然而因物质生活的困苦，竟奄奄有些小恙。”①这次的病，大约七八天才痊可。到了7月，又突然病倒，整整卧床一个月。7月6日到8月5日之间，没有写作。8月初，经医生诊断，左肺有病，并劝他“回国为是”。

8月4日吐血，整个8月份，他扶病只写了三篇短文。他显然有些焦躁不安，全心仍想着工作：“奄奄的生气垂尽，一切一切都渐渐在我心神里磨灭……还我的个性，还我为社会服务的精力来！”他诅咒自己不能适应俄国的气候，勾起思乡的情绪：“万里……万里……温情的抚慰，离故乡如此之远，那能享受。……漫天白色，延长五月之久，雪影凄迷，气压高度令人呼吸都不如意。冰……雪……风暴……那有江南春光明媚，秋花争艳的心灵之怡养”。他在梦中，都梦到了南国故园中灿黄的菜花，清澄的池水，翠柳，碧桃，……。可是，当他想到祖国要成为完全的殖民地，外国资本家‘老爷’来了时，他的心紧缩了，病也更深了。9月开始，身体略好，他的采访、考察、写作，重新又恢复起来。9月16日，中国阴历8月15日，瞿秋白在莫斯科迎来了身在异邦的第一个中秋节。偶然和俄国朋友们谈起中秋的意义，他们感到很有趣味，说这团圆的象征大有诗意，怂恿瞿秋白借用他们的房间聚会一次。女主人专门做了点心招待中国客人。瞿秋白当日写了一首题为《“东方月”》的诗，寄托自己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上情，并把这种感情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万古‘中秋’，未入欧人诗思词说。原万族共‘婵娟’，但愿‘婵娟’年千亿。……欧亚华俄——情天如一。”他多么希望象征着团圆、幸福、美好，安详的明月，千秋万代地照耀在环球各族人民的心田。

这是何等高洁的情怀，美好的信念。

在中秋聚会上，嘉德琳女士问到瞿秋白的健康状况，知道他夜夜虚汗，咳嗽吐血，极力劝他回国。夜深散宴归寓，瞿秋白到郭质生住处，谈及病体支离，要做的事，应当做的事，都不能做，不如回国，或有可为。过了几天，瞿秋白写信给在柏林的俞颂华，告诉俞他将回国，但是他对于“来做开天辟地研究俄罗斯文化……的事业”，又非常眷念，依依不舍。10月间，病情渐轻，他又能赴俄国朋友德尔纳斯嘉女士的家庭音乐晚会和中国工人朋友林扬清的家庭宴会，心境也似乎变得好些。由于西伯利亚交通仍然困难，需要带的书籍太多，瞿秋白打消了马上回国的念头。他的心思又全部转向了工作：“我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

转眼到了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四周年。瞿秋白来到莫斯科迪纳莫工厂即第三电力劳工工厂，参加工人的纪念集会。集会的人们，都兴致勃发。“无意之中，忽然见到列宁立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象是奇愕不胜，寂然一晌，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工人群众的眼光，万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宁身上。大家用心尽力听着演说，一字不肯放过。列宁说时，用极明显的比喻，证明苏维埃政府之为劳动者自己的政府，在劳工群众之心中，这层意义一天比一天增胜，一天比一天明了：‘拿着军器的人’，向来是劳动群众心目中一可怕的东西；现在不但不觉他——赤军——可怕，而且还是自己的保护者。’列宁末后几句话，埋在热烈的掌声中。”这一束充满激情的优美的散文，把劳动群众同自己的领袖之间的信任和崇敬，如实写出，十分感人；作者显然把自己的情感，与劳动人民以及革命导师的情感连系在一起了。

瞿秋白来俄不到一年，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地的考察，已经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并且用来指导考察、写作以及剖析和改造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