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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为何会成为纳粹和恐怖主义的故乡？

安娜·卡列尼娜原则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也是适用的，但凡富裕平和、繁荣稳定的国家总是具备了自然地理、生产方式、文化传统、历史机遇等多个条件，而引爆一个动荡反复、贫穷多舛的国家却只需要一根导火线。

久负盛名的地缘学家、新闻人罗伯特·卡普兰周游巴尔干地区，用极为细腻震撼的笔调讲述了这里每一个国家的不幸，于是我们就明白了，这里为什么是欧洲的火药桶，为什么在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爆发了两次改变世界政治格局的大战，为什么这里会成为纳粹和恐怖主义的故乡、犹太人大屠杀的起源地，为什么这里开创了种族灭绝最血腥的模式？

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Kaplan），《大西洋月刊》记者，著有多部畅销书，如《巴尔干幽灵》（Balkan Ghosts）、《地球的尽头》（The Ends of the Earth）、《一路向东到鞑靼土地》（Eastward to Tartary）等。

卡普兰和这里的政治家、神父、修女、商人、哲学家、妓女、酒鬼谈话，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血腥和仇恨，而他们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如何复仇。

看历史是需要勇气的，但如果贝多芬是对的呢，他说：通过苦难，走向欢乐。

《巴尔干两千年：穿越历史的幽灵》，作者：（美）罗伯特·D.卡普兰，译者：赵秀福，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10月

南斯拉夫：遗体成了各族之间释放仇恨的燃料

（背景介绍：巴尔干的历史基本上是各国之间打成死结的各种梁子。最大的梁子是巴尔干各国与征服者奥斯曼土耳其的梁子，后者用血与火统治了巴尔干各族500年，这是巴尔干各国的共仇。其次才是各族之间的梁子。南斯拉夫在1989年后分裂成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黑山等几个国家。塞尔维亚人曾经建立过最早的帝国，所以他们认为整个南斯拉夫地区本来就是他们的；克罗地亚人信天主教，追随西方和梵蒂冈，看不起“东方”的塞尔维亚人，二战前夕克罗地亚人为了让塞尔维亚人转变信仰，制造了詹森诺瓦大屠杀，一个世纪以来，双方都在为屠杀人数争论不休；塞尔维亚与波黑之间的仇恨则源于南斯拉夫解体后，波黑地区的克罗地亚人想独立，而波黑的塞尔维亚人则要和塞尔维亚合并，于是爆发了惨烈的战争和种族屠杀；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矛盾是因为其南部的科索沃地区居住着大量阿族人，阿族人口增长率高，信伊斯兰教，又有分离主义倾向，于是塞尔维亚政府与当地阿族人爆发了残酷的战争。现在就可以阅读卡普兰下面的讲述了。）

以巴尔干问题为背景的电影《太阳高照》（2015）。1991年，克罗地亚宣布从塞尔维亚人所掌控的南斯拉夫中独立，其境内的克族与塞族人开始发生武装冲突，克罗地亚独立战争爆发。电影中的三个爱情故事便由此为背景而展开，时间跨度从1991年到2001年再到2011年。

我故意选择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黎明前的时刻造访“旧塞尔维亚”遗留下来的皮克修道院。置身于公元1250年绘成的东正教使徒教堂内，我的双眼一时不能适应，什么也看不见。不过短短几分钟，可感觉非常漫长，像是从未间断的几百年，让人充满了挫败感。我没带手电筒，也没带蜡烛。但是，当你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你的意志却更加集中。

彼达·彼得洛维奇·尼格斯在《高山花环》这部用塞尔维亚语写成的最伟大的诗篇中说

，

对于改信伊斯兰教的人们的大规模屠杀，被当作是为了打赢土耳其穆斯林的战斗的必要手段

。就在黑暗即将减退的时刻，我瞬间明白了挣扎、绝望和仇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的双眼在黑暗中的摸索教给了国家生存的首要原则：哪怕是几乎没有任何光明，也可以创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也就过了约莫一分钟的时间，各种面孔就从幽暗中浮现出来：那一张张来自早熟的塞尔维亚的过去的面孔，愁容遍布，饱经风霜，向人们展示出某种灵性和原始，西方人对此并不陌生，因为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身上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我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一颗头颅之内，看到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在燃烧。

梦想似乎是可以触摸的了，如真如幻：穿着紫色袍子的圣尼古拉，在用他的黑色的、令人不敢直视的双眼看着我的脑后；塞尔维亚的主保圣人、我所在的教堂的创立者圣萨瓦，从水一样的真空中缓缓落下，慷慨地把仁慈和灵感送赠给我；升天的基督，虽是农夫出身的神，却摆脱了身体煎熬的最后阶段，已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比任何征服者或俗世的思想意识更令人畏惧。

使徒与圣徒和中世纪塞尔维亚的国王与主教混杂在一起。他们似乎都从信仰的变形镜中走了出来：身躯被拖长，长着令人恐怖的手脚和头。许多圣徒的眼睛已经被抠掉。根据某种农民的信仰，用来绘制圣徒眼睛的泥灰和染料，可以治好失明。

这所教堂提醒人们：黑暗越是深沉，反抗就越缺少理性，也就越令人恐怖。

在保加利亚和在希腊，在南斯拉夫，在所有曾受土耳其统治的欧洲国家，都是一模一样的。

在我的眼睛适应黑暗的时候，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形式需要穿越的距离几乎是无限的：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数个世纪、最为邪恶的几次战争、虚假“共产主义”的统治。在此处，一个充满教条、神秘气氛和野性之美的密室里，民族的生活又被重温了一遍。民族的生活也只有从这里才能逐渐显现出来。

“你不知道用锤子、钉子或是棍棒杀人是什么感觉，对吧？”

艾什梅尔的喊声盖过了音乐，在忽明忽暗、艳丽的色彩的衬托下，他的脸变成了紫色。我仍然在皮克，在旧塞尔维亚，在一个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光顾的迪斯科舞厅，离塞尔维亚的修道院不远。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喝李子白兰地，而总是喝啤酒吗？因为游击队员

（二战时塞尔维亚的游击队员）

们通常在杀人后喝李子白兰地。你知道当着一个孩子母亲的面，把孩子扔到空中，再用刀尖去接这个孩子是什么感觉吗？被绑到燃烧的木棍上呢？屁股被人用斧子劈开，以至于你乞求塞尔维亚人开枪打你的头而他们却不肯？”

“而这之后他们竟然还到教堂去。他们竟然还去他妈的教堂。我实在是无话可说了……”

艾什梅尔浑身发抖，

“有些事情比邪恶更可怕，简直是无法言说。”

艾什梅尔继续喊叫着。他只有26岁，对他所说的事件并无亲身的体会。他告诉我，老鼠在他家出没。那是塞尔维亚人的错。

罗马尼亚：如何配得上罗马后裔的荣耀

（背景介绍：罗马尼亚从最开始存在国家，就一直被各种暴君统治，从吸血鬼弗拉德，到土耳其人，以及周边的希腊人、匈牙利和德意志人的帝国都可以对罗马尼亚农民施加蹂躏，直到齐奥塞斯库家族依然如此。早在二战之前，罗马尼亚雅西地区就诞生了法西斯组织天使长麦克军团，即铁卫团，其领袖是科德里亚努。铁卫团开创了屠杀犹太人的暴行。铁卫团的声势激起了当时国王卡罗尔二世的妒忌，卡罗尔杀死了科德里亚努，但罗马尼亚人却追随铁卫团推翻了国王；之后纳粹军人上台，1946年后受苏联支持的齐奥塞斯库掌权。齐奥塞斯库采取高压手段处理民族问题，终于激起了西北地区的匈牙利和德意志族群的反抗，并引发了颠覆齐奥塞斯库统治的民主运动。）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şescu，1918-1989），罗马尼亚独裁者。

时间定格在了1940年11月30日上午10时30分。布加勒斯特开始下雪。在为纪念一位抗击土耳其人的罗马尼亚将军而于17世纪建造的伊利格甘尼教堂内，数百根点燃的蜡烛使得穹顶上穿红色长袍的基督的形象更加醒目。用带有纯金刺绣的绿色旗子覆盖着的棺材，排列在中殿的两旁。祭台助手们用托盘为死者端上了深色糖面包。天使长迈克军团--法西斯的“铁卫团”--的14个成员，包括其首领科内柳·泽拉·科德里亚努，即将下葬，主持葬礼、并将宣布逝者为圣徒的是罗马尼亚东正教的牧师，他们一直在为逝者唱圣歌，挥动香炉。

两年以前，国王卡罗尔二世下令勒死了这14个人，剥光了他们的遗体，扔在一个乱葬坑里，为了让这些遗体尽快腐烂，还在上面泼上了硫酸。但是到1940年末，卡罗尔国王逃走，罗马尼亚落入铁卫团的手中。受害者的遗体残留物不过是几个土堆而已，但仍被挖了出来，封装在14具棺材里面，重新安葬。在葬礼的结尾，吊唁者聆听了已故军团首领科德里亚努的一段录音，其声音极为尖利：

“你们一定要等到为烈士们报仇的那一天！”

数周之后，复仇开始了。1941年1月22日，天使长迈克军团的士兵先是唱了东正教的赞美诗，在脖子周围放上了盛着罗马尼亚泥土的袋子，相互喝了鲜血，又为自己撒了圣水，然后就入户劫持了200名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把受害者驱赶上卡车，并开车到了该市的屠宰场，这是布加勒斯特南部靠近蒂姆堡维察河的几栋红砖楼房。受害者都是犹太人，他们驱使这些人在冰冷的黑暗中脱光衣服，趴在传送装置上。这些犹太人痛苦地吼叫着，却仍然被驱赶着走完了屠宰所有自动化的程序。鲜血从被割掉头颅和四肢的躯干中流淌出来，军团士兵把它们挂在钩子上，并贴上“适合人食用”的标签。他们还把一个五岁的小女孩的躯干倒挂起来，

“上面满是鲜血……就像是一头被屠宰的小牛，”

一个第二天早上的目击者如是说。

1989年12月17日晚上10点。在摩尔达维亚的摩尔达维察修道院，因天色已晚，难以看清壁画的内容，但修道院院长本尼迪克塔仍然能够想象出末日审判的场景：野生动物把所有它们吃掉的人都吐了出来，在正义簿上的若干善行抵消了所有的恶迹；使用耀眼的硫磺色染料绘制的天使，正在盖住黄道十二宫的标记，等待宣布时间的终结。

像往常一样，本尼迪克塔院长祈祷了八个小时。

“罗马尼亚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之一。安德鲁是上帝的12个使徒之一，他就曾来康斯坦撒传道。五百年前，摩尔达维亚的这些修道院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证明一个弱小的民族能够做些什么。我们能够再一次为世界做出很大贡献。”

“革命是上帝送给罗马尼亚人民的一个礼物。现在，罗马尼亚人民必须做出回报，其方式是敞开他们的心扉，接纳所有的信仰，尤其是那些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受过煎熬的人们的信仰。”

保加利亚：别人的身体总是更温暖

（背景介绍：保加利亚人曾经在土耳其人征服之前，建立过一个大保加利亚帝国，马其顿是其领土之一，这也成了它耿耿于怀的不幸之一。20世纪保加利亚人进行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和一次世界大战，还是没能拥有马其顿。为此，保加利亚同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希腊和后来独立的马其顿结下了深深的梁子。保加利亚也是冷战期间对苏联言听计从的国家，这使其与其他社会主义邻国关系更为紧张。）

通过六名保加利亚出租车司机的故事来反映保加利亚社会人生百态的电影《方向》（2017）。影片中有一句台词形容如今的保加利亚：“上帝已经离开这个国家很久了，和那三分之一的人口一起离开了。”

18世纪末期，在土耳其占领的漫漫黑夜中最为黑暗的时刻，一位名叫拉菲迩的保加利亚僧侣，在里拉修道院内花费了十二年的时间，雕刻了一尊木质的耶稣受难像，上面刻着600个人物形象，每一个都不过大米粒那么大。

“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价值有多大？”

博尼费修斯神父大声说。他是一个身材瘦小的驼背的人，留着铁灰色的长发和络腮胡子，皮肤像婴儿的一样柔软。他已在修道院的墙壁内生活了27年。为了回答自己的问题，他又大声说：

“人的一生的价值有多大？拉菲迩为了雕刻出这个十字架，双目失明啊！”

里拉修道院被土耳其人一次又一次地洗劫并被夷为平地。但每一次，它都被照原样重建起来：有条纹的拱门、压花的木质阳台、钟楼和盛放壁画的建筑群，而且在山顶白雪的映衬下，壁画的颜色呈现出某种新的庄严气象。在土耳其占领期间，居住在里拉修道院的僧侣多达300人。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统治期间，僧侣数量降低到12人。12个灵魂，为了守护整个民族的遗产，就生活在这个空旷的、老鼠肆虐的空间之中！有些房间的门被严实地封闭，几个世纪之中从未有人踏入过。

现在，这些封闭的门正在被开启。

我于1990年重返里拉修道院，距离我前一次的访问又过去了9年。博尼费修斯神父已经去世。一度阴暗冷清的教堂，再度挤满了来做礼拜的人，点燃的蜡烛几乎成林，哔啵作响。在教堂的一角挂着国王鲍里斯三世的照片，他于1943年被安葬在这里，但共产党掌权之后，于1946年挪动了他的墓地。鲍里斯的肖像周围摆满了蜡烛、野花和圣餐面饼。人们弯腰去亲吻他的肖像。

“耶稣基督又回到了保加利亚。”

我的向导语调平淡地对我说。

巴尔干培育了本世纪第一批的恐怖分子。马其顿国内革命组织

（IMRO）

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巴解组织，由于有保加利亚的资助，致力于恢复被希腊和南斯拉夫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占领的马其顿的部分地区。像当今贝鲁特南部郊区的什叶派教徒一样，这些在枪支和东正教《圣经》上宣誓效忠的IMRO杀手，来自斯科普里、贝尔格莱德和索菲亚贫民窟的没有根基的、缺乏教养的无产者。扣留人质和大规模屠杀无辜者是常有的事情。在1912年和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期间，在马其顿的一个希腊主教下令暗杀一名保加利亚政客，并且派人把切割下来的首级送回教堂供人拍照。

这个世界就像是一个秘密收藏物品的容器：就是一个光线暗淡的舞台，人们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有过美好的憧憬和极度的喜悦。然而，他们的表情依然是僵硬的、遥远的，就像是被灰尘覆盖的雕像。

“在这里，我们完全被我们自己的历史所淹没，”

保加利亚前外交部长鲁本·格泽夫这样对我说。

于是，我养成了逛中世纪教堂和修道院的嗜好，喜欢上了搜寻古书和老照片。在路上遇到人的时候，我总是询问他们有关过去的问题。只有这样，现在才是可以理解的。

希腊：西方的新娘，东方的新郎

（背景介绍：希腊内心深处对邻国有着最强烈的领土诉求，希腊人是按照鼎盛的古希腊，甚至是亚历山大帝国的版图来想其合理领土范围的。为此希腊和土耳其、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有着紧张的关系。 同时希腊虽然是北约的成员，欧美人向往的民主和哲学的故乡，但在卡普兰的观察之下，这个国家经过了拜占庭和土耳其的漫长统治之后，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东方式”的国家。）

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在《鹳鸟踟蹰》（1991）中对“边境”的隐喻化处理。

“北伊皮鲁斯将会血流遍地！”这句语气生硬的话，就涂写在希腊西北部与阿尔巴尼亚的边界的路边。北伊皮鲁斯--也就是南阿尔巴尼亚--历史上是希腊的一部分：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母亲奥林皮娅和皮洛士国王的出生地。皮洛士国王在军事上惨重的胜迹在“皮洛士式的胜利”一语中得到了纪念。

但是，由于1913年的一份“可耻的”协议，“北伊皮鲁斯”被划入了卑鄙的阿尔巴尼亚，希腊成了一个“被肢解”的国家，这个边境地区的都主教赛万次亚诺解释说。在他的地图上，北伊皮鲁斯是接近50万希腊人的家乡，占据了阿尔巴尼亚领土的50%。赛万次亚诺被一些人称作“希腊的霍梅尼”，据传言曾设法让游击队员潜入南阿尔巴尼亚，图谋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统治结束之后使该地区与希腊统一。

一踏入阿尔巴尼亚与他国接壤的地方，我乘坐的面包车就进入了迷宫似的、连绵不断的石灰岩峡谷，沿途怪石嶙峋，树木已被砍伐光秃。剃着光头的士兵驱赶的牛车，堵住了坑洼不平的道路。成群结队身着宽松白色衣服、头戴方头巾的妇女，肩上扛着大镰刀或铁铲，步履蹒跚地从庄稼地和烟草地收工回家。在一些空荡荡的地方，立着用波纹状金属和弥缝不严实的砖建造的居民房，周围则是带刺的铁丝网和水泥碉堡。每一样人造品--肥皂块、水龙头、门把手--都像是刚刚发明出来的，流露出某种原始的特征。褐煤燃烧后含铅的烟雾在地面上久久消散不掉，赋予该地某种老照片才具有的某种颗粒状的、泛黄的氛围。借着钠灯发出的光，我曾仔细查看过这些希腊裔的阿尔巴尼亚人的面孔。他们眼中的表情是那么的遥远。他们几乎就像是鬼影。在瑟兰德镇上的一户人家，一家五口人围在一台破旧的俄式黑白电视机前，收看一个希腊频道播放的“王朝”和CNN。

这家人最大的男孩陪我到了宾馆。“我秘密地接受了洗礼，”他在黑暗中悄悄对我说。

“我是希腊人。我还能有什么办法？我信仰上帝……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些可怜虫。”

四天之后，在附近的一个村庄，有两个人在试图跨越边界逃到希腊的时候被击毙。他们的遗体被倒挂在广场上。

我于1990年返回希腊时，雅典已经变成了一个城市灾区。希腊媒体把它比作开罗。电话通讯服务在整个西欧是最差的。

1990年秋天的希腊，与19世纪早期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直接掌控之下时一样，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巴尔干国家。希腊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东欧国家：希腊国民完全不知所措地迈入了一个冷漠的世界，在那里，过往的荣耀和philotimo已经褪色，讲求效率和拼命工作就是一切。总理帕潘德里欧当属最与众不同的一位巴尔干幽灵，他虽然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却潜入了过去那最为黑暗的深渊：相比红衣主教斯蒂匹纳茨、戈泽·戴尔彻甫或者卡罗尔国王，帕潘德里欧更让人难以猜透。他尽管公然无视宪法保障，却也没有变成一个独裁者。希腊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尖锐的棱角，已被地中海消磨殆尽；在这里，我可以近距离地探寻到某些历史进程的源头，而这些历史进程，在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以及中东国家已经发育成熟。

（本文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整合自《巴尔干两千年：穿越历史的幽灵》。）

作者：罗伯特•卡普兰

导语作者：新京报记者 萧轶

编辑：风小杨

校对：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