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重返土耳其震中，灾民害怕被世界遗忘

文 / 程靖（发自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阿德亚曼）

编辑 / 漆菲

排版 / 高云倩

半年前的2月6日，土耳其发生了近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地震。这一天，南部城市卡赫拉曼马拉什和加济安泰普接连发生里氏7.8级和7.5级大地震。两次地震在土耳其和邻国叙利亚共导致59259人死亡，仅在土耳其就有50783人丧生。地震波及土耳其的11个省份，导致1400万人受灾。

地震刚发生时，《凤凰周刊》记者曾赴土耳其震中地区，目睹了这场“世纪之灾”的影响，与一场数百万量级人口迁移的开端。近半年后，记者重返卡赫拉曼马拉什和阿德亚曼这两座位于震中的城市，探访赈灾与重建进展。

截至8月初，土耳其政府允诺的“一年内重建48.8万套住房”计划，时间已经过半。被用作过渡住所的帐篷营地大多被拆除，居民搬进了板房搭建的临时住所。在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帮助下，人们恢复到最低限度的生活。与此同时，被灾难激起的全球援助热情，在赈灾工作步入正轨后逐步退潮。灾民们渴望回到正常生活中去，但相比于救济本身，他们更害怕被外界遗忘。

位于震中地区的卡赫拉曼马拉什（Kahramanmaras），它的名字要拆开来记：

“卡赫拉曼”意为英雄，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当地民众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英勇抗击法国占领军，因此在建国后被土耳其政府授予这一称号；而“马拉什”才是这座城市的名字。

早在赫梯帝国时期，这里就是古尔古姆公国的首都，公元前711年被亚述人征服后，它被称为“马尔卡什”，罗马帝国时期叫做“杰尔曼尼西亚”，直到奥斯曼时期改称“马拉什”并沿用至今。

强震过后，“英雄马拉什”蒙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城市一度变得遥不可及：前往当地的陆路中断，民航航线让位于运送物资和转运伤员的航班。

2月为了前往灾区，我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地区开塞利（Kayseri）出发，穿越冬季的茫茫雪原和绵延起伏的丘陵，才抵达这座几乎被摧毁的城市。

时隔五个月，我再次前往这里时，从伊斯坦布尔直飞马拉什的民航航线已经恢复。此刻的马拉什像一个浑身裹满绷带的重伤患者，伤势危重，却在用每一丝余力求生。

为了还贷，坚果店老板卖掉三辆车

市区主干道两旁，一座座楼体开裂的危房正在等待拆除，楼与楼之间的废墟垒成小山，挖掘机在其中作业。机械臂的每一次移动，都能扬起一阵阵灰尘。断壁残垣间车流如织，人们在沿街的活动板房里卖起服装和杂货，开起餐馆甚至银行。

我和当地翻译詹苏乘车前往马拉什市郊的杜卡迪罗奥卢区（Dulkadiroglu）。汽车离开主干道驶进乡间小路，复苏的城市被甩在身后，地震带来的伤痕一览无余：街道两旁原是火柴盒般的低矮民房，现在已成无人看管的废墟，水泥块、钢架和碎玻璃散落在地；一些仍然矗立的房子也无人居住，窗户像一排排空洞的眼睛。

紧挨着倒塌的房屋，一些留守的居民搭起帐篷，颜色和样式各异，一看就是居民自己寻来的——其中一顶蓝色帐篷上，印着大大的汉字“救灾”，其他几顶分别来自土耳其灾害应急管理局（AFAD）和红新月会（Kizilay），白色的油布在风吹数月后，被染成深浅不一的土黄色。

下车步行时，我们被一阵烤花生的香味吸引了注意力。那是一家坚果店，老板名叫奥尔罕·阿里贝伊奥卢（Orhan Alibeyoglu）。奥尔罕邀请我们坐下喝汽水，然后转身进店招待顾客。那位顾客要了两大麻袋花生瓜子，他告诉我，奥尔罕炒制的坚果远近闻名，他的亲戚要在东部举行婚礼，他专门来买些坚果带去分给宾客吃。

奥尔罕将炒好的花生瓜子塞进了顾客的汽车后备箱，然后坐了下来。他告诉我，这间店铺是他仅剩的家产。一家人原本的住房就在隔壁，2月的强震将房子变成一堆瓦砾，家人们侥幸逃生，生活却碎了一地。

他指了指街对面一棵大树，“地震之后，这里什么救灾物资都没有，我们就在那棵树下生火，在车里睡觉。熬了12天，才有一位好心人给我们送来了帐篷。”

在帐篷里住了一个月后，奥尔罕的朋友送来一间活动板房。那位朋友家住土耳其东部靠近伊朗边境的凡城（Van）——十二年前的2011年10月，那里遭遇了里氏7.2级地震，导致2000多座房屋倒塌，500多人丧生。凡城地震后的几年，朋友曾蜗居在这间板房里。如今它矗立在奥尔罕家的废墟边上，又派上了用场。

板房比帐篷更加遮风挡雨，还自带厕所，能淋浴。更重要的是，这能让奥尔罕守卫他的店铺。“房子虽然塌了，但依然会有盗贼来偷东西。”奥尔罕无奈地说。

3月下旬，当板房送来的时候，马拉什北部山区城镇帕扎尔哲克（Pazarcik）和艾尔比斯坦（Elbistan）的地震安置住宅项目刚刚动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了奠基仪式。可据奥尔罕说，地震至今，除了电视新闻以外，他从未见过一个政客或部长来过这里。对于倒塌的房子，政府至今也没给个说法。

对此，奥尔罕不太在乎，他更在意的是坚果店的生意，“地震后政府宣布银行贷款可以延期三个月交付，但钱还是要还啊！”

烈日炎炎，我一杯接一杯地喝着汽水，耳边是大锅炒制花生的声音，偶尔有一两辆汽车驶过，轮胎和地面的摩擦声回荡在路的尽头。街上遑论顾客，连路人也见不到一个。

奥尔罕告诉我，坚果店5月中旬恢复营业以来，生意变差太多。“以前我的坚果主要卖给邻居和周边商铺，地震后他们的生计没有了，自然也没钱来光顾我的生意了。”

坚果店里有10个员工、每人每个月光工资就得约1万里拉。奥尔罕说，为了还贷、给员工付工资，他已经卖掉了三辆汽车。“他们都跟了我很多年，我想带他们一起熬过去。只要生意能恢复，房子我可以自己重建。”

一系列意外促成了“中国村”

奥尔罕家所在的村子寥无人烟。担心我们人生地不熟，他主动提出载我们到下一个目的地。汽车从村子驶出5分钟，是一片开阔的谷地。一排排白色的救灾帐篷和活动板房，像雨后的蘑菇般铺展开来，在深绿色群山映衬下分外耀眼。

这次地震破坏程度之深、受灾范围之广，一度被减灾专家形容为“超出人类救援能力”。震后最初几天，有超过100个国家伸出援手。此后几个月里，土耳其也收下了全球如潮水般涌来的人道主义援助，从前期的救援队、医疗队，到食物、药品、毛毯、帐篷和活动板房，不一而足。

小路两旁的板房营地分别由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和本地友好城市梅利科加齐（Melikgazi）市政府负责修建。梅利科加齐在拜占庭时期被称为查曼多斯，是开塞利省的一个城市。

其中一个帐篷营地门前挂有“土耳其中国村”的门牌。在安纳托利亚高原腹地的麦田里看到中文和中国国旗，我就像归家一样感到亲切。

“中国村”是这片区域最早建起的灾民安置点。“村长”李木子告诉我，它的建成背后并不是一套缜密的国际援助计划，而是一连串意外事件的结果。

李木子是土耳其中资民营企业商会会长，也是一名在土生活了20余年的华人。地震发生后，他曾赶往另一个重灾区哈塔伊省（Hatay），给赴土救援的中国国家救援队提供后勤支持。同一时间，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向土耳其捐赠了200顶救灾帐篷，民企商会负责联系运输、清关和后续发放。

为了接收帐篷，在哈塔伊救灾的李木子专门赶回伊斯坦布尔，帐篷却在当天夜里被AFAD以“紧急状态”为由征用了。他向我回忆说，“我问他们，帐篷去哪儿了？他们也说不知道。”

通过私人关系，李木子花了整整三天，终于查到货物去向——帐篷被分成两批，分别发到了马拉什和加济安泰普。

直到现在，李木子依然记得地震过后的混乱和无序，那种气氛也一度让灾民感到困惑。“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救援来得如此慢，救灾物资来得这么晚？”

经过一段时间，李木子总结出背后的原因。“地震发生后，马拉什省政府、市政府、AFAD，许多本应站出来救灾的人都被埋在了废墟下，有人遇难，有人受伤。”他解释说，“土耳其政府不得不将开塞利省的省长、警察局长和AFAD驻当地的局长调来马拉什，组成了临时的‘危机响应中心’，此后赈灾工作才正常运转起来。”

找回了只剩一半组件的帐篷，让李木子既失望,又欣喜。“那意味着帐篷还是我的。但当时AFAD忙得人仰马翻，根本没精力去凑齐另一半帐篷。”

与他同行的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技术指导张复星提议，既然找到了帐篷，何不为灾民建一座安置点？起初，李木子并不知道“安置点”意味着什么，只隐隐感到这是一个大工程。但张复星的一句话把他说动了：“你放一万个心，只要你把旗子举起来，所有人都会来帮我们。”

不久后，李木子就知道这句话所言非虚。他顶着一张中国面孔和伊斯坦布尔的车牌，在灾区几乎畅行无阻，因为从政府到民间，都很尊敬像他这样专程从外地来提供帮助的人。

起初，“危机响应中心”不愿给予中国人建安置点的权限，但他们给出了充分理由：灾民需要临时住所，也需要吃喝、洗漱、找工作，安置点至少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张复星曾在2016年厄瓜多尔地震时参与过安置点的建设，有专业经验；李木子在土耳其政商界拥有不少人脉——至少他能找回送错的帐篷。最重要的是，安置点的管理权会交给当地政府，中国人只是进行“协助”。

得到首肯后，李木子开始找地皮，几经辗转找到这片麦地。巧合的是，对口支援杜卡迪罗奥卢区的梅利科加齐市市长正好是他的朋友，两人一拍即合：政府派人，负责铲掉麦子、平整土地、搭建水电、挖掘下水道，李木子则到处“化缘”，求来了帐篷托盘、枕头、取暖器、洗衣机等物资。

忙活了半个多月，“中国村”于3月2日正式开营，接纳灾民入住。为建设营地，李木子在马拉什生活了45天，而当这座安置点建成后，附近的板房营地一个接一个开工了。

过高修缮费让灾民难以承担

到7月中旬被拆除，“中国村”在这片麦地上存在了四个多月。

6月下旬，当我来到这里时，营地只剩下约一半居民，到处是帐篷拆除后留下的方形“地基”。帐篷外侧印有“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字样，营地四周有移动厕所和淋浴房，还有洗衣房、仓库和一间清真寺，每天三餐时间，都有餐车送来热食。一位营地管理者告诉我，一些居民因住房修缮完成，或是搬去活动板房而离开了。

这些管理者是本地有编制的教师，震后被土耳其教育部派来管理“中国村”。临近傍晚，原本炙热的阳光柔和下来，山谷里的西风将帐篷布吹得哗哗作响。管理者下班后，灾民们邀我们去家里喝杯茶。

我们在帐篷前用作“玄关”的床板上相对而坐。得知我们只在营地里住一晚，他们纷纷表示遗憾，其中一位名叫扎赫拉（Zahra）的中年女性说，“你们应该多待几天，就会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

这句话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灾民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控诉起这些管理者：“明明营地收到了很多物资，为什么到我们手上没剩多少？”“捐来的牛奶只发一点点，剩下的放到过期才让我们去拿！”“我们家有10口人，但只给3卷纸，让我们用10天。我女儿感冒了，一直流鼻涕，我去要卫生纸，他们却吼我！”

戴头巾的阿姨艾拉（Ayla）凑过来，给我看她存在手机里的视频，那是她夜里透过帐篷的门缝偷偷拍下的。她指控一些管理人员半夜开着卡车来到营地，将救灾物资中饱私囊，她们多次报警、向教育部投诉，却没能得到回音。

居民们愤愤不平，越说越气，“中国人给我们建了营地，这些人怎么能这样？！”对于这一串连珠炮般的话语，詹苏一边翻译，一边和我交换震惊的眼神。

我没能考证居民们的控诉，但想起李木子说过的一件事。在他还没离开马拉什的时候，合建营地的外地市政府负责人将物资和募捐来的现金交由他发放。他思考过个中原因，“可能因为我是外国人，不可能徇私舞弊。而其他管理者均来自本地，自己可能就是灾民，有家人、朋友、同事要照顾。”

在营地负责教学的志愿老师杰伊兰（Ceylan）说起她的家乡。那是一个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的小山村，位于马拉什省西北部通往开塞利的公路上，距离营地约50公里。虽然村里无人遇难，但她家房子的墙体弯折了，不能再住人，于是她搬来“中国村”居住，顺便给营地的孩子们上课。

政府第一次派人去查看时，将杰伊兰的房子定性为“严重损坏”，后来她再去查询，系统登记的信息却变成了“轻度损坏”，而不同损坏程度得到的赔偿和安置待遇完全不同。杰伊兰告诉我，针对房屋需要修缮的灾民，政府给予30万里拉（约合9万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但她和家人依然觉得太贵了。

太阳落去，天空从紫色变成深蓝，营地外开阔的谷地上有一栋尚未拆除的危楼，逐渐消失在暮色中。女人们转移了沉重的话题，开始拉起家常。扎赫拉和我开起玩笑，“我们诉了这么多苦，怪不好意思的。你有什么烦恼，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临近午夜，孩子们不知疲倦地奔跑。9岁的埃舍（Ayse）是营地里最活泼的孩子，下午刚认识我时，给我编了一头辫子。拉着我们玩游戏前，她吐槽说，“你们怎么可以和我妈妈聊那么久？大人们讲话太无聊了，再听下去我就要自杀了！”

“孩子们变得安静，也不再打架”

从马拉什省朝东南方向继续行驶一小时，便进入与叙利亚接壤的南部省份加济安泰普（Gaziantep）。由于断层带穿过该省北部山区，地震摧毁了不少山区小镇。

相比之下，省会城市加济安泰普还算幸运，仅有少数古建筑（包括始建于赫梯帝国时期的加济安泰普城堡）和几座高档公寓楼出现垮塌，其余部分幸免于难。6月下旬，这座人口近180万的城市已经恢复生机，旅游景点和酒店也都重新营业。

从这里前往另一个受灾严重的城市阿德亚曼（Adiyaman），有两个半小时车程。阿德亚曼之所以为中国读者所知，是因为曾参加中国综艺节目《非正式会谈》的土耳其籍嘉宾唐小强。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当地一家酒店参加导游培训，被埋于废墟下不幸遇难。

这一次，我找到2月陪同过我们的司机卡迪尔（Kadir），让他带我们重返阿德亚曼。路途遥远，卡迪尔的爸爸给我们准备了一壶热茶，以备旅途困顿之需。

汽车穿过无边无际的草场，在陶鲁斯山脉边缘的丘陵中时而攀爬，时而下降。从山腰向下俯瞰，能看到幼发拉底河平原上平整而肥沃的农田，烟草、玉米、小麦等作物在阳光里盛长。土耳其人爱抽烟，阿德亚曼的烟草以味道强劲和廉价而出名。粗放的烟草和谷物种植业，以及羊毛纺织业、畜牧业是当地的主要产业。

阿德亚曼和周边山区是最古老的人类定居点之一，其历史最早能追溯到四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此后，这片地区在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之间不断易手，在战争、侵略与掠夺中存续至今。

过去100多年间，接踵而至的考古学家发掘了此地早至石器时代、近至奥斯曼时期的人类遗迹与文物。卡迪尔告诉我，他之前载过其他人前往阿德亚曼，都是去探访北边内姆鲁特山上的世界文化遗产——公元前62年，科马基尼王国的安条克一世在此为自己修建了陵墓，将自己的雕像与希腊和波斯的众神并列在山峰最高处，颇为壮观。

2月的强震，几乎将阿德亚曼从地图上抹去。这座人口不到27万的小城，有6000多人在地震中遇难，超过了总死亡人数的1/10。据统计，当地有1100多栋楼房完全垮塌，6000多栋房屋严重受损。

阿德亚曼也是灾区中最偏远、救援和救灾物资最晚抵达的城市。整个省份仅有一条国道经过，连通北部邻省的双车道公路也在地震中损坏严重，阻碍了救援。彼时的阿德亚曼省省长不顾灾情，竟然向外界声称“这里情况很好”，更是将灾民们推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2月中旬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目睹了地震如何将这座城市摧毁，也听当地灾民讲述了在灾难中被忽视的感受。

冬去春来，当我再次来到阿德亚曼市郊的阿滕谢希尔镇（Altinsehir），时间似乎在这里停滞了。几近坍塌的危楼仍然矗立在原来的位置。近40摄氏度的天气，卡迪尔找不到一片可以停车的阴凉处，他担心每栋楼都可能倒塌。

3月初，镇上建起一片活动板房营地，至今已有1000多个套房投入使用。未来很长时间，它将是当地灾民们的临时住所。古尔邦节即将到来，居民赶在节庆之前清洗家里的地毯；有人带着孩子去营地的放映厅看电影；一字排开的白色板房外，晾晒着刚洗好的夏装。

滚筒声轰鸣的洗衣房内，几位来洗衣服的女士热情同我们搭话，还给我们煮了加糖的咖啡。就在我们叽叽喳喳谈话时，我望见了神情忧伤的家庭主妇佩纳尔（Pinar）。她走过来对我说，“你照镜子看看自己脸上的笑容，再看看我的脸，你会发现我们的差别……”

佩纳尔邀请我们去她的板房内喝茶，见到我们进门，她的家人们从卧室出来，围起头巾。板房里设施俱全，有厨房、洗手间，也隔出了起居室和卧室。佩纳尔最小的孩子在沙发上爬行，空调吹出凉风，隔绝了室外的炎热。

佩纳尔说，现在家里什么都不缺，但她和家人们依然没能习惯新生活，“孩子们住惯了大房子，以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卧室，却会为一点小事而打架。现在他们都很安静，也不再打架，好像提前懂事了。他们知道除了这里，没有别的选择。”

佩纳尔生长于阿德亚曼，她觉得地震让整座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倒退了50年。在她心中，阿德亚曼“小得刚刚好”，这里没有那么吸引游客的风景，可是城里美食众多，去哪里都能遇见朋友。

地震前，佩纳尔的生活简单却充实，每天围绕着孩子、家人和朋友。“平日里孩子们调皮不想去上学，我就硬拽着他们去上学，白天还会和朋友们喝茶聊天。”但这一切在2月6日被改变了，她的生活被“连根拔起”。“我的好多朋友都遇难了，活着的人也大都搬去了外地，留下来的朋友们处境都很类似。”她伤感地说，“有时我们见了面，会一起流泪，但又有什么用呢？”

她向我描述起最近听到的一场令人心碎的对话，“两个人聊起地震，A问，‘你的丈夫死了，但还有兄弟吧？’B说，‘我的弟弟死了’。A又问：‘那你还有孩子，带着孩子好好活下去。’B说，‘我的孩子们也没了’。A接着说，‘那你还有你自己。’然后B掀开裙子，给对方看了看自己截肢的腿说，‘我虽然活着，却没有腿了。’”

这种情况下，佩纳尔常常会为自己只是失去房子而感到羞愧，因为其他人失去的更多。在她看来，经历了死亡、伤病、颠沛流离后，人们需要的是心理支持。令她不解的是，土耳其政府似乎更重视孩子，送来一批又一批儿童心理专家，却没有人关心成年人的精神状态。“我不在乎谁送来物资、谁又捐款了，我只希望有人能来这里，听我说说话。”

地震刚发生后，总统埃尔多安就高调承诺，要在一年内为灾民重建住房。2月24日，土耳其官方公报发布了关于地震灾后重建工作规定的总统令，初步计划是斥资至少150亿美元建造20万套公寓和7万栋村屋。

其中，阿德亚曼是第一座宣布完成地质勘探、即将进行异地重建的城市——市中心将迁往6公里外的因德雷镇（Indere Mahallesi）。

按计划，这里的部分住房将由土耳其国家社会住房机构（TOKI）负责重建。TOKI住房是针对中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保障住房，价格比商品房更低廉，灾民仅需支付原价的40%。据土耳其媒体报道，灾民成功申请TOKI住房后，需支付房屋造价的40%，无息贷款偿还周期为20年，头两年免还。

佩纳尔渴望拥有一个新家，但一想到TOKI住房里的居民鱼龙混杂，她心里有些抵触。更何况，现在连住房本身也只是一个“传说”，“人人都在讨论它，却不知道是真是假。”前些日子，佩纳尔专门去了一趟建筑工地，但不知道那里的建筑是否和自己有关。经过了如此劫难，她本就无所事事，没有尽头的等待更让她惶惶不安。

地震灾民为何依然支持埃尔多安？

震后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住进安置板房，不再缺吃少喝，生活看起来井然有序。被灾难激发出同胞情谊的志愿者和民间救灾团体，陆陆续续回到自己所在的城市和生活中去，媒体也越来越少谈论地震灾区。

5月底的土耳其大选热火朝天，地震重建话题的热度已远远不及“反对党候选人克勒奇达尔奥卢有没有叛国”，或是“要不要把叙利亚难民全送回家”。佩纳尔说，每当她打开电视，感觉外部一切正常；关上电视，环顾四周，却觉得生活一点也不正常，“我害怕世界要把我们忘了”。

若用数据来体现，这场地震造成超过2万亿里拉的经济损失，占到2023年预期国民收入的9%，物质财产损失是1999年8月马尔马拉地震的6倍。但在很多专家眼中，此次地震造成的经济影响却不及后者。

马尔马拉地区位于土耳其西部，靠近欧洲与地中海，从奥斯曼帝国晚期至今都是土耳其的工业和经济发展中心，1999年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占全国的30%。那次地震的震中伊兹密特（Izmit），距离伊斯坦布尔只有100公里。

那年夏天发生的里氏7.4级地震让近2万人丧生，引发社会各界的反思与批评浪潮，促使当时还是政治新秀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上台，还迫使土耳其设立“地震税”机制、推动基础设施的抗震改建，并修订了新的建筑规范。

地处欧亚大陆交界地带的土耳其，向西看是欧洲，向东望则是中东。阿德亚曼和马拉什所在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则是“欧洲土耳其”以外的“亚洲土耳其”——广阔的安纳托利亚大地，尤其南部省份，居住着大批农民、保守派穆斯林、移民劳工和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

上世纪80年代起，土耳其经济转变为出口导向型，加济安泰普、马拉什等南部城市的民企蓬勃发展，让这些地区在鲜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成长为新的工业中心，被冠以“安纳托利亚猛虎”的称号。但90年代以后，“猛虎”的发展越来越不尽如人意。

土耳其经济学家谢夫凯特·帕慕克（Sevket Pamuk）认为，埃尔多安2003年执政以来，倾向于扶持能为执政党所用的商人群体，并用基建替代了制造业，导致新工业中心发展缓慢，重要性远低于西部省份。土耳其统计局2021年的数据显示，在土耳其81个省中，阿德亚曼省和马拉什省的人均收入分别位列第74名和51名。

此次地震死伤惨重，亦暴露出过去数十年土耳其经济粗放发展和社会治理的顽疾。用土耳其左派媒体人哈克·厄兹达尔（Hakki Ozdal）的话来说，地震是国际资本和本地垄断资产阶级针对安纳托利亚贫穷工人和农民进行的一场“大屠杀”。加之灾难初期政府救灾不力，外界一度认为，这或将改写2023年的总统大选——因为保守、虔诚的南部地区一直是正发党的铁票仓。

地震后不久，埃尔多安宣布，将原定6月举行的大选提前至5月举行。今年是土耳其共和国建国100周年，对执政长达20年的埃尔多安来说也是关键的一年。从2013年到2023年，土耳其经济增速减慢，近五年来里拉更是持续贬值，埃尔多安的铁腕压抑社会活力，让不少国民怨声载道，渴望改变。

然而，最终的大选结果显示，正发党在马拉什和阿德亚曼两地的支持率依然高达76%和69%。可以说，“沉默的大多数”仍然选择了正发党和埃尔多安。

大选后的支持率版图上，代表正发党的橙色和代表反对党的红色分野鲜明，恰似时隔24年的两场大地震，带给这个横跨欧亚大陆国家迥异的回响。从经济发达的西部到国家边缘的南部，土耳其人活在两个平行世界，好似形同陌路。

埃尔多安赢下第三个总统任期后，我在土耳其年轻人聚集的社交媒体上看到一条视频：一位年轻姑娘坐在伊斯坦布尔的地铁里，神情悲愤交加，用手抹着眼泪。视频下方有网友认为，正是地震灾区的选票帮助了埃尔多安，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推着国家走向深渊。有人说：“我再也不会同情这个国家的任何人。”也有人写道：“以后我只会关心地震灾区的孩子，不再关心大人。”

但在和许多人交谈后，我开始理解灾区民众的选择：除了政治选择的惯性以外，如今失去一切的人们，仰仗一个能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能将政策延续下去的强政府；而受到大城市和沿海地区民众追捧的反对党（由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创立的共和人民党），曾给保守的安纳托利亚地区留下过历史创伤，这种印象无法在一两次选举中被抹去——人们要活下去，用自己熟悉的方式。

生活在首都安卡拉的朋友们告诉我，随着时间推移，身边讨论地震的声音越来越少。更多人讨论的是：如何让年轻人保住饭碗、让手里的钱不再贬值；大选后，国家将走向何方；一年半过去，最重要邻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事依然未停……如此种种，很容易让人忘记那场地震——更不用说它发生在遥远的南部。

距离马拉什1000公里之外的“世界首都”伊斯坦布尔，不断有游客涌入其中：包括各国的旅游者、来此掘金的商人、向往“欧洲风情”的阿拉伯人、战事爆发后来此避居的俄罗斯人……我在金角湾边的轮渡码头遇到了来自埃及的商人穆罕默德，他在土耳其安居多年，做防火涂料生意。得知我去过南部地震灾区，他若有所思地说，“地震……我记得。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去年吗？”

（应受访者要求，扎赫拉、艾拉、杰伊兰、埃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