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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利用钱和关系，毫不迟疑地把表弟送到疯人院去

1

镇上有两个哑巴，他们老在一起。每天清早，他们从屋里出来，胳膊挽着胳膊，一路走着去上班。这两个朋友很不一样。引路的是个肥胖又迷糊的希腊人。在夏天，他喜欢穿一件黄色或者绿色的马球衫，前襟被他随便塞进裤子里，后襟则松松垮垮地放下来。天要是再冷点，他就再套一件难看的灰毛衣。他的脸是圆的，泛着油光，眼皮总是半耷拉着，双唇弯曲，露出温和愚蠢的微笑。另一个哑巴长得高。他的眼神敏锐、聪明。他的衣着无可挑剔，非常庄重。

每天清早，这俩伙伴一起默默地走上小镇的大街。走到某家兼卖糖果的水果店时，他们会在店外的人行道稍作停留。那个希腊人斯皮诺斯·安东纳帕罗斯给他表兄打工，水果店是他表兄的。他要做的活有：做糖果和蜜饯，拆箱卸水果，店内清洁。那清瘦的哑巴约翰·辛格，总是把手放在朋友的手臂处，深深看一眼他的脸才离去。分别后，辛格便穿过马路，一个人走到珠宝店，他是珠宝店的银器雕刻师。

傍晚时，两人又在一起了。辛格回到水果店，等待安东纳帕罗斯下班回家。希腊人懒洋洋地打开一箱桃子或者甜瓜，要不就在店后面的厨房里，看报纸漫画。离开前，安东纳帕罗斯总是先从某个橱柜里打开一个他白天藏好的纸袋，里面是他收好的食物——水果、糖果，或一节猪肝香肠。通常，安东纳帕罗斯在离店前，先挪蹭到店铺前头的玻璃柜处，那里面放着肉和奶酪。他拉开柜子后门，肥胖的手爱抚着垂涎已久的美味。有时，他的老板表兄没看见他。如果被他看见了，他会久久地瞪着表弟，僵硬苍白的脸露出警告的意味。安东纳帕罗斯忧伤地将美味从柜子的一角移到另一角。这个时候，辛格会站得笔直，双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看向别处。他不想看到两个希腊佬的这一幕。因为，除了喝酒和某种单独隐秘的享乐，安东纳帕罗斯热爱吃超过世上一切。

暮色中，两个哑巴一块儿缓缓地走回家。回到家，辛格老和安东纳帕罗斯说话。他打着一连串飞快的手势比划词语，表情急切，灰绿色的眼睛闪闪发亮。辛格用他瘦削有力的手，将白天发生的事情都说给安东纳帕罗斯听。

安东纳帕罗斯慵懒地靠坐着，看着辛格。他很少动手说什么话——要说，也只想说他要吃东西、要睡觉或者要喝酒。表达这三种需求时，他的手势都是一样地模糊和笨拙。夜里，如果喝得不太醉，他会跪在床前，祷告一会儿。他胖乎乎的手划出祷词“圣耶稣”“主”或是“亲爱的玛利亚”，它们是安东纳帕罗斯唯一要说的话。辛格从来不知道他讲的话伙伴到底听懂了多少，不过，这点并不要紧。

他们合租在靠近小镇商业区的一栋小房子的楼上。那儿有两间房。安东纳帕罗斯在厨房的煤油炉上煮他们的每顿饭。有几把朴素的直背餐椅给辛格坐，安东纳帕罗斯坐一张垫得很厚的沙发。卧室的家具基本就是希腊人睡觉的双人大床，上面铺了舒适的鸭绒被，还有一张窄窄的帆布床，给辛格睡的。

晚饭总要吃很久，安东纳帕罗斯热爱食物，动作又非常慢。饭后，大块头希腊人会躺在沙发上，用舌头细细地舔每一颗牙齿，或许是有特别的美味，或许是想留住食物的味道。辛格则在洗餐具。

有些夜晚，两个哑巴会下象棋。辛格一直很喜欢下棋，几年前就想教安东纳帕罗斯下棋。一开始，他的伙伴对在棋盘上把棋子挪来挪去提不起兴趣。后来，辛格开始往桌下放一瓶好喝的，课后才拿出来。希腊人从没弄明白“马”的不规则走法和“皇后”扫荡一切的机动能力，但他学会了开局的几个步骤。他喜欢白棋，如果给他黑棋，他就不肯下了。走过开局的几步后，辛格便一个人把棋下完，他的伙伴在边上看着，昏昏欲睡。要是辛格狠狠地击杀自己的人马，葬送了黑国王，安东纳帕罗斯会因此得意洋洋，愉悦得很。

两个哑巴没有别的朋友，只要不上班，他们都待在一块儿。每天过得大体相似，他们既然那么独来独往，也就不曾受到什么干扰。他们每周去一趟图书馆，辛格要去借悬疑小说。星期五晚上，他们会去看电影。领薪的那天，他们一般会去“海陆军商店”楼上的“十分钱影楼”，给安东纳帕罗斯拍张照片。这就是他们习惯的固定去处，而镇上还有许多地方他们不曾见过。

小镇位于南方腹地的中央。夏天很漫长，寒冬的月份少之又少。天空蓝得澄澈明亮，烈日耀眼地燃烧着，几乎总是如此。到了十一月，会下寒冷的细雨，之后也许有霜冻，接着就是短暂的冬季。冬天是变幻无常的，但夏天是永远的炙热。小镇其实挺大的。大街上有着成片的楼房，都是两到三层的商店和写字楼。然而，镇上最大的建筑物是工厂，大部分居民在里面上班。这些棉纱厂规模庞大，生意兴旺，小镇工人则大多数都很穷。街道上的行人脸上往往是饥饿孤独的绝望表情。

然而，两个哑巴一点儿也不寂寞。在家里，他们满足地吃吃喝喝，辛格用手和老伙伴热切地交谈，讲他的一切想法。岁月就如此宁静地流逝，辛格三十二岁了，和安东纳帕罗斯在小镇已经待了十年。

后来有一天，希腊人生病了。他坐在床上，手按着腹部，大颗大颗的泪珠沿脸颊滚下来。辛格去找伙伴的表兄，那水果店老板，同时给自己请好假。医生给安东纳帕罗斯制订了食谱，让他以后不可再喝酒。辛格严格地执行医生的指令，终日坐守病榻，竭尽所能让时间流逝得快点。但是，安东纳帕罗斯只是用眼角恼火地看着他，闷闷不乐。

希腊人变得很烦躁，老在辛格为他准备的果汁和食物里挑毛病，并不时地让伙伴扶他下床来祈祷。他跪下的时候，硕大的臀部沉沉地压在滚圆的短腿上。他笨拙地挥手，念叨着“亲爱的玛利亚”，然后紧握着脖子上一条龌龊细绳上悬挂的小黄铜十字架。他的大眼睛朝上盯着屋顶，眼神恐惧。祈祷后，他心情阴郁，不许伙伴和他说话。

辛格很耐心，尽力而为。他画了一些小画，有一次，他给伙伴勾勒了一幅肖像哄他开心。肖像画伤了胖希腊人的自尊，直到辛格把他的脸画得年轻英俊，涂上金黄的头发、瓷器蓝的眼睛后，他才肯和解。然而，他又试图掩饰他的愉悦。

在辛格的悉心照料下，一周之后，安东纳帕罗斯就能回去上班了。可是，他们的生活却从此起了变化。麻烦来了。

安东纳帕罗斯身体恢复了，人却变了。他变得暴躁易怒，夜晚不再满足于屋里的宁静生活。他想要外出，辛格便在背后跟随。安东纳帕罗斯走进一家餐馆，两人坐下来后，他就偷偷地把方糖、胡椒罐或者银器皿放到口袋里。辛格会为他拿走的东西付钱，所以没造成麻烦。回到家，他责怪安东纳帕罗斯，那胖希腊人只是看着他，淡淡地笑着。

几个月过去了，安东纳帕罗斯的恶习更严重了。有天中午，他从表兄的水果店平静地走出来，到马路对面的第一国家银行大楼，公然朝墙壁撒尿。有时，他在人行道上遇见看起来不顺眼的人，会撞过去，用胳膊肘和肚子推别人。有一天，他走进一家商店，没给钱就径直将一个落地灯拖出来，还有一次，他企图把陈列柜里的一辆电动火车拿走。

这是一段让辛格筋疲力尽的日子。午饭的时间，他得不停地陪着安东纳帕罗斯到法庭去处理那些法律纠纷。辛格变得对法院里的程序了如指掌，终日处于焦虑之中。他银行里的存款逐渐耗光在缴纳保释金和罚款上。为了让伙伴免受偷窃、有伤风化、人身攻击等指控而入狱，他想尽办法，费尽钱财。

安东纳帕罗斯的老板，那个希腊表兄压根不管这些破事。查尔斯·帕克（表兄的名字）继续让安东纳帕罗斯待在店里，却对他摆出一张苍白紧绷的脸，没有帮过他一点儿忙。辛格对查尔斯·帕克怀有异样的感觉，他开始讨厌他了。

辛格活在持续的混乱与忧虑里。安东纳帕罗斯却是满不在乎，无论发生什么事，淡然无力的微笑永远挂在他脸上。以往那些年，辛格曾觉得伙伴的微笑里有某种玄妙和机智。他从不知道安东纳帕罗斯究竟了解多少，在想什么。如今，辛格觉得自己从这个胖希腊人的表情里察觉到某种狡黠与戏弄。他摇晃伙伴的肩膀，直到摇累了，用手语一遍遍地解说。一切徒劳无功。

辛格的所有钱都花光了，他不得不向他的珠宝店老板借钱。有一次，他没钱付保释金，安东纳帕罗斯在牢里待了一晚。第二天，辛格来接他出去，他大生闷气，不肯离开。晚餐时的腌猪肉和浇了糖浆的玉米面包让他很享受。新的住处和室友也使他愉快。

他们一直独来独往地生活，陷入困境了，辛格也找不到任何人来帮忙。没有什么能阻止或治愈安东纳帕罗斯的恶习。在家里，他有时煮点在牢里吃过的新鲜菜式，出了门，则完全预料不了他的一举一动。

终于，最后的麻烦来找辛格了。

有天下午，他到水果店接安东纳帕罗斯时，查尔斯·帕克递给他一封信。信里，查尔斯·帕克向辛格解释他已安排好，要将表弟送到两百英里外的州立疯人院。查尔斯·帕克动用了他在小镇的关系，细枝末节都办妥了。安东纳帕罗斯下周就要离开，住到疯人院去。

辛格把信来回读了几遍，他的脑袋一片空白。查尔斯·帕克隔着柜台和他说话，他却压根不想读他的唇形，不想理解。最后，辛格掏出随身携带的便笺本，在上面写：

你不能这么做。安东纳帕罗斯必须和我在一起。

查尔斯·帕克激动地摇着头。他的美语不太好。“不关你的事！”他反反复复地说。

辛格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希腊人生怕某天要为表弟担责。查尔斯·帕克的美语尽管不大灵光，但他精通美元之道，他利用钱和关系，毫不迟疑地把表弟送到疯人院去。

辛格束手无策。

接下来一周，充满了各种狂躁之举。辛格不停地说话。手尽管挥舞不休，要说的话却始终道不尽。他想对安东纳帕罗斯倾诉一切，然而没有时间了。他灰色的眼睛发亮，他伶俐机智的面孔变得无比紧张。安东纳帕罗斯昏昏然地看着他，究竟听懂了多少，辛格毫无把握。

然后，安东纳帕罗斯要走的日子到了。辛格拿出自己的手提箱，把他们共同财物里最值钱的东西仔细打包好。安东纳帕罗斯为自己做了午饭，以备路上吃。傍晚，他们最后一次挽着胳膊在街上散步。那是十一月底的寒冷下午，空气里有一圈圈他们呼出的气息。

查尔斯·帕克要和表弟一起去，但在车站，他远远地站着，和他们保持距离。安东纳帕罗斯随人流挤进汽车，在前排一个座位上折腾了半天才坐下来。辛格隔着窗户看着他，打着绝望的手势，要和他的伙伴最后一次交谈。但安东纳帕罗斯忙着检查他的午餐盒，并没有留意。直到汽车启动，要从路边开出来，他才扭头看辛格。他的笑容散淡遥远，仿佛他们早已相隔千里。

随后的数周如同梦境。在珠宝店，辛格终日伏案工作，到了夜晚，一个人走回家。除了睡觉，什么都不想。下班一回到家，他就躺到帆布床上小睡片刻。躺在那儿迷迷糊糊的时候，总要做梦。所有的梦里都有安东纳帕罗斯。他的双手紧张地抽动，梦里的他在和安东纳帕罗斯说话，而后者正看着他。

辛格试图回忆认识伙伴以前的时光。他试着梳理年轻时发生的某些事情。可是，他想要回忆的那些事里，没有一件像真实的。

他想起一件特别的事，只是，这事对他毫不重要。辛格记得，虽然自己一出生就聋了，却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哑巴。他很小就被遗弃，成了孤儿，被人送进聋哑人机构。他学会了手语和阅读。九岁之前，他就会用美式的单手手语来交谈，后来又掌握了欧式的双手手语。他学会观察人们唇部的运动以理解他们说的话，后来，还有人教会了他讲话。

在学校时他是公认的聪明人，他的功课学得比其他同学都要快，但他从不习惯用嘴说话。那使他不自在，老感觉嘴巴里的舌头像头鲸鱼。看见人们脸上的茫然表情，他感觉自己说话的声音一定像某些动物，或者他的发音让人厌恶。对他来说，用嘴说话是痛苦的事，而他的手则随时可比划出他想说的词语。二十二岁时，他从芝加哥来到这个南部小镇，随即遇到了安东纳帕罗斯。从此他再也没用舌头说过话，因为和安东纳帕罗斯在一起，无此需要。

一切都不像真的，除了和安东纳帕罗斯在一起的十年。在他恍惚的梦里，他的伙伴看起来真实生动，醒来后，巨大的孤独使他心痛。他偶尔会给安东纳帕罗斯寄箱东西，却从未收到回音。在终日的空虚与昏昏然中，几个月就过去了。

到了春天，辛格有点变化。他睡不着觉，身体焦躁不安。夜晚，他在屋里枯燥地走来走去，无法排解多余的精力，只有天亮前的几小时他才能稍微休息——昏沉沉地入睡，直到上午的光线像把弯刀突然刺开他的眼皮。

他开始在镇上晃悠，以此消磨夜晚。安东纳帕罗斯生活过的房子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便在离镇中心不远的一栋杂乱无章的公寓里租了个房间。

他在一家隔了两条马路的餐馆里吃饭。餐馆位于长长的主街的尽头，名字叫“纽约咖啡馆”。第一天，他飞快地浏览了菜单，写了张字条交给老板。

每日的早餐，我要一个鸡蛋、一片吐司和一杯咖啡——0.15美元

中餐，我要汤（种类随意）、一份夹肉三明治和一杯牛奶——0.25美元

晚餐请给我上三种蔬菜（除了卷心菜都可以），鱼或者肉，一杯啤酒——0.35美元

谢谢。

老板读了字条，警觉老练地瞥了他一眼。他是个严厉的人，身材中等，蓄着漆黑浓密的胡子，他的脸部下方看着像块铁板。他通常站在收银台的角落里，双臂叠抱在胸前，沉默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辛格对这个男人的脸渐渐熟悉了，毕竟，一天三顿都在他的店里吃。

每到夜晚，哑巴要在街上独自漫步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刮起三月湿冷的风，夜晚变得寒凉，还下着很大的雨。但他都不在意。他走路的样子烦躁不安，双手永远紧紧地插在裤兜里。几周过去后，天气变得暖和慵懒。他的焦躁逐渐被疲惫取代，他的样子看起来很平静。他的脸上渐渐露出忧郁而平静的表情，这表情通常在很悲伤或很睿智的人们的脸上才能见到。可他仍然在镇上四处晃悠，总是一个人，沉默无语。

2

一个漆黑闷热的初夏夜晚，比夫·布瑞农站在“纽约咖啡馆”的收银台后面。深夜十二点。外面的街灯早已熄灭，咖啡馆的亮光在人行道上投下清晰的黄色矩形。街上荒凉无人，但咖啡馆里有六七个顾客，喝着啤酒、桑塔·露西亚葡萄酒或威士忌。比夫漠然地等候着，他的胳膊肘靠在柜台上，拇指擦着他的鼻尖。他的眼神专注，特别留心着一个又矮又胖穿工装裤的男人，那个男人已经喝醉，吵吵闹闹的。间或，他的目光落在哑巴身上——那人独自坐在餐厅正中的一张桌子前，或者落到柜台前的几个顾客身上。不过，他的目光总会回到那个醉醺醺的、穿工装裤的男人那里。夜深了，柜台后的比夫继续沉默地等待。终于，他最后扫了一眼餐馆，向通往楼梯的后门走去。

他轻轻地走进楼上的那个房间。里面很暗，他小心翼翼地走。走了几步，他的脚指头碰到了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便蹲下身子，摸索地板上那个手提箱的把手。他在房间里没待几秒钟，正要离开时，灯亮了。

艾莉斯从乱糟糟的床上坐起来，看着他。“你动那个箱子做什么？”她问，“你难道就不能把那个疯子直接打发掉？早被他喝光的东西还得给回他？”

“你先清醒一下吧，自己下去。去叫警察，让他和一堆戴镣铐的犯人泡在一起，每天吃玉米面包和豆子。去吧，布瑞农太太。”

“他明天要是还在下面，我会的。但你别动那个箱子，它不属于那个白吃白喝的家伙了。”

“我了解那些白吃白喝的人，布朗特不是那种人，”比夫说，“至于我自己，我不太了解我自己，但我肯定不是小偷。”

比夫平静地把箱子放在外面的楼梯上。房间里的空气没有楼下那么污浊和闷热，他决定在这里多待一会儿，用冷水泼洗一下脸，然后再回去。

“我可是早和你讲过，你要是今晚不把那个家伙打发掉，我会做什么。白天他就在后面睡觉，到了晚上你让他吃吃喝喝。一个星期了，他一分钱没掏过。他那些疯疯癫癫的言论和举止只会将体面的生意都毁掉。”

“你不了解人，你也不了解生意，”比夫说，“我们讨论的这家伙，十二天前第一次来到这里，在镇上谁也不认识。刚到那一周他就给了我们二十美元的生意，至少二十。”

“接着，他就赊账了，”艾莉斯说，“赊了五天，醉得一塌糊涂，简直有损体面。再说了，他除了是个瘪三，是个怪物，其他什么都不是。”

“我喜欢怪物。”比夫说。

“我就料到你喜欢！我知道你肯定会喜欢，布瑞农先生，你自己就是一个怪物。”

他揉擦着深色的下巴，不再理会她。他们婚姻生活的头十五年里，他们只是简单地称呼对方“比夫”和“艾莉斯”。后来，某次争吵之后，他们开始称呼对方“先生”和“太太”，从那以后，他们的关系再没有好到足够把称呼改回去。

“我这是警告你，明天我下去时，他最好别在那里。”

比夫走进浴室，洗过脸后，他觉得还有时间剃一下胡子。他的胡须又黑又密，仿佛留了三天。他站在镜子前，搓着脸沉思。他懊悔和艾莉斯说话。和她在一起，最好保持沉默。在那个女人身边，他永远做不了真实的自己。他变得粗暴、渺小和庸俗，就像她一样。比夫的眼睛冷漠地凝视着，下垂的眼皮将眼睛遮去一半，仿佛嘲弄一切。长茧的小指上戴着一枚女式婚戒。身后的门开着，通过镜子，他能看见躺在床上的艾莉斯。

“听着，”他说，“你的问题是你缺乏真正的善意。我认识的女人里，只有一个具有我所讲的这种善意。”

“嗤，我知道你会做世上别的男人都羞于启齿的事。我了解你——”

“也许，我说的是好奇心。重要的事情你都看不见，听不到。你从不观察，不思考，从不动脑子想问题。也许这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区别。”

艾莉斯几乎又睡着了，透过镜子，他漠然地看着她。在她身上，没有什么特征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的目光从她浅褐色的头发滑到她的一双脚在被子里形成的粗胖轮廓。她脸部的柔和线条连着圆实的臀部和大腿。她不在身边时，他脑子里想不起她的任何特征。她在他的记忆中只有一个整体的、无破绽的形象。

“看人间百态的乐趣你从没有体会过。”他又说。

她的声音疲倦。“楼下那家伙就是一出戏，没错，也是一个马戏团。可我受够他了。”

“见鬼，那个人对我毫无意义，既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哥们儿。你就是不懂，收集完整的一套细节，你会看到某种真实的东西。”他拧开热水，麻利地刮起胡子来。

是的，就在五月十五日的清晨，杰克·布朗特走了进来。他立刻注意到他，开始观察。这个男人很矮，壮实的肩膀就像横梁。他留着乱糟糟的小胡子，胡子下面的嘴唇好像被大黄蜂叮过一样。这家伙身上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他的脑袋硕大，形状匀称，但脖子却又细又软，像个小男孩。那小胡子看起来很假，好像是为了参加化装舞会才贴上去的，仿佛语速一旦过快就会掉下来。这让他看起来像中年人，不过，那高而光滑的额头和眼睛圆睁的脸却很年轻。他的双手巨大，染有污渍，长满老茧，身上穿着一套廉价的白亚麻西装。这男人身上有一股滑稽的气息，然而，同时又有另一种让人笑不出来的感觉。

他要了一品脱烈酒，不到半小时就喝光了，接着坐在雅座上吃了一份大的鸡肉套餐。然后，他喝啤酒，读书。这是开始的时候。尽管比夫很仔细地观察了布朗特，却怎么也想不到后来所发生的种种疯狂之事。他从未见过谁在短短十二天内如此多变。他从未见过哪个家伙喝得如此之多，醉得如此彻底。

比夫用大拇指推了一下鼻尖，好刮嘴唇上的胡子。刮完之后他的脸看着清爽多了。当他经过卧室下楼时，艾莉斯已经睡着了。

手提箱很沉。他将它拎到餐馆前面，放在收银台之后——他每晚所站之处。他按着顺序扫视了周围。有几个顾客已经结账离开了，屋里没那么多人了，但气氛还是一样。聋哑人还在中间的桌子边独自喝咖啡。酒鬼依然在高谈阔论。他没有和周围哪个特定的人讲话，也没有谁听他讲话。这天晚上，他穿着蓝色工装服来了，换下了那套穿了十二天又脏又臭的亚麻西装。他没穿袜子，脚踝被抓破了，还沾了泥巴。

警觉的比夫偷听到他的只言片语。这家伙似乎又在谈论匪夷所思的政治话题。昨天晚上，他一直在谈论去过的地方——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和卡罗来纳。他一度谈到妓院，然后是不堪入耳的荤段子，只好用啤酒堵他的嘴。不过，大多数时候，没人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讲——讲——讲。词语就像瀑布从他喉咙里涌出来。重点是，他的口音随时改变，还有他的用词。他的言谈有时像个草包，有时则像个教授。他会用到一英尺长的生词，却搞错语法。难以判断他的家庭情况或者老家在哪里。他变化多端。陷入沉思的比夫抚弄着鼻尖。不合逻辑。然而逻辑通常跟随大脑。这个男人脑袋的确灵光，但他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毫无道理。他仿佛为什么事情而开小差了。

比夫靠在收银台上，开始细阅晚报。报纸的头条新闻是市镇议会经过四个月的深思熟虑，决定本地财政预算不会支付某些危险路口的交通灯开支。左边的栏目则报道了东亚的战事。两条新闻比夫都仔细看了。他的眼睛随着铅字移动，剩余的感官却时刻在留意周围的种种喧闹。文章虽然看完了，他半睁的眼睛仍然盯着报纸。他感到不安。那家伙是个问题，清晨之前他得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另外，他的直觉告诉他今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那家伙可不能没完没了。

比夫感觉到有人站在门口，他立马抬起头来看。一个约莫十二岁、瘦长的黄毛丫头站在门口张望。她穿着卡其色短裤、蓝衬衫、网球鞋——一眼看去就像个小男孩。看见她，比夫把报纸搁在一旁。当她向他走来时，他对她露出微笑。

“你好，米可。去参加女童子军了吗？”

“没，”她说，“我和她们没关系。”

借着眼角的余光，他看见那酒鬼正一拳打在桌子上，并将头扭过去，不看刚才在交谈的人。比夫与面前的小女孩说话的声音粗了起来。

“你家人知道你深更半夜跑出来吗？”

“没问题。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今晚都在外面玩得很晚。”

他从未见过她和同龄的孩子一起来这里。几年前，她老是跟着她哥哥屁股后面转。凯利家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后来，她会拖着婴儿车进来，里面装了几个流鼻涕的宝宝。但是，只要没拖着小的或者跟着大的，她都是一个人来。现在，这孩子站在那儿，似乎决定不了要什么。她的手不停地往后捋她微湿的、浅浅的头发。

“我要一包香烟，谢谢，最便宜那种。”

比夫想说什么，又犹豫了，然后将手伸进柜里。米可掏出一块手帕，开始解边上的结，手帕里放着钱。她猛地一抽，硬币咔哒一声掉到地上，向布朗特滚去——那家伙正站着，嘴里念念有词。刚开始，他茫然地盯着那硬币。孩子要去捡时，他却反应过来，蹲下身捡起了它们。他费劲地走到收银台边，晃着手心里的两个一分币、一个五分币和一个十分币。

“烟现在是十七分钱？”

比夫等着，米可的视线在他们两人间游移。酒鬼在柜台上将钱币摞成一小堆，用他脏兮兮的大手围起来。他缓缓地拿起一分币，用手指将它翻了个身。

“五厘钱<1>给种烟草的穷鬼，还有五厘钱给卷烟的傻子，”他说，“这一分钱给你，比夫。”说完，他就眯着眼睛想要读五分币和一角币上的箴言。他不停地摸着两个镍币，拿它们画着圆圈。终于，他将硬币推到一边。“谦卑的一次致敬，向解放，向民主和独裁，向自由与劫掠。”

比夫平静地捡起硬币放入钱箱。米可似乎还想多待一会儿。她久久地打量着酒鬼，接着把目光转向餐厅的中部，哑巴还在那儿一个人独坐。过了一会儿，布朗特也时不时地朝同一个方向看。哑巴无声地坐在啤酒杯前，无聊地摆弄着一根燃烧过的火柴，用它的一头在桌面上画画。

杰克·布朗特先开的口。“有意思啊，我已经有三四个晚上睡觉梦见这家伙了。被他缠上了。你们发现了吗，他从不说话。”

比夫极少和一个顾客谈论另一个顾客。“是的，他不说话。”他敷衍了事。

“真奇怪。”

米可换了另一只脚来支撑她的重心，把一包烟塞入短裤口袋里。“你要是认识他的话，就没什么奇怪的，”她说，“辛格和我们住一起，他租了我们的房子。”

“这样啊？”比夫问，“天啊，我还不知道。”

米可朝门口走去，头也没回地说：“是的，他和我们住了三个月了。”

比夫把衬衣袖子放下，又仔细将它们卷上去。米可离开餐馆时，他的目光一直追着她。甚至，她已经消失几分钟了，他依然摸索着衣袖，出神地看着门外。后来，他将手臂交叉抱在胸前，目光回到酒鬼身上。

布朗特沉沉地靠在柜台上。褐色的眼睛泛着雾气，睁得大大的，眼神迷惘，身上臭得像只山羊，急需洗个澡。大汗淋漓的脖子上挂着发臭的汗珠，脸上有油渍。他的嘴唇很厚，红通通的，褐色的头发盖住了额头。工装服他穿着太短，他的手不断地扯着裤裆。

“老兄，你该懂点道理，”比夫终于说话，“你不能这个样子到处晃悠。真是让人惊讶，他们居然还没把你当流浪汉抓走。你得清醒点。洗个澡，理个发。我的神啊！你不适宜在人群里四处晃悠。”

布朗特脸色阴沉，紧咬下唇。

“你先别动怒生气，照我说的去做。去厨房，叫那个小黑人给你一大盆热水。让威利给你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好好洗一下。然后去吃点牛奶吐司，打开你的箱子，换一件干净的衬衣和一条合身的裤子。明天，你就能够做你想做的事，去你想去的地方干活，把生活理顺了。”

“你知道你能做什么，”布朗特醉醺醺地讲，“你只能——”

“好啦，”比夫小声地说，“我不能。你就老实点吧。”

比夫走到柜台的另一头，拿着两杯生啤回来。酒鬼晃晃悠悠地拿起他那杯，啤酒洒了一点儿在手上，弄湿了柜台。比夫抿了一口杯中酒，专注地享受着。他用半睁半闭的眼睛打量着布朗特。布朗特不是疯子，尽管人们看到他的第一眼，会有这感觉。他身上，仿佛有哪里走形了——但若仔细看他的每个部位，都正常，都合理。因此，既然这种异样不是身体造成的，那大概是精神了。他像一个蹲过牢的人，或者上过哈佛，或者在南美和外国人待了很久。他就像那种人，去过别人都不太可能去过的地方，做过别人都做不了的事。

比夫的脑袋歪到一边说：“你是哪里人？”

“哪儿都不是。”

“得了吧，你总得有个出生地。北卡罗来纳——田纳西——亚拉巴马——某地。”

布朗特的眼神恍惚又游离。“卡罗来纳。”他说。

“我看得出你跑了不少地方。”比夫巧妙地暗示。

但酒鬼没有在听。他的目光已离开柜台，看着外面漆黑空旷的街道发呆。过了片刻，他踉跄着走向门口。

“拜拜。”他回喊了一句。

比夫又一个人了。他迅速地扫视了一遍餐馆。已经深夜一点多，屋里只剩下四五个顾客。哑巴还一个人坐在中间。比夫漫不经心地看着他，晃了晃杯底还剩的一点儿啤酒，缓缓地一口喝完后继续读柜台上摊开的报纸。

然而，他无法专心于眼前的文字。他想起米可。那包烟卖给她是否妥当，吸烟对小孩是否有害，他思考着这些问题。米可眯眼睛、手心将头发往后捋的样子浮现在他的脑海。他想起她粗哑、男孩般的嗓音和老提起她卡其色短裤的习惯，像电影里的牛仔般神气地昂首阔步。一股温柔的情感涌向他，他感到不安。

心神不定的比夫将注意力转到辛格身上。哑巴坐着，手插在口袋里，面前那喝了一半的啤酒已变得温热浑浊。他打算在辛格离开前请他喝点威士忌。之前和艾莉斯说的话不假，他的确喜欢怪物。他对病态的人和残疾人怀有格外的善意。要是有长着兔唇的人或是肺痨鬼进来，他都会以啤酒招待。若是驼背或者跛得厉害的人光顾，则换成威士忌，免费的。有个家伙，锅炉爆炸将他的生殖器和左腿都炸飞了，只要他到镇上来，总有一品脱免费的酒等着他。辛格若是那种嗜酒的人，随时都可享受五折。比夫朝自个儿点了点头，然后将报纸整齐地折叠好，放到柜台下面，和其他报纸摆放在一起。周末，他会将它们都挪到厨房后的储藏室，在那里，他完整归档了过去二十一年的晚报，毫无遗漏。

夜里两点，布朗特又回来了。他还带了一个高个黑人，拎着黑包。酒鬼想领他到柜台来喝上一杯，可那黑人一领会到他的用意，立刻就走了。比夫认得他，记忆里他是个医生，一直在镇上行医，还和厨房里的小威利有点关系。比夫注意到他在转身离去前，向布朗特投去充满憎恶的一瞥。

酒鬼就站在那儿。

“白人喝酒的地方你不能带黑人进来，你难道不知道？”有人问他。

比夫冷眼旁观。布朗特很生气，他喝得有多醉，已经显而易见。

“我就是半个黑人。”他挑衅地叫嚷。

比夫警觉地看着他，餐馆一片寂静。从他大大的鼻孔和滚动的眼白来看，他说的，也许还真没错。

“我既是黑人也是南欧人、东欧人和中国人。我全是。”

笑声响起。

“我还是荷兰人、土耳其人、日本人和美国人。”他绕着哑巴喝咖啡的那张桌子走着“之”字。他的声音洪亮沙哑。“我是明白人。我是个异乡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安静点。”比夫对他说。

布朗特除了哑巴谁也不看。两人在对视。哑巴的眼睛像猫眼般冷淡温和，看起来正全神贯注地听着。酒鬼暴怒起来。

“你是镇里唯一懂我意思的人，”布朗特说，“这两天我都在脑子里和你讲话，我知道你明白我要表达的东西。”

雅座上有些人笑起来，这酒鬼不知道自己挑了个又聋又哑的人来说话。比夫的目光一闪一闪，注视着两个男人，专注地听。

布朗特挨着桌子坐下来，倾着身子靠拢辛格。“世上存在着明白和无知的人。一万个无知的人中才出现一个明白人。这是万世奇迹——芸芸众生懂得太多，却不知道这点。就像十五世纪，人人都相信地球是平的，只有哥伦布和少数人知道真相。区别在于，发现地球是圆的需要天赋。而我说的这个真相如此明显，却无人知道，真是万世奇迹啊。你懂吧。”

比夫胳膊肘撑在柜台上，满脸好奇看向布朗特。“知道什么？”他问。

“别听他的，”布朗特说，“别理那平足的、下巴发青的、多管闲事的混蛋。你看，我们这样的明白人碰到一起那可是了不得的事啊。几乎前所未有。有时候我们也遇到过，却不会想到对方是明白人。这可不妙。我遇到过好几次了。你看，我们这样的人太稀少了。”

“共济会？”比夫问。

“你闭嘴！否则把你胳膊扭下来，用它来打晕你。”布朗特咆哮道。他弓起身子接近哑巴，声音低得像喝醉后的窃窃私语。“怎么会这样？这无知的奇迹为何一直延续？有一个原因。阴谋。巨大而隐伏的阴谋。蒙昧主义。”

雅座上的人还在笑酒鬼企图和一个哑巴对话。只有比夫认真对待。他想弄清哑巴是否真听得懂那些话。那家伙频频点头，陷入沉思状。他只是迟钝一点——仅此而已。“明白”的话题外，布朗特开始加入些玩笑话插科打诨。哑巴从来不笑，但是酒鬼的笑话讲过后几秒，他笑了。继续沉闷的话题时，微笑依然久久停留在他脸上。那家伙真是不同寻常。人们在意识到他有什么异样之前已经被他所吸引。他的眼神让你觉得他听见了别人没听到的东西，知道一些别人从未想过的事。他不太像人类。

杰克·布朗特趴在桌子上，话语滔滔不绝，仿佛身体里的大坝决堤了。比夫再也听不懂了。布朗特喝成了大舌头，语速狂飚，声音都乱作一团。比夫在想艾莉斯将他撵走后，他会到哪里去？到了早晨，她就会这么做——她说过。

比夫困倦地打着哈欠，指尖轻拍着张开的嘴巴，好让下颌放松。快三点了，这是一天或者一夜里最呆滞的时刻。

哑巴很有耐心。他听布朗特说话几乎一小时了。现在，他开始时不时看一下钟。布朗特没有注意，依旧说个不停。最后，他终于停下来卷了一支烟，哑巴看着时钟点了点头，用他独特而深奥的方式笑了笑，在桌边站了起来。像往常一样双手插在口袋里，他迅速走了出去。

布朗特醉得一塌糊涂，完全不知情。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哑巴没再回应了。他的嘴巴张开，眼珠子迷迷糊糊地左右转动扫视着餐馆。额头上的青筋凸起，他开始愤怒地用拳头捶打桌子。现在，他的酒疯耍不了多久了。

“过来吧，”比夫温和地说，“你朋友已经走了。”

酒鬼还在寻找辛格。他从未醉成这个样子。表情丑陋不堪。

“我有东西要给你，和你说句话。”比夫哄道。

布朗特从桌边拖出身子，迈着摇晃的大步又向街上走去。

比夫靠在墙上。进进出出，进进出出。不管怎么样，这和自己没关系。屋子空荡安静。时间如此缓慢。疲惫不堪的他垂下头来。所有的活力正缓慢地离开屋子。柜台、面孔、雅座、桌子、角落里的收音机、吊顶的风扇——一切都变得模糊而死气沉沉。

他肯定是睡着了。有只手在摇晃他的胳膊。他神志慢慢恢复，抬起头来看有什么需要。厨房里的黑人男孩威利站在他跟前，头戴帽子，身上系着白色的长围裙。威利结结巴巴，只要一说话，他就很激动。

“他这样，用拳头往墙——墙——墙砖上砸。”

“什么？”

“就在两——两——两栋房子以外的小巷里。”

比夫挺直了耷拉的肩膀，整了整领带。“什么？”

“他们要把他带到这里，马上就会来一大群人——”

“威利，”比夫耐心地说，“从头说起，让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是那个矮个子白人，脸上有胡——胡——胡子。”

“布朗特先生，是的。”

“呃，我没看到是怎么开始的。我在后门站着，听见一阵响动。听着好像后巷里有人打架。我就跑——跑过去看了。这白人简直像头野猪。他用他的脑袋去撞墙，又用拳头打。我从没见过哪个白人像他那样骂骂咧咧和打架，就和那堵墙。看他那样子，迟早要把脑袋撞破。然后，有两个白人听见声音过来了，在那儿围观——”

“然后呢？”

“呃——你知道那个不说话的绅士——手插口袋里的——这个。”

“辛格先生。”

“他也来了，站在那里看，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布——布——布朗特先生看见了他，开始说话和喊叫。接着就突然倒在地上了。他可能把脑袋撞开了花。一个警——警——警察过来，有人告诉他这是布朗特先生。”

比夫低着头，把刚听到的事默默地重新组织了一下。他揉着鼻子，思考了一分钟。

“他们随时会涌进来。”威利走到门口，往街上看，“他们都来了，拖着他呢。”

十几个看热闹的人和一个警察都要挤进餐馆里。外面有几个妓女，透过窗子向屋里看。每逢发生点儿不寻常的事，就引来那么多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人，实在可笑。

“只是额外添乱，毫无用处。”比夫说。他朝扶着酒鬼的警察看了一眼。“其余人可以走了。”

警察将酒鬼扶到一张椅子上，把一小群观众都赶到街上。然后，他看着比夫：“有人说他待在你这里。”

“不是。但他待着也没问题的。”比夫说。

“希望我将他带走吗？”

比夫想了下。“他今晚不会再惹麻烦了。当然，这话我不负责——但我想这能让他冷静下来。”

“好的，我收工前再过来一趟。”

只剩下比夫、辛格和杰克·布朗特三人。从这酒鬼被带进来起，比夫才刚顾得上将注意力投向他。布朗特的下巴似乎伤得厉害。他沉沉跌倒在桌子上，大手掩着嘴巴，身体前后晃动。他的头上有个裂口，血顺着太阳穴流了下来。指关节的皮擦破了，他看上去糟透了，好像刚被人揪着脖子从阴沟里拎起来，体内的所有精力都已奔涌外泄，他彻底垮掉了。哑巴隔着桌子坐在他对面，灰色的眼睛将一切看在眼里。

比夫随之发现布朗特的下巴没有真的受伤，他的手一直捂着嘴是因为他的嘴唇在颤抖。眼泪从他满是污垢的脸庞流了下来。他时不时地斜眼瞄一下比夫和辛格，为他们看着自己哭而恼怒。气氛很尴尬。比夫朝哑巴耸了一下肩，眉毛扬了起来，神情在问“怎么办”。辛格的头歪到一边。

比夫不知所措，思索着该如何处理这个局面。他还没想好，哑巴将菜单翻到背面，开始写字：

如果你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安排他，他可以和我回家。先给他弄点儿汤和咖啡，那样比较好。

比夫松了一口气，用力地点着头。

他在桌上放了三份昨晚的特价菜、两碗汤、咖啡和甜食。但布朗特不吃。他的手不肯从嘴上挪开，仿佛那将要暴露的嘴唇是他的隐秘之处。他低泣的声音刺耳，宽大的肩膀神经质般抽搐。辛格指着一盘食物，接着指另一盘，但布朗特始终坐在那里，捂着嘴巴，摇着头。

比夫说得很慢，好让辛格能看清。“太紧张了——”他没话找话。

汤冒着热气，扑到布朗特的脸上，过了片刻，他颤抖着拿起勺子。喝了汤，吃了点甜食。他肥厚的嘴唇依然颤抖着，他的头几乎埋到了盘子里。

比夫注意到这点。他想，几乎每个人的身体都有某个部位被特别保护着。对哑巴来说，是他的手。小女孩米可会揪着她的上衣，免得衣料摩擦那胸脯上新生的、娇嫩的乳头。对艾莉斯来说，则是她的头发。每当他抹了头油，她就不让他睡在旁边。那么他自己呢？

比夫久久地转动着小指上的戒指。无论如何，他知道哪里不是。不……再是。他的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皱纹。插在裤兜里的手紧张地向生殖器摸去。他吹起口哨曲，从桌边站起来。无论如何，在别人身上找这个部位就太可笑了。

他们扶着布朗特站起来。他两脚发软，踉踉跄跄。他不再哭了，却似乎为可耻又恼人的事而郁闷。他被领着往前走。比夫从柜台后拿出手提箱，向哑巴解释了一下。辛格似乎从不为任何事情大惊小怪。

比夫跟着他们到门口。“打起精神吧，别再惹事了。”他对布朗特说。

漆黑的夜空逐渐被照亮，透着黎明的深蓝色。天上只有几颗隐约的、银白的星星。街道空旷、寂静，几乎是清冷的。辛格左手提着箱子，另一只手搀着布朗特。他和比夫点头道别，两人就走上人行道。比夫原地站着，目送他们。他们走过半个街区后，发蓝的黑夜里，只看见两个黑色的身影——哑巴是笔直坚挺的，肩膀宽大、走路不稳的布朗特依偎着他。他们的身影彻底消失之后，比夫好一会儿没动，凝视着夜空。天空的深邃与无限让他既迷恋又沮丧。他揉了揉额头，返回灯火通明的餐馆。

他站在收银台后回想夜里发生的事，脸上的肌肉因此收缩、僵硬。他很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回忆这个小插曲的种种细节，却没有头绪。

突然，一批客流涌入，门开开合合。夜晚已结束。威利将椅子叠放在桌子上，开始拖地。他准备下班了，嘴里唱着歌。威利是个懒鬼。在厨房里，他常常偷懒，将随身携带的口琴拿出来吹一会儿。现在，他没睡醒般拖着地，从容地哼着他孤独的黑人音乐。

餐馆里人还不算多——这个钟点正是通宵熬夜的人和刚刚苏醒的人相遇的时刻。睡眼蒙眬的女招待在递送啤酒和咖啡。没有噪音，没有交谈，每个人都那么孤单。刚苏醒的人和熬完夜的人彼此怀疑，每个人都有疏离之感。

街道对面的银行大楼在破晓时分是那么暗淡。慢慢地，它的白墙砖越来越清晰。终于，旭日的第一束光线将街道照亮，比夫最后扫了一眼餐馆就上楼了。

进门时，他把门把手晃得嘎嘎作响，好吵醒艾莉斯。“我的神啊！”他说，“昨晚够呛的！”

艾莉斯被惊醒了。她躺在皱皱巴巴的被窝里像一只坏脾气的猫，接着伸了个懒腰。房间了无生气，被新鲜火辣的晨光照耀，一双皱巴巴的丝袜疲软地挂在窗帘的绳子上。

“那个酗酒的白痴还在楼下晃着吗？”她质问。

比夫脱下衬衣，检查领子脏不脏，看还能否接着穿。“自己下去看。我说过，没有人能阻止你将他踢走。”

睡意未退的艾莉斯弯下身子，从地板上捡起一本《圣经》、菜单的空白页和主日学校的课本。《圣经》的纸页被她翻得沙沙作响，然后她在某页停住，开始费力而专注地大声阅读。今天是周日，她在备课，为教堂少儿班的孩子们准备的周课。“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2>

比夫走进浴室洗澡。艾莉斯仍在使劲地读，声音延绵低沉如丝。他听着。“……而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

她读完了。经文在比夫心里轻柔地又回旋了一遍。他试图将具体的词语从艾莉斯刚才念经的声音剥离出来。他想找回小时候母亲给他念这段经文的记忆。带着怀旧的情绪，他低头去看小指上的婚戒，它曾属于母亲。他想知道，母亲要知道他放弃了教派与信仰会有何感受。

“今天的课是关于门徒的聚集，”艾莉斯在自言自语地备课，“课文是《众人都找你》。”

比夫突然从沉思中惊觉，他将水龙头开到最大。他脱掉内衣，开始洗澡。他的上身总是洗得格外仔细。每天早晨，他都要用香皂涂遍他的胸脯、手臂、脖子和脚——这个季节里，他只有两天会躺到浴缸里，将全身洗个遍。

比夫站在床边，不耐烦地等艾莉斯起床。从窗户望出去，他知道今日无风，将酷热如火。艾莉斯已读完，明知他在等着，依然慵懒地横躺在床上。一股平静而阴沉的怒气升起，他嗤笑一声，然后苦闷地说：“要不，我坐下来读会儿报纸？不过，我希望你能让我睡觉。”

艾莉斯开始穿衣服，比夫铺床。他熟练地将被单翻过来，本来在上面的被单换到下面，朝外的那面转成朝里。把床麻利地铺好后，他一直等到艾莉斯出去了才脱掉裤子爬进被窝。他的脚从被窝下伸了出来，毛茸茸的胸膛被枕头衬托得更加乌黑。他庆幸没把酒鬼的事情告诉艾莉斯，他原想和谁说一说此事，将所有的事实大声复述一遍，疑惑之处也许就水落石出。那瘪三整天讲个不停，却没人知道他在讲什么。十有八九，他自己也不懂。还有，他唯独挑选了那个聋哑人，绕着他打转，想将内心的一切都呈献给他。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有种本能，要在某个时刻抛弃那尚未发酵和腐烂的自我——统统甩给某个人或某种理念。必须如此。对某些人而言这是与生俱来的——经文说的“众人都找你”。也许这就是——也许——他是一个中国人的原因，那家伙自己说的。还是一个黑人、南欧人和犹太人。而且，如果他深信不疑，也许就是这样。他是他讲过的每个人、每件事——

比夫向外伸着两条胳膊，裸露的脚交叠。晨光将他的脸照得苍老，收缩的眼皮闭上，铅铁般沉重的胡子长在脸颊和下巴处。渐渐地，他嘴角变软，松弛。金黄色的、刺眼的阳光从窗户射进来，房间又热又明亮。比夫困倦地转过身，以手挡着眼睛。他不过是个小人物——巴塞洛缪——有俩拳头和心直口快的老比夫——布瑞农先生——他的自称。

3

虽然昨夜在外面逗留到很晚，阳光还是让米可老早就醒来了。天如此热，早餐连咖啡都喝不下，她喝了杯放了糖浆的冰水，吃了冷饼干。她在厨房瞎混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前廊读漫画。她想，辛格先生也许在前廊读报纸，大多数周日的早上他都如此。可是，辛格先生不在那儿。又过了一会儿，她老爹说辛格先生昨夜很晚归来，还带了同伴回房。她等辛格先生等了很久。别的房客都下来了，唯独不见他。最后，她又回到厨房，将拉尔夫从高凳上抱下来，帮他换上干净的衣服，擦了擦脸。等到巴伯尔从主日学校放学回家，她就要带孩子们出去。巴伯尔没穿鞋，高温的人行道烫到他了，于是，她让巴伯尔和拉尔夫一起坐在婴儿车里。她拖着婴儿车，走了八条街，最终来到一栋很大的新房子，房子正在施工。梯子竖立，撑在屋顶边缘，她鼓足勇气，开始往上爬。

“你看好拉尔夫，”她回头向巴伯尔喊道，“别让蚊子叮到他眼皮上。”

五分钟后，米可站在了屋顶，腰伸得老直。她张开双臂，像一对翅膀。这是所有人都想站的地方。制高点。但没几个孩子能做到。他们大多都害怕，万一没站稳，掉了下来，那可是要命的事。周围都是屋顶和树梢。小镇的另一边是教堂的尖顶和工厂的烟囱。天空明亮，蔚蓝，热情如火。太阳使得地上的一切变成炫目的白，或者，炫目的黑。

她想唱歌。她熟悉的歌都涌到了喉咙口，却没有声音出来。上周，一个大男孩爬到了屋顶最高处，高吼了一声后，大声地念他在中学里学到的一篇演说——“朋友们，罗马人，我的同胞们，请听我说！”人站在高处，自有一种狂野的冲动，想尖叫、唱歌或者张开双臂飞翔。

她感到脚下的网球鞋底在滑，便慢慢低下身子，骑坐在屋顶。房子快建好了，将会是这片区最大的一栋房子——两层楼，极高的天花板，有她所见过最陡的屋顶。可是，很快就要建成了。木匠们要走了，孩子们得另找一个地方玩耍。

她独自待着。身边没有别人，周围很安静，她可以想点事情。她从短裤口袋里掏出昨晚买的烟，缓缓地吸着。烟给她微醺的感觉，脑袋变沉了，挺不起来，可她得将它吸完。

M.K.——到了十七岁，她就会很有名，要把这两个字母写在所有东西上。她要开一辆红白色的帕卡德轿车回家，车门上有她名字的缩写。她将在手帕和内衣上都纹上红色的M.K.。也许，她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发明家。她要发明一种绿豆大小的收音机，可以将它塞进耳朵到处去。还有飞行器，人们可以像背包一样将它固定在背后，满世界地呼啸飞驰。然后，她还要成为打通直达中国巨型隧道的第一人，人们可以乘坐大气球下去。这就是她要发明的第一批东西。它们早已经被计划好了。

烟抽到一半，米可就掐熄了，手指一弹，烟屁股沿着屋顶斜坡落下。她的身子向前倾伏，头枕在胳膊上，开始哼起歌来。

有件奇妙的事——几乎每时每刻，都有一首钢琴曲或别的曲子在她脑袋里弹奏。不管她在做什么，或者想什么，它总是挥之不去。她家的一个房客布朗小姐房间里有一台收音机。去年冬天，每个周日的下午，她都会坐在台阶上听广播。她印象最深的那些，也许是古典音乐。有一个家伙，每次听到他的音乐，她的心都一阵紧缩。他的音乐，有时候像五颜六色的水晶糖，有时候却是她所能想象到的最悲伤、最温柔的事物。

哭声突然响起。米可坐直了听。风将覆额的刘海吹乱，耀眼的光线将她的脸晒得苍白而湿润。哭泣声还在继续。米可的双手和膝盖沿着尖尖的屋顶挪动。挪到了尽头，身子向前趴下，脑袋伸到了屋顶外，这样她就能看见地面了。

孩子们待在原地。地上不知有什么东西让巴伯尔蹲着看，旁边是小小的、侏儒般的黑影。拉尔夫还拴在婴儿车里。他刚学会坐，帽子歪戴在脑袋上，手抓着婴儿车的两侧，正在哭。

“巴伯尔！”米可朝下喊，“看看拉尔夫要什么，拿给他。”

巴伯尔站了起来，细看了一下宝宝的脸。“他什么都不要。”

“好吧，那你给他好好摇一摇。”

米可爬回到她之前坐的地方。她想要认真思索一下两三个人，唱唱歌，做一些计划。但是拉尔夫还在号啕大哭，她的耳根不得清净。

她开始大胆地往下爬，要爬到屋顶边的梯子那儿。斜坡很陡，上面钉了几块木头，每块之间相隔很远，是给工人落脚站稳用的。她开始头晕，心跳得猛烈，身体颤抖。她大声地指挥自己：“紧紧抓着这里再滑下去，直到右脚踩稳了，贴紧，把重心挪到左脚。镇定，米可，你得保持镇定。”

攀爬运动中最难的就是朝下爬。她费了老大功夫才爬到梯子那儿，心里踏实了。当她终于站在地面上时，她看上去变矮了，有一会儿，双腿好像要随着她一起垮掉。她扯了一下短裤，将皮带往里勒紧一扣。拉尔夫还在哭，但她不理会，径直走入空荡荡的大房子。

上个月，他们在门口放了个标志，不许小孩乱闯。有一天晚上，一群小孩在屋里耍闹。有个夜盲的小女孩跑到一间还没装地板的房间，掉了下去，摔断了腿。现在，人正躺在医院，腿上打着石膏。还有一次，几个顽劣的男孩在一面墙上撒满尿，还写了一些淫秽之语。但是，不管竖了多少“不得入内”的牌子，都阻止不了孩子们，除非房子粉刷好，人搬进去。

房间里有一股新鲜木材的气息，走路时，她的网球鞋底发出咚咚的声音，整栋屋子都有回响。空气又热又安静。她在前厅中间站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一件事。她摸了摸口袋，从里面掏出两支粉笔——一支绿色，另一支红色。

米可慢慢地涂画着大写字母。在上面，她写了“爱迪生”，下面则写了“迪克·特雷西”和“墨索里尼”的名字。然后，在每个角落，用最大号的字体写下她名字的缩写——M.K.，先用绿粉笔写好，再用红粉笔描边。搞完这个，她走到对面的墙壁，写了一个下流的词——脓包，在它下方又加了自己名字的缩写。

她站在空荡荡的房间中央，看着自己的杰作。粉笔还握在手里，她感到意犹未尽。她在回忆某个家伙的名字，去年冬天，她从收音机里听到此人写的音乐。她曾问过学校里的一个女孩，那女孩有一架钢琴，上过专门介绍那人的音乐课。女孩去问她的老师了。那家伙似乎只是个孩子，很久以前住在欧洲的某个国家。虽然只是个少年，他却给钢琴、小提琴、乐队甚至管弦乐团写出无数的美丽乐章。记忆中，她听过的作品里，她能记住他六首不同的旋律。有些作品，节奏很快，铃铛般清亮，而另外一些像春雨后的气息。但是，它们全都或多或少地使她感到忧伤又兴奋。

她哼起其中一段旋律。没多久，闷热而空寂的屋里独自待着的她，感觉到了眼中泪水。她的喉咙干涩发紧，不能再唱下去。她麻利地在名单阵容的最上面写下那家伙的名字——莫扎特。

拉尔夫和之前一样，仍被拴在婴儿车里。他安静地坐着，胖乎乎的小手抓着婴儿车的两边。拉尔夫看起来就像个中国小男孩，有齐整的黑色刘海和黑眼睛。阳光照着他的脸，这是他哭闹的原因。巴伯尔不见踪影。看见她过来，拉尔夫又哭了起来。她将婴儿车拖到房屋旁的树阴里，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颗蓝色的啫喱糖。她将啫喱糖塞入婴儿温暖柔软的嘴里。

“好好琢磨去吧。”她对他说。这其实有点浪费，拉尔夫还太小，并不能尝出糖果真实的味道。对他来说，一块干净的石头味道也一样，只是这小笨蛋会将它吞下去。他不明白味道就像他不明白人话。你要是对他说你感到烦了，不想再拖着他到处去，想把他扔到河里去之类的话，他的反应就和听见你说爱他是一样的。一切对他都没有区别。所以，将他带在身边实在乏味无聊。

米可双手拢起，夹得紧紧的，从拇指的缝隙处吹气。她的腮帮子鼓了起来，起初只有气流穿过拳头的声音。然后，一声高亢尖利的口哨声响起，很快，巴伯尔从房子的一角走了出来。

她帮巴伯尔把头发里的木屑扒了出来，整理了拉尔夫戴的帽子。这帽子是拉尔夫最好的宝贝了，有蕾丝边，绣满花纹。绑在他下巴底下的丝带，一边是蓝色，另一边是白色，耳朵处饰有夸张的玫瑰花。他的脑袋太大了，帽子显小，刺绣的花纹已破旧，但她每次都给他戴上这顶帽子再带他出门。拉尔夫没有大多数婴孩有的那种正经的婴儿车，也没有夏天穿的毛线鞋。她只能用这辆寒酸的手推车拉着他去周围转，车是她在三年前的圣诞节弄来的。不过，一顶好的帽子给他长脸了。

周日将近中午时分，天极热，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婴儿车嘎嘎作响，发出刺耳的声音。巴伯尔打着赤脚，发烫的人行道烤着他双脚。绿橡树在地面投下了清凉的黑影，但那并不足以遮阴。

“坐到推车里，”她对巴伯尔说，“让拉尔夫坐到你腿上。”

“我可以走，没事。”

漫长的夏季经常带给巴伯尔腹绞痛。他上身赤裸，肋骨都突了出来，很白。阳光没将他晒黑，反而是更苍白了，胸前的小乳头就像蓝色的葡萄干。

“没关系的，让我推你，”米可说，“上来吧。”

“好吧。”

米可慢悠悠地拖着车走，丝毫不着急回家。她开始和俩孩子聊天。但与其说和他们聊天，不如说她在自言自语。

“这是件趣事——我最近做的梦。仿佛在游泳。却不在水里，我撑开胳膊，奋力游过的是无比庞大的人群。那群人比周六下午克瑞瑟斯商店的人还要多上一百倍。世界上最巨大的人群。有时，我从他们中间游过，叫喊，凡我游过的地方，人都纷纷倒下——其他时候，我在地上，人们在我身上乱踩，我的内脏都流到了人行道上。我想，这不是个简单的梦，这是噩梦——”

在周日，家里到处都是人，房客和他们的访客都有。报纸被翻得沙沙响，空气里飘着雪茄的烟味，台阶上永远都有脚步声。

“有的事情你就是想自己知道就好。并不说它们是坏事，你只想把它们当作秘密。我有两件或者三件事，即使是对你们我也不会说的。”

到了街角，巴伯尔下车帮她把婴儿车抬下马路牙子，到了下一段人行道又帮她抬上去。

“有一样东西，我愿意为它付出一切。那就是钢琴。我要是有一架钢琴，我会每天晚上都练习，要将世上一切曲子都学会。这就是我最想要的东西。”

现在，他们走到他们住的那片街区了。只要再过去几户，就到他们家了。他们家是整个小镇北区最大的房子之一——三层楼高。然而，屋里住了十四个人。真正的凯利家族没有那么多人——但是，每人五美元包食宿，也不妨将他们都算入。辛格先生没有算进去，他仅仅是租个房间，自己把它收拾得井井有条。

房子很窄，多年未粉刷。它看起来建得不够坚固，三层楼太高了。一边有塌陷。

米可解开拉尔夫，将他从车里抱出来。她飞快地穿过门厅，从余光看见，客厅那边全是房客。她老爹也在那儿。她妈妈应该在厨房。所有人都聚在那儿等开饭。

她走进他们自住的三间房里的头一间，将拉尔夫放到父母睡的床上，拿了一串珠子给他玩。隔壁关着门的房间里传来了声音，她决定进去看看。

黑兹尔和埃特看见她就不说话了。埃特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正往脚指甲上涂红色指甲油。她的头发都被钢卷卷了起来，下巴处冒出一颗痘痘，上面抹了点白色的面霜。黑兹尔像往常一样，懒散地倒在床上。

“你们滔滔不绝地说什么呢？”

“关你屁事，”埃特说，“闭上你的嘴，离我们远点。”

“这房间既属于你们，也属于我。和你们一样，我有权待在这里。”米可神气活现地在房间里来回走，把房间都走了个遍。“不过，我没兴趣挑起战争，我只要属于我个人的权利。”

米可的手心往后捋了捋她蓬松的刘海。她老做这个动作，久而久之，额头前冒出一绺鬈发。她鼓动鼻翼，对着镜子做鬼脸。接着，又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作为姐姐，黑兹尔和埃特还凑合。但埃特简直疯掉了，脑子里只有电影明星和拍电影。有次，她写信给珍妮特·麦克唐纳，收到一封打字机打出来的回信，信里说埃特若去好莱坞，可以过来，到她家的游泳池游泳。从此，“游泳池”的念头就蚕食着埃特的大脑。一天到晚都想着，只要把车资攒出来，她就要去好莱坞，找份女秘书的工作，和珍妮特·麦克唐纳成为好友，再拍个电影之类的。

她打扮起来没完没了，那还不是最糟的。埃特没有黑兹尔长得美貌。关键是她没有下巴。她常拉伸下颚，做很多下巴运动，那是她从一本电影手册上看来的。她经常在镜里看自己的侧面，调整嘴巴的姿态。但是，这都白费劲。有时，埃特会捂着脸，在深夜里哭泣。

黑兹尔则明摆着很懒。她长得好看，脑子却不灵光。她今年十八岁，除开比尔，她就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问题也许就在此。无论家里有什么，她的那份总是最先和最大的——新衣服她先试，吃大餐时她的那份量最多。黑兹尔永远不需要去抢，她性格温柔。

“你要在房间里走一天吗？看你穿男孩们冒着傻气的衣服，我就难受。应该有人好好治治你，米可·凯利，让你规矩点。”埃特说。

“闭嘴！”米可说。“我穿短裤，因为我不想穿你的旧衣服。我既不想成为你们那样的人，也不想看上去和你们一样。决不。所以我穿短裤。我更想做个男孩子，真希望能搬去和比尔一个房间。”

米可在床下摸索，拖出一个很大的帽盒。她抱着它走到门口时，两个姐姐在后面喊道：“总算摆脱了！”

比尔的房间是家里最好的。像一个小窝——他一个人独享——要不是巴伯尔。墙壁上钉着比尔从杂志剪下来的照片，几乎都是美女的头像。另一头，有米可去年上免费艺术班时画的几张画。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书桌。

比尔身子前倾坐在书桌前，正读着《大众机械》。她走到他身后，胳膊搭在他肩膀上。“嗨，你这个老王八蛋。”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和她扭打成一团。“嗨！”他说。微微晃了一下肩。

“我在这里待一会儿，不会影响你吧？”

“当然——你想待就待，没关系。”

米可在地板上跪下来，解开大盒子上的绳子。她手抓着盒盖边，犹豫着。不知何故，她下不了决心打开它。

“我一直在想，我在这盒子里都做了什么，”她说，“它可能行，也可能不行。”

比尔还在读。她继续跪在盒子前，没打开它。她的目光移向比尔，他背对她坐着。他看书时，一只大脚一直踩在另一只上。他的鞋子磨破了。有一次，他们老爹讲，比尔的午餐都吃到脚那里去了，早餐则去了一只耳朵那儿，晚餐去了另一只耳朵。这说法颇为刻薄，比尔为此耿耿于怀了一个月，但这很好笑。他长了一对红润的招风耳，虽然中学刚念完，却穿十三码的鞋。站立时，他的一只脚常去擦另一只的后跟，企图掩藏他的大脚，可是欲盖弥彰。

米可把盒子打开几英寸的缝隙，又马上合起来。她太过激动，不敢去看。她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好让自己冷静一点。过了几分钟，她停在了自己的画前面，那是去年冬天她在上政府给孩子们办的免费艺术班时画的。画的是大海上的风暴和一只被风暴拍击的海鸥。画的名字叫《后背破碎的海鸥在风暴中》。老师在最初两三节课描述了海洋，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去认识大海。毕竟，班上大多数孩子和她一样，都没有亲眼见过大海。

这就是她的第一幅画，比尔将它钉在了墙上。她后来的那些画里都充满了人。一开始，她又画了几幅海洋风暴——有一幅画了一架失事的飞机，人们纷纷跳下去求生。另一幅画了横穿大西洋的轮船在下沉，所有人在推搡，想挤进一个小小的救生艇里。

米可走进比尔的储藏室，拿出其他几张她上课时画的画——一些素描、水彩和一幅油画。上面都是人。她想象了在布劳得大街上发生一场大火的情景并画了出来。火焰是耀眼的绿色和橘黄色，建筑物大概烧得只剩下布瑞农先生的餐厅和第一国家银行。街上躺着很多死人，没死的则在逃跑。有一个男人穿着睡衣，有一个女士还想拎着一串香蕉跑。另一幅画叫《工厂的锅炉爆炸》，人们跳窗出来，狂奔，一群穿工装服的小孩挤在一起站着，拿着特意带给他们爸爸的午餐饭盒。那幅油画，画的是布劳得大街上全镇人都卷入的一场暴乱。她不知道自己为何画这个，也想不出合适的名字。从画中看不到任何大火、风暴或能解释这场混战的理由。但这幅画上的人比任何一幅画都多，动态效果也比任何一幅画都来得好。这幅是最好的，想不出合适的名字实在是太糟糕了。她感觉这个名字潜伏在她的意识深处。

米可将画放回储藏室的架子上。没有一幅是真正好的。人都没有手指，有些胳膊画得比腿长。但艺术课很有趣。而她不过是画无缘无故出现在她头脑中的念头——在她心里，绘画和音乐给她的感受大为不同。没有什么比音乐更好了。

米可跪在地上，飞快地拿起帽盒的盒盖。盒子里是一个破裂的尤克里里，配了两根小提琴弦，一根吉他弦，还有一根班卓琴弦。四弦琴背后的裂缝用胶水修补过，中间的圆洞被一块木片盖住。琴马在琴的底部支撑起琴弦，两边各有几个音孔。米可在给自己做一把小提琴。她把小提琴放在膝盖上，有一种从未仔细看过它的感觉。之前，她曾用雪茄盒和橡皮筋给巴伯尔做过一个小小的玩具曼陀铃，这使她产生了这个念头。从此，她到处搜罗配件，每天进展一点点。除了用她的头，该做的事她都做了。

“比尔，这不像我见过的真正的小提琴。”

他还在看书——“嗯——？”

“它看起来怪怪的，它看着——”

今天，她本来打算拧一下琴轴来给小提琴调音。可是，当她突然意识到究竟做了个什么玩意儿后，她再也不想看它一眼。她慢慢一根接一根地将琴弦都扯了下来。它们全都发出同样空洞细微的砰砰声。

“我怎样才能弄到一把琴弓呢？你确定它得用马尾巴来做吗？”

“是的。”比尔不耐烦地说。

“细的金属线或者人的头发装在柔软的棍子上不行吗？”

比尔用一只脚蹭蹭另一只，没有回应。

她生气了，额头上冒出汗珠。她的声音沙哑。“它连个破小提琴都不算。是介于曼陀铃和尤克里里之间的混杂玩意儿。我讨厌那俩，我讨厌它们——”

比尔转过身来。

“这东西一塌糊涂，行不通。毫无用处。”

“安静点，”比尔说，“你还要瞎捣鼓那又旧又破的尤克里里吗？我早就应该告诉你，做小提琴这样的念头简直是疯掉了。那不是你坐下来就能做的事情——你得去买一把。我以为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呢。不过，你自己动手搞明白这点也没啥坏处。”

有时，她觉得比尔是世上最可恶的人。他和过去完全不一样。她想将小提琴摔到地上再踩上几脚，不过，最终只是粗暴地把它放回盒子里。眼里的泪水滚烫。她踢了盒子一脚，看都没看比尔一眼就跑出去了。

她躲躲闪闪地穿过门厅去后院时，碰见了妈妈。

“你怎么了？你在这儿做什么呢？”

米可急着抽身，却被妈妈抓住了胳膊。她绷着脸，用手背擦去脸上的泪水。妈妈一直在厨房里，身上还系着围裙，脚上穿着拖鞋。就像平时一样，她看起来要操心许多事，没工夫细问。

“杰克逊先生带他两个妹妹来吃午饭，椅子不够了，你今天就和巴伯尔在厨房吃吧。”

“我巴不得呢。”米可说。

妈妈放她走了，转身去解围裙。从餐厅里传来开饭的铃响和一阵欢快的喧哗。她听见爸爸讲臀部给摔骨折了才续买意外险，结果，造成了好大的损失。这是她爸爸耿耿于怀的事——本来能挣到钱，却错过了。盘碟的声音叮当作响，过了一会儿，交谈声停止了。

米可靠着楼梯的栏杆。伴随着打嗝，她突然哭了起来。回想起上个月，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小提琴真能做成。但是，在内心深处，她一直假装相信。即使现在，她也难以做到一点儿不信。她累坏了。比尔如今什么事都不帮忙。过去，她觉得他是世界上最棒的人。她总是跟在他屁股后到处去——去森林里钓鱼，去他和小伙伴一块儿玩的俱乐部，在布瑞农先生的餐厅后面玩老虎机——无论哪里。也许，他并不是有意让她如此沮丧。不管怎么样，他们不可能再是好哥们儿了。

厅里传来一股烟味和礼拜日午餐的味道。米可深深吸了口气，走回厨房里。午饭闻起来很香，她也饿了。她听见波西娅和巴伯尔聊天的声音，仿佛还一边在哼唱什么或给他讲故事。

“这就是我比大多数黑人女孩幸运得多的原因。”波西娅一边开门一边说。

“什么原因？”米可问。

波西娅和巴伯尔正坐在餐椅前吃饭。波西娅的绿裙子在深褐色的皮肤衬托下显得清爽。她戴了绿色的耳环，头发梳得服帖齐整。

“你老是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就扑过来要打听一切。”波西娅说。她起身，站到热气腾腾的炉前，给米可的碟子里盛了点吃的。“我只是和巴伯尔讲我外公在老萨迪斯路上的家。我告诉他我外公和我那些舅舅是怎么拥有那块地方的。十五英亩半。有四英亩永远种棉花，有的年头为了土壤肥沃换种豌豆，山头上的一亩地专门种桃子。他们有一头骡子，一只母的种猪，地上总有二十到二十五只母鸡和小鸡。他们有一块菜地和两棵山核桃树，数不清的无花果、洋李和莓果。我可没说假话。没几个白人农场有我外公的农场经营得好。”

米可胳膊放下来，埋头吃饭。波西娅谈论得最起劲的，除了丈夫和兄弟外，就是农场。听她说这个，你会觉得那块黑人农场简直就是白宫。

“家里最初只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几年以后，全部都建起来了，我的外公、他四个儿子、儿媳妇和儿孙，还有我哥哥汉密尔顿都有地方住了。客厅里有一架真的风琴和留声机。墙上挂着我外公穿着社团服装的大照片。他们把水果和蔬菜都做成罐头装起来，因此，不管冬天有多冷，下多少雨，他们总有充足的食物。”

“那你怎么不和他们一起生活呢？”米可问。

波西娅停下削土豆的活，她修长褐色的手指随着她说出的每个词而敲打着桌面。“都是这样的，懂吗？——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建房子。这些年他们都很辛苦。当然，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但是你明白——我小时候和外公住一起的，尽管我后来什么活也没干。不过，任何时候，只要我、威利和海伯尔有麻烦，我们随时能回去。”

“你父亲没造一栋屋子吗？”

波西娅停止咀嚼。“谁的父亲？你说我的父亲？”

“当然。”米可说。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父亲是这个镇的黑人医生。”

米可曾听波西娅说过，但以为她在编故事。一个黑人怎么可能当医生呢？

“是这样的，我妈妈嫁给我父亲之前，什么都不懂，但她很善良。我外公就是好好先生。而我父亲和他的区别就像白天和黑夜。”

“很坏？”米可问。

“不，他不坏，”波西娅斟酌地说，“只是有个问题。我父亲不像别的黑人。这很难解释。我父亲永远在学习。长久以来，他对一个家应该怎么样有许多想法。事无巨细，家里的一切事情他都要管，晚上还要教我们这些孩子念书。”

“听起来不错。”米可说。

“听着吧，你们知道大多数时候他是很安静的。但有的夜晚他会突然像痉挛发作，变得无比暴躁。所有了解我父亲的人都说他是个十足的疯子。他干过狂野疯癫的事，我妈妈因此和他分手了。我十岁的时候。我妈妈带着我们到外公的农场，我们在那里长大。我父亲一直想让我们回去。但是，我们甚至在妈妈死了以后都没有回去过。现在，我父亲完全独自生活。”

米可走到炉子边，再次往碟子里装食物。波西娅的声音如歌般高低起伏，她现在是怎么也停不下来了。

“我和父亲见得不多——也许每周一次——但我常想着他。格外地为他难过。我想他读过的书，应该比镇上的白人都要多。满屋子的书，满腹的牢骚。他的心里没有上帝，也不要宗教。他的麻烦都根源于此。”

波西娅变得激动。每当她谈到上帝——或者她的兄弟威利，或者她的丈夫海伯尔——她就会激动起来。

“欸，我可不是在卖力吆喝。我是长老会的教徒，我们不搞地上滚来滚去、巧舌如簧的那套。我们不会每周举行仪式，一道儿自艾自怜。在我们的教堂，就是唱圣歌，牧师讲道。说真的，米可，我可不认为，听点圣歌和讲道有什么害处。你该带上你的小弟弟去主日学校，你呢，也不小了，可以坐在教堂里了。看你最近狂妄自大的样子，我觉得你的一只脚已经踏入地狱里了。”

“神经病。”米可说。

“海伯尔和我结婚前，可是个神神叨叨的家伙。他每个周日都要去拜神灵，大喊大叫，洗涤自己的罪孽之类的。我们结婚后，我让他加入我的教会，虽然他有时很难保持安静，但我想他表现得够好了。”

“我不信上帝，就像我不信圣诞老人。”米可说。

“等等！所以我有时觉得你比谁都像我父亲。”

“我？你说我长得像他？”

“我的意思不是脸或者外表长得像。我在说你的灵魂。它的形状和颜色。”

巴伯尔坐着，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餐巾系在脖子上，他的手里还握着一只空勺子。“上帝都吃什么？”他问。

米可从桌边站起来，站在门口，准备撤了。有时，捉弄波西娅真好玩。她总是旧调重弹，同样的话翻来覆去地说——似乎就知道这些。

“像你和我父亲那样从不上教堂的人，永远都得不到安宁。而我呢——我有信仰，我的内心宁静。巴伯尔，他也有他的宁静。我的海伯尔和威利也一样。还有辛格先生，只要看见他，就知道他也宁静。我第一次看见他就感受到了。”

“随便你吧，”米可说，“你比你的什么父亲都要疯狂。”

“你却从未爱过上帝，更别提爱过人了。你就像牛皮一样又硬又糙。反正我了解你。这个下午，你到处晃，没一刻称心满意。你四处转悠，好像必须找到什么丢失的东西，兴奋地将自己弄得大汗淋漓。你的心跳非得强劲得足以弄死自己，因为你不爱，你没有宁静。然后有一天，你会破戒，崩溃。到那时，没什么能救你。”

“什么呢，波西娅？”巴伯尔问，“上帝究竟吃什么？”

米可一笑置之，跺着脚走出厨房。

那天下午，她的确不安分地在房子周围瞎晃。都这样好几天了。首先，只要想到小提琴，她心里就搅动不宁。她永远都做不出一把真正的小提琴——毕竟为此计划了几周，想到这个她就觉得糟透了。之前，她怎么会如此确信能做好呢？太蠢了。也许，对一样东西的执念会让人们轻信任何的机会。

米可不想回到满屋子是人的房间里。她也不想和任何房客说话。除了街上，没地方可去了——外面的阳光炽热如火。她在门厅里无聊地来回踱步，手心老往后捋她蓬松的头发。“见鬼，”她大声地埋怨，“钢琴以外，我最想要个地方可以自己一个人待着。”

波西娅有点黑人的疯狂，但不过分。她不像别的黑人女子，从没有偷偷摸摸地对巴伯尔和拉尔夫使坏。但波西娅说她谁也不爱。米可停止走动，僵立着，拳头在头顶上摩擦。波西娅要真知道了会怎么想？她会想什么呢？

她向来保守自己的秘密。这是肯定的事。

米可慢慢上楼去。她经过一楼，然后上二楼。为了通风，有些房门打开了，屋里闹哄哄的。米可爬到最后一段楼梯停住了，坐下来。布朗小姐若这时打开收音机，她就能听到音乐了。或许会有好节目。

她的头伏在双膝间，给她的网球鞋系鞋带。假如波西娅知道这里从来是一个接一个的人，她会说什么？每次，她都觉得身体某处要爆裂成一百块碎片。

但她从来不与人说，也就没人知道。

米可在楼梯上坐了很久。布朗小姐没有打开收音机，能听到的只有人们的喧哗。她思索了很久，拳头一直在捶打大腿。她的脸仿佛裂成碎片，无法组合。这种感觉比饥饿糟糕多了，却很相似。我要——我要——我要——她满脑子就是这个——但究竟要什么，她却不知道。

大约一个小时后，她听见楼上传来拧门把手的声音。米可迅速地抬头，是辛格先生。他在走道里站了几分钟，面容忧伤而平静。随后，他走进了浴室。他的同伴没有出来。从她坐的地方，能看见房间的一角，同伴正在床上睡着，身上盖着被子。她等待辛格先生从浴室出来。她的双颊烫热，她用手摸了一下。也许，她有时到楼顶来就是为了能看看辛格先生，听听楼下布朗小姐的收音机。她好奇辛格先生的脑子里听的是什么音乐，既然他的耳朵听不到？无人知道。如果他能说话，他又会讲些什么？一样无人知道。

米可等着，过了一会儿，他又出现在走道里。她希望他望过来，向她微笑。当他走到门口时，的确朝下看了一眼，点了点头。米可咧嘴笑了，轻晃着。他走进房间关上了门。也许他想邀请她进去。米可突然想进去他的房间。哪天他屋里没同伴了，她会进去看看辛格先生的。她真会这么做。

炎热的下午过得很慢，米可仍然一个人在楼梯上坐着。她的脑子里又出现了那首莫扎特的曲子。真好玩，是辛格先生让她想起他的音乐。她盼望有个地方能够让自己大声地哼唱。有的曲子太私人了，没法在挤满人的屋子里唱。热闹的屋子，一个人却如此寂寞，这也有意思。米可试图想出一个隐秘的好地方，能去那儿独自待着好研究这曲子。尽管想了很久，她却一开始就知道并不存在什么好地方。

4

接近傍晚时，杰克·布朗特醒过来了，感觉睡足了。他身处的房间小而整洁，有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一张床和几把椅子。衣柜上的电风扇慢悠悠地摇着头，风吹过杰克的脸时，他想到冷水。靠窗处，有个男人坐在桌子前，盯着面前摆开的一局棋。阳光下，杰克觉得房间很陌生，却一下就认出那男人的脸，仿佛已认识他很久了。

杰克脑中的记忆多而凌乱。他一动不动地躺着，眼睛睁得大大，手心朝上。白色被单衬得他的双手巨大、肤色黝黑。他把手举到眼前，发现手破了，满是瘀痕——血管肿起来，仿佛他曾长久地紧握一样东西。他的脸疲惫又邋遢。他褐色的头发垂在额头，胡须也乱了。连那形如翅膀的眉毛也变得凌乱粗野。他躺在那儿，嘴唇动了一两下，胡子也神经质地抽搐起来。

过了片刻，他坐了起来，用他的大拳头往脑袋上捶了一下，好让自己清醒过来。他一动，那个下棋的男人迅速地抬起头来，冲他微笑。

“上帝，我好渴，”杰克说，“好像整个俄国军队正用裹袜子的脚从我嘴里走过。”

那个男人看着他，保持微笑，却突然弯下腰来，从桌子的另一头取出一只结霜的冰水罐和一个杯子。杰克喘着粗气，大口大口地喝水——半裸着身子站在房间的中央，他的头向后仰，一只拳头握得紧紧的。他一下喝了四杯水，才深吸了口气，放松下来。

某些回忆马上涌现出来。他不记得和这个男人回家，但随后的事情却很清晰。他醒过来时，泡在冷水浴缸里，之后他们喝咖啡，聊天。他倾诉了许多心事，这个男人则在聆听。他讲到嗓子都沙哑了，但讲过的话，还没这个男人脸上的表情让他记得牢。清晨时，他们才去睡觉，窗帘拉了下来好挡住光线。开始时，他不断被噩梦惊醒，不得不开灯让脑子清醒。灯光让这家伙也醒了，他却毫无怨言。

“你昨晚怎么没将我踢出去？”

男人只是笑笑。杰克奇怪他怎么如此安静。他四周找他的衣服，然后看见他的手提箱在床边的地板上。他记不起如何从赊酒账的餐馆那儿拿回它的。他的书、白西服和几件衬衫都在里面，原封不动。他动作迅速地开始穿衣服。

他穿好衣服时，桌上的电咖啡壶正在煮咖啡。这个男人把手伸到椅背上搭着的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杰克疑惑地接过来。男人的名字——约翰·辛格——印在卡片中间，名字下面，用墨水写了一段话，写得和印刷体一样精致。

我是聋哑人，但我能读唇语，请不要大声说话。

突如其来的震惊让杰克感到轻飘飘的失落。他和约翰·辛格就这样对望着。

“真不知道得多久我才能发现。”他说。

他说话时，辛格会专注于看他的嘴唇——他以前就注意到了，真笨！

他们坐在桌边，用蓝色的杯子喝着热咖啡。房间很凉爽，半垂的窗帘将透过窗户照进来的强光变得柔和。辛格从壁橱里拿出一个锡盒，里面有面包、橙子和芝士。他吃得不多，只是靠在椅背上，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杰克狼吞虎咽。他要马上离开这里，把事情好好想一下。如今的困境下，他得赶紧四处看看，找个工作。房间里过于宁静和舒服，无法思考——他得出门一个人走走。

“这里还有别的聋哑人吗？”他问，“你有很多朋友吗？”

辛格只是微笑。一开始他没听懂，杰克不得不重问了一遍。辛格漆黑分明的眉毛扬了起来，摇了摇头。

“感到孤单吗？”

这个男人模棱两可地摇了摇头。他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杰克起身要走了。他感谢了辛格好几次，感谢他收留自己过夜，他格外注意嘴唇的运动以确保辛格看得明白。杰克又问他的手提箱能否在床底下放几天，哑巴点头答应了。

辛格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用银铅笔在便笺本上认真地写着什么，然后把它塞给杰克。

我可以在地板上放一个睡垫，在你找到住处前，可以住我这里。白天我基本不在，不会有什么麻烦。

杰克的嘴唇因突如其来的感动而颤抖。但他不能接受。“谢谢，”他说，“我有地方住。”

他离开时，哑巴递给他一条蓝色工装裤，紧紧地卷成一团，还有七十五美分。工装裤脏兮兮的，杰克一眼认出，裤子突然勾起过去一周的记忆。那钱，辛格向他解释，是他口袋里的。

“再见，”杰克说，“我很快会回来的。”

他走时，哑巴站在门口，手又插回口袋里，脸上似笑非笑。他沿台阶往下走，回头挥了挥手。哑巴也挥手，然后关上门。

外面的光线一下子变得刺眼。他站在屋前的人行道上，被阳光照得眼花，一开始几乎看不清。有个小家伙坐在栏杆上。他在哪里见过她。他认得她穿的男装短裤和她眯眼的方式。

他拿起那团脏裤子。“我想把它扔掉，知道哪里有垃圾桶吗？”

小家伙从栏杆上跳下来。“在后院，我带你去。”

他跟着她穿过屋旁狭窄潮湿的小巷。到了后院，杰克看见两个黑人坐在屋后的台阶上。他们都穿着白西服和白鞋。其中一个长得很高，领带和袜子绿得发亮。另外一个是黑白混血儿，身材中等。他在膝盖上擦着一把锡制口琴。和他的高个子同伴相映成趣的是，他的袜子和领带是火红色的。

那孩子指了指篱笆旁的垃圾桶，然后走向厨房的窗户。“波西娅！”她叫道，“海伯尔和威利在这里等你。”

厨房里有人用柔软的声音回应。“你不用那么大声，我知道。我正在戴帽子。”

杰克在扔裤子前，先将它打开。裤子又硬又沾了泥巴。一条裤腿破了，前面有几滴血痕。他把它扔进垃圾桶里。一个黑人女孩从屋里走出来，走向台阶上的白西服组合。杰克看见穿短裤的小家伙正盯着自己。她把重心从一只脚挪到另一只，显得有点兴奋。

“你是辛格先生的亲戚吗？”她问。

“毫无关系。”

“好朋友？”

“好到能和他过夜。”

“我只是好奇——”

“主街在哪儿？”

她指向右边。“沿着这条街，过两个街口。”

杰克的手指理了理胡须，动身走了。七十五美分在他手里叮当作响，他咬着下唇，直到咬出斑驳充血的印。三个黑人在他前面慢悠悠地走着，聊着天。他在这陌生的小镇上如此孤单，不由得贴近他们，听他们说话。女孩的胳膊挽着他们两人。她穿了一条绿裙子，配红帽子和红鞋。男孩们和她走得很近。

“我们今晚有什么计划？”她问。

“完全听你的，宝贝，”高个男孩说，“威利和我都没什么安排。”

她看了看他们。“你们决定吧。”

“好吧——”红袜子的矮个男孩说，“海伯尔和我觉得，也许我们仨可以去教堂。”

女孩的回答几乎是唱出来的，变了三次调。“好——吧——去完教堂我觉得要去父亲那里坐坐——就一会儿。”他们在第一个街角拐弯了，杰克站住，看了他们好一会儿，才接着走。

主街很安静，很热，几乎荒无人烟。他才意识到今天是礼拜日，这让他很沮丧。关闭的店铺都支起了遮阳篷，耀眼的光线下，建筑物看上去光秃秃的。他经过了纽约咖啡馆。门开着，但里面很空，很暗。早晨他没找到袜子穿，现在发烫的人行道透过薄薄的鞋底烤着他的脚。太阳像一块滚烫的熨斗熨过头顶。小镇比他知道的任何地方都要孤独。街道的沉寂让他觉得陌生。他喝得醉醺醺时，这个地方是狂野喧嚣的。而现在呢，一切都仿佛戛然而止。

他走进一家果品店买报纸。招工栏上的内容很短。只有几则招聘，需要年龄二十五到四十岁之间、有车的年轻推销员，拿佣金。他快速地跳过不看。他费了几分钟看了一则卡车司机的广告，不过，他最感兴趣是最底下那一条。上面写着：

招：有经验的技工。“阳光南部”游乐场。位于韦弗斯巷与第十五街交界。

不知不觉地，他又走到那家餐馆门口，他已在此耗了两周。它是这条街上果品店之外唯一开着门的。杰克临时起意要进去看看比夫·布瑞农。

街上的明亮衬得咖啡馆很暗。一切都比记忆中更龌龊和不起眼。布瑞农和往常一样站在收银台的后面，手臂交叉抱在胸前。他丰满好看的妻子坐在另一头修指甲。杰克注意到，自己进去时，他们俩交换了眼神。

“下午好。”布瑞农说。

杰克觉得气氛有点异样。这家伙也许在笑，他想起自己喝醉时做的事。杰克像根木头似的站着，内心怨恨。“来一包塔吉特香烟。”布瑞农伸手到柜台下去拿烟时，杰克确定他没笑。白天时，这家伙的脸没有晚上那么生硬。他脸色发白，仿佛一晚没睡，眼睛就像只疲惫的秃鹫的眼睛。

“说吧，”杰克说，“我欠你多少钱？”

布瑞农打开抽屉，将一本公立学校便笺本放在柜台上。他慢慢地翻看着，杰克看着他。便笺本更像一个日记本，而不是日常的记账本。本子里写有长长的一串数字，再加减乘除，还有小图像。他停在了一页，杰克看见自己的名字写在角上。这页没有数字——只有打勾和打叉。纸上还随意地画了几只蹲着的、圆滚滚的小猫，尾巴是长长的曲线。杰克在细看。小猫长着一张女人的脸。小猫的脸是布瑞农太太。

“打勾的代表啤酒，”布瑞农说，“打叉是正餐，直线是威士忌。让我看看——”布瑞农擦了擦鼻子，他的眼皮垂下。然后，他合上便笺本，“大约二十块。”

“得好久才能凑到，”杰克说，“也许你能拿到钱。”

“不着急。”

杰克靠在柜台上。“说一下，这个镇是个怎么样的地方？”

“很普通，”布瑞农说，“和其他同样大小的地方差不多。”

“人口呢？”

“三万左右吧。”

杰克撕开那包烟丝，给自己卷了一支。他的手在发抖。“主要是工厂？”

“对的。四家大型棉纱厂——主要是它们。一家针织品厂、几家轧棉厂和锯木厂。”

“工资多少？”

“平均每周十到十一块——不过，时不时要被解雇。你为什么问这些？你想去工厂上班？”

杰克睡意未消，用拳头揉了揉眼睛。“不知道，也许吧。”他将报纸放在柜台上，指着读过的那则广告。“我想到这里看看。”

布瑞农读了一下，陷入思考。“嗯，”他终于开口，“我去过这游乐场，不怎么样——只有几个奇怪玩意儿，旋转木马和秋千之类的。它招揽黑人、工人和小孩。他们在镇上到处找空地演出。”

“告诉我怎么走。”

布瑞农和他一起走到门口，指了方向。“今天早上你和辛格回家了？”

杰克点头。

“你觉得他怎么样？”

杰克在咬嘴唇。哑巴的脸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仿佛认识了多年的朋友。离开他的房间后，他一直在想这个人。“我原先连他是哑巴都不知道。”他最后说道。

他又开始沿着酷热荒凉的街道走。他不像一个在陌生镇子里的异乡人，却像在寻找着什么人。很快他进入了河边的工厂区。街道变得狭窄，路面没有铺，也有了人气。邋遢的、面黄肌瘦的孩子们互相叫喊，在玩游戏。两室的棚屋都长得一个样子，又破败又斑驳。食物和污水的臭味混合着空气里的尘埃。上游的瀑布发出淙淙的流水声。人们沉默地站在门道里或者懒洋洋地坐在台阶上。他们看着杰克，蜡黄的脸面无表情。杰克褐色的大眼睛也回看他们。他走得急促，偶尔用毛茸茸的手背擦嘴。

韦弗斯巷的尽头是一处空地，曾经是废旧车场。地上还乱扔着生锈的零部件和破损的车轮内胎。一辆住人的长拖车停在车场的一角，旁边是被帆布半掩的旋转木马。

杰克慢慢地走过去。两个穿工装裤的小家伙站在旋转木马前。离他们不远处，有个黑人坐在箱子上，在傍晚的光线下打着瞌睡，两个无力的膝盖互相顶着。一只手拿着一包融化的巧克力。杰克看他将手指插进巧克力糊里，再慢慢地舔。

“谁是这儿的经理？”

黑人把两只甜甜的手指含在嘴里，用舌头舔来舔去。“那个红头发的人，”舔完之后他说，“我就知道这个，头儿。”

“他现在在哪儿？”

“他在那辆最大的货车后面。”

杰克从草地上穿过时将领带扯了下来塞进口袋里。西边，太阳正在落下。屋顶的黑边之上，是温暖深红的天空。游乐场的老板正独自站着抽烟。他红色的头发蓬勃向上，就像头上顶着一块海绵，他看着杰克，眼睛是灰色而懒散的。

“你是经理？”

“嗯，我叫帕特森。”

“我看见今早的报纸，来这儿找工作。”

“哦，我不要新手。我需要一个熟练技工。”

“我有丰富的经验。”杰克说。

“你以前做过什么？”

“我做过织工和织机修理工。我在车库和汽车装配店工作过。所有的工种。”

帕特森带他往那被帆布半掩的旋转木马走去。黄昏的斜阳下，静止的木马很奇妙。它们的腾跃姿态凝固了，身体被暗淡的镀金铁杆穿过。离杰克最近的木马肮脏的屁股上有裂口，眼珠盲目狂乱地转动，眼窝处有几块油漆脱落了。杰克觉得这一动不动的旋转木马恍惚来自一个醉梦。

“我需要一个有经验的技工来操作和维护它。”帕特森说。

“没问题，我可以。”

“这工作得一心两用，”帕特森解释说，“你要负责一切。除了管机器，你还得维持秩序。你得确认每个来坐木马的人都有票，得确认票都是真的，而不是作废的舞厅券。人人都想坐那些木马，你会见识到那些没钱的黑人怎么耍鬼点子，每时每刻你都得睁大三只眼睛。”

帕特森领他到旋转木马中间的机器那里，给他指明各个部件。他调了一下杠杆，尖细刺耳的机械音乐响起。包围着他们的木马阵似乎使他们与世隔绝了。木马停止后，杰克问了几个问题就独立操作起机器来。

“原来的那家伙辞职了，”他们走出来时，帕特森说，“我讨厌训练新人。”

“我什么时候开始上班？”

“明天下午。我们一周工作六天六夜——下午四点到夜里十二点。你三点左右到，做些准备工作。夜里游乐场关闭后还需要一个小时收拾。”

“工资多少？”

“十二美元。”

杰克点头，帕特森则伸出一双死灰的、软绵绵的手，指甲脏兮兮的。

离开那片空地时，时辰已晚。晃眼的蓝天已变白，东方出现了虚白的月亮。暮色将沿街的房屋轮廓变得柔和。杰克没有立即离开韦弗斯巷，而是在附近逛了逛。某种气味或远处传来的某种声音，时不时地让他在灰尘弥漫的街道驻足。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东游西荡。脑袋很轻，仿佛玻璃做的。他的体内产生了某种化学反应，身体里储存已久的啤酒和威士忌发生了反应。他被醉意伏击。刚才还死气沉沉的街道变得生机盎然。参差不齐的一条绿化带绕着马路，杰克沿着马路走，觉得地面快升到眼前了。他在草地边缘坐了下来，靠着电话亭。为了坐得舒服点，他像土耳其人那样交叉双腿，捋着胡须根。话涌到嘴边，他声音洪亮，梦呓般自言自语。

“怨恨是贫穷最珍贵的花朵。没错。”

他喜欢说话。说话的声音能让自己愉悦。声音好像有回音，飘荡在半空，每个词都响起两次。他咽了口水，润了润嘴巴又开始说。他忽然想回到哑巴安静的房间里，好对他倾诉各种念头。想和一个聋哑人聊天是件奇怪的事。但是，他正感到孤单。

夜晚降临，眼前的街道黯淡了。偶尔有人走过狭窄的街道，离得很近，相互说着单调的话，每走一步，脚下都升起一团灰尘。或者是扎堆的女孩和抱着孩子的母亲经过。杰克麻木地坐了一会儿，终于站了起来，接着走。

韦弗斯巷很黑。油灯在门道和窗下投下颤悠的橘黄色光晕。有些房子一点光都没有，屋里人坐在前门台阶上，借邻居的光才能看见。一个女人从窗户探身出来，往街上倒了一桶脏水，有几滴溅到杰克脸上。一些房子后面传来高亢又愤怒的叫声，还有一些房子能听见摇椅那宁静、缓慢的摇晃声。

杰克站在一栋房子前，门前台阶上坐了三个男人。屋里淡淡的鹅黄灯光照着他们。其中有两人没穿衬衣，只穿了工装裤，光着脚。一个是关节松弛的高个子，另外那个长得矮小，嘴角有溃疡。第三个人穿着衬衣和长裤，膝盖上放了一顶草帽。

“嗨。”杰克说。

三个男人看着他，灰头土脸，面无表情。他们嘴里嘟囔着，但纹丝不动。杰克从口袋里掏出那包塔吉特牌烟，挨个递了过去。他在最底层的台阶上坐了下来，脱掉鞋子。清凉湿润的地板让脚很舒服。

“在工作吗？”

“是啊，”拿草帽的人说，“大多数时间都是。”

杰克在挖脚指头。“我的内心响着福音，”他说，“我想和谁讲一下。”

他们笑了。狭长的街道对面，有个女人在唱歌。空气静止，他们吐出的烟雾在身边缭绕。一个小子沿着街道走过来，站住并解开裤子撒尿。

“附近有个帐篷，今天是周日，”矮个子男人终于开口，“你可以去那里，尽情讲你的福音。”

“不是那种。它更好，它是真理。”

“怎么样的？”

杰克嘴里含吮着胡子，没有回答。过了片刻，他说：“你们这儿发生过罢工吗？”

“有一次，”高个子男人说，“六年前有过一次罢工。”

“发生什么了？”

嘴角有溃疡的男人拖着脚步走，将烟屁股扔到地上。“那个——他们罢工是想要一小时二十美分。大概有三百个人吧，整天在街上晃。工厂派了几辆卡车出去，不到一周，镇上聚集了大量来找工作的人。”

杰克转身，对着他们。他们坐得比他高两级台阶，只有仰头才能看见他们的眼睛。“没让你们发狂？”他问。

“你什么意思——发狂？”

杰克额头的血管鼓起来，颜色深红。“全能的基督，兄弟！我指的就是发狂——发——狂。”他昂首怒视着他们困惑、灰黄的脸。在他们身后，大门敞开，他能看见屋内。前屋有三张床和一个脸盆架。后屋有个打着赤脚的女人坐在椅子上睡觉。附近一个黑暗的门廊传来吉他的声音。

“我就是给卡车拉来的。”高个男人说。

“那没有区别。我想要说的，简单易懂。那些拥有工厂的混蛋都是百万富翁。落纱工、梳棉工和所有在机器后面忙碌地纺纱织布的人呢，却连填饱肚子的钱都挣不到。明白吗？当你走在街上，想到这点的同时看见饥饿的劳苦大众和营养不良的孩子们，这不会让你们发狂吗？不会吗？”

杰克的脸涨得通红，阴沉着，嘴唇在颤抖。那三个人警觉地看着他。然后，那个戴草帽的男人笑了。

“继续笑吧。坐在那儿，笑破你的肚皮吧。”

他们笑得温吞又轻浮，三个人笑一个。杰克将鞋底的灰擦掉，他的拳头握得紧紧的，嘴角弯出一个愤怒的冷笑。“笑——你们就知道笑。希望你们坐在那儿，一直笑，直到烂掉！”他僵直着身子沿着街道走了，他们的笑声和嘘声还一路跟随。

主街的灯光明亮。杰克在拐角处徘徊，摸索着兜里的硬币。他的脑袋阵阵作痛，夜晚虽然炎热，却有一股寒意穿过他的身体。他想到了哑巴，迫不及待想回到他那里，和他坐一会儿。他在下午买报纸的果品店里挑了一篮子水果，用玻璃纸包着。收银台后的希腊人说价格是六十美分，他把钱付了后，就只剩下五美分了。才走出商店，他就意识到这礼物送给一个健康的人不合适。几颗葡萄从玻璃纸里露出来，他饿了，就把它们都摘下来了。

他到那儿时，辛格在家。他坐在窗前，一局象棋在桌上铺开。房间看着就和杰克离开时一样，风扇开着，冰水罐在桌旁。床上有一顶巴拿马帽子和一个纸袋，可见哑巴是刚回来。他的脑袋扭向桌子对面的椅子，棋盘被他推到一边。他身体向后靠，手插在口袋里，脸上的表情像在询问杰克离开之后都干了什么。

杰克把水果放到桌上。“今天下午，”他说，“它的格言就是：去找一条章鱼，帮它穿上袜子。”

哑巴微笑，杰克不确定他是否听明白了。哑巴惊讶地看着水果，将包装的玻璃纸拿掉。他摆弄这些水果时，脸上有一种怪怪的表情。杰克想搞明白那表情的含义却被难住了。然后，辛格欢快地笑了。

“今天下午，我在游乐场找到一份工作。负责旋转木马的运转。”

哑巴似乎毫不意外。他走到橱柜那儿，拿出一瓶红酒和两个杯子。他们沉默地喝。杰克觉得自己从未在这么寂静的房间待过。头顶的灯在手中发亮的酒杯上反射出他自己怪异的影子——同样滑稽的身影，他在水罐和锡制马克杯那弯曲的表面上见过好多次——又圆又粗，鸡蛋形状的脸，胡子疯长几乎蔓延到耳根。对面的哑巴用双手捧着杯子。红酒开始在杰克的血管里嗡鸣，他感到自己再一次进入光怪陆离的迷醉里。他的胡子因兴奋而颤动不已。他身体前倾，胳膊肘撑在膝盖上，眼睛圆睁，疑惑的目光盯着辛格。

“我打赌我是这个镇上唯一的疯子——我指的是真正意义的发疯——整整十年。该死的我刚才差点又和人打架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可能是真疯了。我不知道。”

辛格把酒推到客人面前。杰克拿起酒瓶直接喝了，手擦着额头。

“你明白吗，就像有两个我。一个我受过教育。我去过全国最大的几个图书馆。读书，我一直在读书。我读那些讲纯粹真理的书。在我那手提箱里还有卡尔·马克思和托斯丹·凡勃伦的书，以及类似的作家。我一遍遍地读他们，读得越多，我变得越疯狂。我认得每页纸上的每个词。一开始，我是喜欢词语。辩证唯物主义——耶稣会谎言”——杰克以虔诚的迷恋卷着舌头念出音节——“目的论倾向。”

哑巴用一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手帕擦着额头。

“但我要说的是这个。一个明白人却不能让他人理解，他怎么办？”

辛格伸手去拿酒杯，倒满，很坚决地把它放到杰克淤青的手里。“嗯，喝醉？”杰克说，手臂抖了一下，几滴酒因此溅到他的白裤子上。“但是听着！无论在哪儿，你都能看见卑鄙和腐败。这间房，这瓶葡萄酒，篮子里这些水果，都是赢利和亏损的产品。一个人要活下去，不得不消极地接受卑鄙。有人为了嘴里的每口饭、身上的每寸布而累死累活——却没人知道。所有人都瞎了，哑了，大脑迟钝——愚蠢和卑鄙。”

杰克的拳头压着太阳穴。他的种种念头横冲直撞，像脱缰野马一般让他无法控制。他想发火，想出去，到拥挤的街上和谁狠狠打一架。

哑巴依然富有耐心、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拿出一支银色的铅笔。他在一张纸条上小心地写道：“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然后将纸条递到桌子对面。杰克在手里将它揉成一团。房间又开始绕着他旋转，他一个字都读不下去了。

他盯着哑巴的脸看以保持稳定。辛格的眼睛是房间里唯一不动的东西。它们色彩丰富，掺杂着琥珀色、灰色和淡淡的褐色。他久久凝视着它们，几乎被催眠了。那狂暴的冲动消失了，他又恢复了平静。那双眼睛似乎懂得他讲的一切，而且有话要对他说。片刻之后，房间恢复平稳了。

“你明白的，”他含糊不清地说，“你明白我的意思。”

远处响起软绵绵的、银铃般的教堂钟声。月光很白，洒在隔壁房子的屋顶上，夜空是温和的、夏季的蓝。两人心照不宣，杰克得在辛格这儿待几天直到他找到住处。红酒喝光后，哑巴在挨着床的地板上铺了一块床垫。杰克衣服也不脱就躺了下来，瞬间进入梦乡。

5

离主街很远的地方，小镇的一处黑人区里，本尼迪克特·马迪·考普兰医生独自坐在黑暗的厨房里。九点已经过了，周日的钟声不会再响起。夜晚虽然炎热，圆鼓鼓的柴炉里还燃着一小堆火。考普兰医生坐在直背餐椅上，身子前倾挨着火炉，细长的双手托着脑袋。炉里噼啪作响的红火苗照亮了他的脸——他厚厚的嘴唇让黑皮肤衬得几乎发紫，他的灰发像一顶羊毛帽紧紧贴着脑袋，也变成了淡蓝色。他一动不动地坐了很久。银边镜框后的眼睛目光阴沉，直勾勾地盯着某处。然后，他使劲清了清喉咙，从椅子边的地板上捡起一本书。屋里很黑，他得凑近火炉才看得清书上的字。今晚他读斯宾诺莎。概念的复杂游戏和复杂措辞他并没有全懂，但在阅读中他感受到词语背后强烈真实的意图，他觉得自己大概懂了。

晚上，常有刺耳的门铃声打破他的沉默，他会发现某个骨折或者被剃刀伤着的病人站在客厅。但今晚没有人来打扰他。在黑暗的厨房里一个人枯坐了几小时后，他情不自禁地开始慢慢摇摆身体，喉咙里发出某种哀怨的歌声。波西娅进来时，他正唱着。

考普兰医生提前就知道她要来了。当外面的街道上传来口琴吹奏的布鲁斯，他就知道是威利，他儿子吹的口琴。他没有开灯，穿过门厅，打开大门。他没有走到外面的门廊上，而是站在漆黑的纱门后。月光明亮，波西娅、威利和海伯尔黑色而紧密的影子打在满是灰尘的街道上。这一片的房子都很破。考普兰医生的家却鹤立鸡群。它是用砖建的，很坚固，墙面被粉刷过。门前的小院子被尖桩篱栅包围着。波西娅与她丈夫和哥哥道别后敲了敲纱门。

“干吗在黑天暗地里坐着？”

他们一起走过黑暗的门厅，回到厨房。

“你有那么亮的电灯，却老是坐在黑咕隆咚里，实在说不通。”

考普兰医生扭了扭桌子上悬挂的灯泡，房间一下子就灯火通明。“黑暗让我自在。”他说。

厨房空空的，很干净。餐桌的一边摆了书和墨水台，另一边摆了叉子、汤勺和盘子。考普兰医生坐得笔挺，长腿交叠。一开始，波西娅也僵硬地坐着。父女俩长得很像——两人都有又宽又扁的鼻子、一样的嘴和额头。不过，和父亲比起来，波西娅的肤色淡些。

“这儿是在烧烤呢，”她说，“不做饭的时候，我看你还是把火熄了吧。”

“你要介意，我们上办公室去吧。”医生说。

“我无所谓。我不介意。”

考普兰医生扶了下银框眼镜，然后双手合拢搁在大腿上。“上次见面之后，你过得怎么样？你和你丈夫，还有你哥哥？”

波西娅放松了，脚从浅口鞋里解放出来。“海伯尔、威利和我都过得不错。”

“威利还和你们一起住？”

“当然，”波西娅说，“你看，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安排。海伯尔，他付房租。我负责买吃的。威利呢，他负责教会的税、保险、会费和周六晚上活动的经费。我们三个有自己的安排，各司其职。”

考普兰医生低头坐着，使劲拉他的中指，弄得指关节咔咔作响。干净的袖口盖过手腕，瘦长的手看着比身体其他部位的颜色都要淡，手心是浅黄色的。他的手看上去永远那么干净又皱巴巴，仿佛被刷子刷过，并在水盆里浸泡了很久。

“噢，我差点忘了我带的东西了，”波西娅说，“你吃过晚饭了吗？”

考普兰医生说话总是很小心，每个音节仿佛都被他沉闷的厚唇过滤了一遍。“没有。我还没吃。”

波西娅打开她放在餐桌上的纸袋。“我带了很好的甘蓝叶，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我还带了一块肋排肉。甘蓝叶需要用它来调味。你不介意我用肉来烧甘蓝叶吧？”

“没关系。”

“你还是不吃肉吗？”

“不吃。我吃素是纯粹的私人原因，不过，你若想用这块肉烧甘蓝叶，没有关系。”

波西娅没穿鞋子，光脚站在餐桌旁，细心地挑菜。“这地板踩在脚下很舒服。如果我就这样光脚到处走，不穿那双太紧、让我脚痛的鞋子，你会介意吗？”

“不会，”医生说，“没问题。”

“现在，我们有很新鲜的甘蓝叶、玉米饼和咖啡。我还要从这肋排肉上割下几片，煎给我自己。”

考普兰医生的目光跟随着波西娅。她穿了长筒袜的脚在屋里慢悠悠地走动，从墙上取下擦洗过的平底锅，生火，洗掉甘蓝叶里的沙子。他开过一次口，然后又闭上了嘴。

“那么，你和你丈夫还有你哥哥有你们自己合作的安排。”他最后说道。

“对的。”

考普兰医生掰了一下手指，想让指关节再次打响。“你们有要孩子的计划吗？”

波西娅没看她的父亲。她生气地把水从放了甘蓝叶的锅里泼出去。“有些事情，”她说，“对我来说，是完全由上帝决定的。”

他们没再说话。波西娅把晚餐放到炉子上烧，她沉默地坐着，长长的手有气无力地垂在膝盖间。考普兰医生的脑袋垂在胸前，像睡着了。但他并没有睡。他的脸时不时闪过紧张的战栗。他深呼吸一口气，恢复面容的平静。晚餐的香气开始弥漫在闷热的屋里。静悄悄的，碗柜顶上的钟的嘀嗒声听上去很响，他们刚才说的话让那单调的走针听起来就像在说“孩——子，孩——子”，一遍又一遍。

他总能遇见他们中的一个——光着身子地上爬的、弹着玻璃球的，甚至在漆黑的街道上，抱着一个小女孩。本尼迪克特·考普兰，男孩都叫这个名。女孩，则会取名班妮·马尔、马迪本或者本妮迪·马丁之类的。他有次算过，至少有十几个孩子随他的名字。

但他的一生都在述说、解释和规劝。他会说，你不能做这个。他会告诉他们，关于这个第六、第五或者第九个孩子不能要的一切理由。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孩子，而是给那些早就出生的孩子提供更多机会。如何让黑人种族优生优育，是他要传授给他们的。他会用简单的话告诉他们，始终如此，多年过去，那变成某种愤怒的诗句，被他熟记于心。

他学习和掌握任何新理论的发展。他自掏腰包给病人分发工具。至今为止，他是镇上唯一想到这一点的医生。他会在给他们的同时也解释，在给他们的同时也告知。但是，每周还是有大概四十次生产。马迪本和班妮·马尔。

只有一个意义。只有一个。

他知道，他这一生的工作并非毫无意义。他一直知道，他的使命就是教育他的同胞。他整天背着包走访每家每户，和他们无所不谈。

漫长的一天过去，他陷入沉重的疲惫里。但只要在黄昏时打开铁栅门，疲惫就消失了。他有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波西娅和小威利。还有黛西。

波西娅将炉子上的平底锅盖拿掉，用叉子搅拌甘蓝。“爸爸——”过了一会儿，她说。

考普兰医生清了清喉咙，往手帕上吐了口痰。他的声音又干又涩。“嗯？”

“我们别吵了吧。”

“我们没有吵架。”医生说。

“吵架不一定要说话，”波西娅说，“我觉得，我们即使像现在一样完全无声地坐着，也是在争论。这就是我的感觉。说实话，每次来看你都让我觉得很累。我们不要再吵架了，不管用什么方式。”

“争吵肯定不是我的意愿。我很抱歉让你有这种感觉，女儿。”

她倒了两杯咖啡，一杯不加糖的递给她父亲，自己那杯加了几勺糖。“我饿了，咖啡的味道好极了。你喝吧，我和你讲一件不久前发生的事。这事都过去了之后，现在感觉有点可笑，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不要笑得太狠。”

“你说吧。”考普兰医生说。

“嗯，前阵子有个长得很帅、穿得又好的黑人来到镇上。他自称B.F.梅森先生，来自华盛顿特区。他每天拄着根手杖在街上来回走，穿着花哨好看的衬衫。晚上，他会去‘社会咖啡馆’。他吃得比镇上所有人都好。他每晚都点一瓶杜松子酒和两块猪排。他见到谁都微笑，对女孩子低头弯腰，进出总为他人扶着门。在那一周里，无论他在哪儿，都让人很愉快。人们开始疑惑好奇这个富有的B.F.梅森先生的身世。没过多久，他和大伙混熟了，便安顿下来做生意。”

波西娅嘟着嘴，向杯中的咖啡吹了口气。“我想，你在报纸上读过‘政府铁钳养老项目’的新闻吧？”

考普兰医生点了点头。“养老金。”他说。

“呃，他和这事有关。他是政府的人，在华盛顿的总统派他来这儿，动员所有人加入这个养老项目。他一家一户地游说，解释说只要一美元就可以加入，之后每周交二十五美分，四十五岁之后政府会每月给你五十美元的生活费。我认识的全部人都为此激动不已。他送给每个加入的人一张签名的总统照片。他说，六个月后，会有免费的会服给每个成员。这个俱乐部叫‘有色人种铁钳大联盟’——两个月后，所有人会获得一条黄丝带，上有俱乐部名的缩写G.L.P.C.P。就像政府里其他组织的缩写一样。他挨家挨户地走访，随身带着小手册，所有人都加入了。他记下他们的名字，拿走了钱。每周六，他上门收钱。三周后，这个B.F.梅森先生拉拢了太多成员，没法在周六把钱都收齐。他只好雇人代收，每隔三四条街就安排一个人。每周六的一大早，我会替他在家附近收那二十五美分。当然，威利一开始就加入了，还有海伯尔和我。”

“我在你家附近的不同人家里见到这总统照片很多回了，我记得有人提到过梅森这名字，”考普兰医生说，“他是个贼吧？”

“是的，”波西娅说，“有人查明了B.F.梅森先生的情况，他被逮捕了。他们发现他就是亚特兰大本地人，根本不知道华盛顿特区和总统是什么样子的。所有的钱不是被他藏起来就是花光了。威利损失了七美元五十美分。”

考普兰医生激动了。“这就是我说的——”

“死后下地狱，”波西娅说，“这个人会每天被肠子里火热的叉子烫醒。不过，事情过去后，现在看起来有点可笑，但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无法笑得太狠。”

“每周五，黑人种族自愿爬上十字架。”考普兰医生说。

波西娅的手颤抖，咖啡沿着她手中的托盘流下。她舔了舔手臂。“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一直在看。我的意思是我只要找到十个黑人——十个我们自己人——有骨气、有头脑、有胆量的十个人，愿意付出一切——”

波西娅放下咖啡。“我们别谈论这些了。”

“只要四个黑人，”考普兰医生说，“只是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利和你加起来的数。只要四个真正有素质与骨气的黑人——”

“威利、海伯尔和我有骨气，”波西娅恼怒地说，“这是个艰难的世界，我觉得我们三人努力拼搏，还过得不错。”

他们沉默了片刻。考普兰医生摘下眼镜放到桌上，用枯槁的手指按摩眼球。

“你老用那个词——黑人，”波西娅说，“这个词很伤人。连过去的黑鬼都比它好点。有教养的人——不管什么肤色——都说有色人种。”

考普兰医生没有回应。

“就说威利和我吧。我们就不是完全的有色人种。我们的妈妈肤色就很淡，我们体内还流着不少白人的血。海伯尔呢，他是印第安人。他有一大部分印第安血统。我们都不是纯粹的有色人种，你老用的那个词很伤人。”

“我对这些花招不感兴趣，”考普兰医生说，“我只对真相感兴趣。”

“那么，这就是真相，人人都怕你。要让汉密尔顿、巴迪、威利或者我家海伯尔来这里，像我那样陪着你坐，得先灌自个儿很多酒。威利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记得你，从此害怕自己的父亲。”

考普兰医生咳嗽，声音刺耳，又清了清嗓子。

“每个人都有感觉——无论他是谁——没人愿意走进一间明知道会让他们受伤的屋子。你也一样。我见过你好多次被白人伤害，但他们都没意识到。”

“没有，”考普兰医生说，“你没见过我受伤的样子。”

“我知道威利、我家海伯尔和我，我们都不是学者。但是海伯尔和威利，都善良珍贵得如同金子。他们只是和你不一样而已。”

“是的。”考普兰医生说。

“汉密尔顿、巴迪、威利或者我——我们都不像你那样说话。我们就像我们的妈妈和她的家人还有他们的先人那样说话。你只用脑子思考一切。而我们更多是讲我们内心里的话，在心里积攒了很久的话。这就是区别之一。”

“是的。”考普兰医生说。

“人不能随便抓起孩子，将他们强拧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也不管是否伤到他们，不管这对还是错。你使劲地想改造我们。现在，我是我们中唯一的一个，还愿来这里，这样子陪你坐着的。”

考普兰医生眼里的光非常明亮。她的声音很大，而且生硬；他咳嗽，整张脸颤抖着。他想拿起那杯冷掉的咖啡，手却没法拿稳。泪水涌在眼眶里，他戴上眼镜以遮掩。

波西娅看见了，飞快走向他。她抱着他的头，脸贴在他的额头上。“我让我的父亲受伤了。”她温柔地说道。

他的声音僵硬。“没有。老重复这套伤感情的话，愚蠢又落后。”

泪水沿着他的脸颊慢慢流下来，火光让泪水染上蓝的、绿的和红的颜色。“我真的很抱歉。”波西娅说。

考普兰医生用棉手帕擦了一下脸。“我没事。”

“我们别再争吵了。我受不了吵架。我们每次在一起，我总有很坏的预感。我们再也不要这样争吵了。”

“好，”考普兰医生说，“我们再也不吵了。”

波西娅吸了吸鼻子，又用手背擦了一下。有几分钟，她就站着，抱着她父亲的头。过了一会儿，她最后一次擦脸，然后走向炉灶上的一锅蔬菜。

“快要熟了，”她兴高采烈地说，“接下来我要开始做些玉米面包，和它们搭配着吃。”

波西娅穿着一双长袜，在厨房慢吞吞地走来走去，她父亲的目光跟随着她。他们再一次陷入沉默里。

他的眼睛湿润了，事物的轮廓变得模糊。波西娅真像她的母亲。很多年前，黛西也是这样绕着厨房转，沉默而忙碌。黛西没有他那么黑——她的皮肤像棕色的蜜一样美。她总是很安静，很温柔。但在那温柔之下，她身上有种固执的东西，不管他如何用心去探究，始终没弄懂妻子那份温柔的固执。

他劝诫她，将自己心里所想都告诉她，她始终保持着温柔，然而，也始终保持自己的方式，并不听他的。

后来，就有了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利和波西娅。他们如此强烈地明白他们真正的使命，因此，他很清楚他们该做的每件事。汉密尔顿将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卡尔·马克思则是一个黑人种族的教育家，威利会成为捍卫正义的律师，而波西娅将是救治妇女儿童的医生。

甚至，他们还是小孩时，他就会和他们说起那必须从肩膀上卸下的枷锁——服从与懒惰的枷锁。他们再大一点后，他会向他们强调世上没有上帝，不过，生命是神圣的，他们每个人都有真实的使命。他一遍又一遍地讲，孩子们离他远远地坐在一起，用黑人小孩特有的大眼睛望向母亲。黛西坐在那儿，根本不听，温柔而固执。

因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利和波西娅的使命所系，他清楚每道细节。每年的秋天，他会带他们所有人到镇上，买上好的黑鞋子和黑长袜。他给波西娅买的衣服是黑色的羊毛料，领子和袖口部分是白色的亚麻。男孩子们则是黑色羊毛料的裤子和上等的白色亚麻做的衬衫。他不喜欢他们穿鲜艳劣质的衣服。可是，他们上学后就想穿那样的衣服，黛西说他们为此尴尬，说他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知道家里该如何布置。不能有花里胡哨的东西——俗气的日历、蕾丝边的枕头或者小玩意儿——家里的摆设应该是朴素、深色的，象征着工作与使命。

后来，有天晚上他发现黛西给小波西娅穿了耳洞，好戴耳环。还有一次，他回家时发现壁炉架上有个穿羽毛裙子的丘比娃娃，黛西既温柔又强硬，不肯把它拿走。他还知道，黛西在教孩子们表面温顺。她和他们讲天堂与地狱，还灌输他们鬼神与鬼屋的存在。黛西每个周日去教堂，含着歉意和牧师讲自己的丈夫。出于固执，她去教堂时总是把孩子们也带上，让孩子们聆听布道。

整个黑人种族是病态的，他白天永远忙碌，有时候，忙碌到半夜。漫长的一天过后，他被巨大的疲惫感侵袭，但是，只要他打开屋门，疲惫感就统统消失。可是，他跨进屋里时，威利会用厕纸裹着的梳子吹奏音乐，汉密尔顿和卡尔·马克思在抛掷骰子赌个饭钱，而波西娅和她母亲正在大笑。

他得从头开始，用别的方式。他拿出他们的课本，开始讲课。他们坐着，相互挨得紧紧的，看着他们的母亲。他长篇大论地说，孩子们却拒绝理解。

将他笼罩的是一种黑色的、可怕的黑人的情感。他会坐到办公室去读书和沉思，直到平静下来，再度开始。他将房间的窗帘放下来，留下明亮的灯光、书本和沉思的氛围。有时，平静并不会如期而至。他还年轻，折磨人的情感未能因阅读而消失。

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利和波西娅都害怕他，他们看着母亲——有时候他意识到这点，但他被黑色的情感支配，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他不能停止那些可怕的事，过后，他也完全不能理解。

“这晚餐闻起来不错啊，”波西娅说，“我觉着我们最好现在就吃，因为海伯尔和威利可能随时会来。”

考普兰医生弄了一下眼镜，将椅子拉到桌旁。“你丈夫和威利晚上去哪儿了？”

“他们去玩抛马蹄铁了。雷蒙德·琼斯家的后院有个马蹄铁游戏的场子。这个雷蒙德和他妹妹乐芙·琼斯每天晚上都玩。乐芙长得很丑，我才不介意海伯尔或者威利去他们家，想去就去。不过，他们说了，大概九点四十五分来找我，所以，现在，他们随时可能出现。”

“趁我还记得，”考普兰医生说，“我想你经常收到汉密尔顿和卡尔·马克思的信吧。”

“汉密尔顿会写。他几乎将祖父农场的活全包了。至于巴迪，他在莫比尔——你知道他向来不擅于写字。不过，巴迪对人总那么温柔，我一点儿不担心他。他是那种容易相处的人。”

他们沉默地坐在餐桌前。波西娅不停地看碗柜上的钟，海伯尔和威利该到了。考普兰医生低着头吃。他仿佛拿着很沉的叉子，手指颤抖。他浅尝了几口，每一次吞咽都很艰难。气氛变得紧张，仿佛两个人都想找点话题。

考普兰医生不知道如何开头。有时候，他觉得过去和孩子们说得太多了，而他们理解得又太少，现在变得无话可说了。过了一会儿，他用手帕擦了擦嘴，迟疑地开口。

“你不怎么提自己。和我说说你的工作，最近都在做什么。”

“我当然还在凯利家，”波西娅说，“不过，父亲，我和你说，我不知道还能在那里待多久。工作很累，要花很多时间才做得完。这倒没什么，我介意的是工钱。我觉得一周该有三美元，可是，凯利太太有时少给我一美元或五十美分。当然，她事后会尽快补给我，可这让我手头拮据。”

“这可不对，”考普兰医生说，“你为什么要忍受？”

“不是她的错，她也是没办法，”波西娅说，“那里一半房客不付房租，经营的开销又很大。我和你说实话吧——凯利家几乎是要去告治安官了，他们的日子很艰难。”

“你应该能找到其他工作。”

“我知道。不过，作为白人，凯利一家真是很好的雇主。我从心底喜欢他们。那三个孩子就像我自己的亲人。我觉得巴伯尔和那个小婴儿是我带大的。米可和我虽然经常吵架什么的，但我和她也很亲。”

“可你也要为自己想想啊。”考普兰医生说。

“米可，现在——”波西娅说，“她真是个问题。谁也管不了她。她自大和任性到极点，老是鬼迷心窍。我觉得这个孩子有点怪。她保不准哪天就让人大吃一惊。但那是好的，还是坏的，我可不知道。我搞不懂米可，但我还是很喜欢她。”

“你首先要考虑自己的生存。”

“我说过了，这不是凯利太太的错。经营那么一个巨大的老房子要花很多钱，又有人拖欠租金。只有一个房客给的房租可观，而且准时。那个人住在那儿不久。他是这里的一个聋哑人，我头回那么接近一个聋哑人——不过，他真是个很好的白人。”

“又高又瘦，灰绿色的眼珠？”考普兰医生突然问道，“对每个人都很有礼貌，穿着考究？不像是镇上的人——更像是北方人，或者犹太人？”

“就是他。”波西娅说。

考普兰医生流露出无比的热情。他掰碎烤玉米面包，放入盛了甘蓝汁的盘子里，泡着吃，胃口大开。“我有一个聋哑病人。”他说。

“你怎么会认识辛格先生？”波西娅问。

医生咳了几下，用手帕掩着嘴。“我只是见过他几次。”

“我还是先收拾吧，”波西娅说，“威利和我家海伯尔要到了。不过，这么好用的水槽和水龙头，这点碟子不用两分钟就能洗好。”

白人无声的傲慢是他多年来想遗忘的事。感受到怨恨时，他会思考和学习。在街上，周围都是白人时，他沉默不语，保持着庄重的神情。年轻时，他被叫“小鬼”——现在则是“大叔”。“大叔，快到街角的加油站帮我叫个工人来。”不久前，一个白人坐在车里冲他叫喊。“小鬼，帮我一个忙。”——“大叔，快帮忙啊。”他没理会，继续走路，保持尊严和沉默。

前几天，一个喝醉的白人走向他，拽着他在街上走。他当时带着出诊包，以为有人受伤了。但醉鬼将他拖到一个白人开的餐馆里，柜台边的白人粗暴无礼地对他吼叫。他明白了醉鬼在戏弄他，即使如此，他仍然守着内心的尊严。

但是，他和这个又高又瘦、有着一双绿眼睛的白人之间却发生了与其他白人间从未发生过的事。

数周以前，一个漆黑的雨夜，他刚接生回来，站在雨中的街角。他想点燃一支烟，却连续擦掉几根火柴都不成功。他站在那里，嘴里叼着没点着的烟，却有个白人走近，递过来一根点燃的火柴。漆黑中的火光，让他们相互看清了对方的脸。白人向他微笑，为他点燃嘴里的烟。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以前，从未有过类似的事。

他们一起在街角站了几分钟，后来，白人递给他一张名片。他想和白人交谈，问对方几个问题，却怀疑对方能否明白。白种人的傲慢无礼让他担心友善的举动会丧失尊严。

但这个白人为他点烟，对他微笑，似乎想和他待着。后来，他反复回想此事。

“我有个聋哑病人，”考普兰医生和波西娅说，“一个五岁的男孩。不知道为何，我摆脱不了我要为他的残疾而受到责备的感觉。是我给他接生的，产后做了两次检查，然后，就把他给忘了。他的耳朵渐渐出了问题，他母亲对他耳朵流脓没在意，也没带他来见我。我注意到他的情况时已经太晚了，他当然就听不见了，因此也不会说话。但我仔细观察过他，他如果是个正常孩子，会很聪明。”

“你对孩子总是很有兴趣，”波西娅说，“你对孩子的兴趣远远大于成年人，对吧？”

“在小孩身上有更多的希望，”考普兰医生说，“这个聋哑孩子——我一直在打听，看有没有哪家机构愿意收留他。”

“辛格先生会告诉你的。他真是格外好的白人，没有一点儿自大。”

“我不知道——”考普兰医生说，“有一两回，我想过给他写信，看他有什么信息。”

“我是你的话，我肯定写。你的信写得那么好，我会替你把信转交给辛格先生，”波西娅说，“两三周前，他拿了几件衬衫到厨房来，让我帮他洗。那些衬衫很干净，就算是施洗者圣约翰穿过的，也不过如此。我只需要将它们浸泡在温水里，搓一下领口，然后熨平。不过，那晚，我将五件洗好的衣服送到他房间时，你猜他给了我多少钱？”

“不知道。”

“他像平日那般笑，然后给了我一块钱。就几件衣服，一块钱啊。他的确是个心地善良、使人愉快的白人，我不怕问他任何问题，甚至可以亲自给他写信。父亲，你尽管写吧，如果你真想这么做。”

“我也许会的。”考普兰医生说。

波西娅突然坐直了，梳理她紧致油亮的头发。先是微弱的口琴声，然后越来越响亮。“威利和海伯尔来了，”波西娅说，“我得走了，和他们会合。你保重，有什么需求让人捎个话给我。和你吃晚饭、聊天让我很开心。”

口琴的音乐很清晰了，能听出来是威利正在门前一边等一边吹。

“等一下，”医生说，“我只见过你和你丈夫两次，我们还没有正式接触过。威利呢，上次来看他父亲是三年前的事了。为什么不叫他们进来坐一会儿？”

波西娅站在门口，手指抚弄着头发和耳坠。

“上次威利来这儿，你伤了他感情。你瞧你就是不知道怎么——”

“好吧，”考普兰医生说，“只是个提议。”

“等等，”波西娅说，“我去叫他们。我现在就邀请他们。”

考普兰医生点了一支烟，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的眼镜老是没调对位置，他的手在颤抖。前院传来低语声，接着，沉重的脚步声在门廊响起，波西娅、威利和海伯尔走进了厨房。

“我们来了，”波西娅说，“海伯尔，我想你和我父亲相互间还没正式介绍过，尽管你们相互知道对方。”

考普兰医生和他们俩握手。威利羞怯地后退到墙边，海伯尔走向前，规矩地鞠了一躬。“您的一切我听说过很多了，”他说，“很高兴认识您。”

波西娅和考普兰医生从门厅搬来椅子，四个人围着炉子坐下。他们都没说话，不自在。威利忐忑的目光绕了房子一圈——餐桌上的书、洗碗水槽、墙边的折叠床和他的父亲。海伯尔咧嘴笑着，扯了一下领带。考普兰医生似乎要发言，然而，他润了润嘴唇，依然沉默。

“威利，你的口琴吹得越来越好，”波西娅终于开口，“我看，你和海伯尔肯定偷着喝酒了。”

“夫人，没有，”海伯尔措辞恭敬，“周六以后我们滴酒未沾。我们刚才玩抛马蹄铁玩得高兴呢。”

考普兰医生还是没说话，他们都看着他，等待着。屋里闷热，安静让大伙都紧张。

“洗男孩子的衣服是最费劲的，”波西娅说，“每周六我给他们俩洗白西服，一周熨两次。现在你看看那衣服，当然了，他们也只是下班回家后才穿。只不过穿了两天，就黑得不成样子。昨晚我才熨了裤子，现在一条直线都见不到。”

考普兰医生还是沉默着。他一直看着儿子，威利察觉之后，低头看自己的脚，嘴里咬着粗笨的手指。医生感到太阳穴和手腕的脉搏在怦怦直跳。他咳嗽，拳头放到胸口。他想和儿子说话，却毫无头绪。那熟悉的痛苦又涌了出来，他来不及深思熟虑，将它压下。脉搏在身体里捶击，他心乱如麻。他们都看着他，沉默如此强烈，他得说点什么了。

他的声音高亢，仿佛不是来自他。“威利，我想知道在你小时候，我和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多少呢？”

“我不懂你的意——意思。”威利说。

考普兰医生的话脱口而出。“我的意思是，我把我的一切给了你、汉密尔顿和卡尔·马克思。我把所有的信任和希望都寄托于你们。而我得到的是全然的误解、懒散和冷漠。我颗粒无收，我的一切都被拿走了。我想做的一切——”

“嘘，”波西娅说，“父亲，你答应过，我们不再吵架。这真是要疯了。我们受不了吵架。”

波西娅站了起来，向大门走去。威利和海伯尔快速跟上。考普兰医生走在最后。

他们站在门前的一片黑暗里。考普兰医生想说话，但他的声音仿佛迷失在内心深处。威利、波西娅和海伯尔站在一起。

波西娅一手挽着她的丈夫和兄弟，另一只手伸向考普兰医生。“走之前，让我们和好吧。我忍受不了我们之间这些争吵。我们再也不要吵了。”

沉默中，医生再次和他们每个人握手。“对不起。”他说。

“我没事。”海伯尔礼貌地说。

“我也没事。”威利嘟囔了一句。

波西娅将大家的手抓在一起。“我们只是受不了争吵。”

他们告别，考普兰医生站在黑暗的门廊里，目送他们走到大街上。他们的脚步发出孤独的声音，医生感到既虚弱又疲惫。他们走过一个街区后，威利又开始吹他的口琴。那音乐忧伤又空虚。考普兰医生待在门廊下，直到彻底看不见也听不到他们。

考普兰医生关了屋里的灯，漆黑中，坐在火炉前。内心却难以平静。他努力不去想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和威利。波西娅和他说的每个词在他记忆中重现，更响更坚硬。他猛地站了起来，打开灯。他靠桌子坐下来，桌上放着斯宾诺莎、威廉·莎士比亚和卡尔·马克思的书。他大声地读着斯宾诺莎，那些词语有着丰富而神秘的声音。

他想起他们谈到的那个白人，若他能帮助奥古斯都·本尼迪克特·马迪·路易斯——那个聋哑孩子，那就太好了。即使不是因为这一缘由和问题，单纯写信给这个白人也挺好。考普兰医生的手撑着脑袋，喉咙发出哀吟般奇怪的声音。他想起了那个白人的脸，那个雨夜，昏黄的火柴光下他的微笑——他感到了宁静。

6

仲夏时，辛格的来客比屋里其他人都多。傍晚时他的房间总有人声。在“纽约咖啡馆”吃过晚饭后，他洗了澡，换上一套清爽的衣服，通常不再出门。屋里凉快宜人，他的橱柜里有一个冰柜，里面放了冰啤酒和果汁。他从不慌张忙乱，总在门口迎接客人，面带微笑。

米可喜欢到辛格先生的房间里。他虽然是聋哑人，却明白她说的每句话。和他聊天就像游戏，区别在于它比任何游戏都更有意思。就像在音乐里发现新东西。她会向他谈及自己从不透露的计划。他则让她摆弄那些可爱的象棋小人。有一次，她玩得忘乎所以，衣角被卷进风扇里，他处理的态度如此温柔，让她丝毫不难堪。父亲以外，辛格先生是她认识的人里最好的。

考普兰医生给约翰·辛格写了个关于奥古斯都·本尼迪克特·马迪·路易斯的条子，他收到一封礼貌的回信，请他在方便时过来。医生先到房子的后面，在厨房里和波西娅坐了一会儿。然后，才上楼到白人的房间。这个人丝毫没有那种沉默的傲慢。他们一起喝柠檬汽水，哑巴把他等待的回复写给他。这个人和考普兰医生原来遇见的任何白人都不一样。关于这个白人，他后来思索了很久。之后，因为辛格真诚的邀请，他又一次登门拜访。

杰克·布朗特每周都来。他上楼到辛格房间时，整个楼梯都在抖。通常，他会带来一纸袋啤酒。他愤怒的、响亮的声音经常从房间传出，但是在离开之前，他的声音渐渐缓和。他下楼时，那袋啤酒已不见，他走的时候若有所思，似乎都没在意要去哪里。

有一晚，连比夫·布瑞农也来哑巴的房间了。因为不能离开餐厅太久，他只待了半小时就走了。

辛格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一样。他坐在靠窗的直背椅上，手紧紧插在衣兜里，点头或者微笑告诉来客他听明白了。

晚上如果没有客人，辛格会去看夜场电影。他喜欢坐在后排，看演员在银幕上说话、走动。他在走进影院前从不关心电影的名字，不管放的什么内容，他都看得津津有味。

然后，到了七月的某天，辛格突然离开了，没有预兆。他让房间门开着，在桌子上放了个给凯利太太的信封，里头有四块钱作为上周的房租。他简单少量的随身物品也不见了，房间空了，很干净。他的客人来了，看见空荡荡的房间，离开时既意外又受伤。没有人理解他为何这样子离开。

辛格在关着安东纳帕罗斯的那家疯人院所在的小镇度过了整个夏天的假期。这趟旅行他筹划了几个月，想象了他们重逢后的每个瞬间。他提前两周预订了酒店房间，而火车票，则用信封包好放在口袋里，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就随身带着。

安东纳帕罗斯一点儿没变。辛格到他房间时，他迈着平和缓慢的脚步走过来迎接他的朋友。他甚至比原先更胖，但脸上梦游般的微笑没变。辛格手里抱着几个袋子，胖希腊人首先注意到这个。礼物是一件红色的晨衣、一双柔软的拖鞋和两套带字母图案的睡衣。安东纳帕罗斯仔细检查纸盒里的包装纸，当他发现并没有什么好吃的藏在纸下，就不屑地将礼物丢在床上，再也不管了。

房间很大，光线充沛，并排地放置了几张床。三个老头在一个角落里玩纸牌，根本没注意辛格或安东纳帕罗斯，两个老朋友单独坐在房间的另一头。

辛格觉得两人分别的日子恍惚已多年，有那么多的话想说，他比划手势的速度根本不够用。他的绿眼睛在燃烧，额头的汗珠晶莹透亮。旧日的快乐与狂喜又迅速将他占据，使他喜不自胜。

安东纳帕罗斯漆黑油亮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的朋友，身子不动，双手懒洋洋地摸着裤裆。辛格讲了许多，提到常来看他的访客。他对老朋友说，他们帮他远离了孤独。他告诉安东纳帕罗斯，这些人都很奇怪，而且滔滔不绝——但他喜欢他们来。他飞快地画了杰克·布朗特、米可和考普兰医生的素描。他发现安东纳帕罗斯对此毫无兴趣，便将纸揉成一团，再也不提。当护工进来说探访时间已到时，辛格想说的话还没说到一半。但他带着十分的疲惫与快乐，离开了房间。

只有周四和周日才能探访病人。不能见安东纳帕罗斯的日子里，辛格待在酒店房间里，来回踱步。

他第二次探访和第一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同房的几个老头这回没玩纸牌，而是无精打采地看着他们。

辛格费了不少功夫才获准带安东纳帕罗斯出去几小时。他事先就想好这趟远足的所有细节。他们坐出租车到郊野，四点半时到酒店用餐。安东纳帕罗斯尽情享受了这意外的大餐。他把菜单上一半的菜都点了，狼吞虎咽。吃完以后，他还不愿离开，抓着桌子不放。辛格哄他，出租车司机甚至想动粗。安东纳帕罗斯顽强地坐在那里，他们一旦挨近，他就做下流的手势。最后，辛格从酒店经理那里买了一瓶威士忌才将他诱惑上车。当辛格将没开的酒扔出窗外时，安东纳帕罗斯又生气又失望，哭了起来。他们这趟短暂远足的结局让辛格很难过。

下一次探访也是最后的一次，他两周的假期快结束了。安东纳帕罗斯早已忘了之前的事。他们坐在原来坐的角落里，时间飞快流逝。辛格的手绝望地诉说，他瘦长的脸苍白暗淡。终于，告别时间到了。他抓着老友的胳膊，深邃地看着他，和他们原来因各自上班而分别时的情形一样。安东纳帕罗斯昏沉沉地看着他，身子不动。辛格把手紧紧插回衣兜里，离开了房间。

辛格回到出租公寓之后，米可、杰克·布朗特和考普兰医生很快又来看他。他们每个人都想知道他去了哪里，为什么没事先告知他们。但是，辛格装作不懂他们的问题，他的微笑如同谜语。

一个挨一个，他们轮流到辛格的房间和他一起消磨夜晚。哑巴总是沉思的、平静的。他色泽变幻的眼睛像巫师般严肃。米可·凯利、杰克·布朗特和考普兰医生会过来，在一片静默里说着——他们觉得哑巴能听懂他们想说的一切，甚至，懂得更多。

<1>1厘等于0.001美元，只用作记账货币。

<2>经文翻译皆引自《圣经和合本》简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