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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刘恒武 | 宁波故城佛寺对外文化交流史实考

作者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博士，兼任宁波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宁波市浙东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海丝史和区域考古学。

摘要：我国东南濒海港市宁波，在历史上长期都是东亚佛教文化交流的枢纽。宁波故城城内开元、延庆、天宁等佛寺，由于拥有濒临三江口港区的地利之便，在我国佛教界对外交往的历史过程中发挥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宁波故城佛寺的对外佛教交流，始于晚唐，盛于两宋，延续至明代。与海外佛教界渊源关系较深的故城诸寺，大多集中于城内东南厢，这些寺院虽然建制规模有限，但却成为许多异域僧侣抵华之后踏上巡礼求法之旅的重要起点。

关键词：宁波 故城 佛寺 对外交流

港城宁波及其腹地浙东在我国佛教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因于地处中国大陆海岸线正中的区位优势，宁波在历史上长期都是东亚佛教文化传播的节点。迄今学界已对宁波佛教对外交往的历史脉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然而，关于宁波域内诸佛寺对外交流的史考，研究者主要聚焦于宁波近郊阿育王寺、天童寺等知名寺院，就宁波故城城内诸寺而言，由于史料极为零散，相关考述则十分匮乏。鉴此，本文力图利用中外文献对宁波故城城内佛寺的对外交流史实进行一番梳理。

本文所谓“宁波故城”，是指唐宋宁波罗城城墙故址围合的旧城区域，其范围大致以现在的和义路和永丰路为北限，以东渡路和灵桥路为东限，以长春路和望京路为西限。宁波故城北濒余姚江，东临奉化江，历史上一直是港城宁波的核心空间，而两江汇流处(三江口)附近的城下滨江地带则是舳舻相接的港区。由于地近江滨港区，宁波故城城内寺院自然就成为异域僧侣寄舶登岸之后以及启碇归航之前最为便利的参拜驻锡之所，而且，五代北宋以降，宁波城内开元、延庆以及天宁等佛寺已经成为浙东名刹，佛教文化也已深深浸融于市民社会之中。对于海外巡礼僧徒而言，通江达海的交通条件和崇佛尊经的都市氛围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一、开元寺

开元寺建于唐开元二十八年(740)，会昌五年(845)一度遭到毁废，唐大中初年(约847)复建。开元寺供奉有“不肯去观音”像，“不肯去观音”像的来历与入唐求法日僧惠谔(惠萼)有关，《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十方律院》完整地记述了此事的原委：

先是大中十三年(859)，日本国僧惠谔谒五台山敬礼，至中台精舍，见观音貌像端雅、喜生颜间，乃就恳求愿迎归其国，寺众从之。谔即肩舁至此，以之登舟，而像重不可举率，同行贾客尽力舁之，乃克胜。及过昌国之梅岑山(普陀山)，涛怒风飞，舟人惧甚。谔夜梦一胡僧，谓之曰：“汝但安吾此山，必令便风相送。”谔泣而告众以梦，咸惊异，相与诛茆缚室，敬置其像而去，因呼为不肯去观音。其后，开元僧道载复梦观音欲归此寺，乃创建殿宇迎而奉之。邦人祈祷辄应，亦号瑞应观音。唐长史韦绚尝纪其事。皇朝太平兴国中，重饰旧殿目，曰五台观音院，以其来自五台故也。

由此可知，“不肯去观音”像原为日僧惠谔从五台山请来之观音菩萨宝像，一路肩舁至明州开元寺，打算舶载归国。舟行途中，惠谔因梦将观音像奉置在了普陀山。后来开元寺僧道载又将宝像迎回开元寺，专设殿宇供之。

唐咸通三年(862)，随日本真如法亲王入唐的日僧贤真曾游明州开元寺，后为开元寺铸钟一口。事载都良香作《大唐明州开元寺钟铭一首并序》：

日本国沙门贤真敬造铜钟一口。初，贤真泛海入唐，经过胜地，明州治南得开元寺，可以系意马，可以降心猿，自就一游，留连数月。有云树，有烟花，有楼台，有幡盖，禅器之类亦多备焉。但独阙者楗椎而已，举寺僧徒相共恨之。其中长老语贤真云“尝闻本国好修功德，若究众冶之工，以合双栾之制，从彼扶桑之域，入我伽蓝之门，遍满国土不得不随喜，第二天众不得不惊听。”尔时，贤真唯然许之。归乡之后，便铸此钟，送达彼等，遂本意也。

会昌毁佛之际，中国各地佛教金石文物遭到浩劫。大中之后，开元寺虽然得以重建伽蓝，但独缺一钟，日僧贤真铸钟相赠，不仅解决了开元寺的燃眉之急，也谱写了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后世也将宁波开元寺称为五台开元寺，据《四明谈助》卷二十六《南城诸迹(六上)》记载，五台开元寺“在东南隅采莲桥东”，今莲桥街东段北侧原本延伸着一条名为“五台巷”的南北向小街，开元寺故址很可能就在莲桥街与五台故巷相交的区域。

二、延庆寺

根据《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教院》记载，延庆寺建于后周广顺三年(953)，初曰“报恩院”。大中祥符三年(1010)，改院名延庆。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日本源信大师曾遣弟子寂照携天台宗二十七条问目，向时任延庆寺座主的天台高僧知礼(义通弟子，又称“法智大师”“四明尊者”)求教。《四明尊者教行录》卷一《尊者年谱》载其事曰：

咸平六年癸卯岁，日本国僧寂照等齎本国天台山源信禅师于天台教门致相违问目二十七条，四明(知礼)凭教略答。

上述文中言及的源信二十七条问目及知礼的回答，全部载录于《四明尊者教行录》卷四《答日本国师二十七问》。

仁宗天圣六年(1028)，广智大师继法智主持延庆寺，源信大师又派弟子绍良携金字法华经为贽礼，从广智研习天台教理，修业三年后回国。《佛祖统纪》卷十二《诸师列传·法智法师法嗣》载其事曰：

法师尚贤，四明人，赐号广智，依法智学教观，闻讲净名顿悟性相之旨，历事既久，遂居高第。(仁宗)天圣六年继法智主延庆。道化盛行。雪窦显禅师闻其名。出山来访。标榜煎茶以申贺礼。人传以为盛事。尝晨入忏堂。见一虎伏几前。师直进展尼师坛于背。寂无所睹。日本国师遣绍良等。赍金字法华为贽。请学轮下三年学成。辞还日本大弘斯道。延庆寺旧址比较清楚，位于解放南路与灵桥路交叉口的东北地块，即今宁波市佛教协会所在地。目前，延庆寺故址尚有几轩寺内旧殿存留，而原先环绕于寺南的日湖已经被完全填废。宁波佛协北侧重修之观宗讲寺，其前身即为延庆寺的子院——十六观堂。

三、景福寺

据《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十方律院》所载，景福寺初名“水陆莲花院”，始建于北宋建隆二年(961)，大中祥符三年(1010)赐额“景福”。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日本高僧不可弃俊芿渡宋，留宋12年间曾在景福寺寓留3年，师从如庵法师研习律宗。《泉涌寺不可弃法师传》中有如下记载：

(庆元五年、日本正治元年)遂到雪窦中岩，咨受禅法。......(庆元六年)复往四明，依止景福寺如庵律师。以日兼夜，除睡忍劳，仅跨三年，能读律部，持犯开遮，无不精通。

嘉定四年(1211)俊芿从庆元回国，携回十六罗汉图两套32幅、水墨罗汉图18幅、南山大师道宣像和大智大师元照像各一幅。

此外，日本入宋僧圣一国师圆尔辨圆也曾挂锡于景福寺，《圣一国师年谱》之“嘉祯元年”条有如下记载：

四月，船出平户津，经十寅夕，到宋明州。即理宗端平二年。寓城景福律院，听月公开遮之说。复入天童，见痴绝冲。

关于景福寺的所在位置，可以从文献中进行推定。《宝庆四明志》卷四《桥梁》云：“新桥，景福寺西，距府二里半。”同书卷三《坊巷》又云：“握兰坊，(东南厢与)西南厢交界，新桥东。”《鄞县通志》所收民国二十五年(1936)《鄞县城厢图》中仍有新桥、握兰巷地名，民国宁波地图中的新桥位于今解放南路与县学街交叉口，握兰巷南北向延伸于新桥之东、郡庙(城隍庙)东侧。这一区块正好处在宁波故城东南厢与西南厢交界地带，应当就是宋代新桥、握兰坊所在地，由此推之，宋代景福寺位于今城隍庙附近，目前县学街城隍庙大殿入口西壁嵌有日本学者村上博优所书“景福律寺”石牌。

四、广慧院

由《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禅院》可知，广慧院建于唐咸通十三年(872)，初名慧灯院。北宋开宝八年(975)年重建，太平兴国七年(982)改名为崇寿，政和八年(1118)更名广慧，绍定元年(1228)易额为万寿院。

1168年，日本高僧荣西搭乘商舶至明州，叩访广慧院，在寺中邂逅一位知客(禅刹中负责接待宾客的僧职)，荣西与其通过笔谈探讨禅宗法要，知客的睿智留给荣西很深的印象。

《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禅院》载：广慧院(万寿院)在“子城东南一里”。《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在城禅院》曰：其寺在“东北隅大梁街”。今解放南路北端与开明街之间有一条名曰“大梁街”的旧街，在明州子城东南数百米处，《鄞县通志》所收民国二十五年(1936)《鄞县城厢图》上亦有大梁街，该街西段北侧标有“万寿寺”寺址。今大梁街应当是宋元时期延续下来的旧街，广慧院故址位于今大梁街西段。

另外，在另一入宋日本高僧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卷第八“六月十日条”中提到过明州“广惠禅院”。北宋熙宁六年(1073)六月，成寻一行沿大运河南下经杭州抵明州，在明州曾住宿于广惠禅院。文献具体记载如下：

(六月)十日壬午天晴。至州前，即参府学士，用意最多，即安下广惠禅院。知府送第一硕麺一石、法酒十瓶，从船杂物运取了。以酒三瓶与梢工、兵士等了。通事三瓶取了。沐浴了。

以人物空间活动的逻辑来看，《参天台五台山记》中的“广惠禅院”应指子城东南一里大梁街的广慧院，因为明州城内名曰“广慧”的禅宗寺院别无他所，该寺距离子城只有数百米距离，往来州署十分近便。然而，根据《宝庆四明志》的记载，广慧院在太平兴国七年(982)至政和八年(1118)称为崇寿院，那么，熙宁六年(1073)尚未使用广慧院寺名。究竟广惠禅院别有他指?抑或《宝庆四明志》所记崇寿院更名的年代有误?这一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虽然成寻留宋期间在明州滞留时间很短，但他与明州商人陈咏结缘颇深。从熙宁五年(1072)四月到熙宁六年(1073)六月期间，陈咏作为翻译和斡旋人与成寻几乎形影不离，熙宁六年六月十二日陈咏陪送成寻的另外五位弟子返回日本，而成寻则留宋未归。

五、东寿昌院

东寿昌院建于五代时期，是吴越王为安置从高丽归国的僧子麟所立的寺庙。《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甲乙律院》记曰：

东寿昌院，子城东南一里。唐清泰二年，僧子麟禅师往高丽、日本、百济诸国传持天台教法，高丽国王遣使李仁旭辈送还明州。钱氏因赎徐蕴乡园地，建院以安其众。

今解放南路南段与开明街南段之间存有一条东西向旧巷，名为寿昌巷，由此向东可望见天封塔。查民国《鄞县城厢图》可知，该巷西段北侧民国时期尚有寿昌寺，寿昌寺或为《宝庆四明志》所录“西寿昌院”，东寿昌院故址当在寿昌寺故址之东。

六、吉祥院

关于明州吉祥院，《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禅院》有如下记载：

吉祥院，鄞县东南一里一百步。晋天福五年建，六年以释天院为名，皇朝太平兴国八年改赐今额，嘉定十三年火，重建常住见置。

《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在城禅院》将吉祥院记作“吉祥寺”，并且指出“吉祥寺在东南隅新排桥东”。然而，吉祥故址在宁波故城的具体位置已经难以确定。

日本东北地区平泉(岩手县南部)中尊寺所藏开元寺版《宋版一切经》上，印有“明州城下吉祥院大藏经”字样，这说明经卷来自宋代明州吉祥院。另外，根据戒觉《渡宋记》“元丰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条”记载，元丰五年(1082)九月二十九日，到达明州的日本延历寺僧人戒觉一行，“自府骑马三疋被送，即驾入吉祥院，寄宿僧房。有府供养，每日钱百文云云。”

七、境清兴法寺

根据《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甲乙律院》和《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甲乙兄弟教院》的记载，境清兴法寺位于宁波故城东南隅，建于唐咸通二年(861)，嘉定十三年(1220)遭受火灾，半为民居。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又遇火灾，寺院重建如旧。

入明以后，日本朝贡贸易使团从宁波入境，一般驻于宁波子城之北的安远驿(今中山公园九曲廊附近)和境清寺。嘉靖二年(1523)，日本贡使航抵宁波，寓于境清寺，宋素卿和宗设两使团相争，导致“宁波争贡事件”，境清寺毁于争斗之中。

嘉靖六年(1527)，宁波知府高第在境清寺旧址上建嘉宾馆。之后日本贡使到达宁波，均入驻嘉宾馆。嘉宾馆有东西关坊，东曰“观国之光”，西曰“怀远以德”。日本著名入明僧策彦周良在宁波时即驻留于嘉宾馆。天启年间(1621—1627)，海道洪承畴将嘉宾馆改为西君子营。今药行街南侧有一条东西向延伸的旧街，称为“君子街”，其东端为狮子街，西端为碶闸街，这一片区当为明代境清寺和嘉宾馆故址所在地。目前，今君子街与石板巷交叉口的东南侧立有境清寺故址标志碑，君子街与碶闸街交叉口东北侧立有嘉宾馆故址标志碑。

八、宝云院

宝云院旧号“传教院”，建于北宋开宝元年(968)，太平兴国七年(982)易额为“宝云院”。宝云院是高丽名僧义通大师的传教之地，《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教院》云：

先是有僧义通自三韩来，振誉中国。漕使顾承徽舍宅为义通传道所，乞额宝云，昭其祥也。

关于宝云院(寺)的位置，《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教化十方》云：“宝云寺在西南隅行春坊东。”经宁波文物考古部门调查考证，行春坊位于镇明路与县学街交界处，寺在坊东，应在县学街与柳汀街之间、市第一医院住院部西

九、天宁寺

关于唐宋天宁寺的寺额变更，《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禅院》记载如下：

报恩光孝寺，子城西百步。在唐为国宁寺，大中五年(851)置。皇朝崇宁二年(1103)，诏改崇宁万寿禅寺，遇天宁节，赐紫衣度牒各一道。政和元年(1111)八月七日，敕改天宁万寿。绍兴七年(1137)，改报恩广孝禅寺，是年，又改今额。

元代以降，改寺名称固定为天宁寺。《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在城禅院》记载：“至大二年正月，(天宁寺)火于倭人。”至大二年即公元1309年，是年前来庆元进行贸易的日本舶商发动暴乱，天宁寺遭到烧毁。

另据《日本一鉴》之《穷河话海》卷七“使馆”条记载：

备按国制，日本来贡，初馆使于宁波市舶司。胜国之世，招其来市，馆于庆元天宁寺。驭之无策，寺罹燔炳。

《日本一鉴》的作者郑舜功为明朝人，上文所说的“胜国之世”即指前朝之元代，“寺罹燔炳”所讲的无疑就是1309年天宁寺毁于日本舶商暴动之事。根据这段记载，天宁寺在元代曾被作为安置来航日商的场所。

此外，天宁寺东陵永璵禅师于元至正十一年(1351)赴日，成为日本京都天龙寺住持。《璵东陵日本录》之《天龙寺语录·山门疏》有如下记载：

钦奉圣旨，敦命前住太元明州天宁东陵和尚大禅师住持本寺，海众欢心，合辞劝请，开堂演法。

上文“本寺”即指天龙寺。明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选宁波天宁寺僧仲猷祖阐、南京瓦官寺僧无逸克勤往使日本，宣谕敕旨。临行之际，另一高僧宗泐赋《送祖阐克勤二师使日本》饯别，明太祖作《和宗泐韵》赐二僧，明太祖诗云：

尝闻古帝王，同仁无远迩。蛮貊尽来宾，我今使臣委。仲猷通洪玄，倭夷当往至。于善导凶人，不负西来意。尔僧使远方，毋得多生事。入为佛弟子，出为我朝使。珍重浦泉经，勿失君臣义。此行非瀚海，一去万里地。既辞释迦门，日日宿海涘。艨艟挂飞帆，天风驾万里。平心勿忧惊，自然天使之。休问海茫茫，直是寻相际。诣彼佛放光，倭民大欣喜。行止必端方，毋失经之理。入国有斋时，斋毕还施礼。是法皆平等，语言休彼此。尽善化顽心，了毕才方已。归来为拂尘，见终又见始。

是年五月，祖阐使团由明州出发抵达博多，住留圣福寺长达1年。寓留博多期间，祖阐、克勤明使一行曾登临石城山吞碧楼，众人联赋《寄题吞碧楼》诗五首，其中，祖阐诗曰：

石城高倚翠云端，吞碧层楼宇宙宽。地缩九州连五岛，水通百济极三韩。

华鲸吸尽珊瑚出，金翅分开渤海乾。巨浸由来有源委，晚潮推月上危栏。

翌年六月，祖阐一行到达京都，会见了北朝征夷大将军足利义满。洪武七年(1374)五月，祖阐等人返回中国，明太祖特赐白金、文绮褒奖。

天宁寺寺址在宁波鼓楼(子城南门故址)西侧百余米处。天宁寺西塔保存至今，已经得到维修，塔高约12米，塔身为方形密檐式。1995年2月至4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天宁寺东塔塔基进行了考古发掘。塔基筑于生土之上，打破东汉文化层和两晋文化层，基座之下铺垫石板，其上设有三层夯土，再上则为砖砌回形塔基。塔基附近发现了大量“咸通四年(863)造此砖记”铭文砖。2003年5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天宁寺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现了大量唐宋时代天宁寺的莲纹瓦当、板瓦、筒瓦、鸱吻等建筑构件。总结上述内容，宁波故城寺院的对外佛教交流，始于晚唐，盛于两宋，延续至明代，其交流的对象主要为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的佛教界。上述寺宇之中，宝云院位于旧城西南厢，天宁寺位于旧城西北厢，广慧院位于东北厢，其余诸寺均在旧城东南厢(图1)。就其原因而言，其一，旧城东南厢是城中寺宇最为集中、佛教文化氛围最为浓厚的片区，故而能够吸引海外佛徒徜徉其间、访僧问法;其二，入宋以后，宁波的市舶司建在东城灵桥门内，海运港区也基本上固定于灵桥北至三江口的奉化江西侧岸线，东南厢诸寺地近市舶司和灵桥门，很自然地就成为海外舶商及僧侣参访的首选之地。对于初次来华的海外佛徒而言，宁波城内佛寺是他们了解汉土佛教、窥见中国文化的窗口。虽然这些寺院规模并不庞大，但是其影响却播及海外，在东亚佛教文化传播史上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图 1 与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有关的宁波故城诸寺分布图

【注】文章原载于《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5期。

责编：齐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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