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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异彩纷呈 何以千山共色？

说起来，丝绸之路好像只不过陆海两条长长的路线，极是简洁。但如果将地形图作为背景，却能看出这两条道路实际可划分出多个路段。不同的自然地貌，不同的人文环境，让这一路风光变幻。正因如此，虽然近年来国内丝路主题展览一再举办，但却并未穷尽丝路的美和内涵，仍给后来者留下了创造惊艳的空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千山共色——丝绸之路文明特展”，汇聚七十余件（组）珍贵文物，聚焦于陆上丝路天山廊道一段，试图沿着时光“恳求”自然留下的前世羁绊，窥视那天山脚下来往面孔内心的执着。

通天洞打制石核 旧石器

金饰 公元前1500年

翼兽铜环 战国

行人不断 无问东西

谈起丝绸之路，一般会想到张骞，想到汉武帝。这种联想的底色，来自史料的写作立场。站在汉武帝与西汉朝廷的角度，或许通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一条新发现的战略通道。但对往来于这条道路上的人们来说，它是几代人再三行走的熟悉商道。往日的商旅或有“片言”却难留“只字”，但上千年的反复踏出的足迹，总能在天山脚下这必经之路上留下些什么。

早在4.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已有西方人群走出了一条东来的路，并在新疆的通天洞停留。2016年-2017年，新疆地区和北大的考古工作者在新疆通天洞遗址发现了种类丰富的旧石器遗存。若非专业人士，可能几乎无法辨认展厅中这些旧石器打制石器与普通石头的区别，但这些打制石器却代表着世界文明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勒瓦娄瓦-莫斯特文化。这一支考古学文化原主要分布于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蒙古地区。通天洞的发现，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新疆地区已经是亚欧大陆人群扩散的重要据点。

除旧石器时代之外，通天洞遗址还有铜石并用时代（距今5000-3500年左右）、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堆积，其中铜石并用时代地层发现的炭化小麦暗示了小麦传播通道的存在，而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地层中的陶片则与欧亚草原青铜时代多个文化接近，这些情况印证了4.5万年开始的人群迁徙、扩散与交流，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源远流长。

展览中有一件出土于吐鲁番地区的金器灿烂夺目。这件年代相当于商代早期的金器，以西方流行的捶揲技法打造出草原动物的纹样，将东西衔接的证据引向更晚近的历史。至春秋战国时期，东西文化交融的证物便日趋增多，且来自不同的源头。盘曲的青铜翼兽和玛瑙串饰来自西亚，单膝下跪的青铜武士则形貌希腊——西来、北来的人群一路向东在这里驻足，却不知是否怀着对更远东方的渴望？

玛瑙串饰

营盘男子 东汉中晚期

营盘男子冥衣 东汉中晚期

《精绝古城》的“封面人物”来了

当西汉为解决匈奴问题不得不向西寻求同盟之时，他们发现，原来想象中偏远荒凉之地竟众国林立。当张骞首次在匈奴的围追堵截之下“狼狈”造访西域各地之时，大概想不到自己开启了此后几千年中原地区和西域各地的官方交流。此后，东西交流虽日益频繁，但西域诸国诸地的情况，史料却一向用笔寥寥、着墨不多，时常让人云里雾里。幸而多年来的考古发现，得以让其中的部分精彩重新展现。

虽然考古工作者十分反感把他们的工作与“盗墓”勾连，但很多人对考古最初的兴趣与关注确是从盗墓探险小说《鬼吹灯》生发的。《鬼吹灯》第一部《精绝古城》的“封面人物”，是一位戴面具的男子，看上去十分神秘，这位“封面人物”此次也莅临赛克勒博物馆展厅。《精绝古城》的故事也发生在新疆，但其内容却和它的封面人物交集不多。所以，这位封面男子到底是谁？

通过展品说明可知，小说封面借用的是新疆重要考古发现营盘墓地15号墓的墓主人的形象。营盘在今新疆尉犁县，它距离楼兰古城近200公里，是西域交通线上的枢纽重镇。在那里分布有古城、烽火台、佛寺和大型墓地，遗迹现象十分丰富。其位置大体在文献中提到的“山国”境内。仰赖新疆得天独厚的干燥环境，营盘墓地的大量有机质文物在出土时保存仍相对完好，十分难得。而营盘15号墓则是墓地中保存最好的一座墓葬。正因如此，展柜中的营盘男子，能够较为完整地展示出西域山国人的面貌——或许东汉中晚期的使者们在营盘街头便曾偶遇过这样的人。

盗墓小说之所以“看中”了营盘男子，很可能是因为他“麻木”脸上平静而诡异的神情，适合渲染神秘紧张的气氛。这张“麻木”的脸当然并非男子本尊的真实面孔，而是逝者特有的“美颜滤镜”——麻质面具。这“滤镜”开了三层——面具是用三层麻布糊成的，表面涂白——“美白”效果是必须的，与如今的入殓化妆一样，滤镜之中，“口红”“描眉”也一样都不能少。光亮的额头显然是意欲突出的部分，特别饰以金箔，以增华贵。

人靠衣装，营盘男子一米八的个头，在当代择偶标准中也算得上出众，配上一身红色的罽袍（编者注：“罽”音同“计”）。韦庄有诗曰：“罽袍公子樽前觉，锦帐佳人梦里知。”其中的罽袍公子，实与纨绔子弟同义，都是用华丽的服饰装扮来指代表现公子哥们的富贵。所谓罽，是指皮毛织品，颇为贵重。营盘男子的这件袍子为双面纹羊毛、羊绒织物，纹饰丰富，表面布满对称的人、牛、羊等纹饰，并以无花果树或石榴树相隔。这种对称纹样的排列方式，显现出波斯的风格。但人物纹样所刻画的形象，又呈现出希腊化的影响。除了完整的罽袍本身极为罕见之外，这件罽袍的纹饰本身还蕴含了东欧西亚等广大区域的历史、文化变动和丝路传播的景象，堪称珍贵。

民俗曰，有衣没鞋穷半截。在穿衣打扮上，讲究人儿决不能有始无终。营盘男子的靴，与罽袍和裤子相比，似显朴实，却实为私人订制。毡为里，绢为面，绢上细致地贴着各色金箔——这让这双靴成为了贴金丝织物中时代最早的织物。

作为逝者，营盘男子的装扮中也有适应于另一个世界的特殊物件。比如他胸前绑着的小衣服，便是逝者专用的冥衣。司马光曾经总结过明器的特征为“象平生而小”，其意义在于“象征”，其一大特征在于比生者所用之物“小”。在部分地区部分时代古人的想象里，逝者灵魂的体形比生者要小很多。这件冥衣以绢制成，颇为精巧。绢，实为丝织品的一种——不枉这逝者是丝路上的富贵之人。

营盘男子的靴 东汉中晚期

蓝地猪头纹锦覆面 北朝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新疆之所以被视为展示丝绸之路的绝佳之所，是因为只有在干旱的新疆及其附近地区，留得下早期的纺织品，能让世人才能真正感受到丝绸所承载的文化交流。营盘男子能够带给我们的是各类织物相互配合而成的综合、完整的功能表达，而新疆地区各类遗址中织物出土数量颇多，织物上的纹饰更是绚丽多姿，这为我们透露出众多文化传播的信息。在这些信息中，有一类信息与文献互相印证，透露出丝路交流的重要载体和动力之一，那就是宗教。

展览中有一件蓝地覆面，其纹饰颇有趣味：一串联珠纹中央，是一个龇牙咧嘴的猪头形象，而相邻的两组图像则呈现对称的格局。联珠纹及对称格局均暗示着此猪西来。这一形象的出现，实质正是琐罗亚斯德教东传的结果。琐罗亚斯德教在中国又叫祆教、拜火教，以创始人琐罗亚斯德而得名。实际上，这位创始人的另一个译名借重于尼采的名作，在我国颇为知名，即查拉图斯特拉。祆教在波斯地区兴盛一时，在我国南北朝时期沿丝路传入中国，并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文化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这件覆面的猪头形象，实际正是祆教中战神韦雷斯拉格纳的化身之一。

沿丝路而来的不止祆教。更著名的佛教、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教徒纷纷踏上东来之路，步步为营，传教布道。作为东去的必经之路，新疆由此留下了大量宗教遗物，其中尤为珍贵的是同样得益于新疆特殊环境而保存下来的各类写本和绘画。出土于吐鲁番安乐古城南佛塔的《妙法莲华经》（即《法华经》）写本，是高僧鸠摩罗什所译的重要佛教经典之一。这部经书的年代距《法华经》汉译时间不久，堪称研读这一极富影响力佛教经典的第一手资料。新疆所见的不止汉译佛经，更有各类文字的宗教经典。这些宗教的出土，背后正是诸多宗教人士为文化交流在新疆丝路奔走的努力。而丝路新疆段也正是因有这样的努力，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都异彩纷呈。

粟特文摩尼教写卷

《三国志 吴书 孙权传》写本残卷

西域都护府的“嫌疑人”

新疆形形色色遗物的出土，让人看到异彩汇流的方向是由西向东——太多来自西方的因子似乎要借这廊道涌入东方。面对这洪流般的热情，东方当然并非无动于衷。特别是在汉武帝之后，中原君主对西域地区均异常重视。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这让东西沟通的道路更加安全通畅，而这片多姿多彩的区域也由此抹上了共同的东方底色。

西域都护府对新疆的发展至关重要，不过在考古学诞生之前，人们只知其名，不知其实。民国时期，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西北考察期间，采集到一枚小小的印章。印章上的“李崇之印”四字，让新莽时期的西域都护李崇在研究者的脑海久久徘徊。据后来者对学术史的重新审视，黄文弼先生发现此印的地点所在地应为乌什喀特古城，而这座古城实际上就是李崇在龟兹的驻地乾城。不仅如此，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并重新考察了新疆的多个古城遗址，发现了一干西域都护府的“嫌疑人”。展览中展示了这些古城的航拍照片。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卓尔库特古城是“千山共色”策展人陈凌教授率队考察的城址，其团队在卓尔库特古城最新收获是发现了汉代规制的夯土层，这证明了此城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大规模工程与普通的商品不同，它暗示着中原王朝当时在西域极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从而印证了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当西域都护府巍峨伫立，则一系列具有中原特色遗物的发现显得顺理成章。无论是《三国志》的残本，还是美女屏风画，无论是骨博具，还是生肖鸡俑——汉地的官员、设计师、工匠早已成批进入，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双重冲击，而此时的新疆大地上，应尽是朝霞的色彩。

展览结尾时的影像展示，带人如光如电般，在丝绸之路穿行。自然与人文交错而成的景象，让人心驰神往。从前慢，但驻足尾声的我们却忽然感受到东来西往长途跋涉的古人们的脉搏——古今东西，心中交流的渴望始终共鸣共振，如天山的千峰白雪，在阳光之下，虽各具姿态，但却熠熠同辉。（丁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