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减经营规模、自主创新方式、公众监督——讲解北京市2022年冬季奥运会火把接力赛跑方案，

文章摘自：党史博览，作者：卢振国。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李坚真，1907年1月生，广东省丰顺县小胜乡人。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等职，是中共第八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2年3月30日在广州逝世。她幼时做过童养媳，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丰顺农民暴动和潘田年关暴动。1928年10月，当选为丰顺县革命委员会副委员长。1930年春，到中共闽西特委工作，历任闽西特委妇女部部长，中共长汀县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妇女部部长等职。1934年初，调任苏区中央局妇女部部长，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0月参加了长征。

长征途中，奉命就任“特殊连队”指导员

长征出发时，李坚真随同中央军委第二纵队行动，担任纵队政治部地方工作科（又称民运科）科长，兼任地方工作队队长。地方工作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于沿途做群众工作，宣传和扩大红军，并为纵队机关和直属单位筹集粮食物资，雇用民夫担架，安置伤病人员。这一切的重中之重，当数粮食的筹集和供应。

当时，红军总卫生部对外改称瑞金司令部，贺诚任司令员，辖3000余人和一个步兵营，属军委第二纵队司令部领导和指挥。这3000多人马，是集中了红军医院、卫生学校、药材工厂、担架团、运输团，以及大量的医疗器械和设备用品，所组成的一支“特种部队”。进驻遵义后，贺诚就试图为红军总卫生部所管辖的高级干部休养连物色一名既善于开展群众工作又能够打土豪找粮食的行家里手，来担任休养连政治指导员。休养连女同志居多，随军长征的30名女红军，被编入这个连队的就有24名，其中还有几名将要分娩的孕妇，如能物色一名女同志当指导员，当然是最为理想的人选。贺诚将目光瞄准了李坚真，并找她谈了话。

1935年2月9日，红军在扎西（今威信）地区休整期间，李坚真奉命走马上任，担任休养连政治指导员。

名为“休养连”，实际上既不能休息也无法调养，而是马不停蹄地跟着队伍走，昼夜兼程，随军长征。该连党总支书记董必武，就曾将休养连称为“特殊连队”。

“特殊连队”的特殊性，从连队编制到人员组成，集中表现在各个方面。全连有男女官兵和民夫300多人，编为5个休养班、4个勤务排、1个医务室。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班为老同志班，班长是徐特立，成员有谢觉哉、董必武、成仿吾等人。

第二班为重伤员班，在长征中身负重伤的红军师、团职以上军政干部，大都被收容在该班治疗休养，成员有张宗逊、陈伯钧、李寿轩、钟赤兵、文年生、姚喆等人。

第三班为女同志班，被编入休养连的20多名女红军，除指导员李坚真、秘书吴仲廉（曾日三夫人）两人外，全都收留在女同志班。女同志班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孕妇和病号。孕妇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凯丰（何克全）夫人廖似光、邓发夫人陈慧清、周子昆夫人曾玉等人，病号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罗炳辉夫人杨厚珍、贺诚夫人周越华、李德夫人肖月华等人。第二部分是身强体壮的“政治战士”，她们是王首道夫人王泉媛、毕占云夫人刘彩香、毛泽民夫人钱希均、袁国平夫人邱一涵、戴元怀夫人李桂英、罗明夫人谢小梅，以及邓六金、钟月林、危秀英、吴富莲、谢琼香（谢飞）、蔡纫湘等人。名为“政治战士”，实际上既做政治思想宣传鼓动工作，又帮助护理伤病员，找民夫抬担架，筹集粮食物资，哪里紧急就往哪里去，需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包括挑药箱、抬担架、背伤病员，都在工作范围之内。

第四班为机要人员班，主要是收容负伤和生病的电台机要人员，包括曾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因其身居要害部门，务必防止因伤病掉队、失踪或被俘而泄露军事机密。

第五班为流动班，主要收容领导干部中的病号和轻伤人员，经过短期治疗休养后，即很快返回原单位。该班成员来去比较频繁，很不固定，故名“流动班”。

为保证这5个班的伙食，连部专门设有休养员炊事班，竭尽全力，想方设法为老同志、女同志和伤病员们服务，一日两餐吃饱肚子，不至于断炊挨饿。

休养连的医务人员编入连部医务室（主任孙仪之），有几名内外科医生、司药和10多名看护。药箱和医疗器材，大多由运输排肩挑背扛。紧急情况下，医务人员忙不过来时，女同志班的“政治战士”都可以帮忙当助手。

全连所有人员分别编为4个排，即警卫排、饲养排、担架排、运输排。各排有排长、班长，以加强和实施领导。担架排、运输排除少数红军战士外，大多是沿途雇用的民夫，人数有数十名。

连部成员有连长侯政，指导员李坚真，秘书吴仲廉，文书谢有法（时年十七八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连队建有党的总支部，总支书记为董必武，委员有侯政、李坚真、邓颖超、吴仲廉。总支下设有支部。李坚真兼任连部党支部书记。邓颖超兼任女同志班党支部书记，并负责该班的行政管理工作，可以说是该班的“班头”。

“特殊连队”的两任连长、政治指导员，都是高职务低配备。不同于寻常的干部调配，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长征途中，红军突破湘江时伤亡惨重，部队缩编后干部调动变化很大，红军指挥员大都能上能下，没有二话，服从组织分配，一切行动听指挥。

第一任连长何长工，湖南华容人，原是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入党的老资格。他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历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红八军军长、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就任连长之前，他就是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荣获过二等红星奖章。1934年12月18日，长征到达贵州黎平后，中革军委决定将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下辖3个梯队，何长工调任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才离开休养连，结束了为期两个月的连长任职。

第二任连长侯政，原名侯友成，又名侯静，湖北大冶人。他原是红八军团卫生部部长。红军在黎平整编时，军委撤销了红八军团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其余人员编入红五军团，这样，侯政就被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选中，接替何长工就任干部休养连连长。这位精通医术的卫生部长，的确是“特殊连队”的特殊人选，他既能从事医疗工作又能担任领导工作。

李坚真就任休养连指导员，比起她担任民运科长要苦累多了，也艰难多了。职务小了，但责任更大了。全连20多名女同志，贺诚部长早就打过招呼，要求她照顾好女同志，尤其是几名孕妇的生命安全。

当连长已两个月的侯政，深感这个连长难当，指导员也同样不好当：倘若发生什么问题或造成老同志、女同志的损失减员，连长、指导员都负有重大责任，搞不好也有掉脑袋的危险！

侯政还不无担忧地对李坚真说：“李大姐，我知道你是中央局妇女部长，女同志中的健将！可那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现在情况不同了，每天都在行军作战，前有堵敌，后有追兵，休养连要避免遭受损失，减少损失，还要保证医疗、伙食和住宿，特别要保证老同志和妇女干部的安全，一个也不能丢掉，真难呀！女同志体力毕竟不如男同志，能保证自己行军不掉队，打仗不失散，就很不简单了。”

在一次交谈中，侯政还将周恩来向他交代任务时的谈话内容，一五一十地讲给了李坚真。1986年4月17日，邓颖超在北京中南海住宅会见侯政时，两人共同回忆起长征中的干部休养连。

侯政对周恩来当年向他交代任务时的谈话内容，仍记忆犹新：“当年周副主席给我交代任务，询问了我的经历和职务后，严肃地叮嘱：‘你当这个连长，担子不轻，连里的老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损失一个，我要砍你的脑袋！’”邓大姐笑着说：“太重了，太重了！当时情况很危险，谁能保证一个不牺牲呢？……”

可见，“特殊连队”的特殊人物，每一个人的平安与否，都是事关掉不掉脑袋的头等大事！

救钟赤兵于危难之中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即回师黔北。2月26日，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并于28日第二次占领遵义。战后，休养连随军进驻遵义城。

就在这时，红三军团送来一名重伤员，名叫钟赤兵。他原是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委员，在扎西整编中红三军团两个师缩编为4个团，他是第十二团政委。在攻打娄山关的战斗中，他带领部队冲入敌阵，展开激烈的白刃格斗。激战中，他的左腿被子弹击伤，由于流血过多，被送到休养连时已处于昏迷状态，浑身高烧不退。经医生检查会诊，发现伤口已感染了破伤风，为危险之症。因此，经党总支研究决定，为了抢救他的生命，必须进行截肢手术。当李坚真把这个决定告诉钟赤兵时，钟赤兵听说要锯掉他的一条腿，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吼叫：“你这个指导员，胆敢锯掉我的腿，我就枪毙了你，毙了你！”李坚真耐心地讲了伤情，反复作解释，他才平静一些，不禁又说：“我才21岁，你们锯掉一条腿，我还有什么用？不如给我补一枪，让我革命到底，少受痛苦。”他怕锯掉腿后无法随军行动，如果被寄放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后果将凶多吉少。但是不锯又不成，将危及他的生命。无奈之下，李坚真把情况反映给党总支书记董必武、委员邓颖超，两人又马上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口头指示：腿要锯掉，手术后乘坐担架；保留警卫人员，沿途负责照顾；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寄放在老乡家里，保证把他抬到目的地。董必武、邓颖超传达了这三点指示，并作了一番劝说，钟赤兵这才同意进行截肢手术。

此后，钟赤兵就躺在担架上随军行进，爬雪山过草地，一路吃了不少苦。有一次，行军中跟一股敌人突然遭遇，抬担架的民夫将担架扔下后，四散而逃。危急关头，钟赤兵四下里直喊警卫员。李坚真闻声赶到跟前，急得火燎油煎似的：“钟政委，你怎么还没走？警卫员呢？”他说：“追赶民夫去了！你快把枪给我，我在这里就地掩护，叫同志们撤退……”李坚真见此情景，急忙喊来警卫员，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后卫部队的掩护下，终于摆脱了敌人。

新中国成立后，钟赤兵历任解放军防空军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报务员不能丢

红军四渡赤水后，于1935年3月底南渡乌江，直逼贵阳。4月9日，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由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防线，转向云南方向紧急行进……

行进沿途，敌情十分严重，休养连跟随军委纵队第三梯队，马不停蹄，昼夜兼程。一天中午，部队于行军途中稍事休息，烧水做饭，补充“能源”。电台机要人员趁机架起了天线，摇动马达从事发报联络。突然，有几架敌机飞临上空，一阵狂轰滥炸，电台周围人喊马嘶，一片混乱。休养连隐蔽在半山坡树林子里休息，好在没有遭受损失，平安无事。敌机走后，连长侯政立即整队集合先头出发，指导员李坚真清点完马匹、药箱和挑担物资后，跟在运输排的后面前进。走不多远，过了一条小河，只见第三梯队司令员李维汉站在河边，按行军序列检查和询问各单位人员情况。他当时也不知怎么发现少了两名报务员，不禁询问起来：“怎么搞的，报务员怎么还没有来？”

“报务员在轰炸中受伤了。”路边有人回答。

李维汉听说报务员受伤，急得直跺脚，见李坚真从他身边走过，忍不住大喝一声：“李坚真！你给我过来！”不等李坚真站稳脚步，他也不问个三七二十一，就下达命令：“命令你带上警卫班，返回原地去收容，一定要把受伤的报务员找到，少一个由你负责！”

这件事的确出乎意外。作为休养连指导员，接收伤病员并负责医疗休养，那是她不可推卸的头等重要任务，现在命令她执行收容任务，分明是临时抓公差，乱套了。这本不属于本职工作范围的事，却让李坚真碰上了，她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受命后，她将本连队的殿后收容任务，临时交给运输排长，便带领警卫班循来路返回去寻找报务员。经过一番周折，总算将那两名受伤的报务员找到了，其中一名被炸伤了腿，由警卫班轮流背了回来。当李坚真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向李维汉汇报时，李维汉这才意识到他下达命令的语气有点过分，似乎也不公道。丢失报务员这件事，本来就跟李坚真毫无关系，如若追究责任，怎么也追不着李坚真。

“好同志，看把你累的……”李维汉有点过意不去地安慰了几句。紧接着，他又说：“报务人员事关军事机密，一个也不能丢失，你们找到了背回来就好了，我也就放心了。把那个重伤的报务员，放到休养连保护起来吧。”

李坚真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战争时期，对上级的命令是要坚决服从的，不能计较态度，更不能讨价还价，否则会贻误大事。”

寄放连长之争

1935年4月中旬，红军渡过北盘江，即占领兴仁、兴义地区，这时又分为三路纵队向云南挺进。休养连所在的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由贵州西部山区直奔云南境内的曲靖、龙马、寻甸，一路上急如星火，昼夜行进。谁知，就在云贵高原的连续急行军中，连长侯政的双脚出了问题，面临着被精减寄放的厄运。

长征途中，侯政的一双铁脚板从未出过毛病，但在贵州西部山区的连续行军中，他的双脚被草鞋磨破，当下就走不动了。侯政有匹马，如果骑上走也就平安无事，可他却要坚持行走，把马让给体弱的同志驮行李，结果伤口见水后感染红肿，以至化脓溃烂，痛得难以着地，一步也不能动了。连长的铁脚板“抛锚”了，指导员也难为住了。李坚真只能动员他骑上马走。休养连虽说有个担架排，拥有10多副担架，但不是谁负伤谁有病就可以坐的，也不是连长、指导员一句话就能够坐的，必须经过严格审查正式批准才行。包括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三位老人，他们都有专马可骑，但都没有专用担架。钟赤兵锯掉一条腿，拥有专用担架，乃是经过周恩来批准的。邓颖超、贺子珍几位病号和孕妇也并非每天都躺在担架上被抬着走，她们大多时间也是以马代步，或拄个棍子跟着走。乘坐担架的决定权限，无论是连长还是指导员，都不能有半点特殊的越轨行为。

就在李坚真动员连长骑马时，被派到休养连来进行巡视和监督工作的特派员提出要把连长寄放在老百姓家中。李坚真一听要寄放连长，眼前立刻闪出另外一幕寄放一个红小鬼的情景：那个身负重伤的红小鬼，紧紧抱住她的双腿，匍匐在地不肯松手，宁愿死去也不愿离开红军队伍，那悲痛欲绝的哭喊声无时不在她的耳边回荡，揪心哪！现在，特派员提出要寄放连长，能不叫她伤心吗？

李坚真回忆说：侯政担任连长是上级领导经过慎重考虑而决定的，他当过军团的卫生部长，对医务工作很内行，伤病员在医疗方面出现什么难题，他很快就能设法解决；在医生缺少时，他可以亲自从事外科手术；行军中遇到敌人，他同样能担当指挥员，带领警卫排抵挡一阵。为了休养员的生命安全和生活保障，他不顾个人安危，也不辞劳苦，风里雨里，无怨无悔……如今他的双脚溃烂，就要将他寄放，这太不近情理了。我对这事想不通，就对特派员说：“侯连长为休养连出了不少力，要带好这个连也不容易，我不同意寄掉他！他的脚伤也不是什么大的致命伤，抓紧治疗一下，坚持几天会好的。他虽然不能走路，但可以骑马，让他骑着马走吧！”

特派员接连发出质问：“你能保证他的伤几天就能好吗？他的那匹马能把他驮到底吗？他现在不能走路，连队工作干不了，你能负责吗？”

李坚真的绰号叫“蛮大姐”，她一听这几个“吗”，那股子“蛮劲”顿时冒上来，说：“我不能保证连长的伤哪一天能好，但我可以帮助他，保证他骑马行走。如果他的马死了，我的马还可以给他骑。我的马也死了，我就背着他走！连里的工作一切由我负责，但不能把连长寄掉！”

两人争吵得面红耳赤，态度都很强硬，谁也不服谁。李坚真最后使出一个绝招：“侯连长是贺部长选定的，周副主席也给他谈过话的，不是谁想寄掉就可以寄掉的，你我都无权作出决定，应当请示上级领导！”

李坚真回忆说：“我虽然没有权力决定寄或不寄连长，但可以提出意见，向上级反映情况。于是我便去找蔡畅大姐，她当时在军委纵队部工作，李富春同志当时又是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我把侯政的工作和伤情，以及特派员和我的个人意见，都如实地向蔡大姐作了汇报，请求她向上级反映，不要寄掉侯连长。蔡大姐也了解侯政，当初侯政不愿意到休养连来，还是蔡大姐跟他谈话，说服了他，才到休养连来的。蔡大姐把情况向李富春同志反映后，这才把侯政留在部队，摆脱了被寄掉的厄运。……”

寄放连长之争，终于获得圆满的结局，侯政亦念念不忘此事。

两女结婚，5个孕妇生孩子

“在长征中恋爱结婚，怀孕生孩子，对女同志来说，简直是一种灾难。孩子生下后，又没法带，做母亲的要和自己的孩子生离死别，这种感情上的折磨，无异于一种酷刑。”刘英曾对张闻天如此实话实说。

长征中，刘英下定决心，不到目的地就不结婚。丈夫林蔚1929年英勇就义后，她曾拒绝了不少同志的追求，全身心扑在革命事业上。长征到达陕北后，她才跟张闻天结为终身伴侣，时年已30周岁。

刘英只是30名女红军中的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王泉媛、刘彩香二人，照样在长征中恋爱结婚，同时还有5个孕妇生孩子。

长征中生孩子的5个女同志是：毛泽东夫人贺子珍、邓发夫人陈慧清、凯丰夫人廖似光、曾日三夫人吴仲廉、周子昆夫人曾玉等人。这些女同志在征途中生孩子，都很不容易，也吃尽了苦头。孩子出生后，一个都没有带走，做母亲的还要坚持行军追赶队伍。作为孕妇产妇，当时没有专门固定的骡马担架，大都是临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配。有时找不到担架，或没有空闲牲口，即使刚生下孩子也要坚持行走。由于给养食品缺乏，产妇们也得忍饥受饿，能吃点干粮就很不错了。打土豪获得一些红糖白糖，简直就是喜从天降，留给产妇们冲碗糖水喝喝，就是最好不过的营养补品。长征二万五千里，对每个孕妇产妇来说，都困难重重，步步艰辛，几乎到了难以支撑的地步。

李坚真在回忆录中这样叙说：“当红军进入贵州时，廖似光由于劳累和颠簸，仅怀孕7个月就早产了。产后找不到担架，邓大姐就把担架让给她。廖似光产后还没满月，就帮助我们沿途做群众工作。贺子珍也在贵州（应为川南古蔺白沙乡）生下一个小孩。她产后不久，又被敌机炸伤，她是带着全身的伤痛，以顽强的意志，坚持长征到底的。曾玉是在行军途中，产前阵痛突然发作了，好不容易坚持到宿营地，同志们找来一捆稻草，让她躺在稻草上把孩子生下来。第二天又要行军，连寄放孩子的人家都没找到，就用块布把孩子包了一下，放在空屋的稻草上，留给房子主人回来收养，母亲便由两位女同志扶着，艰难地跟着部队出发了。天下哪有不爱孩子的母亲？女红军也是母亲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她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骨肉在挣扎，在啼哭。那哭声有如尖刀刺着母亲的心，她们只能以坚强的毅力克制自己的感情，默默地忍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抱着对孩子负疚的心情，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继续前进！这就是我们女红军的精神，这就是女红军为革命作出的牺牲！”

筹备粮食，背了个口头警告处分

1935年7月16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各一部占领川西北的毛尔盖，歼敌一个营。在毛尔盖，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8月中旬，左、右两路军分别从集结地出发行动。

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和部分女同志（7名），奉命跟随左路军向阿坝行进。剩下的20名女红军，邓颖超、刘英、蔡畅等人跟随军委纵队机关行动，邓六金、危秀英、刘彩香等人都被调离休养连，到总供给部从事筹粮工作。连长奉命调走了，几个身强力壮的女“政治战士”也调走了，老同志和伤病员却一个未走，尤其是钟赤兵等几个重伤员身体极度虚弱，一步都离不开担架和骡马。这样一来，指导员李坚真肩上的担子就更加沉重了。当时，新调来一位姓毛的连长，很不适应“特殊连队”的管理领导，初来乍到也扒拉不开。

过草地前，休养连同样面临着每人筹集15斤口粮的硬性任务。筹集不到粮食，就无法穿越荒无人烟的水草地。李坚真这样回忆说：

“我们休养连也全都动员起来去割麦（即青稞麦），工作人员、警卫员、饲养员及能走能动的休养员都参加割麦，董老、徐老、谢老三位受尊敬的老同志，都不顾年老体弱，亲自带头去割。但我们连哪里比得上那些战斗连队。行军时我们在后面，等我们到达毛尔盖时，就近的麦地已被先头部队割完了，我们只得到远处的麦地去割。因各单位都去割麦，远处的麦地很快也割完了。我们连的行动比较慢，只割到少量的麦，就没有麦子可割了。我们只好到先头部队割过的麦地里，去拾那掉在地上的麦穗子……”

红军到了毛尔盖，当地藏民逃跑一空，并实行坚壁清野，使红军一无所得。李坚真这个打土豪找粮食的老手，也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感到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休养连在毛尔盖驻扎了20多天，所收割到的一点青稞麦也吃得差不多了，要想筹足过草地的粮食十分困难。8月20日前后，听说右路军就要过草地，全连的粮食仍无着落，李坚真更是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无奈之下，她找到军委纵队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向领导反映休养连无法筹足粮食的实际情况，请求领导上给予帮助和照顾。

蔡树藩时年30岁，湖北汉阳人，原是一位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资格，历任红军师政委、军政委和红九军团政委等高级职务。谁知蔡树藩不但不同情、不帮助李坚真，反而板起面孔把她批评一通，他说：

“休养连要和战斗部队一样，一律按上级命令行事，粮食自己找、自己背！伤病员的粮食，也由你们工作人员代背！”

李坚真说：“首长，休养连和战斗部队不一样，我们的情况特殊，是个特殊连队……”

“什么特殊连队？特殊连队也不能特殊，你们快去找粮食，去背！”蔡树藩的语气很硬，压根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李坚真经受不起这个批评，心里感到很委屈。她这人做事情干工作有股蛮劲，再苦再累也忍受得了，就是受不了一点委屈。连里的伤病员有不少人因伤痛折磨心情烦躁，动不动就向连领导发脾气，甚至破口大骂，她都能够理解、体谅并加以忍受，而对于来自上级领导的粗暴批评，她思来想去就是想不通。李坚真极其伤心地大哭了一场……

想不通的“蛮大姐”，在向董必武讲明情况后，赌气地说：“要求休养连和战斗部队一样，这个指导员我干不了，我情愿去当挑夫，去抬担架！”

“我们共产党员，当干部的，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沉住气，要顶得住表扬，要顶得住批评，也要顶得住困难。现在的粮食是很困难，战斗部队要打仗，首先应该保证部队的需要。我们的粮食困难，自己想办法解决吧！”董必武耐心地进行解释和教育。

思想上尽管不通，但迫在眉睫的筹粮任务，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的。李坚真二话没说，带领警卫员和几个女同志，连夜牵着马，打着火把，外出上山去寻找粮食。那些藏族土司、头人埋藏在山里的粮食，事实上早就被先头部队像梳头一样梳了一遍，哪里还找得到什么粮食，或能吃的食物。

另外，夜间找粮行动带有极大的危险性，那些暗藏在深山老林对红军尚不了解的藏族群众，一发现红军零星人员单独行动，总是打冷枪进行袭击。李坚真也是迫于无奈，而不得不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冒险上山找粮食……

也许不该“蛮大姐”冒此风险，她带人前脚走后，杨立三（时任红军总兵站部部长）就派了一个警卫班，将李坚真一行拦了回来。当时也不知是董必武还是哪个女红军，把李坚真等人冒险寻找粮食的事，及时反映到红军总供给部，杨立三才采取这一果断措施，制止了李坚真的冒险行动。不容分说，杨立三也是一通批评：

“李指导员，别人都喊你蛮大姐，你可真蛮呀！就你们几个女同志，夜里上山找粮食，遇到敌人打冷枪怎么办？埋在山里的粮食，早就没有了，被先头部队找完了，你们冒冒失失到哪里去找？我可以告诉你：休养连过草地的粮食，由总供给部帮助解决，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蛮干！”

“哇”的一声，李坚真忍不住哭了。她身不由己地蹲在地上，双手抱住头，哭得好不伤心，泪水像断线珠子似的滚落在地……

杨立三，这位在井冈山就担任过财政科长、辎重队长、军需处长、总经理处长，长征中担任红军总兵站部部长的红军老后勤，对于红军的粮食供应保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感。杨立三这番语气同样生硬的批评，不但没有使李坚真感到委屈，却像一股强烈的暖流在她的心头涌动，原先的一肚子委屈，顿时也烟消云散。关键时刻，杨立三不只是帮了李坚真的大忙，同时也成为李坚真心目中最为敬重的好兄长。

李坚真因为向董必武说过不干指导员，要去当挑夫的话，军委纵队政治部当时就派一名干部，到休养连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对她进行批评教育。会上，还当众宣布给予口头警告处分。56年后，李坚真回忆说：“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受批评和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