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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羽生逝世十周年

童年时代：看的武侠小说不多

《七剑》海报

不过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看的武侠小说却没有比别的孩子多，甚至可能更少。因为父亲从小就要我念《古文观止》、唐诗宋词；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但却是不喜欢家里的孩子读“无益”的“杂书”，尤其是他认为“荒唐”的武侠小说。“绣像小说”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万花楼》之类是看过的，这些小说，虽然写的是武艺高强的英雄，但只是一般的通俗小说，不是武侠小说。

属于武侠小说的，似乎只偷看过两部，《七剑十三侠》和《荒江女侠》，内容如何，现在都记不得了。还有就是兼有武侠小说性质的公案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等。对《七侠五义》的印象比较深刻，尤其是锦毛鼠白玉堂这个人物。这个人物虽然缺点很多（或许正是这个缘故，他的形象就特别生动），却不失为悲剧英雄（他的收场，是陷入铜网阵，被乱箭射成刺猬一般）。还有，《水浒传》是当然看过的，《水浒传》虽然是“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小说，把它作为武侠小说是不适当的，但其中一个个的英雄豪侠故事，如“林冲雪夜歼仇”“武松打虎”“李逵与众好汉劫法场”“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等，都具有武侠小说的色彩。

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是踏入中学之后才看的，这部小说，我觉得开头两本写得较好，写的大体是正常武功，戏剧性也较浓；后来就越写越糟，神怪气味也越来越重了（我并不排斥神怪，但写神怪也是需要技巧的，不能胡闹），写到笑道人与哭道人斗法之时，已迹近胡闹，我几乎看不下去了。不过，我对书中写的“张汶祥刺马”那段故事，倒是甚为欣赏。这段故事，武功的描写极少，但对于官场的黑暗和人性丑恶却有相当深刻的描写。

少年时代：唐人传奇影响最深

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在我的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深的武侠小说却是唐人传奇。我认为那是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它作为“传记文学”的一支，起源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时期。至于《史记·刺客列传》里的荆轲、聂政，《游侠列传》里的朱家、郭解虽然都是“武侠”一流人物，但这些列传属于“传记”体裁，并非小说写法，所以还不能称为“武侠小说”。我是从初中二年级就开始读唐人传奇的，这些传奇送给同班同学他们都不要看，我却读得津津有味。

唐代的武侠小说都是短篇，如《虬髯客传》《红线传》都不到三千字，在这么短的篇幅中，写故事、写景物、写性格，每一方面都写得很精彩，这确是极不容易的事。《虬髯客传》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不必赘述。这里只举其中写李靖、红拂在旅舍初会虬髯客一段为例，让我们看看作者的艺术手法：

行次灵石旅舍，既设床，炉中烹肉且熟。张氏（红拂）以发长委地，立梳床前。公（李靖）方刷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公怒甚，未决，犹刷马。张氏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令勿怒。急急梳头毕，敛袂前问其姓。卧客答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因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公骤拜之，遂环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计已熟矣。”客曰：“饥。”公出市胡饼，客抽腰间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乱切送驴前食之。

短短一段，写红拂慧眼识英雄，不拘小节；虬髯客豪迈绝伦；而李靖则多少有点世俗之见，直到红拂摇手示意之后，方知来者乃是英雄，三人性格，都是恰如其分。对白精练，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红线传》的主角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另一个节度使田承嗣想吞并潞州，薛嵩惧，红线便自告奋勇替他去探虚实。一个更次，往返七百余里，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取回为信，令得田承嗣赶忙修好。一场战祸，遂得避免。书中写红线往探魏城（田承嗣驻地）之后：

嵩乃返身闭户，背烛危坐。常时饮酒数合，是夕举觞十余不醉。忽闻晓角吟风，一叶坠露，惊而试问，即红线回矣！

寥寥数十字，写了薛嵩的焦急之情，又写了红线的“轻功”妙技，传神之极。

唐人传奇对我的影响很深，我写的《大唐游侠传》《龙凤宝钗缘》……这一组以唐代为背景的武侠小说，就是取材于唐人传奇，把空空儿、精精儿、聂隐娘、虬髯客、红线这些虚构的传奇人物和真实的历史结合，让他们“重出江湖”的。

中学时代，我看的武侠小说也不算多，对近代的武侠小说更是看得少之又少。心理学家说，童年、少年时代欠缺的东西，往往在长大后要求取“补偿”，我在读大学那四年期间，大量的阅读近代武侠小说，或许就是基于这种欲望。另外一个因素，是受到一位老师的影响。

这位老师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关门弟子金应熙，当年岭南大学最年轻的讲师，“四人帮”倒台后任中山大学的历史系主任，现在则是广东历史学会的会长。

陈寅恪是不鄙薄俗文学的，他有《论〈再生缘〉》一书，将这部清代才女陈端生着的弹词小说，拿来与希腊、梵文诸史诗比较 ，对它的传奇性和艺术性都推崇备至。金应熙虽然没有这方面的著述，却也是标准的武侠小说迷。在岭大教书的时候，还珠楼主和白羽的新书一出，他必定买来看，而且借给有同好的他的学生看。我不但向他借书，还经常和他谈论武侠小说，谈到废寝忘餐。

不过，或许是受金师的影响吧，我读的近代武侠小说，也是有点偏好的，白羽、还珠的作品我是必读，其他作家的就只是选读了。白羽是写实派，对人情世故，写得尤其透彻；还珠楼主是浪漫派，其想象力之丰富，时至今日，恐怕还是无人能与之比肩。他们走的路子不同，我对他们的作品则是同样喜爱。

志愿在于学术研究

尽管我在大学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我的志愿还是在于学术研究的，做梦也想不到我这一生竟然会跟武侠小说结下不解之缘！

武侠故事每多“奇缘”，偶然性的因素，往往影响人的一生，我的“故事”虽然说不上“奇”，但确实是因偶然的因缘才写上武侠小说的。一位与我相识多年的诗人朋友，曾这样感慨地说：“假如当年没有吴陈比武之事，假如不是当年某报主编忽发奇想，拉他‘助阵’的话，这位现代书生如何会轻功了得，‘登萍渡水’、闯入‘武林’？但‘下山’（《七剑下天山》）之后，如此良久地浪荡江湖，连他本人也是始料不及的吧？”

“当年”是一九五四年（舒文误记为一九五二年）。“某报主编”是香港《新晚报》当时的总编辑罗孚。“吴陈比武事件”发生于香港，比武的地点则在澳门。这是两派掌门人之争，太极派的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的掌门人陈克夫先是在报纸上笔战，笔战难分胜负，于是索性签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状，相约到澳门比武。擂台设在澳门，这是出于香港禁止打擂台而澳门不禁之故。五十年代初期的港澳社会还是比较“静态”的，有这样刺激性的新闻发生，引起的轰动自是可想而知。以那天的《新晚报》的新闻为例，大标题是：“两拳师四点钟交锋；香港客五千人观战。”小标题是：“高庆坊快活楼茶店酒馆生意好；热闹景象如看会景年来甚少见。”“高庆坊”和“快活楼”是澳门的赌场之名，由于有擂台比武，间接令得澳门的赌场也大发横财，观战的已有五千人，谈论的就更多了。

第一篇武侠小说

这一天是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过了三天，我的第一篇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就在《新晚报》开始连载了。罗孚后来回忆这一事件说：“这一场比武虽然在澳门进行，却轰动了香港，尽管只不过打了几分钟，就以太极拳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街谈巷议却延续了许多日子。这一打，也就打出了从五十年代开风气，直到八十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新晚报》在比武的第二天，就预告要刊登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第三天，《龙虎斗京华》就开始连载了。梁羽生真行，平时口沫横飞而谈武侠小说，这时就应报纸负责人灵机一动的要求起而行了，只酝酿一天就奋笔纸上行走。”

说“真行”，这是给我脸上贴金，其实我毫无把握，对技击我固然一窍不通，写小说也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呢。所以初时我一直在推，被罗孚“说服”之后，也还要求多考虑几天，但第二天预告就见了报，我也就只好“只酝酿一天”，就如北方俗话说的“赶鸭子上架”了。

由于第一天见报的小说还没有想好具体的情节，有的只是模糊的故事架构，于是我先来段“楔子”，说些“闲话”，以一首词作“开篇”，调寄《踏莎行》：

弱水萍飘，莲台叶聚，卅年心事凭谁诉？剑光刀影烛摇红，禅心未许沾泥絮。 绛草凝珠，昙花隔雾，江湖儿女缘多误。前尘回首不胜情，龙争虎斗京华暮。

“临时任务”欲罢不能写《龙虎斗京华》时，我本以为这是“趁热闹”的“临时任务”，最多写一年半载，就不会再写了，没想到欲罢不能，这一写就是三十年。“卅年心事凭谁诉”倒似是“封刀”时的作者自咏了。

好，那就诉一诉三十年来的甘苦吧。

武侠小说一向被排斥于“正统文艺”之外，“难登大雅之堂”。八十年代之前的大陆，更是将武侠小说列为“禁区”。我写武侠小说之后，甚至有朋友带着惋惜的口吻和我说：“唉，你怎么写起武侠小说来呢？”在这里且撇开“好”“坏”的问题不谈，因为文学意义上的好坏，是另一回事。且谈一谈“难”“易”的问题吧。其实，写武侠小说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如果认真去写，恐怕要比写“正统”的“文艺小说”更难。写以现代人为主角的文艺小说，不一定需要懂得中国的历史，写武侠小说就不行。

记得我一开首写武侠小说，就碰上一个难题，闹出“笑话”。武侠小说虽然应该以“侠”为主，“武”也是不可少的。我只学过三个月的太极拳，对古代兵器的知识更等于零。“武”这方面的知识，实在不够应付。《龙虎斗京华》有一处地方写到判官笔，我根本没见过判官笔，怎么写？只好参考前辈名家的写法，“稍作夸张”，哪知一刊出来，就给行家指出：“照你这样说的来使判官笔，非但根本刺不着对方的穴道，反而会弄伤自己”！

涉猎古代兵器知识

碰了这个钉子，我开始涉猎一点古代兵器的知识了。不涉猎还好，一涉猎，更有几乎难以下笔之感。

古代兵器，名目繁多，岂止“十八般武艺”。只拿武侠小说中侠士最常用的剑为例吧，剑有单剑、双剑（俗称鸳鸯剑）、长剑、短剑之分，使用方法因其形式不同而有分别。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所铸的剑也有其不同的特点。远自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铸剑艺术已是盛开的奇葩了。

《七剑》中的寺一郎，同时使用三把剑作为武器

倘若要得到更多一些有关剑的知识的话，那还要博览历代的“论剑”之书 ，那些书除了论剑质之外，还旁及剑上的铭文、装饰、花纹等。例如战国名剑刃上的“糙体天然花纹”，就是极有艺术价值的，即《越绝书》所谓“捽如芙蓉始出，烂如列星之行，浑浑如水之溢于塘，严严如琐石，观其才，焕焕如冰释”是也。

举一可以例百，对中国古代兵器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了，近代学者周纬著的《中国兵器史稿》就用了整整三十年工夫，和我写武侠小说的时间一样长久。试想如果要按照各种古代兵器的不同特点“如实”描写，一招一式都有根有据的话，会得到什么效果？只怕未得专家的称赞，就先被读者讨厌了。我这样说并非不必讲求专门知识，只是要用在适当的地方。小说的创作和学术著作毕竟不同，无须那么“言必有据”。否则，就变成教科书了。当然，这也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回头再说我对这个难题的解决方法吧，写实既不可能，我只好“自创新招”，改为“写意”了。

由于我完全不懂技击，所谓着重写意的“自创新招”，只能从古人的诗词中去找灵感，例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诗，我就把它当做“剑法”中的招数，前一句形容单手剑向上方直刺的剑势，后一句形容剑圈运转时的剑势。又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有这么几句：“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虽然“剑器”非剑 ，但我也从其中找到灵感，引用为描写“剑意”的形容词，不辞通人之诮了。

由“写实”转为“浪漫”

我和金庸的小说在海外被称为“新派武侠小说” ，对我而言，这个“新”是在“旧”的基础上逐步摸索出来的。我的第一部小说《龙虎斗京华》虽然颇受读者欢迎，我自己却很不满意，那只能算是“急就章”的、不成熟的作品。五十年代，大陆文艺的主流是写实主义，我在“左报”工作，自是不能不受影响，于是决定走白羽的路子，但写下去就渐渐发觉实在是不适合我走。“写实”来自生活的体验，白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做过苦力、小贩、校对、编辑 ，故其写世态人情，特别透彻。我却是出身于所谓读书人家，一出校门，就入报馆，写一两部或者还勉强可以“藏拙”（其实也藏不了），再写下去，就难以为继了。既然还受到读者的欢迎，报馆非要我写下去不可。“欲罢不能”，只好改弦易辙，由“写实”而转为“浪漫”，从“白羽的路子”转为“还珠的路子”。不过，还珠楼主那种奇诡绝伦、天马行空的幻想能力，也是要学也学不来的，因此我小说中如果有些“浪漫色彩”，主要倒不是来自还珠，而是来自西方的古典文学名著。

偏爱历史和诗词

当然，如果说我早期的武侠小说毫无特色，那也是“故作谦虚”的，《龙虎斗京华》以义和团事件作为背景，触及的是“真实的历史”，我是试图以“新”的观点来解释历史的。这部小说引起的议论很多，说明还有人注意。现在看来，这部小说是有失偏颇的，虽然我也谈到了义和团的缺点，但是受到当时大陆“史论”的影响，毕竟是正面的评价较多，后来我多读了一些义和团的史料，就感到它的不足之处了。另一方面，是有关诗词的运用，似乎也还受到读者的喜爱。我想不管怎样，既然这两者，历史和诗词，是我的“偏嗜”，那就让它保留下去吧。我就是这样，逐渐走出“自己的路子”。现在看来，这条路子似乎也是走得对的，历史方面就有评论家认为：“梁羽生作品特具的浪漫风格，形成与正统历史发展相平行的草野侠义系谱，从这个草野侠义系谱回看权力纠结的正统王朝，甚至构成了对中国历史的一种诠释和反讽。” 诗词方面，也有人指出：“梁羽生虽然以新派武侠小说而知名，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诗词创作上的素养，却更值得注意。”

运用西方小说技巧

我的第三部小说是一九五五年在《大公报》连载的《七剑下天山》，这部小说是受到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影响的。牛虻是一个神父的私生子，后来成为革命党人，父子在狱中相会一节，非常感人。我把牛虻“一分为二”，男主角凌未风是个反清志士，有类似他的政治身份。女主角易兰珠是王妃的私生女，有类似他的身世。不过在中世纪的欧洲，教权是可以和王权分庭抗礼甚至高于王权的，清代的王妃则必须服从皇帝。但“戏剧性的冲突”就不如原作了。《七剑》之后的一些作品，则是在某些主角上取其精神面貌与西方小说人物的相似，而不是作故事的模拟。如《白发魔女传》主角玉罗刹，身上有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上流社会的虚伪，敢于和它公开冲突的影子；《云海玉弓缘》男主角金世遗，身上有约翰·克里斯多夫宁可与社会闹翻也要维持精神自由的影子；女主角厉胜男，身上有卡门不顾个人恩怨、要求个人自由的影子。

从《七剑下天山》开始，我也尝试运用一些西方小说的技巧，如用小说人物的眼睛替代作者的眼睛，变“全知观点”为“叙事观点”。其实在《红楼梦》中亦早已有这种写法了，如刘姥姥入大观园是刘姥姥眼中所见的大观园，贾宝玉的房间被她当成小姐的香闺，林黛玉的房间反被她当成公子的书房，而不是由曹雪芹去替她介绍。不过，在旧武侠小说中还是习惯于由作者去定忠奸、辨真伪的；故事的进行用时空交错手法；心理学的运用，如《七剑下天山》中傅青主为桂仲明解梦，《云海玉弓缘》中金世遗最后才发现自己爱的是厉胜男，都是根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在西方小说技巧的运用上，我是不及后来者的，但在当时来说，似还有点“新意”。

历史方面，我采用“半真半假”手法，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是必须真实的，次要人物和情节就可能是虚构的了。《萍踪侠影录》基本根据正史，《白发魔女传》则采用稗官野史较多。《萍踪侠影录》曾被改编成京剧，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北京演出。这是大陆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个改编自武侠小说的京剧。小说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作背景，我写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于谦。于谦在明英宗朱祁镇被入侵的外敌俘虏之后，明知会有不测之祸，毅然不顾，另立新君，他非但挽救了国家的危亡，而且在击败外敌之后，力主迎接旧帝回来。后来朱祁镇回朝，发动政变，夺回宝座，果然就下旨把他杀掉。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悲剧”，堪与岳飞的“风波亭”冤狱相比。我是含着眼泪写于谦之死的。

但写真实的历史人物，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作背景的小说，有时也会给作者招来莫名其妙的烦恼。我的《女帝奇英传》写了另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我之写她，是因为她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我写她建立特务制度的过错、罪恶，但也不抹杀她善于用人的政治才能。观点和历史背景的分析主要根据陈寅恪的两部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和《唐代政治史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里一开首就引《朱子语类》一一六“历代类三”云：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陈氏论述此条云：“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实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陈氏从种族及文化立论，看问题是要比只知简单地写武则天为“淫妇”深入得多的。

不过，虽以“女帝”作书名，故事的主线却并非放在武则天身上。这部小说曾先后在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的报纸连载。台湾报纸连载时对它的内容曾作简介，指出：“背景是唐代女帝武则天的瑰奇浪漫事迹，但情节却环绕在两对江湖儿女永难消泯的恩怨情仇之上。……梁羽生为本书主角设下的难题，事实上也是那个时代诸多历史恩怨的爆发。” 我认为这个“简介”是很恰当的。

迟来的解禁 意想不到的欣悦

大陆的报纸则是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刊登的，虽然迟了二十多年，在大陆却是“最早”。一九四九年后，武侠小说在大陆已属“禁区”，连提也没有人提，好像武侠小说从未存在过一般。大陆也是先在“小报”刊登，然后才是大报。“小报”是作为《花城》和《广州文艺》增刊的《南风》，一九八一年二月开始连载；销数在大陆数一数二的报纸，足以称为大报的《羊城晚报》，则是迟至一九八四年十月才开始连载我的《七剑下天山》，但在当时也还是最早刊登武侠小说的“官方大报”。在刊载过程中，曾经受到很多人反对。同年十二月，北京邀请我参加“全国第四届作协代表大会”，会上，在我所属的那个小组中也有讨论武侠小说，至少武侠小说的“禁区”虽然尚未明文开放，亦算得是官方默许的开放了。大陆也因而掀起一股武侠小说的高潮。有朋友对我说：“这回武侠小说总算是登上大雅之堂了。”不错，这个“堂”虽然不是某个“大雅君子”的私人之堂，但却是集中了全国著名作家的会堂，足够分量称为“大雅之堂”。

电视剧版《七剑下天山》

武侠小说在台湾是从未受过歧视的，但对我的小说“解禁”则是一九八七年年底的事。虽然是迟来的解禁，却令我有最为意想不到的欣悦。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台北的文学、戏剧界开了一个“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研讨会。“以梁羽生作品集为例”说明问题。研讨会的重要论点之一是“解禁可望弥补文化断层”，与会者《联合报》副刊主编哑弦认为：“由梁羽生作品集的问世，可见已到了‘武侠小说研究学术化’的时候，并且由专人研究撰写武侠小说发展史。”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台湾《中央日报》首先连载我的《还剑奇情录》，由台静农先生题字。台老是台大前中文系主任，著名书法家，鲁迅的门生，那时已八十多岁了。他是我心仪已久的文学前辈，在报上得见他为我的小说题字，实有意外之喜。继《中央日报》之后，台湾的民营大报《联合报》刊载我的《塞外奇侠传》；另一民营大报《中国时报》从八月开始，也在连载我的《武林天骄》。

同年七月下旬，我首次访问台湾，参加《中央日报》副刊主办的“武侠小说算不算文学”座谈会，参加者有“中央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孙同勋、台大外文系教授林耀福、武侠小说专家叶洪生、小说家黄凡、散文家陈晓林等多位学者，结论是“一致赞成应归属于文学领域”。

以文会友 何止人生乐事

得见武侠小说的地位提高是第一个“甘”，第二个“甘”则是属于作者的“所得”了。古人云“以文会友”是一种乐趣，我也曾写过其他类型的“文”，发现还是武侠小说最能结交朋友。

武侠小说的读者是最热情的，他们对小说的投入，甚至超过作者。我写《萍踪侠影录》时，接过几位女读者的来信，认为女主角云蕾并非特别出色。“不服气”张丹枫何以对她情有独钟。写《女帝奇英传》写到李逸之死时，也有读者来函认为不该悲剧收场，“贡献”几个可以令他“起死回生”的办法。

热情的读者不一定可以成为持久的朋友，我当然还有因武侠小说之“缘”而成为老朋友的人。新加坡的一位副刊编者与我相交二十多年，当真可说得是肝胆相照，一九八七年他过香港，我与他谈古论今，一时之间，颇有纳兰容若赠顾梁汾词中所说的“有酒唯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尽英雄泪”之感。

因武侠小说之缘而结识的新朋友，也往往是一见如故，那次在台北，我和许多新朋友谈得都是十分投机。其中有对武侠小说的知识非常广博的学人，谈起武侠小说，只有我向他请教的份儿；也有对我的小说比我还更为熟悉的作家，对我的小说评论之中肯，令我为之心折。

除了益友，还有良师。华罗庚教授虽然是老一辈的学者，思想却极“新锐”，他对武侠小说的观感，对我甚有启发作用。有趣的是，谈起武侠小说时，他似乎童心犹在，他的腿不太灵活，有一次谈得兴起时，曾伸拳比画几招。可惜一九八五年六月，在日本作学术演讲时，不幸突发心脏病逝世，有如士兵之死在前线。已故老词人刘伯端最讲究格律，对我小说中的词，往往可以整首念出来，在谬赞之余，也直率地指出我某一首词的某一个字不协音律。清史专家汪孝博（杅庵）则在武侠之外，对我的“联话”写作帮助更大。

第三个“甘”则是更加“自我”，说出来只怕给人骂我只知“独善其身”了。除了还会写点东西之外，别无谋生本领。“所幸”的是，武侠小说的“市场价值”的确要比“严肃文学”高一些，所以还可养家活口，不至于像古代文人那样潦倒终生。

多年前我曾在一篇题为《著书半为稻粱谋》的短文中，借龚自珍的一首诗答友人：

少小无端爱令名，也无学术误苍生。白云一笑懒如此，忽遇天风吹便行。

我写武侠小说，纯属偶然的因缘，故曰“忽遇”也。

写武侠小说是需要丰富的幻想力的，我认为过了五十岁，已是不适宜于写武侠小说的年龄了。一九八一年，我已经五十六岁，只因朋友知我有“封刀”之意，集了龚诗两句给我：“且莫空山听雨去，江湖侠骨恐无多。”为酬雅意，拖迟两年，恰好凑满“三十”之数，虽然实际的时间是二十九年零八个月，但计年的习惯是取其约数，所以也可自称是写武侠小说三十年了。

无钱购买“金盆”去“洗手”，余资倒还可以在澳洲悉尼的郊区买一层楼。悉尼雨量甚少，附近亦无空山，所以只好海上看云。看云的情调似也不差于听雨，人到晚年，理应退休，想白云也不会笑我“懒如此”了。

《笔花六照》，作者：梁羽生，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

本文由出版社授权刊发。编辑：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