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开封总计汇报143例诊断病案 号召16万在外面打工者就地过春节，

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拍花术”是一种利用特制迷魂药和语言催眠,使人精神麻醉、不能自控,从而听从施术人摆布的法术。“拍花”确有其事，是利用气体致幻剂进行的犯罪活动，在刑法上属于麻醉剂抢劫罪。受害者吸入致幻剂后会产生幻觉，失去自制力，听命于人。

1948年12月下旬，解放才两个月的中原名城开封，在短短七十二小时内发生了七起“拍花案”，受害者皆系我军政人员，分别被抢劫武器、钱财和机要文件……

一、看戏看没了佩枪

1948年12月21日，开封古城北风呼啸，滴水成冰。晚上8时许，位于第二区(今鼓楼区及龙亭区部分)的追靖饭庄发生了一起小小的治安纠纷：在该店请客户吃饭的五福布店老板金庆鼎与两名也在该店喝酒的食客顾某、刘某为琐事发生争吵，顾、刘动手对金老板实施拳脚攻击。金庆鼎在抵挡中打伤了其中一人，当时对方未发现已经骨折，经饭庄方面劝解离去了。

受伤的食客顾某回家后发现挨打的那条胳膊无法动弹且出现肿胀，于是便去医院检查，被告知小臂桡骨骨折，于是便叫上同伴刘某向开封特别市人民民主政府公安局第二区分局报案。分局受理了该案，按照顾某、刘某提供的线索，连夜派员前往已经结束营业的追靖饭庄向老板查问肇事者的情况。五福布店是将追靖饭庄作为长期固定的接待客户的饭店的，饭庄老板跟金老板当然熟识，当下也不敢隐瞒，就说出了金庆鼎的住址。

这样，分局就派了值班警员前往五福布店将金庆鼎从热被窝里叫起来，当场扣上手铐，拉了就走。

当时，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桩普通的治安案件，接下来竟然会引发七桩神秘奇幻的刑事案件!

第一起案件发生于12月23日晚上。当晚，奉命前来开封出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的三名军官前往第二区的吉祥戏院观看豫剧《打金枝》。幕间休息时，其中两位军官意欲前往休息室抽支烟，当他们起身招呼旁边那位同伴傅参谋时，发现他竟然歪着脑袋睡着了。这就有些奇怪了，因为这位傅参谋是河南人，是他极力向两位同伴鼓吹豫剧怎么怎么好看，《打金枝》是如何如何一出名剧，这才把另二位不是河南籍的同伴鼓动得决定掏钱看戏的。可是，现在傅参谋他自己怎么看着戏反倒睡着了呢？

傅参谋被同伴连摇带唤地弄醒后，竟然一脸迷糊样，睁着眼睛茫然四望，却连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另外两个军官见状便觉反常，其中一位心里一动，定睛看傅参谋腰间的佩枪，枪套里已是空空如也!

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丢失佩枪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傅参谋一下子被吓得清醒了些，弄清自己此刻在戏园子里，记起自己是邀请战友来看《打金枝》的，不知怎么的佩枪竟然不翼而飞了。他这下意识到糟糕了，马失前蹄重新跌坐下去。这时，另外两位军官已经作出了反应，一个奔向门口让封门不准进出，另一个去了后台，命令戏院老板让人把守后门，严禁任何人出进，然后就在老板办公室里给开封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打电话报告情况。

市军管会公安部当即指令开封市公安局第二区分局出警。数名警员赶来戏院的途中，遇到驻军的一支街头巡逻队，因考虑到警力有限而戏院里接受调查的对象很多，就向巡逻队提出要求请军方协助。这样，来到戏院执行任务的就有十一名军警人员了。

办案警员问了问情况，听一直没有离开过戏院大门口的那两个检票员说在中场休息前曾有人退场，就意识到这事儿麻烦了，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中途退场的主儿作的案。果然，在对全场大约五百名观众逐一进行搜查后，没有发现失窃的手枪。接着，又搜查了整个戏院凡是可能藏枪的各个角落，也没有收获。

这样，这件事就应该认真对待，正式立案侦查了。不过，开封当时的警力有限。军管会公安部和开封特别市民主政府公安局听上去是两个部门，其实是一套班子，就是那么些人在对付着大量的政治、刑事案件，其中不少是凶杀、纵火、抢劫、绑架等大案，警察个个都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对于眼前这样一起失窃手枪的案子，第二区分局就指派了一名年轻警察小郭负责侦查。

二十二岁的小郭是江苏盐城人，十七岁参加新四军，当了两年警卫员，第三年调到保卫部，半年后在解放区地方政府公安局工作，开封第二次解放(1948年10月)后被抽调过来安排到了公安局工作。小伙子工作积极性蛮高的，又是中共党员，本来像他这种资格已经可以提拔当个组长之类了，但是小伙子犯过一次错误——丢失过一笔款子，所以只好原地踏步当一名普通警员。

12月24日上午，小郭受命后，先去了位于第一区当铺胡同的军人招待所跟手枪失主傅参谋及另外两个军官见了面，要求了解昨晚手枪被窃的详细情况。那两个军官除了说是由傅参谋提议前往看戏之外，其他就说不上来了。失主傅参谋谈了以下情况：三人中，他是坐在靠右的那个座位上的，当他们落座时，他右侧的那个座位是空着的，五六分钟后，灯光熄灭了，《打金枝》开始上演。大约过了三四分钟，他旁边座位的那个观众悄悄落座了。傅参谋没有留意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只顾欣赏他所钟爱的豫剧。后来，也不知是怎么的，他就莫名其妙地失去了知觉，直到被两个同伴连摇带唤地弄醒过来还是觉得迷迷糊糊的。手枪肯定是在他昏睡过去之后被窃的。

那么，当你醒来时，右边那个观众还在不在呢？

这个……等我被他们唤醒时，前前后后基本上都没有人了，幕间休息，人家不是去抽烟，就是上厕所了嘛。

小郭暗忖：看来那个窃枪的家伙就是坐在傅参谋右侧的那位了，他是迟到进场的，我去戏院问下检票的，他们大概会记得那主儿是怎么一副模样吧。于是就去戏院，老板听了来意，马上唤来昨晚守门的那两个检票员。可是，检票员说昨晚在开场后几分钟里迟到进场的观众有三四个，不是女人就是半大不小的孩子，并没有爷们儿呀。爷们儿迟到的也有，但那是一刻钟以后的事了，有两拨人，都是喝得酒气冲天地进场的，其中有一个还叼了支烟，被劝熄了才放进场的。

小郭寻思这下看来没辙了，再往下应该往哪里去调查呢？他把上述笔录递给检票员看时，戏院老板过来唤他去接听电话。

电话是二分局刑侦队小郭的组长王守义打来的，小郭以为对方是来询问调查情况的，叫了声“老王”正要开口说查了两处都没辙，老王已经发话了，说小郭你回分局吧，没你的事儿了。小郭以为另有任务要派下来，寻思这个窃枪案总得有人接手吧，于是就说稍等一下就回来，我得把笔录让人家签了字拿回来交给接手的人呀。老王却在电话那头笑了，说还接什么手，那支枪已经在我这里了。

手枪的失而复得说来极其简单，就是那么一眨眼的工夫：十分钟前，一辆两轮摩托车从分局门前疾驰而过，骑车人身穿黑色棉袍，扣着一顶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厚毡帽，在摩托车驶过分局大门的一瞬间，扬手冲门前的木岗亭扔过一个小包裹，沉甸甸地落在岗亭门口。站岗的警察捡起来，打开包在外面的几层旧布，一看，是一支手枪。

刑侦队查了昨晚出警的记录，这支手枪的枪型、枪号跟昨晚失主傅参谋报案时说的完全一样，于是断定就是被窃的那支手枪。抽出梭子检查，里面的子弹一颗没少。

小郭回去后，和组长老王等人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窃枪者很有可能是新来开封混世界的家伙，不知好歹冲解放军军官下了手。估计当时戏院里还有开封本土的扒手之类，得知消息后回去向老大之类的头儿报告了，头儿认为此举属于“太岁头上动土”，便下令打听是谁下的手，让立马给送回去，于是就有了还枪之举。

老王向分局领导报告后，说既然手枪已经送回来了，那就把这个案子撤了吧。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第三天竟然又发生了类似的案件，而且一天之内发生了三起!

二、奇怪的匿名信

这三起案件，都发生于12月25日上午——

第一起发生在上午10时许，驻军医院的采购员乐妙秋前往大相国寺附近的一家西药房购买药品。他骑了一辆自行车，把采购的一箱西药放在车后的架子上，用绑腿带扎牢后，上车往位于市郊接合部的部队医院返回。行不多久，遇到了一个穿着藏青色长棉袍、头戴黑色礼帽的男子，在马路旁边朝他招手。乐妙秋便捏住了刹车，单足支地，看着对方，脸露微笑，轻声询问：“老乡，有什么事吗？”

那人三步并作两步奔过来，朝乐妙秋欠身致意：“您好!解放军同志，我想问一下，北土街往哪个方向走？”

乐妙秋给他指了方向。对方又问：“那里有家善济堂中药铺不知在街的哪一端，我这里有个地址，上面写了门牌的，可是字写得太草了，它认得我，我认不得它。”

这人一边说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打开，抽出信纸，乐妙秋便把脑袋凑过去看。事后乐妙秋回忆，他那储存在大脑里关于这件事的记忆，就到此打住了。等他重新恢复记忆时，发现自己坐在一家茶馆的一个角落里，面前的桌上放着一壶茶、两个杯子，杯子里有喝剩的残茶。乐妙秋跟前天晚上戏院里的傅参谋一样，初时也是一片茫然，不知自己怎么坐在这个地方。呆呆地想了又想，终于想起自己是出来购买药品的，还骑着一辆自行车呢。可是，怎么身在这个地方呢？那箱西药呢？那辆自行车呢？

这时，跑堂提着一壶开水过来了，客气地问：“同志，您要添水吗？”

乐妙秋问：“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跑堂大吃一惊，盯着他看了片刻，点头哈腰道：“同志，我去请我们老板过来。”

茶馆老板过来了，告诉乐妙秋说是一位商人打扮的男子和他携手进来的，选了这副角落里的座头，要了一壶茶，那商人当时就付了账，大概是十分钟之前的事，至于那商人怎么离开了，老板没有留心。

乐妙秋站起来：“我的自行车呢？车上还装着一箱西药呢!”

茶馆老板已经感觉到情况有异，听说还有什么自行车和一箱药品，马上意识到发生案子了，当下陪同乐妙秋到门口去看，哪里还有什么自行车和药品？于是立刻打发一个伙计前往分局报案。

第二起案件发生在差不多同一时刻，另一部队的营部文书小李和理发员小姜也出了营房上街了。他们两个也是购买东西的，小李购买文化学习用品，小姜购买理发用具。路过鼓楼附近的一条胡同时，有个城市贫民装束的男子从胡同里急匆匆地跑出来，看见两人顿时喜出望外似的长嘘了一口气：“哎!真巧!解放军同志，我的邻居大爷摔了一跤，可能伤了腿骨，这会儿动弹不了了，我想把他送医院去请大夫看看，架子车借到了，却没法把他弄上车，您二位能帮个忙吗？”

对于解放军来说，不论何时，这种忙都肯定是帮定了的，于是就随那汉子往胡同里走。这回，在小李、小姜的记忆中没有什么拿出信封打听地址什么的情节，记忆临时卡断在走路上，走着走着，就没有印象了。

文书和理发员重新恢复记忆后，发现自己坐在胡同另一头一条马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太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有些暖洋洋的感觉。正因为这样，看见他们的路人才误以为是在晒太阳补钙而没有觉得有什么异样。两人检查身上的东西，所有的钱钞自然已经没有了，文化人出身家境不错的小李入伍时带来的手表、钢笔也不翼而飞了。如果他们带了武器的话，那当然也是没了。

公安局接到第二起报案时，第三起案件正在发生。

第三起案件的受害者姓汪，是开封特别市军管会的一名机要通信员。当时，他驾着一辆刚检修好的美制两轮军用摩托车外出试车。行驶中，小汪似乎察觉到摩托车有异响，于是就在路边停下，支起了撑架检查。这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在他身边驻步，自来熟样地问道：“怎么，车有问题？”

小汪看这人一副工人打扮，误以为可能是修车行里的师傅，而他本人不过是一边开车一边拆拆装装摸索着修理的技术，于是就产生了求教的念头：“是啊，这车刚修了修，现在开着觉得声音不对。这位师傅，您是修车的？”

对方点头：“我以前干过几年修理工，专修汽车、摩托车，现在改行当司机开汽车了。”

小汪寻思这下巧了，正好当面请教。这时，对方掏出香烟请他抽，小汪客气地摇了摇手说自己不会抽烟，然后就问：“师傅，您说这车速加快时出现异响，那是什么毛病？”

对方说：“这要发动起来听声音才能辨别。你发动起来，我听听声音。”

小汪就原地发动引擎，一阵轰鸣，后轮飞快地空转起来。

“加速!”那人一边说着，一边摘下棉手套，拍打了两下，往摩托车座位上一放，侧耳谛听。这是小汪留下的最后一个印象，等他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倚在路边的一棵树上，定定神，才想起摩托车，当然已经不见了。

这三起案件，全部发生在第二区辖区内，二区公安分局接二连三地接到报案，自是吃惊。分局领导当时正在开会研究其他工作，刑侦队在接到第三起报案后，立马去会议室报告案情。分局领导马上意识到这几个案子似乎“邪门”，便中断正在研究的话题，就这三起案子进行了几分钟讨论，决定组织专案组进行专门侦查，同时立即向市局报告。

刑侦队把侦查任务下达给了头天负责调查戏院窃枪案的刑警小郭所在的那个小组，该组一共有五名刑警，由于警力紧张，专案组只能抽调三名刑警，组长王守义叫上小郭和另一个留用的年轻刑警小那。老王也是留用人员，他是老刑警，又是有着六年党龄的中共地下党员，小郭也是党员，小那则是地下团员，因此，这个专案组的政治可靠性是显而易见的。

老王把小郭、小那叫到一起，三人举行了一个短时间的案情分析会。老王说，从案情看来，今天上午发生的这三起案件和前天晚上戏院里发生的窃枪案是同一样式的，这种作案手法我知道，叫“拍花”，就是对受害人下了迷药，使人短时间内丧失意识，顺从作案者的意志，通常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迷药下得重一些，那就是头天晚上戏院里那个傅参谋的遭遇，会昏昏沉沉地熟睡过去。所以，我们现在的调查要顺着这个思路进行。

三人兵分两路立即开始行动，小那负责收集情报，老王和小郭走访受害人。当时公安局装备极其简陋，老王、小郭只有弄辆自行车骑骑的份，两人轮流互载着整整奔波半天，到天黑才走访了最后一个受害人完成了现场踏勘。

他们发现三起案件有共同点：第一，三起案子发生时，受害人所站的位置都处于下风头；第二，第一起案件的受害人乐妙秋、第三起案子的受害人小汪都遭遇了案犯出示东西的情节，乐妙秋碰到的那主儿玩的是打开一个信封，小汪遇见的那个家伙则把摘下的棉手套倒拿着套口朝外拍了几下，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虽然未见作案者出示什么东西，但作案者当时走在前头，胡同深处有风迎面吹来，他直接撒迷幻药就行了。这两个共同点是符合拍花犯罪的特点的，因此，这些案子看来是拍花犯罪无疑了。

老王、小郭回到分局，小那已经在等他们了。小那说他找到了三个属于他掌握的耳目，都是在社会上到处混的小错不断大事不犯的主儿，问了问这几天黑道方面的活动情况，都没有听说过拍花犯罪，也没有听说过有外地道上的朋友到开封来闯世界。

情况汇总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分局办公室给专案组送来了一封信件。这是一封匿名信，信封、信纸上的文字都是用毛笔写的，但书法并不出众，估摸写字者最多也不过上过几年私塾而已。信封上写的是：“开封市第二区公安分局领导收”，信纸上写着：“敬启者，江湖之道应系任何党派任何政府都遵循之道，否则，党派也好，政府也好，就很难维持长久。君以为确否？实不相瞒，吉祥戏院手枪等诸事，均系兄弟所干。在此警告，如仍不按江湖之道行事，汝等之辈麻烦大着哩!”

老王三人一看，都是一怔：这是什么意思？跟公安局谈什么江湖之道？写信者要公安局按江湖之道行事，又是什么意思？

专案组议了议，认为作案者多半是把共产党的公安局当成国民党的警察局了，所谓江湖之道无非就是警匪勾结，黑白通吃。瞧作案者的口气还挺大的，言下之意看来是如果警方不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那就将继续作案，把“拍花”进行到底。

三、神秘的黄包车夫

12月26日上午，专案组三人决定分头走访昨天三起案子发生现场周围的群众，指望能够撞到好运，有人能够提供拍花案犯的蛛丝马迹，以便顺藤摸瓜追查下去。可是，三人白白辛苦了大半天，接触了几十位群众，竟然没有一人提供线索。这么多人中，只有茶馆老板和伙计还能说一下那个把乐妙秋引进茶馆坐下喝茶的家伙的形貌特征，但这仅仅可以证明乐妙秋的回忆是准确的，对于此刻的追查并无帮助。

令人大大出乎意料的是，专案组三人还没有回到分局的时候，开封市内竟然又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发生了三起拍花犯罪案件!

为了叙述的方便，这里就把已经在23日、25日发生的那四起案子按顺序编号为1、2、3、4，而把26日下午发生的三起案件编为5、6、7号案件，下面将后三起案子按顺序介绍如下：

下午近两点钟时，北土街10号，一个穿未佩戴衔章的解放军制服的干部模样的男子从市政府大门里走出来，大步穿过马路，由于走得急，肩上挎着的军用挎包一晃一晃的特别显眼。这是开封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的“蒋匪军散兵游勇收容队”的一位干部，姓龚，他是奉命前往市政府(开封特别市民主政府和开封市军管会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来领一笔特别经费的，这笔经费将用于已经经过审查允许返乡的国民党士兵的路费。收容队在开封第六区，当时已经属于郊外了，龚某决定叫辆黄包车。

没有料到的是，这个车夫竟然是拍花案犯装扮的，这样，龚某就着了对方的道道。事后，面对侦查员的询问，他甚至说不清楚当时自己是怎么中招的，只记得他对车夫说去位于第六区的“收容队”，问对方知道不，那车夫连连点头，说他从小就是在那里长大的，熟得闭着眼睛也能拉到；然后就谈车钱，对方也很大路，说同志您就看着给吧，给共产党干部服务，白拉不给钱我也很愿意。龚某就上车了，黄包车随即起步。接着，龚某就记不起发生了什么情节了。等他恢复意识时，是站在离市政府不到一里处的一个十字路口，身后是一根木头电线杆。他那个军用挎包当然不翼而飞了，内中装着1948年12月1日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已在全国解放区统一使用的旧版人民币1500万元(合新币1500元)。

这是第5号案件，与此同时，第6号案件也在发生：第6号案件发生于第一区延寿寺东街，受害人是第一区民主政府办事员丰美仪。

这天上午，丰美仪受领导指派，前往街道居委会去收集最近一个阶段人民群众对于民主政府工作方式、方法和干部态度的情况反映，回来时顺便去一趟印刷厂，把印好的一些表格带回来。领导交待工作时，特地关照丰美仪，印刷的表格有好几捆，很重的，你拿不动，所以一定要乘黄包车回来。

丰美仪上午办完收集情况的事儿后，回了趟家，在家里吃了午饭，然后去印刷厂取东西。出门后叫了一辆黄包车，把东西放上去，自己却没上车，她的意识中还有着“坐车不平等”的成分。黄包车夫就劝说她上车，说他们工会对车夫有规定，既然收了乘客的钱，那就得全心全意为人家服务，姑娘你如果不坐车，给人家发现了往工会一嘀咕，我就得受处罚。丰美仪听着就有怜悯之意，于是就上车了。车夫却不急于拉车行进，而是拿出一张折叠着的报纸，打开后指着上面的一个字询问应当念什么。丰美仪告诉了他，对方见她似乎有些不解，便解释说他们工会规定车夫学习文化，每天至少要学会三个汉字，他这是在完成任务。

车夫拉起黄包车往前走，丰美仪不知不觉就没有意识了。等到她恢复意识时，发现自己坐在一条胡同口的一块石头上，旁边有几个孩子，正一脸好奇地打量着她。检点下来，那几大捆表格自然没了，自己的手表、钢笔、钱包、证件也都没了。怎么没的，她却无论如何也回想不起来。

这时，第7号案件差不多也已经发生了。案件发生的情况跟前面几起几乎一模一样，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发生地点是在第二区，也是干部乘坐黄包车，不知不觉就中了招。但是，第7号案件的性质却是最为严重的。受害人是开封特别市民主政府(军管会)军粮股干部，他被窃的挎包里有一份军粮供应计划书，这是一份机密文件。

这三起案件分别被报到了第一区、第二区公安分局，分局还没来得及向市局报告，那个丢失军粮供应计划书的干部已经直接向军管会报告了情况。军管会当即作出了反应，直接给开封特别市公安局打了电话，命令立刻组织力量侦破该案。

这时，第一、二区分局的电话也打到市局了。市公安局领导意识到，眼下需要侦破的已经不是“该案”，而是七起拍花系列案件了。于是，决定组成一个由市局和第一、二区分局侦查员组成的联合专案组。

市局派出了一位侦查员，姓梁名世铭。这个二十六岁的苏北汉子有着一番传奇性的经历。他是个孤儿，打从记事起就在过流浪生活，七岁时被一个走江湖卖膏药的老头收留，跟着老头过了八年，学得些拳棍功夫。老头病殁后，梁世铭就独个儿走江湖卖药，两年后结识了一个也是走江湖卖蛇药的朋友刘俊生。刘俊生是中共地下党的交通员，利用卖蛇药为掩护在苏皖豫边区一带活动，替党做地下交通工作。他和梁世铭相处一段时间后，就发展梁世铭参加了地下党。梁世铭也被组织上安排当了地下交通员，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10月29日，中共成立了苏皖边区民主政府，梁世铭被安排去了下设的公安局当了一名侦查员。从那时起到如今，梁世铭一直干着公安侦查工作。这次，市局领导指派梁世铭去第二区分局组建联合专案组，由其担任组长，主持侦查拍花系列案。

梁世铭到第二区分局时，第一区分局派来的两名侦查员印雄、邱仲曦已经到了。第二区分局派出参加联合专案组的就是原分局专案组的老王、小郭、小那三人。梁世铭点了名把姓名和人对上号以后，说任务紧急，咱们多余的闲话就不说了，赶紧谈案情吧。先请你们把七起拍花案的案情介绍一下，然后请老王同志介绍你们之前所做的工作情况，最后大家一起分析案情。开始吧!

第二区原专案组三位侦查员还是持原先的观点，说那封匿名信就是拍花案的作案者写的，为的是跟警方建立一种国民党时期的“警匪勾结”关系。对此观点，第一区分局的侦查员邱仲曦表示不完全赞同，他认为这封匿名信出自拍花系列案的作案者那是肯定的，但是，从信的内容里看不出明显的要求建立“勾结关系”的意向，他们只是希望警方按照所谓的江湖规矩行事。而第一区分局的另一位侦查员印雄则认为匿名信乃是那几个案犯在向民主政府叫板，可能他们的背后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背景，作案是为了制造恐慌气氛，写信则是为了干扰侦查方向。

如此这般议论了一番，梁世铭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开口。众人说完后，他把那封匿名信拿在手里，靠他那在参加工作后才学得的那点文字识别水平不大轻松地看了数遍，忽然开腔了：“我明白了，可能是这么回事!”

众人便把目光一起投向梁世铭，但梁世铭却没有接着往下说是怎么回事，而是问：“你们一区、二区，哦，可能主要是二区吧，因为最早几起案件都是在二区范围里发生的，老王，你们二区分局在第一起拍花案发生之前一两天里，办过什么案子抓过什么人吗？”

王守义给问得一怔，想了想才回答：“第一起拍花案是12月23日晚上发生的，就是吉祥戏院窃枪案。在这之前一两天里，我这个小组在办两起案件，一起是盗窃案，大达布厂的棉纱被盗，是我在主持侦查，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查到什么线索，当然也就谈不上抓人；还有一起是抢劫案，是其他同志在侦查，直到昨天才听说有了点眉目，人抓没抓我不清楚。至于刑侦队其他小组是否办案抓了人，这我就不清楚了。”

梁世铭知道刑侦队办案都是各归各的，各小组、刑警之间互相不知道各自在办什么案子，准备或者已经抓了什么人，这方面也犯忌打听。但是，现在他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于是就让大家稍等，他去找刑侦队领导直接问一下。但梁世铭却碰了一枚软钉子。他原以为自己来自市局，为了案情需要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应该没有问题，哪知刑侦队那位队长对此不以为然，听他说明来意后，只是摇头，临末说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去分局办公室走一趟，我们分局各个部门只要逮人，都是需要到主任那里去开拘捕证的，拘捕证有存根，只要主任肯让你查，那几天拘捕了多少人、是些什么人、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不都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了吗？

梁世铭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绝妙而且省事的主意，谢过对方立马去了分局办公室，很快就抄录了一份拘捕证存根。这份存根上有分局自12月20日以来拘捕的十三名人犯的姓名、住址、案由，其中四名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其余是刑事和治安案件，有强奸、抢劫、盗窃和斗殴等，其中斗殴的就是12月21日晚在追靖饭庄打架的五福布店老板金庆鼎。

梁世铭把这份名单给专案组每人看过后，这才开口端出了自己的思路：这几个案犯是在跟第二区公安分局叫板。为什么要叫板？肯定他们认为分局的警察在办某件案子时得罪了他们。这个推测是可以用已经发生的事情来印证的。12月23日晚上吉祥戏院发生了窃枪案，但是，次日那支被窃的手枪连同子弹完好无损地被送了回来。这完全是江湖道上人物的行事规矩：你得罪了我，我给你一个小小的警告，但并不真的让你受到什么损失，看你是否意识到。第二区分局方面是否“意识”到了呢？没有!好，那就再给你们些厉害瞧瞧，于是就接连发生了三起拍花案。这下你们总该知晓厉害了吧？但分局方面还是毫无察觉不作任何响应。这样，那就需要给你们进一步点一点了，于是就有了那封匿名信，意欲“开导”警方。但警方还是没有作出他们所希望的反应，于是就接着作了三起案件。

梁世铭如此这般把自己的推测对老王等人说了说，众人恍然大悟，都认为梁世铭的推测很有道理。于是就讨论接下来应该怎么办，这个思路大家是一致的：分析那十三名被拘捕的人犯，通过人犯的社会关系查摸那几个拍花案犯。

这种分析是需要比较详尽的材料的，拘捕证存根上的寥寥数字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得从承办这些人犯的警员那里调取卷宗材料。按照规定，借阅卷宗材料需要打报告，由分局领导签批后方能实施。这时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即使现写报告请领导签批了也找不到承办警员，人家早已下班了，所以，这件事就只好留待次日进行了。

次日上午9点，专案组已把十三份卷宗材料借调过来了。先粗略地过过目，一致意见是把那个五福布店的老板金庆鼎排除在外，因为这人是酒后打架，虽然把人家的小臂桡骨打骨折了，但是他在被拘捕进分局后，在第一时间就认错，当场掏钱赔偿。承办该案的治安股警员跟受害人方面接触后，对方也表示可以谅解。这样，承办员就决定将其拘留十天。报告送到主管治安的分局领导那里，领导说看守所监房那么紧张，这人既然已经认错并作赔偿了，那就拘留他六天吧。专案组认为，一个布店老板，应当跟江湖黑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就将其排除在需要研究的对象之外了。

专案组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金庆鼎正好走出看守所，他关押六天期满了。

没有料到，当天下午会发生一桩令人意外的事情!

四、这个推断准确吗

这天下午3点多，第二区公安分局门口来了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模样的男子，用一根粗木棒挑着两个沉甸甸的破麻袋，驻步后重重地往地上一放。旁边木头岗亭里的岗哨以为他是歇息的，便说老乡你到一边歇着去，别堵着大门。那男子对岗哨说，有人让我把这些东西送来交给你们。话刚说完，拔腿就走，岗哨叫也叫不住。

两口麻袋里的东西是从编号第2到第7的六起拍花案件中除自行车、摩托车以外的全部赃物，一件也不少。清点中，发现里面夹着一张十六开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车在先贤小学后门口停着，你们自己去取。警察过去一看，果然停着，因为上着锁，就找了辆人力车拉了回来。

当时，专案组正在第二区分局里面阅读、分析那十二个拘捕对象的卷宗材料。赃物被送回的消息一传到他们那里，众人顿时大吃一惊，组长梁世铭第一个反应过来，意识到看来之前的推测是准确的，拍花案犯频频作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第二区分局的警察得罪了他们，现在，得罪的因素已经消除，所以就把赃物送回来了。

得罪的因素是什么呢？梁世铭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知道从昨天下午第7号案件发生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那十三个在押人犯的情况有什么变化。

电话打到看守所，梁世铭要求知道这段时间里他把姓名报过去的那十三个关押对象是否被提审过，是否因治病等原因离开过看守所。那边逐一核对后回报说，除了金庆鼎之外，其余十二个人犯一切情况都正常，这段时间里没有提审过，也没有出过看守所。

梁世铭听着觉得有情况了，便问：那么那个金庆鼎呢？

金庆鼎？他已经在今天上午10点多被释放了。

梁世铭这才想起金庆鼎的卷宗袋里有一份拘留时间的报告，分局领导批了拘留六天。因为这人是被排除在需要了解的对象之外的，所以也就忽略掉了。

这样，如果说“得罪”拍花案犯的因素确实存在，而目前已经消除，所以案犯把赃物主动送还的话，那么这个消除的因素就是金庆鼎的释放了。专案组众侦查员面对这一猜测，感到简直不可思议：难道这个二十七岁的布店老板，竟然跟黑道上有着比较深的渊源关系？

十二份卷宗材料被放到了一旁，那份原先已经剔出的金庆鼎的卷宗被众人传阅。但是，看过材料后，侦查员的不解似乎更加浓厚了。当时因为处于新旧政权变更交替之际，公安方面规定，对于被捕者，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是由于什么案由折进局子的，在讯问时一律先要了解人犯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本人经历，然后再讯问案情。从卷宗里的讯问笔录，金庆鼎的家庭出身、背景和本人经历，看来看去也觉得无法跟江湖人物挂上钩。

金庆鼎，开封本地人氏，祖上三代都是经营棉布业的本分商人。金庆鼎出生于1922年8月，小时候体弱多病，九岁时被父亲送往嵩山少林寺练武调养。金庆鼎在少林寺待了一年两个月，不但改善了体质，还学得了几套拳术。金庆鼎返回开封后，上学读书，小学、初中是在开封读的，高中去郑州读。读了一年多高中后，为追求北平的表姐，毅然决定放弃郑州的学籍，只身前往北平重新考试，进了一所教会学校。那时对于表亲之间的婚姻还没有“近亲”之说，表姐给金庆鼎追求到了。但是，那位姑娘红颜薄命，订婚后没多久就因肺结核去世了。金庆鼎受此打击，北平也不待了，却也不回开封老家，去了郑州原先读过的那所中学，要求重新入学，读几年级无所谓。学校拒绝恢复他的学籍，却因其在北平的教会学校上了一年多学把英语学得不错而聘请他担任初中部的英文老师。

金庆鼎的父亲名叫金九灵，子承父业从老爸手里接过了五福布店经营，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生意人，生意场上人都唤他老金头。金庆鼎是老金头唯一的儿子，因此，老金头希望自己晚年时，儿子从他手里把布店接过去经营。人大多有一个喜欢复制成功模式的习惯，老金头也不例外。所以，想让儿子在读完初中学业后不必考高中了，回到家里开始学着做布业生意。但金庆鼎却不听话，对于老金头的话根本就是当耳边刮过一阵风。老金头不知作过多少努力，还请了亲朋好友方方面面不知多少人做儿子的思想工作，但金庆鼎就是油盐不进，不肯经商。

直到1948年年初，金庆鼎才像一个长梦做醒似的忽然给金九灵写来一封信，说他愿意回家跟老爸做生意了。老金头大喜，生怕儿子变卦，当即亲往郑州去接儿子回开封。到了那里才知道，儿子此举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这主儿跟一个女学生玩起了师生恋，那个十七岁的姑娘怀孕了。那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她对家里说了真情，提出辍学后立刻跟金庆鼎结婚。但父母坚决反对，因为他们对于女儿的今后另有打算，理想中的女婿不是如金庆鼎那样的粉笔匠，所以让女儿马上去把胎儿打掉，那姑娘无奈之下只好服从。这件事被学校方面知晓了，尽管很看重金庆鼎的英文教学水平，但这种品质有问题的人显然不适宜再留在学校为人师表了，于是通知金庆鼎在本学期结束后另谋高就。金庆鼎想想无路可走，于是就决定回家跟老爸学做生意，待老头子百年后接盘做个老板算了。

没有想到的是，金庆鼎跟着老金头才做了半年生意，老金头就被查出患了绝症，现在说来就是某个内脏生了恶性肿瘤。一个月后，老金头去世。金庆鼎提前接盘做了五福布店的老板，他倒还算聪明活络，渐渐也就应付自如，照样把布店生意做得有声有色，同业中有人断言这小子不久就能超过他那已故的老爸。

针对金庆鼎的调查方案很快就制定了：第一，对金庆鼎自述的经历进行缜密的调查，看是否有伪造的成分；第二，与此同时还应当对金庆鼎在释放后的活动情况进行调查；第三，从现在起，应当安排专人昼夜对金庆鼎进行秘密监视。

调查和监视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了两天，侦查员向街道、金庆鼎的邻居、布业公会、郑州的那所中学等方面悄然进行了调查，所获结果与金庆鼎在接受承办员讯问时所说的基本相同；金庆鼎自12月27日释放后也未见异常活动，他释放后就坐了黄包车回家，下午就像之前那样坐镇在五福布店的店堂里了，没有外出，也没有人去找过他。

如此，梁世铭就蒙了：这是怎么的？难道我的推测有问题？他重新梳理了思路，想来想去也无法放弃之前的推测。情况是明摆着的：金庆鼎被捕后，案犯下手盗窃了傅参谋的手枪，次日自动归还；见警方没有反应，于是一口气又作了三起案件，警方还是没有“醒悟”，于是就送来了警告函件，然后紧接着又作了三起案件。之后，金庆鼎被释放了，于是所有赃物都自动归还，而且从此就再也未曾发生过拍花案件。这一切，不就是围绕着金庆鼎在进行吗？但现在的情况怎么跟金庆鼎这人无法联系起来呢？

梁世铭向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问接下去你们准备怎么办，是打算放弃呢还是继续调查下去？梁世铭说我不甘心放弃，我一定要把案情调查清楚。我想之后的侦查工作还是分两步同时进行：对金庆鼎的秘密监视继续下去；部分改变侦查方向，准备对黄包车这个方向伸出调查触角，因为后三起拍花案子都是通过黄包车实施的，我想案犯不可能就是黄包车夫吧，那他们一定要设法搞到黄包车，这就是一条线索了。

五、迷宫之门

这样，从12月30日开始，梁世铭就和侦查员邱仲曦、王守义开始查摸黄包车这方面的线索。

梁世铭留意到后三起跟黄包车相关的拍花案发生后那三个当事人对于黄包车以及车夫的描述，这三个案犯应当不是同一个人，这点从案子发生的时间上也可以得到确认，这样，黄包车也就肯定不是一辆，而应当是三辆。另外，那三个拉车案犯的口音尽管有明显的河南腔，但开封本地人丰美仪却能够分辨出对她下手的那个肯定不是开封人，而且，以前经常乘坐黄包车的小丰事后还回想起，那人拉黄包车的步伐也显示出这人不是一个经常拉车的车夫。因此，梁世铭认为案犯并非职业黄包车夫，而是为了作案而客串了一把车夫。对于案犯来说，本人可以摇身一变改扮成车夫，但必须得有黄包车，因此，他们得有获得黄包车的渠道，只要盯着黄包车追查，大致上就能摸到点蛛丝马迹了。

当时开封全市有大约七八百辆黄包车，其中极少部分属于车夫个人所有，大部分则分别属于几十家车行拥有，由车夫向车行租借使用。开封解放前，车行老板有一个“车业公会”，相当于后来的行业协会，但车夫却没有什么组织，经常遇到被老板欺压之事，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解放后，民主政府替车夫做主，组织成立了黄包车行业工人委员会。这个工会在黄包车行业的权力很大，连老板的行业公会也不得不服从该组织。

黄包车行业工会为专案组的侦查工作提供了方便。梁世铭、邱仲曦、王守义三人先去了工会，获取了开封市所有车行老板和黄包车个人拥有者的姓名、住址，就地议了议，决定先把个人拥有者往旁边放一放，专找那些车行老板调查车行黄包车的使用情况。梁世铭根据各车行分布地点，划分了三个范围，三个侦查员每人一个范围逐家进行排查，要求必须查清每辆黄包车在12月26日案发时间内的去向。

梁世铭事后回顾时觉得，此举其实似乎有些多余，因为他们三人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一家家车行跑下来，所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用两个字就可以说明：无效。具体说来，那是因为车行老板所能提供的，只是他的车行一共有多少辆黄包车，侦查员指定要调查的那天多少辆租出去了，哪辆车租给哪个车夫都有记录的，没有租出去的车都在车行里停着。这就是说，车行老板并不能提供有用的线索，他们提供的情况仅仅是案子发生的那天，全市车行一共有二十五辆黄包车没有出租，其中九辆是有故障的，其余十六辆都在车行里停着。这一情况同时也被在车行内打工的非车夫员工所证实。

当晚，梁世铭三人碰头聊了聊情况，决定次日开始直接通过黄包车夫进行调查。

全市七八百辆黄包车，车夫至少超过一千人(有的是两人合租一辆车)，要逐个调查的话，工作量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为此，侦查员想了个法子：请工会提供帮助。

黄包车行业工会提供的帮助为侦查员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把全市七个区的工会分会负责人召集起来，请侦查员向他们说明调查要求，回去后向本区范围的各个工会小组的组长布置向车夫逐个询问。

这项调查耗时一天半，到1949年元旦中午，全部调查数据都送到了专案组。梁世铭三人原本对调查结果寄予着很大的希望，但出乎意料的是，调查结果竟然显示上千名属于开封黄包车行业工会的车夫会员中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承租的黄包车临时借给过别人。

这不是奇怪了吗？梁世铭把目光投向王守义：“老王，你是开封本地人，你说说关于黄包车还有什么没查到的吗？”

老王虽然是旧刑警出身，以前在查案子时跟开封各行各业几乎都打过交道，但对行业的具体情况不可能都了如指掌，但他想了想还是说出了一种可能：“还有两部分黄包车没有查到，这两部分的车子数量都很小，但如果案犯将其作为获得黄包车的来源的话，肯定是可以满足的。”

这两部分是：属于少数车夫个人所有的黄包车，就是车夫自己买了一辆车子自己拉车揽客，这样就节省了给车行老板的“份钱”；还有一部分就是有些富家的私家黄包车，这些富家为图用车方便，也出于显摆、卫生等方面的考虑，自己掏钱买一辆黄包车，雇佣一个车夫，全家人随时可用车。

梁世铭反应快，马上说我们立刻跟后三起案子的受害人联系，问清楚他们当时所乘的黄包车是新的还是旧的，是包车的豪华式样还是拉客车的普通式样。邱仲曦于是给三个受害人所在的单位打了电话，那时也没有什么法定假日的说法，新政权刚刚建立，人人忙得不亦乐乎，元旦照样上班，三人都找到了，但除了丰美仪之外，另外两位对自己当时中招的黄包车没有什么印象。丰美仪说电话里说不清楚，我去你们那里一趟当面说吧。

据丰美仪所说，她记得当时站在印刷厂的门口，脚边放着印刷厂的徒工帮她拎出来的那几捆印好的表格，等候了片刻就看见马路对面有一辆空的黄包车经过。那车夫眼睛很尖，老远就看见了她，没等她挥手招呼，已经穿马路奔她而来了。那辆黄包车的式样跟马路上揽客的车子没有什么差别，但像是崭新的，橙色油漆涂得很鲜亮，轮胎也是新的。

侦查员分析：开封地面的黄包车凡属于私家车的，主人都要求车辆制造工厂把车子的式样整得与众不同一些，油漆颜色也会搞出些特色来，坐垫、车篷则更是比普通载客的车子高级。所以，可以断定这辆黄包车不是私家车。那么是什么车呢？估计应该是一辆比较新的载客黄包车。

再往下，就需要向黄包车行业工会方面请教了。这个工会也实在是寒碜，虽然有专人办公，但那里是没有电话的，梁世铭就和老王骑了自行车过去了一趟，请他们相帮分析：丰美仪所说的那样一辆黄包车会不会是一辆车夫私人拥有的车子？

行业工会认为基本上可以这样认定。那么，请工会同志帮我们了解一下哪里有这样一辆涂着橙色油漆的新车，看看是哪个会员拥有的。工会的同志说，这个调查可能需要些时间，因为根据规定，凡是私人拥有黄包车的车夫目前是不能加入我们工会成为会员的。所以，通过工会的组织条线是无法查到这辆车子的，得通过我们下面的工会小组长和积极分子去了解。梁世铭说那就麻烦你们了，请你们给我们一部分名单，我们这就先开始登门了解。

这项调查进行到次日下午，侦查员和工会同志总算联系上了所有小组长和积极分子，但是，所获结果却无法使人脸绽笑颜：所有接受调查的车夫都说，在他们印象里没有哪个私人车主拥有这样一辆黄包车。当然，也有情况能够证实专案组先前分析的“案犯有三辆黄包车”的推断，不止一人反映说，案发那天的那个时段，他们在出车时遇到过那辆橙色黄包车。而据时间和地点分析，这应该不是同一辆黄包车。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三辆橙色黄包车是从外地拉到开封来作案的？如果是这样，牌照是真是假？是何地的牌照呢？

侦查员面对这种情况，不由皱起了眉头。王守义看看天色已晚，说我们暂时不想这个了吧，今天是元旦，咱们出去找家馆子喝点小酒，我请客。老王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当时这身份是秘密的，其公开身份是留用的旧警察，所以按月领取薪水，比起梁世铭和邱仲曦两个吃供给制的来，经济条件不知好过多少倍。当下三人就去喝酒，但尽管想放下心来好好过个节，但各人心里总是牵挂着拍花系列案，也不知是谁开的头，反正说着说着又议到了黄包车上。

当然，无论怎么议来议去，线索还是没有出现。一会儿，三人忽然谁也不开口了，默默地喝着闷酒。就在这时候，外面忽然匆匆地冲进一个人来，站在棉门帘里侧转头扭颈地朝店堂里一副副座头上的食客逐个打量，梁世铭定睛一看，不禁一怔：这不是黄包车工会的小季吗？几乎是同时，他心里倏然一动：有线索了!当即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小季!”

小季送来的消息是：有一个姓洪的车夫听说工会在打听一辆橙色新黄包车的下落，特地跑到工会来报告，说据他所知，第二区八府仓街土地庙左侧的侯伯骁最近置备了三辆橙色黄包车，但还没有上牌照，应该说是不能上街搞营运的，不知这是不是你们要查的车？

梁世铭三人一听，真是又惊又喜，这饭馆不是说话之处，当下酒也不喝了，马上结了账，拉着小季就去第二区公安分局专案组办公室询问详情。小季说我并不认识侯伯骁那人，也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要么我陪你们连夜去老洪家找他了解？梁世铭多生了一份心，先问老洪住哪里，跟侯伯骁是什么关系。他担心洪、侯是邻居，此刻一登门只怕就会惊动侯伯骁。果然，这份心还真让他给担着了，小季说他问过老洪，确实是侯伯骁的邻居，不过两人关系一般。王守义说既然我们不便登门，那就另外想一个办法，看是否找个什么合适的借口，让人去把老洪叫出来谈谈？梁世铭便问小季是否能够帮这个忙，小季说没有问题，我找个拉车的工会积极分子，或者干脆找老洪那个工会小组的组长，说某某工友病了，请老洪去帮忙，那还不容易？邻居听了谁也不会怀疑的，咱们穷人之间这种忙经常互相帮来帮去的。梁世铭听了想了想，便点了头。

侯伯骁的情况当晚就了解到了：这人四十二岁，开封南郊乡下人，二十年前到开封市内来混世界，据说为人极讲义气，在江湖上结交了许许多多三教九流的朋友，他曾给恶霸、粪把头“杜大耳”当过打手，后来自己当上了“杜大耳”手下的一个小粪把头。抗战时日本人占领了开封，“杜大耳”卖身求荣投靠日本人当了“维持会”里的一个头目。侯伯骁倒还有几分爱国热情，跟抗日力量搭上了边，既帮过中共地下党的忙，也搭救过被日本人追捕的“军统”特工。1942年，“杜大耳”受日本人指使，意欲诱骗一批良家妇女给日军当慰安妇，侯伯骁知道后怀揣匕首登门劝告，“杜大耳”不听劝告，还扬言要把侯伯骁绑了送日本宪兵队喂狼狗。早有准备的侯伯骁遂一刀结果了“杜大耳”后远走高飞，不知去向。抗战胜利后，侯伯骁返回开封，国民党政府和一些老百姓都把他当做英雄样的欢迎了一下，国民党警察局、“军统”方面都请他加盟，他拒绝后继续当他那小小粪把头。大约一年前，侯伯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忽然退出了粪业，居家赋闲了一阵，八月间静极思动，想开一个小车行出租黄包车，于是就去城东窦老大车辆制造厂定做了三辆黄包车，准备先小试牛刀，行的话再增添一些，将车行正式开张。10月上旬，窦老大把三辆新车拉到了侯伯骁家的院子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那时解放军已经快打过来了，侯伯骁没有心思再小试牛刀，那三辆新车就一直停在家里。

梁世铭三人连夜商议，决定查摸侯伯骁是否有什么政治背景。侯伯骁住在仪北街，属于第一区范围，元月2日上午，侦查员去了管段派出所，问了问，得知侯伯骁以前没有参加过反动组织，虽然历史上当过打手、粪把头，但没有听说犯过血债，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接到过群众对于此人解放前欺压老百姓的检举、控诉。梁世铭想了想，决定登门看看。

踏进侯家的大门，院子里停着的三辆黄包车果然一目了然呈现眼前。侯伯骁还特地搭了一个芦席棚子遮风挡雨防太阳，此刻，他正在芦席棚前坐着晒太阳，面前的一张小桌子上放着一壶茶、一盒香烟。三个侦查员穿着便衣，对侯伯骁说他们是市政府交通科的工作人员，奉命对全市的交通工具进行数量调查，作为政府考虑今后本市的交通发展规划的参考数据。

侯伯骁是个身高架大的汉子，比三个侦查员中个子最高的邱仲曦还高出大半个脑袋，以至于三人只好微仰着脸跟他对话。这人一开口，梁世铭就暗吃一惊，寻思自己算是老江湖了，眼前这主儿江湖经验竟然比他还要老到。侯伯骁说什么呢？他说，三位上午好!兄弟对于三位自报的身份有些疑惑，看你们这副精气神和走路的架势，在政府里干管交通的事儿实在是委屈你们了。在兄弟看来，您三位去干警察那真是再也合适不过了。嗬嗬，说笑!说笑!

这人一眼就看出了梁世铭三人的警察身份!

侦查员就有些潜在尴尬，当然表面上没有露出来。侯伯骁问你们看在哪里谈话合适？院子里还是屋里？侦查员说就在院子里谈吧，侯伯骁于是吆喝着让老婆沏茶，又向三人散了香烟。梁世铭抽着烟，心里寻思这姓侯的这副敏感样子，看来是一个不大容易对付的角色，估计得多耗费些精力了。

哪知，往下一谈结果正好相反。正因为侯伯骁的江湖经验丰富，所以他在猜出来者的身份后，马上意识到肯定是来调查什么案子的线索的。当下上茶奉烟后不再开口，静候来者说话。梁世铭知道跟这种角色打交道不必七曲八绕，开门见山最好，于是一下子就说到了那三辆黄包车。

侯伯骁听罢，微叹了一口气：“唉!看来我最初的念头还是对的!”

什么叫“最初的念头”，又怎么理解“对”与“不对”？对此，侯伯骁自有解释：

八天前，侯宅忽然有一个不速之客登门。此人姓刘，比侯伯骁大四五岁，是一个脸色苍白、终年咳嗽不断的小老头，人都唤他“刘痨痨”，怀疑他患的是痨病。“刘痨痨”跟侯伯骁已经相识了二十余年了，当初侯伯骁从乡下到开封城里投奔“杜大耳”的时候，他是“杜大耳”的账房先生。“刘痨痨”为人刁钻，但跟侯伯骁倒是很投缘，一向对侯很好。对于一个从乡下到城里来混世界的青年人来说，最初环境中别人对其的态度将对其终身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侯伯骁后来混得还不错，他又很念旧，因此对“刘痨痨”一直有着一份感激之心。“刘痨痨”后来的情况却是每况愈下：“杜大耳”投靠日本人当汉奸，他想跟着去为东洋人效劳，但人家“皇军”一看他那副痨病样子，担心传染，于是就断了他的汉奸路，从此就只好在社会上瞎混了。

侯伯骁杀了“杜大耳”逃离开封后，和“刘痨痨”就再也没有联系了，一直到前年在马路上不期而遇，这才重新有了很少的来往，基本上都是“刘痨痨”登门，登门无非是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借钱，二是介绍生意；借的钱钞从来没有还过，介绍的生意一桩也没有谈成过，因此，侯伯骁的老婆一听这人的名字头就大了，侯伯骁却还是一如既往地对待人家。

八天前，“刘痨痨”忽然登门，侯伯骁就知道又是那两个方面的内容了。但这次估料错了，“刘痨痨”开口提出的是有人意欲商借侯伯骁的那三辆黄包车。侯伯骁估计“刘痨痨”肯定是上次登门借钱时看到他院子里停着这三辆黄包车，所以动起了这个脑筋。但一说之后，小老头连连摇头，说老弟你这可是错怪我了，你有车子我是知道的，但却不是我告诉要我来跟你商借的那位先生的，人家是已经知道你侯先生有三辆新车，担心自己来借吃闭门羹，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跟你是铁哥们儿，因此就找上我了。是这么一回事，对方要接待几位贵客，为示敬重，需要三辆新车，跑了七八家车行都没有，可能是听哪个车行老板说你老侯家有三辆从未用过的新车吧，就动了商借的念头。人家说好就用半天，明天下午；如有损坏，哪怕碰掉一丁点儿油漆，也由他们包赔。借也不是白借，他们让我带来一点小礼品。

所谓小礼品，是两条“哈德门”、两瓶茅台酒、一条金华火腿、两盒糕点。

据侯伯骁说，他那“最初的念头”就是由小礼品上产生的。以当时租车的价格，用这几样东西来支付三辆黄包车半天的租费，肯定是远远超过的。于是，他就怀疑对方向“刘痨痨”隐瞒了什么，便想拒绝。但还没有开口时，“刘痨痨”已经说话了，说老弟你别担心会出什么事儿，你想，他们借车的时间是明天下午，黄包车是公开在大街上拉的，青天白日能做什么坏事？况且，你这车在家里停的时间长了，也该出去动动了，否则轴会生锈的。

侯伯骁到底还是给“刘痨痨”说动了，于是就点了头。那些礼品，他收下了火腿和烟酒，点心给了“刘痨痨”。

次日，“刘痨痨”领来了三个汉子，拉走了那三辆黄包车。侯伯骁凭着他那老江湖眼光，看来看去觉得这三位不像是良民，心里就有些后悔，但话已出口，东西也已经收了，就只好由他们去了。好在对方倒还守信用，不到三小时就把车子还来了。还车时“刘痨痨”没有过来，侯伯骁跟他们说了几句话，都是无关紧要的闲聊。他听对方口音不是开封这边的，问了问，其中一人说他们是从郑州过来的，因为朋友有事，就过来帮点小忙。三人可能已经听说过侯伯骁在开封地面上的名头，对其执礼甚恭，临走时那礼节一看便知是只有老江湖才使得那么熟稔的。侯伯骁因此断定他们是老江湖，原来那颗已经放下的心便又悬了起来，一直悬到今天。此刻见梁世铭三人登门，情知自己“最初的念头”是有道理的。

侯伯骁说完，冲梁世铭三人拱手作揖：“事情就是这样的，如果我猜得不错您三位确实是警察，而且是来调查我借车的事儿的话，事情出了，需要我承担什么当然由我来承担，哪怕这会儿就跟你们去局子也行!”

侦查员还是头一回遇见这种调查对象，梁世铭寻思既然这样，也就不必隐瞒身份了，于是就亮出了证件，但此刻根本没有考虑侯伯骁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的时间，他所关心的是那三个借车者是否就是拍花案的案犯。于是就问那三人的体态容貌特征，侯伯骁一说，果然跟丰美仪等人所说的一模一样。拍花案从12月23日吉祥戏院首次发生到今天，屈指算来已整整十一天，现在，终于捕捉到了案犯的线索。

此刻最要紧的是打听“刘痨痨”的下落，侯伯骁说刘住在柴火市街“大记烩面馆”对面那条小巷子左侧第三家。于是，立马赶去，哪知还是晚了!

六、线索断而复得

“刘痨痨”是前天晚上死的，此刻尸体还在灵床上躺着，不由人不信。小老头是怎么死的呢？他女儿刘小翠告诉侦查员，她老爹虽然患着严重的痨病，西医的《内科诊断学》里的“肺结核”说的就是这毛病，中西医生都关照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但她老爹从来没有听进去过，不但照抽照喝，而且还很凶。前天是1948年的最后一天，家里为过节准备了许多菜肴，她老爹便和女婿喝起酒来，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竟然还神志清醒地自己回房睡觉。但元旦早上却发现人都已经僵硬了，床上地下都是咳的血。

好不容易才查摸到一条线索，就这样断了。侦查员当然不死心，商议一番后就地向刘小翠夫妇询查，主要是想了解死者生前是否有如此这般模样的三个朋友，可能是郑州方面的；或者他最近是否曾受人委托，替什么朋友办过些事情。刘小翠夫妇仔细回忆后，却说没有这方面的印象。

梁世铭这边断了线索的时候，另一路对五福布店老板金庆鼎执行秘密监视使命的侦查员竟然有了发现!

奉命执行监视金庆鼎的侦查员小郭、小那和印雄三人，这几天带着六名青年积极分子，一天三班轮流秘密监视五福布店，弄得筋疲力尽不说，要紧的是没有什么收获。五福布店是前店后宅格局，老板也就没有上下班的折腾。金庆鼎整天在侦查员的眼皮底下，这几天竟然没有出过店堂。这家布店的生意还算不错，每天都有一些主顾上门买布，侦查员在对面水果店楼上临时借下的那个房间里居高临下监视着，能把店堂里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马路不宽，也就十来米距离，对面店堂里的说话声音也能听见。这几天监视下来，没有发现金庆鼎跟哪个顾客有什么异样的接触。

如此毫无成效的监视，当然使几位年轻侦查员的内心产生了焦灼，他们越发感到气馁，于是就深觉无聊，开始对梁世铭的决定产生了怀疑。没想到这天下午对面布店即将关门结束营业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异常迹象。当时，正值小郭那个小组来接印雄小组的班，小郭三人从后门悄悄进入监视点，一看印雄三人的神色，便知道他们那一班又白守了一天，小郭正和印雄两人说着对梁世铭这个决定的疑问，已经接班待在临街窗帘后盯着对面布店的女青年小关忽然压低了声音道：“你们过来看，这个女人有点可疑!”

这个使小关感到可疑的女人是一个年约四十的矮胖子，一身普通市民的打扮，说话声音显得中气很足，正因为如此，一路之隔的小关才听见了她说的话。后来通过调查得知，此女名叫姬紫菊，是开封北郊铁匠屯的一个地主的女儿。姬紫菊是坐着一辆黄包车来到五福布店的，手里拿着一个用花布包着的长方形物件。一进店堂，她就扯着嗓门似的问一个店员：“你们掌柜的呢？”

金庆鼎从后面出来，冲姬紫菊上下打量，微微点头：“我就是。不知有何见教？”

姬紫菊一扬手里的那包东西：“这块布是上月26日上午在你们店里买的，当时是老板你亲自给量了尺寸剪下的，记得当时你还说什么足尺加三，六尺布给我加了五寸，我还挺开心的。没想到昨天拿到裁缝那里去做衣服，人家一量，呸!什么足尺加三多给了五寸，竟是少了六寸多!你这家店铺不是十足的一个黑店吗？”

金庆鼎马上冲姬紫菊拱手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许是敝人当时看错了尺寸。敝号愿意给你赔偿，请问您是要布呢还是退钱？要布的话，任选一种，我给您一丈；退钱的话，我多退原价的一半给您。”

姬紫菊稍一考虑，选择了要布。有老板“任选一种”的承诺，她当然要从价钱最贵的那些布匹里挑选了。她没有料到，就在她挑选的时候，对面楼上窗帘后已经有数双眼睛盯着她了。

小关对她怀疑的理由是：金庆鼎是12月27日才从二区分局看守所里放出来的，这个女人说她在前一天上午来该布店买的布，而且一口咬定是从金庆鼎手里买的，这话就不对了，但金庆鼎却没有予以否定，平静地接受了，此为一；其二，一般说来，有顾客上门来说布的尺寸不对的话，店家必须复量一下，顺便检查剪断处的岔口是不是专业水平，以防客户买回家后自己剪下半尺一尺后拿回来要求退货赔钱什么的。但是，眼前这个布店老板却是二话不说看都不看就认了这个差错，而且拿过那包东西后就一直抓在手里，不肯往柜台上或者哪里放一放。因此，小关就认为这个女人可疑，当然，同时引起怀疑的还有老板金庆鼎。

当下，小郭、印雄凑在窗帘后面一边听小关介绍一边盯着对面店堂里姬紫菊和金庆鼎的举动，迅速交换了一个眼色，小郭说：“看来有戏啊!”

印雄的声音里透着兴奋：“对!有戏了!”

小郭拍了拍印雄的肩膀：“伙计，麻烦你带个人跟着这个女人。”

印雄跟踪姬紫菊的结果是：姬紫菊坐着黄包车出了开封北门，下了车，从一家客栈的院子里牵出一匹毛驴，骑着一路往北而去，最后进了铁匠屯，在村口第一家的那户很有气派的宅院门口停下，从里面出来一个长工模样的庄稼汉，招呼着说“回来了”，就接过毛驴缰绳把毛驴牵了进去，姬紫菊拍打了一下身上的灰尘，举步款款入内。

印雄生怕打草惊蛇，马上返回城里直接向专案组长梁世铭报告了这个情况。

这是一个新的情况，梁世铭想和老刑警王守义商议一下如何应对。其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天都黑了，王守义已经回家了。梁世铭骑了一辆自行车立刻前往老王家。一说情况，老王非常兴奋，说应该调查那个女人的底细，这事就交给他了。

次日上午，老王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很顺利地查摸到了姬紫菊的基本情况：这个三十八岁的女人出身于铁匠屯地主姬老财家，至今有过三次婚姻。第一次是十七岁时嫁给了开封县的一个税务官的儿子，三年后丈夫莫名其妙身亡，她就回到了铁匠屯娘家过日子了。第二次婚姻是抗战爆发那年的冬天，姬紫菊不知怎么的认识了开封市里的一个日本宪兵队的中国翻译，两人同居了一段时间，正式结婚，当时日军驻开封部队的一位少佐还应邀担任了证婚人，着实风光了一回。这段婚姻持续了六年，那个翻译官在参加日军的军事行动时被八路军抓住后以汉奸的罪名砍掉了脑袋，姬紫菊再次成为寡妇，又回到了铁匠屯娘家。抗战胜利后，“军统”驻河南站不知出于什么需要对一些汉奸进行调查，开出的调查对象名单中有姬紫菊的第二任丈夫。因为那翻译官已死，特务就找到了铁匠屯向姬紫菊调查。天知道这个貌不惊人的庄户出身的半老徐娘施出了什么手段，几次接触就跟那个特务勾搭上了，于是不久就有了第三次婚姻。

姬紫菊的第三任丈夫是“军统”的一名职业特工，习惯于把自己掖藏得很严密，包括他的老丈人姬老财在内，谁也摸不清此人的底细，连平素间的来来往往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搞得神神秘秘玄玄乎乎的。这人跟姬紫菊结婚后，姬紫菊生下了一个儿子，但儿子还没有开口叫爹的时候，特务老爸就不见了。姬老财夫妇觉得奇怪，几次三番问女儿，姬紫菊却只是摇头。这样，现在姬紫菊就领着儿子待在娘家过日子。

梁世铭考虑了许久，决定对姬紫菊实施秘密监视。他问了老王，了解到小那手头掌握着几个耳目，于是就派邱仲曦去把小那换下来继续盯着五福布店，派小那带着积极分子和耳目一起负责监视姬紫菊。

这天午后，侦查员发现金庆鼎忽然出门了，这是他从12月27日从第二区公安分局看守所释放出来后首次出门。这时梁世铭、王守义已经作为机动力量参与了对金庆鼎的监视，于是这二人就悄悄跟踪。

金庆鼎出门后行不多远，就在四岔路口驻步，片刻候得一辆空黄包车过来，就挥手招停，上去后向前而去。两个侦查员合骑着一辆自行车，保持二十多米的距离不慌不忙地尾随其后。金庆鼎去了北太平街，在一家电器行门前下了车，付钱后把黄包车打发走了。

王守义见状暗吃一惊：难道这主儿还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

梁世铭的脸上浮现起一层笑意，稍显即逝，轻声道：“老王，看来咱们的估计还是有道理的，看来这人不单单是无线电爱好者，而且很有可能还是一名报务员!”

老王顿时兴奋了：“有道理!估计他的收发报机发生了故障，是来买零件自己修理的。哎，这位金老板真了不起啊，又会做布匹生意，还能修理无线电器。小梁，下一步怎么走？”

梁世铭说出的另一句话却使老王的热情降了温：“当然，也有可能他不过是修理收音机。”

“他妈的，这怎么弄？”

梁世铭说：“先隐蔽一下再说，一会儿待金庆鼎出了电器行后，我继续对其跟踪，你呢，开封本地人氏，容易跟人家取得沟通，就去跟电器行老板聊聊，了解金庆鼎刚才购买了什么东西，购买的东西在电器上可以起到什么作用。”

这家无线电器材行同时出售新旧器材，要新要旧由顾客自己决定，这样，挑选时就会费一些时间。金庆鼎在里面足足待了半个多小时才捧着一个纸盒一脸轻松地出来，看来他淘到了自己想要的零件。待在三十米开外的一家药店里佯装选购药品的梁世铭见金庆鼎出来后，便马上出门，正好有一辆空黄包车经过，就唤住了把金庆鼎指给车夫看，让黄包车跟着此人走，不管他坐车还是步行，都不能脱梢。

梁世铭的跟踪没有什么收获，金庆鼎也叫了一辆黄包车，径直回了布店。

这时，侦查员老王正跟无线电器材行那个中年老板抽着烟聊得正热络，他轻而易举地了解到了情况：金庆鼎要购买三个大功率的电子管，这种电子管通常用于功率较大的交流电收音机，当时人们提到收音机时经常以“几灯”来评判档次，就像现在说轿车的排气量一样，一般说来，五灯以上就是大功率收音机了。这个“灯”，就是电子管。电子管的型号、功能有所不同，其中有的功能是可以适用于无线电台的。比如，刚才那位顾客购买的就是这些功能的，但这家电器行没有这方面的新电子管，就只好从旧货里淘了。

王守义返回后对梁世铭一说，梁世铭便断定：这个金庆鼎很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在开封的潜伏电台的报务员，那个铁匠屯的姬紫菊，看来可能是传递情报之类的地下交通员，昨天的那包所谓短尺缺寸的布料，里面装的大概就是情报、经费之类了。

开封市公安局领导听取了专案组的汇报，研究后决定采纳梁世铭的建议，采取特殊手段收集确凿证据。

当晚，华中军区的两名无线电技师携带了一套美制便携式无线电信号测定仪进驻五福布店对面的专案组监视点，开始对布店进行无线电监听。

七、破获了一个特务组织

华中军区派来协助警方的两位无线电技师的技术水平当然是没有话说的，当天深夜，他们就测出了无线电收发信号。

信号最先时断时续，尽管专案组没有向技师透露白天跟踪过金庆鼎见其在电器行购买过电子管的情节，但他们那份技术和经验是明摆着的，马上作出了准确的判断，说这是电台更换过零件后在进行调试，调试成功后就会进入工作状态。果然，一会儿就测出了电台的工作信号。至于拍发的是什么内容，那当然是使用了密码，这二位技师学的不是破译密码，所以他们不清楚。

一直守候在旁边的专案组长梁世铭问技师，能否确认这信号就是从对面五福布店里发出来的。技师说由于无线电波是呈圆形传送的，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不能直接确认这些信号是从布店发出的，但是，根据你们侦查中获得的其他线索进行比对后，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

公安局领导于次日上午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对五福布店进行搜查，在查出电台等特务证据后将老板金庆鼎实施拘捕。由于这个案子已经改变了案由，所以领导指令政保部门派出两名侦查员指导专案组进行这项工作。

政保侦查员抵达现场的监视点后，跟专案组长梁世铭商议了行动步骤，然后立马行动。令人意外的是，搜遍了整个五福布店和金庆鼎住宅的每个角落，甚至连灶膛也挖掘过、水缸也扳起来检查下面是否有洞穴，却没有发现电台，也没有发现其他任何跟特务活动相关的物品。

布店老板金庆鼎的脾气一向不大和顺，有着容易冲动的性格，否则12月21日他也不会在饭店跟人较量拳脚功夫了。今天，最初他面对着蜂拥而入的警察，被勒令站在墙角被人看起来后，脸色显得很难看，但没有开口说话。现在，当专案组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毫无收获时，他开口了：“民主政府怎么这副样子呢？在你们共产党手下做个规规矩矩做生意的良民都不行吗？你们凭什么搜查民宅？”

侦查员们也是一脸的疑惑，当然他们并不怀疑专案组情报的可靠程度，而是对于金庆鼎密藏证据的手段很是不解。这是一部电台啊，不是一张三指宽的纸条，即使拆开了也很难藏得天衣无缝。

梁世铭把王守义叫过来，说你是开封地面上的老刑警了，办过不少案子，肯定搜查过形形色色的案犯的住宅，眼下这主儿明明是藏着电台的，却怎么也搜不出来，你说这是咋回事？不瞒老兄说，我此刻已经没有什么法子了，你说说主意吧。王守义苦笑说，我如果有什么主意还能藏着掖着不说出来吗？搜不出来连我也一起跟着你受煎熬，我想这样吗？说着说着，忽然眼珠子一转道，何不这样试试？

王守义的“这样试试”，就是把金庆鼎带上，重新对布店、住宅各处进行搜查，他让其他人只管搜，不要管搜过没搜过，他和梁世铭两人却不动手，只是悄悄地盯着金庆鼎，观察他的神情有什么变化。

重新搜查当然就不像先前那样费劲了，东西都已经翻乱了，不用大费手脚。这样又折腾了大半个小时，来到了楼上的一个房间。这是位于后院的一个十四五平方米的屋子，从室内摆设的古籍和文房四宝看来，这应该是金庆鼎的书房了。不过这间书房的位置似乎有点异样：它是面对后院的朝北第一间，夏天热冬天冷，而这间屋子南侧的一间跟此间差不多面积朝东方向有着一扇窗户的屋子，却被作为存放布匹的库房。这种设置是违反常规家居房间分配原则的。在梁世铭看来，这个书房似乎最适宜作为金庆鼎收发电报的场所，所以刚才搜查时特别仔细，所有橱柜、抽斗都一一打开搜检了，连床也翻起来看过，但始终没有什么发现。

即使是这样，梁世铭也认为第二次搜查时仍应将书房作为重点怀疑点来对待。他朝政保侦查员使了个眼色，那二位就不厌其烦地重新开始了新一次的搜查。老王站在金庆鼎后面，防止这个会少林功夫而且据说脾气不大好喜欢玩冲动的对手冷不防发作。梁世铭也假装搜查，在一长排书橱那边“耐心”地翻检着一册册古籍，却用眼角余光死死地盯着目标。

这时，政保侦查员打开了书房西侧靠墙壁的那口大橱。这口大橱里面挂着一些金庆鼎的衣服，靠近地板的底部放了几个纸盒，里面是几双春秋天时节穿的皮鞋。这些东西先前都已经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侦查员第二次搜检时对衣服、皮鞋只是过场样的拿在手里看了看就放到一边去了。然后，一个侦查员用手指关节叩击着大橱的两侧橱板，然后又用手指弹了弹大橱后侧的木板。

蛛丝马迹，就是在这一瞬间出现的：一直悄然注视着金庆鼎的梁世铭发现就在侦查员弹叩大橱后侧木板的那一眨眼间，金庆鼎的眼睛忽然闪现出一丝紧张的神情。梁世铭当时的判断是：大橱后侧的木板有问题，很有可能有夹层，那里面就藏着拆散了的电台!于是，马上一声断喝：“把大橱拉出来，仔细检查!”

大橱马上被拉开了，挪到了房间中央。可是，几个人围着大橱反复敲打，也没有发现什么异样。梁世铭始终注视着金庆鼎，但这主儿发现自己被注视着时，再也没表现出任何异样神情来。就在众人一脸失望地想放弃时，老王忽然走向原先放大橱的那个位置，低头注视着地板，片刻，动手挪开了大橱旁边那个位置上的矮柜。

就在这时，金庆鼎忽然大吼一声，一把推开旁边的梁世铭，一个箭步冲到楼梯口就往楼下奔。但他刚下到楼梯拐弯口，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似的一个急刹车站下了。楼下，小郭的手枪已经对准了他，目露冷光，定定地看着他!

刑警老王大声喝道：“铐起来!”

老王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刑警，在场所有侦查员中，他办的各类案件最多最杂，参与搜查的机会自然也最多。他刚才在搜查被挪出来的大橱失利之后，最初一瞬间的感觉跟其他侦查员一样，也只能用“失望”两字来表述。但是，老王有个习惯，遇到沮丧的事情时喜欢低头作沉思状。此刻他也是如此，没想到就在一低头的当儿，忽然无意间发现大橱挪出后露出的那个位置的地板上没有灰尘。这就奇怪了，一口长久放置的橱柜，无论屋里打扫得怎么干净，底下肯定有灰尘，即使原来没有，每天打扫时也会飘进去，日积月累形成棉絮状的尘絮。可是，这口大橱下面怎么没有灰尘呢？老王惊诧之下，马上挪开了旁边的那口矮柜，矮柜底下是有灰尘的。

于是，老王明白了：这口大橱是经常被挪开的，因此堆积不了灰尘。为什么要经常挪开？看来答案只有一个：主人要使用这个位置。

金庆鼎被扣上手铐押了上来，这时老王、梁世铭等人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他身上了，他们对分隔和邻居房间的那道木头板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番观察后，发现这道板壁竟然是可以左右移动的，相当于一道简易移门，动手移开，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跟这边的书房差不多面积的房间，室内仅一桌一椅，桌面上空无一物，桌旁地板上放着一口皮箱，靠窗地板上横放着一根竹竿。

打开皮箱，就是电台。那根竹竿，是设置天线用的，使用时只要将天线搭上后往窗外墙上的一个扣子上一插就行了。

五福布店的隔壁原是一家棺材铺子，后来关闭了。因为之前经营棺材的原因，该房产就难以被人租赁，金庆鼎就以低价租了下来。他在租下的房屋临街门板上贴了“招租”告示，还挂了一把大铁锁，以告诉外界这是一个空铺子，却在楼上设置了一个跟他的书房有暗门相通的工作室，专门在夜深人静之际操作电台。

巧的是，就在楼上的搜查取得关键性突破的时候，楼下也有了意外收获。那个已被秘密监控了的铁匠屯女子姬紫菊这时正好兴冲冲地雇了一辆黄包车赶来五福布店，一到门口见状不对，也不下车了，忙着让车夫“往前走，去继祖皮草行”，但跟踪在其后的便衣小那已经向门口待着的侦查员印雄发出了信号，于是她就被拦了下来。

从姬紫菊的坤包里，搜出了一份关于中原军区调动部队的情报。原来，这个女人是一位专门从事运送情报等物的特务交通员。

将两个被捕者押送进局子后，随即进行了讯问，根据两人的口供，专案组破获了一个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开封的六人特务小组。

至此，是到案情真相大白的时候了。

先说金庆鼎，这个少年时曾去少林寺学过武术的布店老板，在抗战后期从北平到郑州后当中学英文老师时，被当时还称为“军统”的特务组织发展为情报特工，“军统”派人专门对他进行了无线电收发报及维修技术的培训，指示他利用公开职业掩护担任“军统”的地下报务员。金庆鼎还没有正式开始工作时，抗战胜利了。但“军统”还是要用金庆鼎的，指示他不能荒废所学到的无线电技术，随时准备为党国效力。

金庆鼎按月领取“军统”(后来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的一份秘密薪水，却不用干什么活儿，一直到1947年12月上旬，才接到跟其单线联络的上司桂木生的通知：准备辞职，前往开封投入工作。

金庆鼎到这时才发现，“保密局”方面对他平时的情况了如指掌，也不知从什么途径掌握了他的隐私：与一女生搞师生恋并已经去医院检查过妊娠情况。上司指示他据此作为切断与供职学校关系的理由。金庆鼎虽然还没有为“团体”做过任何特务工作，但知道这个“团体”的纪律是十分严格的，纵有不舍，也只好服从指令跟那女生分手，并巧妙地放出风声让学校方面知晓此事，以使其主动辞职有一个充分的理由。

金庆鼎回到开封后，继续接受桂木生的领导。“保密局”的纪律是“不该看的不能看，不该问的不能问”，所以，金庆鼎只接受桂木生的指令，也不清楚这位上司究竟在“保密局”担任着什么职务，在开封又是什么角色。桂木生指示他以经商为掩护，做好设置秘密电台的准备。不久他的父亲金九灵病死，他就接替老爹当了五福布店的老板。而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桂木生让他的电台开始工作。尽管当时开封在第一次解放后又因解放军的主动撤离而仍由国民党统治着，但金庆鼎的秘密电台始终处于地下状态。因为“保密局”已经断定开封不久肯定会第二次失守而被共产党长期占领，到那时，金庆鼎所在的特务小组的潜伏使命就将正式开始执行。

1948年10月24日，开封第二次解放，金庆鼎的特务工作于是正式拉开了帷幕。这时，桂木生再也不露面了，只给了金庆鼎一个秘密联络的地址，嘱其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才可使用。桂木生有情报需要拍发的时候，会让那个金庆鼎不知姓名住址的女人(即姬紫菊)送来，顺便取走金庆鼎收到的密电。根据规定，金庆鼎收到密电后二十四小时内如果姬紫菊还没有来取的话，他就应当通过邮寄方式将密电传送到桂木生指定的一个地方去。

要说金庆鼎的特务履历，那倒也有些时间了，在“保密局”的档案里，他还属于“抗战时期参加团体的同志”。但是，真正干特务活动，其实不过就两个月的时间，因此他没有把当特务当回事，就像从事着一份第二职业似的轻松。因为这种轻松，他就忘记了自己另有一种特殊身份，应当处处小心谨慎，所以导致了12月21日晚上在追靖饭庄吃饭时跟顾某、刘某发生了纠纷，出手打伤了人家。这样，他就折进了局子。

对于当时的金庆鼎来说，折进局子的原因他自己是清楚的，所以他并不惊慌，寻思打伤了人，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反正再怎么着也不可能把他送交法院判刑的。因此，他在看守所里照样吃得下睡得着。果然，没几天他就被释放了。

金庆鼎回来后的当天晚上，就打开电台接收南京“保密局”总部发来的数份密电。按规定在等候二十四小时后还不见姬紫菊来取，就装进信封封好，因为天冷懒得出门，就委托一位店员下班经过邮局时寄了出去。估计桂木生那里收到密电后知道他没什么事，所以就派姬紫菊送来情报让他迅即拍发出去了。

这就是金庆鼎交代的情况，他对于自己被捕后社会上接连发生的七起拍花案什么的，一概不知。

第二个要说到的是铁匠屯那个女特工姬紫菊。这个女人是由她的第三任丈夫、“军统”特工中校贝俊飞发展为特务的。贝俊飞发展妻子参加了特务组织，但却不是她的上司，而是将姬紫菊的组织关系交给了开封方面的特务组织。后来，贝俊飞不知下落，但姬紫菊的特务身份仍然保持着，跟她单线联络的那个特务按月给她送来一份薪水，却没有派给她做什么活儿。直到1947年初夏，“保密局”下令建立情报组织收集“共军刘邓部进犯中原”的情报，她才被正式起用，接受桂木生领导。姬紫菊这才开始偶尔跑跑交通。当时开封还由国民党统治着，所以尽管这种活动保持着神秘性，但却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姬紫菊很乐意跑交通，因为上司会另外发给她一份活动津贴。

开封于1948年10月24日解放后，姬紫菊就开始了正式活动。通常都是桂木生派人送来情报、经费，有时也有东西，是密封在纸盒里的，沉甸甸的不知是什么(金庆鼎交代说是电台使用的备用电池，可以在停电时保证照常使用)。有一次，是桂木生亲自过来的，当时他化装成卖杂货的货郎。

金庆鼎于12月21日深夜被捕的消息，还是次日上午桂木生派人通知姬紫菊的，让她在没有接到新的命令前不得擅自去五福布店，这段时间在家待命。几个小时后，先前那个特务又来到铁匠屯，传达了桂木生的另一道命令：准备接待客人，来人将在铁匠屯小住数日，安排好客人的吃喝住宿，不得向来人打听任何情况。

客人有三位，自称分别是钱、周、朱姓，姬紫菊也不管他们的年龄比自己大还是小，一律唤称“老钱”、“老周”、“老朱”。由于桂木生有言在先，所以她不敢跟三人说什么，让父亲姬老财把他们安排在后院的一间屋子里，派人供酒供肉好吃好喝侍候着就是了。后院另有一道小门跟外面相通，这三人自由出进，姬紫菊也不知他们在外面忙碌些什么。

这三人是12月23日深夜由桂木生亲自陪同着来到铁匠屯姬家的，桂木生连夜离开了。三人在姬家住了五天，于12月28日下午离开。他们走时，也没有跟姬紫菊打招呼，姬紫菊后来听说是一辆汽车开来将他们载走的。

第三个要说的就是桂木生了。这个四十岁的男子是开封铁路上的一个检修工，留给同事的印象是一个嗜酒者，平时在机务段整日没精打采的，浑身酒气，哈欠连天。当然也有常人不及的优点，除了有一手不错的钳工技艺外，待人大方也是惹人喜欢他的一条，所有工友没有一个不曾接受过他的经济资助。桂木生这副形象，当然是装出来用以保全自己的保护色，这人其实是“军统”的一个老特工。桂木生是河南信阳人氏，十四岁进了铁路机务段学艺，二十岁时已经是一名熟练的钳工了。二十二岁，桂木生调到开封铁路上工作，并成了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从一名技工摇身一变成为“军统”的一个特工，而引人注意的是，他进入“军统”的介绍人竟然是戴笠。

那是1938年年初的事，当时蒋介石因山东军阀韩复榘不服从命令，消极抗日，给全国各地军阀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决定杀一儆百予以惩治。蒋介石把逮捕韩复榘的使命交给戴笠，戴笠于是开始制订方案，做行动准备。韩复榘也知道蒋介石是何许人，更知道他为了保存实力而回避日军进犯会造成的后果，所以对于蒋介石是心存十足戒意的。当时韩复榘有一支警卫部队，称为“手枪旅”，战斗力很强，韩复榘只要出门，必有该劲旅跟着护卫。戴笠为对付韩的这支劲旅，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案：蒋介石以开会为名把韩复榘召到开封，会后在开封车站由国民党另一高级将领刘峙出面把韩诱上停着的专列。待韩上车后，立刻拉响防空警报，专列随即驶离车站，把韩的卫队跟韩分隔后将韩逮捕立解武汉。

蒋介石批准了戴笠的这一方案，戴笠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亲自前往开封车站实地察看，并了解一应技术问题。当时，戴笠化装成一名经营五金配件的商人，在开封车站待了整整一天。期间，戴笠跟正在当班的桂木生有几个小时的接触，交谈之下认为桂可以做一个优秀的特工人员。这样，逮捕韩复榘之后，就有人来找桂木生，一番利诱劝说，桂木生就成了特务。当时战事紧张，“军统”也没有对他进行什么训练，发了些钱给他让他待命。命令一直没有来，直到日军占领开封后，“军统”方面才派人跟桂木生联络，指示他收集日军情报。桂木生就这样一直干到抗战结束，收集并转送了上百条情报，据说受到了戴笠的赞扬，还说要给他一个不低于少校的军衔。可是，桂木生没有等到少校军衔，戴笠就死了。戴笠死后，“军统”易名为“国防部保密局”，由毛人凤执掌。从此，就没有人跟桂木生提什么少校军衔的话了，但他仍是“团体”的人，所以还得继续干特务活。

1947年初夏，桂木生被任命为“保密局”开封特别情报小组组长，让他利用职业之便，负责收集共产党刘邓部队“进犯中原”方面的情报，同时也顺带着了解国民党内部的动态。桂木生负责的这个情报小组当时有四名成员，收集到的情报由上司指定的交通员在约定的时间里来取，反正那时开封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不必担心有什么危险。到了这年初秋，上峰通知桂木生，局本部经过研究，决定你小组在时势发生异常变化时作为潜伏力量隐藏开封进行地下工作，届时传递情报将通过秘密电台进行，决定给你组增派一名报务员，并配备电台。这名报务员，就是金庆鼎了。

桂木生主持着他这个特务小组，收集了若干情报，通过金庆鼎的电台向南京“保密局”总部报送。其时，战事对于国民党愈加不利，郑州、开封解放后，国民党方面判断共产党必将攻打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武汉，因此上峰不断地向桂木生小组下达指令，要求全力收集共产党的军事情报。哪知就在这当儿，金庆鼎出事被捕了。

金庆鼎被捕后次日清晨，桂木生就得到消息了，他随即打听，知道金庆鼎的被捕是因为在饭庄吃饭时跟人发生纠纷而引发，警方对其执行拘捕时并未对布店和住宅实施搜查，于是稍稍心定。但他非常担心事情会起变化，比如金庆鼎在局子里交代了特务问题、金庆鼎的家人或者店员发现了秘密电台向公安局举报、手头收集到的情报由于无法拍发出去而失效、上峰有重要指示下达他却无法收到而最后导致误会而被上峰下令给密裁了，等等。因此，桂木生就急于让金庆鼎尽早获释。他找了一个以前干过铁路警察的老熟人时建道，想通过对方跟第二区公安分局的警察通个路子打个招呼，交点保金把金庆鼎捞出来。但时建道说他在第二区分局没有说得上这种话的人，不过他给桂木生出了个主意，说可以给逮人的第二区分局一点颜色看看，他们权衡利害，就会把金老板放出来。

接下来就可以看出科班出身与否的重要性了，即使干特工也是这样。“军统”的特工，凡是科班出身的，都接受过包括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在内的政治教育，对于共产党的行事思路或多或少有些了解，所以，如果桂木生是科班出身接受过“军统”正规特工训练的话，他对于那个前铁路警察的主意肯定嗤之以鼻，一声“拜拜”回头就走。但桂木生不是那路人，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天特工训练，也从来没有人给他讲解过应该如何分析应付诸如此类的突发情况，而且，脑子里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警匪勾结的那一套，当下一听觉得有道理，于是就决定采纳这个建议。

桂木生在铁路上干了二十几年，结交了一些江湖朋友，后来替“军统”干起了情报工作，还直接通过这些到处流窜作案的江湖朋友帮过忙。这次，他就想起了已经金盆洗手定居在郑州的黑道人物穆真，于是就立刻动身前往郑州拜访。穆真是湖北孝感人氏，土匪出身，早年作案失风遭到军警追捕逃到信阳火车站，走投无路眼见得就要落网之际被学徒工桂木生搭救，两人因此成为莫逆之交。后来，穆真凭着那份吃人心的凶残，成为湖北、河南交界地区的一个黑道成名人物，一度手眼通天、呼风唤雨，连后来的日本宪兵队也买他三分账。抗战中期，穆真退出江湖，定居郑州，但跟各方江湖人物还保持着一定的关系。这次，桂木生前去拜访穆真，说有一位弟兄因为打架折进了局子，他想给警方制造点小麻烦打个招呼让放人，请穆真推荐有点绝招的朋友帮个忙。穆真爽快地点了头，当即找来钱妙一、周奇、朱辛父三名擅长拍花犯罪的江湖人士，让他们跟桂木生去开封跑一趟，干什么、怎么干、待多久等一切全部听桂木生的。

桂木生把三名拍花分子带回开封后，安置在铁匠屯姬宅，然后去找时建道，询问应该如何进行警告行动。那个时建道其实也是个专犯低级错误的弱智类角色，他按照旧警察跟盗匪打交道的思路替桂木生作了一番策划。桂木生于是就按照这套策划去行事，哪知四起案子作下来没有任何效果。桂木生再去请教时建道，时就替他写了一封警告函件，说如果警方再不放人，你就可再作几个怎样怎样的案子。

桂木生于是立刻通过“刘痨痨”搞到了三辆黄包车，指示三名拍花分子作了被专案组编为第5、6、7号的黄包车拍花案。这三起案件作过后，正好金庆鼎拘留期满被释放了，桂木生就以为是时建道的计谋起了作用，指示钱妙一等人把赃物送了回去，然后赠送了一笔钱钞送走了他们，当然也没忘记酬谢一下时建道。

专案组根据上述口供，先将时建道逮捕，然后又去郑州拿下了穆真。再捉钱妙一等人时，却未能找到，原来他们没回郑州。钱妙一、周奇、朱辛父三人于1951年分别在新乡、驻马店落网，其时，开封拍花案的桂木生等犯都已经受到了严惩。以钱、周、朱三人的拍花犯罪情节，还不至于像桂木生等人那样受到极刑处置，但由于开封拍花案的案底已被记录在案，因此就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置，三人全被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