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我国深层参加国际性经贸关系的多种提议，

中国如何保持外资稳定输入？搞定这四大挑战，轻松增长成交量

第22章 中国稳外资增量面临的四大挑战及政策建议

2020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较2019年大幅下降40%，而中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实现引资总量和增长幅度双提升。在此基础上，2021年中国吸引FDI再度保持稳健的增速。但是，随着各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适应能力逐渐上升，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逐步恢复，中国吸引外资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和低成本发展中国家的广泛竞争。中美双边紧张关系升级，欧盟、乌克兰、英国、加拿大等陆续宣布对华制裁，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叠加，将对中国保持外资持续稳定流入构成挑战。

一、中国稳外资面临的挑战

挑战一：前有堵截，地缘政治持续紧张。

当前，地缘政治持续紧张成为在华外企面临的最大挑战。中美贸易冲突导致企业直接关税成本和投资风险提升，双边关系的不确定性促使企业谋求产业链布局多元化。据中国美国商会2020年年底的调查，在决定向中国境外转移产能的关键因素中，美资企业中受疫情影响的占比为5%，而受双边贸易冲突影响的占比为66%，双边贸易冲突对企业外移的影响范围甚至超过劳动力成本提升影响的两倍。日资企业也有超过半数因中美贸易冲突而考虑调整产业链布局。

此外，由于美国政府针对中资企业采取了一系列监管行动，欧盟、乌克兰等国家和地区宣布对华制裁，增加了外企对营商环境政治化和在华遭遇对等限制的担忧。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20》显示，欧盟43%的成员表示过去一年营商环境越来越政治化。近来，欧盟、英国、加拿大、乌克兰等陆续宣布对华制裁，欧洲议会取消《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审议会，“新疆棉事件”引发国内消费者抵制国外服装品牌。此类信息报道会强化和放大企业担忧，如果短期或中期内国际关系没有缓和预期，必将导致企业为规避政治风险而调整对华投资策略。

挑战二：后有追兵，东南亚国家逐渐成为替代引资国。

东南亚国家正陆续成长为中国吸引外资的替代国，对外资分流和企业经营的影响因中美贸易冲突而加剧。据日本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对在华日资企业的调查，中国经济换挡至中低速后，在华日企普遍盈利的时代已经过去，加之用工成本提高和中资企业技术水平提升，外资竞争优势减弱，外企非核心事业的盈亏压力增加。而中美贸易冲突导致的成本增加和出口受限，加速了生产从中国向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转移。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显示，2020年，亚洲国家中受贸易环境负面影响最大的是中国，而包括泰国、马来西亚、老挝、缅甸等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积极影响，其中受惠最多的是越南、孟加拉国和印度等，其获利企业占比较2019年大幅增加，而且未来2~3年内还会延续这种态势。

挑战三：远虑，营商环境的隐性壁垒仍有待消除。

中国《外商投资法》已正式实施，负面清单形式的直接壁垒大幅缩减，但市场准入实质性改善程度有待观察。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标准，开放市场，是外资企业的共同诉求。美欧企业在技术和服务行业投资比重大，这一诉求尤为突出。在华美资企业反映遭受不平等待遇的集中表现是市场准入受限。调查中持此观点的受访企业在2019年占比为63%，2020年上升为65%。另有66%的企业表示，如果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与美国相同，它们将考虑在华加大投资力度，这一趋势在所有行业均一致且有所增强。近一半欧洲企业反映曾遭遇市场准入方面的差别待遇，因市场准入限制或监管问题而在华错失商机的企业占比2015—2020年始终稳定在43%以上。中国2019年宣布取消股比限制后，只有不足1/3的受访企业增加了在合资中的占股比例，没有立即增资持股大多是希望进一步观察实施动向。大部分欧洲受访企业表示，如果放宽市场准入将增加在华投资，其中近半数企业投资增幅将达到5%~10%。

中国营商环境的隐性壁垒仍有待消除，外资企业在这方面仍有疑虑。包括如行业政策的额外限制，牌照发放程序缺乏透明度，技术转移问题，外企在补贴、融资、参与政府采购和标准制定等领域面临的问题，以及由于法律法规过于含糊导致官员错误解读或在执法中自由裁量而带来的不确定性等。特别是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市场化、国际化发展滞后，政府规范和服务意识有待提升，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对吸引外资形成障碍。营商环境改善涉及深层次机制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二、增强对外资吸引力的对策建议

（1）避免商业行为政治化，积极发展经贸关系，稳定外资预期。第一，利用各国迫切需要从疫情中恢复经济的有利时机，深化经贸合作。在RCEP和《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框架下，进一步放松对欧盟和日本企业的准入限制，加强与欧日的经贸合作，化解美国贸易围堵，分化美国构建制华同盟。第二，对包括美国企业、州政府在内的各类群体区别对待，只要愿意与中国开展正常经贸往来均持开放态度。第三，加强舆论引导，在应对政治争端的反制手段中，以政治对政治，避免使用恶化双边、多边贸易投资关系的经济手段，寻求以结果为导向的谈判框架，实现政府间沟通机制化，稳定外资预期。

（2）提振内需市场，挖掘投资潜力。美欧日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而对华双边投资发展严重滞后，与各方经济体量和双边贸易交往极不匹配，双边投资潜力巨大。当前，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利润率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且视中国未来市场为重大机遇，并主动布局。中国应着重做好国内收入分配、市场整合和消费提升，增强对外资吸引力。

（3）选择部分行业实质性改善市场准入，提升监管透明度，明确开放时间表。在包括食品、烟酒、服装、化妆品、电子产品等消费品类高竞争性非敏感行业实行完全开放，确保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树立“真开放”样板，减少外商投资顾虑，缩短投资观察等待期；对计划逐步开放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明确开放时间表，检查排除与外资开放相抵触的行业政策或地方法规，遵循时间表有序开放到位；对技术创新和研发行业，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确保将先进技术引进来，通过内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直接竞争扩大技术溢出，实现技术提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