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揭现代美式“抗疫”公民权利灾祸 我国：曝露美自夸“民主化灯塔”虚伪性，

斑斑劣迹！美国是二战后国际和平环境的最大破坏者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题：斑斑劣迹！美国是二战后国际和平环境的最大破坏者

新华社记者

“如果说21世纪初有哪个国家在寻求称霸世界、胁迫他国、藐视规则的话，那就是美国。”《纽约时报》去年10月一篇专栏文章写道。

自1776年建国始，美国就开启了持续扩张：西进运动、美墨战争、美西战争……依靠金钱、讹诈、武力，美国从建国之初领土面积约80万平方公里，到现在的约937万平方公里，足足扩张了10倍多。二战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超级大国，仍不改其扩张基因，不遗余力在全球争夺和维护霸权。美国倚仗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优势，打着“自由、民主、人权”旗号，频繁干涉他国内政，欺凌、掠夺、控制其他国家。

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均奉行霸权主义政策：从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到尼克松政府的现实威慑战略，再到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构建和维护美国霸权都是其核心战略目标；最近几届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战略、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拜登政府提出的“更好重建”美国主张，根本目的仍是确保美国霸权。

当今世界，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世人有目共睹：四处煽风点火，策动战争制造对抗，武力推翻他国政权，让世界多地深陷战火与动荡；奉行“美国例外”，大搞双重标准，无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对国际组织、条约、协议合则用、不合则弃，严重阻碍国际合作；操纵国际金融体系，掠夺巨额财富，纵容贪婪投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蛮横实施长臂管辖，频频挥舞关税大棒，到处挑起贸易争端，不择手段打击对手；操弄国际舆论，强行输出美式价值观，对别国大搞文化侵略……

无数事实告诉世人，美国是国际规则和世界秩序的真正破坏者，是当今世界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加剧上升的源头。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破坏全球秩序，威胁人类和平，给世界带来严重后果，成为威胁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与和平发展的最大挑战。诺姆·乔姆斯基、罗伯特·卡根等美国知名学者不止一次指出：美国已沦为“流氓超级大国”。

穷兵黩武，美国是世界最大乱源

“美国的历史是充满战争和扩张的历史。战争在提高美国国际地位的同时，深刻改变了美国的行为方式和民众的生活方式……战争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美国历史学家、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高级讲师保罗·阿特伍德在2010年出版的《战争与帝国：美国的生活方式》一书中这样写道。

审视美国历史不难发现，“尚武”“黩武”写在美国基因之中。美国在战争、奴役和屠杀中诞生、壮大并成为超级大国，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以及影响力的提升，都与重大战争有关。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2019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提到，美国在建国以来240多年的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打仗，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援引美国传统基金会防务项目高级研究员达科塔·伍德的话说，美国平均每15年就卷入一场战争。

这种好战传统并未在美国成为超级强国后消失。越来越多人看到，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热衷于海外干预，如此频繁地发动或参与对外战争。

军事力量是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美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经常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倚仗超强军事实力，直接发动战争，制造分裂冲突，给世界带来动荡。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海外发动或参与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多场战争，不仅夺去大量军人生命，更造成极为严重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导致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最典型的莫过于伊拉克战争。2003年，美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以莫须有的罪名发动伊拉克战争。根据美国沃森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所统计，在这场战争中至少有18万到20万伊拉克平民死亡。以美国为首的联军还在伊拉克大量使用贫铀弹、白磷弹等，严重危害当地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伊拉克官方统计数据表明，在1991年海湾战争前，伊拉克癌症发病率是平均每10万人中40人，而到了2005年，这一比例飙升至平均每10万人中至少1600人。

美国反战组织“粉色代码”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20年，美国及其盟国经常轰炸他国，平均每天投下40多枚炸弹和导弹。今年2月下旬，拜登政府上台不久，美军就对叙利亚东部发动空袭。多方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国际法、侵犯叙主权。

美军在海外狂轰滥炸的背后，是美国持续高企的军费支出。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年4月发布的2020年全球军费开支趋势报告显示，作为全球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美国2020年军费比上年增长4.4%，为连续第三年增长，总额达到7780亿美元。美国在全球军费总支出中的占比为39％，高于前一年的38%。根据拜登政府向国会提交的2022财年预算方案，国防预算总额为7530亿美元，较2021年度增加1.7%。

然而，美国频繁的海外军事行动和巨额军费支出只有利于美国少数政客和军火巨头，却损害绝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利益，更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在《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撰文说，美国在国外“无尽的战争”中释放出军国主义、仇外心理、伪爱国主义和煽动行为等，所有这些都与健全的民主制度所依赖的公民道德背道而驰。

美国进步研究中心今年5月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如今的国防预算比冷战高峰时的开支还要多，超过了排名其后的10国的国防预算总和，占整个联邦政府可自由支配预算的一半以上，但“无论美国政府花多少军费，都买不来完美的国家安全”。文章认为，美国政府应把更多资金用于改善美国基础设施和应对新冠疫情，而不是花在破坏世界稳定的新式核武器、航空母舰和战斗机上。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反战组织“不战而胜”负责人埃丽卡·费恩直言，包括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在内的重大全球性威胁从来就没有军事解决方案。美国政府削减公共产品投入，继续无节制地为军火商提供资源，最终只会损害本国和全世界的安全。

一贯双标，“美式反恐”制造“安全黑洞”

今年是美国打着反恐旗号出兵阿富汗20周年。持续近20年的阿富汗战争，超过越战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不仅令美国及其盟友深陷“帝国坟场”，更给阿富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导致数万平民丧生，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或成为难民。

最终，美国为了自己从战争泥潭脱身而匆忙撤军。美国总统拜登今年4月宣布驻阿美军将在9月11日前完全撤离，此后又把撤离结束时间提前到8月31日。随着美国和北约加速撤军，阿富汗塔利班迅速发起攻势，不断攻占各主要城镇。8月15日，塔利班驻卡塔尔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穆罕默德·纳伊姆宣布，塔利班武装人员已进入并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8月16日，拜登承认阿富汗局势恶化快于美方预期，但他更多地将责任甩给阿政府和美国上届政府，同时坚称从阿撤军是符合美国利益的正确决定。在“9·11”事件发生20年、美国在阿富汗花费2万亿美元后的今天，美国迎来了“喀布尔陷落”的黯然时刻。

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批评说，美国来到阿富汗自称是为打击极端主义，要为这个饱受战争折磨的国家带来稳定，但结果在这两方面都失败了。

事实上，世界多地战火纷飞、混乱动荡的背后，几乎都有美国的身影。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反恐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重心。此后，美国以冷战思维指导反恐战争，动辄以“国家安全”“捍卫自由”之名，按照双重标准在全球推行“美式反恐”，通过“反恐”划分不同阵营，强推他国政权更迭，把“反恐”当做清除异己的工具。

美军用无人机定点清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纵容以色列对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发动空袭，严重侵犯有关国家主权……美国主导的反恐行动已经成为其维护霸权、推行美式民主和价值观的工具，而结果是大量平民沦为受害者，难民问题恶化，地区局势动荡，安全威胁外溢。而伴随这些所谓“反恐”行动的，还有美国对他国人权和自由的粗暴践踏，震惊世界的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虐囚丑闻即为明证。

据美国《史密森学会杂志》统计，2001年以来，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的战争和开展的军事行动足足覆盖了“这个星球上约40%的国家”。美国布朗大学“战争代价”项目数据显示，这些所谓“反恐”战争已经夺去超过80万人的生命，令超过3800万人流离失所，耗费超过8万亿美元。

然而，再多无辜的生命在美国眼里也只是一串串冷冰冰的数字。美国在反恐问题上惯于玩弄双重标准，完全是为了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需要。凡是针对自己和盟友的恐怖袭击事件，美国往往反应激烈，坚决打击；而对于其他国家发生的此类事件，美国官方与社会舆论往往漠不关心。

“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东伊运”）长期在中国境内外从事反华分裂、极端暴力活动，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被列入联合国安理会1267委员会制裁名单，当年美国还曾是“东伊运”列名的共同提案国。近年来，“东伊运”在阿富汗、叙利亚等地流窜，策划实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包括2016年针对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的汽车炸弹袭击等。2020年11月，美国却公然宣布撤销对“东伊运”的恐怖组织定性，号称十多年来没有可靠证据显示“东伊运”继续存在。美国“睁着眼睛说瞎话”，单方面否认“东伊运”的恐怖组织性质，将恐怖主义变成遏制他国的工具，“以恐遏华”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公道自在人心。今年2月，英国人鲁本·劳伦斯拍摄的视频《中国穆斯林之问》引发关注。视频中，这名英国小哥呼吁大家不要忘记中国一直在同“东伊运”这一恐怖组织作斗争的事实，指出美国在该问题上出尔反尔、双标待人、动机不纯，敦促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停止抹黑中国，还喊话拜登不要借机干涉中国内政。

此外，美国还在全球培植大量反政府武装，其中不少后来成为恐怖组织，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的制造者。美式“双标反恐”害人害己，贻害无穷。

例如，古巴革命后，美国庇护多个反对古巴政府的武装组织，甚至默许其在佛罗里达州南部设立训练营。1976年10月，一架古巴民航客机在巴巴多斯上空发生爆炸，机上73人全部遇难。原籍古巴、流亡美国的路易斯·波萨达涉嫌制造这起空难并被古巴通缉，但美国政府一直不同意将他引渡到古巴。今年1月，美国国务院重新将古巴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批评美方此举是“虚伪和愤世嫉俗的政治投机主义”。

美国20世纪80年代曾大力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游击队。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曾在国会作证时说：“我认为游击队的很多行动具有恐怖主义性质，而且是美国支持的恐怖主义行动，这是无可辩驳的。”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2001年以反恐名义出兵阿富汗，而实际上恐怖毒瘤的始作俑者正是美国自己。冷战期间，美国将阿富汗作为对抗苏联的棋子，向包括本·拉登势力在内的极端组织提供大量武器与金钱，怂恿他们与苏联作战。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随即抛弃了这些被认为已没有利用价值的“朋友”，使阿富汗成为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庇护所。

“粉色代码”联合创始人梅代娅·本杰明和该组织研究员尼古拉斯·戴维斯撰文指出，如果拜登政府继续在往届政府的基础上堆积更多谎言和暴行，“将无法重新赢得世界对美国领导力的尊重，也无法赢得美国公众对本国外交政策的支持”。

干涉成瘾，美国是“颜色革命”最脏黑手

“与其让别人称霸，不如自己为之。”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斯蒂芬·沃特海姆对美国不惜任何代价追求霸权的评价。美国为维护和巩固其霸权地位不择手段，从密谋“和平演变”到煽动“颜色革命”，甚至直接颠覆他国政权。

今年7月，古巴部分地区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古巴政府公布的证据显示，从6月中旬起，美国境内一些反古势力在美国政府资助下，通过社交网络蓄意散播“新冠疫情下古巴医疗体系崩溃”的谎言，并以此为借口煽动对古巴发动军事干预，目的就是颠覆古巴政权。美国政府随后以所谓古巴政府“镇压”示威民众为由制裁古巴军方官员和实体。

古巴《格拉玛报》今年还披露，过去20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机构为一系列针对古巴的煽动和颠覆计划拨款近2.5亿美元。古巴哈瓦那大学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卡·洛佩斯·西韦拉说，近年来，美国政府经常以“人权”“自由”为幌子向他国施压，煽动冲突，目的是促使与其有矛盾的国家发生政权更迭，维护美国自身的霸权地位。

国际社会清楚记得，在2020年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期间，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着全世界的面扯下美国的遮羞布，痛斥美国插手别国内政、推行霸权主义的罪行，更直言“美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

美国是干涉别国内政的“瘾君子”，是煽动别国内乱的肮脏“黑手”。美国作家威廉·布鲁姆在《民主：美国最致命的输出》一书中对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外干涉行为做了如下统计：试图推翻50多个外国政府，其中大部分是选举产生的；粗暴干涉至少30个国家的民主选举；试图暗杀50余位外国领导人。

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渗透、策反、捣乱、破坏。美国波士顿学院副教授奥罗克在《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一书中写道，在1947年至1989年的42年间，美实施了64次隐蔽的政权更迭行动和6次公开行动。冷战结束后，美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干涉主义，频繁输出“颜色革命”：2003年底，以议会选举计票“舞弊”为由，逼迫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辞职，扶持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上台，即所谓“玫瑰革命”；2004年10月，炮制乌克兰大选“舞弊”丑闻，煽动乌青年上街游行，扶持尤先科上台，即所谓“橙色革命”；2005年3月，煽动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抗议议会选举结果，最终引发骚乱，总统阿卡耶夫被迫逃亡并宣布辞职，即所谓“郁金香革命”。过去10年间，美国多次介入或操纵中东欧、中亚以及西亚北非一些国家的“颜色革命”。美国把黑手伸向世界各地，在他国资助反对势力，煽动民众搞“街头革命”，激化政治矛盾，颠覆现政权，扶持根基薄弱、严重依赖美西方的政党上台，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于美国利益。

美国的“黑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留下一个个“颜色革命”烂摊子，“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中东欧、中亚、西亚北非多国至今政局动荡，社会矛盾冲突加剧，民众被拖入灾难深渊。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公开资料，该机构2020年仅在吉投入就超过2500万美元，涉及的项目包括“民主治理”“安全移民”“支持法律公平”等看似冠冕堂皇的名目。而吉尔吉斯斯坦这些年来经历了数次非正常权力更迭。

在美国导演的一系列“颜色革命”背后，一家自称“非官方、非营利”的组织出镜率颇高，这正是被称为“全球颜色革命最大金主”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这个成立于1983年的组织与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等都有着密切联系，有“中情局的白手套”之称，擅搞颠覆活动，每年提供1600多笔资助，用于支持90多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项目。该基金会还是一些针对中国的分裂势力背后的金主，每年资助的涉华项目多达数十个，迄今已为超过100个反华团体提供了约1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包括“藏青会”“世维会”等被中国明确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团体。“港独”的活动资金也有许多来自该基金会。美国前联邦众议员罗恩·保罗不止一次公开批评说，国家民主基金会“与民主几乎毫无关系”，“这是一个花着美国纳税人钱，却颠覆着民主的组织”，“通过向海外一些政党或运动提供资金，搞‘颜色革命’，而非真正推动民主运动”。

如今，越来越多国家的执政党和民众认清了“颜色革命”足以毁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罪恶本质。历史一再证明，当“颜色革命”走近，和平安宁便会走远，发展繁荣便会受阻，最终深受其害的还是无辜百姓。

嗜血成性，美元霸权剪全世界羊毛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形容充斥着征服、奴役、掠夺、杀戮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用这句话来概括美国的发家史同样再贴切不过。

二战后，美国利用美元霸权，使全世界财富的创造和流动都服务于美国利益，以此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剪羊毛”。

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推高发展中国家金融风险并掠夺其财富，包括资源和不动产，或获取这些国家水、电、交通等公共服务业的垄断权，以牟取暴利。实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珀金斯在2004年出版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披露，美国的“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以经济手段操纵别国，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让资金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巩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

国际贸易领域长期存在这种现象：美国印制美元，世界各国在全球贸易中将资源和商品置换成美元，再购买美国国债和企业证券充作本国外汇储备，这样美元又回流到美国，支撑了美国经济。美国历史学家尼亚尔·弗格森将这一现象称为“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免费午餐”。根据美联储最新数据，印制1美元纸币只需6.2美分成本，却能获得1美元的购买力，印制面值100美元的纸币的成本仅有14美分。如此看来，印美元无疑是一桩怎么看都不亏的大买卖。这正应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20世纪70年代说过的一句话——“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谁控制了能源，谁就控制了整个大陆；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世界。”

虽然美国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不断膨胀，但由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债仍可享受低利率，美国从而能以极低成本从全球获得资金。美国麦肯锡公司1996年出版的《无疆界市场》一书写道：“美国所有债务皆以美元计价，美元本身就是世界储备货币，它可以随时制造通胀，令美国随时摆脱债务。”

倚仗美元霸权，美国多年来一直享受着几乎不受限制印钞的超级特权。美国根据自己的经济周期，在“开闸放水”和“关闸断流”之间反复切换，在美元大进大出过程中洗劫各国外汇储备，掠夺优质资产，攫取巨额收益。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从2008年底至2014年10月先后出台三轮量化宽松政策，通过美元超发把危机转嫁给全世界。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为挽救美国经济和股市，美联储再度开启“超级放水”模式，祭出零利率加无限量化宽松。拜登政府上台后，又迅速推出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印钞机”开足马力，增发的大量美元流向世界各地，造成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受双重打击，更加脆弱不堪。但这些似乎并不是美国所关心的，一如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所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太和智库、海国图智研究院今年8月9日联合发布的《“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研究报告指出，美国用一年半的时间印了200多年来所有美元的近一半，世界各国不得不“背锅”，承受本不应承受的通胀压力、动荡压力、“泡沫”压力。在美国政府疫情防控失败的情况下，美联储滥发货币，以“大水漫灌”来延缓危机。若以货币发行量排名，美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货币滥发国”。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每一次“危机救市”，获利的并非美国普通人，而是社会顶层1%的美国富人，在全世界剪下的羊毛几乎都流入了他们的腰包。这1%的人大多属于一些最强大、资金最充足的利益集团，包括互联网巨头、华尔街、医疗保险行业、制药公司、化石燃料行业、军工联合体等。美国金融业和高科技产业在疫情期间快速膨胀，美国大企业通过各类经济刺激计划获得巨额资助。同时，超发的美元大多流入美国股市，股价上涨进一步使美国富人的财富暴增。根据美国福布斯网站今年1月的统计，尽管上千万美国人在新冠疫情期间失去了工作和收入，但过去一年美国650多名亿万富翁的财富总额却增加了1.3万亿美元，增幅达38.6%，而最富有的5个美国人的财富总和从3580亿美元增至6610亿美元，增幅达85%。在新近出版的《美国真相》一书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道出真相：美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只为这1%的人而存在，也被这1%的人所操纵。

疯狂印钞催生了美国暂时繁荣的幻象，背后却危机四伏。目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已超8万亿美元，美国国债规模更是高达28.5万亿美元。国际评级机构惠誉2020年7月就已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并表示债务和赤字高企正在腐蚀美国的主权信用。《日本经济新闻》今年5月31日发表文章指出，结合巨额财政刺激措施和大胆货币宽松政策的“拜登经济学”正在搅动世界。“无论愿意与否，世界都会被卷入美国的这场实验当中。如果这场豪赌以失败告终，遭受重创的不是美国，而是更加脆弱的国家。”

美国通过发行货币让其他国家为美国赤字“埋单”的做法，最终将会威胁美元的统治地位。近年来，为摆脱美元霸权，俄罗斯、欧盟、中国等已加速去美元化努力。实际上，“金融巨鳄”索罗斯2018年就曾坦言，未来几年，美元将失去其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和交易媒介的地位，“人们不喜欢华盛顿的权力，所以他们正在离开，并寻找摆脱美元的方法”。

长臂管辖，美国霸凌只手遮天

“十几年来，美国在反腐败的伪装下，成功瓦解了欧洲的许多大型跨国公司……美国司法部追诉这些跨国公司的高管，甚至把他们送进监狱，强迫他们认罪，从而迫使他们的公司向美国支付巨额罚款。”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前高管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在其2019年出版的《美国陷阱》一书中一语道破了美国的霸权行径。

多年来，美国为保住其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霸主地位，频繁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之上，滥用长臂管辖、经济制裁等手段，围堵敌对和对手国家以及外国企业，将“丛林法则”和霸权主义推行到极致，令世界深受其害。美国不仅极力打压其认定的威胁美国利益的国家，对于其认定的威胁美国商业利益以及科技或金融优势的实体也都视为眼中钉，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予以压制。

自1977年《反海外腐败法》出台，尤其是1998年该法修订后，美国以执法为借口，将“黑手”伸到海外且越伸越长。不论何时何地，只要外国公司曾用美元交易、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电子邮件服务器收发、存储邮件，美国政府就认为自己拥有对相关案件的司法管辖权。法国参议院议员菲利普·博纳卡雷尔指出，美国的长臂管辖行为从亚洲到欧洲都存在。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和金融制裁已成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政策的常用工具。

近些年，美国将更多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之上，霸凌制裁成瘾，例如制定《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扩大对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的制裁；启动“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加紧对古巴实施封锁等。美国不仅制裁被其视为敌人或对手的国家，还对与这些国家有来往的第三方包括美国的盟友实施“二级制裁”。

美国不断扩大国内法的域外适用范围，不顾国际法上的管辖权规则，强行将外国个人和实体置于本国管辖之下。根据这些法律，美国可以通过环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获取欧洲银行的用户数据和转账信息。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阿里·拉伊迪指出，近年来，欧洲企业不断遭遇美国司法部和相关金融监管机构的打击，一些被控“贪腐”或违反美方禁令与古巴、利比亚、朝鲜、伊朗等国进行贸易的企业被罚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

美国这些举动造成相关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甚至出现人道主义危机，破坏性不亚于战争。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委内瑞拉、叙利亚、伊朗三国因受到美国长期制裁，国内经济状况和医疗条件恶劣，疫情形势严峻。而美国不但没有停止制裁，反而进一步加码，使这些国家雪上加霜。伊朗前总统鲁哈尼对此控诉：“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是非人道的，是犯罪和恐怖主义行为。”西班牙《起义报》网站一篇文章以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制裁为例指出，美国日益依赖非法的经济制裁取代战争或作为战争的一部分，以打击相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文章呼吁：“是时候结束美国的经济战、废除这些违反国际法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了。”

国际社会愈发看清楚，美国标榜的市场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只在对美有利时才会被美方遵守。美国政客口中谈的是公平竞争、自由贸易，心里信奉的是“美国优先”，手上挥舞的是“制裁大棒”。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为破坏中国安全稳定进而遏制中国发展，在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的文件中正式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蓄意挑起对华贸易争端，对中国高科技企业施加一系列单边制裁措施。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遏华政策，继续滥用国家力量，出台一系列法案和行政令，不择手段打压和限制华为等中国企业。截至今年4月，美国已将382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公布包括73家中国企业在内的“军事最终用户清单”，并颁布含有明显歧视中国企业条款的所谓“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利益面前，美国对待盟友也毫不手软。二战后，美国对经济迅速崛起的日本也无情打压，“广场协议”就是明证。近年来，美国认定连接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对美国天然气行业造成影响并有损美国在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对该项目实施多轮制裁，令美德关系一度十分紧张。

动辄对别国威胁、制裁、讹诈，美国早已将自己置于公理和道义的对立面。正如阿里·拉伊迪在2019年出版的《隐秘战争》一书中所说，美国通过域外管辖的“合法化”，可以堂而皇之地对任何国家施压。无论对盟国还是敌国，“美国只手遮天”。

唯我独尊，美国是国际秩序“破坏王”

在强大实力支撑下，“美国例外论”成为其肆意践踏国际关系的“理论依据”。尤其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视自己为“民主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建立在“自由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国际体系的主要捍卫者。美国时时要求别国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自己却唯我独尊，将私利凌驾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之上，凌驾于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之上。

尽管美国主导建立了战后一整套关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但美国对此的态度一直是合则用、不合则弃，动辄“退群毁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拒绝批准或单方面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反对种族主义大会、《京都议定书》等多个国际组织或协议。特朗普政府“退群毁约”尤其严重，执政4年内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导条约》等十余个国际组织或协议。美国还独家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妨碍国际社会对各国生物活动进行核查的努力，成为生物军控进程的绊脚石。

英国牛津大学2003年出版的《美国霸权与国际组织》一书概括说：“美国的多边合作，主要取决于美国国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多边组织是促进美国目标有效达成的合适工具。”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在2012年出版的《美国缔造的世界》一书中也指出：“美国人说他们希望国际体系保持稳定，但他们常常是稳定的最大阻碍。他们赞扬国际法和国际制度的优点，随后又毫不犹豫地违反和无视它们。”

美国一方面频频退出不合己意的“群”，另一方面严厉惩罚任何敢于挑战美国的“群”。2020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参与调查美方在阿富汗战争中行为的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经济制裁和入境限制。此举比美国历史上拒绝承认和执行国际法院裁决结果或拒绝配合国际法院调查的行为又进了一步。这一事件再次表明，如果不能“公器私用”，美国宁可毁掉“公器”。

拜登政府上台后，虽然重返了一些国际组织或协议，但这也是为了服务其战略布局。对于《开放天空条约》等被认为有损美国利益的协议，拜登政府仍然延续“退群毁约”的做法。尽管反复高调宣称“美国回来了”，但拜登政府实质上并没有放弃“美国优先”，而是推进“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这被欧洲媒体称为“美国优先2.0版”。

事实上，只要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和意图，不管是对手还是盟友，美国都从不心慈手软。近几年，美国一直要求北约及亚洲盟国增加军费开支，并增加支付给美国驻军的“保护费”。就在拜登今年6月欧洲之行前夕，美国被曝光监听欧洲盟国政要。这是2013年“棱镜门”事件后又一起美国监听丑闻。这再度表明，美国长期在全球实施大规模网络监控和网络攻击，已经成为全球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是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新冠疫情则如一面照妖镜，让“美国优先”的丑态无处遁形。疫情暴发后，美国大搞单边主义，截留他国抗疫物资，禁止本国医疗物资出口，买断可能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产能……一系列自私行为令世界瞠目，对国际抗疫合作造成严重损害。而对于全球抗疫的重要希望——疫苗，美国极力奉行“疫苗民族主义”，自疫苗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就开始抢订、抢购，将一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推入“无苗可种”的绝望境地。

美国还在疫苗问题上夹带“政治私货”。例如，西班牙《世界报》网站文章评论说，美国政府同意向墨西哥“出借”疫苗，目的是换取墨西哥加强对其与危地马拉边境非法移民的控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刊文说：“拜登政府仍在以有损世界其他国家利益的方式追求美国利益。”

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在全球多地秘密建立生物实验室，开展生物军事化活动，德特里克堡基地与新冠病毒传播之间的疑云至今未解。美国政府不仅对自身诸多疑点闭口不谈，对本国干扰全球抗疫的行为选择性忽视，还变本加厉地借疫情污名化、将病毒标签化，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大搞政治操弄，企图绑架世界卫生组织，实施将矛头对准中国的所谓“第二阶段溯源计划”，引发国际人士的担忧与批评。

美国生态健康联盟中国和东南亚科学与政策顾问、流行病学家休姆·菲尔德认为，美方行为“只会激起怀疑与不信任，从根本上破坏抗击新冠病毒、战胜这场疫情所需要的全球共同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指出，在如今世界遭遇变异新冠病毒再度冲击的危急关头，病毒溯源的政治化极大损害了世卫组织的协调角色。美国试图胁迫世卫组织，使之沦为政治化的“霸权工具”，这将导致全球抗疫合作的失序与混乱，拖累的不仅仅是抗疫工作，更是全人类的共同命运。

强推价值观，美国意识形态小圈子分裂世界

美国白宫8月11日宣布，拜登将在今年12月9日至10日举行线上“民主峰会”，并在一年之后举办线下面对面的峰会。显然，美国想要把自己塑造成全球民主的领导者和主要捍卫者。但讽刺的是，丹麦“民主联盟基金会”此前公布的一份民调显示，在世界范围内，美国被视为民主的最大威胁。在53个国家和地区的5万多名受访者中，近一半人担心美国威胁到他们国家的民主，对美国在全球的影响持负面看法。

长期以来，美国以“山巅之城”“上帝选民”自居，把“民主、自由、人权”等美式价值观鼓吹为至高无上的所谓“普世价值”，用美国的是非标准衡量其他国家，并认为美国有责任将其价值观推行到全球各地。英裔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早在1776年出版的小册子《常识》中就宣扬，美国“有能力重新开创世界”。二战期间，美国《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卢斯提出“美国世纪”的概念，称“美国的理想将传播到世界各地，把人们从野兽那个层次提升到赞美诗中所说的比天使略低的层次”。

然而，民主不是可口可乐，美国生产原浆，全世界一个味道。美国口中的“普世价值”，不过是按照美国标准、由美国说了算的“美式价值”，其本质是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

一方面，美国利用其文化和传媒领域的强势地位，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强行推广美式民主和价值观，输出美式政治经济模式，大搞意识形态渗透。另一方面，美国打着所谓“普世价值”的幌子，妄图占据道德和国际舆论制高点，肆意打击被其视作威胁和对手的国家与实体，人为制造分裂和对抗。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就曾说过：“强化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文化‘榜样’的地位，是美国维持霸权所必须实施的战略。”

美国政界人士一直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操纵。1953年，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鼓吹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时说：“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2010年，以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向国会参众两院提交《国家战略传播构架》报告为标志，美国政府主导的国家宣传体系进入一个更加具有联动运作能力的阶段。英国《卫报》2014年曾披露美国国际开发署一个企图利用音乐来推翻古巴政权的秘密项目：美国招募大批古巴歌手和音乐家，假装开展文化活动，但真正目的是利用这些人煽动歌迷反对古巴共产党和古巴政府。这再度印证了杜勒斯曾说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

美国还把经济援助和政治制度挂钩，通过它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向非洲国家施压，逼迫这些国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历任总统都把促进受援国“民主化”当做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但这样的行为给受援国带来的往往是灾难。许多非洲国家因急剧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私有化诱发政治危机甚至大规模流血冲突，一些国家至今仍然政局动荡。赞比亚学者丹比萨·莫约批评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发展援助对解决非洲问题并非有益而是有害。

拜登政府上台后不断宣扬“回归多边主义”，但实际上却是以意识形态划界搞小圈子和集团政治，以意识形态站队、阵营之间选边来割裂世界，并美其名曰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四边机制”“五眼联盟”“七国集团”等小圈子、小集团的规则本质上就是美国霸权规则，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例如，拜登政府纠集英国、加拿大等盟友多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炒作新疆“强迫劳动”等所谓“中国人权问题”，然而这些国家自身不仅存在种族屠杀、文化灭绝等黑历史，而且直到今天仍存在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有90多个国家对中国表达支持，对反华小集团说“不”，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

美国《外交》杂志网站刊文指出：“从新冠大流行到全球贸易规则，从气候变化到经济发展，美国正在积极阻挠世界上大多数民主国家的优先事项。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外交政策以民主的名义加剧了全球的民主危机，使美国的权力失去了合法性。”

保加利亚政治学家伊万·克勒斯特夫今年5月在《纽约时报》网站发表文章说，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国家”已经失去了定义民主的垄断地位。正如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项研究表明的那样，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深感失望，有些人甚至不相信他们仍然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其他许多欧洲国家的人们也是如此。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此前也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指出：“单极世界已经过去，那种以为其他国家只会等着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被分配位置的幻觉也应随之破灭。”（执笔记者：柳丝；参与记者：王文、杨柳、刘明霞、傅琰）

来源：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