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相声为什么“差点死了”，如何评价南开大学教授的《相声病了，必须得治！》一文，

相声名家杨少华访谈：说相声容易又太难（2017年）

说天津话的“杨光系列”电视剧，从2004年至今完成了十部，第十一部《杨光那些事·艺人》已于日前开机。新剧中杨少华再度出山，饰演一位相声大赛评委，为杨议饰演的相声艺人参赛者杨光做现场点评。演第一部《杨光的快乐生活》时，杨少华72岁，如今他已85岁高龄。

采访杨少华是今年夏天在他位于红桥区的家中。他与杨议夫妇一家人住在一起，老人的房间很大，风格混搭，红木的几案，西洋式沙发，舒适的大床。“像这样儿的沙发搁我这屋里行，搁杨小五（杨议）屋里，他不干，觉得不协调，他那儿都是中式的。”他的声音语调和在台上说相声一样，慢慢悠悠，时不时抖个小包袱。

在72岁出演《杨光的快乐生活》之前，杨少华说了大半辈子相声。他出生在北京一户贫苦人家，13岁到西单鞋厂当学徒，鞋厂旁有家启明茶社，是当时的“相声大本营”，后台经理是常连安，张寿臣、马桂元、郭荣启、侯一尘等京津两地相声名家在此轮流献艺。少年杨少华常溜进启明茶社，躲在角落里偷听相声。

1951年，19岁的杨少华来到天津，进钢厂当工人，工余时又和小时候在北京认识的相声演员们打成一片。他天性幽默机灵，虽然给人的印象总是不紧不慢，但其实非常机智，脑瓜反应特别快。

上世纪80年代，杨少华在天津市曲艺团与马志明、赵伟洲等人合作，1991年退休后回了北京。2002年，杨少华开始给杨议捧哏，他们表演的第一段相声《有这么一个人》一亮相立即引来一片叫好。2004年央视春晚，这对“父子档”精心创作了相声《贺岁片》，然而几次排练到最后还是被拿下，杨少华流着泪走出央视“影视之家”。这件事坚定了杨议回天津投身影视圈的决心，《杨光的快乐生活》第一部正式开机，父子俩再度联手，火遍全国。

大半生艰辛劳苦，杨少华的生活浸透了泪水与苦水，但他仍给观众带来了快乐。他始终不肯把“艺术家”的头衔加在自己名字前面，他说：“我是穷根儿出身，我什么也不是，现在我这岁数了，还能逗观众一乐儿，能给大家留下点儿印象，我就知足了。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就得了。”无论多苦，知足者常乐，这就是生活的真谛。

学相声要靠“熏”，必须多听

拜郭荣启先生为师一波三折

记者：您现在常常回忆过去吗？

杨少华：以前的事我都不爱想，想起来怪闹心的。住一间小房，娶个媳妇，一连生男孩儿，生这么些男孩儿。说实在的，想起来太难受了。

记者：很多老艺术家都因为自幼喜欢相声才说了一辈子相声，您也是这样吗？

杨少华：我没爹没娘的一个小孩儿，有一个妈也不行，糊里糊涂，我跟我姐姐长大的。我们哥仨姐一个，我行老三。小时候家里穷，大哥二哥干什么都不知道，在外面也不回家，家里也没地方呆，就一间小屋。那时候好像穷人生活都这样，也没觉得怎么苦。后来我就去启明茶社，溜进去听相声。后来呢，又去了明园茶社，给人家检场。知道什么叫检场吗？就是换节目时把鼓给摆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晚上临散场，最后一场底角上了，小彩舞、小岚云、花小宝上场，老板让我拿个铃铛，先把头儿攥住了，等她们唱完之后摇铃铛，就散场了。我就觉着小彩舞唱的好，引人入胜，那时候我也不懂。我最害怕关那电灯，我们后台有一灯，外面有个小罩灯，“灯脖子”那儿有个开关，我一捏那开关就电我，一捏就电一下。

还有就是扫地时，总惦着有人掉点儿钱，还真捡着过。我“偷钱”一门灵，撂地，人家把铜子扔地上，那时候都花铜子，怎么办？找块口香糖，吃完了粘脚底下，敛钱时一踩，钱就粘鞋上了。后来让常连安知道了。挨打。拿手指头砸脑袋，疼极了。我跟常宝霆俩人在底下比谁脑袋上的包多。

记者：那时候开始学相声了吗？

杨少华：老先生教，也就教一句两句，真正学得“熏”，听得多就听会了。最可乐的是背《报菜名》，给我本子我不会看，念不懂啊。我没念过书，大学毕业？初中高中？不可能。我看有小孩就把他叫进来，他上过小学就懂。给他买点糖，坐那儿跟他聊，你把这个念念我听听，蒸羊羔、蒸熊掌，他念几句，给两块糖，我这琢磨；他再念，江米酿鸭子，我就跟着他念。后来老给他糖，他说我不吃了，嗓子都哑了。

记者：您挺走心的。

杨少华：那不走心会不了啊。

刘文亨 马三立 侯宝林 杨少华

记者：网上说您是郭荣启先生的徒弟。

杨少华：小时候我也没师父，在北京，郭荣启先生火得不了。我把郭先生给气着了。他在那坐着，我在那站着，常连安也站那儿，说，你管他叫师父。郭先生问我，你认识字吗？你念念那广告。他说相声让我给他播广告。我说不认识字。我说连你都不认识字我更不认识了。他就很生气。他问我你会骑车（自行车）吗？我说不会骑。我心说我会骑车能跟你在这呆着吗？所以郭先生那时候不乐意看我，不乐意要。就有这么一说法，没承认我是他徒弟。

记者：什么时候承认的？

杨少华：常宝霆、杜三宝都是郭先生徒弟。常宝霆说，咱弄明白了，用现在话说就是要把门户掰扯清楚了，过去没有这个，说相声无所谓。后来郭先生又乐意收我了，我就想，那就是师父吧。按我们年轻那时候，不分这个，有没有门户你干嘛？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又兴成这样了。

在我脑子里师父没给我说过活，都是我听来的。常三爷（常宝霆）十来岁的时候给我说过，一开蒙都说《六口人》《反七口》，这都是伦理的包袱。郭先生的《打牌论》说得最好，后来到天津了，《打牌论》我给他改了改，他又按我改的说。我说这话有点口冷啊，他说把你那个给我念念，我按你这个使，我也给他说了说。我说我算你徒弟你算我徒弟？他说别“狗怂”。后来我看人家对老师那么尊重，我也尊重他。他又闹的慌。我们太熟了。都是过去的事。

来天津在轧钢厂当工人干装卸

重操旧业进了南开区相声队

记者：您是怎么来天津的？

杨少华：后来我就不想再说相声了，受累，还得求钱。我就想做一份工作。我姐姐特疼我。她在北京一个高级台球厅给人家捡球。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天我姐姐给了我一块巧克力，我吃了，哎呀到现在都琢磨得出那个味儿，那么好吃啊！我说还有吗？没有了，就这一块给你了。现在巧克力我都不吃了。就说小时候这个意思，受苦受这么些年。

我姐姐跟许明昌结婚，他在天津要干一个轧钢厂，我姐姐也得去天津。我离不开我姐姐，我姐姐说，别说相声了，到天津来。我就在我姐姐那轧钢厂，建益钢铁厂，开始是工地，一片庄稼地。后来轧钢厂又公私合营，我一看工人拿钱多，我就当工人，干装卸，一干就好几年，三班倒。有一回上夜班时把手砸坏了。

记者：本来不想说相声了，来天津以后还是说了相声。

杨少华：来天津以后呢，又和常宝霆他们凑一块了。他们也都来天津了。一帮说相声的太熟了，找我玩儿，聊天打麻将，都离不开这些人啊。刘宝瑞也找我去，苏文茂蔫不唧唧的，我原来不乐意跟他合作，后来都火得这样了。马三立、郭荣启都上我家去过。我爱听冯立铎的相声，有时候阴天下雨，观众少，演员也少，他说单活，我就变着法儿听他的活，他说完了我会的也差不多了。现在回想起来，人家能耐忒大了。现在的演员很多就是炒作，没有能耐。

记者：您喜欢自嘲，不愿意说自己多么热爱相声，但其实您离不开相声。

杨少华：有一次常宝霆说，你别扔下，你还说相声吧。我说我不行，我不会说。常宝霆说，你不会说？可是我干这行呢，我还是爱这行。干别的不舒服，干吧。有一个马志存是刷漆的，也不怎么的演出时就认识他了，他挺爱这个，我说没意思，他非要干，追随我，说要跟我学，我说你给我量活吧。

我去南开区相声队串门，跟穆祥林说，有事给我布一个（安排演出）。他负责业务派场。他说，今儿就演一个就行。他没跟我同过台，问我，你演个什么？我说我演一个你不会的。我小时候特爱逗。我说一段，这段你要会我就不干了。结果说了一段相声，他们那书记，就想让我去南开区相声队。我说我有工作啊。他问是挣多少钱，我那时候挣65块钱，他说我给你两个65块行不行，给你拿120块。我说我不会说。他说你会说。后来就去了南开区相声队，马志存给我量。那时候不录音。

记者：这是成专业演员了。

杨少华：时间也不长，“文革”开始了。那时就剩一段相声，《要彩礼》。听相声的都会了。上场前要系板带，在后台我一系板带，心里特难受……说不了了……到了七几年，天津市曲艺团叫我过去，马三立让我给他儿子捧哏。捧哏、单口相声、逗哏，反正说相声这点儿事，我都能划拉下来。

研究相声包袱我不让人

“杨光”最大的法宝就是相声

记者：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新相声不如传统相声，您怎么看？

杨少华：现在有些相声说的不挨着，观众也乐。我就纳闷，观众为什么乐？它不可乐啊！你比如马三立先生说那个相声，饿了吃奶那种包袱，可乐，我要一说呢，那太可乐了。马三立先生问，你说俩小段我听听。我给他说一个，我不是吹牛啊。侯宝林先生我也给他说一小段，我一讲，问他，可乐不可乐？人家又艺术加工，前面的话让它严丝合缝，合理了，把包袱围好。马三立先生说，这是杨少华的，我说没关系。

记者：您如何理解“相声”这两个字？

杨少华：说相声，一句话就见包袱，三句话仨包袱。我跟赵伟洲搭档，他说您能不能研究点健康的包袱，我说关键那也得可乐啊，可乐就行。研究包袱，我不让人。我平时说出来的话，总是在内心一加工，一下就出来了，不是说想想再说，不是。你刚说完一落声，我就说出来了。要说“狗怂”的话，就是什么，谁有来言我都有去语。现在没那能耐了，岁数大了。就说对相声的贡献，大家喜欢郭德纲，他够钢锋了。如果郭德纲不出来，现在没这么多说相声的。郭德纲火了，火了你们看着不乐吗？别嫉妒人家。他是走运，可是人家肚子里有东西，不对付。

记者：您和杨议合作之后，喜剧界多了一对备受欢迎的“父子档”。

杨少华：爷俩说相声最难呐。我不能跟他要便宜，他也不能跟我要便宜，量逗之间，两个人得互相逗，爷俩不行。我们演了几个节目，《肉烂在锅里》，那时候杨小五上台演的都是新活，包袱一下子就响了，新活里还有老活的梁子。春晚我没上过。明天演出，今天拿下，三次。排练时我们一说大伙就都乐了，我说这个节目也就给你们说说，明天就把我们拿下去了。

记者：杨议也把您带得比较时尚了，和传统的老艺人不一样。

杨少华：他要求高，他研究那词都得与众不同。“四六句”的话谁不会说？但研究这东西可费劲了。你听他的活，多费劲啊。我最怕的就是忘词。我把词写手心上，结果一洗手词没了，在台上打喯儿，别人听不出来，台上的人知道啊。我儿子说，你怎么那么笨？“想当初楚国霸王项羽目生重瞳帐下有八千子弟兵攻无不取战无不胜……”这样的词儿，我背得滚瓜烂熟。还有我们演的那个──惜别，可惜的惜，告别的别，我说着不顺嘴。“惜别我是永远的爱恋，五年前，毫无思顾中告别了甜美的故乡，又走到繁荣闹杂的都市，那里窃走我天真与快乐，至今只能背背着行囊，怀念着凄楚，或许不经意的哪天会扬手说再见吧，亲爱的天津。”就这几句词，我翻来覆去地背，我怕我儿子瞧不起我。可到现在，我说句心里话，我脑子不行，现在脑子更乱了，东西刚放这儿，就忘了。

记者：到今年“杨光系列”喜剧拍了11部，全国观众也通过这个电视剧认识了您。

杨少华：杨议一直在说，“杨光”最大的法宝就是相声，用的都是相声理论，台词是相声的台词，它也许不是相声的包袱，但逻辑上是相声的思维。他这个思维，给天津留下一条根儿，已经成了标志性的东西。到外地一聊天，天津那老头儿，杨少华，好些人都知道。你看他现在弄电视剧，但是让他写相声他写不了，他说相声太难弄了。说相声多容易，一迈腿就进来了，出可出不去了，会说不行，得能说到一定程度。唱戏、唱歌有伴奏，说相声没有，全凭一张嘴，要把你兜里钱说到我口袋里，你有这能耐才行啊。

记者：杨议和您的性格一样吗？

杨少华：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这句话是杨议说的。这句话很有分量，你有金山，到最后不也带不走吗？我思想比较随意，乐呵乐呵得了，好像杨小五不这样想。他买了好多古玩，我说你买这些干嘛？他说：“您不知道？我给社会做贡献。”他的思维都很大很远。

走到哪儿都得树人缘

我第一次上《艺术人生》是2004年，说相声还没有进《艺术人生》的，把我叫去了。那次节目我就说，我媳妇总跟我说一句话，我一回家她就说：“受累的回来了。”现在老有人提这个，好像大伙儿都知道。其实呢，我是一种很悲观的语气，但把大伙说乐了。

我的性格是嘛？我有我赚钱的办法，我干这行，如果贪图小便宜的话就没有今天了。我说句良心话，老一伐儿说相声的都花过杨少华的钱。我给钱都没人知道，一拉手递过去了，绝不大张旗鼓给人家钱。干嘛要说呢？我是真疼说相声的，不容易。我绝不巴结上头，我巴结底下的人，你知道哪块云彩下雨？人家有好包袱，你用了，你得记住人家。

你看我软弱无能，可是我跟别人交往，我不占人家便宜，我有骨气。启功先生给我写一幅字──中国莫里哀。宋雨桂、崔如琢、黄胄这些大画家都跟我好，但我绝不找他们要画。

那时候梅先生演出，排队买都买不上票，我能买前面第一排第二排的票。我拿这个票到外面卖给别人，赚钱，那时候家里孩子多，没办法。有一回下大雪，很多人都在剧场外面围着，没票。梅先生说，让大家都进来，都不容易。我心里特热乎。梅先生真仁慈啊。做人就得跟这样的学。我跟梅葆玖怎么这么好啊，我一辆凤头车拉他家去了，我都忘了。

现在我自己个儿都不知道怎么这么火。我人缘怎么这么好？出去打车人家不要钱，吃完饭人家说我给了，不行，我不干这事儿。我是不是走运了？我这辈子还了不得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什么也不会，大伙儿把我捧得这么高。我觉着，人得做善事，跟谁都客客气气，走到哪儿，树人缘。说句我内心话，如果我这样做人，绝对不会给人留下坏印象；如果我天天横眉冷对，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