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之封神姬发值得培养吗 姬发角色介绍，幻之封神姬发厉害吗

周公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影响
　　周公，生卒年不详，是西周初年著名政治思想家、教育家，西周开国君主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之弟，姓姬名旦，又称叔旦，谥文公。因其采邑在周地（今陕西凤翔），故称“周”。又因其为太傅，系三公之一，故尊称为周公。曾先后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治国。其政绩，《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在武装镇压商纣王子武庚、周武王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及东方各国武装反叛以后，“制礼作乐”，制定和完善宗法、分封等各种制度，使西周奴隶制获得进一步的巩固。
　　周公以商代灭亡和“三叔”等武装反叛活动为鉴，特别重视奴隶主贵族及其子弟的政治道德教育、治术教育和勤政教育，要求“敬德保民”、“明德配天”、“明德慎刑”、“有孝有德”、“力农无逸”等，主张充分发挥“颂”“诰”对奴隶主及平民的教育影响作用，并提出分别以治绩考察、选任官吏的原则。一生注重礼贤下士，尊重贤能之士，善待来者。周公的言论散见于《尚书》中的《大诰》、《多士》、《无逸》、《立政》等篇。
　　自春秋以来，周公被历代统治者和学者视为圣人。孔子推崇周公，向往周公的事业，盛赞周公之才，赞叹“周公之才之美”，“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孟子首称周公为“古圣人”，将周公与孔子并论，足见尊崇之甚。荀子以周公为大儒，在《儒效》篇中赞颂了周公的德才。汉代刘歆、王莽将《周官》改名《周礼》，认为是周公所作，是其致西周于太平盛世之业绩，将周公的地位驾于孔子之上。唐代韩愈为辟佛老之说，大力宣扬儒家道统，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统序。自此以后，人们常以周孔并称，在教育上则有“周孔之教”的概念。总之，言孔子必及周公，这是古代尊崇周公的情况。这种尊崇除了政治上的某种需要之外，其主要方面则反映了古人对西周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珍视，以及对周公这位伟人的真诚敬仰。这在历史上曾经为弘扬、继承、发展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教育起过积极作用。
　　周公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中国古代教育开创时期的杰出代表。孔子和周公在教育思想上存在着渊源关系，在教育实践上也存在着继承关系。周公生活于三千多年前，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曾经起过巨大作用。如果说孔子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伟大奠基人，那么周公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伟大开创者。
　　二、周公的教育思想
　　（一）制礼作乐，敬德保民
　　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十分广泛，并不限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一类的礼节。从《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对鲁宣公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周公制订周礼说，礼仪用来观察德行，德行用来处置事情，事情用来衡量功劳，功劳用来取食于民。可见“周礼”包括“观德”、“处事”、“度功”、“食民”等方面的内容。《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至鲁，在太史那里观看册书，看到易、象和鲁春秋，说：“周礼都在鲁国了，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西周之礼所以能成就王业的缘故了。”这说明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十分广泛。简单地说，周公所作之礼，是西周时期的一系列典章制度，其中以政治制度、宗教礼仪以及道德伦理规范为主，同时还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而周公作乐，则不仅包括乐曲，而且还包括诗歌、舞蹈等项内容。
　　周公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维护“亲亲”与“尊尊”的宗法制及等级制。同时，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对夏商两代礼乐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他是承上启下的人物，既是集大成者，又是创新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周族虽是一古老的邦国，但承受了天命就换上了一番新气象。周公开创的灿烂大备的西周一代文化教育，同时也为后世文化教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敬天保民是商代统治者的神道设教思想，周公改为敬德保民，强调“明德”这一点，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周公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他看到商代统治者，如纣王，口口声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但仍挽救不了他的灭亡。于是提出必须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才能永保天命，维护其统治。所以他说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意思是说，文王能够修明自己的德行，对于刑罚做到小心谨慎，他不敢轻看和虐待那些鳏夫寡妇，他任用该任用的人，尊敬该尊敬的人，惩罚该惩罚的人，他的德行在人民中间非常显著，这样，他就开始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几个友邦建立在中夏地区，把我们的西方治理得很好。他的德行叫上帝知道了，上帝很喜欢他，就命令他把殷灭掉，他从此就承受了殷人原先所受的天命和殷人的疆土和人民。周公向统治集团提出了“小民难保”的警告，认为小民是最难安抚的，你们要事事留心，要加强自身的德行修养。“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要效法古人修明德行的作风，来安定自己的意志，检查自己的德行，放远自己的规划，只有这样做，才能把这里的人民安定下来，我也不至于加罪于你，教你的国家灭绝。认为只有言行符合明德，才能保住小民，即“乃以民宁”，不会灭亡。周公在“敬天保民”的思想中掺入了“明德”这一内容，是对商代奴隶主一切听命于天的思想的修正和补充，为后来孔子与儒家的德治主义开了先河。
　　周公的“敬德”思想包括了丰富的内容，其一是要求统治者明察情况，用贤去奸，不可一味使用暴力，用刑要谨慎，这属于政治的范畴；其二是要求统治者勤于国事，检点自己的言行，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其三所论之德是人自身的一种属性，这属于古代人性论的范畴。以上三点可以分别称之为“德治”、“德行”与“德性”，讲的都是修己治人或修己安人之道，是十分现实的政治、伦理、教育问题。周公的敬德思想着重于人事的努力与个人的行为表现，包含唯物主义的因素，要求加强对人的后天教育。因此他既言德又言教。他在《尚书？酒诰》中反复言“教”：“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意思是说文王常教育训诫勉励年轻一代做好本职工作，无常饮酒，嘱咐他们常“听我教诲”勿违犯。这表明周公强调“以教育德”，他从敬德思想出发，重视教育的作用，从而促进了“六艺”教育的兴起。
　　周公从制礼作乐及敬德保民思想出发，把教育视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武器，这对周以后的教育思想影响很大。孔子“为政以德”的主张，《学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的思想，以及历代统治者关于“以教化为大务”的见解，都可以说是对周公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孝友为德，力戒贪逸
　　周公说：“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他深知周室受命于天，虽取代了殷人，但仍有“大艰”，不可轻忽。他又说：“无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他恳切地告诫周室统治者，只有加强修己敬德，孝友为德，才能使文王开创的国祚永年。他把道德教育视为关乎国家千秋大业的事情。
　　如前所述，周代为了加强统治，建立了宗法制度，政统与血统相结合，特别重视孝、友的教育，使父子、兄弟都遵守孝悌之道。周公把不孝、不友看做是最大的罪恶。他在《尚书·康诰》中说：
　　“子弗祇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茲无赦！”
　　他的意思是说，当儿子的不能尽心给他父亲做事情，却大大地伤了他父亲的心；当父亲的不爱他的儿子，却仇恨他的儿子；当弟弟的不讲做人的道理，不能尊敬他的哥哥；当哥哥的也不体念父母养育儿子的劳苦，很不友爱他的弟弟。像这一类坏人，当君长的如果不处罚他们的罪行，那上天给人民所规定的做人的道理就会完全叫他们破坏了。所以说要赶紧用文王所规定的刑罚去惩罚他们，万不能饶恕他们！周公对孝悌之道特别重视，这是和周代的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度相联系的，它也为后代封建统治者所继承，形成了以孝悌治天下的封建教条。
　　据《尚书·君奭》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周公自担任周成王太师后，一方面辅佐成王，施政于朝，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前代师保之教的优秀传统，力尽师保之责，对成王的教诲十分成功。在《尚书·无逸》篇记载了的“体恤下民，力戒贪逸”的教育主张。他说：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他的意思是说，在上位的君子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不要贪图安逸！先要去体验小民种庄稼的艰难，然后再过安逸的生活，就会了解小民的痛苦。你要看看那些小户人家，他们的爹娘辛辛苦苦地种庄稼，到了他儿子这一代却不知道种庄稼的艰难，只是贪图安逸，放荡不恭，等到放荡久了以后，倒反侮辱他的爹娘说：“上一代的人什么都不懂。”
　　此外，在道德修养的方法上，周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教育王室成员应了解古今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扩充自己的见闻，即所谓“高乃听”，在《尚书·康诰》中说：“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汝丕远惟商耇（ｇǒｕ，音狗，老，高年）成人，宅心知训”。意思是说，在这里我们应效法殷代先世圣王的德行，去安抚和治理殷民，要和殷商的年老有德的人多接近，诚心接受他们的教训。这就是说，要借鉴前人以往的经验来充实完善自己，使自己的修养不断提高。二是教育王室成员从自身方面，严格要求，即所谓“永观省，作稽中德”。他说：“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意思是说，年轻的封啊，你要把人民的苦痛当做自己的苦痛一样，你应时时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啊！如果有小民在恨你骂你，你会更加严格地修养自己的德行，“宽绰厥心”，开阔自己的心胸。通过这样一些方法不断的修养，实现“作稽中德”、“作汝民极”的道德要求。
　　（三）勤勉从政，谨言慎行
　　周公反复强调君臣上下必须戒骄戒逸，勤勉从政，谨言慎行。他列举殷王中宗、高宗、祖甲，赞扬他们皆能“治民祇惧，不敢荒宁”，因此都成为颇有政绩的“明王”。他又举周文王为例：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他说太王、王季都是谦虚谨慎的，文王更亲身做卑贱的事情，他很留心于修筑道路和教导小民种田这些事情，他的为人是又柔和又谨慎，他很爱小民，特别体恤那些鳏夫和寡妇，他每天从早晨忙到太阳偏西的时候，连饭都顾不得吃，因此，他就使得万民同他一条心。文王不敢贪恋游览和打猎，他总是忙着和各国的君长去处理政事。因此文王的寿命也很长久，他虽然已到了中年，才受天命做王，但在位竟达五十年。
　　周公称颂文王勤奋精神，用以激励成王。同时，他既重言教，又重身教，以身作则，堪称表率。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
　　“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这就是著名典故“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由来。“吐哺”，吐出口中的食物。说明周公勤奋、热情，善待来客，甚至“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停下来招呼客人，如此为国事勤劳、求才殷切。周公以此教育他的长子伯禽，告诫伯禽受封于鲁，小心谨慎，戒骄戒躁，勤勉谦逊。
　　周公教育成王：圣明的君主，必须克己自谦。对民众的怨恨责骂，应当反躬自责。在《尚书·无逸》篇，他说：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听，人乃或诪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
　　周公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从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到我们的周文王，这四人是最圣明的。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小民在恨你骂你啦！”他们就会更加小心地修明自己的德行。他们听到臣民有了过错，就说：“这是我的过错呀！”他们是这样的诚恳，不仅仅是不敢对臣民发怒而已。你如果不听这些正经话，人家就会造谣欺骗你，人家说：“小民在恨你骂你啦！”你就会信以为真。果真是这样，不去思考自己的过失，不开阔自己的心胸，却对于无罪的人随便惩罚，随便杀戮，那么小民就一致怨恨，怨气就会聚在你身上！
　　周公对成王进行谨言慎行的教育时，郑重指出对待刑狱之事，必须慎之又慎，“勿误于庶狱”。这是他“明德慎罚”思想的体现。他常警告成王：“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万不可像殷王纣那样整天胡里胡涂地只管吃酒发脾气呵！他既以此教育成王，也同样身体力行，他还政于成王后，“北面就臣位”，不以功臣自居，态度格外谦逊恭谨，所谓“匔匔（音穷）如畏然”，就是这种克己自谦品德的具体表现。
　　正是由于周公坚持对成王这般的教诲、倡导和身体力行，造成了周初为政无逸的“王风”——孝友为德、力戒贪逸、勤勉从政、谨言慎行。周公死后，成王不忘其教诲，不敢贪求安逸。成王死后，太师召公、太保毕公，仍坚持周公的遗教，“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成王、康王坚持周公之遗教，勤奋为政，力戒逸乐，造成西周初年的统一稳定的局面，即形成所谓“成康之治”。
　　（四）识人有方，任人唯贤
　　周公还教诫成王，为政必以用人为要。诚如崔述在《丰镐考信录》所说：“周公何以作《立政》也？盖治国以用人为要，而用人以知人为先。”
　　“立政”的“政”训“长”，即“官”。“立政”就是用人立长、任贤官人的意思。周公在《尚书？立政》篇告诫成王，用人乃是从政之根本。他总结了夏商两代用人之得失的经验教训，指出善用人就会出现像夏禹、商汤垂拱而治那样的盛世；不善用人就会像夏桀、商纣一样亡国丧邦。周公悉心向成王教授“官人之法”，认为“官人之法”乃国之大法，是光大德政之根本。他还指出，君主如果深通官人之法，用之都邑，可以和协其民，用于四方，“其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可以因“大法”而愈显见为政之德。为了使成王掌握官人之法，周公不仅个人竭诚劝教，还在朝廷之上与“群臣陈官人之大法”。所谓“官人之法”主要是识别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三个方面。
　　关于识别人才。周公总结了夏、殷两代识才的经验。夏代提出了“三宅”，殷代提出了“三俊”。周公说成汤用这种方法考核官吏、选拔人才，结果做到了官不旷其职，德不浮其名。“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周公认为，夏、殷之所以兴起者，是由于实行了这个原则；而其所以败亡，是因为违背了这个原则。而周代的成功也就是因为继承了这个人才识别的原则。周公坚持识人应“知忱恂（审其心）于九德之行”，即既审视人的内心之德，又考察体现其德的道艺作为。这种兼顾德行与道艺的识人之方，开中国古代人才研究之先声，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是有意义的。周公主张识人要做到才与职、德与官相结合，而反对“谋面，用丕训德”的办法。“谋面”是以面取人，既不考其德，又不察其行，只是听言观色，凭个人印象与感情取人。“丕”读作“不”，只重表面现象而不重德行，是识人之大忌。周公主张对担负不同官职的人，要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要求，去考察他们的德与能。属于政务之官，要考察其是否善于理事；属于理民之官，要考察其是否能使民安乐；属于司法之官，则要考察其施法是否公正。周公认为坚持这种方法才能识别与选拔到有德有能的人才。
　　关于选拔人才。周公在《尚书·立政》篇中提到了夏用“九德官人”，即选拔任用具有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九种品德的人。这每一种品德，都相反相成，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包含着丰富的心理气质的内容。周公将这九种品德提出来，作为任人唯贤的成功经验，这是很有意义的。他还教诫成王，任人唯贤，即选拔“吉士”（有德之士），“远（音先）人”即远离邪佞之人。他说：“继自今立政，其勿以人。其唯吉士，用劢相我国家。”这即是说，任用“吉士”，可使国家有贤人辅政；如果用了“人”，虽然建立了官制，“国则罔有立政”，就同没有建立一样。更为严重的后果将是国祚绝灭，“是罔显在厥世”，国其无后矣！可见周公对任用贤人是何等的重视。
　　关于使用人才。周公主张逸于使贤，即要放手使用贤人，不可多加干涉。他说周文王治国是这样的，凡属“有司”所管的“庶狱”之事和“牧夫”所管的“庶慎”之事，一概“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即或用或不用，都由有司和牧夫所训执行。“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意思是说，周文王从不轻易干预下级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因为这样做，被擢进的贤人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而逸于使贤，又必须以勤于求贤为前提。周公告诫成王，文王其所以能逸于使贤，正是由于他求贤如渴，不惜劳心、劳力之故。周公认为要像文王那样“克厥宅心”、“克俊有德”，即经过审慎考察，擢进有德之士。一旦任用之后，就要放手使用，君主只需把握国之大体，不过多干预下级行使职权。他的这种勤于求贤、逸于使贤的思想，不失为人才使用上的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