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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妹妹罗霈颖⑥ | 美食烟火，琴声一梦

指尖钢琴梦

每个人心中，都暗藏一架尘封的钢琴，等待回忆的手指，试音、试弹，一旦抓准音阶，逝去干瘪的生命，便立刻血肉丰满，旋转飞舞起来。

在旧相簿里找到一张照片，是妹妹上一年级，开始练习钢琴时照的，一旁陪伴的，是满心欢喜的妈妈。一架立式钢琴上，铺着一条象牙白镂空立体蕾丝花边桌巾，中间放的是翠玉花瓶，右侧是英国卷毛狮子狗玩偶，左侧是稀有的印地安红人布娃娃；落地灯罩旁，挂的是任伯年(1840-1896)的《桃花白头图》，右边电视机后，挂的是我十七岁时仿故宫博物院藏仇英(1494-1552)《仙山楼阁图》。

妹妹上一年级，开始练习钢琴，一旁陪伴的是妈妈

钢琴是父亲托人从香港买来的中古品，有八成新，梨花木颜色，与市面上常见的黝黑山叶(YAMAHA)钢琴，大异其趣。打开琴盖，中心处有STEINWAY & SONS烫金字样。妈妈问：“小孩子家学琴，何必这么费事？”爸爸坚持：“这个不一样！要买，就买好一点的！”钢琴老师来，看了说：“这是世界第一名牌耶！”

1960年代初，刚成立的“远东音乐社”，研拟邀请世界钢琴巨星、大师鲁宾斯坦(Maestro Rubinstein，1887-1982)来台演奏，因找不到一台德制史坦威钢琴而作罢。主办单位不死心，去信婉转情商，可否委屈求其次，改用YAMAHA，秘书回函云：“Maestro从未听过这种牌子。”

那时的台湾，不只找不到像样的乐器，也提供不了合格表演场地。大提琴泰斗皮雅杰戈尔斯基(Gregor Pavlovich Piatigorsky，1903-1976)巡回亚洲演出到了台北，场地安排在比赛篮球的国际学舍，事后他轻描淡写地哼了一句：“我在仓库里演奏！”

父亲对西洋音乐热情不高，但如果听说是世界一流的，那有时间一定要去见识一下。1957年，有“世纪之音”美誉的女低音玛丽安·安德逊（Marian Anderson，1897-1993）驾临台北中山堂演唱。父亲特地带着我，从基隆赶去，躬逢其盛，连九岁的我，都知道这个唱得不一样，乖乖听完全场。

学练钢琴，进而陶醉在音乐的境界中，固然不易，但在一旁扮演鼓励坚持不懈、不断艰苦练习的监工，更是吃力不讨好地艰巨。度过了浪漫的小学练习曲时代，到了活泼的中学快板急板阶段，许多聚会场合的即席表演，各种诱人逼人的比赛挑战，接踵而来，把母女之间的督促与抗拒，紧绷到即将失控的边缘，再加上排山倒海的升学考试压力，当初学习音乐的乐趣，折扣大打。

对于弹钢琴，我的主张是，只要能在家人团聚合唱时，随兴流畅伴奏即可。想当一流钢琴家，除了自己刻苦勤练外，还要靠天分、天意、机缘，人力难以强求，最好顺其自然。

妹妹罗霈颖在希尔顿饭店作者的婚礼晚宴上演奏

记得妹妹最后一次公开表演，是在希尔顿饭店我的婚礼晚宴上，为梁实秋、台静农、叶公超、张佛千、林海音、王文兴、张晓风、痖弦、罗门、蓉子、楚戈、周梦蝶、商禽、管管、高信疆、陈少聪、阮义忠……等艺文界大佬、名家献艺，在隆冬寒流过境的夜晚，获得满堂热烈的掌声，诗怪管管还站起来，吹了个长长的口哨。

那年，妹妹十五岁，距离为我获现代诗奖而朗诵，不过半年，可是样子却完全不一样了，都说“女大十八变”，一点不假。

舌尖餐馆梦

妹妹停止钢琴课后，家人不再动不动就要求她为来客表演一曲。压力一旦解除，她反而常常自动练起琴来，漫弹一些自己喜欢的曲子，自得其乐。母女偶尔相对合唱的乐趣，也渐渐恢复起来。

十九岁，妹妹搬到淡水基督书院，住校攻读英文，钢琴遂遭尘封。花费渐大的她，不愿老是向家里伸手，居然跑到北投附近外国餐馆，打起工来。

“爸爸不是常说，一切都要从最基层做起嘛！”她理直气壮地说，“点菜、上菜、端盘子、奉茶送酒、结账找钱，我不嫌丢人，很多菜名都是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这也是一种学习。一方面练习英文，一方面开展人脉，还能赚零用钱，一举数得，有什么不好。”一阵连珠鞭炮般的抢白，弄得父母哑口无言，只好由她。

有一张照片，显示妹妹在餐馆举办的St.George's Nite Party，布置会场。只见她穿着员工制服，在餐馆门口，身先士卒，爬上椅子，挂起一串又一串的鞭炮，准备迎接客人到来，神情专注而敬业，看不到一点大小姐的娇气。看那鞭炮所挂的高度，没有一点个子，是挂不上去的。

罗霈颖在餐馆举办的St.George's Nite Party布置会场

这点皮毛的餐馆打工经验，为她后来与好友于枫，在民权东路开设高档海鲜鱼翅餐馆“夜宴图”，埋下了种子。

1987年，因南北公寓预售工地秀，兴旺空前，赚得人生第二桶金的妹妹，花起钱来，开始大手大脚，毫不在乎。她与她平生第一闺密好友于枫(1961-1996)，异想天开，居然准备合伙开起餐馆来。两人连夜跑到碧云华厦一楼“小石园”我的住处，抒发理想，尽情挥手；大展鸿图，双眼放光。“开餐厅，最需要名气、人气，还有人脉。”于枫眉飞色舞地说，“这些我俩都不缺，只要肯努力，不怕不成功。”

那两年，因为机缘凑巧，我与影视界初次合作，拍摄了一系列“世界博物馆”节目，费神费力，制作、撰述又主持，中文英文齐上场，结果大上其当，做了一场白工，节目播出，录像带发行，全没通知我。搞得我，对演艺界的印象，坏透了。心想她们二人，如果能借此转行，当上餐厅老板娘，自己管自己，骗术难上门，未尝不是一件功德。于是便十分热心地为她们选定餐厅名字，撰写招牌题字，设计餐厅商标以及信纸信封名片。

我借用五代韩熙载的盖世杰作——人物仕女长卷《夜宴图》，为餐厅命名，装潢也参考古画，一丝不苟，如图炮制。她俩砸重金，把租来的地方，改造得美仑美奂，家具餐具，高级典雅，含蓄简净如北宋，风格雍容，气氛温暖如江南。开幕一周前，餐厅广邀亲朋好友试吃，大家都十分满意，认定开张必定大吉，财源绝对滚滚。

我看了菜单价目，眉头微皱。心想，单价这么贵，现在遇到股市正夯，还则罢了，一旦景气衰退，这么大的摊子，恐难维持。

果然不到半年，消息传来，餐厅生意大好，老板月月亏钱。妈妈发急了，连忙派人去打听，情报回传说，外场大卖鲍鱼鱼翅，厨房鱼翅鲍鱼大吃，两位老板各忙各的，根本没空轮流上场监督，任由一帮黑心厨师，一手遮天，吃干抹净。

妈妈气急败坏，提醒妹妹要注意，厨房进货出货、备料用料，一定要严加管束核查。岂料她一翻白眼说：“开餐厅的，还怕人吃！”接着大声宣布：“去！告诉厨房，要吃尽量吃，只要把客人照顾好，一切我请客。”豪侠极了。

这一点，妹妹在性格上，像极了妈妈。

妈妈生性乐观，爱交朋友。以前住在基隆，老邻居搬到南部，每年会大包小包回来看她；她搬到台北，以前基隆与南部的老邻居，每年都会大包小包到台北看她。她搬到美国，多年前从台湾搬到美国的老邻居，也会去看她。她搬到上海，台湾、美国的邻居，说好了一起去看她。

多少年来，都只听说是要来看“罗太太”“罗妈妈”的，很少说是要来看“罗先生”“罗伯伯”的。可是送来的东西，都是指名要送给“罗先生”。“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这是妈妈的口头禅。“下次别再费事跑来了！”这是爸爸的口头禅。

妈妈在基隆请的第一个帮佣名叫“阿英”，拿手菜是“干煎糖醋小鱼干”，香酥爽口，是我的最爱。她的口头禅是：“太太，你那么爱干净，一定是日本人，还不肯承认。”

妈妈在北平、青岛沦陷区，学过近八年的日文，但我们却从来没听她开口说过。爸爸的同事，早稻田大学毕业的老叶，常喜欢在饭前酒后，大秀浪人式的日本胡话，呕吐一地后，又跑到骑楼柱子旁，拉开裤裆，公然撒尿，失态失礼，大闹笑话。妈妈总是一旁微哂看着，从不搭腔发话。我好奇地问：“明明会，为什么不说？”妈妈总是淡淡地回答，自己没有语言天才，学的全都忘了。

不过，阿英倒是曾经偷偷告诉我：“你妈妈用日本话跟我说，她不是日本人。你看，你看看，我就知道她是！”阿英后来成了全家好友，一直到她过世前，每年都来看我们，带来一大包香喷喷的“干煎糖醋小鱼干”。

搬到台北后，妈妈请了一位富态型女佣，外号叫“胖子”，帮忙粗重的家事，只做半天。为体恤“胖子”每天远从三重赶来敦化南路复旦桥这边来上工，特别同意她九点到就可以，烧完午饭、洗完碗，便回。大家相处愉快，一晃五六年。

有一天，妈妈站在客厅边擦窗子，低头看到在大厦门口来了一辆出租车，匆忙下车的居然是“胖子”，三步并作两步，赶上楼来。

“唉呀！你从三重坐出租车——来的？”妈妈开门问道。

“是啊，不然我赶不及呀！”

“那怎么划得来？三重到这里，那么远！”

“太太，没事啦。我家那个，以前是小工，现在已经从小包工变大包工啦，最近就包了好几个工程。他老是叫我不要做了，不要做了。我也把其他兼的都辞掉了，就是太太这边，我舍不得呀。一天不来就不松快，出租车的钱，没什么啦，我有啦！”

这回妹妹餐厅事件，一马当先，挺身而出，愿意帮忙的，却是“阿霞”。她原来是三姥爷三姥姥住在高雄时请来的帮佣。三姥爷调回基隆后，遭人诬告，在证据不符、诬告人最后又承认诬告的情况下，依旧被判了十年冤狱。消息传到高雄，阿霞义愤填膺，立刻北上探监，在三姥姥家义务帮忙十年，每周探监一次。南开大学毕业的三姥爷，被关了半年后，狱方特许，保内就医，住在医务室中，每月开班，教授狱方人员英文。

三姥爷出狱后，阿霞依旧留下照顾，直至他去世，简直比儿女家人还亲。这样的阿“侠”，当然与妈妈相见恨晚。妈妈搬去上海时，她特别匀出一个月的时间，随妈妈到上海，安排一切，并训练上海请来的阿姨。

阿霞皱皱眉头对妈妈说：“这要用计才行，你不知道，那些厨师有多坏。”于是身材矮小的阿霞，假扮洗碗工到“夜宴图”应征，大厨、二厨、洗菜切菜的一干人等，把她安排在厨房外间洗碗，等闲不许她踏入厨房一步。

虽然只有小学毕业，却有惊人的记忆力与分析力，阿霞埋头专心洗碗，不问他事，暗暗把两个月来，餐厅所有的动静，记在心里，大到货物人员进出，小到垃圾数量内容，全不放过，每日记录报告。

阿霞说，主厨乱进货，妹妹、于枫一律批准。光是酱油，什么老抽啦、壶底油啦，那么贵的东西，一进就是一小卡车，堆满了仓库，都快到天花板了，根本用不完，全被他们厨房的，零星夹带出去，然后整体转卖。“这些全都被我跟踪到了。”阿霞恨恨地说。

至于鲍鱼、海参、鱼翅，更是乱发、乱洗、乱丢，经理一不注意，整包整包的，丢入浅蓝色大垃圾桶最底下，与深蓝色真垃圾桶旁并排，绝对不让我靠近，更别说要我帮忙倒垃圾了。“真教人心疼死了！”阿霞咬牙道。

妹妹看阿霞查到铁证，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因为她与于枫，都没有亲自下厨的本事，一时之间也找不到能够替换的班底。阿霞的家常菜，虽说是好到可以办酒席的程度，然而到底是差了一个档次，做二厨勉强可以，还谈不上撑起一个高级餐厅。“夜宴图”当初开幕时，宣传太过高调，现在也拉不下脸来，说关就关。

主人泄了气，厨房又怠工，餐厅服务质量，一落千丈，生意当然每下愈况。就这样，一拖拖了半年，后来虽然找到替换人手，终究元气已经大伤，每月亏损过巨，不得不在开张后一年半，拉下铁卷门，宣布收山。签了五年合约的房租押金，全部泡汤。

要做生意赚钱，哪怕是赚一块钱，都不容易。开餐厅，这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再普遍简单不过的行业，水仍然是深不可测。

这一对难姊难妹，兴奋又顽皮地捂着耳朵，在大白天，放了一发巨大又灿烂的美食烟火，大家还没来及看清花样色彩，就各自烧掉了近两千万台币，悄然退场。

眼尖提琴梦

餐厅经营失利，气急败坏，急于扳回一城的妹妹，又立即倾囊下注，赌上股票，结果仍然是先赢后输，一败涂地。一年多后，妹妹痛定思痛，咬牙苦撑，振奋精神，回归本行，徐图东山再起。

1990年，准备了两年的父母，终于决定赴大陆探亲，先访视母亲在北京、沈阳的亲戚，再回湖南老家，看望父亲大哥的遗孀及侄子侄女，因为大伯已在“文革”时遭红卫兵迫害自尽。

探亲之行，可谓罗家近四十年来的头等大事。父母为每位亲人预备了三千美金薄仪，作为见面礼。不能随行的妹妹与我，也都各有贡献。我因为手头刚好来了一笔售画款，遂能大方提供出来，以备父母路上不时之需；后来由妈妈决定，用这笔款子，刚好可为我唯一健在的舅舅，在沈阳买一栋三室两厅的房子居住。

二老的大陆返乡之旅，顺利成功，自然不在话下。返台时，满满四大箱行李，塞满了各种土产礼物，也在意料之中。当大家一起打开父亲最后最大的一只行李箱时，妹妹与我都笑出声来。原来，里面还塞了一只黑色泛白的破烂小提琴箱子。

父亲解释道，这是妈妈在沈阳同父异母的三妹妹与三妹夫，硬要送的礼物。尤其是三妹夫，是地方上当红的眼科大夫，在收到美金的刹那，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他哽咽道：“虽然没见过面，但我们的大姊，果然真是大姊，四十年来，就没有人对我们这么好过。”于是他毅然决然，把密藏了近四十年的小提琴，千珍万宝地捧了出来，作为回礼，非要父母收下不可。他解释道，虽然这几年，拜改革开放之赐，割双眼皮美容的人越来越多，生活改善了不少，但家中拿得出手的，还只有这把小提琴。

当年在沈阳医学院实习的他，对小提琴十分着迷，但买不起也学不起。后来在一个偶然机缘中，他搭救了一位流亡东北的白俄贵族，获得了这把小提琴作为谢礼。他满心欢喜，摩拳擦掌，正准备好好练习一番，不幸遇到了“反右”，吓得赶快把琴收好藏好，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偷偷拿出来，摸摸，看看，再赶快复归原位。

有一次，提琴名家马思聪(1921-1987)到沈阳演奏，他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双手护着提琴，挤到马思聪面前，请他法眼一观。马思聪被人簇拥着，快速斜斜瞄了该琴一眼，半回头地对他喊道：“还可以！”“我这辈子，学小提琴是无望了！”三妹夫黯然道，“送到台湾，说不定还有知音。”

一旁围观的亲戚朋友，七嘴八舌，都怪他不识好歹，台湾什么没有，稀罕你这把破琴，看你这又脏又烂的琴盒，早该扔到垃圾堆里去了，怎么还有脸拿来送人？况且这么一大家伙，把人家的高级皮箱都要撑破了，又重兮兮的，别忘了，他们还要回湖南去，就拖着你这个多余的麻烦累赘，飞来飞去，你看合适吗？

大家面面相觑，看着皱起眉头的母亲。“这也是他一番心意！”父亲不忍当众扫了捧琴人的面子，“我看皮箱够大，装得下！不麻烦！不麻烦！”化解了一场尴尬局面。

“怎么样，志坚在美国，只有你们两个在这里，谁要？”爸爸问。“我有钢琴，已经够呛了，小提琴，就免了罢。”妹妹丢下一串笑声，走了。妈妈说：“你拿去吧，艺文界你认识人多，学校又有音乐系，比较容易找到适合转送的人。”

那时，我刚把我的“水墨斋”搬进怡安大厦六楼一年多，有一个屋顶温室花园与画室，空间比碧云华厦一楼小石园多出一半，在书架后面，藏一把小提琴，应该毫无问题。

三年过去，我获选应邀到美国圣路易美术馆一楼大厅举办“当代艺术家邀请展”第54回展(Currents 54)，得空上至二楼，看到正在举行世界小提琴精品展，不免参观一番。我随意浏览，东看西看，总觉得有些眼熟，忽然想起家中那把小提琴，不禁心中一跳。

我对小提琴一窍不通，虽然认真努力，在展场里观摩了两三回，仍然不得要领，只好向大胡子展览主任请教。“你回台北，从你的提琴的f 型音孔斜斜往里看，便可看到小提琴制作者的姓名。”大胡子说：“然后以此一制作家为核心，上下左右，把诸名家追寻对比一遍，便可知道个大概，开始入门。”

回到台北，我把尘封了三年的小提琴，拿出来一看，琴盒虽破，但提琴本身，仍保存良好，造型典雅，与我在美术馆里看到的，不相上下。我斜斜举起琴身，眯着一只眼，往f型音孔里努力一瞧，果然，音箱背板上，贴有一张纸条，看了半天，依稀可以分辨，写的是 Joseph Guarnerius fecit。(fecit，德文“制”)我立刻打电话到师大音乐系去请教，助教们帮忙查问了半天，下班前的回答是：“不晓得耶！没人听说过。”

这时，在延平中学读高一的大儿子放学回来，听了，头也不回地抛来一句：“家里不是有《大英百科全书》，先查一下再说啰！”就回他自己房间去了。

“这么专业的知识，百科全书里怎么会有？”我将信将疑地查了起来。不得了，随手一翻，就查到了，全名是Joseph Guarnerius del Gesu(1698-1744)，此公乃十八世纪欧洲最有名的小提琴制作大家是也。开玩笑，连百科全书里都有，这该是多大的来头！这种琴，我再无知，也晓得至少值两百万美金以上，如果碰巧是稀世绝品，四五百万美金是跑不掉的。

我立刻把这消息电话告诉妹妹，她喜滋滋地在电话那头说：“哥呃，我们发财啰。”父母闻讯的反应是：“要是真这么贵，赶快设法还给人家。”“不是说都已经送给我们了吗？”我摸摸鼻子，有点懊恼地，小声嘟囔着。

瓜内蕤厄思派的提琴

1990年代的台湾，与1960年代，早已今非昔比，台南的奇美博物馆(1992)，已拥有全球数量最多的小提琴收藏，百万名琴，当然不只一把。我立刻打电话与奇美联络，希望馆方能发挥专业，助我一臂之力，验明真伪。可惜，一连联络了好几天，全都不得要领，只好作罢。

天无绝人之路，几天后，我接到大英博物馆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邀请，于暑假期间，到伦敦演讲并参加古画鉴定研讨会，可以趁此良机，把琴带去，当面请教。

那些年，我除了在台师大英语系所专任外，仍继续在辅仁大学兼课，每周都要乘坐校车，台北、新庄来往一趟。起先几年，下课回台北时，都与天才诗人方莘同车，无话不谈，快乐无比。方莘去美国后，改与博学多闻的故宫客座研究员曾堉同车，畅谈古今中外艺术史，获益良多。曾堉在香港出车祸，回家静养后，我与历史系穷教授尹章义，辅仁大学的奇才兼富翁，凑在一起，讨论台湾近现代史，闻所未闻，大开耳界。

忍了好一阵子的我，一天，不小心，竟然把这桩小提琴奇遇，透露给喜欢戴奇怪又难看帽子的胡子老尹。“这太浪漫太传奇了，想想看，沙皇贵族，爱乐如命，遭遇革命，丧尽家财，虎口余生，只落得身怀名琴，只身逃亡，潦倒东北，命悬一线。正在鬼门关头，忽然巧遇救命恩公，大难不死，遂倾囊以名琴相赠，永感盛德！”他摇头晃脑，一口气大声讲到这里，咂了咂嘴，意犹未尽，接着一拍大腿说：“新主爱琴入骨髓，虽不能操弓演奏，却知百般呵护，有如祥云罩顶，保此名琴，逃过浩劫，终于十年之后，遇到善心识货正主，成此一段佳话。琴乎琴乎，弓弦有知，必当迎风自鸣，韶乐飘升，欢庆九天也。怎么样，不错吧？”他兴奋得意地挥着手，好像提琴在他家一样。

“虽然琴不是我的，但每次跟你坐在一起，我也浑身泛起一阵满满的幸福感。”有一天老尹下车时，回头大声对我说：“幸福这玩意儿，居然会传染，你说怪不怪！”于是，我与妹妹就在这种幸福感中，度过了平生最舒服的六个月。

搭机飞伦敦时，太太为我制作了一个大锦囊，小心翼翼地把破琴盒装在里面，有如包裹婴儿，一路怀抱到希斯罗机场。好友韦陀教授来机场接我到他家小住。进门卸下行李，便到后院花园，在夕阳余晖中，欣赏墙上攀爬的红玫瑰、黄玫瑰，细品他夫人英淑泡的韩国茶，聊了半天，无一语提及放在进门厅的小提琴，连要求看一眼也没有。

我按捺不住，找了一个空档，直接了当地问，明天何时去大英博物馆，请教提琴专家。“嗳，这点小事，何必费事约专家，明天早上，你带着琴，去舰队街(fleet st.)附近，随便哪一家提琴行，一问便知。方便得很。”

话锋一转，韦陀问我：“你对仇十洲熟不熟？会不会看？”

“我十几岁的时候，依照报纸杂志上的黑白照片，把台北故宫的仇实甫临摹了七八件，看不清楚的地方，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猜。”我回忆道，“后来等到故宫展出原件，便赶快跑去亲自核对，结果证明当初猜对了十之八九，很是得意，应该算是会看吧。”

“昨天下午，有一位老先生，拿了一件仇英到馆里来，说是要求鉴定。很长的一卷青绿山水人物，金碧辉煌，漂亮极了。”

“不用看了，一定是苏州片子，过去我见过七八卷，不是属名‘十洲’，就是款识‘千里’，一律青绿描金，热闹极了，细究笔法、造型、设色，多半软弱无力，充满习气，毫无大家风范。”韦陀笑眯眯地连连称是，在英淑的呼唤声中，与我一起回屋内，共进晚餐。

第二天，我捧着宝琴，到达英国报业大本营舰队街。老友杨孔鑫(1923-)主持的中央社伦敦办事处，就在这条街上，他还写过一本《谁改变了舰队街》(中正书局，1996)，介绍英国报业百年沧桑史。没想到小提琴大本营，也在这条街附近。

我沿路走去，果然，一家接一家，都是琴行。有一家，从街右看去，橱窗最大，但除却印在玻璃窗上的店名，空无一物。我过街走近一看，原来偌大个橱窗，只放了一把小提琴，而且还是横卧着的，一不注意，就错过了。该琴颜色如淡巧克力，琴头如麻花卷，造型十分特别，一下子就把我给镇住了。

就这一家吧，我心里想，于是推门而入。店铺内空无一人，但见几个长条型玻璃柜，摆放成一个凹字型，中间有一台办公桌。我看了看柜子里的小提琴，看到玻璃柜上放了一台手按铃，便按了一下。不一会儿，里面走出来一个蓄小胡子的小伙计。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小胡子站在办公桌后，礼貌地问我。

“I would like to see your manager,if he is available.”我用美语要求道。

“I am the manager Sir.”

“Oh！”

我有点尴尬地从锦囊中把琴盒掏出来，放在玻璃柜上，打开盖子，指着提琴用英国腔说：

“I have a violin here！”

“Yes,I can see that.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

小胡子站在原地不动，并没有要过来看的意思。我只好斜斜地把琴盒掂起来，亮出底牌说：

“It says Joseph Guarnerius！”

“Yes,I can see that Sir, What can I do for you Sir.”

我暗暗骂了一声：“该死！”胀红了脸说：

“Could you come over to have a look and estimate a price for me？”(你能过来看看，估个价给我？)

小胡子依旧站在原地不动，头也不抬，一面翻阅桌子上的文件，一面闲闲随口回答：

“Three hundred to four hundred pounds Sir. Anything else do you want to know？Sir.”(300镑到400镑，先生。您还想问什么？)

“Oh, thanks,that’s it！”我的脸一下红到耳根，“Thank you for your time.”我讪讪地收起了提琴，摸摸鼻子，没有说再见，转身推门而出。

站在开始飘毛毛雨的人行道上，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想起了“仇英”，不禁莞尔一笑。

后记

我原封不动地把锦囊抱回了台北，遵母亲之嘱，交给了频频进出上海的妹妹，托她将提琴物归原主。近三十年后，这种被归为School of Joseph Guarnerius(瓜内蕤厄思派)的提琴，依质量的优劣区分，价钱好的时候，最高可值三到四千英镑。

罗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