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杀熟咋破？北京市发布平台经济发展行业反垄断法合规管理引导，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对大数据杀熟

遏制“大数据杀熟”,关键须强化反垄断执法

日前,广州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商务局召开平台“大数据杀熟”专项调研和规范公平竞争市场秩序行政指导会,包括唯品会、京东、美团、携程、滴滴出行等10家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在会上共同签署承诺书,承诺不非法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不利用数据优势“杀熟”,不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

“大数据杀熟”俨然已经人人喊打。此番广州市场监管局与商务局联合召集的会议,可以说切中平台经济消费的痛点、难点,并且具有相当的问题意识。会议直指“当前互联网平台存在的涉嫌‘大数据杀熟’等突出问题”,对平台企业的经营规范予以正面督促。在此背景下,与会平台企业共同签署包括拒绝“大数据杀熟”在内的“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承诺书亦在意料之中。

在此之前,国家层面对包括“大数据杀熟”等不规范的平台经济发展乱象已经给出非常明确的态度。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出台专门性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针对强制“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一系列社会关切问题,不仅明确细化了相关行为是否构成垄断的判断标准,而且逐一列举是否构成差别待遇可以考虑的因素,强化了反垄断执法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也给平台企业提出了合规化运营的具体要求。

结合此番广州座谈会上的诸涉事企业的联合自律承诺不难判断,对“大数据杀熟”等不规范操作的明确拒绝,平台企业的自律承诺亦是市场主体的一种守法承诺,不论自律执行的具体状况如何,以执法监管为代表的他律约束必然会态度越来越明确,已容不得商量。

进一步说,广州多部门联合“约谈”平台企业并促成其自律承诺的辐射力,绝不仅仅只是地域性的执法操作,而是已经自然产生全国范畴的响应和威慑,这是基于国家规范的制度加持,也源于互联网经济打破地域区隔的特质。已签署拒绝“大数据杀熟”承诺的平台企业,显然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有所谓“大数据杀熟”仅针对明确承诺地区的幻想。

消费者苦“大数据杀熟”久矣,同一款产品或服务,即便是同地、同时搜索,老用户显示的价格也会比新用户更高,甚至不同手机用户也会被平台以手机的贵贱来做区别对待,这已经不是个别消费者的孤立体验,甚至成为平台经济不规范运营的某种明规则。毋庸讳言,此番参与自律承诺的平台企业,在媒体调查、第三方测评中已经是屡屡“上榜”,南都反垄断研究课题组去年底发布《互联网平台竞争与垄断观察报告》显示,举证能力不足是消费维权的难题之一,“消费者很难提供证据证明,在相同交易条件下平台实施了大数据杀熟”。

面对拒绝“大数据杀熟”的平台承诺,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执法主体,都绝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收方,而应在法律的明确授权与赋能下,有更为果断的他律行动。首先要看到,国家层面的《反垄断指南》是对《反垄断法》具体执行层面的指引,《反垄断法》已经明令禁止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无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执法监管有权依法对涉事企业平台企业启动相应的反垄断调查,而对于消费者举证能力受限的困境,消费者可以通过投诉举报等执行难度较低的方式,将消费维权的难题转换思路,借助反垄断执法监管的力量,推进平台企业的涉“大数据杀熟”行为监管执法。执法主体果断介入的反垄断调查,相信可以缓解消费者在“大数据杀熟”问题上举证能力不足的困境。

消费者长期受困于“大数据杀熟”的系统歧视中,代价不仅是全社会消费热情的受损,而且危及整个新兴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与国家法治的权威。平台固然需要自律,更需要果断、高效的反垄断执法来督促,以维护市场规则的严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