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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卫战争”到“解放战争”（下）

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起来。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营所属的八个整编师另两个旅共三十万人，在武汉、西安两地空军直接支援下，向中原军区部队集结的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方圆不足百里的地城发动进攻。中原军区主力按预定部署分两路向西突围，于29日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线合围圈，越过平汉铁路，摆脱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克服重重困难，于7月底、8月初分别进到陕南和鄂西北地区，创造新的游击根据地。其中，由王震率领的第359旅，在八月底回到陕甘宁边区。

中原军区主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对各解放区起了重要的屏障作用，为作好自卫战争的准备争取了时间。因此对中原军区部队的胜利突围和王震部回到陕甘宁边区，主席十分欣慰，多次致电李先念、郑位三加以慰勉，指出这是战略上的伟大胜利，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

9月30日，主席还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会，欢迎归来的359旅指战员。

“慎重初战”，是主席一贯坚持的作战原则，在重要战略转折关头更是如此。在组织中原部队突围的同时，他密切注视着南线敌情的变化，不断同南线各区领导人磋商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的计划，并根据情况的变化加以调整。

在这个计划拟定后的短短几天中，他接到周恩来从南京发来的国民党军队即将向各解放区、特别是苏中和苏北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重要情报，又先后接到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6月27日的电报，以及华中分局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会商后于29日联名发出的电报。这两份电报列举苏中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后，建议在津浦路作战的第一阶段中，华中野战军主力仍留置苏中迎击来犯的敌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争取先在内线打一、两个胜仗，而以一部加入津浦路作战；待津浦路作战进入晋冀鲁豫、山东两军渡准作战的第二阶段时，华中野战军主力再加入这个作战序列。

6月28日，陈毅、舒同也致电中央和刘邓，分析了南线国民党军可能的动向，建议山东、太行、华中各军目前仍沉着应变，作充分准备，让敌先行北上，然后大举出击。

主席审慎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即将发动全面进攻的形势认为这些建议“似有理由”。他当机立断地先后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致南线各战区领导人，对南线作战部署作了调整，指出：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之顽可能同时向我进攻，我军要“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午元电称：苏北大战即将开始，蒋军将由徐州向南、由津浦向东、由江北向北，三方面同时动作，先求解决苏北，然后打通津浦、平汉。”“在此情况下，待敌向我苏中、苏北展开进攻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 主席还告诉他们：“一切作长期打算，争取最后胜利。”

显然，“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对原定的三军进击津浦路然后渡淮而南的外线出击计划是一个重要修改。

从主席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作出这样修正有两个好处：一是“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二是便于“看出敌人弱点”这两点，正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初期必须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则根据主席确定的“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方针。

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分别在苏中战场、淮北战场和豫皖苏、鲁西南战场取得了重大胜利，其中较著名的战役有：华中野战军组织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一个半月中歼灭国民党军六个旅；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定陶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一个整编师及另两个整编师各一部。

随着内线作战的不断取得胜利，主席一再推迟原定的外线出击的时间，要求南线各军在内线更多地歼灭敌人，为尔后转入外线作战创造条件。

在北线，主席拟定的半年内外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经过一段曲折的实践过程后，也由他作了重要修改。

早在1946年6月上旬，为了报复山西阎锡山部对太岳解放区的进攻，并为此后迎击傅作义部可能向绥东地区的进攻，晋绥军区并指挥晋察冀军区一部分部队，已在同蒲路北段发起晋北战役，连克婷县、五台、原平、定襄等城，孤立了大同。

随后，根据主席拟定的夺取“三路四城”计划，晋察冀军区主力自平汉路西调，会同晋绥军区部队准备夺取大同。

主席虽然批准了首先夺取大同的计划，但对这样一座经过日军长期设防的工业城市能否攻克仍抱着审慎的态度。当得知晋察冀军区部队迟迟未能攻克大同外围的应县后，他立刻致电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副政委刘澜涛，询问他们：“应县久攻未下，你们对大同把握如何?”“如大同久攻不下，其结果将如何？此种可能性应当估计到。”

为了答复主席的询问，大同前线指挥部在第二天召开有各纵队领导人参加的阳高会议进行研究。

8月3日，向军委报告了会议的结论：“一致认为攻占大同对今后各方执行任务均为有利。”“大同(敌) 总兵力不强，但工事坚固是其特点，故须在技术上充分准备方可奏效。”“对大同拟强攻及坑道进行我们与晋绥已有一些准备，并继续加强中”。

这样，首先夺取大同的决心就确定了下来。

8月14日，大同攻城战正式发起，进展缓慢，到9月4日才肃清城周各据点和城关。从9月3日起，傅作义部以主力东犯集宁，增援大同。攻城指挥部调转主力迎击傅部，又因各种原因，不但未能达到歼敌目的，而且集宁失守，大同亦难再攻。攻城部队只能在9月16日从大同撤围，转入休整。

大同、集宁之战，是北线解放军的“初战”。此战先后歼敌八千多人，并使部队经受了锻炼，但没有能实现预定的夺取大同的目标，对以后晋察冀战场的形势发展影响很大。

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个战役的失利原因作过这样的评述：

大同撤围后，解放军控制的华北重镇张家口已处于国民党军队从集宁和北平两面夹击的不利态势中。

9月16日和17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根据实际情况，先后两次致电军委，提出对张家口只作“掩护战斗，不作坚守”，而以军区主力集中于张家口、南口之间寻歼可能由北平西犯之敌的建议。

主席总结了大同失利的教训，在18日复电批准聂萧的建议，并指出：

这样，主席就已在实际上改变了“三路四城”的计划，而采取内线作战的方针了。

对客观事实的认识常常需要有一个过程。南北两线初期作战的实践，为主席提供了许多新经验，使他对指导作战的认识有了发展和变化，主要是：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下，解放军只有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实行内线作战，主动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集中兵力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缩小双方力量对比的差距，才能最终改变战略上敌攻我防、敌主动、我被动的不利态势，再转入外线作战。

1946年7月到10月，是全面内战爆发后的最初的四个月。它在解放战争历史上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

主席在全面内战开始时所作“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这种预测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用什么方法去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战争的发展过程和结局会是什么样子？

这一连串问题，经过头四个月战争实践的反复探索，已经从事实中得到初步的回答。

在四个月战争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2个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装备的部队，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三十万人。其中，起义、被俘的和毙伤的约各占一半。四个月中，解放军损失兵员12万人，其中负伤的占九万多人。国民党军队的损失是解放军的2.4倍。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被俘的国民党士兵，大多转为解放战士，成了我军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解放军方面虽也有被俘的，但为数甚少，仅占兵员损失的3%左右，即三千多人，而国民党军队没有也不敢将他们补入部队。二是解放军损失的兵员中，约80%属于负伤，负伤人员中又有大约80%治愈后仍然回到部队，而国民党军方面很少有伤愈归队的。所以，双方头四个月实际损失兵员数的对比，远远不是30万对12万。

在四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今丹东) 这些当时解放区的中心城市。解放军方面只收复或攻占了48座县城，得失相较，解放军丢失了105座县级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国民党当局大吹大擂，说自已已取得巨大胜利。

事实上，四个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兵力不足同他的企图过大之间的矛盾。蒋介石共有正规军86个整编师（包括未经整编的军)、248个旅，战争第一个月即1946年7月，动用了68个师、193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26个师72个旅。

到战争第四个月即1946年10月，蒋介石动用的兵力增加到73个师209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43个师117个旅。这就是说：一，蒋介石作为战略预备队而留置在后方的兵力，已由战争初的55个旅减少为39个旅。二，在投入内战前线的209个旅中，不得不以44%的兵力，即92个旅，用于“清剿”他们日益扩大的占领区，相应地减弱了用于第一线进攻的机动兵力。

这就是经过四个月战争后军事形势的基本状况。怎样看待这一形势?

蒋介石和毛主席各自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

蒋介石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现代作战”。他的根本观点是：“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所以，“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

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要求部队“必须把匪军所占领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一一收复，使共匪不能保有任何根据地”而成为“流寇”，然后加以“清剿”。 现在，在占领解放区105座城市后，他以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他的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因此，在10月10日便下达恢复征兵制的命令。

10月11日，也就是占领张家口的当天，就宣布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准备出任“总统”。不久，又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下达了进攻延安的命令。这样，蒋介石就完全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

但是，一贯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打歼灭战的主席，却从这些数字中得出了同蒋介石恰好相反的结论。还在10月1日，主席全面总结了三个月战争实践的经验在一份党内指示中指出:

这里，主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解放军当时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又第一次提出了在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解放军的变化后，解放军将转入战略进攻，而实现这种战略转折的关键在于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正式召开。主席清楚地看到和谈的大门已被蒋介石完全关死，中国人民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经过战争推翻蒋介石的统治，才能在中国获得真正的和平。这是主席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他从抗战胜利后一年多来的事实中得出的结论。它对我党下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去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根据这个判断，10月15日，也就是“国民大会”召开的当天，主席致电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要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数人同国民党继续保持某种接触。

11月18日，主席又为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向全党指出:

“蒋介石日幕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蒋介石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民大会’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集团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总之，蒋介石自走绝路，开“国大’、打延安两着一做，他的一切欺骗全被揭破，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指示中，主席第一次使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来代替前一阶段一直使用的“自卫战争”，这不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变换；主席是把它同蒋介石“自走绝路”联系在一起的。

在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主席又观察了四个多月。随着蒋介石不顾一切地攻占张家口和单方面官布召开“国民大会”，实现国内和平已经不再可能，客观形势迫使主席和中央别无选择，只有下决心以战争为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11月19日，周恩来结束了同国民党历时一年多的谈判率中共代表团多位成员回到延安。谁都看得出来，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已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关头。

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主席接着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他是不允许共产党在保持一块地方的条件下签订城下之盟的。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

主席指出过去几个月内消灭了国民党军38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可能的，也是能够改变战局的。

主席为解放战争的发展勾画了一张大致的蓝图，说：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就很容易超过。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大约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主席还指出：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把事情估计得严重些，我们不但要准备三到五年，还要准备十到十五年。一方面，要藐视他们，非此不足以长自已志气，灭他人威风，另一方面，又要重视他们，每一仗都要谨慎。对于现在是不是要马上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主席主张可以按这个目标去做，但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

一个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在主席和中央的推动下，在全民、我党、我军的奋力拼搏下，很快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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