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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勃︱当斯科特讲无政府主义，他在讲什么？

《六论自发性》，<美> 詹姆斯·C.斯科特著，袁子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第一版，230页，58.00元

一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海上书房”专栏的十问环节中，有一道必问题目：“如果只带一本书去远方，你会带哪本？”2018年7月，我出发去云南挂职扶贫前，遇到同样的情景。在滇西南的山谷中，终于没有控制住“购书如山倒”的热望，陆陆续续或搬或买了好几批，以至于一年之后返回上海时，自作聪明地以为飞机托运会比快递划算，结果为这几十公斤的书额外付了四百多块钱。不过，在我出发时，只随身带了一本书。我想，既然是去云南，去深山，去面向东南亚的边疆地区，那就应该带斯科特的那本《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斯科特有一种魔力。他一贯擅长于小切口中见大纵深、在小概念里出大气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中，他以“生存伦理”对汤普森的“道义经济”做了新的拓展和阐释；到了八十年代的《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他对这些底层小人物的描摹已经推进到精神世界，致力于揭示底层的日常政治或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九十年代的《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中，他再次翻转角度，居高临下地审视国家主体推动的现代化，其狭窄管道是如何裁剪自然状态的丰富多元，造成“好心办坏事”的结局；2009年，他出版了《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中译本由三联书店在2016年出版，2019年做了全面修订），可谓把“脑洞”开到了极致，在政治人类学和历史社会学的脉络之外继续探问，重构性地书写了一部山地政治的可能演变史和移民史，把“惹不起，躲得起”的朴素逻辑，上升到有意为之的主动远避现代财政和自觉逃离现代国家网格化、数目字管理的政治智慧高度，这样的高山文明，着实是“深藏功与名”，不服都不行。

当然，斯科特的身上也一贯存在着巨大争议。他笔下的国家形象，无论是前现代的王朝统治者、近代殖民者，抑或谙熟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技术的国家政府，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不断扩张权力范围、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勒索者”角色。这当然与底层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冲突，国家与社会、与底层、与农民的关系被简化为一种深刻的互不信任，相应地就必然要导致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反复博弈和形式主义对抗官僚主义的理性狡计。不过，国家的目的果真仅仅在于控制国民，以至于引发部分人群遁走高山、寻找国家权力不及的乌托邦空间以逃避统治？这样一种带有浓厚后现代风格、反进步史观的解释，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弹琵琶、促人深思，但与人类社会减贫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我在脱贫攻坚一线观察到的诸多事实和常识，确有不小的差距。

直到2019年末，读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最新译介的斯科特2012年的作品《六论自发性：自主、尊严，以及有意义的工作和游戏》，我们终于看到了他对自己半个世纪以来一系列研究主题的终极解密与澄清，对贯穿其中的一条万变不离其宗的思想线索——无政府主义，做了一次集中整理和明确剖白。因此，我们也不能对构成全书六个篇章的二十九个思想的“碎片”等闲视之，它们虽为断想，却是功力深厚、见微知著的大家手笔，也为在当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新理解无政府主义，提供了一种全新、开放性的角度。

二

在进入斯科特的无政府主义世界之前，有必要简要了解无政府主义的发展脉络。作为一种政治运动，无政府主义沉寂有年；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无政府主义却从未退场。

无政府主义的要义在否定权威。现代知识世界的权威是科学，现代经济世界的权威是资本，现代意识形态世界的权威是自由、民主，现代政治世界的权威是国家、政府。所以不难发现，在这几个领域中，无政府主义都以一种积极的有时甚至是一种挑衅式的姿态出场，用夸张的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方式对现有秩序提出质疑和挑战。科学哲学史中的费耶阿本德，所取的就可理解为一种认识论上的无政府主义。他的《告别理性》和那句“怎么都行”，就成了一个标志性口号。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几位早期代表人物，虽大多有贵族背景，在观念上却与当时如火如荼的欧洲工人运动颇有渊源，更是创建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的主力。马克思对彼时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欧洲知识分子的普遍声音。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底层社会的至暗现实、底层民众的惨淡境遇，特别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各国政府在政治制度和经济运行中的职能，远不能与后来凯恩斯主义风行和福利国家兴起时相比，这些都很容易促使人们将矛头指向资本的贪婪扩张、制度的虚伪无力，尤其是在促进民众福祉上恪守古典自由主义原教旨因而绝少作为的各类政府。此等“守夜人”，莫如去之，这是无政府主义背后的左翼立场之滥觞。

从蒲鲁东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内部出现了分化。蒲鲁东本人虽也时常谈论革命，但更倾向于通过建立工人之间和农民之间的合作经济组织如工会和互助社来实现和平的社会变革。互助、利他、分权的观点为历代无政府主义者所分享。蒲鲁东之后的巴枯宁在第一国际内部与马克思两股力量之间的论战，最终导致了该组织的瓦解。两派的根本冲突在于，马克思认为工人应该夺取国家控制权进行革命，巴枯宁则走得更远，认为工人应当通过革命摧毁国家及其他所有形式的政治权力。蒲鲁东反对以暴力革命方式实现政治制度的骤然转变，而巴枯宁则是“不破不立”的坚定信奉者。

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早期的内部争斗，归根结底也多是这种争论的延续。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强调了工人阶级政党领导地位的必要性。他使用大量比喻来分析作为先锋队的党与作为普通群众的工人之间的联系。党就像教师，可以将工人阶级基于朴素的经济不满提升为革命的政治要求；党就像军队中的指挥官，调动千军万马排兵布阵。在处于严酷斗争条件下的列宁看来，党是严肃的，具有绝对权威。群众的反抗是天然的政治可燃物，作为先锋队的党的任务就是汇聚这些爆炸物，瞄定目标，精准引爆。

列宁对自发性的反对和集中权力的倾向招致了反对。德国社民党领袖卢森堡将罢工与政治斗争视为一个本身即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的能动过程。罢工能够给工人以新的经验，从而改变他们的组合与领导的特性。每一次小规模的罢工都会迫使资本内部结构发生改变，日拱一卒地逐渐“拱”出一片田地来。因而，不能以一种急不可耐的躁进观点，视缘起于经济性质的罢工为水平低级，进而将操纵罢工视为一种权变战术。革命是如何发动的，与是否发动革命同等重要。故而以强制力胁迫、领导工人阶级，并将工人阶级政党凌驾于工人阶级之上，施以森严的等级统治，非但是不现实的，也是非道德的。十月革命后，无政府主义政治运动的发展受到阻遏。它作为工人阶级反抗运动最初思想来源的一支和重要同盟者，随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控制国家机器而淡出。

西方不亮东方亮，新的战场很快开辟出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把无政府主义作为拯救中国命运的社会主义思潮引入，一时在中国政治思想界大放异彩。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中左右开弓，批评俄国的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国家的自由愈少，公开的阶级斗争愈弱，群众的文化程度愈低，政治上的乌托邦通常也愈容易产生，而且保持的时间也愈长。”（《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297页）这话对着的是沙皇时代的俄国，而在清末民初的中国似乎也“不遑多让”——在被裹挟入世界历史进程之后，内忧外患频仍，危机接连不断，传统政治权威与价值体系的稳定性丧失殆尽。此种局面下，统治者仍对全社会保持着高压态势，一批激进学人最终倒向彻底否定一切权威的无政府主义，也就不难理解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蔡和森，都受到当时声势浩大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普遍对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发生兴趣，这本书和克氏的另一部著作《面包与自由》中提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对一批知识分子具有很大吸引力。以典型的阶级分析角度看，很有一批有闲、有志、不安于现状的知识分子，具有一定的阶级革命性和社会正义感，急于改变国家面貌，艳羡轰轰烈烈、立竿见影的政治运动。从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全党统一了思想，无政府主义也被从它的中国母体中切割出去。

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现代世界的“复活”，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的一系列重大转向有莫大的关系。政治方面，冷战的大背景下，标志性的1968年由一场“五月风暴”点燃了多个国家的反抗运动；经济方面，二战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快速增长和繁荣期行将结束，中东战争、石油暴涨、滞胀的并存，让红极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颜面扫地，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在这一时期相继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本身就宣示着某个转捩点的到来；精神文化方面，思想界在整个七十年代掀起了一股后现代主义的转向，罗蒂、德里达、利奥塔、哈贝马斯等人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相关论域的重量级论著问世，总的特征是解构主体性、质疑理性、鼓吹相对主义、反对基础主义和还原主义、去中心化。凡此种种，各个领域既存“权威”的不稳定性和范式革命的历史大势，都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思想界的“复活”，创造了极合适的气候条件。

经济转型、社会转轨的历史巨轮快速驶过之时，留下了纷繁复杂的各类社会问题的残迹，弱势群体的社会被剥夺感与阶层断裂的风险增大，这是早期相对激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重返当下的社会基础。据此，我们似可认为，无政府主义的重出江湖，是各扫门前雪、本国优先的国际大气候和社会问题驱动下各具特色的地方性民族主义的国内小气候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

如果从前述对无政府主义发展脉络的梳理来看，斯科特将难于归类。他自己的解释则是，之所以对无政府主义产生兴趣，是因为其青年时代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觉醒中产生的希望和憧憬，遭逢历史与现实的迎头一击而终致幻灭：“其实就每一场成功的革命来说，其最后造就的国家政府都要比它所推翻的更加强力。”（《六论自发性》，第2页）这促使他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去接近和借助于无政府主义的透视方式和观察角度（而不是一种系统的无政府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采用一种过程取向的、作为行事方式的无政府主义。

斯科特明确地与三类无政府主义主张划清界限。一是技术派。这些人是天真的科学主义者，他们相信理性和知识的进步将把人类超拔出现有的困境，物的管理会取代政治，政治世界的基本命题将被简化为一场技术治理。由此，国家不再必要。在斯科特看来，这过于幼稚，物质丰富远不会取消政治，只会把政治斗争的领域向纵深拓展。二是自由派。他们认为国家无处不在且永远是自由的敌人，斯科特举了一个例子，美国民权运动期间发生了小石城事件，艾森豪威尔总统下令国民警卫队护送黑人孩子上学——如果没有国家机器的直接介入，天晓得事态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更何况，并非只有国家可能会限制自由，早在国家出现之前，那些前现代丛林法则之下的战争和奴役、那些来自思想和观念的自我审查和禁锢对自由的破坏，远比现代国家的有形束缚多得多，这正是“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道理所在。三是市场派。准确地说，他们更接近于古典自由主义时代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信奉市场拥有“搞定”一切的伟力，对财产和地位的极端不平等具有极大的容忍度，甚至主动寻求这一状态的达成。几年前曾引发轩然大波的国内某广告公司“年纪越大，越没有人能原谅你的穷”的文案设计当属此类，足见这种看似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从未绝迹。而在斯科特看来，如果为了拒斥政府和废除国家制度而回到一种“自愿卖身为奴”的野蛮图景，那无疑是自甘堕落，背弃了无政府主义倡导互助以求平等的初衷。

那么，斯科特版本的无政府主义究竟意蕴为何呢？通读这二十九篇“碎片”，我认为可以概括成三句话：无序未必真混乱，小资何尝不英雄，人间正道是自然。

第一，无序未必真混乱。斯科特写作的时间，距离英国的伦敦骚乱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相当近，他显然是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从这两起事件中精准地预估到未来的社会反抗运动的新趋势，即抗议行动不再刻意寻求组织化，而是诉诸平民动员，以非制度化的扰乱，设定社会议程，进而成功引发上层精英的关注，促发结构性变革。分散化、小规模、无领袖、不表达明确目的的行动策略，既帮助他们躲避来自政府的报复，也以一种极其难缠的方式把惯常隐藏于历史深处的下层政治力量激活，这种看似无组织的行动却是一种组织力超强的政治自觉和集体共谋。

在这个意义上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发生的诸多社会现象，其实是有着精心算计的、粗中有细的集体行动。在斯科特的政治社会学谱系中，他也把这种不服从称为“日常形式的抵抗”（everyday forms of resistance）。因此他主张人们有必要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反抗一些细小的、没有道理的法律，比如在红绿灯间隔显然过长而又与实际路况完全不符的情况下，闯过去，以理性原则修正机械的规则。正如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上的那篇檄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当一个国家绝大部分地区以柴火做饭取暖，而该国绝大部分林木归私人所有，林木管理条例规定在森林捡拾柴火或采摘野果属于盗窃行为，要受到刑事处罚。那么真正有罪的恐怕就不是普通民众，而是法律和制度本身了。当平素隐匿于史册、名不见经传的老百姓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死，死国可乎”的时候，一定是社会病了，病得无药可救。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基于常规组织化渠道的代议制度和议会政治，长于稳定而拙于变革。历史上的若干重大变革发生前，反而总是伴随着激烈的社会失序和骚动。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农业调整法》，是在猖獗的罢工、偷盗、抗租、叛乱的形势下，紧急出台的。由于没有统一的诉求，没有可谈判的对象，找不出幕后的黑手，政府只能寻求快速变革以快刀斩乱麻地化解危机。马丁·路德·金说：“暴动就是不被倾听者的语言。”比他早近半个世纪，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那段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句更是空谷回音：“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显然，要避免真正长时期的混乱，只有居上位者始终戒慎恐惧、以自我革命的姿态反躬自省，来对抗一切集团一经组织化后不可避免会遭遇的官僚化、机械化、僵硬化危机。

第二，小资何尝不英雄。在三体人的眼中，地球人就是一群虫子。电影《普罗米修斯》中，人造人大卫打开装有异形的“潘多拉魔盒”时，说的是“大物始于小”（Big things have small beginnings）。可是，视同虫豸的地球人用权谋把三体人耍得团团转，异形最终的破腹而出更是惊悚万分。斯科特也在他的书中不止一次提到，微小粒子看似无序的“布朗运动”会造成意外后果：“微小的拒绝服从被复制几千次后，足以彻底打乱将军或国家元首制订的大计划……正如千万毫无头脑的珊瑚虫能够创造珊瑚礁，成千上万的不服从、开小差也能够制造经济或者政治上的巨大礁石。”（《六论自发性》，34页）小资产阶级，就此由边缘走到舞台的中央。这是一个饱受争议和诽谤的阶级，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并非“自为”因而还没有达成足够自觉的阶级，是一个具有软弱性、两面性、高不成、低不就的阶级。不过，如果考虑到当今世界越发呈现一种政治上的庞大官僚体系和经济上的巨大科层化管理体制的话，我们就会蓦然发现爹不疼娘不爱的小资产阶级的弥足珍贵。他们不是落魄的无产者，但他们是贫穷的资产阶级，是“新穷人”。他们固然从未放弃跻身大资产阶级的奢望，因而只能偶尔在自身被“踩到尾巴”的时候站在“鸡蛋”一边去对抗“石头”，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更加激进的贫困阶级之间显然有相契之处，能够相向而行。

小资产阶级是有一点资产的。或是土地，或是其他，聊胜于无。但他们的小是petty而非small，这意味着小资之小，不仅规模可怜，而且境遇可悲，甚至气质可鄙。小土地所有者、小手工业者、小业主，勤勉劳作，富于匠人精神，他们以一种“自我盘剥”的方式进行原始积累。如果你有过农村调查的经历，一定有这样的感受，在农户的成本收益计算中，自身的劳动投入是无足轻重、不计得失的，他们在谈成本的时候会谈到种子、农药、化肥、农忙时的雇工，唯独不在乎自身的劳动时间，似乎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抑或是理所当然、不谋求剩余索取权的。小资产阶级自我剥削，而地方当局也竭力驱逐这些居无定所、四处流动的小生产者，更偏爱农业综合企业、合作社、产业园、国有背景的大公司，将“预算国家”的大网遍布天下，清除无法量化管理和纳入财政轨道的一切非正规经济。

小资产阶级也是有一点自由的。他们大体能够掌握自己的工作时间，并能够脱离早期蓝领工人朝九晚五、打卡上班的全景敞视状态。可是这种对工作时间的支配和对自主性的渴望，一旦遭遇“体面生活”水准的全线上升，就立即变得一文不值。于是我们会看到小资产阶级总会受困于内心的各种焦虑而疲于奔命地跳入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陷阱”。

小资虽然如此脆弱，但是小资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谁让小资产者梦想受挫，谁就点燃了革命的导火索，农民就要喊出“耕者有其田”，工人就要罢工维权。小资产阶级在客观上蕴藏着强烈的权利意识和惊人的激进革命动力，著有《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的观点发人深省，他认为，人类的自由热望不只存在于马克思所指出的即将夺权的阶级的希望之中，更在于那些即将被进步之巨浪拍碎的阶级的恸哭之中。后者在惊恐慌乱中所激发的保护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捍卫力量，同样是一股“兔子急了也咬人”的可怕力量。

第三，人间正道是自然。道在屎溺，礼失求诸野，存在先于本质。每当政府在一种强烈的冲动下希望对底层自主性基础上的自发秩序进行指导或干预时，都应当审慎地评估一下这种控制和改造有无必要、是否可行。先生孩子后起名，是常识；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常识；多样互补的生态环境，是常识。而日常生活中的反常识行为比比皆是。为适应国家的系统性管控需要，摒弃那些带有地方性色彩和默会知识的符号系统，根据标准化的规划识别方式，建构一个独一无二精准定位的道路命名体系。以科学的林业学清晰区分良木与杂草，把视觉秩序等同于工作章法，将自然生长视作无序低效。以经营效益为唯一指标，大规模种植单一经济作物以追求规模效益，比如我在农村调查时亲见的西瓜种植对地力破坏之大，以至于地租是粮食作物的三倍还多，一旦种过西瓜，往往要修整几年方可恢复，因此西瓜种植户必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走“掠夺式经营”的道路。近年来一些城市以追求市容整洁之名，先清理小店、再统一店招，终于建成人迹罕至、人气皆无的睡城、鬼城，这样的人造秩序，要之何用？

斯科特用一种福柯式的视角，尖刻批判了当下社会中随处可见的规训机制，并提醒人们一定要抵抗那种数目字管理和标准化裁剪，反对“标准对行为的殖民”，也就是以行政代替政治、将政治问题降维成技术问题。这样的决策过程看似不偏不倚、不群不党，一切问题都被通约和简化为数字的量化比较，其结果却会直接把我们从活生生的人间拽入了无生趣的机械地狱。斯科特颇为幽默地编造了一个耶鲁版的“反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故事，请允许我全文引用这段让人捧腹的文字：

广受引用、引领潮流的政治学教授哈维·“写得多”正在给一屋子学生讲课，突然，遥远的亚利桑那州有一位不知名的学者在期刊《不明觉厉的近期研究》上发表一篇文章，引用了“写得多”老师的成果，而且“写得多”老师正好就差一次引用就能达到最高级的教职标准。只见他的电子屏立即闪起了蓝白相间的光以报告这个好消息……学生们意识到事情的原委之后，纷纷起立鼓掌，祝贺教授晋升……现在他是终身教授了。（《六论自发性》，161-162页）

经过一番有破有立、大开大阖的后现代式表达之后，斯科特的无政府主义观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结论：历史的行程并非人类理性的刻意为之，而更可能是临时起意的自发行为的结果；看似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常常是无序抗争的产物；人类自由的拓展增进，多来自自下而上打破传统秩序的行动。那么，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我们应当抱持的最适姿态可能就是：let it be，let it go，敬畏民心，顺应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