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老人情寄古铜钱 印证宋元我国“海丝”貿易丽景，

“考古人”杨琮：入闽40年，建起闽越国文化考量标尺

【人物名片】

杨琮，1955年7月出生于西安，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此后在福建省博物馆参加古城址和各项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三十余年，历任福建省博物馆研究员、考古队队长、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馆长、福建博物院院长等职。现为闽江学院闽都学者、讲座教授。1999年获国家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07年被国家人事部、国家文物局授予“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在武夷夷山申遗期间工作出色，获得申遗个人贡献奖。

福州新闻网记者 邱陵

从雄浑苍凉的西北大地来到温润潮湿的东南沿海，一晃眼，整整四十年，他专注地在自己热爱的文博天地闯荡，收获丰硕成果；如今，他一边笔耕不辍、著书立说，一边担任闽江学院讲座教授，协助学科建设、招揽人才，同时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共同创办公益性非国有博物馆——福建贞美博物馆，致力于向普通人传播福建灿烂的古代文明。他，就是福建省博物馆研究员、原福建博物院院长杨琮。

今年国庆假期的一天，在福建贞美博物馆，记者专访了杨琮。今年已过63岁的他，鲜少接受媒体专访，低调得很。在他看来，时间是十分宝贵的，他总是有许多案头资料需要梳理、研究，目前他还承担着《福州通史：先秦卷》的编写工作，两年内要完成全书大约十一分之一的任务量，必须争分夺秒。此外，他还在构思一部《闽越国史》的专著，“拖了出版社十多年的旧债还没还”，他笑说。

这些年来，福建各地基础建设高速推进，为了抢救那些“不得已而要失去”的历史遗迹，杨琮和同行们一道艰苦奋斗，“保护、发掘与研究福建历史文化遗产，是考古工作者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杨琮如是说。

阴差阳错进入厦门大学

杨琮祖籍江苏，出生于十三朝古都西安，从小就喜欢涂鸦，后跟着专业老师学习美术，画得一手好画。恢复高考前，他已经参加工作，凭着专业特长，他进了一家国有工厂，被安排到贵州，负责钻井队里的水文勘测，常年在野外工作。

当1977年第一届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时，由于要回到原籍西安参加考试，而杨琮仍在贵州工地忙碌，赶不及，便决定第二年报名参加。1978年，他原本想报考的是美术学院、体育学院，可是回到西安时得知已经错过，这些艺术类考试比正常高考时间提前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长沙马王堆汉墓启动发掘，出土了众多国家级珍贵文物，一时间引发国人对考古的浓厚兴趣。杨琮也不例外。受此影响，他的第一志愿报考的是位于西安的西北大学考古专业，当时并未报考厦门大学考古专业。

那是怎么来到厦门大学的呢？“这是个阴差阳错。”杨琮说，高考结束后，他的成绩非常好，超过了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录取线，原以为就这么定了。可没想到的是，曾任著名经济学家、原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的学术秘书林其泉（现为厦大历史系教授、上海五缘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来到西安，代表厦门大学前来招生，当年厦门大学在陕西省要招收5名学生，可其中的考古专业未能招到合适学生。

当地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将杨琮的档案递给了林其泉，对方一看，成绩出色，又是在野外搞水文勘测工作，很适合考古专业的学习要求，就从西北大学的“锅”里生生“抢走”了他。

事后，杨琮从隔壁邻居的口中得知，林其泉还专程按照地址寻到他家，可他不在家，正打外面遛弯，林其泉一直等到赶火车的时刻到来才走。

就这样，接到厦门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杨琮，挥别西安的家人，独自来到美丽的鹭岛求学，这一“调头”，就在南国扎下根来，至今整整40年。

埋首城村汉城遗址助力武夷申遗

1982年毕业的杨琮，被分配到福建省博物馆，立刻又被抽调到武夷山（崇安）城村汉城考古队，驻扎在此进行系统考古探掘和研究。此后，福建地区的秦汉考古，便成为杨琮主要研究的方向之一。在野外考古期间，杨琮全程参与，从一名普通队员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得力干将，后接任考古队队长，直到建成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又担任馆长一职。

“武夷山（崇安）城村汉城是闽越国时代的代表性遗址，它不仅可以与汉代文献相互印证，更重要的是它几乎弥补了史书中所不记录的闽越国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杨琮在1998年出版的《闽越国文化》后记里如是记录。

历史上，闽越王国都城在哪，各界争论不一。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故中闽地，都东冶。”从无诸受封到汉武帝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闽越国存世92年。以往史学界多认为，都城在今福州市的屏山附近，也有主张在浙南章安或迁至福州，还有在闽北浦城、武夷山城村等地，但都缺乏足够的考古实物佐证，仅凭语焉不详的史料记载来推断，难以服众。

1980年以来，福建省组织的城村汉城遗址全面考古测得，该城南北长约860米、东西宽约550米，周长2896米，总面积约48万平方米，相当于故宫的三分之二。通过对一系列建筑遗址的发掘，再加上对出土的陶器、铁器、铜器、建筑材料等文物的比较分析，杨琮认为此城可确定为闽越王国的都城之一，“在当时，福州屏山也曾经出土含‘万岁’字样的瓦当等文物，所以我并不否认福州作为闽越国的另一国都存在。”杨琮说，他倾向于著名考古学家黄展岳提出的闽越国二王二都论断，历史上闽越国也曾二王并立，所以一个王国两个都城并不鲜见。

1998年7月，杨琮著述的《闽越国文化》一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6.5万字，囊括闽越国名称由来及世系、闽越国文化遗存调查、闽越国都邑考证等关键学术观点。著名考古学家，曾任秦始皇陵、汉鼎湖宫、汉景帝阳陵等多处考古队队长的王学理认为，杨琮的研究成果促进了对闽越文明史、闽越国文化的深层探索，“要认识汉诸侯王都城，闽越国提供了标尺。要研究城市史，闽越国王城填补了汉王都的空白。”

城村汉城遗址是武夷山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4月至1999年12月，武夷山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期间，杨琮参与了文本申报、遗址整治、新馆建设工作的全过程，并负责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考察作讲解汇报等大量的基础工作，为武夷山顺利入选“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也因此获得申遗“个人贡献奖”。

杨琮透露说，2004年，一家出版社就向他约关于《闽越国史》的书稿，他至今还未动笔。“一是工作太过繁忙，二来也是因为考古是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我会在动笔时，把关于福州的闽越考古新发现、新研究融入，使之更加切合实际。”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10月至2007年1月，为配合浦南高速公路建设，杨琮带队参与浦城管九土墩墓群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出土的72件青铜器，是福建地区一次性出土青铜器最多的考古发现，其中10件造型精美的越式青铜剑，在全国首屈一指。同时，先秦土墩墓也是首次现身福建，扩大了商周考古的地域，对福建先秦时期社会历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该考古成果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体现了福建考古学的重大进步。

合作创办公益性非国有博物馆

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合作创办福建贞美博物馆，是杨琮从福建博物院卸任后的又一乐事。为此，他倾注大量心血和精力，并乐此不疲地宣传推广。

“乡土文物，凝结着先人的记忆和情感，是深藏于人心的家园符号和象征。”在杨琮看来，基本建设、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始终存在“破立”矛盾，如果大家都能意识到文物与自己的生活、情感相关，那么，文物保护才能变成发自内心的自发行为。这，也是成立贞美博物馆的初衷。

推开厚重的红漆大门，《一带一路从福建出发》展览的200余件展品映入眼帘。穿行其中，犹如领略一部波澜壮阔的福建海上丝路史。作为福建省文物考古与博物馆学科的带头人，杨琮是这个展览的策展人，展览分成《起航东瀛大唐的光辉》《东进西行 宋朝盛世 元代继承》《明清时期的新路》三个部分。

记者注意到，除了展厅醒目位置的两只“镇馆之宝”——东汉时期的黄釉陶马和唐代的人骑奔马俑外，展品多为历朝历代造型各异的瓷器。

对此，杨琮解释说，丝绸之路起于汉代，以张骞通西域为标志，以陆路为主；盛唐以来，中国长江中下游及南方，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所在。中唐以后，由于陆上丝绸之路不断遇阻，海丝之路便日益发展成熟。特别是中国瓷器的成熟，以及在世界物质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陶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角。

展品中，有一只唐代的青瓷执壶尤为引人注目。据杨琮介绍，福建迄今已知最早穿越海洋销往日本的瓷器，就是福州怀安窑烧造的青瓷器。“在日本九州博多的鸿胪馆，也就是国宾馆里面，出土了很多来自福州的青瓷器皿，揭开了海丝之路的序幕。”杨琮说。

杨琮表示，不仅在日本，泰国、文莱、越南等国及海域沉船中，也相继发现了福州怀安窑烧制的瓷器，可以说怀安窑不仅见证了唐五代时期福州与周边国家的海洋贸易，更为福州海丝之路增添了有力证明。

“通过对福建及周边地区外销产品和轨迹的展示，能够比较完整地反映出闽江出海港口——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贡献。”杨琮说，博物馆还设有专题陈列《东南地区商周文明》，主要是作为对外交流的临时展览，反映夏商周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印纹硬陶器、原始青瓷以及青铜器等，展现了与中原青铜文明有别的东南文明。

此外，博物馆还定期开展文化雅集活动，包括名家学术讲座、文物知识介绍以及免费鉴定等，已经逐步成为福建省广大藏家和爱好者交流的平台。书院开讲时，讲课者没有费用，听课者也无需缴费，书院还会为听课者提供茶水茶点。

这两年，人们对文物和文保的关注比以前更多了，也产生了一些“清流”节目，比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还有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轨迹和伟大创造，具有不可再生性。”杨琮乐观其成，认为应坚持“修旧如旧”“最小干预”“不改变文物原状”等修缮原则，从文化遗产的收藏、研究、展示、修复、保管等多方面蓄力。“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每个人都应担起文脉传承者的重担，让文化遗产传承不绝，让中华记忆历久弥新。”杨琮严肃地说。

【各方评说】

王学理（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闽越王城的考古发现，无疑地掀开了研究闽越文明的新篇章。杨琮出版的《闽越国文化》专著，代表了“闽越国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要认识汉诸侯王都城，闽越国提供了标尺。要认识城市史，闽越国王城填补了汉王都的空白。

在大遗址这“自然景观”之旁，就地建立文物陈列馆的“人文景观”，是遗址博物馆通常的做法。值得庆幸的是在闽越王都遗址附近，一座专题性的“闽越王城博物馆”拔地而起。它与城址景观互为表里，协调配合，相得益彰。其收效当是理想而成功的。

魏京武（著名考古学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城村汉代古城址的发掘是江南汉代考古第一城，因为直至目前在江南地区汉代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保存这么完整、规模这么宏大的汉代城址。

考古是一门科学，科学就要有自己的一套科学数据，考古学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数据，即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标尺。城村遗址出土的数以千计的陶器、铜器、铁器及数以十万件的建筑材料及残片，又为福建地区汉代考古类型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福建地区发现的汉代遗址有五、六十处，而经过大规模科学发掘的只有城村遗址，且出土遗物那样丰富，当仁不让地应作为福建地区汉代考古类型学的标尺。

杨琮所著的《闽越国文化》，就是以城村遗址考古发掘资料为主，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以及临近地区同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写成的。可以说，没有城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就不会有杨琮先生的《闽越国文化》，也不会有诸多先生研究闽越国历史的论著或论述。

汪征鲁（著名史学理论专家、教授，原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杨琮君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厦大考古专业科班出身，有着深厚的考古学理论素养，又亲临福建建国以来历次重大的考古发掘，极富田野考古实践，可谓文武双全，文质俱优。其对南方古代瓷器、青铜器的鉴赏尤精。实乃吾省考古、鉴定大家，文化名人。

黄国盛（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琮先生是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考古专业特聘教授。杨琮先生长期从事考古工作，具有丰富野外考古和文物保护实践经验，并取得丰硕研究成果。汪征鲁与薛菁二位教授主编《福州通史》，我和杨琮先生等加入该通史编写组。编写组共八位教授，每过一段时间都要举行写作研讨或田野考察。每当举行学术研讨，我都认真听取杨先生发言，感到杨先生思维敏锐，功底深厚。记得前时一例，杨琮先生将最新“亮岛文化”考古成果编入《福州通史》。我即向他请教：“亮岛文化”与“昙石山文化”是否基本属于同一形态？杨琮先生作了肯定解答，我很受启发。每当编写组进行田野考察，我都有意靠近杨琮先生，喜欢听他对参访文物古迹作专业解说。杨琮先生学识渊博，友善亲和；能与杨琮先生等挚友共同创作《福州通史》，实乃人生一大幸事。

张囤生（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原中国文物报社社长、总编辑）：初识杨琮，他还在主持闽越王城的考古发掘。而后发掘报告的出版，闽越王城博物馆的建立，为武夷山纳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打下坚实的历史文化基础，杨琮本人获得申遗个人贡献奖。他调任福建博物院院长，同时主持全省考古发掘，在更大领域开拓文博工作，成绩斐然。时本人任职中国文物报社，参与主办中国博物馆10大陈列精品展、中国10大考古发现、全国文博10佳图书奖评选。可喜的是，文博界这三大评选活动，杨琮参与和领导的项目，均榜上有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评定的福建浦城商代窑址考古发掘，2007年评定的福建先秦土墩墓群的考古发掘，连续荣获中国10大考古发现，这在全国范围内，实属罕见。我个人与杨琮接触，发现这位考古学背景的学者，在文物鉴定领域，如青铜器、陶瓷器、玉石器、古家具、古建筑等等，都眼力非凡！这对于一般考古人，实难做到，令我很是钦佩！

孟丰敏（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前几年，我研究仓山历史时，朋友推荐我认识了杨琮老师。他撰写的《闽越国文化》是我研究福州文化时必读的书目之一。看完书后，我就常找杨院长聊闽越王的历史，收获很大。

我有幸到他创建的福建省贞美历史文化博物馆参观。听他讲解完展品背后的故事，感动之余，我由衷地敬佩他为福州海丝所做出的贡献。

杨琮老师说，为了让世人了解福建海丝历史的悠久及其辉煌成果，他和团队伙伴们自费到世界各地寻找福州出口的陶瓷并购买回来珍藏、展览。他们是带着使命感在做福建海丝（陶瓷）展览。

今年国庆节，我到福建省博物馆参观，看到了他出版的专著《美术考古论集》，还有他主编的《越魂闽魄》等专业著作，翻阅后深感他学问之专业深厚，我作为他的晚辈学生，当学之不尽。

【代表作品】

发表各种考古报告、译文和论文百余篇，共计200余万字；主编图书和论著十余部。《闽越国文化》《武夷山城村汉城发掘报告》《美术考古论集》等专著均获不同奖项。主编出版的文博图书有《福建博物院书画藏品选粹》《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福建卷》《国家宝藏》《越魂闽魄》《伏尓加河畔的印象》《21世纪初福建基建考古重要发现》《红色遗珍》《塞上古韵》等。主持博物院工作期间，连续两年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陈列展览获得十大精品奖，考古图书获全国文博十佳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