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这周太阳唱“主风格” 晚间温度仍然很“冷傲”，

张爱玲：你们看我太骄傲，我只是太自卑，3段感情都卑微到尘埃里

李砍柴：欢迎大家收看《砍柴，我来了》，本期我们邀请的嘉宾是张爱玲。

张爱玲是高傲的，她所有书的封面都有一张孤高冷傲脸，几乎没人见她笑过。对于来访者，她在时间上要求极为严苛，若是来早了，必须要等到和她约定的时间才能开门。若是来迟了，她必会说张爱玲出去了，然后“嘭”地一声关上门。

张爱玲是冷漠的，当年离开上海时，连唯一的弟弟也未去道别。后来弟弟写信向她借钱买房结婚，她明明有钱也不肯借，其弟最终一生未婚。更为过分的是，她宁愿把巨额遗产留给别人，也不肯给弟弟一分一毫。

张爱玲对待母亲更是冷漠至极。那时母亲已生命垂危，迫切想见她最后一面。她狠心没去，只是给母亲寄去了冷冰冰的100美元钱。

张爱玲是决绝的，她自那次逃离家之后，就再也没回家看过父亲；她自出国后，就再未踏进国门一步。

张爱玲真是这么高傲，冷漠、决绝吗？

她其实是从小缺爱，自卑到了极点，才表现出了高傲的样子。

张爱玲：大家好，我是张爱玲，谢邀。其实我是不愿意来到这里的，因为我来人间一趟，收获的尽是世态炎凉，说来说去都绕不过文化汉奸胡兰成，他是我不愿提及的伤，我倾心爱他，他真心负我，使我成为别人的笑谈。

一步错，步步错，我苦苦追寻爱的双脚，最终落进了哈德逊河。

哈德逊河又名母亲河。

这是多么的讽刺啊，恰恰是母亲给我的伤口，长如哈德逊河里的尖嘴鱼。

于是，我披上了冷漠的铠甲，躲在铠甲里独自疗伤，成为大众眼里的高傲模样：束身旗袍，流苏披肩，高昂着头，单手叉腰，眼里一片睥睨之色。

殊不知，我外表有多高傲，内心就有多自卑。

提起我，人们总不忘先介绍我的祖父张佩纶和外祖父李鸿章（二老均是晚清重臣），似乎不提他们，就不足以说明我的出生之高贵。

我们家曾拥有上海半条街的房子，以及数不完的古董。我们住着花园洋房，仆人成群，有汽车出入……在我眼里，“家里的一切都是美的顶巅”。

然而，父亲吃喝嫖赌、抽大烟，败家子一个。母亲思想新潮，看不惯他迂腐堕落，两人争吵不断。

我四岁那年，母亲以陪姑姑为名，撇下我和弟弟远渡重洋。临走时，她连抱我们姐弟俩一下都没有，于我们而言，拥抱都成了奢侈。

四年后，父亲写信向母亲保证戒掉毒瘾，恳求母亲回家。母亲信以为真，回家了。

我欣喜若狂，坚持要把自己和弟弟房间的墙壁刷成橙红色，它代表着温暖和亲近。

还别说，我们一家真的温暖和亲近过，母亲教我绘画、穿衣打扮；父亲教我读书、写文章；我和弟弟一起荡秋千……

谁知，幸福的日子仅仅过了两年，父亲又故态复萌。母亲彻底失望，执意与他离婚，再次离开了我们。

父亲这样的家境，只要想娶，是少不了女人的。

果不其然，母亲走后没多久，继母进了门。这是个糟糕的女人，脾气暴躁，又抽大烟，家里成天乌烟瘴气。我活在烟雾里，诚惶诚恐。

一次，我没告知继母，去母亲家小住了几日。回家那天，继母抬手就是一巴掌。我刚要还手，她就大嚷我打人了。

父亲急吼吼下楼，揪住我，拳脚相加，咆哮道：“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父亲把我打得半死，然后关进了一间昏暗的小屋，长达半年。

在此期间，我不幸染上痢疾，命悬一线，父亲视若无睹。所幸，在保姆的苦苦哀求下，他才不情不愿给我打了一针，让我死里逃生，多活了几十年。

我恨透了父亲和继母，“希望有个炸弹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我眼里，父亲是恐怖的地狱，母亲是可亲的天堂。

那晚，在保姆的帮助下，我瞅准巡警交接班的空隙溜出门外，向母亲的住所飞快奔去。

寒灰的夜，冷风痴缠，我如获重生，“每一次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看见母亲，我心里好似照着轮太阳。

母亲见了我，却面露难色，说：“跟了我，可是一个钱没有，你要吃得了苦。”我欣然点头。只要能和母亲在一起，吃再多苦我也愿意。

殊不知，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比跟父亲还苦。

当时，母亲给我两个选择：读书或者嫁人。我选择了前者。母亲很是满意，把我送进了圣玛利亚女中。

与此同时，母亲一心想把我塑造成名媛，不惜以每小时5美元的高价，请私师来教我礼仪、走姿、站姿、面部表情等。可我仿若智障，怎么也学不会，母亲气得七窍生烟。

这样的我，每次伸手向母亲要钱，无异于一场灾难。

她一次又一次怒吼：

“好久没打牌了，都是因为你！”

“好久没买新衣服了，都是因为你！”

“我去不了英国，都是因为你！”

“我可以把你嫁掉！”

“你去死吧！”

甚至有一次，母亲的男友提醒她道：“不要傻，留着你的钱。”

我高挑的身躯，在母亲熊熊燃烧的目光里，逐渐萎缩。让我无数次想起，站在父亲的烟塌前要钱，很久得不到回答的样子。

为了避免向母亲要钱，我宁愿走很长时间的路去上学。

我暗下决心：有朝一日自己有能力了，一定要把母亲供自己读书的钱还给她。

我如愿以偿。

后来，我把胡兰成送我的一箱钱，换成两根金条还给了母亲，头一次在母亲面前高昂着头。

父不疼，母不爱，我深信自己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对于别人友善的一瞥，都能心生感动，更何况是胡兰成。

1941年，香港沦陷，我想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完成最后一年学业，写信向母亲要钱。

我没等来母亲的钱，倒是等来一句话，“赶快嫁人。”

我不想嫁人，只好回到上海，决定以写文为生。

早在7岁那年，我就写下小说《摩登红楼梦》。养活自己，我有信心。

不承想，一篇小说《封锁》，把胡兰成带到了我的面前，开启了一段孽缘。

胡兰成是汪伪政府要员，大我14岁。他满腹诗书，谈吐不凡，还不吝夸赞，完美契合我对另一半的想象。

我曾和好友提及，找另一半要打我10岁以上。

尤其是当胡兰成说出那句“经济上我保护你”时，我彻底沦陷了，不管他是不是汉奸，也不在乎他曾有过三段婚姻。

每次他来，我都会身着同一件桃红单旗袍，脚穿一双小巧的绣花鞋，就因为他爱看；

只要他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我，定会学着为他煮饭、做菜；

但凡他抽过的烟蒂，我都会装进一个信封里，如获至宝。

情到深处，我赠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并在照片背面写下：见了他，我变得很低很低……

1944年8月，我们在好友炎樱的见证下，共同签下一纸婚书,正式结为夫妻。

婚后，我们琴瑟和鸣，恩爱有加。

好几次，我指着胡兰成的脸说：“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嘴，还有你的手，是真的吗？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吗？”他咯咯坏笑。

可惜，好景不长。

当时，时局大变，胡兰成犹如惊弓之鸟，执意离开。我万般不舍，抱着他凄然痴语：“我恨不得把你包起，像个香袋儿，用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箱里藏好。”

很快，胡兰成便逃往了武汉，我们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胡兰成的来信里多了一位小周（一名17岁的护士）。我吃惊、吃醋，恨不得吃了他。

最终，我选择了隐忍。我清楚地知道，飞上天的风筝，硬拽是会断线的。

1946年春节前，我打听到胡兰成逃到了浙江温州，急赶着坐船去见他。

一路上，我都在想，我们该会怎样热烈地相拥。

孰料，他带个女人来了，还一脸不悦：“你来干什么？还不赶快回去！”

我的笑容慢慢凝固，尴尬爬满脸颊，于是把狐疑的目光投向了他身边的女人。

胡兰成目光闪躲，解释道：“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我找了个寡妇，佯称是夫妻，我们两个，只能以兄妹相称。”我愣了许久、许久，一颗沸腾的心如同被放进了冰箱。

寡妇名叫范秀美，大他两岁，模样端正。

接下来，胡兰成安排我住在旅馆里，他每天白天来，晚上离开。我俨然他的一位客人。

有一次，胡兰成要我给范秀美画像，我画了一半就放下了画笔。他问我为什么不画了。我凄然一笑，说：“越画越像你。”他明知我深爱着他，才会如此肆无忌惮。

20天后的一个雨天，胡兰成送我离开。小巷里，我鼓足勇气，怯怯地问：“我和小周，你选谁？”

他停下脚步，不解地看着我说：“好好的牙，为什么要拔了呢？”

我感到心在撕裂，噙着泪说：“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了，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至于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我自以为有才，能自食其力，可以稳胜小周。至于范秀美，小菜一碟。殊不知，在胡兰成心里，我比她们轻得多。

我上船后，他转身离开。我站在船舷上痛哭失声，泪水惊醒了船底的江水。

从温州回到上海后，我整夜整夜地失眠，茶饭不思，只能以西柚汁充饥，本就瘦的我更瘦了。

早在此之前，因我是“汉奸夫人”，已无人肯再接收我的作品。

失恋，失业，让我失了魂。

就在这时，桑弧翩然出现，好比我暗夜豪雨里的一把大伞。

桑弧是名优秀的导演，长相英俊。他父母早逝，从小跟着哥哥姐姐长大，对哥哥姐姐言听计从。

1949年11月16日，文化电影公司成立，我应桑弧之邀前去捧场。

现场热闹非凡，觥筹交错。我坐在角落里，安静得像个埋在地底的人。

桑弧过来招呼我，我只是淡淡一笑，便收回了视线。

换了谁，都会转身离开。可他坐下来，陷入了沉默。他的沉默震撼到了我，顿感温暖无限。

此后，在桑弧的鼓励下，我开始尝试写剧本。不负他所望，我先后写下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等，再次被读者们热捧。他也因此声名大噪。

我们相爱了，但选择了不公开。桑弧怕有人骂我，我怕玷污他的清白。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桑弧一起讨论剧本，一起看电影，一起看星星，甜蜜似初恋。我满怀憧憬，“我一定要找个小房间，像上班一样，天天去，地址谁也不告诉，除了他。”

我爱极了桑弧，以至于我从来不敢和他提任何要求，反倒是他的一言一行，我十分在意。

一次，桑弧问我：“你从来不化妆？”我记在心里，第二天就开始描眉搽粉。

还有一次，我们从电影院出来，我发现桑弧紧绷着脸，赶紧掏出粉盒照镜子，原来是自己的脸上出了油。

此后，每次约会前，我都会先用冰块擦脸，让皮肤锁紧了再搽粉。

另外，我的一件衣服下摆有羊毛穗子。桑弧看不惯。为了让他高兴，我忍痛剪掉了羊毛穗子。

诸如此类。

就这样，我小心翼翼地和桑弧交往着。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已两个月没来月事，满以为怀了孕，喜滋滋地告诉他。

桑弧喜出望外，说：“若是有了，我们就宣布。”

遗憾的是，医生经过检查得出结论，“子宫颈折断，可能是之前引产所致。”

我无地自容，他呆若木鸡。有那么一瞬，他眼里闪过一丝庆幸。我的心碎如玻璃渣，但佯装无事。

自此，桑弧来找我少了。即使来了，也心不在焉。

他不在的日子，我极力安慰自己，“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

在此之前，我已有所耳闻，桑弧的哥哥姐姐不同意他和我在一起。如今更是情已欠费，爱已停机。

为了挽救自己残存的一点自尊，我提出了分手。

为了给我面子，他委托同事来向我提亲。

我苦笑着摇头，摇头，再摇头。

再见桑弧，我礼貌性地问他：“预备什么时候结婚？”

他笑笑说：“已经结婚。”

我想笑着祝福他，泪水却很不争气，只得仓皇而逃。

桑弧结婚，却并未在报纸上刊登喜讯。我明白，他这是怕我伤心。

再次情断，我忧伤满腹，毅然去了香港。当然，其中还夹杂有别的原因。

这次离开，我再未回到上海。

在香港，我创作不顺，前途堪忧。只待了5个月，我便以难民身份远赴美国纽约，渴望能在那里打开英语小说市场。

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根本不爱看我写的作品。迫于生计，我只好申请进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

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是一个闭门写作的庇护所和隐居之地，可以免费提供三个月的食宿。来这里的人，大多是知名作家，包括赖雅。

赖雅是名德裔美籍作家，大我29岁，他才华横溢，风趣幽默，深深吸引了我。

当时，赖雅每月的福利金只有52美元，连租间房子都不够。但他对我体贴入微。我们相爱了。

没过多久，赖雅在文艺营的日子结束，被迫离开，我把一大笔现金作为礼物送给了他。

几个月后，我发现自己怀了孕，当即写信告诉赖雅。

他立马回信向我求婚，但前提是我必须打胎。

打胎，意味着我再也无缘做母亲。而不能做母亲，是我人生的一大憾事。但为了能和赖雅在一起，我咬牙同意了。

为了凑够打胎的钱，我卖掉了手镯。

打胎那天，我躺在床上痛苦难当。赖雅却在一旁津津有味地啃烧鸡！

我错愕万分，忽地明白他不过是想找个人照顾自己而已。但我并不打算离去，因为无处可去。

1956年8月18日，我和赖雅结婚，引起质疑声一片，比如台湾作家朱西宁。

我回信给他说：“我结婚本来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寂寞，不过是单纯地喜欢他这个人。”有时候，自己说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我太想幸福给别人看了。

不承想，就是这芝麻粒大的幸福，也如刀光一闪。

10月份的一天早晨，我一觉醒来，惊见赖雅躺在地上，语句含糊，无法动弹。我急忙把他送到医院。

这时我才知道，这已是赖雅第二次中风。

接下来的日子，我为他做饭煲汤，端茶递水，接屎接尿，累得像条老狗。

好不容易等到赖雅能缓慢行走，他又在图书馆摔了一跤，彻底瘫痪了。

连着“瘫痪”的，是我的心：文艺营的期限结束；英文写作之路不通；中文写作连遭拒稿……

好在，在好友宋淇夫妇的帮助下，我回到香港，替某影业公司写一些无聊搞笑的剧本，赚取稿酬，以养活赖雅和支付他的医药费。

那些天，我每天写作十几个小时，熬得眼睛溃疡，双腿肿胀。就连买双大一码的鞋，也要等到春节抛售……

一次，香港大学找到我，委托我写一篇关于丁玲小说的研究。我求之不得。

夏志清（文学评论家）得知后写信问我：“以爱玲这样的天才，去花时间研究丁玲，实在是想不通。”

我回信告诉他，“为了钱”。没有钱，我就会失去赖雅的爱。

1967年，赖雅离世，我哭得昏天黑地，与其说在哭他，倒不如说在哭我自己苦命。

按说，当初我完全可以离开赖雅，也不至于过得如此狼狈。但我实在无法确定，有谁还能像他这样对我“不离不弃”。

至此，我幡然醒悟，“所有的女人，终有栖息之地，不是他人，唯有自己。”

赖雅离世后，我以赖雅夫人自居，幽闭30多年。

在这30多年里，我倾心写下自传体小说《小团圆》，这是对我自己一生的记录，也是与过往人的一种和解，内心喧闹无比。

只是，独居久了，我变得害怕见人，也害怕出门，房门永远只留一条缝，仿佛尘世的目光有毒。

有那么一天，我惊见落叶来门边探我，愣怔半晌。想到自己终会如落叶般飘逝，忍不住热泪盈眶：我来人间一趟，本想光芒万丈，谁知世人模样，只为碎银几两；我来人间一趟，只为与你相伴，谁知世间清凉，淡了你的模样……

我颤抖着在笔记本上写下四项遗嘱：遗产留给宋淇夫妇；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遗体尽快火化；骨灰撒在荒野上。除此之外，我还把所有文稿整理好放在门边，以便人们能够及时发现。

1995年9月的一天，我深感大限将至，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戴上假发，穿上自己最喜爱的蓝色旗袍，在靠墙的行军床上徐徐躺下，静等死神的降临。唯有死神，真心永恒。

我的一生，父亲重男轻女，母亲嫌弃打击，在我心里埋下了自卑的种子，及至成年，已是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纵使我的文学造诣高深，也未能拉我走出自卑的泥沼。

于丹说，“一个人越在意的地方，就是最令他自卑的地方。”我从小缺爱，穷尽一生都在为爱自卑。自卑的人，找不到真正的爱。

. END .

【文|枫蕊】

【编辑| 丹尼尔李】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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