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综述对第三届中华长寿文化暨儒学宗师谯定学术研讨会收到34篇学术论文进行了综述。相关成果包括：谯定生平事迹研究7篇、谯定学术思想研究12篇、谯定门人后学研究9篇、谯定故里文化与海外影响研究6篇。研讨会所取得的成果将表明我国学术界在既往研究基础上，对谯定生平事迹研究更趋深化，对谯定思想研究更趋深刻，对谯定门人后学研究更趋深入，对谯定故里之长寿文化与谯定在海外之影响的研究更趋深广，这一切将直接助推巴蜀学术文化尤其是蜀学研究的广泛和深入。

<关键词>谯定 长寿文化 蜀学 易学 牧牛图诗

2015年11月13日-14日，金风送爽，群贤毕集。来自海内外的几十名专家学者齐聚重庆市长寿区，出席由长寿区政府、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巴蜀全书》编纂组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华长寿文化暨儒学宗师谯定学术研讨会”。全会共收到34篇学术论文，主要是分四个方面的议题：谯定生平事迹研究、谯定学术思想研究、谯定门人后学研究、谯定故里文化与海外影响。现对此次研讨会收到的交流论文进行综述，以飧读者。

一、谯定生平事迹研究，更趋深化。

在谯定生平事迹研究方面，共收到7篇论文。这方面的研究大概可以再分三组，其一，宏观研究，主要是胡昌健《此“夫子”非彼“夫子”》，段玉明《范长生与谯定合论》2篇；其二，《宋史·谯定传》之校补实践，主要是潘殊闲《<宋史·谯定传>校证补》、粟品孝《<宋史·谯定传>注释》；其三，微观探析，主要是谭平《关于谯定与宋钦宗“论弗合，辞不就”的原因分析》、金生杨《谯定事迹辨疑》、郭畑《谯定之师“郭曩氏”辨》3篇。

首先，宏观研究方面的两篇文章都采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胡昌健《此“夫子”非彼“夫子”》认为：北宋、南宋时期成都附近的“岷山”和“青城山”中分别有两位隐者“焦夫子”，通过对两个“焦夫子”的活动年代及对文献《焦夫子碑记》、《谯天授画像》等进行辨析，认为两者实不可混为一谈。前者为北宋初期岷山隐者焦夫子，“亡其名”，是“以博学教导人”的相貌陋怪、长目广鼻、海口蚪髯、爬痒扪虱的“古之隐君子”；后者才是南宋初青城山隐者谯定，有名有姓有籍贯，并且是“乌帽黄衫”、“一双碧眼”、“鹤顶凝丹”，“隙驹蹀躞”的形象；胡昌健对谯定的“长寿”年龄表示了质疑并认为，谯定可能生于嘉佑五年（1060年）而非生于天圣元年（1023年）说。四川大学段玉明《范长生与谯定合论》则认为：认为范长生和谯定在大涪陵的地理概念下本是同乡，二人身上所展示出来的某些共性并非是偶然巧合。范长生与谯定皆长易学，但范长生为道士，故其诠释《周易》以道教观念融摄；谯定为儒生，曾经深刻地影响过宋明理学，他早年学佛，故其诠释《周易》时贯穿了佛理。另外，范长生与谯定都曾隐居、出仕，只是前者隐居在前而出仕在后，后者出仕在前而隐居在后。最后，两人的姓名、生卒或歧义或恍惚，间有传说成分，在巴蜀历史名人中颇具代表意义。

其次，尽管选题相近，但从事《宋史·谯定传》校补实践的两位学者还是各有侧重地对谯定史实作了不同阐发和辨析。西华大学潘殊闲《<宋史·谯定传>校证补》认为：谯定应是涪州乐温县玉溪人，《宋史》言其为涪陵人是不准确的。在研讨中，潘殊闲认为关于谯定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如：1.作为一代儒学宗师，谯定为什么没留下典籍；2.谯定与程颐最早是在何地见面，两者究竟是谁慕谁的“名”，也就是谁为师，谁为弟子；3.谯定儒学究竟有何师承关系；4.谯定和宋钦宗究竟是有何论而不合；5.谯定一生究竟有无仕宦经历；6.谯岩究竟是在青城山哪里；7.袁滋究竟是谁；8.易学在蜀究竟是何本义；9.谯定与佛、儒究竟有何关系，有何论述；10.谯定一生中佛、儒、仙是何演化、表现、展示；11.《宋史谯定传》中篾叟、酱翁究竟是谁；12.谯定的生卒年究竟能否确考和确定。四川大学粟品孝《<宋史·谯定传>注释》则广搜资料，综合比较，考论辨析，对《宋史·谯定传》进行注释，他认为，《宋史》中谯定字“天授”，而《舆地纪胜》《重庆郡志》《蜀中广记》中，谯定字“天发”；而到了清代的方志中，则或因明清易代，方志有断裂，故清之方志直接过录《宋史》中谯定字号；《宋史》中称谯定“析其理归于儒”不符其学习历程和效果；“关于北宋末、南宋初两次征召谯定事，“《系年要录》只说在北宋末召谯定为‘崇政殿说书’，《中兴会要》则多出‘通直郎’一职”，另外，南宋初奏举谯定的许翰，《系年要录》系以尚书右丞，而《中兴会要》则系以提举南京鸿庆宫，可能是由于《中兴会要》以奏举时系衔，而《系年要录》则以诏命时系衔，故有不同；袁滋为《宋史》中孤见，是否与“袁溉”为同一人，值得研究。

再次，关于谯定的史实微观探析三篇文章可谓探幽发微，烛照深入。其中成都大学谭平在《关于谯定与钦宗“论弗合，辞不就”的原因分析》中从靖康初年的政治情势，钦宗的心理与性格等四个方面分析并与谯定的刚正个性、道学家身份和巴蜀文化熏陶的背景等因素相结合，认为最有可能的“论弗合”原因是谯定与钦宗在性格、政见、心理诸方面的巨大差异。钦宗性格极度懦弱、苟且保位、优柔寡断、自信不足、猜忌心重，而深受程颐和巴蜀文化熏陶的谯定则是秉性刚直、志向高洁，导致君臣二人性格反差较大。此外谯定与钦宗“论弗合”的最大可能性应该是发生在战和问题上，以及与之相关的重用抗战派还是和议派的问题上。西华师范大学金生杨《谯定事迹辨疑》认为《宋史·谯定传》固然存疑，而它书也未可尽信。郭曩氏乃汉羌合称，或称郭载、二郭（载、子厚），绝非郭雍；君平著述传世，谯定从郭曩氏学，而受君平象数、玄学的影响；谯定先于涪中从程颐学，后送程颐返洛而还；党祸起，谯定迁居洛中，而程颐已下世；靖康初，受召为，因论不合而退；此期曾居汴京，传胡宪、刘勉之、张浚学；建炎初，受召随扈维扬，后失散；晚年传隐居青城山，多有史料、史迹佐证。重庆大学《谯定之师“郭曩氏”辨》认为《宋史·胡舜陟传》称谯定所从受学的“郭雍”是误载，并认为《困学纪闻·考史》所云谯定之学“得于蜀曩氏夷族”并无脱误。《宋史·谯定传》简称其为“郭曩氏”，是缘于汉族姓氏的使用习惯，其实并不完全准确。

二、谯定学术思想研究，更趋深刻。

在此方面，收到论文12篇。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再分为三个具体议题，一是宏观上谯定在理学方面的贡献，有胡昭曦《宋代蜀学转型的再探讨》，詹海云《谯定学术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廖名春、杨可《谯定研究二题》，金生杨《洛蜀交融——谯定学术新探》共4篇文章；二是微观上研究谯定在易学方面的成就，有陈德述《谯定象数易学之承传脉络》、祁和晖《谯定乃宋代蜀<易>象术学学脉传人代表》、郑万耕《谯定与程朱体用一源说》、郭齐《谯定易学探微》共4篇文章；三是谯定的《牧牛图诗》的解读，有王邦维《关于谯定的<牧牛图诗> 》、韦兵《“发奇伟之事于经常之中”：从四川佛教风尚与唐宋思想转型看谯定<牧牛图诗>》、李晓宇《禅宗<牧牛图>图像的起源与流变——谯定<牧牛图诗>研究之一》、秦际明《谯定<牧牛图诗>与儒释融合》共4篇文章。

首先，四川大学胡昭曦《宋代蜀学转型的再探讨》认为，宋代蜀学在其发展的大环境中，存在学术内容上、空间上和时间的交汇点、榫接点、会聚点，具体来说有三大节点：二程洛学传蜀、南轩之学返蜀、朱熹闽学传蜀。从濂洛之学、湖湘学、程朱理学依次在蜀地发展，并由魏了翁集其大成，使宋代蜀学定型为以程朱理学为主。在此转型中，北岩书院、沧江书院作用巨大，是重要传学场所和助推力量之一；另外，“涪陵学派”之命题需加强个案研究和综合研究，如何为“学派”；学术源流列出的学者是否等同于学派成员；“涪陵学派”命题究竟该如何界定；宋代蜀学的发展，在以往基础上，要注意到川东、川北地区（含今重庆市）之学；蜀学的转型，约有100多年时间，其间巴蜀学者之间的传承、交流与合作，是重要的组成和强大的推动力，值得研究。

四川大学詹海云《谯定学术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则认为：（1）就问学言，谯定是程门；就宗旨言，谯定不是程门；就人品说说，谯定是伊川学侣；（2）谯定学术与伊川学术有重大分歧，谯定主张即象即道而伊川主张理一分殊；（3）朱谯二人学术差异在何处“见乃谓之象”的不同训读；（4）谯定之学与程学之外的理学派别及传统蜀地之学有着渊源关系：蜀学有其独立的主体性，能吸收外来学术，非固守一家一门的专门之学，不会完全被外地学问消融掉；蜀学有其包容性、主体性、选择性，会吸收他家学术，以增强自己学说；蜀人多乐天，尚自然，乐易简，尚幻想，故禅风、道家、道教、图数均易熏染蜀地学者；谯定易学作为蜀地易学之一，皆重在有自得之学，而非仅仅发扬师说。

清华大学廖名春、杨可《谯定研究二题》认为：谯定应该小程颐20余岁，其易学思想受到郭氏和程颐的影响，但是受程颐影响比较大，其思想与程颐之思想有共通之处。“象之在道，乃易之有太极”表现了其对易象的重视，但是却不可轻易归入象数易学的范畴，而是与程氏易学有着密切联系。

西华师范大学金生杨《洛蜀交融——谯定学术新探》《洛蜀交融——谯定学术新探》认为谯定之学重在《易》、《论语》。其易学长于象学，而兼有数学、图书。他的象论以“象为道之发见”，具有本体论意义。在学《易》方法上，谯定强调从领悟易象入手，然后一以贯之，会通诸卦爻大义。这种明象，是学以明心的克己功夫，又与格物致知有密切关系。其《论语》学体现在其《牧牛图》对“四勿”、“四毋”的阐释上。他将非礼勿视、听、言、动以达于仁义，以及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作为儒家循序渐进的修养阶梯，以“学”、“礼”为修养手段，以敬为修养方法，贯穿其间，以居敬涵养、明心见性为根本，而以“无我”作为最高境界、最高追求，形成独到的儒学新思想。其《牧牛图》继承发挥了蜀学道家道教无心、佛教教禅二系牧心的修养方法与思想。不过，较之佛老而言，谯定《牧牛图》虽然形式相似、方法相近，但毕竟做了儒学化改造，在思想上有了根本性的区别。

其次，在易学方面的成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陈德述《谯定象数易学之承传脉络》认为“易学在蜀”的说法是指蜀易中一以贯之的、有自己特色的亮点，那就是“象数”与“数术”。谯定易学与苌弘、严君平、扬雄、李鼎祚、陈抟、郭曩氏、谯定、张行成、来知德之易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链条。他们的学说虽然各有差异，但都贯穿着象数、数术的传统，此即谯定易学承传之大致脉络。

西南民族大学祁和晖《谯定乃宋代蜀<易>象术学学脉传人代表》认为：谯定在“理、象、术”三者中，强调从“象”（卦象），通过“术”，再进入“理”义教化；强调“自见乃谓之象一语以入”；其《易》杂佛老；其气节志向谨守严君平“淡泊”之旨；北宋时，巴蜀《易》学兴盛而普及，但其《易》象术学不属洛学支脉，而是蜀《易》学脉正宗；朱熹判认谯定不属二程门墙，这反倒应证了谯定在蜀《易》学脉上嫡传汉严氏《易》与唐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历史地位。

北京师范大学郑万耕《谯定与程朱体用一源说》认为：程氏易学的根本宗旨是主“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说。程氏之所以公开说破，是因为易学的这一精髓，学人不能领悟，“犹自人不解悟”，“不得已而言焉耳”。程氏贬涪州，谯定追随其中，“师友游泳”于北岩读易洞；尹和靖也曾避居涪陵，深究程氏《易传》，其学问当互有影响。南宋阳枋《字溪集》卷九《涪州北岩秋祀祝文》分别有伊川、和靖、达微（谯定之号或字）、山谷、爰莲荡写的祝文，师友相互友善，即是其有力之明证。据此，谯氏对程氏易学的“天机”有所了悟，也完全是可能的。

四川大学郭齐《谯定易学探微》认为：传统学者将谯定易学的性质归入象数派的观点值得商榷。就现存有限的谯定论易论学资料而言，其对师门亦步亦趋，俨然程氏本体功夫。因此，谯氏易学似不应简单地归入象数派，而是兼具象数、义理，一如后来朱熹的取向。如此看待谯定易学的性质，似更为客观。

再次，在有关谯定的《牧牛图诗》的研究方面，北京大学王邦维《关于谯定的<牧牛图诗> 》认为：谯定的《牧牛图诗》中的大部分词语，一些来自儒家，一些来自佛教，更多的是儒佛杂糅；此诗不是在讲佛教的修行，谯定的思想，依然是以儒家为主。谯定《牧牛图诗》中表现出的层次，只是对佛教修行次第的模仿。大足石刻的《牧牛图》与诗，与谯定的《牧牛图诗》，时代相同，谯定讲学和活动的地方，也在同一个地方。

四川大学韦兵《“发奇伟之事于经常之中”：从四川佛教风尚与唐宋思想转型看谯定<牧牛图诗>》认为：《牧牛图》为禅宗参修论道的，与马祖系禅法传承关系密切。谯定突破以往士大夫以《牧牛图》表达禅悦感受的传统，开启阐述儒家修养的门径。谯定牧牛图阐发了禅宗、理学修习的共同点：一是强调次第，二是下学上达，这也是唐宋以降宗教与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趋势，谯定《牧牛图》充分表达了这一历史趋势的内涵，在思想史上有重要意义。传统学案作者们所谓谯定“驳杂”，应该理解为他突破理学门户之见，把地域学术、宗教传统融入到理学当中，从而为理学的丰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谯定为人及其《牧牛图诗》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出处行藏，渊乎近道；牧唱渔歌，非释非老”。

四川大学李晓宇《禅宗<牧牛图>图像的起源与流变——谯定<牧牛图诗>研究之一》认为：禅宗《牧牛图》原本是为初学者指示修行次第而设的象教，形制多样，内涵丰富。谯定《牧牛图诗》是历代《牧牛图》中思想最深刻，规模最宏大的，它远远超出了佛学的范围，试图贯通儒、佛、易，设计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修行方式,别开生面，独具一格，是研究宋代学术思想演变的重要材料。要理解谯定《牧牛图诗》的深刻内涵，其前提是要了解禅宗《牧牛图》的起源与流变及其佛学内涵。

四川大学秦际明《谯定<牧牛图诗>与儒释融合》认为：谯定作《牧牛图诗》以证其道。前五首以明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义，以克己复礼之修养方法达于仁义之境。后四首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四重境界。其旨趣看似出于《论语》，但与《论语》不同，而是反映了宋代儒、释、道三教合流之后的思想境地。唐宋以来儒、释、道三教合流形成一种独特的思想文化形态。这种新的思想文化有取于三家之旨，融以为一个道，从而求其道、证其道。谯定的《牧牛图诗》虽取径儒家礼法，但终归于三教合一之道。

三、谯定门人后学研究，更趋深入。

在谯定门人后学研究方面，共收到9篇论文。在这些文章中，研究㬊渊的有蔡方鹿《谯定、㬊渊与程朱学的传播》、李胜《㬊渊事迹征略》共2篇；研究张行成的有刘复生《得谯定之余意：张行成之易学述略》，计1篇；研究冯时行的有张文、李娟娟《冯时行易学佚文简论》，计1篇；研究朱熹的有三浦国雄《日本朱子学与<朱子语类>训门人卷》、尹 波《清代朱熹年谱汇考》，共2篇；研究张栻的有三篇：舒大刚《南轩“孝悌”学案》、杨世文《张栻的治国理政思想及现实意义——以<论语解>为中心的考察》、苏铉盛《张南轩的性论》，共3篇。

首先，在研究㬊渊方面，四川师范大学蔡方鹿《谯定、㬊渊与程朱学的传播 》认为：程颐、周敦颐都曾入蜀活动，其学对巴蜀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程颐在蜀有学术活动，他的著述、讲学，成为蜀学之一部分，并通过谯定及其涪陵学派等使洛学得以传播，并影响了巴蜀理学；另一方面，㬊渊早年从李焘游，中年又数千里往建阳、长沙等地从学于朱熹。㬊渊参与了朱熹《易》说及朱熹语录的辑录工作，后被刊印成书流行。㬊渊返回巴蜀后，讲学授徒，这些都影响了朱子学在巴蜀的流传。长江师范学院李胜《㬊渊事迹征略》对其从学经历、门人著述、故居遗迹等生平大事做了考证。他认为㬊渊有着李焘、朱熹等从学的师承关系；其弟子有阳枋、阳岊；其著作有《孟子注》；其遗留文字见于《朱子语类》，共473条4万余言。

其次，在张形成研究方面，四川大学刘复生《得谯定之余意：张行成之易学述略》认为：张行成深究诸家之《易》，结合本土资源，终以康节之学为依归。谯定之师很可能就是出于“夷羌”的郭氏，而隐居青城的涪州谯定在蜀中传播易之象数学，使张行成得其“余意”，结合邵伯温之传，专注于研究邵雍“皇极经世”理论，故而能在邵雍著作中找到新的“突破点”。行成之易，与谯定象数之传有着内在的联系，故谓之“得其余意”。

再次，在冯时行研究方面，西南大学张文、李娟娟《冯时行易学佚文简论》认为《厚斋易学》以及他书中所引冯时行易学内容，皆属对《周易》经传的解读和心得，颇多独特之处，例如冯时行继承了谯定的易学思想，认为“《易》之象在画，《易》之道在用”，“通一卦之体以观其全”；冯时行讲求《易》的现实功用，还在于君臣间的相处之道，提出“首乾坤以定君臣之分”、“君之道，臣之节”、“合志无有疑悔”；冯时行佚文中诸多强调君子德行修养与固守正道的条目，提出“非德之厚孰能载之”、“君子谦退温恭以待物”、“不为小人所困其道”的观点。开展冯时行佚文的整理与研究将有利于对其现有文献的保存，进而深入开展对其思想全貌、学术地位、学术关联等方面的探讨，以及进一步拓宽其在涪陵学派、巴蜀易学以及宋代蜀学中的研究内容。

复次，在朱熹研究方面，四川大学三浦国雄《日本朱子学与<朱子语类>训门人卷》认为：《朱子语类》中朱熹对单个弟子的训诫，被编在卷113至卷121的“训门人”部分在江户时代（1603-1867）的山崎闇斋（1618-1682）及其流派（称闇斋学派）极为重视。弘化三年（1847），渡边豫斋的高足获得了新发田藩梦寐以求的稻叶迂斋、黙斋两先生批阅本《朱子语类》，将其带回家乡。这本《朱子语类》训门人卷留有相当多的批注。此卷是朱熹针对各个门人的个性（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所谓“气质”）而给予的训诫，是《朱子语类》中很特殊的部分。幸田诚之之所以说“读《训门人》，就像成为朱子的直接受业弟子”，是因为闇斋学派的学人试图从中找到和自己气质相同的朱熹门人，将朱熹给予那个门人的训辞作为针对自己的教诲。《训门人》以及《朱子书节要》这两个讲义，在闇斋学派，尤其是在佐藤直方、稻叶迂斋、黙斋的学系中，连续不断地促读，在读解阶段，它们作为最好的入门书被反复采用。

四川大学尹波《清代朱熹年谱汇考》认为：入清以来，朱熹年谱的编撰、刊刻共有24种，由于清政府的大力提倡，康熙至嘉庆年间为其刊刻高潮，计有22种，并于乾隆十六年出现了朱熹年谱史上最为重要的本子——王懋竑纂订之集大成式的《朱子年谱四卷考异四卷附录二卷 》，以及乾隆十九年刊刻最多的本子——江永《朱子世家》（又名《考订朱子世家》）。道光以后，随着国势的逐渐衰落，西方思想的不断侵入，朱熹年谱的刊刻也反映出时代特点，呈递减之势。据笔者统计，除王懋竑《朱子年谱四卷考异四卷附录二卷 》、江永《考订朱子世家》重版、重刻较多外，至清末只有道光间福建徐经辑《朱子事彚纂略》、光绪六年陕西郑士范编撰的《朱子年谱》2种。当然，其编撰、刊刻者主要以福建、安徽为主，并遍及北京、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四川、陕西诸省，朱氏后裔仍是其生力军，但后代学者或因尊崇，或因发现其误而重编者，亦为数不少。

最后，在张栻研究方面，四川大学舒大刚《南轩“孝悌”学案》认为：张栻学术以“主敬为本”，严于“义利之辨”，但是他在日用常行中也十分强调“孝悌”伦理。“孝悌”思想几乎成一条红线贯串张栻生平学术与从政始终。其始也，接受父亲张浚教诲，多“得夫忠孝之传”;及壮也，则以孝悌之道以勉其子侄和门人。其立论也，以孝悌为修身成德之本;其设教也，则以教孝教敬为之先务;其从政也，更以敦俗勉孝为要道。后之学者不可忽略其孝悌忠信之言论，否则有失偏颇。其诸多“孝悌忠信”的观点，是我们研究古代学术以资当下时用的良好资源。

四川大学杨世文《张栻的治国理政思想及现实意义——以<论语解>为中心的考察》认为张栻的治国理政主张植根于儒家的思想传统，并打上了理学的烙印，富有时代特点。他的许多观点如修身正己、尚德慎刑、勤政敬事、爱民节用、知人善任等虽然多为儒家的“老生常谈”，其实具有普适性，对于我们今天仍然还有启发意义。

韩国全州大学苏铉盛《张南轩的性论》认为：张南轩认为性源于太极，建筑了 “性一分殊”的模式。太极动静给性之动静变化(未发已发)提供了一个可解释的理论论根据，张南轩把太极设于性之根源上面，但这不是宇宙论模式上的需求,而是一个表明性之不同层面之间的有机关系的方式。他主张人物之间无有任何本质差别,浑然一体,打下了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其差异仅归于禀气之正昏,且由此演绎出通蔽开塞之差别和主体之自觉的、能动的主宰能力。他认为孟子性善说道德本性,而程颢、胡宏之性论另设一个宇宙本体，故后者所论性义以重视超越的形上本体之义为主。在南轩哲学中,性的概念归属于人性论领域。恶之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身体和血气，容易使人情乱失性,做出不善之事。因此,为恶与性毫无关系，在身体上的任何修养和功夫都无法确保恢复本性之善。而且,纯粹性善之领域之性和恶之可能领域之身之间已有着不同层次上的鸿沟。在此,善和恶,性和身之间再没有既灵活又有机的关系。

四、谯定故里文化与海外影响研究，更趋深广。

在这方面收到了6篇论文，其中有探讨谯定故里文化的文章为：李永明《谯定㬊渊对故里文风之沾溉》、熊瑜、粟品孝《南宋后期期涪陵北岩书院的重修及其讲学活动》 、李勇先《涪陵谯定纪念遗迹考略》、毛丽娅《谯定与青城山 》、黄 博《儒商变换：宋代乐温县富民李处和本事考——兼论唐宋时期长寿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共5篇；而探讨其海外影响的有一篇：白井顺《朝鲜的涪陵与谯定》。

首先，在探讨谯定故里文化方面，重庆市长寿文化研究会理事长李永明《谯定㬊渊对故里文风之沾溉》认为：㬊渊与谯定同为今重庆市长寿区人；两人对涪州学派都作出巨大贡献，前者完成“洛学入蜀”，并凭借其学术地位，奠定了涪州学派的学术基础；后者实现“闽学入蜀”，长期执掌北岩书院，成就了涪州学派的巅峰时期。两人儒学大师的出现及其在儒学史上的重大影响，标志着长寿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潮的到来；其道德风范和学术成就，为当地文化发展树立了楷模，产生了深远影响和激励作用。长寿地区至今文风日炽，人才辈出，不能不以谯定、㬊渊为文脉源头。

四川大学熊瑜、粟品孝《南宋后期涪陵北岩书院的重修及其讲学活动》认为：北岩书院是在南宋后期嘉定十年（1217年）由知涪州范仲武创办的，位于涪州州治（今重庆市涪陵区）长江北岸，其基础是北宋理学奠基人程颐贬谪涪州时注《易》的普净院“钩深堂”（三字由黄庭坚题字）。宋蒙战争爆发后，蒙古军队多次突入这一地区，书院或受到破坏。所以在余玠主蜀、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后，知涪州赵汝廪在淳佑十年（1250年）决定重修北岩书院。北岩书院重修后，确有一些新的变化和讲学活动：一是将朱熹弟子㬊渊从祀于书院，扩大了书院的从祀范围；二是把朱熹写给㬊渊和度正的共四封书信以及黄应凤的解读一并刻石于书院；三是为书院教学刊印理学著作；四是约请阳枋到书院讲学，这些活动影响较大，“远近信从者众”，培养出像赵子寅这样后来称誉东南的著名学者。

四川大学李勇先《涪陵谯定纪念遗迹考略》：历代乡贤名士在涪陵留下众多名胜古迹，其中最著名的是纪念谯定等名人的四贤楼（北岩山西楼）、四贤祠（一处在北岩钩深堂内，一处在郡城学宫内）、乡贤祠（在明清涪州学宫之在戟门右）等；谯定留下的著述极少，相传北宋嘉佑年间曾撰有《易传》，已不传于世，其他著述仅存《牧牛图》、《答胡藉溪论<易>》等一诗一文，极具史料价值。

四川师范大学毛丽娅《谯定与青城山》根据王象之《舆地纪胜》等史书认为：谯定隐居在青城山之大面山的老人村（亦名獠泽村、老泽村）。尽管也有宋人王质认为谯定曾入河南嵩山少林寺，但是这两种关于其隐居地点的不同观点都反映了谯定的学术思想源头与佛、道二教密切相关——其人出入佛、道，融摄佛、道，从而对宋代理学产生重大影响。

长寿籍青年学者、四川大学黄博《儒商变换：宋代乐温县富民李处和本事考——兼论唐宋时期长寿地区的社会与文化》认为宋代乐温县的富民李处和弃儒从商，竟成巨富；再弃商归儒，定居于涪州乐温县，购置经史诸子百家之书，筑室读书，并训导诸子，成为乡里文化中的一大盛景。作者经过考证认为：李处和的生活年代大约在谯定之后，㬊渊之前；其经商期间极有可能从事私盐贩卖，靠将巴夔一带的食盐经长江和汉水水路，运到荆襄一带销售，从而致富；其学术背景应该为苏氏蜀学；其定居乐温可能是因为乐温县靠长江，既有交通之便，兼山川萦绕，水旱无虞，又有农业之利，加上学术氛围日益浓厚。

在谯定的海外影响研究方面，四川大学白井顺《朝鲜的涪陵与谯定》眼界开阔，注意到了朝鲜地区的儒学文献，他认为：朝鲜通过程敏政《心经附注》的受容，理解了程颐的被贬涪陵。可以说，积极采纳《心经附注》的朝鲜朱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滉，着眼于程颐在被贬涪陵时表现出的“动心忍性”，而东国十八贤人之一宋时烈的特征则是将自身的流放与程颐相叠合。以往论宋时烈的学术特征，总是首先提到他对朱熹的崇拜，而他称涪陵时期的程颐为涪翁这件事，作为他对程颐被贬涪陵的认识是很重要的。谯定虽然被《心经附注》所引用，但谯定在朝鲜是通过《心经附注》而被理解的，故仅仅是将其话作为格言来理解，而并未将其作为涪陵易学来认识。

正如四川大学胡昭曦教授在致此次研讨会的贺信中所指出：“谯定是宋代程颐门下一大宗师，㬊 渊是朱熹门下杰出传承学者，涪陵学派是理学的著名学派，他们在我国和巴蜀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次盛会拉开了对他们进行集中研究、文献与文物综合研究的帷幕，进入了团聚更多学者、有组织、有计划推进研究工作的佳境，毫无疑问，将助推巴蜀学术文化尤其是蜀学研究的广泛和深入，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全面深入，有助于为当今建设提供镜鉴。”通过梳理此次研讨会的相关成果，使我们由衷感受到：这是一次颇有所获、互动性强的学术盛会，在谯定研究的学术历程中，值得高度肯定！

（肖潇，女，重庆南川人，（1997- ），重庆工商大学2015级工程管理专业本科学生，本文指导教师：重庆工商大学聂树平。）

本文曾发表于《重庆文化研究》，后收入《重庆文化研究》（2015年卷，重庆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2017年4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