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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搬运工+外卖小哥的“跨界”人生

“广州，请接纳我的真诚/一个零点搬运工的我/要在你的腰间/吻住她思念而落的泪水。”这是来自一个25岁的年轻诗人冉乔峰的心声，他来自重庆酉阳县，广州市青年作家协会会员。16岁起，他就辗转各地四处打工，做过流水线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员、外卖员……

然而，在每日超过十个小时的工作量下，冉乔峰依然创作了两百多首诗，还发起了打工诗社，在诗友的鼓励下，冉乔峰更是推出了个人诗集《漂泊志》。近日，广州日报记者对“打工诗人”进行了专访，他说，自己并介意“打工诗人”这个称呼。谈到诗歌，冉乔峰觉得“写诗称不上快乐”，只是“记录生活”。

冉乔峰很喜欢工厂宿舍后面的大观湖，这一次和记者的对话也约在了这里。他上夜班，刚刚起床，穿着多天未换洗的工装，头发凌乱。如同他的诗歌一般，他的眼神里也不时流露出小鹿一般的敏感。沉默惯了的冉乔峰觉得自己“口才不好”，只有在聊到他的诗时冉乔峰才逐渐打开话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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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搬运工” 工作超过十四个小时

冉乔峰突然发现自己小有名气了，这个初中肄业辗转各地打工的25岁快递公司操作工上了电视、报纸，他的诗集在网上售卖。有看到的工友带着猎奇的眼神盯着他看，“哟，我们这居然出了个诗人！”但他们并没有看出冉乔峰有什么不同，脏兮兮的外套，任劳任怨的工作，矮小、略为内向的冉乔峰似乎与微博上头像颇富艺术感、人称“乔帮主”的冉乔峰毫无关联。

只有在深夜时，两个冉乔峰才合二为一。冉乔峰在快递公司上夜班，他戏称自己为“零点搬运工”，从晚上九点到凌晨四点，冉乔峰要将一箱箱快递从车上搬下来、扫码、再搬运…… 他思绪已经飞远，那“折扁歪斜的灯光”开始赋予他灵感，他想到工厂后面的大观湖，是不是有“一群挣扎的鱼，在逃离周围”。重复、辛劳的工作在他的脑海里化成了一首诗，此刻，他既是工人冉乔峰也是诗人“乔帮主”。

冉乔峰看起来和普通的打工者没什么两样。

双十一之前，冉乔峰早上九点多起床，一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对此他无所谓，“白天也睡不好。”十点左右冉乔峰便开始去送外卖，一直到下午两三点，之后便返回工厂为另一位老板打包，直到晚上六点。

在离大观湖不远处，冉乔峰租了一间300块一个月的小房子，一般睡在工厂宿舍的他很少过去住，那里被他用来放杂物：五大箱的书、一堆来往各地的车票、自行车等。

即使每天工作超过十四小时，冉乔峰每个月也只能挣四五千块钱，宿舍逼仄、杂乱，但他很满足。他去过东莞、深圳、江西、四川、厦门多地打工，当过五金冲压工、喷油工、塑胶工、电子厂工人、工地外架工。

但他最喜欢广州，在这里冉乔峰曾谈过一次两年的恋爱，他曾写道，“广州，请接纳我的真诚/一个零点搬运工的我/要在你的腰间/吻住她思念而落的泪水。”这里他只失业过一两次，这里有一大片湖，湖边有一片杂草丛生的小公园可供这个外乡人短暂休憩。他还有一个二十多平的103号出租房，容得下他与他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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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泊！漂泊！辗转数个城市

《漂泊志》，是冉乔峰为自己的诗集起的名字，“漂泊”二字，自冉乔峰童年时期便缠绕着他。他出生于1992年，父母在他很小时便离了婚。和当时许多同辈一样，冉乔峰的父辈南下打工，他成了留守儿童，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在山里住，冉乔峰因为要上学便在村子里住，每次奶奶给他做完两天的饭就回了山里，五六岁的冉乔峰便自己热饭菜吃。

冉乔峰和他的诗集。

七岁时，冉乔峰的奶奶去世，自此，他彻底与漂泊为伴。年幼的他在姑姑家、外婆家中借宿，尽管父亲每月都寄钱来，但冉乔峰还是饱尝了寄人篱下之苦。初中时，他每天来回学校要走上四个小时，他成绩也并不出众，数学总是不及格，语文经常徘徊在及格线上，于是冉乔峰选择在初三下学期辍学去东莞打工，那里有他的堂哥和父亲。

第一份工作是在五金厂，那里有巨大的噪声，那里的街上也有“闪烁的霓虹”，“差点闪了这双没有见过世面的眼睛”（冉乔峰《五金厂叙事》）。那时候的冉乔峰觉得自己还有些“青春野性”，不像现在的他“什么也不挑”。他总是想着找一份好点的工作，于是，在几年内他多次换工作，辗转多地，有时候也因为老板跑了、工厂倒闭了而失业。

他带着不多的行李，从一个工厂宿舍到另一个，大家“把方言藏起来”，“一排拖鞋对着另一排拖鞋的沉默”（《男工宿舍》）。冉乔峰遇到过帮他做工的大姐，他记得大姐和他一样也姓冉；也遇到过教他跳广场舞的男孩，会跳舞让他在工厂里瞬间变成明星。他还记得大雨瓢泼的晚上，暴雨“趁我不在的时候，翻过宿舍的窗台，占据了我的床”（《一场暴雨打湿我的床》）。

冉乔峰在工厂干活。

冉乔峰还记得有次出去找工作，身份证和钱包都在网吧里被偷了，他身无分文，在街上游荡。看到一个工厂招工，他和一起应聘的人借了两块钱复印了身份证件，便进了工厂。最窘迫的时候他曾流浪街头，但也没有请求父亲帮助，“看看旁边的人，别人都能睡，我为什么不能呢？”冉乔峰声音淡淡的，没什么表情。

尽管有几年的时间同在一个城市，但冉乔峰很少去找父亲。谈起父亲，冉乔峰有些不经意的渴望，带着微笑，“他口才很好。”但冉乔峰不习惯向父亲诉说自己的困境，他觉得是自己“口才不好”所致。如今冉乔峰会在朋友圈里发自己的新闻和诗歌，父亲少有过问，少时的疏离已让他们不懂如何去靠近彼此，冉乔峰更愿意与网上素未谋生的诗友们分享自己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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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以痛吻我，我皆报之以歌

2013年，在江西工地打工的冉乔峰学会了玩微博，他注意到一个叫“海岛”的90后制衣厂工人，他也写失业、写繁忙的工作，用一些长短不一的句子。冉乔峰觉得有趣，和海岛交流之后，冉乔峰便也开始写诗，最初他觉得“只是在记录自己的心情。”现在回看，他觉得很多都是“大白话”。

冉乔峰参加工厂组织的朗诵比赛。

不久之后，冉乔峰便在微博上发起了话题“打工诗社”，许多打工者看到就参与了话题，他们开始写同题诗，尽管很多诗歌并不具有美感，但“思乡”“失业”“流水线”等话题让“打工诗社”的诗友们迅速凝聚在一起。因发起话题而被推选为社长的冉乔峰也逐渐养成了写诗的习惯。

每晚下班之后，当别的工友去打桌球、去网吧上网时，冉乔峰就捧着手机在备忘录里写诗。他写了很多梦，他梦见了故乡龚滩，《梦见故乡落下一片雪》，他写梦想，是“有一间容得下我的房”。他也写别人的梦想，脸上长满痘痘与斑痕的焊锡工小杰，“自卑地说他想找个女友，当然做老婆最好，但在我们谈论房子、车子时，他似乎头埋得更低了。”

工厂宿舍旁边有条河，冉乔峰有时会到这里来寻找灵感。

更多的时候冉乔峰只是用诗歌在记录自己的生活，他抱着“世界以痛吻我，我皆报之以歌”的心态记录下那些艰难的日子。冉乔峰和工友都不乏过年前讨薪的经历，他便记录下来写了《讨薪日记》，每年过年之前最难的便是《抢票》。在工地上他曾多次见过因事故丧生的工人，“钢筋插进头颅”“生命随着排架倒下”。曾有三根钢管掉下来砸到冉乔峰的手，一瞬间他的手臂失去了知觉，在诗里他形容“像生活的重量，像贴在僵尸头上的符语”，庆幸的是，手并没有断。

冉乔峰并不怎么写爱情，他只是记录。记录《女工罗向红的心事》，开头便是“她说，她在这里很受气”。他记录自己看到的工友之间的爱情，“不过是时间紧了点，身体累了点，但这不影响头和肩膀相靠”。冉乔峰有些抗拒谈到爱情，但他依然记得下班之后，看到前方一大一小穿着工衣的两个身影时的心情，“有些羡慕，”他声音淡淡的，没有直视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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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故乡去，做一个厨师

冉乔峰并没有读纸质书的习惯，他看网络小说，也看诗友们转发的诗歌，最爱的一首诗是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还是从电视上看来的。写诗于冉乔峰而言也谈不上快乐，只是抒发情绪，“就像我在流水线上上班，有时为了缓解压力会自言自语，有时还会唱歌。”冉乔峰略微羞涩地笑了笑，眼睛看着远方。

他也不懂诗歌技巧，“看不懂朦胧诗”，有人给冉乔峰的诗歌提建议，说“不要写的太直白了，该意象化的要意象化”。冉乔峰便学会了“意象化”这个词，在他看来，“意象化、不直白”就是“好像在跟你讲什么事情”。他没有想过去系统地学习诗歌写作，“有灵感就写，没有灵感就不写。”

被称呼为“诗人”于冉乔峰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也不觉得被称为“打工诗人”是一种歧视，“别人怎么看那都是别人的事情”。

他依然不爱收拾自己，依然每天工作超过十小时。打工诗社及其他诗友们也曾邀请他参与各类活动，但冉乔峰只去过一两次，他记得一次在深圳举办的活动，人头攒动，很多衣着光鲜的人，冉乔峰觉得不适应，“人太多了。”他腼腆地笑着说，露出有些发黄的牙齿。

冉乔峰在工厂。

尽管广州是冉乔峰待的最舒服的一个城市，但他有些想回家了，他想念他的龚滩，尽管那里并没有人在等他，多年来他很少在过年的时候回去。但“故乡不会嫌弃我们头顶的白……他会以原配的身份，原谅我们的过去和不忠。”

冉乔峰想过，自己回家可能会去做厨师。他想找一个餐馆，从学徒做起，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大厨。

“那你还会继续写诗吗？或许有一天在诗歌上你也会有所成就？”

“会写吧。”冉乔峰淡淡地笑，对于后一个问题，他习惯性地偏过头去，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