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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拾遗录（四十）：人有切之不从者，纵之或自化，勿操切以益其顽。

晚清历史上，堪称柱石的名臣有很多，“四大名臣”外加一个坐镇东南的刘坤一，更是再造“同治中兴”。但是“可人”张之洞打造的南洋新军，阴差阳错成了大清的掘墓人；两度任职“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也曾说出“我这颗脑袋姓刘”这样“大逆不道”之言；至于“抬棺西征”的左宗棠，更是在“万寿节”都未参加行礼。所以清朝庙堂之上用起来最顺手的当属一对师徒，也就是湘军和淮军的扛纛人，曾国藩和李鸿章。两人联手绞杀已经占据半壁天下的太平天国，此举堪称为大清续命之功。对于李鸿章来说，更值得感激的是曾国藩“淮由湘出”。 当太平军采取“西线守、东线攻”的防御之策时，“包邮区”一带告急。

其后，驻扎安庆的曾国藩不愿调走湘军，便奏请朝廷，让李鸿章招募淮军，东援上海。这一决定使得李鸿章由“帮办”或“幕府”变成“大帅”，招募兵勇，自成淮军，终于有了在宦海中安身立命的筹码。李鸿章离开安庆的时候，曾国藩不但拨给了“湘勇八营”，其中有曾氏的亲兵两营，还亲自去码头送行，“临别赠言，深沉相劝”。 可以说，李鸿章是在曾国藩训导和提携下发迹的，而李鸿章也将恩师的教导奉为“枕中秘”。这份师生之谊在围城南京时，李鸿章不惜抗命，将攻下天京的不世之功，让与恩师胞弟曾国荃。如此熟谂人情世故的李鸿章，更是扶摇直上，接替曾国藩的直隶总督要职。

但是，这对师徒之间曾有这么一个场景，曾国藩问李鸿章道：“有一事，少荃可曾想过，那就是与洋人打交道的尺度问题。你早在江苏任上时就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但那时不过是与个别洋人的交往，而今不同了。直隶境内与洋人往来就像家常便饭。”李鸿章答：“我想，与洋人往来交涉，只管与他打痞子腔。”曾国藩一怔，李鸿章以为是老师没听懂什么是“痞子腔”，立刻解释起来：“打痞子腔是我家乡的土话，意思是举重若轻，油腔滑调地糊弄一下就是了。”曾国藩听后当即言明：“打痞子腔万万不可。我们与人相处讲求一个‘忠信笃敬’，即用诚意去感化洋人，维持和局，对洋人要谦和，讲求信用，不能有半点虚骄之情于言行之中。这一点，你要切记、切记！”

最终，李鸿章对于老师之教诲没有践行，两人对待洋人迥然各异之态度，最后不过仍是殊途同归。讲忠信的曾国藩，在湘军鼎盛时期，两江总督马新贻在任上被刺，“刺马案”之波澜诡谲，结果不过是慈禧弃子一枚，湘军集团却满盘皆输，所谓黄袍加身，成为曾国藩帐下人马的臆想。而李鸿章虽说懂得举重若轻的“痞子腔”，也难迈天地君亲的禁锢纲，东南互保之后，一个“颔首”的动作，已是师曾之后上行下效的最后决断。

参考资料：《李鸿章传》、《曾国藩的幕僚们》、《试论李鸿章与晚清风云人物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