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行银行行长刘珺：金融企业须在金融创新、数字金融等领域自主创新转型发展，交行刘珺资产配置是免费的午餐

交行行长：人民币国际化2.0版必是注入数字元素的体系竞争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了怎样的深刻影响？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等主办的2020国际货币论坛7月25日召开，交通银行副董事长、行长刘珺在题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数字维度》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了三个观点：

首先，主权货币国际化之锚是综合国力。货币的根本属性是国家利益。不管如何设计国际货币格局，主要锚货币的话语权取决于主权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其次，货币国际化经典理论遭遇实践挑战。数字技术不仅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货币信任机制的嬗变。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只是主权货币的组合，而且是数字货币与主权货币共生和相互交织的新格局，人民币国际化2.0版必将是注入数字元素的体系竞争。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需兼顾数字货币的发展和变化。

刘珺从以下六个方面分析认为，数字化时代的不确定性是实然，以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确定性应对其不确定性是应然，人民币和与其对应的数字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即为必然。

第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广度、深度、程度须进一步加强，并且必须融合数字化思维。

第二，金融科技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的扰动，既有颠覆也有建设。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须多目标迭代推进，在动态调整国际化战略的同时从主权货币和数字货币两个维度发力。

第四，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重要作用。

第五，多元市场参与者的培育和引进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保证。

第六，国际货币体系需要货币监管的国际协调机制，监管科技的与时俱进不可或缺。

以下为演讲全文：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深刻改变了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回顾2020年上半年，我国经历了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的最大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巨幅震荡，原油市场一度暴跌出现负油价！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多国央行大幅降息，重启金融危机时的流动性支持工具。全球经济继续失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6月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较4月预测（-3%）更为悲观。全球数字货币落地浪潮尚处于初期阶段。逆全球化升温，美国全面遏制中国已成为中长期战略，中美脱钩风险有所加大。在此背景下，对人民币国际化和全球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讨论很有意义。在此，我谈三点看法：

一、主权货币国际化之锚是综合国力

这涉及两个前后关联的问题：货币的根本属性以及主权货币国际化程度深浅、进程快慢的决定因素。按照教科书的表述，货币的定义是一般等价物，基本功能有三：交易媒介（Medium of Exchange）、价值储藏（Store of Value）和价格尺度（Unit of Price）。主权货币的国家信用背书是货币成为经济活动核心介质的关键。若货币的使用和流动仅在一国边界之内，上述结论大体成立。

一旦货币启动国际化进程，主权货币跨出国界成为国际经贸往来的载体，那么支撑主权货币的也只能是综合国力。强有力的佐证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锚货币之争，代表英国利益的是凯恩斯，其建议是超主权货币班柯（BANCOR）；代表美国利益的是怀特，其建议是美元。最后的结果是新兴超级大国美国获胜，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全球货币体系重塑的过程中予以体现。所以，货币的根本属性是国家利益，货币是国家利益的价值符号。

不管如何设计国际货币格局，主要锚货币的话语权取决于主权国家的核心竞争力。1971年8月的“尼克松冲击”是金本位向信用本位过渡的标志。美国单方面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丧失了国际法定储备货币地位。虽然之后对美元地位的质疑从未平息，1999年欧元作为挑战者出现，均未动摇美元的国际储备主货币角色。甚至在今年一季度，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升至61.9%。可见，综合国力对主权货币的锚定依然是国际货币竞争的主脉络。

二、货币国际化经典理论遭遇实践挑战

货币国际化的经典理论之一是特里芬两难（Triffin Dilemma），主要观点是如果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必须维持一定程度的经常项目赤字，让其他国家可以使用流出国界的美元。与此同时，美元的流出和持续增长的赤字将导致美元币值受到挑战。一旦市场出现具有危机特征的转变，恐慌性抛售美元或许是大概率事件。任何两难都是权衡，美国以及美元的表现不仅是权衡中有控制，而且是控制中再权衡。美元在取得全球铸币权优势之后，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始终“双峰耸立”。如果基于理论，强美元或许无从实现，然而现实中的美元强货币地位岿然不动。可见，美国单一超级大国的实际让理论显得苍白。

理论之二是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主要观点建立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之上，经克鲁格曼修订表述为固定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流动无法同时实现。首先，独立货币政策无法精准定义，即便美联储也只是“政府内的独立”，主要经济体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已然证明货币政策完全独立的不可得；其次，固定与浮动汇率机制是相对的概念，主要经济体的汇率机制均介乎两者之间；最后，资本的自由流动也不是毫无约束，必要的管制是主权国家货币监管的必选项，美国通过税收政策促使境外美元回流也是一种非自由的管制，只不过更为间接也更为隐蔽。因此，不可能三角也未必不可能，使之成为可能的动因在于实践需求和市场状况。

因此，货币国际化的经典理论并非颠扑不破的真理。更何况对中国而言，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所有的经典理论在数字货币层面是严重不足的。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在传统的继承之外必然会面临全新的挑战。

新货币形态下信任机制的嬗变。比特币的出现打开了数字货币的“潘多拉盒子”，莱特币、瑞波币、以太坊纷至沓来，成为数字化时代的颠覆者。新货币形态的出现映射出货币超发、金融抑制等传统金融的短板，目标显然不仅是“脱媒”，而是建立“去中心化”“去媒介”的新货币。更为重要的是，其底层的区块链技术和分布式记账不仅让这种新货币形态生来具有国际化属性，而且货币信任机制摆脱了国家信用，开创性地建立在“技术可信”层面。所以，主权货币国际化当下面临的不仅有现存法币的挑战，而且还有新货币形态的体系性冲击。

国家利益在信用本位时代对数字货币同样重要。典型的例证是2019年天秤币（Libra）希望通过盯住一篮子物理货币和主权资产成为稳定加密数字货币。全球主要监管部门和国际组织对天秤币持怀疑态度，依据是如果全球性稳定币（Stable Coin）成为国际主导货币，没有一个国家对这个货币进行负责和监管，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没有舵的船。对此，2020年4月发布的Libra 2.0版做出了妥协，新增锚定单一法币的稳定币，进一步强化了美元主导地位。

数字技术不仅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货币信任机制的嬗变。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只是主权货币的组合，而且是数字货币与主权货币共生和相互交织的新格局，人民币国际化2.0版必将是注入数字元素的体系竞争。

三、人民币国际化需兼顾数字货币的发展和变化

第一，鉴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广度、深度、程度须进一步加强，并且必须融合数字化思维。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体共同面对的全新范式，数字经济既为数字货币发行塑造环境，也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发展的新方向。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有利于重塑国际贸易清算体系、降低货币发行成本、提升货币流通和交易效率、防止不法行为。随着更多应用场景和创新产品的研发，未来还将为公众带来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是对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基础性工程。

第二，金融科技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的扰动，其中有颠覆的成分也有建设的成分。近年来，英法瑞欧等主要国家和地区央行及货币当局均在对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开展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将数字货币作为其2020年首要任务之一，推动各成员国跟上金融科技发展。国际清算银行在脸书上发布Libra计划后，总裁卡斯滕斯也明确表示“支持各国央行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如果人民币未能纳入全球性的数字货币体系，就有可能削弱未来的影响力。

第三，人民币国际化须多目标迭代推进，在动态调整国际化战略的同时从主权货币和数字货币两个维度发力。从主权货币维度看，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有机组成部分已成事实。只要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的力度未减，坚持对外开放，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减，人民币成为主要贸易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前景可期。从数字货币维度看，我国央行已经走在世界前列，2016年就提出构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的简明、高效、符合国情的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数字货币在跨境贸易结算和金融交易方面更加便捷，有望打破对传统国际货币的路径依赖，有利于我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第四，发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重要作用。上海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拥有较好的市场环境和技术基础。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首发城市之一和全球最大的国际贸易口岸城市，可以为数字货币提供丰富的国际化应用场景。目前数字货币已在深圳、雄安、成都、苏州等地试点，未来如能在上海设立运营机构参与试点，将极大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自贸区改革创新等重大战略实施。从交行自身来看，我们对参与数字货币运营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准备，与试点同业积极交流，组织骨干人员赴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接受专业培训，在系统设计、试点场景、服务模式、管理模式等多个方面也进行了研究探索。

第五，多元市场参与者的培育和引进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保证。人民币在国内市场的使用与国际市场的地位高度关联，没有差异化的市场参与者，没有不同功能定位的资本市场体系，货币的作用就无法充分发挥，在国际市场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也就更加渺茫。当前一个有利条件是，负利率环境下人民币资产作为为数不多能够提供正收益的资产，愈发受到全球市场关注。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数据显示，截止2020年4月，人民币是全球第3大贸易融资货币（份额为2.8%）、第6大支付货币（份额为1.66%）、第7大外汇交易货币。中国的开放政策正在创造更多条件，畅通人民币货币供需渠道，稳定人民币资产特别是金融资产的收益率，让更多交易对手和市场主体越来越便捷地使用人民币，越来越愿意持有人民币资产，让境外投资者能够更好地分享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红利。

第六，国际货币体系需要货币监管的国际协调机制，同时，监管科技（Regtech）的与时俱进也不可或缺，即便监管无法在现实中领先市场，也不阻碍监管前瞻性和针对性能力的建设，差市场半步的监管就是到位且不越位的适宜监管。

最后，我以一句话结束我的演讲。数字化时代的不确定性是实然，以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确定性应对其不确定性是应然，那么，人民币和与其对应的数字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就是必然。谢谢！

责任编辑：郑景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