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马列主义民族化新的飞越“新”在哪儿，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

发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用，是坚持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先后召开过19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些大会体现了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奋斗历程，其担负的历史使命和深远影响构成党的历史发展的主干，因而是党的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也是承前启后历史跨度最长的一次大会。“党的七大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页）。因此，会议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

一、大会科学分析了抗战后期的国际国内形势，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

党的七大的主题是制定走向未来的路线和纲领。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下，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3页）这就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未来的目标和方向。

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政治路线适应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反映了民心民意。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时，广大人民群众提出了许多问题。“怎样最后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到底会成什么样子？会成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165页）因此，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清楚地答复这些问题。任弼时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中便将中国共产党当前所处的形势描述为“正处在世界大变化当中”，强调在最近两三年内，中国将要发生“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我们要最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将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变。我们现在处在这样大事变的前夜”。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全国人民，全东方各民族和全世界各国的人民，都在注视着我们，在这巨大的事变中，我们将采取什么政策、什么步骤，来最后驱逐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显然，作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七大必须适应形势，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回答。

大会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会议提出，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大会拟定了建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并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纲领和政策作了具体说明，强调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部分组成；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而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大会提出实现中国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明确宣布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应当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必要的发展，并把能否解放、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政党政策及其实践好坏的根本标准。这些主张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大会号召全党要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了，让我们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5页）

二、大会深刻阐述了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加强不同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精神资源

党的七大在系统总结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孕育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出了经典概括，提炼出作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的三大作风。这为加强不同时期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精神资源，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幼稚走向成熟的艰难历程，在此过程中逐渐积淀和形成了代表其鲜明品质的风格与作风。尤其是党中央在延安期间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它们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发挥着奠基性的历史作用。为此，1945年4月24日，在向党的七大提交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将党的作风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同上，第92页）并强调这三大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从内涵上看，三大作风分别就共产党人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理论、人民群众和自身缺点三大问题作出了精辟回答，既是对建党二十多年来革命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又是对既有党建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可以说，党的七大之所以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正是因其是践行和发扬三大作风的光辉典范。

党的七大深刻阐述的三大作风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范，对于加强不同时期党的建设贡献巨大。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险阻而不断发展壮大，完成近代以来其他政治力量未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最终成为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三大作风始终贯穿在各个历史时期，成为党永葆生机之本、充满活力之源。党持之以恒的作风建设实践，形成推动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从毛泽东提出“新的工作作风”，到邓小平号召“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从江泽民强调“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到胡锦涛倡导“坚持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无不鲜明地体现出历史逻辑的接续和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什么是优良作风？优良作风就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等作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66页）。当前，作风建设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仍需注重提高党员干部坚持三大作风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使党的七大深刻阐述的光荣传统和作风在新时代继续发扬光大。

三、大会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七大最重要的历史标志就是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将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

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的巨大成果。经过革命斗争的反复考验，以及围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的讨论，全党高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特别是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样，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就成为历史的必然。1945年5月14日，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郑重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333页）历史证明，刘少奇的这一论述是富有远见的，为之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所证实。刘少奇在报告中还全面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把延安整风以来党内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的成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几十年后，邓小平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深情地指出，党的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后，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认，提升了党在旗帜问题上的高度自觉，为之后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一样，在新时代，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也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以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闭幕式上说，党的七大主要完成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因此，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是党的七大的一项重要议程。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充分讨论，七大选举产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党的七大有关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经过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早在1945年3月16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便将选举中央委员会列入七大的正式议程中。之后，经过拟定选举条例，规范选举程序和方式，听取各代表团对选举问题讨论情况的汇报，5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代表主席团作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指出选举的标准是要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织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包罗各种人才，尽可能地照顾各个方面，才能够适应目前党的情况、将来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这一选举方针充分体现了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以此方针为指导，七大选举产生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等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自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了，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团结，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组织上的基础。正如毛泽东思想是逐步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的一样，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1935年遵义会议前，我们党并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这是党屡遭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十年的发展，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最终在党的七大上正式形成，这无疑是党的七大的一大历史性贡献。邓小平后来说：“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会议选举产生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

党的七大闭幕后，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次大会“是团结的大会，是胜利的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盛大的最完满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解放日报》1945年6月14日）。历史充分证明，大会成功地担负起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历史使命，其在政治、思想和组织等方面取得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影响深远。

（作者吴文珑，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胡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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