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出身于官宦世家，醉心于文化艺术。他在文化上的传统和在政治上的疏离，多少显得和那个激变的大时代有些格格不入，却实实在在地，为保护民族文化中许多有形和无形的珍宝做了许多无可取代的大事。

记者 | 刘周岩

上世纪30年代的张伯驹

上海历险

1941年6月5日，发生了一起轰动上海的绑架案。当天早上8点40分，盐业银行代经理兼总稽核张伯驹离开位于法租界的住处，乘汽车前往银行办公。车行到蒲石路口，忽然蹿出三名匪徒拦下汽车，用手枪威逼司机下车，随即自己驾车将张伯驹劫走。两个小时之后，发现被抛弃的汽车，而这三名歹徒和张伯驹已不见踪影。当张伯驹再回到家时，竟是8个月以后了。

彼时的上海，绑架案并不鲜见。上海书店出版的一本名为《蛰存斋笔记》的民国史料笔记中，记述当年上海：“从顾虑方面谈上海，可算万险万恶……富户尤有劫夺绑架之危。”然而张伯驹被绑一事还是成为当时不小的新闻，第二天的《大公报》（香港版）和《申报》均对此做出报道。因为无论是被绑者还是绑架者的身份，均不一般。

张伯驹自然是“富户”，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银行之一盐业银行正是由其父张镇芳一手创办，张伯驹被安排在上海分行任职。时年44岁的张公子并不实际管理银行业务，仅是挂名，偶尔到银行查看而已。他将主要精力用于诗词唱和、书画鉴赏和京剧演出，如此名士风范让张伯驹在上海颇为出名，在当时就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

更引人关注的是，张伯驹手中持有极为珍贵的“国宝”。从30岁开始收藏生涯后，财力雄厚又精于鉴赏的张伯驹购入了许多精品文物，其中尤以1938年由前清皇族溥儒手中购得的陆机《平复帖》最为出名。张伯驹在购得这幅作品之初就引起了文物界乃至国民政府、日本军方的关注。如此名声在外，张伯驹被绑架几乎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绑匪的来历亦不简单。包括张伯驹本人在1966年所写自述材料在内的档案都指出，这起绑架案背后有汪伪政府人员参与，至少包括驻上海伪军第13师师长丁锡山。绑架动机除敲诈勒索外，似乎也有盐业银行内部人员为排挤张伯驹而报复恫吓的因素。张伯驹的女婿楼宇栋曾在文章中回忆：“怪的是当我岳父堂叔慕契先生去大中华旅馆交钱给土匪代表时，警察局和租界的特务正陪着他们打牌。这是什么世界！”

在长达8个月的周旋中，张伯驹的妻子、年仅26岁的潘素顶住巨大压力，在坚持丈夫“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所藏古代书画赎身”的前提下，与绑匪谈判，多方求援。匪徒最终妥协，收取40万元赎金将其放回。经过被劫事件，世态炎凉与夫妻情深均令张伯驹感慨万千。他当即立下遗嘱，倘若自己再身遭不测，所藏古代书画归潘素所有。身体与财力均元气大伤的张伯驹潘素夫妇认为上海已不宜久留，自此离开上海，此后的一生里除偶尔前往办事外再未久居上海。

张伯驹夫人潘素（1937年摄于上海）

在北京后海南沿26号的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张伯驹的外孙、张伯驹潘素基金会理事长楼开肇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谈到了这次绑架案。他认为这段外公一生中最惊险也流传最广的经历，是张伯驹前半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收藏而起的名声、与潘素之间的坚贞爱情、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都汇聚于此事之中。不过他也坦言，许多具体的细节还不甚清楚。“现在社会上流传着许多关于我外公的传奇故事，主要集中在上海的几段经历，越传越神，很多是没有根据的。”张伯驹年轻时就决心退出军政界，一生投入到艺术的事业中，这使得他虽然成长在一个巨变时代，又与各路军政要人有密切来往，却“逃脱”了主流史学界的视线，至今缺少公认权威的传记与年谱。仅张伯驹6月5日当天如何被绑走一事就有多种说法，如走到弄堂门口在邻居的目睹下被劫走、绑匪上车后让司机开至指定地点等，彼此矛盾，掺杂想象。央视“百家讲坛”节目《国宝传奇：张伯驹》的主讲人荣宏君为本刊找出了案发次日《大公报》的报道，才为当日情形提供了有根据的参考。

楼开肇、荣宏君，以及曾采访过包括潘素在内多位相关人士的原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凤霞，都在进行着各自的张伯驹传记写作计划，他们都认为，还原一个真实的张伯驹，是理解他的思想与经历的基础。

官宦世家

1979年，北京市文化局就张伯驹错划“右派”一事进行复查，得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应恢复其政治名誉的结论，向北京市委请示。请示文件中，有一句对张伯驹的概述：“张伯驹，男，79岁，河南项城人，家庭出身军阀，本人成分官僚资本家。”尽管语言充满时代气息，却精确地概括了他的背景与来路。项城人、军阀家庭、官僚资本家，这几个关键词左右了张伯驹的一生。

1898年，张伯驹在河南项城出生。他的生父张锦芳是清末秀才，一生事业并无大的建树，但因大哥张镇芳的势力在清末和民初担任过一些名誉性职务。张镇芳膝下无子，张伯驹按照习俗过继给张镇芳，从此张伯驹称张镇芳为父亲，称生父张锦芳为叔父。张镇芳也将张伯驹视如己出，竭力培养，张伯驹一生的轨迹也就被这位日益发达又不断置身于政治风暴中的父亲深刻影响。

张伯驹演出《四郎探母》剧照，左为余叔岩右为张伯驹

张伯驹出生两年后，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和光绪出逃，这一事件成为了张镇芳官场发展的节点。当时35岁的张镇芳本着“忠清”的思想，于危难之际雪中送炭。他日夜兼程，历尽艰辛追赶慈禧、光绪，甚至从京城至衡水一段混迹在难民中步行跋涉，终于赶到行宫所在地，及时送上盘缠并为主效力，获得恩赏。回京途中，张镇芳又得以会见前往迎驾的项城同乡袁世凯。此前袁世凯兄长袁世昌娶了张镇芳的姐姐为妻，两家已有姻亲关系。经此一晤，张镇芳、袁世凯颇觉气味相投，正式开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张镇芳不断被袁世凯委以重任，并因其财务方面的特长成为袁事实上的私人账房。袁世凯在清末民初权倾朝野，张镇芳也随之扶摇直上，一度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张伯驹7岁时离开河南家乡，随当时掌管长芦盐务的父亲张镇芳到天津居住。在天津，张伯驹接受了传统的私塾教育，显露出在诗词文章方面的天赋，而且从这时起就到茶园观戏，埋下了日后成为京剧票友的种子。15岁时，张伯驹入读天津新学书院，同他一起入学的还有袁世凯的四子袁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此事并非巧合，临近清朝覆灭，袁世凯忙于政治活动，有传闻说反袁者欲加害于袁家属，所以袁世凯令家眷分批前往天津，颇有令自己信任的张镇芳帮忙照料之意。张镇芳让张伯驹同时入学，陪伴照应袁家公子。

张伯驹和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年龄相近，本身互为表兄弟，现在一起上学、游戏，关系十分亲近。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而到了可以一起议论袁世凯功过的地步。张伯驹的《续洪宪纪事诗补注》“八七”章如此写道：

三公四世竟忘恩，不恤遗羞到子孙。

青史千秋谁得似，阿爹端合比桓温。

某岁，余与项城（引者注：指袁世凯）四、五、六、七、八诸子，同车往彰德洹上村，祝项城正室于夫人寿。于车中谈及项城在历史上比何人，克端曰：操、莽耳。克权曰：可比桓温。众论乃定。

这是张伯驹回忆一次和袁世凯诸子去为袁世凯正妻于夫人祝寿，路上他们议论袁世凯——自己的叔叔和父亲——将会获得历史上怎样的评价。四子克端说可以比作曹操、王莽，这两个奸雄也是后世评价袁世凯最多的比喻。五子克权提出，东晋的西征大将军桓温更确切，此人依仗自己兵权在握，废皇帝司马奕，另立简文帝，且有野心取而代之，却因“多行不义”而暴毙。此喻一出，大家一致同意。张伯驹在自己的诗中说袁世凯“忘恩”，且“遗羞到子孙”，也可看出他对这位大权在握的叔叔是怎样的态度。

张伯驹和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感情更是亲近。两人都善诗词戏曲，喜爱收藏，互认为知己。他们二人，和张学良以及前清皇族溥侗一起，被称作“民国四公子”。袁世凯称帝时，袁克文坚决反对，先被其父软禁，随后远走上海，此后再不涉足政治，仅以风流名士的形象活跃于艺术活动之中。可惜染上鸦片瘾，又常去风月场所，1931年以42岁早逝。张伯驹对袁克文的一生感慨不已，评价他“文采风流，固一世翩翩”，不过“其遇也可哀也”。

至于积极鼓吹父亲称帝，并且大做太子梦的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和张伯驹自然互相看不惯，但随着世事变迁，最终也“恩仇泯”。1949年后，已经70多岁的袁克定风烛残年、老无所依，张伯驹收留并照顾了他，直到1955年他在张伯驹家中逝世。楼开肇说，张家和袁家之间的情谊持续了很久，直到张伯驹去世后的80年代，两家后人还有来往，但到现在因为老辈逝世而断了联系。

有着如此权倾一时的叔叔和父亲，张伯驹在20岁出头时便已在军政界被安插了一系列差事，到达了普通人终其一生也难望及的位置。然而张勋复辟事件的发生，让张伯驹既在主观上丧失了混迹于官场的兴致，客观上也失去了父亲政治上的靠山，构成了他人生的转折。

1917年6、7月间，由张勋一手策划，溥仪在北京复辟，仅12天便因各方反对而破产。有着“忠清”思想的张镇芳深度参与其中，溥仪复位时一度以“上谕”授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兼度支（财政）部大臣。复辟失败后，北洋政府以“内乱罪”判处张镇芳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时年20岁的张伯驹上下奔走，各方求援营救父亲，以父亲名义捐出大量钱财赈灾以求从轻发落。由于张伯驹的努力，再加之这场判决本就是为平息舆论而做的样子，军阀之间事实上互相包庇，张镇芳最终未被追究责任，1917年底就重获自由，且被允许继续操办盐业银行，但政治生涯已宣告终结。身心俱疲的张伯驹从这时起决心淡出军政界，到28岁时辞去了一切职务。

对于“保守”乃至“反动”的父亲张镇芳，张伯驹虽然不认可他的政治理念，但始终将亲情看得更高。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伯驹被要求交待其父参与张勋复辟的经过，他仍未“划清界线”。他在材料中写道，复辟失败之后他去探监，看望父亲之余见到了一同被关押的雷震春和冯德麟，这两个人一个是“气愤填膺”，谩骂赞成复辟的人在形势变化后反倒将其逮捕，另一个是“战栗惶恐”“贪生怕死”，而自己的父亲则不同，在狱中仍是“表现出‘世受君恩，忠于故主’，认为恢复清朝是他的职责”，平和的叙述中让人读出一丝同情和理解。

宋 范仲淹楷书《道服赞》卷（现藏故宫博物院）

明 唐寅《王蜀宫妓图》轴（现藏故宫博物院）

“民间第一收藏家”

张伯驹30岁这年，收藏了自己的第一件文物珍品——康熙皇帝御笔“丛碧山房”。颇感兴奋的他为自己起字“丛碧”，所住宅院就称为“丛碧山房”，5年后写成的记录自己收藏的《丛碧书画录》亦由此得名。

据传，在张伯驹购入前，这幅康熙御笔已经在琉璃厂的古玩店铺里挂了很长时间了，但无人问津。因为传世的康熙御笔笔墨沉着厚重、拙而不滞，被认为充满豪气与阳刚之美，而这一幅却飘逸秀丽，一反往常风格，许多人不敢买入。张伯驹认定这是真迹，他认为一个人兴致所致，或许会变更笔体，但仔细鉴赏就发现其中神韵与以往作品相通。查看落款、印章后更有把握，他就这样购入了第一幅收藏。

民国时期有雄厚财力的人不计其数，但同时还能够准确判断文物价值的寥寥可数。张伯驹的鉴定能力确实在同时期收藏家中首屈一指，这也是日后他被启功称为“民间收藏第一人”的重要原因。而张伯驹鉴赏能力的养成，同样得益于其父创办的盐业银行。

张镇芳创办盐业银行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外商银行业务不振，国内民族金融业获得发展机会。北方相继成立了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统称为“北四行”，这其中以盐业银行历史最早、业绩最佳。一方面因其成功经营，另一方面因为银行与袁世凯、进而与前清皇室之间的关系，溥仪在民国时期将大量皇室收藏抵押给盐业银行以换取贷款。张伯驹本人所写的《春游纪梦·北方四银行》中，曾讲到银行受押清宫珍宝一事的冰山一角：“北京盐业银行岳乾斋，受押清室珍宝四十万元。押品有贵重瓷器、玉器，后妃金玺册封及镶宝石珍珠金塔、十二律吕金钟（钟二十四个，重一万数百两）、并明清大小银元宝等。”作为盐业银行的总稽核，张伯驹有机会看到这些千百年来只密藏于宫廷深处的宝物。他那句著名的“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是实实在在的盐业银行赋予他的得天独厚的文物鉴赏机会作支撑的。这些“烟云”是他日后有魄力与判断力以重金购入几件“巨迹”的基础。

“什么是收藏家？我外公是一个范例，因为他只收不卖。如果收了之后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去，不是真正的收藏家。”楼开肇说。《平复帖》《上阳台帖》《游春图》等几幅张伯驹最为人熟知的藏品，在他购入之后都曾有人希望以数倍价格买走，但张伯驹都拒绝了。

人们在谈到1949年后张伯驹的几次重量级书画捐赠时，常会引用他在《丛碧书画录·序》中所说的“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事实上，这句话是他1932年35岁时所写，这几乎是他一开始收藏就有的初衷。

1937年，张伯驹一度已经与郭世五商定，从其手中收购极为珍贵的《三希堂法帖》中的二帖，即王献之的《中秋帖》与王珣的《伯远帖》，这同样是经溥仪由故宫流出的。后因“七七事变”爆发，金融封锁，余款无法支付，此项交易流产。经此耽搁，郭世五去世，生出许多变数。此二帖一度到了宋子文手中，张伯驹不惜以发动舆论战的方式向宋子文施压，他当时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故宫散失书画见闻记》，引发舆论关注。最终宋子文将二帖退回。又经辗转，之后故宫博物院在周恩来主张下终于在香港以重金购回此二帖，张伯驹在此过程中出力颇多。

国际文物商卢芹斋

以溥仪为代表的一众监守自盗的朝廷人员，与古董贩和各路人马相互勾结，使得大量清宫收藏外流，这固然为张伯驹等民国收藏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却也是中国历史文物的极大损失。杨仁恺认为，仅仅是伪满政权覆灭后守军哄抢溥仪藏宝的“小白楼”这一个事件，就可以看作继六朝焚烧书画，隋、唐两次运载落水之后，中国文物历史上第四次大灾祸。张伯驹既是出于保存国宝而收藏，遗憾与痛心恐怕远多于人们今天津津乐道的他获得宝贝后的喜悦与满足。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里记下了张伯驹当年发自肺腑的几句话。

张伯驹认为他的收藏是属于全体国民的遗产，最终要以某种方式再归还给整个民族，自己只不过是代为保管，再好的宝物，于他也只是“过眼云烟”。就在“但使永存吾土”的同一篇序中，他还写道：“然虽烟云过眼，而烟云固长郁于胸中也……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熔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

个人与时代之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积极参与这场运动的北京大学学生有傅斯年、罗家伦，清华大学学生有闻一多、罗隆基，其他如周恩来、瞿秋白……一批人物高度集中地涌现，他们都出生在1896至1899年之间，求学于北京和天津。

张伯驹也是出生在1898年的人。“五四运动”时期张伯驹有怎样的言行，人们今天几乎找不到一点痕迹。张伯驹的研究者荣宏君向本刊提供了他编著的《张伯驹年谱长编（初稿）》，这本长达200多页的尚未定稿的年谱是目前关于张伯驹最详细的编年资料，然而其中1919年因为资料缺失，是空白。

我们只知道在此前一年的1918年，张伯驹还在营救因张勋复辟而落难的父亲，并于当年被安排了安武军（后改为陆军）全军营务处提调与盐业银行监事两个头衔。此后一年的1920年，记载显示张伯驹陪父亲一起到沈阳拜访了张作霖，又被这位叔叔安了一个奉军司令部总稽查的头衔，同时叫他多和自己的儿子张学良一起玩。1919年发生过什么，没人清楚。

1919年的“缺席”只是一个开始，此后张伯驹还会一次次地“缺席”。写有《张伯驹身世钩沉》的寓真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历史大变革的年代，张伯驹走了一条“自己独往的道路”，“他既没有投入熊熊燃烧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也没有充当他出身的那个没落阶级的卫士而成为牺牲品。在一枰激战甚烈的棋局中，他不过是一枚游离于局外的棋子”。

他在文化的观点上也着实“顽固”，并一以贯之。“他在文化上完全是一个传统的人。他没出过国，家里也没有外文藏书。”楼开肇说。1947年，张伯驹公开与徐悲鸿就传统还是现代美术问题进行论战，发表了《我对于文化艺术创造之意见》。对于徐悲鸿提出的“重古人灵魂则可，不应重古人残骸”，张伯驹反驳“试问古人已死，向何处觅其灵魂，然则古人之灵魂，即寄托其所留残骸之上”，主张应当谦逊地向古人学习，以延续“吾国文化艺术”中“一贯之精神”。

在文化上坚守传统，在政治上选择疏离，这或许是张伯驹前半生的写照。但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张伯驹都做出了大义的选择。“七七事变”以后，张伯驹不仅本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在听说日本人正积极拉拢袁家的袁乃宽后，他立即赶往袁家劝说。袁乃宽后以生病为推辞，没有出任伪职。国共内战进行到后期，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许多人都曾劝说张伯驹携国宝前往海外。最终张伯驹没有离开，并且利用自己与傅作义高级顾问侯少白将军的关系，参与了争取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

1950年，张伯驹再一次倾尽全力，购入了杜牧的《张好好诗》卷。他得到这件珍宝之后，爱不释手，每日将其放在枕边入眠。他将自己所填的一首《扬州慢》题于卷尾，颇有以小杜自比而回述前半生之意。张伯驹很清楚，无论是因为新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还是因为历经沧桑年华已逝，自己作为“五陵年少”尽显名士风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