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现当代翻译家群体特征及其成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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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现当代翻译家群体特征及其成因初探

刘泽权 郭 米

摘要：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省，与国家一同经历了20世纪的波澜壮阔，这非凡的岁月造就了160位翻译家，他们在多个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本研究爬梳了他们的生平及译著史料，结合翻译研究的“外部史”，考察他们的群体特征及其与河南这片热土的关系，探究这一群体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及动因。本研究通过客观评价河南现当代翻译家群体的历史贡献和地位，激发更多的译者继承其未竟的事业，为区域翻译家和外语人才培养研究以及讲好“黄河故事”“河南故事”做出贡献。

关键词：河南翻译家; 群体特征; 社会历史动因; 区域翻译家; 外语人才培养

引言

翻译家研究是翻译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赵军峰，2006：40），但学界对翻译家的研究重点在其“内部史”，即翻译学科的内部因素，包括译本、翻译风格、翻译理论、翻译派系和翻译机构等（邹振环，2012：9）。直至20世纪70年代，国内译界才开始将研究重点转向译家及其译事活动的社会历史考察（刘泽权，2017：25），即翻译的“外部史”，以探寻影响或决定翻译演变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邹振环，2012：10）。20世纪80年代以降，国内开始对翻译家进行系统研究；进入21世纪后，研究主要聚焦于译家的生平、译著成果、译家传略、译家论述以及译家专题研究（穆雷、诗怡，2003：12-13）。2000—2013年间，国内16家外语核心期刊共发表了256篇与翻译家有关的文章（张汨、文军，2014：98）。

与此同时，当前研究者亦开始关注某一类别或某个区域的翻译家集体（张汨、文军，2014：100），前者如李鹏辉、高明乐（2020）研究了民国时期《三国演义》译者的群体行为，后者有关浙江、福建、湖南翻译家群体的研究较多，成果颇丰。例如，陈秀（2007）、吴笛（2009）、李同良（2018）等对浙江翻译家群体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林本椿（2004）、郑锦怀（2016）等考察了福建翻译家群体；张旭（2011）对湖南翻译家进行了研究；周领顺等（2014）对江苏籍翻译家群体翻译行为进行了研究。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聚焦省级以下区域的翻译家群体，如汪顺来（2013）研究了江苏常州籍翻译家的译学思想。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习近平，2019）在20世纪，河南省曾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和影响力的翻译家。他们虽然不像严复、林纾、鲁迅那样为世人熟知，但他们是河南故事的传承者和讲述者，为河南的外语教育和翻译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现有的河南翻译家研究仅聚焦少数几位，未曾关注到整个河南翻译家群体。对于该省女翻译家，只有刘泽权（2017）简略介绍了石素真、陈学昭、刘梦莲、曹苏玲、樊以楠等5位，其他研究涉及的女翻译家人数更少，如蒋林、潘雨晴（2013）仅提及陈学昭、石素真两位。本研究尝试全面爬梳河南现当代翻译家群体的生平及译著资料，考察他们的群体特征及其与河南这片热土的关系，探寻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具体来说，本研究旨在回答Pym（2007）提出的翻译史研究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前半部分，即何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况下、翻译了什么、有何意义或影响等，客观评价河南现当代翻译家群体的贡献及历史地位，为区域翻译家研究、外语人才培养以及讲好“黄河故事”“河南故事”提供借鉴。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结合《翻译家辞典》（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1989）、《译学辞典》（方梦之，2004）以及中国翻译协会（2016a/b）发布的资深翻译家名单等资料对“翻译家”的定义，将“翻译家”界定为“具有一定数量的翻译实践或成果的口语或笔语译者”。本研究对地域“河南”的界定，除籍贯为河南者外，还包括曾在豫学习或工作的译者。本研究所指的“现当代”翻译家，其主要翻译活动集中在五四运动时期至20世纪末，出生年份多在1890—1960年间。之所以对翻译家和地域都采用了较为宽泛的定义，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挖掘出与河南有关联且有贡献的翻译家，为日后的深入研究打好基础；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在20世纪初期到中叶的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全国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断砥砺前行的当下，无论是河南省籍的翻译家，还是外省做客河南的翻译家，都为讲好“中国故事”“黄河故事”“河南故事”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不该忘记他们。

本研究首先查询收录在《中国翻译家辞典》（《中国翻译家辞典》编写组，1988）、《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林煌天、贺崇寅，1991）、《翻译家辞典》（陕西省翻译工作者协会，1989）、《中国翻译家研究》（方梦之、庄智象，2017）中的翻译家名单，以及中国翻译协会（2016a/b）公布的资深翻译家名单和河南省高校校友会名单中包含的少量翻译家信息，然后借助《全国科技翻译人员名录》（《名录》编辑组，1988），对河南科技翻译人员信息进行补苴。其中，相关信息过于简略且查询不到译著成果者未统计在本次研究数据之中。笔者曾尝试通过其他途径深入挖掘翻译家的更多信息，如向其工作过的单位进行电话查询等，但所获有限。最后，我们结合百度百科等网络资源对翻译家信息进行了进一步核实，共整理得到160位翻译家的信息，形成了本文的初步数据。需要指出的是，不论从这些史料的来源看，还是从下文诸多信息不详的现状看，河南省现当代翻译家群体的考察和研究都亟待开展。与其说本研究是定论，不如说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学界对这一翻译家群体的重视，以便后续开展更深入的研究，为河南省翻译家树碑立传。

二、群体特征

上文已经指出，河南翻译家群体由地缘“河南”与业缘“翻译”结合而成。通过对该群体的信息进行整理分析，我们将其按籍贯、性别、翻译语种、信息来源等归入表1，其群体特征可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

第一，众多译家云集河南，豫籍和非豫籍平分秋色，形成我国现当代翻译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河南地处中原，浸润于黄河母亲的滋养中，历史上多个朝代建都于此，可谓地杰人灵。近现代以来，河南不仅形成了“文学豫军”群体，更有翻译家群体出现。在160位翻译家中，除17位资料不详外，可以准确认定为河南籍贯的有79位，占比49.4%，非河南籍64位，占比40%。方梦之（2010：2）曾指出，“历史上浙江翻译名人最多，尤其是近现代，就各类辞典和传略的粗略统计，约占五分之一”。在近现代史上，河南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教育普及和开放的程度，都远逊于江浙，但还是吸引了一批省外译家，他们或求学工作，或因战争短暂停留于此。例如，贺麟（1902—1992），四川金堂人，作为“沪案后援团”宣讲人，曾于1925年到开封、洛阳、信阳等地宣传三民主义，后于1958年到河南参加“劳动、学习”①(①https://baike.baidu.com/link?url=3dBh-0PWHlUeZp7TPInXgFRhZJKM3r3u_uSTpFO40faCkPScJ2d345QXGoZSEPDZVybn7PY2J7Pb4Yz_Bxyc3ODSPFG1p_HzR6iCjmQee_S#5_36.)；朱维之（1905—1999），浙江苍南人，1927年随军赴河南，直至攻克许昌，后驻守开封（《中国翻译家辞典》编写组，1988：754）。

第二，男性翻译家人数远多于女性。在160位翻译家中，女性仅11人，占比为6.9%。女性翻译家群体较小，这首先与旧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直接相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浓重的男尊女卑思想，女性一直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谭芳，2007：70），无法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吴书芳，2013：113）。其次，河南地处中原，新中国成立前长期饱受战乱、饥荒等折磨，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一般贫苦家庭无力承担子女教育的压力（李刚，2017：70）。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不仅绝大多数女性，就连许多男性也难以得到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更遑论高等教育（李刚，2017：44）。

第三，翻译语种多样，英语人数最多，其次是俄语。统计发现，河南翻译家的翻译实践共涉及16种语言，其中以英、俄、德、法、日为主要语种。具体来说，有101位翻译家涉及英语翻译，占比达63.1%；61位涉及俄语，占38.1%；使用德语、法语、日语者均不超过20人。拉丁语、意大利语、世界语、波兰语之类的其他语种，译者人数寥寥。英、俄两种语言的地位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以及我国与英美和苏俄等国家的外交关系息息相关。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开启了艰辛曲折的现代化历程，外语教育特别是英语教育逐渐在一些沿海地区展开。20世纪上半叶，为了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俄语教育在我国得到了蓬勃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翻译家群体中不乏外语天才，有三分之一的译者能熟练运用两种及以上外语。例如，女翻译家石素真（1919—2009）掌握印度语和孟加拉语，赵国华（1926— ）、邓隐北（1937— ）和夏衍（1900—1995）分别从事机械、科技和文学翻译，他们所译作品涉及英、俄、德、法、日等5种语言。

第四，大多数翻译家居于权威翻译家辞典之外。虽然各翻译家辞典的收录对象各有侧重，相互之间难免有所出入，但河南翻译家进入权威、通用的翻译家辞典的数量，较之其在专业翻译家辞典中所占的比例，明显不足且失衡。考察发现，《翻译家辞典》仅收录了10位河南翻译家，分别为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和军事等领域的翻译家；《中国翻译家辞典》收录43位，在160位翻译家中占比26.9%，为文学、马列等领域的翻译家。与之相比，较专业的《中国科技翻译家辞典》收录人数最多，共71位，占比44.4%。另有36位翻译家，未见于上述任何辞典。可见，河南现当代翻译家的“考古”和相关辞典的增订等工作均迫在眉睫。

三、社会历史动因

河南现当代翻译家群体人数众多，其事业历经革命战争的烽火年代和新中国建设的峥嵘岁月，倾注了两三代人的初心和梦想。因此，有必要结合其翻译活动的历史背景，进一步考察该群体的生发与河南这片热土的关系。

1. 少数女翻译家的脱颖

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深深植根于社会结构中，须臾不可分离（沈红芳，2014：131）。自晚清出现第一批女翻译家至今，中国女翻译家队伍不断扩大（蒋林、潘雨晴，2013：22）。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译者的主体性逐渐成为我国译界的研究热点（刘泽权，2017：25）。然而，在众多研究中，女翻译家的身影寥若晨星，河南女翻译家尤为如此。通过“考古”，本研究“发掘”出11位被湮没的河南女翻译家（见表2）。

这是一道弥足珍贵的美丽风景线。首先，这些女性翻译家很多来自外省乃至外国。这11位女先生中，仅石素真、樊以楠生于河南；陈学昭、曹苏玲虽是河南籍，但分别出生于浙江和苏联莫斯科；杨代祥、赵英修、吴如玉等分别来自湖南、山东、浙江等省份；吴雪莉（Shirley Wood）、刘梦莲更是出生成长于海外。

近代以来，教会女子学校培养出了中国本土女性译者的一批重要力量（罗列、穆雷，2013：84）。然而，河南最早的女子学堂比国内最早的晚了近半个世纪，且教育层次低，亦从未建立过高等女校（刘梦霞，1994：73），更毋提外语教育。20世纪上半叶的河南，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这给女性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家务劳动占据了她们的大量时间；二是因家境差而失学者比例高（刘梦霞，1994：74-75）。既没有充裕时间又缺乏教育条件，河南女翻译家的稀缺似不难理解。

其次，她们的翻译与共和国的需要和时代的命运息息相关。她们不仅从事文学相关的翻译，还译有大量哲学、军事、科技等我国革命和建设所需领域的文献。这一发现与刘泽权（2017）有关中国女翻译家的总体特征相符。例如，刘慈勤毕业于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长期从事军事科学技术情报及翻译工作（林煌天、贺崇寅，1991：170）；樊以楠曾担任我党和苏共等重要会议的同声传译和文件翻译（刘泽权，2017：28）。

最后，来自“翻译世家”的曹苏玲和华籍美国人吴雪莉成就最为璀璨。前者从河南走向了全国，后者则从美国来到河南，并在此扎根。曹苏玲（1930—2014），为我国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曹靖华之女，兼通俄语和英语（《中国翻译家辞典》编写组，1988：130-131），曾翻译多部文学作品，如《旅伴》《火光》等。即使在晚年，她依然葆有翻译的青春和激情，与女翻译家马爱农合译了当代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广受大众喜爱。吴雪莉（1925—2022），1953年随丈夫黄元波来到河南，一直在河南大学任教，是当时及之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少有的一位固定的外籍教师①(①1975年，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吴雪莉多年夙愿得偿，顺利加入中国国籍。)，对河南的英语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1988年，她受中央编译局邀请，参与翻译了七届全国人大七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刘祥瑞、杨晓楠，2011）。

2. 服务国家之需的多语种实践

河南翻译家涉及的翻译语种以英、俄语为主。为考察他们的工作外语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我们以20年为一个阶段，分别统计其外语使用情况。由表3可知，5种主要外语的翻译家人数及语种多样性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在20世纪40年代达到最高峰，之后锐减，这种情况在俄语翻译家身上最为明显。

首先，国家发展需要及国际关系的变化对翻译语种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经历了蜜月期、磨合期、龃龉期和冲突期（陈静，2007：2）。在中国革命及战争年代，我党需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武器，因此迫切需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翻译其各种书籍资料。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苏联共产党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因此，我们培养了一大批懂俄语的人才（付克，1986：67）。1949—1956年，我国的俄语教育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7所俄文专科学校，另有36所高校设立了俄文科系，一些业务部门也开设了俄文学校（付克，1986：68-71）。之后，由于俄语人才满溢、中苏关系恶化等原因，俄语教育迅速缩减，其他语种教育则得到重视，英语更是逐渐发展成为“大一统”的外语。这些变化，明显体现在河南翻译家外语语种的消长更迭之中。该群体中出生于1920—1940年间的翻译家，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语热和“俄语潮”，有20余位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毕业于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大连解放军俄文专科学校和军委俄文专修学校，如张佩文（1927— ）、石枕川（1931—2004）、温之家（1932— ）、刘俊卿（1928— ）等，并在之后一直从事俄语翻译工作。

其次，英语一直居于首位，且未因20世纪50年代的“俄语潮”而遭受巨大影响。其原因有三：一是英语教育一直贯穿于我国外语教育中。近现代我国外语学校建立之初往往仅有英语教育，而后语种才逐渐增多。二是“俄语潮”持续时间较短，且多集中于北京、沈阳、哈尔滨等城市。事实上，当时高校仍提倡多语种教育，许多翻译家亦是英俄语兼译，河南翻译家群体中有26位便是如此。三是周恩来总理对英语教育十分重视，他曾表示，世界上多数国家用的是英文，英文干部将来大有用武之地（付克，1986：102）。1956年国家恢复英语教育，后来英语教育更是成为外语教育的重点。

再次，教育政策、民族、宗教等社会因素对其他语种翻译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1912年创立的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即河南大学前身），为出国留学学生提供前期培训，外语（当时有英、德、法等语种）教育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刘克桥，2017：138-139）。翻译家郭麟阁（1904—1984）即毕业于该校，后从事法语翻译工作。车光一（1923— ）、许兴洙（1926— ）、黄辉（1927— ）3位均是朝鲜族，在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工作，从事朝鲜语翻译。在阿拉伯语方面，除曹靖华之子曹彭龄（1937— ）为响应祖国号召而选择学习阿拉伯语外，庞士谦（1899—1958）、陈克礼（1923—1970）、李华英（1936— ）3位长期从事伊斯兰教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在宗教翻译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

最后，河南翻译家群体中的小语种翻译家虽少，但其贡献却不可小觑。例如，女翻译家石素真，笔名石真，是“直接从孟加拉语原文翻译泰戈尔及其他孟加拉作家作品的第一位翻译家”（《中国翻译家辞典》编写组，1988：500）。泰戈尔的作品，为读者所熟知的是郑振铎与冰心两位的英文译作，而“石真女士翻译的中篇小说《四个人》和零散的25首诗，是从泰戈尔的母语——孟加拉语翻译的”（董友忱，2015：82）。

3. 外语人才摇篮的效应

一般而言，翻译家的生发与社会的对外开放以及外语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虽然河南长久以来缺乏西式教育、对外贸易及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优势，但其拥有两大外语教育的重镇——河南大学与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吸引了省内外一批又一批有志之士，为河南省乃至全国的外语教育和翻译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由表4可见，与河南大学有渊源的翻译家主要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之前，多数为河南籍；与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有渊源的翻译家多数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之后，非河南籍居多。

2012年，河南大学外语学院迎来百年院庆，沈家煊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院志》题词：“百年河大，（乃）我国第一个外语学科的诞生地，将为改革开放走进世界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外语人才。”自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时期开始，外语就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仅培养了众多外语人才及翻译家，更得到了多位翻译家的倾心奉献。翻译家刘潇然（1903—1999）、王实味（1906—1947）等皆曾就读于河南大学。而后，虽然由于战乱，该校师生不免颠沛流离，但也有幸邀得楚图南（1899—1994）、初大告（1898—1987）、于赓虞（1902—1963）等翻译家分别于1934—1935年、1938年、1937—1940年到校执教。新中国成立后，河南大学的外语教育几经调整甚至一度停办，但却从未真正停止发展的步伐，吴雪莉、刘炳善（1927—2010）、张今（1927—2013）、杨宗建（1929— ）、王宝童（1940— ）等多位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于此，培养出无数优秀的外语人才。2017年，吴雪莉、张今、刘炳善更是被评为“感动河大”人物（中共河南大学委员会宣传部，2017）。

译者的翻译活动往往与其他各方面的活动挂钩、配合甚至展开互动（王宏志，2021：90）。王宝童和刘炳善两位先生的学术成果及翻译成就均不可小觑，这与他们一生致力于文学研究和教育密切相关。王宝童，河南舞阳人，1963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后留校任教，毕生潜心研究英语诗歌及其翻译，译有《王维诗一百首》《唐诗三百首》等，出版专著《金域行》《金域荣》《金域音》。刘炳善，河南郑州人，1957年调至河大，专注于教学与学术，译有《圣女贞德》《书和画像》《伦敦的叫卖声》等，被中国翻译协会（2016a）表彰为“资深翻译家”。英国伦敦大学卜立德教授曾称赞他的译文《伊利亚随笔》“恰如其分”，是“爱的劳动”（河南大学外语学院，2017）。为了给莎士比亚研究的推广创造基本条件，使更多青年学者都能读懂“外国话里边的外国话”（刘炳善，2002：4-5），刘炳善二十年如一日致力于编纂《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这本专著亦成为他的学术绝唱。

军队的外语教育伴随着我军的成长与壮大，已经成为我国军事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大军、梁晓波，2018：72）。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前身为中央军委外文训练班，由红军无线电培训班（1931年成立）和军委日文训练班（1938年成立）于1947年合并而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迁至洛阳。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该校为国家和军队培养了一批批的翻译人才，更有47位翻译家与她结下“不解之缘”，其比例之高占到河南翻译家群体的29.4%。由表4可见，20世纪30年代之后出生的翻译家中，有28位非河南籍译家曾在此校学习或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恰值这批才俊的青壮年时期，一腔热血报国的理想让他们不约而同来到这里。其中，不仅有来自辽宁的张正立（1933— ）、江苏的严维明（1938— ）和包振南（1940— ）、山东的贾悌（1936— ）和孙致礼（1942— ）等人，他们毕业后纷纷留校工作，甚至还有许渊冲老先生（1921—2021），他被誉为“中国翻译工作者的杰出代表，秉持拳拳爱国之心，潜心钻研、躬身实践，七十余年如一日，倾注心血浇灌翻译事业”（中国翻译协会，2021）。许老于20世纪70年代在该校任教，在教学工作之余一直坚持进行翻译活动（李正栓、张丹，2022：27）。王宝童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受到许渊冲的极大影响。1983年，王先生在游学时便首先拜访了许老。

4. 与时俱进的弄潮儿

20世纪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人的自身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孙荪，2002：2）。就翻译学科而言，在不同时期都涌现出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成长为不同领域的翻译健将。通过观察河南现当代翻译家翻译领域的历时变化（见表5）可以发现，随着时代更迭，文学、马列与科技等领域的翻译家交相辉映。

首先，马列主义、文学领域的翻译与抗战的时代号角共鸣。一方面，我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学说的翻译和学习，即使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难时期，上海和革命根据地延安也出现了马列经典翻译的高潮（邹振环，2012：88-89）。该领域的河南翻译家大多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之前，如屈洪（1921— ）、张启荣（1926— ）、彭卓吾（1927— ）等。王实味（1906—1947）毕业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曾任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专门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①(①https://baike.baidu.com/link?url=ACrCQ3e3i6EmlkGyfPzufCjhbAYxt3rdVoyHVo8cHmhNBNPSLs14PQCQwqlXRb9IRAaYEVMH0COQjve2K6T5vcXxYjuRCMfz6sCar2co2uLf0hZt2rryHCFv9KAmAYgV.)。师哲（1905—1998）曾在开封陆军训练处学习，1940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后调到毛泽东身边，长期从事翻译工作（《中国翻译家辞典》编写组，1988：497）。何锡麟（1915—2013），河南濮阳人，1941年开始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世界经济研究小组组长，1943年初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从事马列著作特别是《列宁选集》的翻译工作，也为中央领导翻译其他资料（《中国翻译家辞典》编写组，1988：265）。另一方面，抗日战争时期，翻译与战争有关的文学作品也成为当时译界的时代任务和主要目标（熊辉，2018：15），在选题上表现为反侵略、反法西斯（邹振环，2012：81）。在当时，俄苏文学是中国人民的绝佳精神食粮，可以鼓舞有志之士为民族自由和独立而战（熊辉，2018：25），曹靖华在该领域做出了极大贡献。曹靖华（1897—1987），河南卢氏人，其子曹彭龄、其女曹苏玲亦是翻译名家。作为苏联文学译介的先驱者（方梦之、庄智象，2017：745），曹靖华从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翻译介绍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谢天振、查明建，2004：79），截至1946年年底，共出版译作40种，达三百余万字（方梦之，2004：428）。1943年，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抗战文艺丛书”出版，其中包括多种反法西斯抗战名作，如瓦西列夫斯喀亚等著的《党证》、西蒙诺夫的《望穿秋水》和列昂诺夫的《侵略》（邹振环，2012：82）。他还译有《三姊妹》《铁流》《契诃夫戏剧》《苏联作家七人集》等作品（《中国翻译家辞典》编写组，1988：130-131）。

其次，为助推初生的共和国展翅高飞，科技翻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伊始，为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国家亟需一批既熟悉专业又懂外语的人才（付克，1986：76），因此科技翻译登上了历史的舞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出现了工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的局面，各领域的科技翻译人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表5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河南涌现出大批科技翻译家，所译语言、体裁多种多样，成就巨大。统计发现，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河南科技翻译家共有67人，占河南现当代翻译家总人数的41.9%，可谓科技翻译大军。追溯其因，至少有三：其一，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培养了庞大的军事科技翻译团队；其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施的半工（农）半读制度（李海红，2018：79）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技外语的学习和翻译水平的提高；其三，20世纪50年代，俄语人员的数量超出了实际需要，部分俄语在校生后转入其他专业，部分在职俄语翻译也从头学习其他专业课程，再与俄语技能相结合进行翻译。此外，其他通用语种亦出现了与某一学科的专业知识结合进行翻译的情况。表6列举了在军事科技领域中做出杰出贡献的河南翻译家。

结语

本文通过多种途径，“挖掘”出160位河南现当代翻译家。研究发现，20世纪的河南虽在经济方面稍欠发达，并非西学与现代教育繁盛之地，但依然译家荟萃，且数量庞大，涉及语种众多，在外语教育和马列、文学、军事、科技等领域的翻译均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不仅涌现出“翻译世家”的曹氏三杰、“诗译英法唯一人”的许渊冲，还有“痴心耽莎翁”的刘炳善及华籍美国人吴雪莉等。他们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与河南牢牢相系，为国家和人民奉献了一生。在中华民族致力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我们更应拳拳服膺其贡献，传承其精神。

研究同时发现，河南现当代翻译家的史料极度缺失，对该翻译家群体的研究整体不足，亟需研究者对译家史料进行发掘、整理和完善，尽早开展河南译家考察和河南翻译史的构建工作。译家及其译作的考察，是翻译史构建的核心内容。这项工作固然要基于对译家译品的细读与分析，但更需要依据译家的原创作品、论著、译作序跋、访谈以及他人的译评等史料综合地加以分析和论证。在当今的信息化时代，有必要利用高科技所赋予的诸多便利，积极爬梳、挖掘和健全译家的各项史料。例如，通过拍照、扫描、电子化识别等技术手段，建立译家的完整数据库并启动相关研究。对于人尚健在但资料缺乏的译家，可以通过录音录像辅助的访谈法或口述史等方法，及时“抢救”有关史料。一部河南翻译史，是一部与国家命运共进退的河南文化交流史，是河南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的组成部分，也是讲好“黄河故事”“河南故事”的对外交流华章。期待这部史书能早日写就，助力河南文化教育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腾飞。

（参考文献 略）

（本文首次发表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