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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锁国下的外贸

清初，郑成功等据福建、浙江沿海抗清，清廷厉行海禁，将沿海居民强迫迁往内地，以防止为郑氏势力提供粮食物资，使得本来就规模不太大的中外贸易更加萎缩。不过在郑成功控制下的厦门和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很快，居住在澳门的外国商人也和广州有通商关系。康熙二年曾准荷兰贸易一次，三年准暹罗贸易一次，五年即永行停止。清政府把它们看作朝贡国，只允许入贡时附带进行贸易，“非系贡期，概不准其贸易”。

清朝统一台湾第二年，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即下令开放海禁，允许商民出洋贸易，又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实际上，对外贸易集中于广州一地。

康熙二十八年（1689），英船“防御号”来到广州，开始在广州贸易。康熙五十四年（1715）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贸易趋于经常化，贸易额也逐步上升。

18世纪中叶，英国对华贸易的总值已超过欧洲国家对中国贸易值的总和。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也发展对中国的贸易，康熙三十七年（1689），法船“安菲得里蒂”号第一次来到中国，雍正六年（1728）在广州设立了商馆，但商业进展不大，每年只有几艘法国船来到广州。

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开辟对亚洲的贸易，乾隆四十九年（1784），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出发，绕道非洲好望角，驶抵广州，这是到达中国的第一艘美国船。不过此后美国的对华贸易发展很快，美国政府给对华贸易的商人以税则上的保护和优惠的津贴。到18世纪末，美国在各国对华贸易中已占第二位。

清朝以“天朝上国”自居，把对外贸易当作是“羁縻”外国的手段，是对外国的“恩施”，因此法定的税则很低，远远低于世界通常的标准，但税制死板、混乱，法定税收和非法勒索没有明晰的界线，弊端重重。如19世纪30年代初，广州进出口贸易价值每年共计约一千七百万两，粤海关税收为一百五十万两，不到9％，即使加上私下勒索，为数也不大，比其他国家收税要低得多。清政府的关税像它的其他税收一样，预先有一个固定的征收数量，称为“正额”。鸦片战争前一直执行康熙时规定的关税“正额”，只有银四万三千余两。随着对外贸易的逐渐兴旺，关税征收大大超过了“正额”，超额部分称为“盈余”，以后“盈余”部分也固定下来。乾隆末，规定每年的“盈余”为八十五万五千两。此后，对外贸易继续发展，税款继续增多，于是“盈余”之外，又有盈余。至鸦片战争前夕，每年征收的关税已达一百五十多万两。

关税征收的名目一是船钞。按照商船的大小征收，每艘船只经过丈量，分列为三等，规定征收银四百两至一千四百两不等，而实征时又有减二征收的名目，即只征80％。二是货税。按照规定，“凡商船出洋进口货物，按斤科税者为多，有按丈疋个件者，各因其物，分别贵贱征收”。〔12〕法定的税则很低，大多“每两不过二分，为百中取二”，但是附加税很多，往往超过正税数倍。如进口的棉花，每担规定征税二钱，而实际征税一两五钱，超过七倍半；出口的茶叶，每担亦规定征税二钱，实际征税八钱，超过四倍。三是规礼。即官吏差役的非法勒索，上自督抚，下至官吏家丁无不明目张胆地贪污分肥。因此官场视广东为美缺。雍正时整顿海关税，清查出私收的规礼达四万八千两，而当时每年海关总收入只有九万两。可怪的是：查出的“规礼”并不取消，继续征收，只是在“归公”的名义下算作国库的正式收入，非法的勒索转手变成了合法的税收。煌煌的《海关则例》中竟把这类“归公”的规礼列为正式的税项。乾隆时广州官僚们向皇帝奏称：“检阅粤海关则例，内开：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30条。又放关出口，书吏、家人等验舱、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名色，共38条。头绪纷如，实属冗杂”。〔13〕四是“行用”，或称“公所费”，一般抽收率为3％～6％，贸易兴旺时每年可抽几十万两。名义上，这是由行商抽取，供“办公养商”之用，类似贸易佣金而不是国家税收，但实际上，收税和抽取“行用”由行商一手包办，两者混淆不清，而且“行用”也不完全归行商所得，很大部分要“孝敬”政府和各级官吏。

清朝的对外贸易，是有严格限制的。一是限定一口通商。康熙朝开放海禁之初，外国商船虽然大多集中在广州，但也有驶往厦门、宁波进行贸易的。18世纪中叶，英人洪任辉几次带英船到宁波贸易，意图在此处建立长期的商业据点，引起清政府的疑虑。乾隆帝说：“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内地海疆，关系紧要。”〔14〕乾隆二十二年（1757）谕令外国商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关闭了其他三个海关。英人不服，洪任辉由海道去天津，向清廷要求开放宁波，并控告粤海关贪污勒索等弊端。清政府派人调查属实，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被革职，但仍不准宁波开港，洪任辉亦因“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15〕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驱逐回国。以后，通商口岸严格限制在广州一地。

二是对进出口货物的限制。开放海禁之初，只禁止炮械、军器、火药、硝磺的贸易，但以后范围扩大，禁止出口货物的单子越来越长。大米、豆麦、杂粮、铁器、废铁、生丝、绸缎、马匹、书籍都在禁止之列，这就严重地妨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船只装载生丝出口每艘不得过一万斤，中国船只每艘不得过二千斤。

三是对外国商人的防范。洪任辉至天津控诉的事件之后，清朝视国人与外商接触为隐患，于是加强监管，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广总督李侍尧规定了《防夷五事》：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商馆中，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中国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派兵“弹压稽查”。所谓“防夷”，着重点是防止外商和中国人发生接触。嘉庆十四年（1809），两广总督百龄又规定《交易章程》六条；道光十一年（1831）两广总督李鸿宾规定八条章程；道光十五年（1835）两广总督卢坤又续定八条章程。规定越来越繁琐，限制越来越严格。如规定外国商人不得在澳门长期居住，不得乘坐轿舆，不得向官府直接投送文书，居住在广州商馆中的外国人只许每月的初八、十八、二十八日三次到附近的花地和海幢寺游览散步，每次限十人，平时不准擅自出入商馆以及外国妇女不准前来广州，等等。

四是行商制度。“十三行”是明代以来办理对外贸易的行会组织，清代沿袭，也称“洋行”，其中的商人称为“洋商”。康熙五十九年（1720），洋行的商人订立规条，组织“公行”，后来又在行商中指定一人为总商。行商把持对外贸易。充当行商须清政府批准，要由其他行商保举，行商也不能自由辞退。行商是垄断性的商业组织，一切外国进口货物，由其承销，内地出口货物，由其代购，并负责规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行商受政府的委托，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并不直接向粤海关纳税，一律由行商代收代纳，若有漏税欠税，行商负责赔偿。行商又代政府办理交涉事宜，外商不准和官府直接交往，一切命令、文书都由行商转达。行商实际兼有商务和外交二重职责。

总之，清朝的对外贸易政策，是以保护国家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为基础的，但阻碍了中国的发展。清朝规定：出海商船不得超过五百石，“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由于种种束缚，导致了中国航海业的衰落。清朝阻挠华商、华侨的出国贸易。雍正帝就说：“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者益众矣。嗣后应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亦不许令其复回。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

18世纪和19世纪初，到广州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由于清政府禁令森严，中国的大商人都视远洋贸易为畏途，只有一些小商小贩零星地贩运货物出洋，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和高额利润长期由外国商人所垄断。清政府规定：茶叶必须由内地陆路运输到广州，不准由海上就近运输。经过长途迂回，沿途关卡，层层勒索，不但成本增加，而且运输期长，茶叶易于变质。嘉庆年间，有人请求准许福建茶叶在厦门出口，清廷坚持长途运输茶叶的旧政策，不予批准。

清朝和外国之间经常发生的纠纷还有“商欠”问题。“商欠”即中国行商所欠外国商人的债务。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贸易的发展，“商欠”逐渐突出起来。乾隆二十四年（1759），英国通事洪任辉到天津告状，呈控的条款中就有中国行商黎光华欠公班衙（英国东印度公司）银五万余两。清政府将黎氏家产查抄赔偿。这是早期的商欠，欠款数目较小，容易了结。乾隆四十四年（1779）发生了行商颜时瑛、张天球的大商欠，数目高达280余万元。英国印度政府为此派军舰到广州，向清政府呈递书信，索取债款，结果，颜、张二人发遣伊犁充军，家产变卖抵债，但数目远远不够，清政府责成广州全体行商，在抽收的“行用”中分年摊还，从此立下了商欠转嫁到全体行商头上分摊的先例。此后，商欠越来越多。行商因此纷纷倒歇、抄家。英国印度政府为了催素商欠，有时派出军舰，有时商船延不进口，要挟强逼，几次出现僵持。由于清朝没有近代的金融信贷制度，一些资本薄弱的中国行商缺乏可以周转的现金，在销售了外国的货物以后不能筹款归还，外国商人却乐于不收账款，以很高的利息率借与行商，过几年后再来结算，时间很久，利上加利，就出现数目庞大的商欠。中国行商在和资本雄厚的英国商人交易时，无力抵制其高利贷剥削。例如1779年张天球的商欠案，实际上只欠十余万元，但累年加息滚算，欠款积至438000元，其他的商欠案也都是这样。

在早期的对外贸易中，从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茶叶、丝绸、土布是大宗，其中茶叶的出口居于首位。随着中英茶叶贸易的增加，英国人以红茶作为佐膳的饮料，茶叶成了生活必需品，消耗量越来越大。18世纪初，运往英国的茶叶不过五百担，18世纪中叶以后，猛增至五万担。英国来华的马戛尔尼使团的成员评论道：“在本世纪之初，除去少数私运进口的茶叶而外，东印度公司每年出售的茶叶尚不超过五万磅，现在该公司每年销售两千万磅茶叶。也就是说，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茶叶的销售量增加了四百倍。从总的数量来看，在英国领土，欧洲，美洲的全体英国人，不分男女，老幼，等级，每人每年平均需要一磅以上茶叶。”生丝是另一项大宗出口商品，清政府本来限制输出生丝，后来放松禁令，生丝出口量猛增，19世纪初每年生丝出口不到120担，到19世纪30年代已增至八千担以上。中国的土布也很受欢迎。

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在茶、丝贸易中获利极大。不过他们最伤脑筋的是怎样来支付购买的茶叶。英国商人运到中国来的全是滞销和赔钱货，其中毛织品由于价格太贵，中国劳动人民并不购买，销路不广，贩运毛织品一直是亏本生意。其次是运来的金属品，其中以铅为最多，铅的重要用途是包装出口茶叶箱的箱皮，用量亦属有限，只有运到中国来的棉花，数量较多。当时广东沿海城镇的中国纺织手工工场发展很快，需要大量棉花。19世纪初，英商平均每年输入中国的棉花值银四百多万两，占输入总值的60％。至于英国的机器制造品，在中国更没有什么市场。乾隆五十五年（1790），英商在广州试销两千匹曼彻斯特出产的机制棉布，由于售价高昂，不受欢迎。迟至道光元年（1821），“英制印花布4509匹，又剪绒与天鹅绒16匹在广州拍卖脱手，……亏本60％以上。很明显的，销售英国棉制品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从英伦和印度运来中国的全部商品总值只抵得上从中国出口茶叶一项的价值，中国长期保持出超。为了平衡贸易收支，欧美商人每年必须运送大量硬通货到中国来，广州一地每年平均有成百万元银元流入。清朝官员描述18世纪前期的状况说：“夷船必待风信，于五、六月间到粤，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