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亚之心》月奈阵容，诺亚之心月流水

在这里看到的中国人不是根据世俗观念描绘的，而是根据事实记录的。我们必须承认，以这种方式评价，他们的形象变差了许多。真正的学者早已发觉，这些亚洲人一直以来的美好声誉是建立在那些只习惯往好处看的传教士在欧洲的传播热情上的。然而，有一些作家不想着迷途而返，不去纠正如此多的错误和片面之词，反而在吹捧中国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从来不去仔细考虑他们是否值得这种称颂。17

在这种情况下，“他异性”之感不复存在，耶稣会士们似乎必须比中国人更像中国人。实用的道德人文主义儒家学说与基督教的斯多葛派思想相似，耶稣会士们非常受用，这成为他们从“西夷”脱胎换骨的有力保证，使他们积极融入中国社会。《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自1702年起连续在巴黎刊行，直至1776年完结。这系列著作共34卷，涵括耶稣会在世界各地区的传教活动之叙述，而在此之前的16世纪，传教士写给长上的信函就开始被印刷，后来被重编再版。从巴西到日本，葡籍耶稣会士无疑冲在了布道的最前锋。但若仅谈及中国，法国耶稣会的步伐也并未落后。那些从1632年起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新法兰西发生的事情的记述》（Relation de ce qui s’est passé ［…］ en la Nouvelle France，新法兰西即今加拿大）的法国神父，也是环球旅行游记的作者，比如17世纪有罗历山（Alexandre de Rhodes，1591—1660，其游记出版于1653年）20 、陆方济（François Pallu，1626—1684，其游记出版于1668年）、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其游记出版于1684年）、菲利普·阿弗里尔（Philippe Avril，1654—1698，其游记出版于1692年）21 等等。他们的环球游记促使中国成为当时旅行的热门目的地和终点站。

对于这个由智者组成的民族，束缚和教化民众的唯一力量就是宗教，而宗教本身只是社会道德的实践。这是一个成熟而理性的民族，他们只需要民法的约束就可以实现正义……大海、江河、运河等一切本质上无法分享的事物都是公共的，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它们，但没有人可以拥有它们。航海、渔业和狩猎都是自由的……他们的生活方式通常颇为简单，花销甚少，并趋向于越来越节省……中国就像一个大家庭，皇帝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如此完美的平等可以让中国人接受均等的教育，可以让他们拥有相同的规则……孔子创立了中国的民族宗教。他使用的法典仅仅是自然法典，这本应是地球上所有宗教的基础，一切社会的根基，任何政府须遵循的规则……有这样的制度，中国定是世界上最人道的国家。36

文中提及“自然法典”37 ，是狄德罗和摩莱里（Étienne-Gabriel Morelly，1717—1778或1782）所称道的，但并未说服德堡。德堡只在雷纳尔的文章中注意到关于“农奴制在中国不存在”的观点。他认为雷纳尔作为废除奴隶贸易的使徒，似乎已为其亲华立场所害，甚至心甘情愿变得盲目。他反驳说：“这好似他（雷纳尔）断定了那些在圣多明戈种植甘蔗的黑奴是真正的共和国公民。我全心全意地希望在中国奴隶制真的被永远废除了。”38 而卢梭早在《论科学与艺术》（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1750）中持相同观点，一个被文人统治的国家只会“充斥着奴隶和为非作歹的人”39 。再往前推两年，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也谴责了中国的专制主义，同时承认儒家文化（“礼仪”）能使中国抵抗各种侵略者，这次也将抵抗基督教40 。18世纪60年代主导法国经济思想的重农主义理论则认为重视农耕的君主寓意着完美的统治。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1709—1785）在重农派“政治社会”的评论中驳斥了以德·拉·里维埃尔（Paul-Pierre Le Mercier de la Rivière，1719—1801）为首的“经济学家”，并详细分析了他们这种受耶稣会著述影响而产生的错觉。在马布利看来，耶稣会翻译的孔子思想只不过是一些“普遍的真理”，而在中国官僚体制下的活动被局限在“一个禁锢思想的圈子”里41 。他总结道：“我们必须避免把一个偶然对中国有利的统治方式当作天然和基本的社会秩序，更确切地说，这种统治方式虽在中国未展现弊端，但并不代表在别国也是如此。”42 就这样，耶稣会士笔下的中国社会被捍卫不同思想体系的西方哲学家们解读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东方专制国家”和“已实现的乌托邦”。这些哲学家们实际只是纸上谈兵，未曾亲历中国。而那些传教士们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在多方面意义上表现出大胆和勇敢。

《论科学与艺术》书影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文/<法> 弗朗索瓦·穆罗 著，桑瑞 译，程曾厚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