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山传奇》新服鱼鸟花香4月3日10时开启，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33年前，三星堆考古实现重大突破，大量珍贵文物出土，轰动海内外，开国上将张爱萍将军（四川达州人）难以抑制心头的激动，挥毫写下了如此豪迈的题词。

根据三星堆研究成果表明，在中原夏商文明兴起之时，我国四川地区也有一支上古文明在孕育发展，创造出耀眼的三星堆文化，也建立了我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国家--古蜀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并在实质上影响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和社会发展。

这个神秘的古蜀国究竟存在了多久？如何兴起，又如何衰亡？

在探究古蜀国之前，先要弄明白古蜀文明的范畴。通常我们所说的三星堆文化是指狭义上的广汉三星堆文化二、三期，即三星堆博物馆内绝大部分文物所处的年代。

实际上，古蜀文明不但包括狭义三星堆文化，还包括宝墩文化（三星堆一期）、十二桥文化（三星堆四期）、金沙文化、哈休遗址、营盘山遗址和沙乌都遗址等，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应分隔开来研究，而古蜀国只是古蜀文明的一部分。

李白在《蜀道难》中曾描述过古蜀国："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里的"四万八千岁"是一种夸张用法，古蜀国不可能有这么长的历史。

据《华阳国志》记载，巴蜀之地在被秦朝统一之前，曾经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位君王，每一位君王都执政了几百年。这当然不足信，这五人应该代表着古蜀国的五个王朝（世系）。

由于蜀人"其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号"，所以蜀人王朝没有详细的世系，但从蚕丛（图腾"蚕"）、柏灌（图腾"白鹤"）、鱼凫（图腾"鱼和鸟"）、杜宇（图腾"杜鹃"）、开明（图腾"龟和太阳"）五个王朝的名字中，看出古蜀国深受古蜀巫文化影响，每一王朝都有自己的图腾印记。

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努力，目前已经可以将古蜀国的五个王朝与考古发现对应起来。

《华阳国志·蜀志》载：有蜀侯蚕丛，其纵目。蚕丛，即蚕丛氏，是蜀人的先王，三星堆著名的青铜纵目面具表现的就是古蜀国始祖蚕丛。

商王祖甲执政后期，居住在甘陕一带的羌人不堪商朝压迫，奋起反抗，结果势弱兵败。羌人中的一支--甘肃西南部的蚕丛部落也被迫逃亡，越过白龙江，退入岷山，伺机夺回岷县和陇南的故地。史料中有蚕丛居于岷山石室的记载，当时应该已有部分羌人进入四川盆地发展。

商王廪辛继位初，羌方在今陕甘一带重又崛起，屡犯商王朝，蚕丛部落也配合起兵，让商戍军遭到很大损失。不过当时商朝实力犹存，商王廪辛进行了全面的谋划和布置，最终击败羌方，也打散了蚕丛部落，射杀蚕丛部落首领。

由于不堪长期征战，一部分蚕丛族人跟随一位年轻睿智的青年进入四川盆地腹地，以躲避战争。他们来到今成都市下属彭州市，发现这里自然条件十分优越，就停留下来。

因为最初停留的地方有柏树林，林间还发现白鹤栖息，所以年轻人倡议将部落名由"蚕丛氏"改为"柏灌氏"，得到大家认可后，青年人被推举为新的部落首领--柏灌王。柏灌氏的领地范围涵盖今都江堰、彭州、什邡、郫县一带，有部分族人进入广汉地区定居。

因为蚕丛氏和柏灌氏的祖地在陇中陇南地区，与汉中地区相邻，后来退入成都平原，仍与汉中地区相邻，所以中原文化经汉中地区传入四川，并影响到成都地区的文化发展。

蚕丛是古蜀国的先王，柏灌才是古蜀国真正的开国君主，这两个王朝对应宝墩文化时期，约在公元前2800-前2000年，等同中原龙山文化至夏代。蚕丛留下很多事迹和传说，包括他纵目的人体特征、居石室的居住特征和聚蚕而养的生产特征，都在三星堆文化中完整保留了下来，而柏灌的事迹则相对较少。

柏灌氏陆续在大成都地区建立起八处聚落（部落村），在广汉地区也出现了早期聚落。广汉地区的宝墩文化遗存和三星堆文化底层呈叠压关系，证实了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存在年代先后顺序。

三星堆文明研究初期，不少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地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夏、商等其他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具有独特面貌的考古学文化。但随着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深入，学界逐渐抛弃了宝墩人是三星堆人祖先的推论。

因为宝墩原住民（柏灌人）与后来的三星堆人文明差异较大，并且存在文化断层，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但并不是直接传承关系。三星堆一二期之间文化发生过剧烈变化，明显宝墩原住民被后来的三星堆人强制性同化或奴役。

柏灌王朝末期，实力衰弱，被南边的兴起的鱼凫氏部落兼并，原有的成都八处聚落，除鱼凫村落外均灭亡了。仅存的鱼凫村落可能是鱼凫人的支脉，也可能是最后留存下来的、被鱼凫人奴役的柏灌人。

鱼凫氏并不是羌人，而是蜀山氏冉族部落，冉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土著民族。鱼凫氏冉族兴起后，取代了羌族在蜀地的优势统治，并吸纳了蚕丛柏灌部落的文化和历史。所以古蜀国并非单一民族，来源十分复杂（应不止羌冉两族），冉族的鱼凫人和羌族的柏灌人之间可能存在酋邦联盟关系。

到了鱼凫王朝时期，古蜀国才算真正建立，年代对应三星堆二、三期，约在公元前2000-前1200年之间（相当于中原的夏商时代）。公元前1600年前后鱼凫王朝在三星堆建立都邑，经济、文化实力大增，公元前1400年前后引进中原青铜冶铸技术，三星堆走向全盛时期。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有鱼鸟图案，代表蜀王鱼凫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能凭借它上天入水。

在商代，古蜀国已与中原地区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殷周甲骨卜辞中发现大量譬如"蜀其受年"、"征蜀"、"于蜀"、"至蜀"、"至蜀有事"等与蜀有关的记载。

商早期，商王朝曾积极对外扩张。根据研究表明，当时已经存在一条从关中平原南下，越秦岭经城固、汉中到达成都平原的重要路线，让当时的蜀地政权可以与中原王朝进行文化和经济交流。

商晚期，商文化的势力在西面和南面大为收缩，秦岭南北地区、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性青铜文化。这些曾经作为商文化滞留地的地区，仍不同程度地吸收和继承了中原商文化以容礼器为核心的用器传统，在各自的器物组合中保留了一些容礼器。

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中的容礼器有尊、罍、瓿、盘、器盖等几类，以尊和罍为主，它们虽为中原商文化的器类，但加以改造后形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一类器物。而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鼎、簋和酒器类青铜器型，并未在三星堆地区出现。

鱼凫王朝后期开始衰败，而古蜀国下属的杜宇部落因参加武王伐纣的战争，作战勇猛、立下大功，加之积极靠拢西周政权，已经具备取代鱼凫王朝的实力。等最后一代鱼凫王死去后，杜宇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杜宇雄才大略，想建立比蚕丛、柏灌、鱼凫三个王朝更大的功业。因此他积极的开疆扩土，使得国土领域向东可达嘉陵江，向西可至今四川雅安芦山、天全一带，向北可到汉中，向南可抵今天的四川眉山市青神县。

杜宇王朝强盛一时，对应十二桥文化（三星堆四期年代），约在公元前1050-前600年之间，相当于商末周初至春秋早中期。

杜宇自称"蜀望帝"，将国都迁徙至在郫（存在郫县和成都十二桥争议，可能是先后定都的关系），把瞿上（有双流和三星堆争议，但应为三星堆，当地有大量四期遗存，而双流是开明王朝最初的国都，所以有误解）定为别都，以有效管理蜀国各地区。因为政治中心转移，广汉三星堆文化开始衰落。

考古专家在成都十二桥遗址发现的古蜀建筑群在建筑形制、建筑风格、营造技术等方面都十分先进，达到了都邑水平。其工程复杂宏大，堪称当地建筑史上的精华，展现了古蜀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峰。（成都蜀都大道十二桥路，遗址存续时间为公元前1700－前771年，其中建成都邑时间在前1000年左右）

杜宇迁都的同时，原鱼凫部落也进行了迁徙，迁徙到金沙地区，创立了金沙文化，成为了古蜀文明的另一文化中心。（成都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距离三星堆遗址50公里，存续时间为公元前 1250年-前650年）。

三星堆和金沙之间存在非常清晰的传承关系，金沙遗址很多器物与三星堆极其相似，或具有相同的（巫）文化元素，如金四鸟绕日饰、铜立人像等。但金沙总体的城址规模、青铜冶铸水平和手工艺水准低于三星堆，估计鱼凫部落在王朝更替时遭到重创，到消亡前都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杜宇王朝后来被开明王朝所取代，开明王朝最初定都广都樊乡（今双流），大约在战国前期迁到成都。关于开明王朝创始人鳖灵的故事很具有传奇色彩。

《华阳国志·序志》："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蜀王本纪》则说："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

去除神话部分，可以推测出杜宇王朝延续了百余年，后来遭受了水灾。这时荆楚人鳖灵到达蜀地，取得了末代杜宇王的信任，成功治理了水患，后来杜宇将帝位禅让给了鳖灵，鳖灵就成了开明王朝的创始人。

其中"尸化"应是鳖灵利用蜀王杜宇迷信巫术而做的障眼法，以骗取蜀王的信任；至于末代杜宇王"私通鳖灵妻"、"羞愧德薄禅位"之说，恐怕是开明篡位后对自己继位合法性进行的美化，历史上的禅位大多如此。

鳖灵的国号为"开明"，而"开明"词义与"太阳升起"密切相关，如《楚辞·天问》所谓"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耀灵安藏？"说明开明王朝初期，还是继承了古蜀人的"太阳崇拜"。

开明之后，王朝世系比前四个王朝清晰很多。史料上有九世"始立宗庙，以酒为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的记载，说明古蜀国此时已经接受了荆楚文化，而作为古蜀文化象征的的神像、神树已经消失，代之的是真正具有礼器性质的青铜器。

开明王朝历经12王、350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灭于秦取巴蜀之战，古蜀国也随之灭亡，成为秦国的一部分，历史又掀开了新的篇章。

总结一下：古蜀国可分三期，蚕丛、柏灌为前古蜀王朝，鱼凫为中古蜀王国，杜宇、开明为后古蜀王朝，三者之间存在一定传承关系，但并非一脉相承，最终融入了中华大家庭。令人欣喜的是，他们都为巴蜀大地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值得世人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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