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瀛志：古代中国文人笔下的日本人形象

在清朝以前，横渡日本参与文化交流的中国文人，数量比较有限。因此，古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部分源于自我想象，部分多取自远渡至中国的日本僧侣和学者等的交往记录。

等到中国文人可以亲历日本后，他们对日本的历史、社会以及风俗民情等，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后，其笔下的日本人形象，也日益趋于真实。

纵观历史，古代中国人笔下的日本人，形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接下来我们一起聊聊。

1）隋唐以前的“日本人形象”

中日两国的交往，最早可上溯至两千年前“徐福东渡求不死药”的传说。我国正史为日本立传，始于陈寿所著《三国志》。

《三国志·东夷传》全文约两千余字，概括介绍了日本人物、地理、风俗等情况。在文中，“倭水人好沉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倭国女人则“被发屈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从这以后，历代正史大多都会为日本立传。

隋唐以前，日本人形象被想象成完全相异的两类：一类为长寿仁者，另一类为“人身狗头”的兽类。

在《后汉书》中，日本被视为“东夷”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制》云：东方日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

另外，在一些古代中国文人的笔下，日本人有着极其怪异的形象。

《三国志》记载：“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国四千余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岛洲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余里。”

《梁书》中的日本人，更被形容为“兽类”：“扶桑东千余里有女国，容貌端正，色甚洁白，身体有毛，发长委地。至二三月况入水则任（妊）娠，六七月产子。女人胸前无乳，顶后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则成人矣⋯ ⋯男则人身而狗头，其声如吠。”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古代中国的文人笔下，日本人会有如此诡异的人物形象？其实原因很简单：受限于历史大环境，古代中国文人对于“日本在哪儿”这一问题，存在着一定的认知不足。

因此，彼时的日本，多被他们想象为海外仙山的所在地，进而得出了日本人“非仙即怪”的结论；至于日本的“兽类”形象，则是深受“华夷之辩”思想的结果，即“文明化及之人为仁为寿，未化及之人为怪为兽”。一言概之，隋唐以前的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是非常模糊的。

2）唐宋时期的“日本人形象”

到了唐朝，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也愈发频繁，每隔一段时间，日本都会派遣唐使到中国。鉴于与唐朝文人交往的日本人，多为日本使节、僧人、留学生等，个人素质普遍较高，彼此间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因此，唐朝文人笔下的日本人，其形象还是比较正面的。譬如《旧唐书》中，是这样记录日本“留学生”晁衡的：

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晁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天宝十二年，又遣使贡。上元中，擢衡为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

唐朝文人之所以能如此接受“日本来客”，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认可和普遍接受。事实上，能否接受儒家文化，是古代中国文化圈判断“他者”是否文明的重要基准，而彼时的日本人是完全符合这一文明标准的。

如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序中这样评价：“海东日本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 ”

另外，唐朝文学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其自我形象的复制或投射。

到了宋朝，双方的官方来往极少，几近隔绝，但民间贸易往来较唐时更为频繁。因此，宋朝文学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在唐朝的基础上有所变化。

印象之一是“好仁礼让”，如《宋史》中就有关于“滕木吉不能挽弓射箭”的记载：“上令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挽射，矢不能远，诘其故，国中不习战斗。”实际上，在宋朝的文学作品中，这类形象多出现在儒雅诚信的倭僧上面。

不过，鉴于中日贸易交往比唐朝更为频繁，日本商人的形象，正面者居少，多为负面。他们或只图暴利、或奸诈狡猾、或凶顽好斗，如方夔《续感兴二十五首·十六》：

我贾贾日本，挂席穷南海。冰夷斗蛟龙，牙角吐光采。血人以宴嫫，窟宅一朝改。赤手拾明月，天幸独我在。最赴王侯需，价直十百倍。匹夫惜性命，贪冒以贾罪。歌笑履波涛，竞死复何悔。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的形象，开始趋于负面。

3）元明时期的“日本人形象”

到了元朝，双方关系日趋恶化，但民间交往并未因战事停滞，贸易和佛教领域的交流依然比较频繁。在元朝的诗文中，出现了不少日本僧人的形象。

根据史料记载，入元的日本僧人中，有名可考的就有二百人左右。不过，他们来到中国，除了修习佛法，还会收集佛典文物、游历名山大川，并开始学习建筑、书法、绘画艺术以及印刷技术等，“目的性”有了一定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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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非类”的倭寇形象，开始在元朝出现了。他们越海来到东南沿海，烧杀掠抢，无恶不作，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当地的文人们自然也难以幸免。王恽的《汛海小录》、成廷琏的《丁十五歌》等，生动地描写了倭寇的恶行。

在元朝文人的笔下，倭寇大多强悍善战，深谙水性，武器装备更为精良。“其人率多轻悍，其兵又多锯利，性习于水，若凫膈，然又能以攻击为事，而吾海道之兵擐甲而重戍，无日不东面望洋而叹，使其恃强不服，虽尽得而剿之摧朽拉腐也。而彼乃肆然未尝一惧，非恃险也，何敢若是？”

因此，丑化的日本人形象随之大量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蕞尔日本”，即“小日本”。“蕞尔倭奴，抗衡上国，挑祸中原。”坦诚说， “蕞尔日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日本整体形象的描述。

当然，僧侣、商人等天性善良者形象仍时有出现，如丁复的《扶桑行送锸仲刚东归》、杨维桢的《送僧归日本》等，但已然成为了“少数”。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与周边各国先后建立了朝贡关系，但唯独日本毫不感冒。尽管明成祖时期。双方有了间断朝贡，但其朝贡关系主要是基于经济贸易的基础上建立的。倘若日方认为通过朝贡有利可图，便参与进来；反之，便全面无视。

到了明朝中叶，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扰和破坏更加猖狂。在明朝诗文中，出现了大量穷凶极恶、惨无人道的倭寇形象。如畲（she）翔《读姚新宁苦竹记有感赋此为赠》：

城池初构难，衣冠尽涂炭。四顾纷戈矛，仓皇何所窜。

君自越危城，无人问死生。形骸半摧折，豺虎复纵横。

僵卧坑堑底，自分必死矣。全生仗素交，急难故如此。

万死始归来，妻子一悲哀。旋复经刀锯，洒血遍蒿莱。

残生空落魄，世路黄金薄。亲知反复间，谁能重然诺。

⋯⋯倭兵纵烽烟，士卒困戈铤。临危一转战，孤城赖以全。

君本名卿后，才名称八斗。何事数偏奇，所遇辄不偶。

另外，在明朝的通俗小说中，也开始出现了倭寇形象。如《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细致地描写了倭患给明朝人民带来的不幸。

....但见：舟车挤压，男妇奔忙。人人胆丧，尽愁海寇恁猖狂；个个心惊，只恨官兵无血御。扶幼携老，难禁两脚奔波；弃子抛妻，单身一为逃命。不辨贫穷富贵，急难中总则一般；那管城市山林，藏身处只求片地。正是：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杨八老看见乡村百姓，纷纷攘攘，都来城中逃难。传说倭寇一路放火杀人，官国不能禁御。声息至近，唬得八老魂不附体，进退两难。....

另外，《胡少保平倭战功》《胡少保平倭记》《三刻拍案惊奇》中《生报华萼恩，死谢徐海义》《关帝历代显圣志传》等作品，都有倭寇描写。

当然，仁义尚存的日本使者和僧侣形象，也出现在明朝的文学作品中，如王行的《思缓堂》、王恭的《赠倭僧》等。钱宰《承制送日本使臣还国》中写道：“玉帛喜瞻周礼乐，衣冠已识汉仪刑。”但不管怎么说，在元明时期，一提到“日本”，人们大多会下意识地想到“倭寇”。

4）清朝时期的“日本人形象”

到了清朝，出现了大量描写倭寇主题的小说作品，据统计，有日本人形象出现的通俗小说总数应在四十种以上。如李百川的《绿野仙踪》、夏敬渠的《野叟曝言》、镜湖逸叟的《孝义雪月梅传》等等。

与元明时期相比，倭寇从“小丑”形象进化为了“凶丑”、“贼丑”的形象。如《九云记》十四回写道；“贼丑跳踉，十分增气，一驱而据于京师，巢穴盘据，是有甚于藉冠齐盗者也。百姓鱼肉，宫室丘墟之后，征天下之兵而恢拓，其难十倍于今日。”

这些倭寇侵犯中国，除了烧杀抢掠，还总能和奸淫中国妇女联系在一起。如《女仙外史》中，就有倭寇奸淫中国妇女的描写：“遥见枣园内两个妇女，被两个倭酋按在地下奸淫，外面无数倭奴围绕着。”

当然，伴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一些中国文人能够亲临日本本土，其笔下的日本人也趋于“正常”。在日本生活多年的黄遵宪，以诗歌形式描写了日本自然风光、政治文化等情况。譬如其笔下的日本女子“不环不创不钗光，雅头袜子足如霜。蓬山未至人多少，都道温柔是婿乡。”

鸦片战争战败后，一大批怀着救亡图存之心的知识分子们，主动翻译并介绍西方的文献著作，“让国人了解世界”。明治维新时期，这些中文版的西方著作，成为了日本政界、学界最感兴趣的资料，大大推动了日本“向西方学习”的热情，最终实现了“弯道超车”。

甲午战争失败后，大批中国人开始向日本寻求“东学”。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日文书籍，“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一言概之，在晚清的文人看来，日本一跃成为了自己的“老师”。

5）小结

综上所述，在古代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日本人形象的书写经历了三个明显的阶段变化。

• 隋唐之前，日本人或为长寿仁者，或为“近于兽”的怪异者，多为“脑补”出的想象；

• 唐朝时期，由于两国交往频繁，日本人形象趋于真实且以正面居多，有着执着、和善、有学问等优良品质。到了宋朝，除了以往的正面形象外，开始出现了奸商的形象，这是当时双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结果；

• 元明清时期，倭寇逐渐成为文学作品中日本人形象的主要内容，其恐怖、惨无人性的形象得到加强。到了晚清时期，日本人一度成为了自己学习的对象。

现如今，人们对于日本的印象也有“两级分化”的趋势。一方面是有着敬业、守时、诚信等优良品质的劳动者形象；另一方面是挑起对外侵略战争、不尊重历史的“日本鬼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