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部城市中，如果说有皇城血统的西安人多显“王者之气”，有道教气养的成都人多显“皇民之悠”，那么有着多元脉动重庆人则以豪爽耿直而著称。

“耿”表示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意思。“直”表示刚直不阿、爽快利落、不兜圈子、不绕弯子的意思。开拓进取，重信守义，豪爽正直，服从大局，集体国家至上等都是重庆人耿直个性的表现。我们重庆人做事就求一个坦荡、说话从不绕弯子，要么就不说，一说肯定就是。

重庆多山，因而重庆人有山民的习气，多自然的率真、质朴。重庆人说话做事往往直来直去。从人类文化学视野考察，重庆这一地域特色极其鲜明的群体性格，之所以能够逐渐形成，并且长久传衍光大，是多重要素交相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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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大川的自然熏陶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指出：“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对于任何地域的人，自然要素都是形成群体性格的基础要素，重庆人的性格形成自不能例外。

据史料记载，重庆人的祖先巴人生活在穷乡僻壤的武陵山区，在楚人的压力下，又沿清江进入巫山地区。虽然巴人的势力范围曾经一度达到陕南、川中、黔北、楚西，然而这些地方的主要特点是高山深谷，河流湍急。

这一天生的区位结构，决定了巴渝山水之于巴渝原住民，会在两大维度上产生多重影响。

其一为内在度，在交通极不便利的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为了生存奔走跋涉于穷山恶水之间。他们往往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晚上还能不能回来，也许被急流险滩吞没，也许跌入万丈深渊。

长期与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炼就了巴人的勇气和胆量，一切艰难险阻都以其奈我何的态度来对待；也炼就了巴人的互助精神，因为在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度过难关；也炼就了巴人不必为明天精打细算的豪爽性格。

其二为外向度，人们依托长江、嘉陵江及其支流的庞大水系，加上开凿辟路的顽强创造，也可以突破封闭，四通八达，从而孕育和滋长出了开放进取、豪放爽快的浩然大气。

相比之下，蜀人的先民从青藏高原余脉的险恶环境迁徙到条件优越的川西平原，他们非常珍惜眼下的条件，不愿轻易失去。他们没有早上出门晚上回不来之虞，他们面对的是一马平川的富庶良田，他们办事情不可能象巴人那样不考虑后果，他们希望好日子千年万年长。

我们今天还能明显地感受到成都人与重庆人在性格上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从生活在截然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各自祖先巴人与蜀人的时期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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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锤百炼铸就而成的尚武精神

重庆地处中国西南，偏安一隅。高峡险滩，生存环境恶劣。自古以来战争甚为频繁，然而重庆人自强不息，自在生活。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重庆文化中不屈不挠的尚武精神。具体来说，可以通过文化、历史军事两方面进行解读。

巴文化原因：巴以白虎为图腾，认为白虎是他们的山神和族祖。虎与武有着极其深刻的文化联系，巴人视白虎为武神，认为他们的始祖廪君死后即化为白虎，成为山中之王，于是整个民族都受到白虎的庇佑，凶猛好战，无人能敌。

白虎—巴人图腾

而今天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古时巴人活动区域出土的陪葬品中多数是兵器，并且多为虎形或虎纹兵器。巴人的尚武精神在其白虎图腾、白虎观念和兵器中都有充分体现。所以受巴文化的影响，尚武好战、劲勇之风一直影响着历代的重庆人。

历史战争原因：长江及其支流的庞大水系，直接导致巴渝地区的上古和中古历史，实质上是一部军事斗争史，军事斗争锤炼了重庆人的性格。

公元前314年张仪筑城，意把江州作为前沿军事重镇，由长江入乌江以与楚国争夺黔中。东汉初年公孙述与刘秀的两大集团生死搏杀，三国时期刘备伐吴，经江州、鱼复一线用的也是长江水道。西晋时期王濬历任巴郡太守、益州刺史，经过多年发展生产，强军备战，终于做到了“王濬楼船出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终结了秦一统后中国历史上长达96年的第一次分裂局面，恢复了国家统一。

合川钓鱼城

1243年至1279年之间，当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元军下四川，准备夺重庆，然后顺江而下灭南宋时，却不料在重庆打了足足36年，屡攻不下，被称为欧洲人“上帝之鞭”的大汗蒙哥，在钓鱼城含恨战死。重庆钓鱼城成为了改写世界历史的地方。（1259年7月，蒙古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城，使蒙古最高权力形成真空，导致大面积入侵欧洲、兵临莫斯科的各路蒙古铁骑纷纷回师争夺汗位，使欧洲的历史才得以按照现在大家知道的样子发展）

这么多战争，无一不是对于人性、人格的极端考验，无疑促使巴渝军民不仅继承和发扬巴人“歌舞以凌殷人”的勇武气概，而且在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的争战中，也极大地增强了重庆人尚武争胜的血性与志气。

而最关键的是，军事历史的血火锻造，都关系到家国命运，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统一或者分裂，从而让地处西南一隅的巴渝军民，愈来愈勇于担当，乐于奉献，愈来愈强化了对于家国大义的自觉认同。大义滋润大气，大气反哺大义，大风大浪的军事斗争史，锤炼了重庆人豪爽耿直的历史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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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开大合的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包括族群流动的数量、方向和地区分布等问题，就重庆而言，除了基于商贸的物流、人流、信息流动之外，基于空间的横向流动即移民文化的兴盛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重庆历史演进的图谱中，因静水深流而更为绵长。

湖广会馆：重庆移民文化象征

追本溯源，在重庆历史上，曾经历过8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对城市的变迁与发展有着相当重大的作用，也形成了现在重庆独特的城市文化与重庆人的性格特质。从1189年开府得名，到1240年彭大雅主持筑城期间，重庆城由比较单一的军事、行政功能要津，演进成为兼有行政、军事、经济、交通、文化等多功能的巴渝重镇。

历宋、元、明而至于清，伴随手工业、商贸业、航运业的日益兴盛，重庆终于在嘉庆年间成为川东第一大都会。其间“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不仅极显著地改变了重庆住民结构，而且催生出多达109行的商业行会和多达20余帮的大河、小河船帮，催生出以商人为主体、以“八省首事”为运作核心的会馆集群，催生出“一字帆墙排岸直，满城灯火映江寒”的物资集散中心和近代商业社会。

随后，重庆在经历了“抗战江浙沪内迁”、“三线建设”两次大规模移民潮后，全市移民一度占总人口的80%左右，人口也从1916年的28万激增到1945年时的262万，30年时间内人口增加了10倍，在1945年时就已经超过广州和天津、汉口，成为人口仅次于上海和北平的国内人口数量最多的三座城市之一。

因此，在各路文化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重庆人热情好客、开放趋新、接纳五湖四海的宽广和包容的品格，并使重庆人具有了非常开放的心态，从而导致这个城市气度恢弘，激情飞扬，具有无限的张力。

与此同时， 以此为契机，历来崇尚豪爽的重庆住民，不仅继续讲究为人豪放爽快，而且开放包容的自信心空前高涨，更加讲究在商业活动和人际交往中守规矩，重诚信，说话爽直明快，做事干脆利落，决不欣赏曲里拐弯。

重庆人把这样的语言、行为和气质统称为耿直，普遍持久地引以为荣，积淀成为群体性格。时迄于今，耿直不耿直，俨然成了品评重庆人的第一条准则，也成为重庆人评价他人的心理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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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仁大义的民俗传承

民俗是民间的风俗习惯，是人民在传承文化中最贴切身心和生活的一种文化范式，是群体无意识的基因。尚豪爽，竞耿直，也与民俗密切相关。

以大巫山为发源地，在整个巴渝地区，从上古到民国都巫风炽盛，男女景从。诸如歌舞舆神、爆竹臊鬼、击鼓焚山、烧龙起雨、竹枝踏歌、龙舟竞渡之类的岁时习俗和民间风俗，尽管随时代变迁有所变易，但流风余韵越千百年绵延不绝。

一代又一代熏陶不止，必然会不断强化豪爽耿直的群体性格。因之而见于劳动，就有了如刘禹锡“竹枝词”所写的“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山间男女都风风火火。因之而见于情爱，就有了如大宁河地区五句子山歌所唱的“锣儿越打越发光，情妹越打越偷郎，脑壳砍了还有颈，心肝掏了还有肠，五马分尸不丢郎”，胆气豪迈、语辞火爆。

但是，既往形成的群体性格绝非注定一成不变。应当代文明的价值取向，重庆人的性格正在去芜存菁，升华重塑。但不管如何变化，豪爽耿直已经、正在并必将继续引领和驱动重庆人的性格朝着更大气、更阳光、更有广适性、更具正能量的大方向谱写新的篇章，必将为培育坚韧顽强、开放包容、豪爽耿直的重庆人文精神增添新的内涵。

来源：重庆日报《重庆人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 ； 作者 蓝锡麟 （有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