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希腊高等教育萌芽期的社会理想及其对知识观的影响

在古希腊的理想是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参与城邦的运行与治理，这种理想就带着朴素的民主、自由与平等观念。

从古希腊时期荷马著作中可以看到，当时希腊文化界中普遍认可一个核心价值理念——正义（dike）。荷马对于正义这一概念的使用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宇宙存在着单一的基本秩序，这一基本秩序不仅使自然，也使社会有了一定的结构。支配这一基本秩序的是诸神之父和人类之父——宙斯，而管理这一基本秩序的则是“既善又美的人”——“王者”，这些“王者”对宙斯分配给他们的正义进行管理。正义女神忒弥斯是专门管理这一秩序的“王者”中的“王者”，如果某种特殊的正义符合女神的要求，就被视为可靠的、正直的；如果某位“王者”的决断符合女神的要求，则这种决断就是无私的、公正的。王位、宇宙秩序和神圣支配是紧密围绕、密不可分的三个概念。宙斯与“王者”都是通过对违反神旨的人进行惩戒来维护并强化正义的。

其实，忒弥斯本身就是一种靠惯例与传统来维系的神圣秩序。Themis（忒弥斯）的字义本来就是“正义”、“法律”、“习俗”。忒弥斯女神在希腊神话中就是秩序、预言和法律之神，形象上也是手持天平，以布蒙眼，以示公正。所以，忒弥斯实际上象征着古希腊时代的习惯法。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存在着立法意义上的法（nomos），而正义（dike）就成为一种永恒的、绝对的普遍原则而存在。这种正义显示了宙斯的意志，这种意志也体现为世界秩序，也就是习惯法。

所以，正义是习惯法或既成惯例的基础与绝对原则，而习惯法又是永恒正义的外在体现。这种永恒正义又是在人们的关系上，甚至在诸神关系上的表现、存在与施行。根据这种既成惯例或永恒正义，每位神或普通人都在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各自位置完成自己被赋予的使命。这既是一种权利与职责，也是被正义原则所赋予的“荣誉”。这种观念被继承并传承下来，对古希腊的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柏拉图就将雅典城邦中的公民分作三类：治国者、卫国者和生产者，这三类公民又分别由金、银和铜铁所构成。国家正义就孕育于这三类公民的和谐共处关系中，如果每类公民都能够完成本阶层应该完成的事情，且不影响到其他阶层，就是正义的。虽然，这种“安分守己”的正义观很保守，不过，我们可以从中明显地看出荷马时代“秩序观”的影响。

正是基于这种理念，古希腊人在对知识的选择上，在各个学科进行分类研究的重心上，都从这种秩序观出发。这种普遍的社会理想提倡自然规律、自然法则，是一种“统一”的秩序观，甚至是凌驾于诸神之上的绝对法则。而这种秩序观又在古希腊社会中逐步扩散到各个领域。这种观念充分体现出他们“万物一体”的观念以及他们对于隐蔽在表象背后的真理的确信，并希望能够秉承这样的观念去改造世界。

（二）中国高等教育萌芽期的社会理想及其对知识观的影响

在春秋战国时代，“动荡”、“离乱”的社会使得“以前的良好规制消失了。社会变得无公理、无秩序、无制裁，人人争相图谋私利，由小康社会进入乱世。”乱世之乱主要表现为文化精神离散，社会失范失序，人心失去根脉。人们企盼乱世终结，治世重起。人民意识到“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文化，不能没有规范，礼崩乐坏，其结果是社会混乱，人心无根。所以在经过了两三百年的文化贫困期后，私学得以产生。”春秋时期战乱频仍，本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时代，不过，却也是中国文化走向繁荣的起点。在这一时代产生了大量的文化硕果，这些在今天依然散发着光芒。

就如同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期理论那样：在公元前800—公元前200间，中国、印度等东方思想家和西方思想家大都意识到“整体的存在和自身的限度”，在我国殷周时代，君与臣的关系、天与人的关系面临着社会大变革都需要重新调整，特别是在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已经成了大势所趋，思想、观念等问题也需要与时俱进。诸子百家作为“士”阶层的代表，自然会对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应。

“士”阶层的崛起并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高等教育萌芽期的一个突出特征。回顾那段历史，可以发现当时“士”阶层活跃在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影响极为深远。从这一角度来说，当时的“士”的社会理想也就可以当做整个社会理想的一种代表。

“士”原本在贵族阶层中位于最低层级。他们曾经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通晓“六艺”，能文能武。在和平年代，士就是贵族的助手；在战争年代，士则可以充任下级军官。士的位置可以世袭。不过，春秋时期社会动荡，经济形态发生巨变，很多奴隶主贵族本身也没落了，士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依托，其中一部分人就凭借原本所掌握的知识文化来谋生。他们将原来私藏在贵族奴隶主之手的礼器乐器和典籍文物带到了下层民众之中，导致出现了“学术文化下移”的现象。而文化的下移与变迁为文化创造者的出现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作为文化载体和传播者的“士”阶层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思想家、教育家。

作为一个新兴阶层，“士”阶层从诞生伊始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各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或扩大自己统治的范围，大量地招贤纳士。而“士”在行动上自由度较大，各国统治者为了争夺人才展开了争夺，并逐渐形成了用士与养士的风气。如齐桓公采取“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之”的政策，“养游士八十人”，并通过对人才的延揽与善用成就了自己的霸业。到了春秋末期，公室与私门之间展开斗争，也都把对于“士”的争夺视为重要竞争手段。如：鲁国的执政大夫季昭子“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养士的目标“不在所与居，在所与谋也。”就是说，季昭子和孔子的弟子谈论话题的是如何削弱鲁公室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势力。再比如，齐国的陈成子“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同样也是为了在与公室的斗争中获得胜利。这种养士之风一直蔓延到战国时代，并达到了顶峰，战国时的国君如魏文侯、秦穆公、齐宣王、齐威王、燕昭王、梁惠王一度都把对“士”的争夺视为争霸的重要砝码，而“士”阶层也争相归附到他们的国家。特别是齐宣王和成王特意建成高门大屋的稷下学宫，而卿相如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和秦国的吕不韦等，大量招揽“士”。那个时代，“士”的聚散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兴衰的标志之一。“士”作为一个阶层，虽然无权无势，但是，却是一个新生的力量而为各方权贵所重视。“士”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也作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和师资群而出现在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上。

当“士”阶层作为新兴文化、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之际，正是中国社会的一段动荡时期，“士”阶层以扶危定倾、挽救时弊的雄心壮志，以敢为天下先、勇于探索革新的气概，以舍我其谁、临危受命的超凡胆略、智慧以及入世情怀，担当起开创治世、传承未来的重任，并且推动了我国古代文化形态从“学在官府”过渡到“学在四夷”的深刻变革。

对比当时中外教育思想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高等教育萌芽期的教育思想并不处于下风。在这一时期，不仅我国，其他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也都出现了学术活跃、思想纷呈的景象，也涌向出了大批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体现出了“轴心时代”的特征。中国思想家们力图救世济民、革除时弊，教育就成为他们实现自己宏图的重要手段。他们四处游历、讲学授徒，通过大力推进私学教育来推广并实现他们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