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中记》委托任务攻略，

在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以下简称V&A 博物馆）的中国陶瓷捐赠者中，除了乔治・ 素廷 （George Salting，1835—1909）外，另一位不可不提及的人物即为威廉・古兰德（William G. Gulland，1841—1906）。从1905至1932年间，古兰德伉俪共无偿捐赠馆方多达900余件中国陶瓷，其中尤以盛清作品为大宗。他们两家的慷慨捐赠，成为奠定该馆海外清瓷收藏盛名的重要基础。不同于素廷的收藏途径，古兰德曾密集往来于亚洲，从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地收购藏品。在其过世后，更发心遗赠与专款捐助，帮助典藏机构对外推广中国陶瓷研究。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图片来源 / 维基百科

亚洲经商生涯和英国退休生活

古兰德1841年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Fifeshire），受教于爱丁堡，1863年左右前往新加坡从事贸易工作。当时新加坡仍属大英帝国殖民地，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商务体系，许多英籍人士得以在亚洲进行贸易活动。另外，自从清朝对英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双方于1842年签署《南京条约》。清朝不仅割让香港岛给英国，亦向英方开放沿海五处港口进行交易通商，当中包括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由于这些时空机缘与条件，古兰德得以进出中国及日本等地，开始收集古董文物。

经过近20年的海外经商生涯，古兰德决定于1884年退休，并与妻子朱莉娅（Julia C. Gulland）定居英格兰南部的滨海小镇霍夫（Hove）。当时他的中国文物藏品数量已达千件，内容品项以陶瓷为主，尤其在清瓷方面更是出色。尽管退休的日子过得舒适，但古兰德仍不忘收藏热情，持续与伦敦、布莱顿（Brighton）、巴斯（Bath）和彼得伯勒（Peterborough）等地的古董商家密切往来，添购不少东亚艺术品。除了以收藏东方陶瓷为其业余爱好外，古兰德也积极参与公众事务。例如他曾是新加坡海峡立法议会（Straits Legislative Assembly）成员，亦为霍夫镇专门委员（commissioner）。在他去世前，还向布莱顿博物馆（Brighton Museum）捐赠一批日本陶瓷。

捐赠藏品予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1905年3月9日，古兰德决定把192件中国陶瓷藏品捐赠给V&A博物馆。这批作品多为清朝18世纪的彩瓷，种类丰富多样，包括白瓷、青瓷、青白瓷、牛血红釉、天蓝釉及仿生瓷等，足以代言中国制瓷业的高超技术与美学。古兰德希望通过向博物馆捐赠这些作品，能够帮助英国陶瓷工业的发展与改良，让业界人员有机会观摩并参考中国陶瓷的长处与特色。当时这批赠品多数陈列于博物馆中，另外有部分则长期出借给地区文博单位，使更多民众得以欣赏实物，进而扩大影响力。

遗憾的是，古兰德于1906年12月6日逝世，享年65岁。他在生前已写下遗嘱，认定其妻朱莉娅为受益人，也透露欲把其中国陶瓷藏品捐赠给公立机构的强烈意图。为了实践丈夫遗愿，朱莉娅在1907年5月14日向V&A博物馆捐出139件清瓷，多为雍正时期作品。1931年间，由于朱莉娅的健康每况愈下，古兰德家族的遗产执委会决定再次向V&A博物馆和国立艺术图书馆（National Art Library）捐赠一批藏品，其中包括247件釉下青花与彩瓷、35件绘有中国风格图案的欧洲瓷器、23件带有欧洲装饰主题的中国外销瓷，以及数十件东亚卷轴和文物。

此次捐赠之后不久，朱莉娅于1931年8月11日离世。从当年9月至次年（1932）1月期间，古兰德伉俪的遗产执委会遵循两人生前愿望，陆续向V&A 博物馆进行数次捐赠，总数量共312件。回顾过往，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因为威廉和朱莉娅的无私奉献与热心公益，使得V&A博物馆拥有夫妻俩的中国陶瓷收藏精品高达近千件，其贡献可说与另一位收藏家乔治・素廷不分轩轾。特别在清瓷部分，素廷与古兰德两家的捐赠品，堪称建立起该馆清瓷典藏的两大支柱。由于收藏家的慷慨大方、前瞻远见与关注公众利益，遂让V&A博物馆跃身成为海外中国陶瓷收藏的知名要地。

藏品图录和博物馆导览手册

1898年古兰德通过位于伦敦的查普曼和霍尔（Chapmanand Hall）出版社，以“中国瓷器”（Chinese Porcelain）为名，首次发行收藏图录。书中不但收录他个人的精选藏品，也征集其他藏家的代表藏品，图文并茂，是当时难得一见全方位介绍中国陶瓷的专书，亦代表19世纪末英国的中国文物藏家之品味特色和审美风尚。1902年间古兰德延续同样的编撰理念，继续出版第二本收藏集。这套书籍问世后颇受世人欢迎，并于1911年进行第三版印刷。由于销售成绩良好，此两本图录又分别在1927年和1929年重印，但因为20世纪初英伦学界出现许多优秀的中国文史专家，例如霍布森（R. L. Hobson，1872—1941）、叶慈（W. P. Yetts，1878—1957）和阿瑟・威利（Arthur Waley，1889—1966）等人的出版物，相比之下古兰德编撰的图录之学术价值略显不足，而逐渐被后人遗忘。

为了让社会大众对古兰德中国陶瓷收藏有进一步的认识，V&A博物馆于1941年2月首次发行导览手册，1950年8月又重印出版。在这本手册中，馆方以清代陶瓷为中心，尤其着重康、雍、乾三朝作品。除此之外，为了使英国人民深入了解中国传统的图像意义与纹饰象征，书内亦收入索普（W. A. Thorpe）所著之《中国瓷器上的装饰主题》（The Subject of Decoration on Chinese Porcelain）文章。而另一篇由利・阿什顿（Leigh Ashton，1897—1983）撰写的《中国瓷器上的欧洲影响》（European Influence on Chinese Porcelain），则希望西方读者通过熟悉的欧式风格，来欣赏东方陶瓷制品。这两种不同的赏鉴角度，都是古兰德鉴藏中国陶瓷所重视的方向。

藏品选粹

釉里红流水云龙纹瓶

清雍正，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古兰德对于中国传统图样有所偏好，因此其藏品中大多可见到相关主题。例如此件釉里红流水云龙纹瓶，瓶呈卵形，器身外观用红色氧化铜绘制云龙戏珠纹，当中飞龙现五爪，表现帝王尊贵的皇家气势。在康熙年间，由于皇帝于1684年任命新的督办大臣，使得景德镇的御窑场又恢复使用釉里红氧化铜的技术。若对此时使用的红铜颜料进行化学分析，会发现其与15世纪明代永、宣两朝时有所差异，表明景德镇的瓷匠画工并未因循守旧，而是努力研发新技术以制作出高质量的产品。由于烧制此类具有良好质量的釉里红瓷器需要一定的工艺技巧与财务资助，因此这些作品多出自皇家订制之需。

釉里红飞蝠纹六方碗

清雍正，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碗呈倭角六方形，外壁釉里红绘制飞蝠纹，为当时的新创器型。因“蝠”与“福”谐音，人们便以蝙蝠表示福气。《尚书・洪范》篇中称福有五种：“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而汉代桓谭《新论》则提及“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五类。一般民间亦把五福解释为福、禄、寿、喜、财，而后衍生出“人臻五福，花满三春”之说。此器外围绘制红色飞蝠12只，寓意“洪福齐天”，象征一年四时福寿绵延。

斗彩花蝶纹天鸡纽合碗

清雍正，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整器由碗和盖组成，因其上下相合，故称“合碗”。当中盖饰为天鸡形纽，盖面与碗外壁则以斗彩绘制花蝶纹。雍正朝的斗彩承袭明代成化工艺，但无论造型或纹饰，皆比前代更为丰富，色彩亦增添艳丽。民国年间邵蛰民于《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中提及：“雍正时瓷质极佳，设色亦极精致。有称为雍正彩者，其绿、蓝、红等色均灿烂有光，为雍正一朝之独擅。”天鸡为古史相传中的神鸟，晋代郭璞《玄中记》云：“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鸡，日初出，光照此木，天鸡即鸣，群鸡皆随之鸣。”具有司晨报晓、黎明即起的吉祥寓意。

粉彩过枝蝠桃纹盘

清雍正，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一株桃枝顺着盘子外壁蜿蜒伸展至器内，似花枝越过墙头状，这种器内外壁或器身与器盖上的纹饰相互连接，一般称为“过枝花”“过墙花”。其装饰新颖别致，极具趣味，相传此样始于明成化年间，但流行于雍正及乾隆两朝。蝠桃纹饰是清代粉彩瓷器装饰上的典型图案，此器内外共有八颗粉红硕桃高挂枝头，譬喻“八仙祝寿”；而五只蝙蝠展翅穿梭其间，则蕴含“五福临门”或“五蝠捧寿”之意。整体红绿釉彩浓淡相宜，设色柔丽婉约，构图造型上则显现舒雅简洁，具多层次的自然立体感。

仿钧窑变釉莲蓬口长颈瓶

清雍正，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通体施以钧窑变釉，釉色艳丽似霞若焰。本器具莲蓬形口，细长颈，溜肩，鼓腹，圈足。在清瓷的外观设计和图案纹样上，经常可见莲蓬造型。因莲蓬多含莲子，是“连子”的谐音，因此带有“多子多孙，子孙满堂”的含义。在釉色表现方面，此处的仿钧窑变釉是名贵的色釉品种，其烧造工艺步骤复杂，是雍正朝仿宋钧窑而创烧出来的一种高温颜色釉。在清代陶瓷专著《南窑笔记》中记载：“其钧窑及法蓝、法翠，乃先于窑中烧成无釉涩胎，然后上釉，再入窑中覆烧乃成。唯蓝、翠一火即就，钧釉则数火乃得流淌各种天然颜色。”

青花葡萄牙盾形徽章纹执壶

明嘉靖，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除了东方传统纹样外，具有西式风味的图案装饰也吸引着古兰德的目光，这件执壶便带有欧洲名门世家的专属纹章。1511年葡萄牙的贵族贝秀多（Peixoto）取得此纹饰的专利权，可判定此壶原为该家族所有。另外本壶器呈梨形，口呈蒜头状，附高手柄，长流，壶颈和流之间有涡卷结构相连，带有16世纪出口到中东市场之执壶的部分特征。当时葡萄牙商人多以中东港口为转运地，往返欧亚国度之间，进而推动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贸易。这件执壶可能是受航海家及商人安东尼奥・贝秀多（Antonio Peixoto）委托烧制，而银质配件则是在土耳其加装完成。

粉彩VOC字母杯碟组

清雍正，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此套杯碟组装饰着荷兰共和国纹章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字母缩写VOC，纹章内出现一只戴着王冠的狮子，其手握七箭代表七个省份，周围则书写荷兰格言“CONCORDIA RES PARVAE CRESCUNT”，意为“团结弱小来实现强大”，纪年为1728年。这个图案设计乃是仿照荷兰硬币，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28年铸造并发行至1751年为止。因此，这套茶具可能是在1728年时为庆祝此款新货币流通问世而专门烧制的纪念品，并由当时的广州画工把硬币上的图案描摹到来自景德镇的素瓷之上。

珐琅彩西洋人物图绶带耳葫芦扁瓶

清乾隆，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

此器呈扁葫芦形，两侧带有绶带耳，通体以凤尾纹为地，外壁主体开光内以珐琅彩绘西洋人物与自然景观，展示繁复精致的纹饰，透露绚丽缤纷的釉彩，堪称乾隆朝制瓷高峰的例证。图中仕女与孩童皆为欧洲人的面容与服饰，制作刻意求精完善，极尽富丽装饰之能事。观众可从中看到乾隆皇帝对于西洋事物的好奇兴趣，亦能理解为何此类作品能够吸引后世外籍藏家的喜爱与追捧。